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如讲稿卷六

译孔子删削鲁国史书的志向已经很久了。然而仍然希望各国君主能够向上禀告天子，向下禀告方伯，以凭借讨伐贼臣的名义（出兵）。直到斋戒沐浴的请求都不被听从，这才知道天理和民俗将要完全泯灭了。于是不得已修撰鲁国史书，获麟的事情恰好发生在那一年，又正当其时，而《公羊传》将其指为孔子作经的证据。汉代儒生假托谶纬之说，于是说获麟之后得到血书端门的命令，派子夏去寻求周朝史官，记取了一百二十国的宝书，九月完成，始于春季，成于秋季。杜预也承接这种谬误，因而说（孔子）有所感而兴起，所以以此为止。那么当时如果没有获麟，《春秋》可以不写吗？孔子修《春秋》，只记载了获麟一事。孟子在《正人心》一章中，明确说臣子作乱作贼。孔子作《春秋》，后世学者不相信孔子和孟子，却相信汉代儒生，这就是邪说败坏经义的原因。从前胡安国的《春秋传》写成，朱熹说：“简直是夫子亲自出来解说，才敢完全相信。”我说《春秋》是为了请求讨伐陈恒而作，即使夫子再生，也一定会说是这样。至于《春秋》的结尾，恰好赶上卫辄来投奔，圣人特意在末尾记载这一件事，这正是夫子正名的义理（读《论语》两章自然明白）。左丘明距离孔子的时代最近，所以《左传》《春秋》终于这一笔，得到了事实真相。杜预学习《左传》，却不相信《左传》而相信《公羊传》，认为弟子采集获麟之后的事情，来续写夫子的经书。孔门弟子中，没有谁赞同他，一定不会如此荒谬妄诞。因此《春秋》的起止，不可不加以辨析。

译五霸

关于五霸的说法有三种。杜预在注解《左传》时说：“夏代的霸是昆吾，商代的霸是大彭和豕韦，周代的霸是齐桓公、晋文公。”赵岐在解释《孟子》时说：“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荀子·王霸篇》说：“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阖闾、越勾践。”查考《史记·楚世家》记载：“昆吾，在夏代曾经担任侯伯，在夏桀时，商汤灭掉了它；彭祖氏，在殷代曾经担任侯伯，在殷代末年灭掉了彭祖氏。”《左传》中范宣子说：“从前我的祖先，在商代为豕韦氏，在周代为唐杜氏。”杜预注解说：“殷末豕韦国在唐地，周成王灭掉唐国，将其迁到杜地，称为杜伯。”论述夏、商、周三代时的五霸，杜预的说法并非疏远而无根据，所谓“伯”，是天子任命他来统领诸侯，像齐桓公、晋文公，也是周王任命他们为伯。自从“霸”这个名称确立后，就是以智力和武力把持天下，在中国争雄。宋襄公是图谋称霸而未成的君主，在盂地会盟时被楚人抓获，释放他如同戏弄婴儿，因此他不得志，哪里能称得上是霸呢？荀卿生活在战国时期，距离五霸的时代很近，他的话似乎足以相信。对照经典来看，吴国在黄池会盟，两次记载越国入侵吴国，荀卿的话接近事实，但还不够全面。论述《春秋》中的五霸，应当以《史记》为证据，《史记》自东周迁都以前都记载周王室的事，东迁以后杂记诸侯的事，凡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一一详细记载，由此可以看出霸业与王室的盛衰相互关联。司马迁的话说：“周平王的时候，周王室衰微，诸侯强国兼并弱国，齐、楚、秦、晋开始强大。”这大概是为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做铺垫，那么宋襄公不列入五霸就明白了。等到《吴世家》却记载：“夫差十四年春天，吴王在黄池与诸侯会盟，想要称霸中国，以保全周王室。”那么五霸就合以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夫差为五霸【这有汉代史书可以证明，汉代史书注释五霸有三种：《汉书·诸侯王表》说“衰则五霸扶其弱”，颜师古说：“此五霸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汉书·地理志》说：“春秋时五霸迭兴。”颜师古说：“此五霸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现在以《春秋》的始末考之，合以夫差与桓、文、穆、庄为五霸】。现在考据《春秋》，齐国的霸业在僖公九年葵丘会盟时达到鼎盛，晋国的霸业在僖公二十八年践土之盟时达到鼎盛，秦国的霸业在文公三年焚舟之役时达到鼎盛，楚国的霸业在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时达到鼎盛，吴国的霸业在哀公十三年黄池会盟时达到鼎盛。所以，庄公、僖公之后，政令出于齐、晋，圣人笔法从此一变。文公、宣公以来，权柄在秦、楚，圣人笔法从此再变。吴国自成公七年伐郯开始见于经书，从此以后，圣人笔法又三变了。大概到了黄池会盟，而极尽春秋之所以终结的原因。虽然如此，春秋经在文公三年，只记载秦人伐晋，何曾有一次大盟会称霸诸侯？谁说春秋认可秦国的霸业？邲之战，晋军大败，以夷狄打败中原的军队，这是春秋所深为痛心的。谁说春秋认可楚国的霸业？诸侯微弱，受制于吴，吴国的会盟没有比黄池更盛大的，而它的灭亡也始于黄池之会。谁说春秋认可吴国的霸业？秦、楚、吴都是夷狄，解说春秋的人只应当论述齐、晋二霸，不应当说五霸。宾媚人说四王的王道，五霸的霸道，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这是合三代时说的。孔子说：“齐桓公公正而不诡诈，晋文公诡诈而不公正。”这两句话固然是对二霸的判决，但在笔削之间，明示万世的法戒，对二霸没有丝毫宽假。葵丘、践土，按例记载为盟，则是盟誓，难道是仲尼所取法的？而他们的罪过又在于召见宰周公与召见天王。当周王室不兴盛时，所依赖扶持王室的是二霸。小白不朝见天子，重耳召天子狩猎，春秋又还有什么指望呢？谁说春秋认可齐、晋的霸业？大体上春秋借事明义，有可以为人君之训的，有可以为人臣之训的，有为人父立法的，有为人子立法的。不明此义，仅仅计较二霸的优劣，以及认为春秋是五霸的刑书的人，都不是深知春秋的人。

易书诗春秋

经书，是承载道的书，也是论述世道的书。读经书的人，不考察其时代背景，可以吗？《仪礼》不是完整的书，《乐》缺失散佚没有流传，六典或许怀疑是王莽的事，刘歆的文章，《礼记》又杂出于汉代儒者的采集缀合。且以《易》、《书》、《诗》、《春秋》来说：孔子说：“创作《易》的人，大概是有忧患吧？”这一句，是《易》中的总纲。乾姤、坤复、泰否、既济未济，阴阳回旋，民生与之相关。这是世道的大忧患。伏羲先天一图，勘破于阴阳倚伏之中，但没有文字写出。文王系辞，便思考如何处治天下的忧患。明夷又自处一身的忧患。周公系爻辞，有吉凶，有悔吝，每一爻有一爻的忧患。夫子十翼，观变玩占，又是教人处治忧患。

译学者研读《易经》，反省自身修养德行，思考忧虑以防患未然：在乾卦应当恒常平易，以此知晓险阻；在坤卦应当恒常简约，以此知晓阻碍。乾卦的警惕戒惧、亢龙有悔；坤卦的坚冰、战于野，这些都是处于忧患之中的表现。六十四卦，都应当这样看待。穷尽观察六爻，默默参悟人事。泰卦与既济卦，当作尧、舜、禹、汤、文、武、成、康盛世来看；否卦与未济卦，当作春秋战国乱世来看；乾卦的姤卦，当作晋国与三国以及唐宋五代时期来看；坤卦的复卦，当作秦汉隋唐交替时期来看。方才能够防备并领会环中（核心）的意旨。拥有天下的人，善于运用变化的法则，那么否就能转为泰，未济就能转为既济，姤就能转为复，坤就能转为乾了。《尚书》在虞、夏时期，浑厚质朴；在商代，浩大广博；在周代，严肃庄重。气象自然截然不同，时世也大大不同。尧帝不能没有水患，舜帝不能没有征伐三苗之事。《甘誓》是逆境；《洛诰》中的田猎，是危机；鸣条之战，又是一亡一存、一废一兴的局面。太甲居住在桐宫，此前所没有的；盘庚五次迁都，动荡几乎无法收拾。祖甲即位而周文王已经出生，微子出逃而天命已经错乱。武王告成，箕子陈述法度，前有防范后有维系，已经有所归属。三监和淮夷的叛乱，仍然多有外患内忧。占卜涧水、占卜瀍水，方才归服奄地的众士多方，不顽固的人，还未必能感化；诚恳的人，还未必能劝勉。赐给晋国圭瓒，虽然保留周朝旧制，但东迁大概从此开始。两篇《誓》的记载，不是期望鲁国，不是喜好秦国，而是哀伤周朝不再复兴。试着从《尧典》到《文侯之命》，商讨古人处理兴衰变化的道理，大体上有人就能成功，无人就会失败。皋陶、夔、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些人，是天人降生的，不常出现。《诗经》以变风承接《周南》《召南》，是家庭伦理失常的表现。排列卫国而著录《邶风》，是吞并的开始。诸侯相互吞并，就没有周、郑与天子一同东迁。所以王、郑排在后面，周一旦东迁，齐、晋交替称霸，齐先晋后，晋衰秦兴，秦歇楚兴，灭陈设县，所以齐、魏、唐、晋、陈又排在后面。《诗经》亡佚而乱世达到极点，郐、曹之所以被思念。治乱达到极点而回归治理，必定有救乱的人出现，救乱而回归正道，所以《秦风》是变风的终结，雅诗的开端。文王、武王是忧虑勤劳的人，成王是持守的人。《六月》等诗虽然是中兴的基础，也是容易衰败的征兆。《节南山》以下，从朝廷到四方，既然先怠慢了经界，又连同礼乐刑政一起抛弃。《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还忍心说吗？《卷阿》之后，只有《云汉》《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略微有兴复的规模。凭借后稷、公刘几代积累的艰难，宣王以前厉王破坏了，宣王以后幽王破坏了，所以幽王之后没有雅诗，成王之后没有颂诗。圣人编排《诗经》，大概专门为西周设立的。《诗经》亡佚然后《春秋》出现，《春秋》始于周、郑，中于齐、晋，终于楚、吴、越。进入春秋时期，鲁国最强大，还能命令齐桓公，而下齐鲁开始对抗。庄公、闵公、僖公时期，鲁国常侍奉齐国。僖公末年到文公、宣公时期，鲁国常侍奉晋国。成公、襄公、昭公兼侍奉楚国，定公侍奉吴国，哀公侍奉越国。郑国介于齐、晋、楚之间，齐开始称霸，晋其次称霸，郑国在两个霸主之间奔走服役，国家与楚国无暇顾及。齐、晋与楚国为敌，齐、晋衰败而楚国强大，楚国微弱则吴国兴盛，吴国衰弱则越国强大。晋国的霸业与齐国相差甚远。桓公正尊王室，文公诡诈微弱王室，没有桓公周室灭亡，有桓公周室被贼害，桓公最终霸业衰败，周的不幸因为桓公的不幸，桓公的不幸因为管仲的不幸。虽然如此，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的春秋，这是一个时期，天下成就于霸主九十六年。文公、宣公、成公、襄公的春秋，又是一个时期，天下成就于大夫八十五年。昭公、定公、哀公的春秋，又是一个时期，六十一年间世道大变，而《春秋》也异论而至此。《易经》不必说，九六说蓍草衍说象数，须要懂得世运没有纯阳而无阴的时候，也没有纯阴而无阳的时候，气化相承，岂是人能测度的。《尚书》不必说制度说礼乐说政刑，须要懂得商革夏，周革商，是一大盛衰，三代中间凡几变故，又是小小盛衰，这几至可畏。《诗经》未便说比赋兴说鸟兽草木，且看如何是二南时的诗，如何是变风时的诗，如何是幽厉时的诗，毕竟有个大关联处。《春秋》未便说夏时周月说名氏地理，且看《春秋》有齐晋时，如何？毕竟是一犬断案，合而观之。天地中间，治日常少，乱日常多，人事得失，趋乱常易，趋治常难。《尚书》的《秦誓》，即《易经》的《未济》；《诗经》的《王风》，即《尚书》的《文侯》。《春秋》的鲁隐公又是《诗经》自幽王以后。天时迭为消长，圣经更为污隆。时之既往，亿千万年；时之未来，亿千万年。圣经无一日而不在天地间，各有生长收藏。使有通乎四经者，古今之在天地间，只一旦。莫天地终乎？终，安知天地不始乎？始，亦可因斯文而观世变矣。

译经史

在孔子出生之前，《易》《诗》《书》《礼》《乐》就已经存在了。《春秋》则是鲁国史官的旧有记录。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初次从齐国返回鲁国时，年龄四十三岁；从卫国回到鲁国时，年龄已经六十八岁了。于是他整理《书》传和《礼》，删定《诗》并校正《乐》，为《易》的彖辞、系辞、象辞、说卦、文言作序，直到庚申年西狩，才开始修订《春秋》。那么，孔子编定的经典完成于晚年，《易》最晚，《春秋》更是他晚年的笔迹。然而圣人阐述和创作的本意，全都包含在《论语》二十篇中。作者有七人，之所以追溯前代圣人创始的缘由，是因为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不仅不敢自居为开创性的圣人，也不敢明显地附列于古代贤人的行列。“我不尝试那些旧有的技艺”，是说自己的道在当时不被任用，所以修习六艺来昭示后世。“小子们能写出篇章，却不知道如何裁断”，这是针对著述而发的议论。孔子平时雅正言语中提到：“《诗》《书》和执守礼制”，这是想要确定四部经典时的话语。对太师说《雅》《颂》各得其所，《关雎》的乱辞，不淫荡也不哀伤。三百篇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思想纯正无邪”，这是删定《诗》时的话语。《泰伯》篇末尾，《尧曰》首章，详细叙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盛世，这大概是确定《书》时的话语。杞国、宋国的文献充足就能验证，周朝借鉴夏、商两代，文治昌盛，在齐国听到韶乐，认为武乐未尽善，明辨礼制、校正音乐，在这里得以体现。“给我几年时间，五十岁学习《易》，黄河不出图，我就完了。”文王去世后，文化不在这里吗？为《易》作十翼的赞辞，从这里开始。告诉公伯寮和几位弟子，恰逢获麟之年，于是志向在于《春秋》了。礼乐征伐，从诸侯到大夫再到陪臣，三桓的子孙衰微，齐国、晋国的正派与权谋，这又是修订鲁国史书时的话语。而当时的车驾、冠冕、舞蹈，又经过增减损益，成为百代君王的大法。孔子的防范，真是深远啊！可惜岁月流逝，生命不能留存至今。秦朝焚烧民间书籍罢了，项羽的火把，博士所藏的书籍也化为灰烬了。《诗》则是后来的儒者将圣人所删减的内容混杂其中，《书》有一百篇却丢失了一半，《礼》散佚而以小戴所编的《礼记》供后世等待，《乐》全都没有了。《易》有脱落的简册和缺失的字，《春秋》经文残缺可疑。于是六经成为了不完备的书籍。然而《礼》《乐》与《易》是经；而《诗》《书》《春秋》是史也是经。存疑阙略而坚守可信的部分，这在于善于学习的人自我领悟罢了。

四如讲稿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