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如讲稿卷二

译哪里是有所得，资质禀赋如何，气象风范如何，都能想象得见。由此来研读六经，成为君子式的儒者，被任用就推行道义，不被任用就退而自守。修身吗？治国平天下吗？达到中和境界从而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生长发育吗？独善其身是可以的，兼济天下也是可以的。没有哪一样不是充分尽到本性中固有的、职分中应当做的。那么拜谒这座祠堂，就像亲眼见到四位贤人，就像亲眼见到圣人。不然的话，不读他们的书，不了解他们的人品。穿着宽大的衣服戴着高高的帽子，匆匆忙忙地频繁跪拜，看着他们在前面，额头却冒出冷汗。

译仁义礼智的发端章。仁义礼智乐的实质章。

这两章是七篇的大总纲，前章重在“仁”字上，却包含了义、礼、智的论述；后章对举仁义，却合着智、礼、乐来论述。前章重在“端”字，与“知皆扩而充之”一句，如果不说“端”字，那么“充”字就无从谈起；后章重在“实”字，与“知斯二者弗去”一句，如果不说“实”字，那么“生”字就无从谈起。文字各有其脉络，这两章都指向良心真切的地方来说。这就是信实，仅仅是“信”字。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上面的“人”字总说天下之人，下面的“人”字单指个人来说，如下文所说的“孺子”便是人，“不忍”是此心割舍不得。只是下文“恻隐之心”，所谓“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五句，此心人人都有，先王也有，但普通人不能扩充，圣人便能扩充它。百篇之书，南雅之诗，六典之礼，都是不忍人之政，以政令发动本心，心心相感，不言自化，应当像运掌一样容易。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六句，又再次提起来说，要见本心的真实恰当，乍见时这哪里有所安排造作，而怵惕恻隐自不知从何而生？如果为了结交，为了求誉，为了厌恶那声音，那便是伪善了。所以着重三个“非”字。由是观之以下九句，“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来说罢了，因论述恻隐便引出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出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八个字，一字一义，都指人与己相互对照来说，却就在事物的反面看出正道理来。没有此心则都成为非人，言其必有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以下八句，须晓得不是仁义礼智，只是仁义礼智的发端。仁义礼智，是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情。性情二字都从心，性是心的静，情是心的动，心统摄性情。端是情的发见处。注解说端是首，疏解说端是本，朱文公以为端是绪，如同缫丝一样，先寻其绪，则千丝万丝续续而上。因情的可见，而后知道性之不可得而见者，皆自然而然。名从外立，理由中出，不是使人学为仁义礼智。所谓“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以下六句，“人”字应上面的“人”字，“有”字应上面的“无”字，又以四体来证明四端之必有。自谓不能者是，指人来说，谓其君不能者，是应上面先王说。先王之政，念念不忍，事事不忍。后之为臣者，独不能引其君志于仁乎？所谓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七句又再拈起说，“凡”字才谓人皆是我字。是人人之所谓我，我字与上“自”字对，“皆”字与上“凡”字对，“知”字又与上“能”字对。始患其不知，知患其不能扩充，故末稍归重在“知”字。知须是在人体认得个本心形见处，“充”字又重“知”字了。知不能充，是只见得便住，息火之明，遏泉之行，此将谁咎？始只是上面“端”字充得去者，足以保四海，便是说先王之政。不能充者，不足以事父母，便说人之自贼者。充是塞乎天地之间，皆此仁也，自然扩了，更不消再说“扩”字。这便是人能行道底道理。保四海者，满腔子纯是天理；不足事父母者，满腔子纯是人欲。此之谓失其本心。故七篇教人体认良心善性，后章专就事亲从兄上说，较切近。〇要在实字。人身之初有父兄而已。身者，父之遗体；兄者，分父之气体而先者也。事亲须见事意，从兄须见从意。不于事与从上玩味，则终无以识仁义之实理。下面三个“斯”二者，只是事亲从兄。既知之又弗去，知是见得明，弗去是守得固。事与从又有多少品节仪文在里面，行得恰恰好，不增一分，不减一分，便是理之实。由中而出，无些勉强，便是乐之实。乐则生，以下三句只是事与从之间常常做得熟，自然浃洽周流，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到这田地，触耳所听，触目所视，无所不合，而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这便是四体不言而喻矣。前四个“是”也字都是说用工处，到乐处便不说“是”也字了。这处最要看，所以乐所以生者如何。“生”字与“实”字应，实是个生生种子。这种子只在人腔壳子里验之。吾身事亲从兄，是就原头发见处说；知弗去，是就体认操存处说；节文是就纤悉微密处说；乐是就成熟结果处，说生恶可已。如硕果不食，善端萌蘖，更无歇时，足蹈手舞，只是形容。枝干畅茂，花萼敷荣，

译值得玩味、令人愉悦的地方。孟子指出一个“实”字来示人，即使是田野间的农夫，也足以知晓这一点。学者如果不能知晓它却不去追求，那对于礼乐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这也就只是普通人罢了。反复研读这两章，前章没有说“实”，但并非为了结交权贵，并非为了博取名誉，并非厌恶自己的名声，这正是实心显现。后章没有说“充”而乐，那么生生不息的善性就会厌恶停止，这就是充塞的气象。后章说了“乐”，而前章没有说“乐”，为什么呢？充实足以保有四海，怎么会不快乐呢？不充实不足以侍奉父母，快乐从何而来呢？前章又应当参照“情可以为善”那一章来看，恭敬之心，就是辞让的根本，不说“端”，只是直接用它来彰显其本体罢了。后章又应当参照“君子所性”那一章来看，树木有果实就会生长，有根就会生长，性的四种德行，根植于心很深，所以它表现出的神色，在前面光辉灿烂，在后面充盈饱满，向左右上下旁溢流通，而自己也不知道。这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到。唉！普天下都是人，人都有仁义礼智，但如果人们不互相讲习，那么道就不明。不实行，必然要有先觉之士来传授，因此与人的大道相互依存而无穷尽，不可废弃。周朝东迁后道统衰微，强国只有七个，上面没有礼制，下面没有学问，士人茫然地流入异端邪说，从而砍伐损害他们本心的天性。母亲的食物不吃，兄长的居室不住，这难道是能扩充其同类爱的人吗？爱没有差别等次，施恩从亲人开始，这难道是知道根本之一、大事应当尽力去做的吗？父亲、兄长和百官难道都不想要恻隐之心吗？哪里有在坟间乞讨剩余食物，而妻妾一起讥笑哭泣于羞恶之心呢？哪里有竹器盛饭、豆器盛羹这样微小的东西呢？如果不是那个人，就会表现在脸色上，乡愿败坏道德，却不知道那似是而非在于辞让是非之心吗？哪里有七篇书，我孟子能不痛切地与他们言说呢？因为没有是非之心，所以没有恻隐之心，就告诉他们射箭工匠选择技艺，不可以不慎重。因为没有羞恶之心，所以没有辞让之心，就用呼蹴之食不接受、不屑一顾来比喻。说：人如果能扩充不想害人的心，扩充不想偷窃的心，那么仁义就不可胜用。接着又说：扩充不接受呼蹴之食的实际，那么无处不表现为义，这就是用来扩充我的仁。只怕人自我残害。告诉曹交孝悌，引导滕文公以尧舜之道看待觳觫的不忍，就告诉他举此心加诸彼；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就责备他，说这哪里配做百姓的父母？又不敢说他的君主不能。教他体认，教他扩充，探究几微的先兆，辨别理欲的界限，端正人心的初始，探究治本的原由，像子车这样的人，然后才可以说是善于讲学。天理民彝的存在，虽然今天如同古代，谁没有立己达人的仁？却忍心说学习不必讲习吗？讲习，就讲习那大的方面。与臣下言，言忠君；与儿子言，言孝父；与弟弟言，言悌兄；与朋友言，言信友。不要让养其小体，而终身成为小丈夫，或许对内能知晓仁义的实际，对外也能扩充其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端绪。虽然如此，侍奉亲人、顺从兄长，孩童可知可做到，似乎很容易。侍奉孝道不像舜五十岁还慕亲，不离开地位，年老尤其难。至于乡邻有争斗，去救则迷惑，厌恶甚于死患，有不躲避馈赠七十镒黄金，接受认为是这样，章节称不孝。遵循礼貌的准则，子车对于这四端。权衡轻重，也必然有道，学习实在不容易讲习啊。

译孟子《贡助彻》章与《周官》井田制度

身处当今而思慕古代，常担忧长久宏大的法度无法施行；援引经典、依据古制，常担忧因袭变革的意旨不能阐明。正因为法度未能施行，所以诸儒传述其意旨反而更加不明。假使法度的施行能像成周盛世那样，那么就没有废弃败坏，没有更改变动，哪有不明白的道理呢？无奈距离古代越来越远，田制日益败坏，圣经遭受焚毁的厄运，遭受毁谤诬蔑的厄运，诸儒随着经文产生传注，凿空传注以附会经文，又取杂说以扰乱经文，这是三种厄运。然而诸儒自身晦暗不足，晦暗经文而存在于经文中的真理，未曾有一天不明了。只需用经文解释经文，这就足够了。大抵古代的封建、井田、学校、选举、师田、冠礼婚礼、射礼飨礼等，都是统一的整体，而封建井田是其根本。井田的来源已经很久了，只是到了周代才完备。当时普天之下，大概没有不实行井田的。研究《周官》的人，也很多。汉代的郑司农，前朝盱江的李氏，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他们都认为周代的天下并不纯粹使用井田，他们的说法是：“《载师》的职掌，近郊税率十一，远郊税率二十而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哪里是井田的法度呢？”以民力共同耕种公田，而根据年成的丰歉制定征收法，那么孟子所说的“即使周代也是助法”，说：“这里应当十取一，这里应当二十取三，这里应当十取二。”这是孟子所说的夏代的贡法，核算多年的平均值作为常法，而不计算当年的丰歉，周代的王畿内不实行井田，而实行井田的，是王畿外诸侯国的制度。这是郑康成等人的说法。《匠人》职掌九夫为井【止】同间宽二寻，深二仞，称为浍。说：“这是王畿内采地实行井田的制度。”《遂人》职掌夫间有遂【止】以通达于王畿。说：“这是乡遂沟洫的法度。”甸、稍、县、都十二取民的税法，既与王畿外井田九一的法度不同，县都采地一井一沟的法度，《匠人》又与乡遂十夫同为一沟的法度不同。那么谁说成周普天之下，王畿内与王畿外，乡遂与都鄙，都实行井田的法度呢？这也是郑司农等人的说法。他们难道不知道周代实行井田九一的法度吗？只是对于《载师》与《遂人》所说的无法贯通，就强行加以解释。他们又认为甸、稍、县、都的田税有达到十二的，那么就不是十一的意义。于是又说：“周代田税轻近重远的原因是，近处劳役多，远处劳役少。王畿内用贡法，而侯国用井田的，是想体恤百姓。”康成这类话语，李氏大多袭用。认为这样两种意义才能并行而不相违背！成周实际上举天下通用井田，记载于经文中，本来没有抵触，而读者不知道经文有上下相承、纵横互见的意义，所以轻易地加以解释罢了。我看《载师》职掌说：“凡是任用土地，国宅不征税，园圃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这都是指园圃而言，在上面冠以“国”与“园圃”三个字，而其下面的内容都承袭上文。现在把十二当作田税，说王畿内用贡法，把井田当作侯国所用，王畿不使用，那么经文中“九夫为井”等话语都可以抛弃不顾了。《遂人》说“十夫有沟”，是从横向来说；《匠人》说“九夫为沟”，是从方形来度量。其实是一样的，这是纵横互见，彼此互相阐明罢了。却说“《匠人》沟洫的说法”，采地制井田不同于乡遂，实在不可理解。《考工记》本来不在六官的数目之中，何必把《匠人》与《遂人》并提？《载师》称为“任地”，那么就不是田；称为“园圃”，又不是田；漆林又不是田所种植的，怎么能称为田税？《司马法》是齐景公时大夫田穰苴所作，六国时齐威王大夫又作，附在穰苴之后，注家旁加的解释，何必强求吻合？《司马法》在《孟子》中明言“乡田同井”，那么乡田为井可知；“野九一而助”，那么遂田也为井可知。又说“即使周代也是助法”，今人解释《孟子》，就用郑氏“王畿内用贡，都鄙用助”的说法，即使朱熹集注也采用【杨〇山、张南轩都祖述郑说】。文公后来回答学者又说：“井地一方，沟洫庐舍在其中，已经是定下的。”先是五十改为七十，又改为百，一番拆碎，一番劳扰，圣人处事必定不会这样。看来自古都是百亩，《孟子》的文字固然不可删改，文公的疑问也应当考证。彻，是透彻的意思，这从横渠开始。画一井九百亩的田，合八家通彻而耕，那么功力均匀且互相督促，没有一家能懒惰的。等到收获，就计算亩数分配【文公说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便是用横渠的说法】先取十分之一归给公上，其余八家共同分配，这称为彻。年成有上下，那么司稼巡视田野观察庄稼以制定征收法，所以周代的彻法最为尽善。估量其低湿与高燥的土地彻田为粮，大概从公刘开始，后世特别遵循而遵守罢了。难道是周公才实行这法度吗？所以我说是周。天下通用井田。虽然天下通用井田，而王者只据千里之内，自己治理其田，所以整齐容易，而没有贫富不等的百姓。好处又是沟洫畎浍皆有

译定数，又无缘有占田之人。如侯国则以王畿为率【音律又音类】，又各自井其田。但看鲁国便知当时之制，如宣公初税亩，则自坏其法矣。毋怪再变而丘甲，三变而田赋也。

或曰：周为井田，田有不可井者，奈何？曰：所谓井田，其亦可井者井之尔。山川陵谷所在有之，如不可井，则亦计其夫家与步亩之数授之，取登足而已。何必坦然如一枰而沟洫纵横于其上乎？

经生说经，必欲画地为图，四方平正，以就死法，故其为说例皆互异，不能自通。于是立井田沟洫异制之说，又不通，则以为此商制，此夏制，皆不足据也。

若夫兵农之制，谓寓兵于农，又非治畿之道。分田使之耕，筑室使之居，既有以衣食，则不可无以自卫。于是教之为兵，以自为缓急之备。故王畿乡遂之民皆可以为兵。

周公以仁天下为心，只就他身上理防调发征行，所以用之皆有常数。见于经者，五家为比，即就其中以一家为比长。五比为闾，即就比长五人中选一人以为闾胥。以上族师、党正、州长之官皆然，非若后世民自为民，官自为官也。出而为五长、两司马、旅帅、师帅之官，亦莫不然，非若后世兵自为兵，将自为将也。

虽沟洫之夫，亦即就用洫夫以为浍夫，非洫夫之外，又除浍夫也。甸方十里，当九百夫，除去二里治洫，则除百八十夫，止用七百二十夫，出兵车一乘。同方百里，亦依此法除之，正合七家取一兵之法，正不必泥郑氏旁加之说，又不必泥司马法通成终同所出马车士徒之数为郑贾之说。

曰：乡遂都鄙，分用贡助而制田寓军，则异。畿内邦国皆用助法而制田寓军，则同【贾公彦又谓邦国亦用贡助】。考其说，畿内用贡，畿外用助之不可通者，一；乡遂沟洫井田之不可通者，二；乡遂都鄙制军之不可通者，三；司马法与都鄙丘乘异其不可通者，四；采地邦国制军之异又不可通者，五。周公经制，自周公之经制，穰苴司马法，自穰苴之司马法，何至傅会牵合，自为纷纷哉？

周官授田制军之法，具于司徒，出军部伍之法，具于司马，至简而至易明也。经曰：“乃经土地而井牧其野【止】四县为都，此六乡授田之法，上地可任者，家三人【止】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此六乡因田制军之法。”推之于遂，六遂如乡，准之于都鄙，都鄙如遂，井邑丘甸与遂人沟洫相包，是畿内皆井而用助，其地皆井，则其军皆家一人，安有乡遂都鄙之异？

司徒之比闾族党，指六乡之地而言，出军之总数；司马之五两军师，合王畿而言，调发之数。乡遂各七万五千家，家出一人，各七万五千人，而为六军之正副，此乡遂居民之实地。家稍县都，虽裂为公卿大夫之采邑，其地则皆统于乡遂，其兵则皆调于天子。小司徒之丘乘县都，是都统于乡；遂人之为鄙为县，是鄙统于遂。乡遂都鄙各家一人为正卒，使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以自卫其生计而已。或有调发，则合畿内惟起司马之六军，所以壮国势而休民力也。

夫以王畿九百万夫之地，而调发止七万五千人，其重用民力如此。疏家谓出军之法，先六乡赋，不止出六遂赋，犹不止征兵于公邑采地，不止乃征兵于诸侯，此殆汉唐劳民召衅之事，周公之法，有是哉？有是哉？

译孔子说：“舜和禹拥有天下，那是多么崇高啊，但他们并不把天下当作私产。”

章子说：“尧作为君主真是伟大啊。”

舜有五位贤臣，天下因此得到治理。

孔子说：“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

孔子在匡地遭遇危难，说：“周文王去世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

尧说：“咨，你舜啊！”

从前禹治理洪水，天下因此太平。

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相差无几。

禹厌恶酒而喜欢善言。

王者的遗迹消亡而《诗》也就消失了。

我没能成为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向他人学习孔子的学说。

从尧舜到商汤，经过了五百多年。

天下没有没有实际作用的道理，也没有没有道理支撑的作用。《论语》和《孟子》这两部书，虽然是门人记录当时师生问答的话语，但句句都是道理，字字都有作用。孔子和孟子忧虑世事，正是要在世上施展抱负，但受限于时运命数，最终没有被任用，而他们想要施展抱负的志向，就体现在《泰伯》篇的末尾、《尧曰》篇的开端，以及“文不在兹”的感叹中，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孔夫子的志向。端正人心，继承三位圣人的事业，《离娄》四章，历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传承，《尽心》篇中关于“见知”与“闻知”的论述，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孟子的志向。舜禹虽然拥有天下，却丝毫没有将其视为私有的关联。尧虽然像天一样伟大，无法用言语形容，但可见的是他的功业与礼乐法度。五个人和九个人，指的是臣子。虽然如此，必须像这五个人和九个人那样，才能称为人。唐尧虞舜交替之际，只有周朝最为兴盛。周朝之所以成为至德，是因为天命没有断绝，人心没有背离。周朝仍然侍奉殷商，这难道有夺取天下的心思吗？只有禹也是这样。我说“没有可挑剔的”，还哪里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后死的人与这文化传统，夫子自我承担的责任又是怎样的呢？一句话说不尽，所以又说了一遍。尧咨询舜并任命他，这是禅让的盛况。商汤和周武王的征伐，也是喜悦他们顺应天意和人心的举动。谨慎权衡度量，审慎法度，以下这些就是我们夫子在世上施展抱负的规划。禹治理洪水，周公兼治夷狄，孔子完成《春秋》，而孟子抵拒杨朱和墨翟，敢与他们相提并论。舜是出于本性，禹以下是出于努力，兼行三王之事施行四事，这是周公做的事。尊崇周朝折服齐桓晋文，这是孔子做的事。却说“我没能成为孔子的门徒”，孟子何曾谈及霸者呢？见知与闻知，以前没有人说破，然而也就这样罢了。虽然不敢自附于见知者的行列，也就这样罢了，还希望闻知者中有这样的人。圣贤的产生，并不频繁；道统的传承，也不成双。孔子的道，到孟子才开始被尊崇，但也到孟子才开始孤立。战国与春秋时代不同，异端恣意横行与孔子时代不同。文武周公的恩泽，虽然不远，但万章、公孙丑这些人，大大不如颜回、曾参等弟子，那么传道的责任，比孔子更加艰难。孔子不能成为尧舜，成为文武周公，孟子又不能成为孔子的门徒。一圣一贤，生不同时，都没有用处，实在可叹。道不被任用就必然要传承，没有圣人，传给谁呢？孔子的传承，还有曾子、子思、孟子的传承者，谁与他们同时代呢？像荀卿所学所见，完全达不到孟子的境界。经历汉晋隋唐，其间仅有一个董仲舒识得。大意：扬子号称尊信孟子，但本领差错，他哪里值得看呢？王仲淹也是有志于道的人，但所学毫无切实的功夫，所说的仅停留在形声的末节。韩退之写《原道》，颇知源流，但趋向所在，也未免有对文章的喜好，对利禄的追求。像这几个人，只是能口头传说道，而不知道道之所以为道的传承，传承尚且如此，作用在哪里呢？虽然如此，这道统的断绝与延续，是天意，也是人事。百十年间，常有一人出来宗主它，那么这道统的气脉常有生机；稍有间断，后人担当尤为艰难。所谓宗主它的人，一定要像孟子那样，严格辨别义利，审慎王霸的途径，明确吾道与异端的界限，然后才可以扶持道统，否则下则为荀扬，高则不过韩退之罢了。这种担当，也必须刚毅才有力。孟子正是刚毅，所以能够扶持得起。后世纯粹是功利，倘若其间有一个好修之士，那么私议横生，身为儒者，有时也回避道学的名声，这是大病痛处。全在我们党同心协力，才能主张得登上这殿堂。前修已逝，传承的人在各位君子，任用的人也在各位君子，使后进也能参与这文化传统，我是何等幸运。

四如讲稿卷二

<经部,五经总义类,四如讲稿>

钦定四库全书

四如讲稿卷三

宋 黄仲元 撰

大学

《学记》曾经谈到大学之道，大学的教化，但没有说它之所以为道，之所以为教的原因。大概大学，是用来教成为大人的学问，又用来区别于小学。小学是已经，做一个大学的坯墣。大学只是就小学上琢磨出治，将出小学是涵养此性，大学则是用来推明此性的理。小学者，习其事之所当然；大学则是穷其理之所以然。但这是把大学对小学说，且说如何是学，又如何是大学。大学虽一字说，实有二字之义。如“中庸”二字，“中”便是中，“庸”便是庸，字各有训。要说大学，把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