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言定声录卷三

译【征，凡是位于征音之后变为变征的类别】过去怀疑宫音和征音之后有戾声却无法确切把握的，如今通过乐器的音律色彩而明显验证了。这样才知道宫音和征音之后各自有一个变音，这是不容置疑的。并且由此推论，凡是七种调式的首字都是宫声，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旋宫”，而宫音之后的一个字与征音之后的一个字，都如同正宫调那样相隔一个音而没有任何不同【例如正宫调之后就是变宫调，以乙字为宫，那么乙字之后的上字作为变宫不使用，所有之后的六个字作为变征不使用；变宫调之后是商调，以上字为宫，那么上字之后的尺字作为变宫不使用，六字之后的四字作为变征不使用，以此类推】。这样才知道宫、征这两个变音普遍适用于七种调式，而不仅仅局限于一种调式。至于曲调中的声音不使用这两个变音，而调式中的声音却使用它们，用乐器的音律色彩来考察，没有不是这样的【例如正宫调中，閟、乙字作为变宫不使用，然而又用乙字起调作为变宫调；在变宫调中，閟、上字作为变宫不使用，然而又用上字起调作为商调，以此类推】。这样才知道声音中不使用的，正是调式中必须使用的。閟，是指声音不閟，而是调式。

译因此，歌唱者演唱五支曲子，乐器便以七调中的“色字”来应和【歌唱只用五调，而乐器使用七调】。每调有九个声音，必须排列其高低，从而合成为五个层次【九声是指五声加上四个清声，四个清声即是五声的清声，所以合成为五个层次。例如宫调的五成：四字高伵字一成为宫调中的宫，乙字高亿字二成为宫调中的商，尺字高伬字三成为宫调中的角，工字高仜字四成为宫调中的徵，六字五成为宫调中的羽。没有高〇字的，是因为羽调没有清声，所以羽调从最高转为最低，又在四字之下，所谓旋宫调就是这样】。数目从下往上起，宫商角徵羽，仍然是一二三四五【解说见五声第一】。假如歌唱者起调已经符合乐器的宫调【即四字调】，而其中的契声【旧作契注声，即抗声】、送声、领调、歇调，凡是抗、抵、挈、掣【即挈、送、领、歇】，都以一成为标准【均，准也，即四字伵字为宫调最低一层】，则称为宫之宫、黄钟之宫；凡是抗、抵、挈、掣都以二成为标准【即上字仩字为宫调次低一层】，则称为宫之商、黄钟之商；由此直到三成【尺伬半低半高】、四成【工仜次高】、五成【六至高转低】，则为角、徵、羽，宫调至此结束。假如歌唱者起调符合乐器的变宫调【即乙字调】，而其中的契声、送声、领调、歇调，凡是抗、抵、挈、掣都以一成为标准【乙字调即以乙亿字为一成】，则称为变宫之宫、大吕之宫；凡是抗、抵、挈、掣又以二成为标准【尺伬字二成】，则称为变宫之商、大吕之商；由此直到三成【工仜】、四成【凡〇】、五成【四伵】，则为角、徵、羽，变宫调至此结束。由此类推，其为商调、角调、徵调、变徵调、羽调，道理也是如此，这就是七调。

然而又有怀疑的人说：乐器只有七个字，既然以四字为宫声，而乐器确立调式，也以中间四字为宫调，那么四字就是宫字了。至于用乙字为变宫，则又以乙字为宫，四字为羽。同样是这个四字，同样是这个抵掣，它在正宫调与变宫调中没有区别。但在正宫调中它是宫，在变宫调中它是羽，怎么辨别呢？回答说：这就是四清二变之所以不可缺少的缘故。同样是四字，同样是抵掣，歌声的不同，辨别在于四清；乐器的不同，则辨别在于二变。怎么说呢？凡是每调的四清都在正声之后，而与正声有近有远。正宫调的四字距离四清远【四是宫声，则必须经历上、尺、工、六正声的尽头而后才到清声，所以为远】，距离远则抗、抵、挈、掣都由低而上。对于四字来说，四低近而四高远【正宫九声：四、上、尺、工、六、伵、仩、伬、仜，所以四高字远】。变宫调的四字距离四清近【乙字起，经历尺、工、凡、四，随即到亿，过了四就是高字了，所以距离近】，距离近则抗、抵、挈、掣都由高而下。对于四字来说，自身不高而接近高【乙字九声：乙、尺、工、凡、四、亿、伬、仜、〇，四无清声，所以自身不高，过了四就是高字了，所以接近高】。由低而上高，不是宫吗？由高而下低，则不是羽吗？这就是九声四清之所以确立旋宫的标准而不可更改的原因。至于乐器，则一成为宫，二成为变宫，三成为商，四成为角，五成为徵，六成为变徵，七成为羽。这是每调中的声音。调有旋转移动，而每调中的声音则不移动。所以每移动一个调，而七声的正变依然如故，那么只要审察其次声的变化，宫声就确定了【每调的二、六必定闭塞，因为它们变了，所以宫、徵都是次声变的】。宫调的四则次声变，变宫调的四则次声不变。一变一不变，而宫羽的差别相差千里，有什么相同呢？所以说：知道四清而后可以确定五声，知道二变而后可以确定七调，不是没有道理的。

于是历代制定音乐的人不知道四清，不知道九声，不知道七律，不知道二变，却妄加考订。即使是赵宋的儒臣，如房、范、和、李、胡、阮、朱、蔡等人争论律吕，然而什么是宫，什么是商？都不能确定。至于押调，有人说：“宫商在字音，应当以喉、腭、舌、齿、唇的字音来确定声音。喉为宫音，腭为商音，字音固然如此。如果用于音乐，则唱宫调的人，怎么能集合全喉的字而汇于一宫？如果说一宫的字不能尽同，只以首字为主，如《葛覃》‘覃’字是黄钟调字【覃是闭口字，羽音，说是黄钟调字，不知何据】，则结尾也用黄钟调收之。《七月流火》是清声调字【清声怎么能立调，这一定是误把清调、清乐当作清声了】，则结尾也用清声调收之。那么起调用字，收调用声，已经不合逻辑。至于歌曲首字，从未立调，其他不具论。即使庾信乐章有五声歌曲，唐初乐录有五声祀五帝歌，其于宫调首句，如‘气离清浊’【此庾信宫调曲】、‘眇眇方舆’【此唐初宫调曲】，‘气’字、‘眇’字，未曾为宫音。况且唐人清乐如《甘州》羽调、《伊州》商调，何曾用商、羽之字为

译首字者？如果说宫声起调、宫声止调就是宫调，商声起调、商声止调就是商调。我不知道所谓的宫声、商声究竟是怎样的，但仅从起调来说，一声初发，众声环绕流转，合在一起才构成乐曲。哪有首声入调而众声可以不顾的道理？况且歌声的抵掣之处，处处可见。《乐苑》中的《思归乐》是商调曲，但第二首却入角调。如果专门以首声论调，那么怎么会有第二章入角调的事情？况且审辨声音、确定调式，一听声音就能知道。假如只以首声来限定调式，那么假设有神妙的盲人乐师在这里，想要审辨宫调而歌唱，不幸首声已经过去了，那么即使他按着声音去听，也会茫然不知是什么调，必须等待歌者自己诉说：“刚才所唱的，首声是某声”，然后才能知道。这是幼稚的话。何况他所说的宫声、商声，又完全没有确定。

译那么，关于七声二变，古代也有论述过吗？回答说：有的。《左传》中晏子提到五声、六律、七音，《国语》中周景王询问七律，注解说七律就是七音。五声加上二变，称为七音。所以《汉书·律历志》引用《尚书》中有“六律、五声、八音、七始”的话，七始就是七律。因为以七声作为七调声音的起始，所以这样说。也有解释者认为七始是天地人四时的开始，这或许并不正确。但总之，都是指七律。例如说：应钟是冬之始，防賔是夏之始，这就是二变。大概汉代以后将应钟定为变宫，防賔定为变征，所以如此。然而人们不知道七声，不知道二变，为什么呢？回答说：也是因为成周时期谈论律吕，只是列举名称而不指明其实质，后来做注解的人，又反复猜测，考证算法，却不实际探究其声音，因此彼此混乱，历经汉、晋、唐、宋两千多年，始终没有弄明白。先臣曾说：七音的失传，是从伶州鸠开始的。五声如果没有七音，就不能构成调式。这在黄帝、轩轅制定音乐时，就已经有了，但历经夏、商、周三代而不使用，于是人们便说夏、殷以前从未有过。其实世上没有七律，是从周朝开始的，而《咸》《韶》《夏》《濩》能够成为音乐，是因为伶州鸠妄自回答，说周朝以“七列”“七同”而创立了七律【《国语》中周景王问什么是七律，伶州鸠回答说从鶆到驷是七列，南北的衡量是七同，用数字来契合，用声音来彰显，所以用七同来统一数字，用律吕来调和声音，于是就有了七律】，后来做注解的人，便说古代只有五声，加上文武二变，称为七声【见杜佑《通典》】，这就是错误的开端。此后汉人解释经书，有的说：宫生征，征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应钟，应钟生防賔【见《淮南子》】；又说：七律是七音的律吕，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征，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防賔为变征，都排列在五声的末尾【见韦昭等人的注解】。变宫，必定依附于宫才称为变；变征，也必定依附于征才称为变。哪有五声中宫、征已经完备，而二变却排在五声之后的道理【《乐通》说黄钟为宫，那么大吕就是变宫；林钟为征，那么夷则就是变征。旧说以应钟为变宫，防賔为变征，多少有些不合】。如果说《礼运》孔颖达的疏解中，十二宫相生只涉及五声，而不涉及二变，而在各宫之后增加二变，那么它们的位次又都排在羽、角之后，宫、征之前【《礼运》郑玄注只讲六十律，所以孔颖达疏解十二调相生，每调五律共六十律，并没有二变。后来增加二变二十四律，共八十四声，那么按相生的次第，应当排在宫前、征前的两位】。那么在相生时原本没有这个数目，却把后生的律突然插在相生之间，这已经不可理解；而且即使想要插入，也不应该排在羽、角之后，宫、征之前。有正声然后才有变声，既然名叫变征，自然应当放在征之后。如果插在角之后，那么依次类推，这时还没有正征，没有正征，那么征的名称尚未确立，却先有了变征，我不知道变征的“征”从何而来，而未命名的“征”又从何而变。至于变宫，虽然先有宫的名称，但插在羽之后，也应当叫变羽，而不可叫变宫。为什么呢？因为变不能加在正声上。如果说在宫、征的旁边，靠近宫就叫宫，靠近征就叫征，那么也靠近角、羽了。况且林钟是阴律的第四，防賔是阳律的第四，两律相等，可以说相近。但如果黄钟是阳律之首，应钟是阴律之终，相隔十律却说在宫侧，那么不知道生律的方法是先生律而后旋宫，还是先旋宫而后生律呢？大概变宫、变征古代有其名称，那么名称本身并没有错误，而前人因为不使用其声音而失传，后人又因为得不到传承而不能寻求其声音，于是导致谈论时间时时间错乱，谈论位次时位次错乱，不知道声音所在是正还是变，是时还是位，确实有如皇言所说：确定声音，必须依据天地之数而不可改变【隔八相生的方法，变宫在宫后一位，变征在征后一位，这是天地定数，都要以声音为准，详见《十二律》第四篇】。所以说：审察声音才能知道音乐，不审察声音而空谈音乐，这就是音乐失传的原因。至于宋人谈论声音，有的说羽声最高，宫声最低，必定在靠近宫的地方收一声，比宫稍高而比羽低的，叫变宫。那么即使按旧传的钟律计算，黄钟宫九寸，南吕羽五寸，而用应钟四寸有余的管放在其间，那么它比宫高得多，比羽高得少，并没有看到它比宫稍高、比羽低的情况。如果林钟、防賔的管，都是六寸零，而没有高低之分。于是有重新制造七律的人，服防不明白七声在十二律之内，于是另外设立七律一簴，成为十九律。有另外设立二变声的人，马融、郑玄说宫、商、角三声为从声，征、羽二声为变声，那么就把黄钟、太簇、姑洗阳律相连，称为律从律；林钟、南吕阴律相随，称为吕从律【说法见《诸声》第五篇】。有在七声之外增加一声的人，隋朝沛国公郑译得到〇兹七声，而不知道用法，每立一调就降一声来顺应它，但最终不能吻合。后来看到编悬有八，于是又在七声之外另立一声，称为应声，世上谈论八律从此开始。有请立三调而废除七调的人，隋朝太子洗马苏夔、尚

译上书牛〇等人，都极力陈述七声的错误。即使是万宝常，世人称他精通音律，也在文帝面前诋毁七声为淫邪之声，认为《月令》中的律只有五声，《左传》中的七音仍然遵循五调，如今历代相传所确立的只有三调而已【指清调、平调、瑟调】。三调既已确立，七调又从何而来？有人请求将“变声”改为“闰声”，将“变征”改为“变羽”。宋代房庶确定十二律，说旧法将宫、商、角、征、羽五音依次分配给七声，于是又加上变宫、变征来凑足【似乎说七声之外还有两个变声】，这难道不与五行相冲突吗？请求将变征改为变羽，使两个变声的位次都列在羽之后、宫之前，并将变声改为闰声，这样五行相生，五声也就确定了。皇帝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有人认为二变与四清相同，陈〇撰写《乐书》，说四清、二变都是邪声，圣朝的李照、范镇只知道去除四清而不知道去除二变，这仍然是遗憾的事。二变不除去，就如同不除去四清一样。有人说七声就是清声，明代全赐在《乐典序》中说：“虞朝以四清声为清角，而周朝又增加了三清征，称为七声，大概是合并虞朝的四清与周朝的清征，总共为七声。”只是这七声，只是这二变，而历代却如此糊涂混乱。至于使用七声却仍然不合古法的，六朝末期，北魏太常卿祖莹、隋沛国公郑译都访求七调却不明白其方法。只有宇文周时期，有突厥皇后携带〇兹乐工白苏祗婆进入中国，他善于弹奏琵琶，听他演奏，发现在一个均之中确实有七声。郑译听说后考察证实，于是传下了他的调法。他说婆陀力调，华言平声即中声，这是宫调。他说侯利〇调，华言斛牛声【一作斛先】即变宫【郑译依据汉儒旧传将其位次移到调末，这是错误的】。他说鸡识调，华言长声，即商调。叫沙识调，华言质直声，则是角声【旧说拘泥于《乐记》“质直歌商”的文字，怀疑是商调，这是错误的】。叫沙侯加滥调，华言颤声，则是征声【辽代大乐以此作为征，清则征为正声，郑译将其作为变征，是错误的】。叫般赡调，华言五声，则是变征【辽代大乐征叫般渉，渉是赡声的转音，那么般赡属于征，郑译将其作为羽声，是错误的】。叫沙腊调，华言应声，则是羽声。郑译以此确定乐制，却拘泥于旧说，而且正变不明，仍然导致谬误乖戾。当时谈论音乐的人大多诟病他【即牛〇、何妥、万宝常等人】，所以在隋朝乐官中仍然不能使用，但其法则稍传于民间。以前不知道七声二变是什么东西的人，现在稍微知道其所在，可以拿来与古法相互印证。只是古时具备七律，只用来确立调式，却从未使用其声，即使箫笛上的色字也都封闭不用。所以荆轲歌唱变征，难免混杂秦赵塞外的声音，不是五声的旧法。而当时〇兹所传的，则是七声都用。识者知道这是北音，却未曾确立北调的名称。到了唐代分三部乐，将裔乐隶属于坐部伎，则偶尔使用北声。然而裔乐偶尔涉及，并非常态。到了辽代制作大乐，则完全使用其声，于是确立北调名称，并分为两部，使用七声的为北调，使用五声的为南调。到了金元制作清乐、雅乐，专用北声，于是以北宫调立曲，所称杂剧院本，都隶属于北部，而南声衰微【元明之际，才开始有一二南曲流传于人间】。明代确立乐制，仍然沿袭旧制，如十二月按律乐歌，其中大石、中吕、南吕、双调等名称，仍然属于北宫；其中朝天子、殿前欢、庆宣和、新水令等名称，仍然属于北曲。如今礼部所演，教坊所习，仍然演奏北音的，都是其遗存。那么七调久已废弃，其实知道五声二变可以立调，则在隋唐之际多有发明；而使用二变来歌唱，使天下歌声可以用七声来成曲的，则是从隋唐开始的。所以说七调与古法相合，而兼用其声，则是古所未有的。这也是谈论音乐的人所应当考察的。《七声图》

译羽【第七声、第六声变徵】徵【第五声】角【第四声】商【第三声、第二声变宫】宫【第一声】

七声方位图

变徵【第六声】羽【第七声】

徵【第五声】宫【第一声】

角【第四声】商【第三声】变宫【第二声】

【这个循环次序，与五行方位不同，而且与旧时把两个变声错误地列在宫、徵之后的情况也不同。这是根据隔八相生的图位，以及调法中乐器音色的次序所确定的，都是天地自然形成的数理，并没有勉强之处。详见十二律第四篇】

七调图

徵调 羽【七、六变徵】徵【五】角【四】商【三、二变宫】宫【一、变徵】调 【六变徵】徵【五】角【四】商【三、二变宫】宫【一】羽【七】

羽调 徵【五】角【四】商【三、二变宫】宫【一】羽【七、六变徵】

宫调 角【四】商【三、二变宫】宫【一】羽【七、六变徵】徵【五、变宫】调

商调 【二变宫】宫【一】羽【七、六变徵】徵【五】角【四】商【三】

角调 宫【一】羽【七、六变徵】徵【五】角【四】商【三、二变宫】

【附箫、尺、上、乙、四、六、凡、工笛的音色，四、三、二、一、七、六、五】

【七调使用两个变声作为调式基础，然而每个调式仍然不使用这两个变声作为实际发声，这在乐器音色上都是如此。只是每个调式有七个声，每个声有七个调，相乘应该有四十九个调，却只限于七个调，是因为它们互为调式。而且每个调式有七个声，去掉两个变声不使用，也就是每个调式五个声，以五乘以七，也应该有三十五个声，却只限于五个声，是因为它们互为声。但是人声难以验证，如果对应到乐器音色，就没有不能验证的，所以把箫笛的音色附在后面。至于宫调从中间开始，确定中声；如果把宫作为最低的一声，那么中声也就低了；如果把最低声作为宫来旋转，那么低声也就是中声，它们互为中声，本来没有固定却又有固定，就是这样】

皇言定声录卷三

<经部,乐类,皇言定声录》>

钦定四库全书

皇言定声录卷四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十二律第四

【十二律，是将每个调式的九个声与七个调式的两个变声（其中一个变声有清声）合并，成为十二个声并联络布置，共同作为调式法则的。凡是铸造钟、校准管、旋宫、制作乐器，无不从律中取法。所以十二律列为第四篇，而调式的方法已经在这里穷尽了】

九个声作为声，七个调作为调，用调来确定声，已经大体完备。而在这里还有进一步的地方：一是声的数量有余，没有归入统纪；二是律的名称没有确定，没有标识；三是不了解各种律的长短，以确定高低之数；四是不分辨各种上下，以确定生声的方法；五是不理解旋宫转调，一气终始，使得各个宫、各个律，歌唱和乐器的音色，都散乱而没有收摄。于是十二律的制度，就绝对不能暂时停止。所谓声的数量有余，是什么意思呢？五声加上四个清声，已经是九个声，而七个调式的两个变声，又加在中间，就是十一个声了。两个变声中有一个清声【变宫有清声，变徵没有清声】成为十二个声，而七个调式作为调，遇到七就停止；九个声作为声，遇到九就停止。而这三个多余的声，九个声循环旋转，本来没有地方施展，而七个调式相互遵循又再次没有用处。万一有歌唱七个声的人在这里，用两个变声和变清声插入曲调，那么不仅隋唐以后创立了这种制度，即使在先王制定音乐时，四方边远地区的音乐原本也没有废弃。所以十一个声之后必然涉及变清声，当然应该收摄多余的声以显示统纪。这是不能停止的第一点【有图可以考证】。既然列出了多个声，又确定了多个律。五声虽然有名称，而其余没有名称，就不能用名称来纪数，而且不能用律的名称来对应声的数量，于是各自给予名称【如黄钟、大吕等】才开始有标识。这是不能停止的第二点。考察先王制定音乐，始于确定管，如所说的黄帝砍伐嶰谷的竹子来确定十二管，而《周礼》春官太师掌管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所谓六律，是六个阳管；六同，是六个阴管。然而所重视的只在声，所以又说：阳声，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这十二个名称就是前面所说的给予名称，而它们的管则大概以此作为长短高下之数的标准。大概声低管长，声高管短。从阳律阴律相间而上，那么黄钟、大吕的声最低，而从此高上去直到无射、应钟然后停止。那么其间长短的尺度用什么来标准呢？大概黄钟九寸，大吕八寸三分零【七厘六毫】，太簇八寸，夹钟七寸四分零【三厘七毫三丝】，姑洗七寸一分，中吕六寸五分零【八厘三毫四丝六忽】，蕤宾六寸二分零【八厘】，林钟六寸，夷则五寸五分零【五厘五毫】，南吕五寸三分，无射四寸八分零【八厘四毫八丝】，应钟四寸六分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