青阳集卷二

译送归彦温赴河西廉访使序 河西原是匈奴昆耶王、休屠王的土地，三代时期同中国不相通，汉代才攻取并占有它，设置五郡。其间自李唐以来，拓跋氏在那里称王，号称西夏。到了辽、宋时期，天天从事战争，所以当地百姓多勇武而少文理。然而依我看来，我的家乡合肥，合肥的戍军中全是夏人，他们大多面色深黑，善于骑马射箭，有的人身高达到八九尺。他们的性情大体质朴正直而崇尚义气，平日相处，即使异姓也像亲戚姻亲一样。凡是有所获得，即使只是一篮饭、一碗羹，也不据为己有，必定召集朋友共同享用。朋友之间有无相通，有余就送给别人，没有就向别人取用，也不稍微放在心上。百斛粮食、数千数百缗钱，只要说一声就能立即备办。年节时相互往来慰问，年长年幼按年龄而坐，不按爵位排列；献寿拜舞，上下之间和乐欢欣。醉后就彼此讲述乡邻亲戚的事情，互相拉着手流泪，视为常态。我起初以为只有这些异乡人能够如此亲近，后来询问夏人，才知道全国的风俗无不如此。异姓之人尚且这样，那么他们的亲族姻亲更可想而知了。他们的百姓自然都亲近尊长、为长上效死，凭着弹丸黑子般的小地方抗拒两个大国，传承五六百年后才灭亡，并非偶然。几十年来，我们夏人居住在合肥的，老人都已经去世，年轻人也都已长大。他们的习惯一天天不同，风俗一天天改变。年轻人尊贵、年长者卑贱，于是年轻人傲慢地对待长者；兄长强、弟弟弱，于是兄长抛弃弟弟。面对小小的利害，哪怕不超过毫发之微，亲戚也会像仇敌一样互相残害。我还怀疑是江淮的土地贫瘠，生长在这里的人也因此改变。后来询问夏人，才知道如今全国的风俗也无不如此。亲族姻亲之间尚且如此，那么异姓之人更可想见。夏本是小国，处在分裂的时代而使用武力，必然不能专心于教化；而且身处偏远之地，即使施教，也未必符合先王之法。后来国家承受天命，统一天下，收缴兵器，以仁慈柔和加以安抚，用学校来养育他们，又用利禄来诱导他们。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弦歌诵读之声从京师传到海边，教化也可以说十分完备了，可风俗却日益败坏到如此地步。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的祖宗在天下设置肃政廉访司，大体把移风易俗放在首位，而其职责又以学校为重，所以世人称之为风宪，这正是得到了先王治国的本意。因此曾经选任尊贵的官员，凡不是道德和爵位都出于庶僚之上的人，不得参与这种选任，因为他们是百姓的表率。如今皇帝任用嵬名公为御史大夫，嵬名公于是历选朝廷官员，选拔各位名臣担任廉访使；而我的归君彦温由枢密院判官出任河西廉访使。归君年少时即由科举擢升，能写古文，有大节操，从国子博士历经五次转任而升为此官，如今在夏地担任廉使。他一定能够兴办学校、施行教化，以恩泽惠及我们夏人。夏人听说朝廷以儒臣担任尊贵官员来治理自己，一定会受到劝勉而学习，接受归君的教化，风俗必将大为改变，恢复到古代的样子。异姓之间也会像亲族姻亲一样相处，像国家初建时一样，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因此我说明夏地的风俗，以此寄托对归君的期望。

译送月彦明经历赴行都水监序 中国的水依靠大禹治理而全部平定，唯独黄河成为祸患直到今天仍未停止，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黄河失去了大禹治理它的方法，而治理黄河的人又不用大禹的方法来治理。黄河发源于昆仑，汇合各个戎地的水，向东流入中国；它的水性刚劲凶悍，就像人的性情中有强大的力量。它来得非常遥远，流入中国时地势又极低，好比在高屋之上倾倒瓶水，因此它难以治理，原本是很自然的。况且中原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洞庭、彭蠡这样的地方来汇聚水流，所以黄河常常横向决口泛滥而造成灾害。它的水势若不多开分流之处来削弱流速，便不能以人力制胜。因此大禹治理黄河，从大伾山以下就分成两条河道；从大陆泽以下就分散成九条河。这样以后，河流的分支多了，黄河的大水便有很多地方宣泄，水势也有所分散，灾患就可以平定。这就是大禹治理黄河的方法。自周定王时起，黄河开始向南迁移，到汉代大禹的旧河道已经失去。因此西京时期遭受的水患尤其严重，即使凭汉武帝的才智，乘着文帝、景帝富庶的基础，面对瓠子这样的小决口，最终也不能堵塞，只能无可奈何地罢休。瓠子再次决口后，河流形成屯氏等河；后来黄河流入千乘，德州、棣州一带的河流又分成八支。汉人把它们指称为太史河、马颊河，这些河道使黄河有了许多分支和泄水之处，水势也有所分散，大体偶然符合了大禹治理黄河的方法；由此一直到东汉都城时期。到了唐代，黄河有一千数百年没有成为祸患，有人认为这是王景修筑堤防的功劳很大。不然的话，假如没有屯氏河和德棣诸河，黄河的大水没有地方宣泄，水势没有地方分散，王景凭几丈高的堤防去抵挡它，就如同螳螂举臂去阻挡奔腾的大车，我是不相信的。只是黄河的分支已经很多，水流有大量泄放之处，水势又得到分散，王景的堤防不过是用来抵御渐水的泛溢罢了。到了赵宋时期，黄河又向南决口；至南渡以后，才由彭城汇合汴水、泗水，向东南流入淮河，而汉代的旧河道又失去了。黄河如此巨大而有力量，只有淮河一个地方承受它，没有地方泄放和分流，所以如今的河患与汉武帝时没有不同。我曾认为中国的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所以水到了中国流入大海的，都趋向东北。古代黄河从龙门开始穿过西山山麓，进入大陆泽，这是地势最低的地方。然而黄河是天下最浑浊的水，通常每一石水含有数斗泥沙。我曾经取道梁、宋，观察黄河决口之处，凡是洪水冲淹过的地方，等洪水退去，连高大的树木都完全陷入地下，漫无踪迹。黄河在大地上流行已经几千年，到了千乘才迁徙河道；自汉代以后又过了一千数百年，黄河迁徙到彭城。然而南方的地势本来高于北方，所以黄河向南迁移困难，向北迁移容易。自宋室南渡到现在将近二百年，黄河很快又向北迁移，这是它的水势所决定的，并没有别的说法。近来黄河冲破金堤，越过丰沛、曹、郓等郡，造成极大灾害。天子怜悯百姓被水淹没，于是疏浚柳河，想把河水引向南方，但工程没有完成。又派平章政事嵬名公、御史中丞李公、礼部尚书台哈布哈公以及沈两珪，前往有邸、白马祭祀河神。河患仍未停止，于是召集各位老臣讨论治理黄河。老臣们没有人能说清办法，只有尚书台哈布哈公认为应当疏浚黄河、放弃旧河道，再把河水引入彭城。待制杨梓义却极力认为不能放弃旧河道，即使疏浚，也未必能把河水引进去。朝廷无法决定，于是派都水使者考察利弊。有人认为应当筑堤，从曹南起，到嘉祥止，东西三百里，以阻挡黄河北流，然后逐渐设法引导它向南。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设置都水分监负责此事，选朝臣中懂治水的人担任都水。我的同年好友月彦明即将以元朝幕府官员身份出行，来向我询问。我并不懂河道事务，虽然如此，谚语说：“不熟悉做官之事，就只看已经办成的事情。”我就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向您说明，那么古人从前治理黄河的方法就可以看出来了。如今黄河只要不返回旧河道，便可以筑堤阻挡并排导它向南。假使它返回旧河道，从汉代的千乘入海，那么国家将会像东汉都城时期和唐代那样，一千多年没有水患吗？如今大禹的九河已经无法考察，但黄河也没有重新流经德州、棣州之间；汉人所指称的太史河、马颊河还没有完全湮没，可以像抽丝一样寻访考究。黄河的河道若如此，水量将有大量泄放，水势也会有所分散，不会像只有一条狭小淮河那样被扼住水势，使它横向决溃而成为百姓的灾害。如今朝廷的议论，并不是想把河北当作蓄水坑，只是担心黄河向北流会使会通河的漕运废止，这件事关系朝廷极为重大。我却认为，即使黄河向北流，会通河的漕运也不会废止，为什么呢？漕运依靠的是汶水，不能依靠黄河。黄河向北流以后，汶水从彭城以下必然会渐渐微弱；那么我们加以控制并顺势治理，也可以通舟运输粮食。《尚书》所说“浮于汶，达于河”，就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防止钜野泽一带，让黄河不要任意流动，等它恢复到千乘一带，再根据水势适宜之处加以修治，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朝廷正在办理筑堤防洪的事情，本来用不着考虑这些，因此月彦明的话似乎迂远而不切实际。万一堤防不足以抵御黄河，那么我的话或许有一天会得到验证。所以为他写下这篇序。

译送樊时中赴都水庸田使序 国家在江南设置都水庸田使，本来是以百姓为根本，把赋税放在其次。往年使者不明白根本和末节的道理，百姓曾因旱灾申诉，他往往拒绝接受，反而把租税全部征收上来；近来百姓又因水灾申诉，他再次逮捕拘禁申诉者，把他们当作奸人治罪。他心里认为：官府既然主管都水，百姓即使有水旱灾害，又能把我怎么样？于是吴越百姓纷纷喧哗，认为他是在祸害自己。恰逢天子询问百姓的苦处，才认定百姓确实是遭受水灾而不是奸人，于是弹劾驱逐使者，打开刑具释放百姓，并将此事上报。皇帝召集朝臣议论后，历来选拔有学问、知晓大体的公卿担任使者；我的朋友樊时中以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的身份被选任此职。自从您到任以来，官僚协调和睦，官吏畏惧法纪，百姓信服，政务得以大为推行。任命下达那天，人人相互叹息，惋惜您将要离去。只有您的朋友余阙高兴地说：“东南百姓的民力，从前已经说是枯竭了，何况如今又过了三百多年？过去富盛的已经衰败，登进的已经耗损；如今贫穷的人竭力劳作以求苟活，富裕的人也用尽力量来供纳赋税。有的人拿自己的财产置办酒食送给别人，人人都望见他就离开。他们困穷而无处申诉，比前代更加严重了。怎么可以再使他们陷于困境？如今得到贤能的使者来治理这里，修治沟渠，观察农作与休息；不幸遇到水旱灾害，就哀怜他们并替他们设法。” “这样，贫困的百姓大概可以稍稍得到救济了吧？”树木果实繁多，枝条就会下垂；根本疏弱，树干就会拔起。何况国家和百姓呢？所以善于种树的人，会减少果实而加厚根本；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会减轻赋税而使百姓富厚。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时中慷慨而有远大志向，面对大事果断坚毅，不计较利害而去做。如今他出行，难道不能大大安慰吴越百姓的愿望，来副合朝廷的倚重和期望吗？这是一定的。二月初吉，从鄂城出发，花木繁茂，宾客僚属都在，各自作诗来称赞他。因此我首先写下这篇序。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 宋高宗南迁以后，合肥于是成为边地，守臣多由武人担任。九十多年间，没有一年没有战争，所以百姓中的豪杰都离去而成为将校，因累积战功大多升到节制之职。郡中世代为官的家族，只有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这三家在当时，尊贵的不过是通判，显达的有的做到知县或知府，族人也还不十分众多。元朝受命以后，结束战争，休养百姓。百姓既然富足了，又修明礼乐，确定治理的制度；各位武臣的子弟无处施展才能，多半隐藏不出。春秋每月初一，郡太守到学校举行典礼，穿深衣，戴乌角巾，手执笾豆罍爵，负责唱赞引导仪式的，全都是三家的子孙。因此他们的才能都有所成就，后来成为学校官员的很多。当宋朝末年，各位武臣的富贵，视三家简直不值一提。但一百多年以后，只有儒家子弟入学做弟子，出仕做人师，随着才学大小，都在当时有声望。即使天道忌讳满盈、厌恶盈满，但儒者的恩泽深厚而长远，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范氏世代多有闻名之人，范立中特别通达敏捷，从郡学直学升为襄阳教谕。宋朝灭亡时，蜀地流寓的士人多在江汉之间，我想那里一定有老成持重、足为典范的人与他交游。如果有老成持重、足为典范的人同他交游，范立中这次出行一定会大有收获。范氏后代中将来显达的人，一定就是范立中。趁他出行之际，写下这些话赠给他。李克复总管赴赣州诗序 仁皇帝即位后，因怀来功劳而录用并达到高位的人，不下数十上百，唯独韩国李公凭借旧日受甘盘辅佐的关系最为显达，官至平章，主管百官；君臣同心同德，锐意精勤地治理古道。韩公相业为天下后世称道的，设置科目选取士人尤其突出。元统初年，我惭愧地参与论荐，计偕前往京师，和同年朋友寻找韩公的子孙，结识了如今的伯征太常并与他交往，又在京师结识了克复屯田。近来我在泗州任职，而您又担任泗州屯田提举，天天和您相处。我想到天下士人能够再次见到前代宾兴的盛况，是由于韩公；士人没有机会见韩公，能够见到屯田，难道不就如同见到韩公吗？况且我与太常是同年，承蒙他让我纳交，所以我便以太常侍奉您的方式来侍奉您。每逢初一、月令和节日，我一定跟随同僚朋友到您的府第；您有空时也穿着轻裘，宽松衣带，只让一个小吏牵马来经过我这里，我一定为您举杯交谈之后才离开。您的神色严肃而气度和顺，有学问又懂得大体，整日端坐，俨然如前朝人物；前代掌故没有不知道的。听您谈论，源源不断如圆环没有终端，座中宾客没有人能插上一句话。去年秋天，任期已满，宰相因为您有门第，又长期历练事务，不应当处在闲散之地，于是上奏任命您为赣州路总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本州的正副长官，以及各屯田官和九州的人，一同到君的官署来祝贺。大家依次举杯向君敬酒，说道：“仁皇帝的文德深入人心，天下人不会忘记仁皇帝，也一定会想到韩公。朝廷记录功勋旧家的时候，首先就会说到君；这样看来，斯文的兴盛可以期待了，请允许我们为天下人向君道贺。”又说：“韩公能够凭借道术使家族昌盛，君和兄弟们又能保有功名，使韩公更加光彩，达到中二千石的地位，请允许我们为君道贺。”又说：“长江以西文教兴盛的地方，要数吉州和赣州，那里人才济济。人们之所以努力学习，正在于科举兴起；既然从韩公开始就努力求学，难道不能在韩公晚年时用学问来治理吗？”赣州虽号称难治，但君治理那里，我余某知道它一定会变得容易治理，请允许我们为此道贺。于是程泗州赋诗四韵，在座的宾客和士人也都作诗来说明这件事。请把我的这番话写在前面作为引言。

译《杨君显民诗集》序 我国初有金、宋以来，天下人任用的只是才干，并没有专门偏重某一方面；然而所任用的多是儒者。自至元年间以后，才逐渐任用吏员，即使执政大臣也由吏员充任。于是中州的小民，只要粗通文字、能够办理文书，就能进入台阁，日积月累地书写公文，都可以因此取得显贵通达的地位；这样一来，中州士人被任用的便逐渐少了。何况南方地处遥远，士人多不能亲自到京师来，其中有才华而有积蓄的人又往往不屑于做吏员，所以被任用的就更少了。时间一久，南北士人又各自划分界限，互相诋毁，严重得像晋国与秦国一样，不能共同被看作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南方士人的处境就衰微了。延祐年间，仁皇帝开始设置科举，但仍有一些人不屑参加，甘愿自我沉没在山林之间，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实在可惜。士人唯独因为不能被世所用，才往往在文字方面多下功夫，以求不朽；然而文章也有幸运和不幸的。不幸的人到老也没有得到任用，连他的文章也随之湮没而不显，这实在令人悲哀。近年来，大江以南山林中的士人，有的携带自己的文章才艺游历京师，得到当代人的知遇，于是士人们纷纷整顿衣冠而起，京师大官之家都有他们的门客，而得到当代人知遇的也比比皆是。像豫章的杨显民，怀抱才华而不屑参加科举，甘愿自我沉没在山林之间；正值士人纷纷出仕并获得知遇之时，他又始终不肯出来求取时誉，这一定是因为他内心有所承担才这样。我虽然不认识显民，但听说他努力求学而操守端正，通晓古今事务；江南士人受到他的影响而成名的很多，他的弟子参加科举、出仕州县的，也能以政绩著称。他家本来贫穷，年纪又将老，却每天萧然吟咏来自我取乐，没有一点怨恨愤懑、不平不满的气息，他大概就是古代有道之士吧？我读到这些而喜爱他。他的弟子凃頴带着他所称的《水北小房集》来到京师，将要刊刻它传给后世；我为它题写在卷首，使后人知道显民是南州士人中有所担当的人，他大概真是一位有道之士。《贡泰父文集》序 我天性一向迂拙，常常努力矫正治理自己，但始终不能进入规矩法度之中。矫治得过分了，便会因此生病而承受不住。于是我想到，迂拙也是圣贤认为的美德，便任凭它如此，一切顺从自己的喜好。我常常行走四方，必定是迂拙的人，我才会从心里喜爱并与他契合；凡是机敏善变的人，虽然勉强同他交往，内心终究不快乐，所以刚刚相合便往往离去。京师是追逐声誉的地方，迂拙并不适宜。我曾暗中在士大夫之间寻求这样的人，终于找到一个，叫贡泰父。泰父是故学士仲章君的儿子，能写诗文，年轻时游学太学，有一时的声誉；因而自视尊贵，不随便求取进身，也不随便同不该交往的人交往。所以我们两人欣然相得，就像鱼在江中游、野兽在林中奔跑一样。当时泰父任应奉翰林文字，本来空闲时间很多，于是我们常常聚会。有时只有一盘蔬菜、一盘鱼，饮酒三巡或五巡，便相互作诗、谈论文章。凡是经史词章、古今上下、治乱贤否、图书彝器，没有不谈到的。兴致稍微得到满足，便并骑经过市场，靠着马鞍谈笑，任凭兴之所至，到哪里就停下。到了傍晚无处可停，就相互问道：“将要到哪里去？” 大家都说：“没有要去的地方。”于是各自策马回去。自古以来直到今天，王公贵人能够寻求贤才的总是很少。然而自至元初年起，奸邪之人掌握政权，势力很大，厌恶儒者，于是劝说当国者罢除科举、排斥儒士。此后公卿大臣相继以此为常规。即使小民和卑贱的奴隶，也都把儒者当作可嘲笑、可诋毁的人。当时士大夫中想要进取、建立功名的，都不得不强作笑脸，早晚到权贵门下等候，用媚态和言辞像侍奉妾婢一样取悦他们，才得到一点点进身机会。这正是迂拙之人所不能做的。因此我放任自适，不向别人求取什么，后来我们都没有得到知遇。我回到淮南以后，泰父也因为亲属关系而辞官归去，后来被授为绍兴推官，我们没有相见，时间最长。去年大原的贺君做了丞相，搜罗天下有政绩声誉的人，而泰父的治理在浙东西是第一，于是又被召回任应奉。我恰好入朝任待制，我们相见更加欢洽。算起来，我们分别已经十年了。我的年纪比泰父小，胡须头发却都白了，而泰父仍然精神锐利，面色红润，和往常一样。他拿出分别以后所作的诗文，数量很多，而且进步很大，我更加知道泰父真是豪杰之士。像这样贤能的士人没有得到知遇，长期沉沦在低级官吏之中，理应悲愤无聊而不能尽展才能。可是他竟能自立得卓然不群，还以余力勤勉于文学；而且他的形貌充实有神，如果内心没有所承担的信念，大概不能这样。这样看来，我的泰父在迂拙方面又远远超过我了。古代贤士大多不能样样兼长。对于文艺，文艺虽然地位不高，但世人将来仍会尊重并传播它，是因为喜爱那个人的缘故。不贤之人即使在文艺上极其精通，人们仍将轻视他，那又有什么用呢？泰父是忠孝之人，他的功名事业本来不必借助文章诗歌也会流传，更何况他又兼有文艺呢？我从前同他分别，如今见到他的文章达到这样的程度；现在又将要同他分别，我想等下次相见时，他的文章必定又超过现在。因此在他出行之际，写下这篇序来记载这件事。

译《送葛元哲序》所谓文，是万物形成纹理、章采的表现。在天上表现为日月星辰，在地上表现为山川岳渎。落实到人身上，如尧舜的政治教化、孔孟的道德、仲由的政事、冉求的才艺，都称为文。如今特意把言辞精美称作文；可是言辞的精美，没有比周公、孔子两位圣人在言语上的更精美的了，他们难道是有意追求精美才如此吗？那么他们的文章为什么这样文采茂盛呢！扬雄、司马相如、韩子、欧阳子，才开始被称为善于写文章的人；他们对于周公、孔子的文章，并非不想穷尽日夜之力，达到一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勤勤恳恳地追求雕琢磨砺，以求达到精美，但最终仍然不能达到。濂溪先生、二程先生的学问，比起扬雄、司马相如、韩子、欧阳子，似乎有些无暇顾及文章；然而品味他们的言语，深沉而深厚，雄浑而敦厚，纯粹而醇和，即使让他们列于圣人门下，恐怕颜子、曾子也不能超过他们。那么，言辞的精美似乎又不必穷尽日夜之力、达到一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勤勤恳恳地雕琢磨砺，直到达到圣人的境界才停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圣贤道德的光辉在内心积聚而向外发散，所以他们的言语并不刻意追求精美，却自然精美。譬如天地的化育、雨露的滋润，使万物的魂魄产生花朵、文采和羽毛，这是人类极尽智慧技巧也不能做到的，也只是自然而然罢了。所以学习圣人的道，就能得到圣人的言语；学习圣人的言语，如果不能得到圣人的道，那么连所谓的言语也都不能达到。金溪葛元哲旧日以文章闻名于江南，考中科第以后，他的文章又传到京师，众人都说元哲的文章应当用来为天子粉饰太平、铺陈宏大的功业，以流传后世。适逢有选任守宰的机会，于是任命他为兴化录事。我知道元哲最终会凭文章得到选用，不会长久任职于外地。在他告别之时，所以同他谈论文章。《送许具瞻序》我读《周易》的《谦》卦时，没有一次不掩卷叹息说：“圣人对待小人的心意，为什么竟然这样深厚啊！”阳代表君子，阴代表小人。小人势盛就会侵凌君子，所以阴气到第三爻便是《履》；君子势盛也从来不压制小人，所以阳气到第三爻便是《谦》。《谦》就是谦虚。阳本来充实，却说它虚，是因为它不自满自大，所以屈身下降到阴之下。这就是说以谦下作为德行。初爻是谦，谦下而又更加谦下。到了二爻，逐渐向上，所以说“鸣谦”；“鸣”就是用言语表达谦逊。到了三爻，更加向上而且位置高，所以说“劳谦”；“劳”就是以功劳来表示谦逊。凭功劳而谦逊，是厚德到了极点。厚德到了极点，百姓哪里有不服从的呢？所以三爻的爻辞说：“劳谦，君子有终。”既然因谦逊而使百姓服从，君子的道路就完成了。谦逊已经完成，百姓已经服从，再进到四爻，还有什么措施不能施行呢？圣人的心仍然认为自己对待小人的厚道还不够，于是又反过来约束自己，实行谦逊。所以四爻的爻辞说：“无不利，撝谦。”道德已经深厚，谦逊已经充分。进到五爻，小人终究不能完全教化归服，于是便有了侵伐的军队。所以五爻的爻辞说：“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 “不富以其邻”，说明德行盛大；“利用侵伐”，说明顺应事理到了极点。圣人对待小人，到这里可以说已经竭尽心力了。从前禹征讨有苗，苗民违抗命令，益赞助禹，所说的只在于谦逊；禹于是采取舞干之举，这就是所谓充分施行谦逊。谦逊已经充分施行却仍未使人归服，那么他的侵伐之举，禹最终难道能够不做吗？祖宗承受天命，迅速扫平六合，取得了尧舜也未曾有过的天下。圣明天子继承祖业，使天下熙和安定，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子女，尧舜的仁德也不过如此。近来海边发生盗乱，抢掠百姓财物，侵犯官府漕运，罪行应当诛杀；而那些区区百姓，又不过是一个将校的力量就能擒获的，于是并不把他们定为死罪，只停止用兵而招抚晓谕。盗贼又阻止我省臣请求投降，这尤其该杀；但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且说：“德行还没有向下宣示。”因此，官吏的罪过全都改变了，把沿海的州县改为宣慰司，并选拔能够胜任的人担任各郡县官，共得三十八人，天子亲自在便殿接见他们，发给符传并晓谕派遣。唉！这就是所谓“无不利，撝谦”，也是禹对待苗民的办法。三十八人之中，天台许君具瞻应当治理鄞县；具瞻是我的余同年进士。他品行端正清白，才能勇毅而有作为。从前任武义知县时，曾代理金华县的事务。武义百姓成群到宪府申诉，请求让君回来；金华百姓也成群到宪府申诉，请求留下君，不愿让他离去。他得到百姓拥护到了这种程度，可以说完全符合这次选任。因此我特意说明圣天子爱护百姓的深厚，以及任用具瞻的原因。这样做不只是勉励具瞻，也是告知百姓。《赠刑部掾史刘彦通使还京序》舒州以大江为城，北到英州、颖州，南接番州、歙州，西通黄州、蕲州、湘州、汉州、鄂州、岳州，东抵鸠巢，是所谓四通八达的地方。自从战争兴起，各地都跟着陷入动乱，舒州处在其中，却独自遵循道义、秉持气节，不肯与盗贼共戴一天，所以群盗环绕进攻它，舒州也丝毫没有屈服退缩。每天修治长矛，准备弓箭，同盗贼相抗作战。盗贼大举来攻，男子拿起武器，妇女供应粮饷，儿童背负瓦石，空巷中的人都登城作战。像这样已经五年了，劳苦到了这种程度。因此富人日渐贫穷，穷人日渐死亡，城中里巷逐渐耗损，市场和防御设施也衰败不堪；城外一片萧条，到了田野，荆棘丛生，没过人身，连行路的痕迹也看不见。到了驿馆，祭器不整，供给的牲畜粮食不备，储积的物资也不充足；使者经过这里而发怒离去的，往往有之。那些因公事而来的人，大多把贿赂看作自己喜怒的依据；收了贿赂就像春天一样温和，不收就像秋天一样严厉。有的人发怒离去，百姓便相互惶恐地说：“灾祸恐怕就从这里开始了！”不肯甘心吃饭、安居的人，往往数月不得安宁，直到事情平息才停止。浚仪人刘君彦通任秋官掾，也因公事来到郡中居住。他每餐只吃一器蔬菜、一盂饭，送给他珍馐美味便推辞，拿财物送给他便面色愤怒。他持节来到军中，勇敢的人握着他的手勉励他，受伤的人流着泪慰劳他。他在这里居住了特别久，但百姓仍像他初到时一样爱戴他，只怕他已经要离去了。《传》说：“有功劳而被人看见，人们就会高兴。” 君重视百姓的感情，也怜悯他们的劳苦；百姓喜欢他，也是理所当然的。临川人毛顺孙尤其深深敬爱君，和士大夫一起作诗来赞美他。我从前居住在合肥，知道君做掾史时清廉而有才能；称赞这样的士人，是出于事实而不是虚誉，所以写下这篇序，放在诗文集的卷首。

译《高士方壶子归信州序》尧舜时代，把幽州、并州看作北方需要治理、变易的地方；元朝兴起后，统一了尧舜时代尚未拥有的天下，幽州、并州才开始成为天下中央之地，被视为四方的极点。然而那里距离荆州、扬州数千里，气候苦寒而且多风；外地人如果不是在那里土生土长，到了那里便会手冻裂、脚冻裂。当地的居处、服饰、饮食和器用也不同，絺、葛、果品、茶、鱼干等物不能轻易得到，都是本性所不适应的。因此南方人到那里去的总是很少，若不是为了名声和利益，便没有途径前往。何况浮屠、老子一类人把遗弃世俗作为道义，对于名声和利益大多不屑，所以他们到那里去的更少；偶尔前往的，也多是追逐名利的人。高士方壶子在至正年间从信州来到这里，我初次遇到他时，以为他是追逐名利的人。逐渐同他交往，见他神气安闲，形貌充实；人们同他谈论当世事务，他便低头不答。唯独他天性喜爱绘画，人们按照礼节求画，他才拿出一两幅作品，笔意都萧散洒脱，不是世俗画家所能达到的。他曾对我说：“太行山是天下的脊梁，居庸关、古北口是天下险峻的山岩。它们的雄伟奇丽，是江南所没有的；天府的珍藏、王公巨人的收藏，都是古代名画，是我所希望见到的。如今这些我全都见到了，也因此满足了我的志愿，充实了我的操守。我并不是像世俗人那样，为了一点名利而到这里来。” 我说：“方壶真贤啊！他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善于操持技艺的人吧？轮扁制作车轮时，只知道制作车轮是美好的，不知道王公的尊贵；只知道制作车轮是自己的所得，不知道晋国、楚国的富有。所以他的技艺，古今善于制作车轮的人没有能超过他的。如今您差不多就是这样，难道还会有不如古人的地方吗？我们这一类求学的人，如果被外物迁移心志，哪里还能仰望您呢？”在他出行之际，大家相继作诗赠给他。《聚魁堂诗》序 安庆郡文学秦宗德拿着他的朋友豫章严撰写来的信，请求我说：“去年丙申，是江西行中书省举行乡试的时候。临江贡士中有个叫曾鲁的，和他的朋友庐陵解蒙、高飞凤、刘倩玉一起参加考试，住在同一处住所，往来又同乘一条船。他们四人都在甲乙榜中。捷报传来时，高飞凤、刘倩玉、解蒙都留在当地，曾鲁的家乡人便因此把曾氏的馆舍命名为‘聚魁堂’。我是曾鲁的姻亲，又召集能写文章的士大夫作诗来赞美这件事。因为宗德常常承蒙您私下厚爱，所以写信请您作序，希望您不要推辞，将以此为荣。”我说：“科举取士，我曾经在朝廷内外主持过考试。退下来考察所得，父子同榜的有过，兄弟联名的有过，师生同时被录取的也有过。像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登科，我很少听到有像曾鲁这样的。这其中的道理似乎并非偶然，难道还有命数存在其中吗？但也不必拘泥于此。我只是喜爱曾鲁交友得人，而他的朋友也能和曾鲁交往并登科出身。由此升进，推行道义，辅佐君主，惠泽百姓，将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我想四方的人也应当整顿衣冠、相互庆贺了，那么亲友作诗来记载喜悦，本来就是应该的。” 宗德说：“这番话说得很好，请写下来作为序。” 《送李宗泰序》淮东南西北道一带的百姓忠诚而且善于守御。境内有三个郡，即庐、寿、舒。盗乱兴起以后，寿州的守臣先整治战备，和百姓一起守城，但每次出战都失败，仍不能保住附近的土地。百姓无法耕种收获，长淮的粮饷运输道路也断绝，最终到了父子相食才溃败。庐州是大郡，它南面有大片低洼沼泽地，其中著名的大泽有三十六处，俗称“围”。土地广阔，足以耕种和防守，只是将领的才能低下；我曾经了解过那里。将领每天所经营的、夜里所思考的，不是宴饮享乐，就是搜刮百姓的政策。百姓有拿着耒耜来到门前的，便说是来召集他们，夺走农具并侮辱他们。百姓饥饿而死，城池虽大却不能守，于是收集四境乡兵来防守，又没有粮食和赋税供给。富人大多剽掠官吏、杀害人命，却没有人禁止，最后甚至带着自己的兵离去，城池于是陷落。我到舒州时，国门外数十里以内，到处都是盗贼的栅寨。幸而作战取胜，才得以清除附近的土地，让百姓耕种，修筑堡垒来防备他们发动劳役和侵扰。对于不能耕种的人，按时节给以救济；修缮城墙和护城壕，整治矛戈防具；又明确政令刑法，平均赋税，处理争讼。满一年后，局面颇有起色。如今百姓中勇敢的没有人敢喧哗，弱小的也没有什么忧愁，和太平时期一样，只是教导百姓的方法还没有完全整治好。我正要和学士修整学校，一同讲论唐尧、虞舜的治国之道以及天人性命的学说，那么祸乱就没有不能平定的了。至于姑孰的李宗泰，志向在于求学，行为端正而重义，是我应当延请并以礼相待的人。但我的力量不足；宗泰的族人陷在姑孰，听说大多要自我脱身，随宣将往来，而有些合乎道义的事情又不敢阻止他。我姑且写下心中的想法，同他告别。《藏乘法疏后序》天下的书，内容博大却未尝没有纲要。按照五声、十二管的法则，可以穷尽天下的音声；按照十干、十二支，可以穷尽天下的甲子；象形、指事、转注、谐声、会意、假借，可以穷尽天下的文字。统摄它们有根本，汇聚它们有源头；充实扩展它们而不会穷尽，会合起来而没有遗漏。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创造事物，他们对世间同类事物的功劳就是如此。佛氏有《法疏》，汇集书中的名义，收藏十二部的义理，没有不包括在内的，确实是重要的纲要之法。西庵遂公停止讲学、游方二十年，回来后便取出此书加以修订：补充其中没有完备的，阐明其中没有说明白的，删除其中不安妥的；阐明性与相，分析机宜，刊定名目和体例，题名为《藏乘法疏》。濡须有道之士文公无学，拿出若干贯钱作为资费，刻成书板，以惠及四方。从前邵子《皇极经世》把元、会、运、世推演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以穷尽事物无穷的变化。它的文字博大，义理丰富；蔡西山摘取其中的关键纲要，编成《指要》一编，他对邵子的功劳很大。遂公这部书，难道也是大藏经的《指要》吗？我读《传灯录》，看到有个老婆子请赵州绕禅床转一匝，说‘经已经转完了’，老婆子说‘只转得半藏’，‘半藏还是全藏，姑且不要问它’。” 五千零四十八卷，一周行走片刻，为什么要转它呢？这又是西庵没有传出的妙处，所以我把它写在卷末，留给学习者自己体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千四十八卷〕 《青阳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青阳集》卷三 元代　余阙　撰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