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如讲稿卷一

译“故”字，义理自然显现。《凯风》、《小弁》、《过》、《小过大》这两首诗都明白了，还多吗？不多啊。这七篇不谈论《易》，但句句都是《易》义中深奥的部分，实在是从不言说中领悟到的。六经之学通达天下，但人人并不都是孔孟，心智耳目有深浅的不同，于是学问有偏正之分，见识有广狭之别。像庄子那样漫无边际的人，却解说《诗》以引导志向，《书》以引导行事，《乐》以引导和谐，《易》以引导阴阳，《春秋》以引导名分。就这五句话，简直像快刀利斧劈砍截断一样，字字都有着落之处。难道可以因为人而废弃他的言论吗？为什么呢？讲经的弊病在于话太多，话太多就会损害大道。《书》最难看，也难以强行解释。《春秋》辞意隐晦，因时制宜的部分最难理解；礼制讹误、音乐残缺，参订校勘又很难。唯独《诗》略微浅显，摘取一两个字读过，就能让人省悟。这就是讲经所贵在简易的原因，不可没有训诂，也不可拘泥于训诂；不可没有文义，也不可粉饰文义；不可不折中先儒的说法，也不可完全采用先儒的说法。仔细看其他经书没有解释，只有《易》有解释。每卦每爻，彖辞、象辞，就相当于一部《周易古注》。乾坤文言，上下系传，说卦、序卦、杂卦，就相当于一部《周易正义》。讲《易》只需要这样。然而圣人门下的雅言，只有《诗》《书》执礼，而学《易》还有所增加。我这几年的说法，如果不是体察天地变化的极致，事物的本源，顺应消长盈虚的道理，怎么能认识《易》呢？《易》尤其不容易讲啊。唉！大冶炉中陶冶万物，但质地美好的有限；六经源于一体，但精微的义理无穷无尽。化育有限而大道无穷，只有学习罢了。一边做册子，一边做工夫，切身的工夫，睁开双眼，自然看得过去，领悟到落脚点，或许能像霜降水流干而岸边显露，枝枯叶落而根本显现，不在比较同异而另立一家之言，然后才可以谈论自得之学。世间长久没有师弟子了。隋朝王通著书，和他的门徒互相称贤，作为圣经的延续，失之于累赘。自任如韩愈，招收学生教诲于馆舍之下，不过是借问答来抒发他怀才不遇的感慨。奇花异草之类的字，识者议论纷纷。衡山、湘江以南，都师从柳宗元，口讲指画，不过是传授文词法度，而其他各经都缺乏商讨。先朝名儒辈出，安定的胡氏，泰山的孙氏，徂徕的石氏，希夷的陈氏，都是杰出的人物。唯独二程的学问，得自周敦颐，又有张载，时常相互切磋，直接上接六经的传承。杨时中立，是程门的高足。程颢的学问，胡氏、刘氏得之；程颐的学问，罗氏、李氏得之；朱熹，师从籍溪、屏山，而成于延平，又集经学之大成。当时有湖学，有浙学，有江西学派，虽然不同但正学相同。言语问辨，虽然不源于一人，但正确的见解一致，然而终究不如朱熹的简易而有法度。《易本义》没有废话，《诗集传》没有杂语，《书说》仅三篇，其他经书也偶尔涉及，唯独四书用工最精密。乾道、淳熙年间，我们莆田先哲有与朱熹同时的人，叫二刘先生，是学习艾轩学问的人。以太虚为六经，这是艾轩的话。《诗》有序，就像《礼记》有冠礼、婚礼等义，子夏虽然没有得到圣人的真传，何至于穿凿附会像《诗序》那样没有源流？三传诸儒，终身蛀食《春秋》，而免于被《春秋》诛伐，如果不是尽数削去而烟消云散，那么舆论终究不会满意。这又是二先生自得之处。末学小子，胸中没有一纸之识，但对于二先生也是闻而知之的，鄙陋于希求世俗，崇尚友于千古，私下有志于此。祠宇深邃，遗像庄严，摩挲铭文，如同侍奉在师长席前。二先生常说朋友讲习是古今最大的快乐，登上这堂屋，敬业乐群，何不知道他们所以快乐的原因呢？从前张载讲《易》，一见二程，到了就撤去虎皮，说二程深明《易》道，你们应该师从他们。我是什么人呢？只应当与同志寻求所以得简易之道。

译《论语》

这本书共二十篇，是孔子门下阐述道理与应用的著作。朱熹先生一生的精力都汇聚在这本书上。我出生较晚，没能亲自受到他的熏陶和教诲。曾经想以圣人著述的本意，单独归为一类，其余分为十四卷，希望这样能有领悟入门的地方。暂且概括地说：上天何曾说话？四季运行，万物生长，赋予人的叫做命，这难道容易说清吗？天地的本性是一致的，但气质和习染却各不相同。起初它们非常相近。一个念头、一件事中的仁德，或许可以告诉别人，但整体的大用，即使是圣人也不能用一句话概括终身的修行，还可以用近似的比喻来贯通其中的奥妙，不深入参究就无法传授。孔子在河边感叹，时光流逝，过去与未来相继不断。黄河不出现河图，这文化将归属于谁？人生来正直，失去正直就会陷入迷惘。中庸的德行，也很少能长久保持。这应当从道体的角度来观察。《诗》《书》《礼》可以平常谈论，但《易》不容易学习。共同学习以达于道，必定可以使人自立，但权衡变通最难达到。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之后才可以学习文献，忠诚守信之后才可以传授习得。既广博又简约，卓越地自立。防止饮食和忧虑，衰老不知不觉到来。这应当从论学的角度来观察。生来就知道的人，没有不学习的。通过学习才知道的人，成功是一样的。知道却不喜好，不是真正的知道。喜好却不快乐，知识还没有熟透。知道就是知道，本来就是为了知道。不知道却妄作，难道能称为知道吗？想要达到知识的人，应当在这方面进取。一顿饭的时间不违背，仓促或颠沛流离时，也必定如此。三个月虽然长久，但日月的到来，应当辨别主次。容貌神色，言辞语气也必定有道理，作为根本确立。参验于前，依靠于后，这难道是不恭敬的人所能看到的吗？想要存养心性的人，应当在此处察验。视听言动没有不合礼的，就必定回归于礼。克制、夸耀、怨恨、欲望不发作，还不知道是否达到了仁。内心反省没有愧疚，还有什么可忧虑恐惧的？有过错不自我责备，这就够了吗？想要克制自己私欲的人，应当在此处决断。有自身就有家庭，但家庭之道不容易整治。泰伯的德行，百姓无法称赞。伯夷、叔齐的仁德，因此成为贤人。樊迟问孝，都纠正了他的过失。孟武伯的贤德，以不改变为难。选择配偶的如长孙、如容，居家生活的如卫国的公子荆，这样才可以。自身的出仕与隐退，又应当顺应时势。行动与废弃有命运，被隐退有道义。开之出仕，未能获得信任。骞之出使，善于言辞。孔子和颜回的应用，出仕、舍弃、隐藏没有不合义的。乘坐木筏浮海，子路还未能知晓。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晨门、荷蒉、接舆、长沮、桀溺、丈人这一类人呢？学习了不用就算了，用了就应当讲求治国之道。信任、节用、爱人、按时，都以恭敬为主。政令、刑罚、道德、礼制这四者，不可偏废。樊迟治理武城，得益于学习道义。雍使南面，源于恭敬简略，假使夫子得到国家或家族。确立道义、安抚动荡的效果，不止于改变鲁国达到大道，而且周朝东迁可以西归。治理不可以没有法度，又应当明确制度。可以沿袭的就沿袭，可以增减的就增减，应当节俭的就节俭，应当拜下的就拜下。跟随先进的人跟随其质朴，跟随周朝的人跟随其文饰。我回答关于社稷的问题，子贡想要去掉祭羊，都不如颜回问治国的一问。然而天下没有没有道理的事情，也没有没有事情的道理。说台阶，说席子，互相尊师之道，拐杖出来就出来，后长的意义。每件事都询问，是谨慎到了极点。时亡而拜，也是礼仪的称许。请求粮食和给予粮食，必定权衡给予和接受的意义，平均给予别人，何必在出纳上吝啬。醋乞讨给邻居，厌恶矫情。借马现在丢失，耻于世俗的偷惰。他教导人则根据中等人上下的资质，严格区分君子和小人。不能愤愤不平的，固然不启发；不能得中行的，也与狂狷之人。鄙夫必定竭尽，童子与之进步。虽然想要无言而无行，不与二三子。教导了，但还有警戒的意思存在。勉励后生可畏，害怕死后不被称颂。巧言令色必定感到羞耻，居下位诽谤上位者必定厌恶。六言六蔽的防范，其偏颇；三友三乐的告诫，其损害。言语如箴砭，句句如范防。不仅仅止于一人一事，而所以警戒的，又害怕其舍弃正道而走向歧途，则严厉地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巫医不恒常，小道恐怕拘泥，也担心其沉溺于邪道而趋向末流。如果圣贤的气象，则不同于此。箪瓢陋巷，不忧而乐；訚訚侃侃，无非英才。裘马共敝而无憾，善劳无伐而无施。其与老安少怀者，固然不同。然而都是志于仁的人，由求赤的真实，樊迟的洒落。政事未可议论其优劣，而圣人一问一答，从容笑语，如家人一般。温良恭俭让，子贡知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仪封人知道。申申夭夭，温厉恭安。门弟子可谓善于记忆，而《乡党》一篇，真是活生生的夫子，现在还能想象仪式典刑如在眼前。学者如果以此观察，浸润求趣，不用《或问》《集注》就足够了。涣然怡然，不用注解正经就足够了。又过很久，左右逢源，自有一部《论语》在心中。虽然如此，谈何容易。

《论语·学而》第一章。《孟子·梁惠王》第一章。《论语·尧曰》第二十章。《孟子·尽心下》第三十八章。

《论语》和《孟子》是六经的阶梯，两书首尾次序各有条理，不可混乱。《论语》每章不过几句，多则十余言，理义自然精深。《孟子》有时千百言，但语意明洁，血脉贯通，没有一字闲散。近时学

译这种弊病在于喜好高深。读《论语》尚未理清脉络，刚学到“学而时习”，便谈论“尧曰”；读《孟子》尚未理清脉络，刚讲到仁义，便谈论“尽心”。应当先把握其本体，而后推究其功用，这样才是可行的。“学而”篇和《梁惠王》篇的第一章，是确立根本的地方；“尧曰”篇、《梁惠王》篇第一章以及《尽心》下篇第三十八章，是承接道统的地方。前两章是阐述道理而功用蕴藏其中，后两章是展现功用而道理贯穿其中。天下没有脱离功用的道理，也没有没有道理支撑的功用。因此，我将各篇的首尾两章拿出来，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评议。

译《学而时习之》章与《梁惠王》第一章

《论语》开篇重在强调学习。“学”字的关键在于“习”。《易经》以水再次涌出为“习坎”，学习的“习”也是如此。反复练习就会熟练。仁爱熟练了就能防止偏离仁爱，正义熟练了就能防止偏离正义，怎么会不喜悦呢？这是自我追求、自我趋向。喜悦既然在我心中，那么快乐也在我心中了。一定要等到朋友从远方来才快乐，这是因为快乐到了极点，将要与他人共享。《易经》中的“同人”卦，没有哪里不是朋友。然而也有不必相同的时候，所以有人不了解，有什么可恼怒的呢？君子的学习就是这样罢了，所以用“君子”来总结。喜悦、快乐与不恼怒相对，君子是总括上文所说的，也是承上启下的词语。“之”指所学所习的道理，这是君子的一种行为。所以说“不也……吗？”这是假设的疑问语气。上面两句是心与理合一，中间两句是心与人合一，下面两句是心与天合一。《论语》二十篇，无非是学习的道理与事迹，这只是开端罢了。至于孟子回答梁惠王的问话，这是孟子入门的地方。仁义只是天理，利便是人欲。人之所以为人，除了仁义之外别无他道，哪里曾带着“利”字禀受于天命呢？仁并非专指爱，但爱没有比爱亲人更迫切的；义并非专指适宜，但适宜没有比尊重君主更大的。这两者是天理的自然，因为物我相互对照而计较之心加重。一旦有所图谋，就落入利的范畴。孟子一书，首先端正人心。七篇之中，纯粹谈论仁义。而这一章作为开端，是为了从根本上堵塞私欲的源头。先说“也有仁义”，是指本心的善端，言辞多么严厉。接着说“也说仁义”，是将君主纳入正道，言辞多么委婉。说“没有仁爱而遗弃亲人的，没有正义而怠慢君主的”，是指其效果的必然性，情意多么恳切。孟子的“有”与“未有”不同于梁王的“将有”，何必说利呢？这两句话，好比快刀利斧，连根切断。君王、大夫与百姓说“何以利”，固然都不可以。士人是仁义的主宰，他们所学的是什么？也都说利。这又是孟子深深忧虑的。合并这两章，孔子所说的学习仁义罢了。孟子所说的仁义，即是学习第一件大事。践行所学所习，那么仁义就能通达天下，这是确立根本的大本领。

尧曰：“第一章，位于《尽心》下篇，第三十八章。

《论语》终篇《尧曰》首章，杂引《大禹谟》《汤誓》《泰誓》《武成》中的话语，来称颂尧、舜、禹、汤、文、武的事迹。从“谨权量”到“公则说”，大概是逸失的史书文字，孔子当时这些书尚且完好，所以常常诵读这几句话，弟子编纂《论语》时追记下来，以显示孔子不违背帝王之言，想要施行帝王之事却不可得。然而尧、舜、禹的传授，必定首先以历数为言，接着是执中，这是因为初有国家的人，必定制定历法颁行天下，而历法本于数，正朔由此确立，教令由此推行。尧的“观测日月星辰，恭敬地授民时节”，大概取意于此。舜的“使用玑衡来齐正七政，以协调时月正日”，是受之于尧。禹的“赐予洪范九畴，以治理历数，以正岁月日”，是受之于舜。只有历数在身，而使天禄永终的，不过是执中罢了。中，是什么？就是道。上合天理，下当人心，中间事事物物，没有哪里不是中，所以称为道，并非空虚无据的意思。尧咨询的大略，舜命令的详细，其实是一致的。汤、武革命，也只是应天顺人，以及赏善罚恶，责己恕人，大纲小纪，本数末度，没有不是道的。下文“谨权量，审法度”等几句话，大概是同时的事，国家的制度，完备于此。修废官以分其职，然后政令通达四方。立二王后，是为了仁爱异代；封箕子、礼商容，是为了维系群心。养生慎终，是为了充实国家而敦厚风俗；宽信敏公，是为了尽己而惠及他人，都是王道的极致。帝王之道，简单而易行，如此孔子既然不能在世上施行，能不时时讽诵道来向学者展示吗？于是可见圣学的传承，如孟子《尽心》末章，即是《尧曰》首章的意思。尧、舜、汤、文，孔子都是圣人。然而旷世才出现一个，禹、皋、伊尹、朱、望、宜生，也是次圣大贤。有的同时辅佐，见而知之者不易，闻而知之者不难。这句话的重点，不在“见”字上，全在“知之”两个字上。知是从心而言，之是从道而言。他们所说的道，就是《尧曰》所说的中。天下没有两个道，圣贤没有两样心。如果心知所同然，那么见也是知，闻也是知。皋、伊的学问，见于谟训，至精至粹。莱、朱、若、诚、仲虺，也是伊尹的亚流。武王向太公问道，太公陈述敬义仁，那么作为文、武老师的，难道没有来源吗？宜生师传虽无可考，但预武臣。九人孔子赞许他，才难，这也足以列入贤者之列了。由孔子而来，孟子虽然担忧后学失去传承，但以道自任的意思，大概有不得推辞的。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先儒谓近而无有，见而知之者，则后乎此，又岂

译又有听说了而知道的人吗？不知道这一转折之语，大概是孟子假设为怀疑之辞，不敢自认为已经得到了道的真传。将这两章合起来看，道体现在孔孟身上，而孔孟必定逐一叙述群圣的传承，大概是因为群圣所展现于治世的，都是道的功用。如今道不能体现于功用，固然辜负了前代圣人的期望；道又不能传承给后人，又怎能等待后世圣人在未来出现呢？虽然如此，孔孟难道是不得已吗！这是承接道统脉络的重大责任。再将四章合起来看，孔子以仁义为天性，所谓真诚存在而仍然自强不息；孟子以仁义为自身准则，所谓保持真诚，所以所愿学习的，孔子只先确立根本本领的重大，所以能承接道统脉络的重大。学者想要承接孔孟的道统脉络，必定从学习仁义开始，否则根本本领不确立，孔孟的道统不容易承接，何况敢期望孔孟以上的诸位圣人呢？

译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是什么？有气，有生命，有知觉，有义理，这就是人区别于万物的地方。人获得天地的德性作为本性，禀受阴阳的交合、鬼神的界限、五行的精华作为气，天地也依靠人来作为主宰。所以又说：人是天地的心。道是什么？是生命的本源，是本性的根本，是心灵的神明，是情感的发动，是仁义礼智信的常道，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伦理。叫做中，叫做一，叫做极，叫做诚，都是道。人用来承载这个道，道用来作为人的理则。道如果没有人，依附在哪里呢？人如果没有道，不过是血肉之躯罢了。

我的老师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八个字只是一个意思贯穿说明。人是一个完整的人，才能廓大他的道。道只是寄托在人身上，怎么能使它宏大呢？“弘”字有两层含义：人把道获得在心中，当它寂静时，没有一个道理不具备，也没有一个事物不涵盖，这是容纳承受的“弘”。等到感应而通达，没有一件事不是这个理的作用，也没有一个事物不是这个理的推演，这是廓大扩展的“弘”。它的容纳承受，人心揽取它好像不满一把，而万物都具备于我，多么宏大广阔，这是“弘”的体。它的廓大扩展，四端虽然像火苗，但泉水通达并充满它，足以保全四海，这是“弘”的用。本性中固有的一切，一一全部收入进来；职分中应当做的一切，一一都要推演出去，这才是“弘”。

虽然如此，有的人能弘，有的人不能弘，为什么呢？这个“弘”字完全从作用上来说，能与不能取决于人罢了。同样是人，有一个人的人，有十个人的人，有百个人的人，有千个人的人，有万个人的人，有亿个人的人，有兆个人的人。人到了成为兆个人的人，然后位居天地之间，立于万物之上，才开始称为真正的人。人的极致到了吗？所以说：圣人，是人伦的极致。只有圣人然后可以践行形体达到极致的地方。践行的地方，“弘”得很多了。

人同样是仁，一定要像尧舜那样，以不忍人之心推行仁政覆盖天下，这才称为“弘”。人同样是义，一定要像伯夷、伊尹、孔子那样，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都不做，这才称为“弘”。人同样是礼，一定要像周公那样，太平时代的六典无非是广大，从心中流出，这才称为“弘”。人同样是智，一定要像大禹那样，实行无为而治，虽然天很高，星辰很远，可以探求其缘故，千年的冬至，可以坐着推演出来，这才称为“弘”。孝不如尧舜那样宏大，武王、周公那样通达，不是“弘”。忠不如禹、皋陶、益、稷的谋略，周公、召公的诰命，不是“弘”。中、一，不如尧、舜、禹、汤的相传，不是“弘”。极不如箕子的九畴五用，皇极赐福给百姓，不是“弘”。诚不如子思的《中庸》，尽自己的本性，又尽人尽物的本性，以赞助化育，与天地并立，不是“弘”。

伊尹在莘地耕作，所乐的是什么道？一定要以先知唤醒后知，先觉唤醒后觉，不“弘”怎么承担天下的重任？傅说在岩地筑墙，所学的是什么道？于是不能使他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心中羞愧耻辱，不“弘”，怎么发挥舟楫霖雨的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是元圣，斯文没有丧失，以天自许，如果有用我来复兴东周的吗？顺应天时，沿袭水土，四季运行，日月光明，万物生长，这是孔子之所以为“弘”。担任司寇代理宰相，诛杀少正卯，击退莱国军队，这只不过是我的道小试牛刀的一万分之一罢了。

战国七雄末年，孟子是亚圣，气配义道，充塞天地，居住在广居，站立在正位，行走在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孟子之所以为“弘”。辟除杨墨，继承三圣，这只不过是卫道的效果显著罢了。

唉！像尧、舜、禹、汤、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然后称为人，然后称为能弘道。不然的话，管仲也是人罢了，格局浅，规模狭，既没有帝王之学作为根本，而私欲先在内心隔绝，物我不能贯通于外，怎么扩充拓展得到天地变化、草木繁盛的地方？又怎么能与上下同流呢？所以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小。”孔子的道至今是万世的宗师，孟子的道至今不在禹之下。后于孔孟千万世而来的人，几千万人，难道唯独没有与圣贤异世而同符的人吗？

隋朝的王通以三才九畴作为布衣的事，于是拾取两汉以来文字语言的鄙陋，功名事业的卑下，僭越比拟六经，就要自比圣人。唐朝的韩愈《原道》一篇，粗略知道本领，然而不免有浮华放浪的习气，富贵利达的追求。这些人，生不逢文明的时代，资质又禀受醇薄之间，难怪是隋唐人，怎么可以要求他们具备孔孟之道？道没有断绝延续，没有古今，如果不是那样的人，道不会凭空实行。人像孔孟，那么道也在孔孟那里“弘”。

有人说：“人人都必须像孔孟吗？”回答说：“颜渊不说过吗？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所作为的人也是这样。”有所作为这两个字，多少弘道的力量，全在这里。大抵人不容易做，也不难做。人字从丿从乀，笔画很简单，意义很大，领受恶而保全善，脱离凡近而游于高明。不要为一身的谋划，而有天下的志向；不要为一生的计虑，而有后世的忧虑。不求被人知道，而求被天知道；不求与世俗相同，而求与理相同。而且要做成

译一个人，如果先确立了自身根本的大节，那么细小的欲望就不能动摇它，这就是成为伟大人格的原因。成为了伟大人格之后，然后由端正自身修养来治理家庭，由治理家庭来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然后以自身为根本，在民众中得到验证，考察夏商周三代圣王的制度而不违背，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相冲突，向鬼神求证而没有疑虑，等待百世后的圣人到来也不感到困惑，大道于是才圆满了。如果仅仅因为长着圆头方足就称之为“人”，懂得饮食男女之事就称之为“人”，这样的人存在也无益，不存在也无损，这样的人也就等同于万物，又凭什么区别于其他人呢？立志追求大道的人，千万不要把第一等的人让给别人去做，然后才称之为大道。

译孔子说：“要实行夏朝的历法。”

“实行夏朝的历法”只有四个字，但议论涉及的范围却最大。朱文公认为以建寅之月作为岁首，这是历法中正、政令善的体现，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他说子、丑、寅三个时辰都可以，三代交替使用，未免沿袭了汉代儒者的浅陋见解，蔡邕的《月令》也是这样。唐子西说：“唐尧虞舜本来就以建寅为正，夏朝的历法尤其完备，并不是说建寅从夏朝才开始。”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至于说商朝建丑，其意义何在？似乎有所见解，而说周朝才开始以建子为正，不废弃夏朝历法的正岁，也难免沿袭三统的说法。《礼运》记载孔子从杞国得到夏朝的历法，注释说：“夏朝四季的书，现存的是《小正》。”《家语·问礼篇》说：“我得到了夏朝的历法。”注释说：“在四季的正月中，夏朝的历数最得天心。”《尚书·政典》说：“下注可知其为夏朝四季的书，是夏朝记录四季的书。”夏朝的书不仅有《小正》，也有《大正》。孔子当时还能见到它们，秦项两场大火之后，汉代儒者见到的只有《小正》了。《夏小正》现在见于《大戴礼记》第四十七篇，其文字简约严谨，不像秦汉的文字。《戴德传》则训释《小正》中星宿分野、昏旦、伏见、中星正当、寒暑、日风、冰雪、雨旱的节气、草木荣枯、羽毛鳞甲蠕动之类、蛰虫兴起与潜伏、升降、离陨鸣叫的应验，无不详细记载，而王政民事都与之相关。由此看来，所谓“夏时”，并不是以建寅为正才叫夏时，而是从历数以来授时的方法，如《尧典》中告知民事的内容，到夏朝才完备。各家的历法没有长久而不出现差错的，只有《夏小正》一书授时没有差错，所以说“实行夏朝的历法”。这个“行”字记录十二个月所行的政令，与《吕令》所说的“行春令”“行夏令”相似。《吕令》是秦朝吕不韦《春秋十二月纪》的首章，吕不韦不用秦朝的正朔而用夏朝历法，也是因为夏朝历法可以作为依据。现在的人一说到“行夏时”，就把“三正”作为题目，不知道“三正”二字，《尚书·甘誓》孔安国传只说是得到天地人的正道，何曾说过子丑寅呢。“三正”的说法从刘歆开始，班固《白虎通》采用它，说“夏以十三月为正，十三月就是现在的正月”。孔子所说的“行夏时”，大概是孔子在杞国观察夏礼，只得到夏人四季的书，在历象之法上，四季节气、朔望晦朔最得其正，所以以此回答颜渊的问话，并不是有意于改正朔。大体上，治理历法、明辨时令是有天下者的第一件大事。《尧典》开篇就理会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以闰月成岁。箕子为武王陈述大法，便第一条是五行，第四条是协用五纪。这里错了，事事都错。孔子之所以把实行夏朝的历法作为第一句话来说。但《礼记》说夏时，又说坤干，为什么呢？乾坤是《周易》泰卦的十二辟卦。泰卦是建寅之月。孔子得到夏时却得不到乾坤，就无法知道夏朝历法之所以长久不差的原因。孔子得到乾坤却得不到夏时，就无法知道乾坤可以用来制定历法。然而《周易》泰卦的大象辞不说地天泰，而说天地交泰。乾坤的作用位置，不可以不正。乾坤的气，不可以不交。天地，是正尊卑的位置。交，是互升降的气。小戴礼说：“我得到了坤干。”《家语》又说：“我得到了乾坤。”恐怕应当以《家语》的文字为正确。或许有人惑于三易的说法，认为归藏始于坤。不知道三易都以乾为首。年代久远，古书遗失，难道只有殷易吗？请借夏时并及殷易，愿与各位讲明它。

孔子说：“曾参啊！我的道有一个根本贯穿着它。”曾子说：“是。”孔子出门，门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夫子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孔子说：“端木赐啊，你以为我是多学而记住它的人吗？”回答说：“是的，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用一个根本贯穿着它。”

这两章，曾子是践行得到的，子贡是认知得到的，但不知道统宗防元的要领，所以孔子亲自传授密旨，授予他有不可言说的内容，其所以如此，程伯子、李延平、朱晦庵等老先生解析已经极其分明。陈北溪、刘习静、杨志仁、陈复斋四位大儒的问答，又详细且完备。如果便加注释，未免有叠床架屋的讥讽。后来读《论语》的人，说曾子在说“唯”之前，只理会得万殊；说“唯”之后，才理会得一本，是曾子全无本领做到将去，这是第一点。孔子只说此理浑然无分精粗，体中有用，用中有体，曾子何尝向门人说过？一是忠贯，二是恕，这是第二点。或者又舍弃一贯而说忠恕，有学者之忠恕，圣人之忠恕，天地之忠恕，这是第三点。我僭越以愚见陈述于下方，希望同志共同纠正它。

前一章的道字，后一章的学字，看似二，实为一。道是浑沦的，学是条理的。道非学，何以致格？学非道，何所据依？古人未尝废书而学，非读书之谓，盖其所

译求学的人所追求的，都是道。这就像公孙朝问子贡说：“仲尼从哪里学习？”而子贡用“文武之道”来回答，这里的“学”是学习孔子的学问，孔子的学问就是道。“吾”字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中的“吾”字相同，“予”字与“予欲无言”中的“予”字相同，二者是一以贯之的。“一以贯之”应当连起来解释，“之”字是指万事万物而言。天下没有没有道理的事情，也没有没有作用的实体。“之”字如同“学而时习之”中的“之”字，是指所修习的道而言，句式又与“礼以行之，孙以出之”相似。“之”好比一堆散钱，“一以贯之”好比一条绳子将它们穿起来。前章“参乎”，后章“赐也乎”，都是疑问语气词，圣人用字各有法度。“参”是直呼其名而直接告诉他，却加了一个“乎”字，大概是怀疑曾子一定能领悟防备吧。“赐”是直呼其名而提问以启发他，只加了一个“也”字，大概是说子贡未能领悟防备，还像以前的话语，众弟子都一样。前章“唯”字与后章“然非与”三字相对，“唯”是应答迅速且无疑的词，“然”是才相信，“非与”又是怀疑。前章“而已矣”与后章“非也”相对，“而已矣”是竭尽无余的词，“非也”是决断之词，使人不能怀疑。前章“夫子之道忠恕”与“吾道一以贯之”相对，后章“多学而识之”与“予一以贯之”相对。“女”指子贡，又与“予”相对的字，“夫子自指也”与“字”也是疑问语气词。“夫子之道忠恕”是下面添了一层话，“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是上面添了一层话，告诉他们的言辞有先后，或者“唯”或者“不唯”，那么两位弟子的学问深浅就可见了。读这两章的人，只提起曾子、子贡来说，都是从下面说上面，我如今从“吾”字、“予”字说起夫子，是从上面说下面，因为这两章的本意是夫子把自己作为榜样说给两位弟子看，却教两位弟子自己去体验得到，似乎“吾”与“予”不像“吾”与“予”那样。夫子察觉人心的契机就在这里，只看《论语》二十篇，从夫子自身而言，在乡党中温和恭顺，在朝廷上辞令流畅，与下大夫说话则刚直，与上大夫说话则正直，唱歌不随便，笑不随便笑，叹息不随便叹息，至于听到韶乐，则食而不知肉味，就是这样。从夫子出处的大节而言，离开鲁国时迟迟不舍，离开齐国时洗米即走，卫君问陈，则第二天就离开。季孙接受女乐，则不等致送祭肉就离开。公山弗扰召他，则想去而最终没去。以至见南子，答应阳货，又委曲而不失其正。从夫子教导人而言，则愚钝、鲁莽、偏激、粗野的人有办法去除他们的偏颇，果敢、通达、有才艺的人有办法成就他们的长处。仲由兼人则退他，冉求自画则进他，子张过则抑他，子夏不及则勉他，就是这样。从夫子回答问话而言，问仁是一样的，回答颜回的不同于仲弓，回答子张的不同于司马牛，而樊迟的问始终共三次，所以回答各不相同。问政是一样的，告诉子路的不告诉子贡，告诉子夏的不告诉子张，而当时的君大夫如齐景公、如季孙，又各有以规劝他们的过失。以至由、赐问士，子路、孟孙问孝，也没有不是这样的。从夫子应事接物而言，则老人安适，少年怀念，朋友信任他，阙党童子传命，互乡童子与之洁净，原壤敲腿，孺悲不见，接舆则想与他说话，荷蓧则告诉他大义。他回答王孙贾，斥责子西，又有不厌恶而严厉的情况。原思辞谢粟米，则给他；冉有为公西华请粟，则责备他；颜路请车，则拒绝他。以至用小人指责樊须，用不仁指责宰予，鸣鼓而攻，粪土之讥，几位弟子没有不内心惭愧而心服的。又大到参酌礼乐，则时而辂冕韶损益文质，以求其中。又寄托春秋以确立一王大法，大概有建立于天地而不违背，百世等待圣人而不迷惑的。他得到邦国，立则立，道则行，安抚来者，感动和者，又有不知道所以然而然的，大概没有不是我们夫子所说的道与夫子所说的学？岂止是泰伯篇末几章，尧曰篇首一章呢？凡是这样的，千条万绪，真所谓如四季错行，日月交替光明而不相违背，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如百川随其脉络，日往而不息。然而圣人难道是有心而为之吗？也是从混沌大本中流出的罢了。所以说：“吾道一以贯之。”你以为我是多学而识之的人吗？我一以贯之。虽然如此，这不可以直接达到。求学的人必须有下学的功夫，然后才可以窥见上达的妙处，事事、物物真知，实践然后才可以防备。一以曾子的纯笃，子贡的敏达，朝夕亲近圣人，没有不由此而入的。夫子知道曾子对我的道已有所得，所以不待问而直接告诉一以贯之的体。又知道子贡对于学也将有所得，所以先发其疑，而后告诉一以贯之的本。告诉他的，何使

译这不过是契合内外之道罢了。曾子之外，只告诉子贡，是因为子贡又优于其他弟子。然而子贡起初信从，中间怀疑，最终又不能像曾子那样仅仅应答“唯”。这是因为他还没有听闻性与天道之前呢？还是因为孔子的话而得以听闻呢？如果因此就轻视子贡，又不符合孔子的本意了。回头看前章，曾子一个“唯”字之外没有再问难，吕成公还说曾子的话虽然领悟了，但其中自有未领悟的地方。所以圣贤之道贵在不停止。假使门人不知道问，曾子就防止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不就堕入空虚渺茫的境界了吗？忠是诚实的意思，而恕是用来实行它的。这在我道中只是一件事罢了，不可以当作一贯的妙处。一贯的妙处难以言说。认为它精微，精微不能穷尽；认为它高明，高明不能达到极点。大概也是求之于天，求之于物，又反过来求之于心，那么就是一个罢了。学问达到这个地步，没有多余的事了。然而难以用形似来揣测，所以曾子付之一“唯”。曾子自己知道可以，告诉别人则不可以，不得已而有忠恕的名目。大概门人不可以谈论高深的道理，让他们由忠恕进入道，这是曾子能够推究细微以传道。学者看到曾子说忠恕，就只以忠恕来寻求我的夫子，又错了。这是我夫子所以说“我想不说话”的原因吧。

译四如讲稿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四如讲稿卷二

宋 黄仲元 撰

颜回、曾参、子思的学问

孔子的门徒有三千人之多，其中亲身受业并通达圣道的有七十多人，然而真正获得圣人之道的人不过颜回、曾参两位，为什么如此艰难？颜回去世，孔子并非出于私人的悲痛，而是担忧圣道无人传承。后来幸好得到曾参，曾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圣道依靠曾参得以传承。曾参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轲。韩愈说：“孔子传给孟轲，却不知道曾参从孔子那里得到，子思从曾参那里得到，孟子从子思那里得到。”自从有人类以来，德行没有比孔子更高的了。有大德行的人必定会得到相应的地位，地位与德行不相称，所以上天降生哲人，让他们传承圣道，在孙子辈得以教化后代，这样的回报本来就应该如此。颜回不曾有著作，他的德行志趣仅仅见于《论语》问答之间。曾参学问的大纲，则有《大学》一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认为子思有二十三篇著作，不知道这些书是在何时散失的。《中庸》两篇，现在仅见一篇而已。孟子七篇，大体上都源自子思。现在观察这四位传承圣道的人在用功上的关键之处：颜回的工夫只在克己上，克己，就是克制去除私欲，才知道不符合礼的事就不去做，如同拨开云雾便看见青天，如同快刀斩竹，一刀一段，如同屋里有贼便开门赶出去，不让贼留存在屋内。曾参的工夫全在格物上，格物，就是穷尽天下事物的道理，精微粗浅、细小宏大，大到天地之所以高厚，小到禽鱼草木之所以如此，或者议论古今人物而辨别其是非，或者应对事物而处理其恰当与否，今天格一件，明天格一件，如同喜好古物、博学雅正的君子，见到古代器物、彝鼎、图画、篆刻断落不可考证的，一一辨别其款识、纸张墨迹的来源。子思的工夫全在坚持不懈上，坚持不懈，就是学问思辨有不能理解的，就不容许放过，如同掘井不到泉水就不放弃，如同堆山差一筐土不停止，勤勉不懈，自强不息，如同天道运行没有停息，日月流转，百倍于人的努力，千倍于人的努力，何必担心不能获得？孟子的工夫全在养气上，养气，以积累正义为主，不要防范是工夫不可松懈，不要助长是又不可急躁，如同有田地不知道除草，让它自然生长，固然不可以怜悯它不长而拔苗助长，又不可以，如同炼丹有文武火，火冷则灰死，火猛则丹走，只有慢火常在炉中，可以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后才能养成丹。孟子下工夫有节制如此，所以能成就浩然之气，而能不动心。既然看了四位传承圣道的人在用功上的关键之处，又看四位传承圣道的人在圣道上的收获之处。颜回初学道时，胸中杂质尚未澄清，正想要钻研仰慕，他却愈见其坚固高深，要入门不得。自从圣人教他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才一直低头去做，心地日渐开阔，自然要停住不得，长期积累努力，才看见此理常在面前，卓然独立，此时才十分见得亲切。这是颜回有收获之处。曾参的学问主于诚身，他在平时日常观察反省并服习，逐件大概都已熟练了。只是他未能看见圣道的大全，则不免见一事为一理。等到孔子用“一贯”的话唤醒他，正适合他的情况，而曾参也在言下便领悟，知道向来所从事的虽然万理万殊，所以贯穿它们的未尝不一，所以慨然一声“唯”而无疑。这是曾参有收获之处。子思的收获在“费隐”二字，看见道体流行于事物之间，大极于天地，小极于毫发，充塞充满，无一物一事不有其用之广如此，所以说“费”。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则隐藏在事事物物之间，无声臭之可闻，无形迹之可睹，所以说“隐”。鸢鸟的飞翔是鸢鸟的道，鱼的跳跃是鱼的道，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只是无人领会得此。子思有收获之处。孟子所说的收获在“深造以道”处，此“道”字不是道德的道，而是深造的方法，不疾不徐的意思，以法度而深造之，优游涵泳，使自得之，厌饫之，使自趋之，想要其自得之，称之为自得，才是自己的东西，无一毫假借于外，左右逢源，意思最好，左右有近意，有不一处意。至于自得，则理在左右之近，触处见本原，随取而逢见之。这是孟子有收获之处。四位传承圣道的人有收获，都从用功中来，如果不曾下工夫，何缘有收获？看他有收获得了，又看他资质禀赋如何？圣人德行无不具备，颜回也煞是周全了，只比之圣人便有些未纯一，终究是刚明较胜。不知者便把颜回当作柔善人看。如果曾参笃实，也是强毅，子思、孟子都是刚毅的人，以此终究有立脚之处，所以能得其传。但颜回明睿不像曾参、子思那样用力，孟子才高难学，又不像颜回那样亲切有依据。看了四位传承圣道的人的资质禀赋，又当看四位传承圣道的人的气象。孟子的气象似子思。子思的气象似曾参。曾参的气象比颜回较粗些。颜回的气象比圣人微有痕迹耳。学者想要学孔子，应当先学四位传承圣道的人。学四位传承圣道的人，应当熟读四书，看他何处是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