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言定声録卷八

译独，是铙和铎。旧注说：镯就是钲，又名丁宁；又说铙也属于钲类；又说铙像铃铛，如佛教的浮沤，有柄但没有舌；铎没有柄但有舌，都是节制音乐的器具。我认为丁宁像铃铛，器物小而声音清越，如佛教的浮沤，然而因为它的声音丁丁宁宁，所以得名。至于铙则是军中常使用的，哪里会有像佛教方寸指磬那样可以号令进退的呢？古代马上之乐，名叫铙吹，也就是横吹，似乎是吹奏铜器的乐器，未必像錞于。至于节制音乐的器具，或许名称相同而器物不同，那是难以确知的。总之说它像浮沤，那未必一定如此。

译【方响】方响一架有十二枚，与编悬的排列方式相同，也有十六枚的。后周正乐记载的西凉清乐方响十六枚就是这种。这虽然不是古乐器，但用来代替钟磬，也能协调。过去用铁制作，也叫铁响。大致长八寸，宽二寸，其形制不完全一样。

【钟悬】钟磬各十六枚，向来被误认为是十二律之外又加了四个清声，所以常怀疑其重复而不合理。后来看到宁王乐工所藏的谱录，其中有古钟模字里有“□冏□□□”五个字，推求不得其解，认为这一定是五声重复出现作一簴而故意避开本字，取它们的半字作为记号，这一定是四个清声钟的字。一簴十六枚原本有五个声在十二律内，那么四个清声所记应当避开本字。以前怀疑十二律加四清是不合理的，现在才知道果然有这种情况。于是又怀疑四清没有羽声，怎么又有“□”字？难道就是唐人所说的五清钟吗？然而五清中一个是变宫，清也不是羽，清既而悟出十六枚的形制，大概是合七律九声而为十六枚。且看十二律图有上下两层，上层从右到左，下层从左到右，注解说：“编悬次序如此”，因此用九声七声分上下环列【见七调第四】，那么本清对接正变，依次确凿不变。那么那五个半字，乃是七声的重字，用来避开九声的正字。乐律残缺，儒者考究数理而不知道，工师识得声音而不传承，所以旧日乐工散失，谱录都可以寻索，可惜后来又亡失了【其谱在顺治三年下江东时毁于兵火】。至于簴列先下格，或先上格，本无定规，那先上格的，也是先臣记乐录中编悬先上层【谓以黄钟列上格起】。

汉代服防用十二钟对应十二辰，再加七律一悬为十九钟。后周长孙绍合七律正倍为十四钟。梁武帝又加浊倍三，共二十一钟。这些都在编悬之外，最没有道理。

【铜管】有人说金不只钟镛之类。按《周官》太师掌管六同，同就是铜。郑玄注：阳律用竹做管，阴律用铜做管。所以《乐录》吹部有大横吹、小横吹，都是铜器。先臣曾说：古有铁〇，有铜〇，就是六铜管的形制。后人稍变其形为铙歌鼓吹。意谓铙就是今洒捺。所谓横吹铜器，那注为钲的，是另一种乐器。汉代管宁锄园得到旧金管，用锄头挥击，金管就是铜管。晋武帝时，张华、荀朂校律，拿出御府所藏的，还有古今铜竹律二十五具。《西京杂记》记载：秦咸阳宫有铜人十二，各执一管，用机械使他们吹，就是铜箫。那么铜吹的形制旧了。所以《晋书·安帝纪》桓元制龙角传说：设角十二于鼓左右，后列各六具，以代金。那么意谓当时仿周制铜律十二管，而用角代替，所以说代金。如果后人所说的铜角为长鸣、为中鸣，在马上所用，那么又是仿龙角的形制而更变的。总之，管有金，自古如此。这就是十二律本声，在《虞书》下管、《礼记》管象之列，不是鼓吹物。

【磬】八音，也是偶然用八种材料罢了。汉代以后石声不入乐，晋破苻坚后，始有四厢金石之乐。嗣后取石于泗水边，终究不协调。唐代用华原石代替。白居易乐府有《华原磬》诗。然而合乐的少，所以古也说“石声难谐”。这虽然具一音，但不能用，也无可奈何。大概古初地狭，南方多未通，所以只取给泗水边。现在南方石多有发声的，随地取给，无所不可，但以声为主，不在备物，这才对。

【诸磬】《礼记·郊特牲》有玉磬，《春秋》臧文仲以玉磬如齐，都是乐中器，书之天球在东序，就是这东西。隋苏夔能造玉磬。唐制宗庙殿廷用玉磬，或说云璈即玉磬名。现在改用铜，名云锣。旧用十三枚，现在用九枚，名九云锣。这就是破编磬之十六而为九声罢了。虽今制，实古器也。特磬大而特击，非编悬也。颂磬即编磬，也是十六枚，与钟同。汉成帝时，益州犍为郡于水边得古磬十六枚，就是其数。

【箫籥〇箎管】声无古今，器亦无古今。房庶说：诚使知音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难道不是治世之音吗？顾音以竹为始，黄帝造乐，伐竹吹之。大概古人呼管作律，十二管即十二律。陈氏《乐书》说：乐以木为末，以竹为本。又说：管所以和众乐，以其探本故也【韩邦奇谓八音之数惟丝为自然，其说颇缪】。但说者不识箫〇所起，疑是近制。不知箫韶下管，虞书有之，执籥吹箎，周诗具在。所以《周官》笙师掌教吹籥箫箎篴管，所谓籥即太常单箫也。箫者排箫，即防箫筊箫也。篴即笛也，横〇之变形谓之箎管，即头管也。那么是籥箫箎〇管五者，皆三古乐器。祗今之所为箫者，古

译不叫它箫而叫它籥，于是便认为箫一定是排箫。现在所谓的箫，应当命名为籥，人们不知道籥就是箫。况且排箫也就是将单箫并列连接而成的，旧称韶箫是十二律的根本，是舜所制作的，每一管具备七个音，十二管就是八十四音。十二个人各持一管，按照长短顺序，并排站立各自演奏一个均。汉代儒生不了解这一点，竟然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后世寻求它的声音却得不到，于是做成二十四管，一管只具备一个音。相信这种说法的话，那么排箫仍然是将现在所用的箫并列连接而成。现在太常寺的中和箫，其形制就像现在的箫有十六支而排列吹奏那样。排箫的形制虽然古老，但完全不适用【先臣曾说：如果每管六个孔排列起来，手指来不及按压；如果每管没有孔排列起来，嘴唇来不及吹奏】所以《乐统》也说：排箫不是好的乐器，用它来取音则不圆润，用它来换宫调则不准确，用它来伴奏歌曲则不和谐。这只是为了增加其形制以保存美好完备，而实际上从未使用过。如果〇与箫相同，而竖吹的则为籥，排列的即为箫，横吹的即为〇，稍加变化则为箎为管，实际上就是同一种乐器。古代有长〇短〇，汉代的〇长一尺围一寸，唐代的形制长一尺八寸，取倍黄钟九寸的说法，这是常规尺度。而古代有防笛，晋代有黄钟〇长三尺八寸，这就是长〇；又有雅笛手〇长九寸，或许就是短〇。只是〇的孔距完全视长短而定分寸，如果是三尺八寸，那么孔距遥远，手指难以衔接；而九寸的管，儿童拿着吹奏，难以取得韵味。所以蔡邕的十二〇、晋代的十二箱〇，都以十二律的长短作为尺度，很不足为凭。总之，现在的箫〇，完全符合古法，只是遵守常规，不崇尚新奇变化。至于箫色笛色，工上尺一，古名今谱，彼此互异，那么只认〇的孔，不认〇的色，毕觜参呼为毕参觜，没有不可以的【旧〇色谱说：从上到下，第一孔为宫，第二孔变宫，第三孔羽，第四孔征，第五孔变征，〇体中角，最上面后出的孔商。又说：〇无长短，自下而上，笛体中黄钟宫也，第一孔大吕太簇商也，第二孔夹钟姑洗正角，第三孔仲吕防賔清角变征也，第四孔林钟正征，第五孔夷则南吕羽，第六孔无射应钟变宫，其哨声黄钟半律清宫也。按：黄钟清声不叫哨声，〇色六孔外，也没有哨声的说法】

译先臣说：“过去认为箫有六个孔，兼用十二律，每个孔对应两个律，比如太簇兼大吕，姑洗兼夹钟，像这样的大相径庭是不合理的。如果说兼用音的方法在于吹气的缓急、口唇的俯仰，吹得正、唇正就得到本音，吹得缓、唇俯就兼得浊音，吹得急、唇仰就兼得清音，那么万一拉长声音需要清音，吹气反而急促；急促声音需要浊音，吹气反而缓慢，这更是大错特错的言论，不足以作为依据。况且他们所说的俯仰缓急之间毫厘的进退，实际上都是模糊不清、没有凭据的事情，却想要清清楚楚地分出三个音，多么荒诞啊！”

编箫有二十一管，取七音而加倍为三。唐代以后有防乐箫，都同这个数目。而《尔雅》说二十二管叫防，十六管叫筊【编箫大的叫防，小的叫筊】蔡邕、郭璞都说：大箫二十三管，小箫十六管。它们的管数多少，完全没有定准。至于籥、管、箎、笛孔穴的数量，应当有固定的样式，可是历来相传的说法各不相同，将取哪种为正确呢？如籥，《尔雅》说三孔【籥像圆筒而有三个孔，小的叫箹】毛苌注《诗经》说六孔，《广雅》说七孔【大的叫产，中的叫仲，小的叫箹】如管，《说文》说六孔，《广雅》说八孔。蔡邕《月令章句》说：有孔无底。《尔雅》说有底像圆筒。杜子春说五孔，陈氏《乐书》说七孔。如箎，《尔雅》说一孔向上突出【大箎叫做沂，用竹子做成，一孔向上突出一寸三分，名叫翘，横着吹】《广雅》说八孔，蔡邕说六孔有距【一说是有底的圆筒】郑康成说七孔，陈氏《乐书》说：箎，先儒有六孔、七孔、八孔、十孔的说法。

【双笛】双笛又名羌笛，四孔，京房在后面加一孔，共五孔，以具备五声之用。这是汉武帝时丘仲所作，见于马融《长笛赋》及应劭《风俗通》。有人说就是现在的笛子，不对。

【筚篥】筚篥，笳首而竹身，九孔。过去以为就是管，不对。辽金乐部有双筚篥，桃皮筚篥，都是旧乐器。

【律管】唐代乐图所传有十八管，取五声四清为九声，而加倍，其声通黄钟、林钟二均，相传为梁部所用。虽然它的形制不可考证，然而尚知五声四清为九声，仅这一节，已可算是告朔用的那只活羊了。

律管没有孔，有人说应当像箫一样，只是挖去它的唇以便吹奏罢了。而蔡元定作律管图，在各管中间施加七个孔，错了。凡是管没有孔，那么高低就有等级；一旦有了孔穴，那么声音的高低反而不会相差太远，以孔寸为主罢了。这都是没有经过体验而只在纸面上看到的。何况无射、应钟都是四寸多，用四寸的管而施加七个孔，多么荒唐啊！

【笙竽】笙与竽都是匏制，而它们的形制则一样。虽然有大笙、小笙、大竽、小竽、和笙、和笙十三簧【即和】十七簧【即现在太常所用的笙】十九簧【即和】三十六簧的区别【即竽】但总名叫笙。又有十七管竽、十九管竽，随时改变形制，没有大的差异。只是簧管过多便不适用，与箫笛相同。大概现在世所用的笙就是古笙，况且《周官》笙师所吹的五种乐器箫、籥、笛、箎、管，至今没有变化。琴瑟也是如此。那么现在的乐器，哪一个不是古器呢？而雅乐寂静无声，确实乐之亡是声亡，不是器亡。

【簧】《史记》女娲之笙簧，似簧，也是笙名。旧称大笙叫做簧，是对的。只有《鹿鸣》吹笙鼓簧，指的是笙中的簧。吹笙则簧动罢了，其他凡是单说簧的，都是笙名【如“左执簧”之类】传说王遥有五舌竹簧，就是这类。

【琴瑟】琴瑟都是倚歌的乐器，与筝、阮、琵琶、鞉用法相同，现在因为它们繁重，所以减少而为四弦【现在阮、越琵琶类】为三弦【即鞉旧器而新为改制，名三弦子】为二弦【现在提琴、笳琴类】实际上是一样的。自隋唐以后，不懂琴瑟合乐，于是道家的人，创为高坐空弹的方法，反而说琴调以无字为贵，失去了根本。先臣说：这是链师、尊师的事，古人没有这样的【古操弄吟引，都是一人坐弹，然而都有曲，如猗兰、高山类，而且口吟手弹，或一人吟，一人弹，没有空弹的。如果说无字，那么比之叭喇、铙角之类，完全不是丝声了。即使叭喇、铙角，也有曲】

古有大琴用二十弦，大瑟用五十弦。这都是指繁，不适用，徒备观看罢了。只有十二弦琴，十三弦瑟，说可以应十二律之数，间或也用。但琴嫌太烦，瑟嫌太简。而且琴与瑟与筝，有什么区别？旧说黄帝造瑟五十弦，使素女鼓之而悲，因此破其半为二十五弦，那么荒唐不可信。天下没有丝少而欢，丝多而悲的。只有蒙恬破瑟作筝为十三弦，则容或有这样的事。如果旧说琴七弦为七声，十三晖为十二律，那就又不对了。琴弦七声原只五声，六与七即一二之清声也。十三晖也不是十二音

译如果泛音，则上下音区重复出现；如果按音，则五声音阶循环相续，只是根据各弦相互应和的位置来制作节拍罢了。瑟的每一根弦具备一个律，与钟、磬等乐器相同。外侧十二根弦具备十二个正律，内侧十二根弦就是十二个清声。例如旧谱中第一弦是黄钟中声，第十四弦是黄钟清声，第二弦是大吕中声，第十五弦是大吕清声，第三弦是太簇中声，第十六弦是太簇清声，以此类推。

译旧说宫声极大而低沉，属土，以八十一丝为基准，则其声相应。商声次大，属金，以七十二丝为基准，则其声相应。角声半清半浊，属木，以六十四丝为基准，则其声相应。徵声次清，属火，以五十六丝为基准，则其声相应。羽声极细，属水，以四十八丝为基准，则其声相应。其丝数与《史记》五声之数及杜氏《通典》所记五声大小之次序相同。只是徵数五十四，此处为五十六丝，不合。况且丝数的多少难以确定燥湿强弱的定律，依据何在？如果说必须八十一丝宫声才相应，不是这个数就不相应，那么歌声偶然偏高而犯商调，就成了商调的宫声；偶然偏低而犯羽调，就成了羽调的宫声。这正是旋宫的方法，难道能说不是那个数就不相应吗？还是说不相应呢？这是幼稚的说法。

【杂器】竖箜篌、卧箜篌、火琵琶、小琵琶、二弦琵琶、八弦琵琶、十二弦筝、十三弦筝、十二弦筑、十三弦筑，都是历代可用的乐器。

【埙】《乐记》说土制的乐器叫埙，就是壎。它的方位在北，坎音在此为冬至，为黄钟之宫。所谓壎在黄泉之下发出阳气，那么埙确实是音律的开始。”

世祖皇帝曾将埙改得稍大并校正其音孔，这是开创乐律的开始。竹制乐器，代表中气。阳气在中间萌发，在时节为春，在卦象为震。正值景运盛开之际，我皇上曾指示乐工以高字来校正其音，这是成就乐律的鼎盛。只是世祖皇帝所改的埙器曾进入太常寺，我私下观察却忘记了它的形制。大致埙有六个孔，用来对应六律，发出中声。而宋代太乐署的旧埙有七个孔，上下都是圆的，涂上漆以对应七音。又景祐年间冯元的《乐记》说：“太乐埙有八个孔，上面一个，前面五个，后面两个。”那么难道六个孔的是除去吹口一个孔为五声，八个孔的是除去吹口一个孔为七音，而七个孔的是连同吹口一起计算的吗？如果穴位旧注说：“上面一个，前面两个，后面三个，用黄囊包裹，作为登歌之乐。”而明代乐部注“上面一个，吹孔前面三个后面两个”，那么在按指上稍微方便些。大概旧注有误吧。

【水盏】元代有水盏子，用铜制成，共十二个，用铁箸敲击。这是将土改为铜的，水盏子是隋朝以后的乐器。

【拊】拊是用皮革做表而里面填充糠【意思是中间充实以糠】，《白虎通》说用皮革而填充糠，皮革与韦都是皮。有人说革是麻，用来做拊，不知依据什么。这是登歌的乐器，所以《虞书》中搏拊、琴瑟同列于堂上，而蔡沈浅陋地认为是手击琴瑟的称呼，那么《周礼》所说的登歌令奏击拊的是什么东西呢【《明堂位》有搏拊之名，荀子说：架一钟而崇尚拊；《大戴礼记》说：架一磬而崇尚拊。拊作为乐器，由来已久了】

【鼓】《仪礼》有建鼓，《明堂位》说：“楹鼓，就是建鼓。用一根柱子贯穿鼓的顶端，所以又名树鼓。”又《周礼》在建路鼓于寝门之外，所以又名路鼓，都是同一种东西。

夏后氏的足鼓，就是在鼓下加上四只脚，周官有悬鼓，就是悬挂起来敲击。又有朔鼓、应鼓，在悬鼓的旁边，都是小鼓，用来带节奏节制音乐的。还有鼗鼓、鼖鼓，都是节制音乐的器具。然而鼗鼓是小鼓【两耳自行敲击，有柄】，鼖鼓是大鼓。

【诸鼓】像雷鼓，八面；灵鼓，六面；路鼓，四面。那么它们的形制已经不可考证了。到后世乐部有毛员、鸡娄、答腊三杖、都昙等名，都是唐代乐部有的。只有金鞚小鼓、花鞚梢子鼓，是元代乐部所有的，而明代也习用它们，然而不详其形制。唯独鸡娄鼓谱，明代宁府的乐工有传下来的，说它的形制圆长如瓮，两面受皮的地方很窄，用红丝绳系在左腋间，左手持小鞚如瓯，与右手手指反背冲击而带搏鸡娄两面，以交错声音其间。其声有节奏，其搏打有法度。现在它的谱已失传。

【柷敔】柷敔，一名椌楬。柷用来起乐，敔用来止乐。历代都沿用它。又《周礼》有舂牍、应雅，是节制音乐的器具。舂牍，是用竹敲击地面发出声音。应雅与柷相同，像漆筒而中间摇动以椎击，可以节制音乐。大概小器叫应，应雅的应，柷犹如应鼓的应。一是舂牍，二是应雅，也是两种器具，都是相类似的。

【拍】拍，唐代乐部适用此，都无关紧要，虽然古今参用，都可以。

【历代定乐】古乐在春秋时已无传者。西汉定乐只用乐府令夏侯宽备齐箫管之数，协律郎李延年造新声，都不是有学识的儒臣【当时司马相如、叔孙通辈都校定乐章，不懂声律】只有一司马迁能言律数，而对当时的乐毫无补益，那么律数的不足恃，也可以验证了【太史掌管历数之事，这是他的职掌，所以只以历言律，而现在言乐的人动不动就本于律书，所以滋长错误】等到汉元帝以郎中京房自称识声，让韦元成问他，而房所受的系小黄令焦延寿易数之学，通易于律【与司马迁通历于律同】专以五声推六十律，合之

译八卦推演六十四卦的方法，最终却无法实际应用。然而后世辗转沿袭、错误相寻导致失误的，只有京房、刘歆二人的学说占多数。东汉建武年间，耿弇罢免益州传送，将公孙述的盲乐师及法物送到京城，盲乐师只懂得敲击乐器，却不能言语。到了魏武帝平定荆州，获得汉代雅乐，郎官杜夔向来精通八音，又有散骑郎邓静、尹商、舞师冯肃都擅长调和雅乐歌词。魏武帝让他们铸造钟律，当时铸工柴玉自称善于铸造，而杜夔指责他不符合规范，以至于亲自铸造。到了晋武帝时，有儒臣荀朂、张华通晓音律，讥讽杜夔所造的钟不合规，然而荀朂所熟悉的仍然是京房的学说，首先恢复六十律的制度，截断笛子穿孔作为神妙的解释。到了明帝时，下诏让阮咸加以增减，阮咸也是儒臣，讥讽其律太高，太高则哀思不协调于中和。大概以十二律、六十律、五音作为声音，虽然其中多有重复的声音，未必一个律完全高于另一个律之上，然而声音必然峻急，形势本来如此。于是阮咸也不能确切知道六十律的错误，只认为它太高而不知道它变化的原因。等到东晋武帝打败苻坚，获得乐工杨朂等人，熟悉旧乐，于是备齐四厢金石乐器，改撰歌诗，而金石不和谐，因而想改乐器来迎合声音，而乐器不可改。当时，六十律的制度未曾失传。后魏太武帝打败赫连昌，获得古雅乐器，以及平定凉州打败沮渠氏，得到他们的伶人器服，只保留乐署而没有用处。到了孝明帝时，江左的陈仲孺投奔魏，自称能依据京房立准来调和八音，恢复六十律的制度，又用琴来调和音乐。他说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角为主【清调、平调、瑟调为三调】，胶着音律，附会防范没有实际。廷臣萧宝寅等人争辩驳斥他。到了废帝时，下诏让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整理金石，则专门从事算数之事，而乐声就消亡了。隋文帝开皇初年，有志恢复旧制，以秘书监牛弘、秘书丞姚察、太子洗马苏夔、沛国公郑译、乐工万宝常等人共同校正乐律。当时不理解七律，不认识十二宫，彼此争执。郑译想恢复七律，反而增加一律，叫八律。牛弘想确定十二宫，反而尽弃十一宫，而独守黄钟宫，叫一宫，以至于累黍不成，候气不成。等到问万宝常，则仍然想恢复六十律的制度，推演到三百六十律，一千零八声，而还不肯停止，可笑到如此地步。唐朝继承隋朝的旧制，对于雅乐则仍然坚守黄钟一宫，而间或用俗乐、外族乐作为三部伎。然而律吕之事逐渐衰微【文宗朝冯定等人定乐，仍然沿袭开元法曲。到了肃宗时，有山东人魏延请求定十二律，太常以汉律考察，黄钟竟是太簇】至于赵宋儒臣，起初用王朴律导致错误，而从景龙到庆历，其间谈论音乐的儒生纷纷兴起，如和岘、李照、胡瑗、阮逸、邓保信、房庶、范镇、司马光、刘几、杨杰等，有的除去四清，有的去掉二变，有的改尺籥【阮逸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自违背本法。房庶更改累黍之法为量黍】有的改声律【房庶改变征为变羽，改变律为闰律】至于六十律的说法，则共同遵守不变。拖延到崇宁、政和年间，方士妄言律用太少，以至于截断黄钟倍半为三黄钟律【当时刘炳不肯用太少律，而蔡攸不喜欢刘炳，于是让乐工截断黄钟管一倍的一半，欺骗说这是太少律，蔡攸不怀疑，于是用三律，大的八寸，小的四寸五分与九寸本律而三】而始终不醒悟，于是导致声音断绝。延及南渡，数百年间没有谈论音乐的人。而蔡元定以隐居身份私下议论乐律，应该借鉴前车之鉴。自汉代以后至今，算律制器的错误，以及六十律、三百六十律的失误，却抄袭旧说，算管辨尺，完备核查京房的术数，极力推崇京房学说，而音乐终于消亡。元祖初年，用河西高智夏言征用西夏旧乐，以及收复燕京得到金朝掌乐许政及翟刚等九十二人，这些人都不能谈论律吕。至于明代儒臣，都缺乏学术，凡是搜集言论，大都是空虚剽窃，毫无实际益处。当太祖初改元时，有学士朱升，稍知掌故，皇上让他掌管音乐，而没有审察。偶然皇上敲击石头时，问朱升什么音，朱升以征音回答，实际上是宫音。皇上责问他，朱升无法回答。而起居注熊鼎说：“石声难和，所以难知。”皇上说：“石声固然难和，然而音乐以人声为主，没有人声和而八音还不和的。”于是让乐工登歌一曲，又叹息说：“古作乐以格神人，和上下，而近代儒者茫然不解声律为何等，何以言乐？”熊鼎进言说：“乐音不在外求，实在人君之一心。君心和，则天地之气亦和，而乐无不和矣。”在古乐沦亡之际，人声不讲之时，独有明君，以人声为作乐之本，而流连叹息，使为之臣者有伦夔于此，进而考声音，析宫征，则古乐何难骤复？而乃以君心数语文其固陋。读史

译到了这里，我不由得不感叹明代臣子缺乏学识。后来在嘉靖年间，世宗想要恢复古代的音乐，大学士夏言推荐太仆丞张鹗来制定乐律，当时尚书韩邦奇自称通晓音律，他的学说完全依据《律吕新书》，因此撰写了《律吕直解》。主事杨继盛拜他为师，然而乐理终究没有弄明白。他们所说的都是旧儒生沿袭的成法，无法应用于实际。由此可见，古乐的失传，从春秋时期直到明代，其难以恢复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今有幸遇到好的时机，亲身遭遇

译圣明古乐的兴起，关键在于这一天。过去我曾私下创作乐章，妄自附会乐议。仅仅校订篇章，未曾涉及歌唱的方法。至于太常寺的考校击打，只是沿袭旧例，尚未经过。

圣人亲自校正确定，依据和谐之声，似乎还在等待，哪里想到？

皇上的言论顿时开启，深奥的道理全部显现，这真是所谓打开天地的门扉，通达神明的奥秘。将看到古乐沦亡，从春秋到明朝，千年的长夜，而一旦全部举起并振奋明朗，咸韶古乐的复兴，就在于此了。臣自幼失学，百事疏浅低劣，唯独在这乐律的精微之处，稍有师承，因此为了阐发皇上的言论而记录如下。如此辛苦，神明其事，在于延请左右不乏像夔那样的贤才，臣又怎么能增添一个字呢？

皇言定声录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