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说卷二　　　　　　宋　熊朋来　撰

译与项安世各自确立押韵的条例。吴棫、郑庠处于同一时代，而朱文公的《诗集传》只采纳吴氏的协音，偶尔也改正他的错误，补全他的遗漏。郑庠的韵书产生于《诗集传》完成之后，吴棫、郑庠彼此并不相识，所以他们的说法有时未能统一。我用《易经》《诗经》《尚书》来折中调和两家的说法，字音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姑且记下大概。

译吴氏与郑氏两家观点不同，最明显的分歧在于“天”“人”二字。吴韵中“天”字都依据丁度的《集韵》读作“铁因切”，郑氏则认为“天”字读本音，而“人”字协韵。然而郑氏举出古诗“山上复有山，破镜飞上天”作为证据，将“山”协韵为“羶”，以配合“天”字。我认为：“天”字的协音，《易经》与《诗经》可以互相印证，那些专门研究郑氏学说的人，坚持认为贞、谆、臻、文、欣、元、魂、痕、寒、欢、删、山、先、仙这十四韵都协“先、仙”的音，这就显得拘泥了。“天”“人”二字在诗中，如《鄘风·柏舟》《王风·黍离》《小雅·小宛》《巷伯》“何人斯”《十月之交》《棫朴》《旱麓》等诗篇，只有“天”“人”二字，那么吴氏和郑氏的说法都讲得通。然而《诗经》中“天”字多协贞、寒、清、蒸的韵，直到《度人经》依然如此，所以丁度韵书中“天”“田”“年”等字都附入真、谆韵，这是古诗歌的韵例。《文王》的末章，用“天”协“躬”，郑氏便将“躬”协韵为“羶”，不如姑且将“天”读作“铁因”更为容易，协韵的证据在《易经》中，尤其不能局限于十四韵的条例。“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虽然可以用“人”来协韵，但《乾卦》的文言说“以御天也”，协精、情、平、行，形成“铁因”的音，可以读作“铁烟”，也可以读作“铁婴”，都是丁颠的反切纽转。这就是程沙随所说的反纽通用。《易经》中以“真”协“川”，《诗经》颂中以“躬”协“年”，项氏将青、先、贞三韵作为一类，又将东、蒸作为一类，比郑氏稍为通达。然而声音之道，变动周流，条例有穷尽而音韵无穷尽。

郑氏认为东、冬、钟、江、阳、唐、庚、耕、清、青、蒸、登十二韵相通，都协阳、唐的音。“东”协“当、同”是舌音，如“大东”“小东”就可以。降字音洪，郑氏恐怕破坏条例，就说古音读“江”。不知道“江”谐声于“工”，汉字如“曲江”写作“曲红”的，是有的。况且《易经》的《恒卦》以“深”协“中”，以“禽”协“容”，《艮卦》以“心”协“躬”；《诗经》的《荡》以“谌”协“终”，《云汉》以“临”协“宗”，《閟宫》以“綅”协“躬”，《小戎》以“音”协“弓”，《绿衣》《晨风》等诗以“心、林”协“风”。东、侵二韵相通的很多，郑氏都缺漏了它们的音。项氏将东、萧、尤作为一类，东、灰、蒸作为一类，东、侵作为一类。“烝也无戎”，读“戎”为“汝”，“克咸厥功”，读“功”为“古”。像这样的“戎”“功”二字，难道一定要协阳、唐的韵吗？郑庠却全都想协阳、唐，他论诗韵的话太固执了。

郑氏又认为鱼、虞、模、歌、戈、麻六韵相通，都协鱼、模的音，另外将萧、宵、爻、豪、尤、侯、幽七韵相通，都协尤、侯的音。我认为：虞、模与尤、侯自然可以相通，不仅古韵可以证明，今人语音如“谋”与“模”，“侯”与“胡”，“邹”与“朱”，往往相近。《皇华》《羔裘》的韵，郑氏是知道的。况且歌、麻、脂的韵相通，如“仪”“为”等字就是这样。而且《驺虞》首章上面有“葭”“豝”，那么“虞”协“牙”。东方朔称建章宫后“驺牙”，就是这个音。第二章以“虞”协“蓬”“豵”，又应当通虞音于东韵。《易经》的爻辞以“即鹿无虞”协“林中”，就是这个音。如“熊罴是裘”以“裘”协“试”，“周爰咨谋”以“谋”协“骐”，诗中此类很多。尤、侯也可以协脂韵了。《泰》《否》二卦的彖辞以“消”协“襄”，而跟随阳韵，难道一定要全都协尤、侯的音吗？项氏将虞、尤、豪作为一类，虞、麻作为一类，也不知道虞可以通于东韵。

郑氏认为侵、覃、谈、盐、添、严、咸、衔、凡九韵相通，都协侵音。项氏将侵、覃、盐作为一类，又将侵、东作为一类，都有未尽之处。《鹿鸣》以“湛”“琴”，《卷阿》《泮水》以“南”协音，各诗本来就有通例。《易经》《诗经》以侵、覃的韵协“风”“躬”等字，语见东、冬韵下。项氏有“东侵”一类，比郑氏的方法稍为严密。风谐声于凡，波谐声于皮，英谐声于央。在古人只看到它们同韵罢了，观察造字者的谐声，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字音。风字在东韵为方冯切，在侵韵缺，不是敷正字，于是旁协孚惜切。穆如清风，凄其以风，都协“心”为韵，“心”也可以为“松”。“郁彼晨风”协“林”为韵，“林”也可以为“隆”。其为“飘风”协“南”为韵，“南”也可以为“侬”。风有“凡”的声，也可以为“冯”，不仅为“风”谐声于“凡”，“芃”“泛”也谐“凡”为声。《易经》中“禽”协“强”，“深”协“觞”，那么侵韵又通于阳、唐了。

郑氏辨别今韵的错误，其间也有自己破坏韵例的地方。又引用沙门神珙反纽、旁声、正声的条例。正声在一纽之中，旁声出四声之外。如《七月》《生民》以“岁”为“雪”，《杕杜》《东山》以“至”为“窒”，“来”之“利、力”，又“之”异，亦“世”之“设、逝”之“折”，都是旁声的条例。这是论字音的人所公认的。郑氏既然知道旁

译关于声韵的条例，有“客宿”中“宿”字可以协韵，就不必将“宿”改为“俣”了。“雉鸣”中“牡”字可以协韵，就不必将“牡”改为“牝”了。何况“牺”的读音是娑，“华”的读音是敷，“羹”的读音是郎，都不属于同一韵部。吴棫、郑樵对于旁声协韵的问题多有遗漏缺失，看到吴、郑二人有不通之处，我特别敬服《诗集传》的功绩。

译吴氏《协韵补音》援引证据非常详细，而且先于《诗集传》成书，对《诗经》的教学有功，比起郑氏更为优秀。我曾仔细研读，稍微窥见其中的谬误。没有比《常棣》、《文王有声》这两首诗更明显的了。如“外御其务”，应当以《左传》中的“侮”字作为证据。“烝也无戎”，就像《常武》中的“以修我戎”，都协“戎”的上声。《嵩高》第七章“戎有良翰”，就是“汝有良翰”；《民劳》第四章“戎虽小子”，就是“汝虽小子”。由此可见，古时候“戎”和“汝”同音。刘氏《七经小传》将“戎”改为“戍”，没有考虑到字有四声，未必两首诗都错写成“戎”字。吴氏将“务”音读为“蒙”，却不顾《左传》引用《诗经》的文字，尤其缺乏道理。最明显的是《文王有声》中的“匪〇其欲”，自有《礼记》中的“匪革其犹”可以作为显证。诗中“犹”字多读为去声，与“欲”字音相近，所以错写成“欲”，却不把“欲”字改为“犹”，反而把“孝”字的音读为“畜”。所引“孝”者“畜”也，这在《祭统》的原文中，本来就不是指其字音。上文说“福者备也”，为什么不把“福”音读为“备”，以致误导《集传》。有“许六切”的“孝”字，岂可音读为“畜”？这一处协韵必须改正，这不是朱文公的本意。又如“母”字例音读为“美”，不应当在《葛覃》、《蝃蝀》、《南山》、《思齐》中另外列出“莫后”、“莫补”二切，以致误导《集传》采用其协音。《葛覃》中“否”不协鄙，《蝃蝀》中“雨”协唯，《南山》中“〇”协美，《思齐》中“妇”协菲，屦的“菲”就是“扉”的上声。《左传》作“屝”，《曲礼》“鞮屦”注作“菲”。这样看来，“母”都音读为“美”，“〇”字在诗中也没有不音读为“美”的。我常想改正《集传》这几处协音，但未能做到，暂且记录在此，以等待知音者。

吴氏和郑氏的说法，学者各自取其所擅长的，而以《集传》作为标准就可以了。大抵“来”作为“厘”，“庆”作为“羌”，“仪”作为“义”，“华”作为“敷”，“马”作为“姥”，“下”作为“虎”，“有”作为“以”。像这类情况，在古人看来是平常的，只是现在的儒生觉得奇怪罢了。君子顾言而行，“书”顾作“寡”，古音相近。《皇皇者华》，协“征夫”为韵，就是《易经》中“枯杨生华”，协“士夫令闻令望万夫之望”，就是《易经》中“月几望”。《易经》中多以上字，音常应字协，央疑字协，牛协乂。《周颂》多难，协愚，我私下怀疑《清庙》与《显相》为韵，所以曾经确定横渠《西铭》五换韵。宗子之家，相其“相”字协“肖”为韵。对越在天，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天人承，也未必不是韵。

古文今文尚书

《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分。晁错从伏生那里受学，用汉代隶书写下，所以称为今文。鲁共王得到孔壁所藏的科斗文字，所以称为古文。然而孔壁真正的古文之书没有流传下来，后来有张霸之类的人伪造二十四篇，也名叫《古文尚书》。汉代儒生所研究的不过伏生二十八篇，以及汉武帝时得到的伪《泰誓》一篇，所以《艺文志》称二十九篇。伏生二十八篇是：虞书则《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臯陶谟》共两篇；夏书则《禹贡》《甘誓》共两篇；商书则《汤誓》《盘庚》《髙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共五篇；周书则《牧誓》《洪范》《康诰》《酒诰》《金縢》《大诰》《君奭》《多方》《多士》《梓材》《召诰》《洛诰》《立政》《无逸》《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共十九篇，总共为二十八篇。晋豫章内史梅赜另外得到《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凡是汉代儒生注经指为逸书的，于是都有此书，并且还有孔安国的传序，世人传为真本。然而所谓的古文，不如今文古老了。查考梅赜在西晋时奏上《古文尚书》已亡失《舜典》，到萧齐建武四年，姚方兴在大航头得到并献出，认为就是孔安国所注。姚方兴因事书稿被搁置不行，到隋开皇二年购求古书才得到它。又查考隋开皇求书时，有刘光伯的人伪造古书及《连山易》等，全部送上官府，后来有人告发其伪造，于是败露。我私下认为刘光伯之类的人实在很多，没有被告发的他们的书于是流传下来。《古文尚书》到隋开皇才开始完备，到唐天宝才开始将汉代隶书变为俗楷，这期间怎能没有伪造？现在《小序》确定不是孔安国所作，《大序》也不像西汉的文字。古书尚且有伪造，何况孔序呢？郑康成本有《尚书》注，因为不合注伪《泰誓》，所以儒家不传。康成没有见到《武成》，那么《礼记》注不知道商容是人名，也是应该的。至于《无逸》，伏生口授已有此书，却不知“言乃讙”应当是“言乃雍”。曾见过汉代隶书石经《无逸》文字与现在楷书版本略不

译郑玄所见到的《无逸》篇，或许没有“言乃雍”这一句，并且因为“髙宗”二字，便胡乱怀疑“言乃讙”是解说之词。《命逸书》竟然用“讙恱”作为注解，假如郑玄的《尚书》注本流传于世，那么他的错误必定不止像《诗笺》《礼注》那样而已。

译《尚书》百篇中有“正”与“摄”的区别。

典、谟、训、诰、誓、命，总共一百篇。注释者有“正”与“摄”的区分。“正”是指既有其义理又有其名称；“摄”是指没有其名称而依附于其义理。这虽然是注家浅陋的说法，与大体主旨无关，姑且记下“正”与“摄”的目录。典、谟、训、诰、誓、命的文章，共一百篇。正篇三十四篇【现存三十篇，亡佚四篇】

摄篇六十六篇【现存二十八篇，亡佚三十八篇】

《典》十五篇，正篇两篇【《尧典》、《舜典》】，摄篇十三篇【《禹贡》、《洪范》、《汨作》、《九共》九篇、《槀饫》】。《谟》三篇，正篇两篇【《大禹谟》、《臯陶谟》】，摄篇一【《益稷》】。

《训》十六篇，正篇两篇【《伊训》、《髙宗之训》】，摄篇十四篇【《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髙宗肜日》、《旅獒》、《无逸》、《周官》、《吕刑》、《典寳》、《明居》、《徂后》、《沃丁》】。

《诰》三十八篇，正篇八篇【《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摄篇三十篇【《盘庚》三篇、《西伯戡黎》、《微子》、《武成》、《金縢》、《梓材》、《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帝告》、《厘沃》、《汝鸠》、《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分器》、《将》、《蒲姑》】。

《誓》十篇，正篇八篇【《甘誓》、《汤誓》、《泰誓》三篇、《牧誓》、《费誓》、《秦誓》】，摄篇二【《〇征》、《汤征》】。

《命》十八篇，正篇十二篇【《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顾命》、《毕命》、《冏命》、《文侯之命》、《肆命》、《旅巢命》、《贿肃慎之命》】，摄篇六篇【《君陈》、《君牙》、《归禾》、《嘉禾》、《成王政》、《亳姑》】。

闰月用来确定四季

月亮有闰月，天体没有闰月。要知道月亮有闰月，是因为用闰月来定四季，从而成就一年。要知道天体没有闰月，是因为一周年是三百六十六天。所谓“周年”，比如从上年的冬至开始，到下年的冬至；从上年的立春开始，到下年的立春，其间相隔都是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与周天的度数相符合。说“六旬有六日”，是取整数而言。天体虽然没有闰月，但月亮却有闰月，因为气盈朔虚而产生了闰月。三年一闰，五年两闰，大约三十二个月一闰，十九年七闰为一章。如果三年不置闰，那么春季的一个月就会进入夏季；上年的一个月就会进入下年。如果三次失闰，那么春季都会变成夏季；如果十二次失闰，那么上年都会变成下年。所以为了确定时节、成就年份，不能没有闰月在其中。天体虽然没有闰月的三五日，但月亮有盈有缺，这是显而易见的。月亮有闰月，天体没有闰月，并行而不相悖，只用《尧典》中的两句话就概括尽了。三百六十六天，上下年的节气相互对应，不因闰年而增加，也不因无闰而减少。天体未曾知道有闰月，所以《公羊传》在解释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时说：“天体没有这个月。”

《尚书》注中关于“百姓”的异同

《尚书》中提到“百姓”的，有《尧典》、《禹谟》、《汤诰》、《盘庚》、《泰誓》、《酒诰》、《君奭》、《吕刑》。注释者有的认为是百官，有的认为是百姓。孔安国传大多说是百官，唯独在《泰誓》中“百姓有过”、“百姓懔懔”，专门指为百姓。《吕刑》中“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注释说“百官下文”，在此“尔安百姓”为上。经文中有“兆民赖之”的话，总说百姓、兆民。然而上文注释既然作百官，这里不是说百姓为兆民，大概是兼指官员与百姓而言。蔡沈传首先改《尧典》中“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不用百官的说法，直接认为是百姓。然而下文经文中另说“黎民于变时雍”，所以蔡传认为百姓是京畿之内的百姓。《禹谟》中“防违道以干百姓之誉”、“防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下文经文中也另说百姓。《汤诰》中“万方百姓”，孔传作百官，蔡传作百姓。《盘庚》中“歴告尔百姓于朕志”，孔传作“百官”，蔡传则兼说京畿之内的百姓、百官、族姓。《泰誓》则孔、蔡都作百姓。《君奭》中“则商实百姓”，蔡氏以“则商实”为句，“百姓”、“王人”为句，却以百姓为有姓氏的官员，“王人”为王臣中地位卑微者。蔡传在《尚书》中关于“百姓”的解释，唯独在此专门指为百官。《吕刑》中“州有十二师”，只应当是每州一人，即十二牧，不然就像《周礼》九两中“师以贤得民”，注释说“诸侯有师氏”那样。蔡传认为每州立十二师，也不一定对。两处提到“百姓”，蔡传都作百姓。然而《吕刑》篇末经文明确说了“百官族姓”。要知道《尚书》中提到“百姓”，多是百官。古时候德行地位尊显才开始有姓，不能全部改为百姓。

六府就是《洪范》五行

《禹谟》中的六府，就是《洪范》中的五行，而加上谷成为六，是因为土主稼穑。解释经义的人，应当把谷归属于土，葛氏将其归属于木的说法是错误的。

臯陶明畏明威

古字“畏”与“威”通用。天明畏民，明威畏威，合同音。俗儒拘泥于训诂，直接把明畏中的“畏”读作于胃切，明威中的“威”读作于非切，不知道古人威畏同字，本来不是两个读音。注释说：“明畏本

译“一作‘威’，就应当读作‘一’的音。”《吕刑》中“德威惟畏”，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表记》引用《甫刑》说：“德威惟威。”《汉书·艺文志》引用《洪范》中的“畏用六极”，以及《将仲子》《东山》两首诗的押韵，都是把“畏”字当作“威”字来用的。

译《禹贡》在《尚书》中属于典谟的范畴，为什么称为《夏书》，而不列入《虞书》呢？这是因为不称舜而称禹。禹担任司空治理水土，是在尧年老、舜摄政的时候。〇圭报告治水成功，是在舜即位的时候。《宅揆》、《陈谟》都讲述治理水土的功绩，那么《禹贡》应当位于《宅揆》、《陈谟》之前。它没有被收录在《虞史》中，被称为《夏书》，大概是因为拯救百姓于洪水之中，是舜的心愿；而在治水之后向百姓征收赋税，就不是舜的心愿了。所以禹回答舜时，只说利用厚生来辅助百姓，不敢以征收贡赋使国家获利作为功劳。至于谨慎管理财赋，完成赋税以安定邦国，也只有《禹贡》中提及。《典》《谟》中根本没有这样的话。况且《禹贡》划分九州九山，而舜划分十二州十二山。注解说禹治水之后，舜将冀州分为幽州、并州，将青州分为营州，禹所划分的州域，舜还加以改定，那么所确定的贡赋在舜的时代，也未必完全实行。

《武成》篇的简册错乱，先儒辨析纠正的说法不一。现在暂且按照蔡沈的本子来读，其中的月份日期，我仍然有所怀疑。一月壬辰日，旁死魄。孔氏认为一月是周历的正月，旁死魄是正月初二日。接着第二天癸巳日，武王早晨从周出发，那么就是说武王在初三日起程。如果癸巳日是正月初三日，那么《尚书》自有通例，只应说“哉生明”，正不必书写癸巳日。如果书写癸巳日，那么应说“癸巳朏”，不应只说“越翼日癸巳”，这是可疑之一。二月、闰二月、三月、四月，在商地停留时间太久，这是可疑之二。以癸巳日起程，到戊午日共二十六天，又过五天癸亥日，再过一天甲子日，军队每天行军三十里，在情理上是通的。丁未日之后，又过三天庚戌日，从癸巳日到庚戌日原本只有七十八天。然而正月初三癸巳日起程，那么二月初四就是甲子日，只有三月中旬才有丁未、庚戌日，这与四月哉生明之后不符，所以解释经书的人怀疑二月有闰月，那么四月中旬再次遇到丁未、庚戌日，从正月初三癸巳日到第二次庚戌日为一百三十八天。攻克商朝之后，逗留很久才返回。沛公想留在秦国，樊哙等人尚且能劝他回师，难道武王反而不如他们吗？有人说死魄是晦日，不是朔日。朔日则月魄复苏，所以上饶谢氏怀疑壬辰日是正月二十九日，癸巳日是二月初一。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旧说作正月二十八日，则改为二月二十六日。甲子日在牧野誓师，旧说作二月初四日，则改为三月初三日。旧说二月辛酉朔，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哉生明在辛卯日，既生魄在乙巳日，四月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不应既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后。如果按谢氏的说法，没有闰月则二月癸巳朔，三月癸亥朔，初二日甲子，四月壬辰朔。哉生明在甲午日，既生魄在十七日戊申，前一天是丁未，后两天是庚戌。所以吴氏认为“厥四月哉生明”，应当排在“万姓悦服”之后，“既生魄”到“其承厥志”，应当排在“示天下弗服”之后。蔡传也将丁未排在“受命于周”之后，都想把“既生魄”改在丁未、庚戌之前。如果按谢氏的说法，则丁未在“既生魄”之前，只有庚戌在“既生魄”之后，但取癸巳日起程到癸亥日陈兵于商郊，甲子日在牧野防备，到甲午日哉生明武王从商回来，到达丰邑，往返都是三十一天，没有滞留商地太久的嫌疑。二月癸巳朔日起程，没有破坏通例。书写“日”而不书写“哉生明”的嫌疑。然而也不敢完全相信，用《泰誓》一月戊午来证明。如果按谢氏的说法，则戊午不在一月，这还可以说是序文不可信。又用《国语》二月癸亥来证明。如果按谢氏的说法，则癸亥不在二月。《国语》的注出自虞翻、韦昭等人，所说的月份日期多依附于《尚书》的注。然而所谓二月癸亥夜陈兵未毕而下雨，是《左传》的正文，又似乎不可轻易改动。终究无法解释癸巳不书哉生明以及在商地滞留太久的嫌疑。

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畴，就像上天赐给王勇智的“锡”一样，商汤、武王的征伐都称为天〇征。《吕刑》也托辞于天，《尚书》言必称天，这是常理。愚昧的人于是认为禹治水到洛水得到〇书，是天以此赐给他。如果〇书赐给姒，词人这样说可以，但不能用于解释经书。孔子对于河图洛书，只说圣人效法它，并不是天以此分别送给羲和禹。有人说九畴中〇书包含几个字，都是被“天锡禹”的话迷惑，不思考《易经》中兼有河图洛书，参伍错综即是洛书。如果专门认为《易经》是河图，《洪范》是洛书，真是俗儒的话。

五纪以后，错简须另外记录出来，才能阅读。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岁月日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

译协虎】月亮追随星辰，就会带来风雨。五皇极，君王建立那最高的准则。当时他的百姓，对于你的准则，赐给你保持准则。凡是他的百姓，没有淫邪的朋党，人没有结党营私的德行，只有君王作为准则。凡是他的百姓，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你就思念他们；不符合准则、不遭受罪过的，君王就接纳他们。人有才能、有作为，让他们进献他们的行为，而国家就会昌盛。不要虐待孤弱，而畏惧高明之人，这样人们才会遵循君王的准则。说：皇极的广博言论，是常道、是训诫、是实行，以接近天子的光辉。说：天子作为百姓的父母，以此成为天下的君王。【以下称颂天下君王】不偏私、不倾斜，遵循君王的义理；没有私好的倾向，遵循君王的大道；没有作恶的行为，遵循君王的路径。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广阔平坦；不结党、不偏私，王道公平；不反复、不邪曲，王道正直。确立那最高的准则，回归那最高的准则。皇极的范畴，文辞作为五福；范畴的文辞混乱进入内部，现在排除在外。原本以“极德”为韵，其次以“守咎受”为韵，其次以“行昌明至光王”为韵。【明协芒，是训是行亦协杭】最后借“成为天下君王”的话，引出“无偏无陂”以下的古语来结尾。总共六次换韵，到“归其有极”为止。

译六三德：一是正直，二是刚强能胜，三是柔顺能胜。平和安康，靠的是正直，刚强而不友善；刚强能胜，靠的是调和友善；柔顺能胜，靠的是深沉潜藏。刚强能胜，表现为高明；柔顺能胜，对应八种征兆：一是雨，二是晴，三是暖，四是寒，五是风，六是适时。这五种征兆都具备，且各按次序出现，各种草木就会茂盛繁多。一种征兆极端具备是凶兆，一种征兆极端缺失也是凶兆。称为吉兆的：一是肃敬，适时就有雨；二是治理，适时就有晴；三是明智，适时就有暖；四是谋略，适时就有寒；五是圣哲，适时就有风。称为凶兆的：一是狂妄，常下雨；二是僭越，常天晴；三是安逸，常温暖；四是急躁，常寒冷；五是蒙昧，常刮风。

三德这一类的文辞属于六极威用的说法，杂乱地插入庶征这一类的文辞，又杂乱地插入五纪岁月日时的内容，去掉这些错简后，文意就完整了。

九五福：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康宁，四是喜好德行，五是善终。汇聚这五种福分，用来布施给百姓。凡是那些正直的人，既然富裕又得道，并且康宁，面色和善；如果你不能使家中有人喜好德行，这些人就会获罪。说：我所喜好德行的，你就赐福给他；对于不喜好德行的人，你虽然赐福给他，他反而会成为你的祸患。六极：一是凶短折，二是疾病，三是忧患，四是贫困，五是丑恶，六是软弱。只有君王可以赐福，只有君王可以施威，只有君王可以享用美食。臣子没有赐福、施威、享用美食的权力。臣子如果有赐福、施威、享用美食的行为，就会危害你的家庭，危害你的国家。人们因此会偏邪不正，百姓因此会僭越违背。

五福，这一类的文辞是用经文补经文，并依据古韵，谷和色押韵，家和辜又押韵，德和福又押韵，六极之下，惟辟等九句，本来自有韵脚。时人斯其辜，与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是相对说的下文，各有“曰”字，都是时人的话。

九畴没有十，用没有一。

五福六极，同属一畴。这说明九畴本来有十，而隐藏了第十。敬用，农用，协用，建用，乂用，明用，念用，向用，威用。唯独五行不说用，所以天数没有十，地数没有一。

康诰

书中说：“文考说，我是他的弟弟，又自称说我是寡兄。”以前的儒者都知道序说的错误，这应当是武王写的书。如果真的是成王、周公时期所作，不应该没有一句话提到武王。于是洪大诰治以上的内容，是别简错入的。以前的儒者怀疑这是《洛诰》或《大诰》首篇的话。作《书序》的人，必定出自《史记》之后，所以用《史记·卫世家》的说法作此序文。不知道《史记》多失实，不可信。

诗序引乐记

《诗》大序多引《乐记》语，其小异处，也是《乐记》更得当。那作《诗》序的人，必定出自《礼记》已经流传之后。

麟趾

麟是西方的兽，用来起兴，西伯不是公子的话。文王时是西伯，他的儿子称公子。于嗟的感叹，是诗人感叹西伯有子，知道武王、周公将有所作为。

貍首

貍首的诗，古人认为是射节，在驺虞之下，采苹采蘩之上。想见孔子删诗之时，其诗已逸，不然则此诗未必见删于圣人也。或者其他诗家自有，而毛公逸之，亦未可知也。小戴《射义》所记诗曰：“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此貍首之诗也。大戴《投壶》篇所记上章本同，而前一句“曾孙侯氏”为数句隔断，恐“泰射张侯”等语本以解说“侯氏”，因乱入正文尔。下文又换韵曰：“弓既平张，四侯具良。决拾有常，既顺乃让，乃揖乃让，乃跻其堂，乃节其行。既顺乃张。”此亦貍首之诗也。首章必有“貍首”二字，故以名其诗，此必第二、第三章也。貍首之诗，不幸逸于诗家，幸而略传于礼家。小戴得其一章，而大戴尤详。驺虞、貍首皆言射用之，天子诸侯皆有间，若一重韵叠歌之也。

关雎之乱

治乱说：乱，犹言辑也。言《关雎》之末章也。至于《关雎》为风始，则举全诗而言。《史记》于《孔子世家》言《诗》有四始，既知《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矣。往往口熟《论语》之文，竟谓《关雎》之乱为风始，不觉衍之“乱”二字，何其谬也！

新宫

《仪礼》大射、燕礼皆升歌《鹿鸣》，下管《新宫》。注云：“小雅逸篇，或曰即小雅中《斯干》之诗也。”《春秋传》昭二十五年，叔孙昭子聘宋，宋元公享之，赋《新宫》。昭子赋《车辖》，则《新宫》必有诗，下管所吹，非有谱无辞者矣。

君子于役

诗中不曰牛羊，而两言羊牛，日夕则畜之小者先归，而大者次之

译有比羊牛更大的，也应当归来了。

《兔爰》

君子身处乱世，对生存感到不快乐，这种情感流露在言辞中，语言简练而悲凉，没有哪处能像《兔爰》章末那四个字那样。第一章说：“但愿长眠不起，不再动弹。”第二章说：“但愿长眠不起，不再知觉。”第三章说：“但愿长眠不起，不再听闻。”只希望合上眼睛后不再动弹，不再有所知闻，只怕睡着后醒来，又会重新受苦。如果是后来的诗人，要用好几句话才能表达出这四个字的意思。

译衡门

关于《衡门》这首诗，朱熹认为是隐居自乐、无所求取之人的作品。人必须对世俗的滋味淡薄，才能隐居；也必须对世俗的滋味淡薄，才能快乐。衡门可以栖息停留，并非追求安逸；泌水可以解渴，并非追求饱足。然而饮食男女，是人的最大欲望，所以下面两章特意以吃鱼、娶妻来说明。这两者如果能共同保持寂静淡泊，就可以隐居自乐而无所求取了。

豳诗

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是用周历来说的；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是用夏历来说的，唯独缺少三月，即蚕月。《豳风》这首诗完备地记载了一年的月份。

鹿鸣鼓瑟吹笙

《鹿鸣》第一章，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正如《车邻》中鼓瑟与鼓簧相对而言。古代堂上的音乐，接受笙的调音，与笙有相关联。乡饮酒礼在合乐之前，有升歌三终，笙入三终，间歌三终。起初用瑟歌唱《鹿鸣》三章，然后用笙演奏《南陔》三章，间歌《鱼丽》三章，笙演奏《由庚》三章。此时所用的乐器，只有瑟和笙而已。到了合乐时，歌唱《周南》、《召南》，才开始各种声音一起发出。所以《鹿鸣》只提到瑟和笙，因为歌唱《鹿鸣》时还没有其他乐器。

白驹伊人其人

第一章、第二章，说那个人在那里逍遥，在那里作为尊贵的客人，贤者想要离去却还未离去，所以白驹还被拴系着。最后一章把“伊人”改为“其人”，则那个人不可挽留了。虽然赞美他如玉般美好，但他已勇于辞别离去，所以白驹挣脱了拴系，留在空旷的山谷中了。

何人斯舍字音舒

你的安然行走，也不暇停留。“舍”字不仅与“车盱”协音读作“舒”，便应读作“舒”。以经文证明经文，《春秋》定公六年，齐人弑杀他们的国君荼【音舒】，《公羊传》写作“舍”字，音舒，自古就是这样。

大东啓明长庚

《诗诂》只说：太阳未出时的明星叫启明，太阳既入后的明星叫长庚。毛氏认为是一颗星，李氏认为启明是太白星。又有人说李太白的母亲梦到长庚星而生下太白。夹漈郑氏又说启明是金星，长庚是水星。金星在太阳西边，所以太阳将出时就在东方出现；水星在太阳东边，所以太阳既没时就在西方出现。我认为启明、长庚难以用金星、水星来指定。这两颗星运行的速度有快慢隐退，有时快而先于太阳则早晨在东方出现，有时慢而后于太阳则黄昏在西方出现。诸家的说法拘泥碍事，应当遵从《诗诂》，不问是金星还是水星，只要太阳未出而在东方出现的叫启明，太阳既入而在西方出现的即长庚，不是金星就是水星，随其运行度数所至而定。

皷钟笙磬同音

《鼓钟》的最后一章，在鼓瑟鼓琴之下，特意说笙磬同音，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诗人精通音乐，然后才能写出这首诗。古代堂上的音乐都接受笙的调音，堂下的音乐都接受磬的调音。琴瑟，是堂上的乐器。《小雅》说鼓瑟，就说吹笙，这就是瑟接受笙调音的证据。鞉鼓管笛，是堂下的乐器。《商颂》说鞉鼓渊渊嘒嘒，管声就说依从磬声，这就是鼓接受磬调音的证据。不然的话，鼓钟钦钦，雅南合奏，难道没有其他乐器同音，而特意只举笙、磬两种乐器来说吗？正是为了表明堂上堂下的音乐都和谐，诗语的精妙就在于此。《鼓钟》未必是讽刺的诗。

菀栁

上帝非常神明，古篆“申”字回转，所以讹误为“舀”字。况且有战国时期的“防可”可以证明。这是讽刺当时君主的诗，还是比喻上帝，最后一章，比喻上天，不忘尊敬上天。

苕之华

先儒感叹这首诗“知我如此，不如无生”，言辞简练而悲哀，这与《兔爰》都是因不乐于生存而作。

文王

《文王》这首诗，专门说周朝的兴起就可以了。却把周与商并列来说，如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又说“命之不易，有虞殷自天”。说“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说周有天命，而商也曾有天命。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又说“商之孙子，其丽不亿”。说周有子孙，商也并非没有子孙。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又说“殷士肤敏，王之荩臣”。说周有多士，商也并非没有人。常情对于战胜的国家，必定压抑对方、赞扬自己，让人知道对方所以灭亡，自己所以兴起。周家忠厚，以至于其子孙士大夫对待商朝遗民也不薄，适宜其卜世卜年长久。歌唱这首诗来祭祀文王，足以符合文王的心意了。《吕氏春秋》说周公作这首诗，不是周公不能达到这个境界。

抑

卫武公九十五岁，让人每天诵读《抑》这首诗，自称也已年老，知道是年老时所作。年老后还再三说：“小子啊，谦抑到了极点。”《淇澳》、《宾筵》、《抑》都是武公的诗。《淇澳》作于壮年，说学问；《宾筵》、《抑》都是戒酒。而《抑》是年老时的作品，其中关于慎独的言论，《论语》、《中庸》都采纳了。

抑之六章

太公说：“童牛角马，说马童而牛角，以无角为有角，所谓彼童而角也。”

崧髙烝民

吉甫在《崧高》中作这两首诗，用申伯的字，共十四处；在《烝民》中，用仲山甫的字，共十二处【韩退之、柳子厚

译铭，采用子厚的字，共十九字；北山诗，十二个字；南山诗，五十二个字，都是以经典作为范例。

译《江汉》

周朝的两代贤相，世世代代都称颂周公和召公。周宣王自幼在召公家中长大，所以《江汉》篇将功劳归于召公。

《商颂》

《赓歌》是虞代的诗歌，每句都有韵脚。《五子之歌》是夏代的诗歌，隔句押韵。其中四句两个韵脚，换一次韵。《商颂》是商人的诗歌，诗歌用韵的规律都在这里体现了。《那》篇的首章，隔句押韵，两个韵脚换一次。到了“绥我思成”以下，又变为每句押韵，篇末另外起韵，曾用两个韵脚来结尾。《烈祖》以“祖”和“祐”所酤的韵脚起头，四个韵脚开始，中间“申锡无疆”开启了下文连句押韵的格局，似乎以“三无疆”作为节拍。后来的人交互使用韵脚，是从这里开始的。《商颂》大多每句押韵，〇《那》、《长发》、《殷武》都是如此。《禹敷下土方》，朱子引用《楚辞》来改正“方”字，断句可以说非常恰当。〇《那》篇五次换韵【“邦畿千里”之上怀疑有脱漏的句子，“来假祁祁”的“祁”应当协“伽”韵】。《长发》前六章都是每句押韵，只有最后一章两个韵脚换一次。《殷武》每句押韵，只有第四章交互使用韵脚，其末尾另外用“国”和“福”两个韵脚来结尾。第五章以“翼”和“极”两个韵脚起头，而下文连句押韵，最后一章又全章连句押韵。自此后作诗的人使用韵脚，都以《商颂》为格式范例【《皇华》的首章就是交互使用韵脚的例子，《楚辞·九章》都是两个韵脚换一次，以至于汉朝的柏梁体就是每句押韵的例子，唐诗还有另外起两个韵脚开头结尾的，如杜甫的《今夕行》、《石犀行》、《七歌》等诗，都用另外两个韵脚作结末】

《经说》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经说》卷三 宋 熊朋来 撰 春秋

春秋时的月份和季节都采用周历正朔

孔子所说的“行夏之时”，见于回答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时说的。至于因鲁国史书而作《春秋》，是因为当时诸侯奉行周天子的正朔作为国史，所记载的月份是周历正朔，所记载的季节也是周历正朔。经文和传文中关于日月季节的记载，自然可以互相印证，但儒者还想坚持夏历正朔的说法来扰乱它。譬如孔子谈论车，难道一定都说殷朝的车吗？小戴《礼记》中孟献子的话说：“正月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夏至，可以祭祀祖先。”这是说冬至在周历正朔的春季正月，而夏至在周历正朔的秋季七月。《明堂位》中所说的孟春，就是建子月；所说的季夏六月，就是建巳月。《礼记》尚且如此，何况《春秋》呢？通过《左传》的考证就可以知道了。如果拘泥于夏历正朔和周历正朔的说法，那么正月、二月必须记为冬季，而三月才可以记为春季。而且如桓公四年春季正月，鲁公在郎地狩猎，周人在冬季中期狩猎，这里用春季正月来记载，也就是在建子月记为春季。哀公十四年春季在西边狩猎，也是用周历正朔的春季进行冬季中期的狩猎。桓公十四年春季正月没有结冰，如果是夏历正朔的春季正月，冰就应该融化了。只有建子月没有结冰，所以记录异象而书写。成公元年春季二月没有结冰，襄公二十八年春季没有结冰，都可以作为证据。定公元年冬季十月降霜冻死了豆类，这是夏历正朔的秋季八月而记为冬季。如果是建亥月，那么降霜不算异象，而且也没有豆类了。大致上周人虽然并行使用夏历，《豳诗》《周礼》就是如此，但只有《春秋》鲁国史书专门采用周历正朔。阳气生于子月，就是春季；阴气生于午月，就是秋季。学者被夏历正朔的说法迷惑，认为只有朔日与冬至同日仅见于传文而经文中没有。不想经文和传文所记载的月日参考相同，试着以僖公五年经文和传文来说，正月辛亥与朔日同日，左氏举出这个例子来显示分至的规律，所以记载“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后，日月可以互相验证的，经文记载九月戊申朔，发生日食；传文记载八月甲午，晋侯包围上阳；又记载冬季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用六十甲子推算，自从隔年十二月戊申，晋国有申生的事件，过了三天就是正月辛亥朔，鲁国听闻晋国危难一定在正月，所以经文用春季记载。这一年岁在丙寅，正月辛亥朔是大月，二月辛巳朔是大月，三月辛亥朔是小月，四月庚辰朔是大月，五月庚戌朔是小月，六月己卯朔是大月，七月己酉朔是小月，八月戊寅朔是大月，九月戊申朔是小月，十月丁丑朔是大月，十一月丁未朔是小月，十二月丙子朔是大月，闰十二月丙午朔是小月。从八月戊寅朔数到甲午，晋国包围上阳，是八月十七日。从八月甲午数到九月朔，正好是戊申。从九月戊申朔数到十二月朔，除去两个小月，共八十八天，所以十二月朔得到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宿，因为冬季十二月而日在尾宿，此时尾宿度数多在卯且后，逼近闰月，适宜其尚以建戌中气而合朔于卯之尾宿。所谓九月十月之交，是用夏历正朔来说的；所谓冬季十二月，是用周历正朔记载的。用经文和传文的月日互相参考，可以没有疑问了。有人说昭公二十年己卯，传文也记载“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从僖公五年至朔同日开始，数到这一年得到第七章，本注认为这是失闰。查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所以经文在这个月有辛卯，是初七日。闰月应当在隔年十二月，而在这年八月，那么正月至七月都因为失闰而差一个月。二十一年庚辰，经文记载“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从二月己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