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说卷五

译其余篇章散乱，不再顾及了。曾子《大学》附见于《祭义》篇中，《朝事》有一半出自《聘义》，只有《哀公问投壶》，两戴所记都保留了下来，大概是已经选取而未删除其原文罢了。如今《礼记》除去《大学》《中庸》《曲礼》《檀弓》《月令》《学记》《乐记》《礼运》《内则》等篇，以及冠、昏、聘、射、乡饮诸义，尚有许多可以删去；而大戴《礼记》中所记载的曾子之言，以及武王践阼、明堂之类，也有可取之处。当今科举仅用小戴《礼记》来考士，像《儒行》《缁衣》《明堂位》等篇，曾被先儒所怀疑的，明代的考官必定不会在此命题。要知道朱文公《仪礼经传通解》所不采纳的，都是不堪命题的。

译《礼记》引用《尚书》的篇章，只有《学记》《坊记》《表记》《缁衣》《大学》。如果依据孔安国的传注，那时五十八篇《尚书》都已经出现了。然而孔壁中出土的二十五篇，东汉那些解释经书的儒者都没有见到，所以前代儒者怀疑孔安国的传注也是伪作。注解《礼记》的人，比如《学记》引用《说命》，《坊记》引用《君陈》，都称“现在已失传”；“高宗言乃讙”的注，只知道有《说命》这本书，却不知道那是《无逸》篇的文字，胡乱指“讙”为“讙说”的“讙”，不知道原文应当是“雍”字。《释文》《正义》的作者沿袭错误，传说尤其令人憎恨。“尹躬天见于西邑夏”，按照本书应读作“先见周田”；“观文王之徳”，按照本书应读作“割申劝宁王之徳”，那么“言乃讙”应当读作“乃雍”，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乐记》中的“商容”，只应当是《尚书》中所说的“商容”，《记》文中的文字必定有脱漏。郑玄没有见过古文《尚书》，于是牵强附会地妄加议论。《缁衣》引用“尹吉”，注将“吉”读作“告”，查考“咸有一徳”是训诂，不是“告”。注也说“现在已失传”。其他如《表记》《缁衣》引用《甫刑》《太甲》《太誓》《君奭》，《大学》引用《帝典》《康诰》《泰誓》，都在二十五篇之外，所以不说“亡书”。然而《泰誓》中“予克纣”以下的章节，却认为没有这一章；《缁衣》也引用《说命》《君陈》而不言亡书，唯独对于《学记》《坊记》引用《说命》《君陈》的，称为亡书。为什么汉代儒者前后说法如此不同呢。

古人曾经歌唱诗歌，所以引用诗歌只记录其读音，不考究其字义。在《礼记》中引用诗歌，如“观之中庸之嘉乐，宪宪大学之绿竹有斐，闲居之弛其文徳，协此四国”，以至“君子好仇，匪革其犹，彼其之子，瑕不谓矣”，“和乐且耽，嵩髙维岳，后稷兆祀”，字虽然不同但读音本来相同。我今不阅，以躬为今，亦孔之昭；以炤为昭，履无咎言，以体为履；莫其徳音，以貊为莫；有梏徳行，以觉为梏；度是镐京，以宅为度。这也是字音可以相通的例子。《春秋传》引用诗歌“协比其邻”，以洽为协；“便蕃左右”，以平平为便蕃，都是当时引用诗歌的通例。可见古人以歌唱诗歌为常事，记录其字音就足够了，不像经生博士那样拘泥于训诂。至于《中庸》中的“衣锦尚防”，自然符合注疏所说的逸诗，不能因为庄姜“衣锦褧衣”的句子与注疏的意义偶然相同，就牵强附会，不可以指认就是这首诗。疏说断截诗文，那么上面就不应当说“诗曰”了。怎么能说《礼记》引用诗歌讹误了其字音呢？如《关雎》中的“好仇”，《文王有声》中的“匪革其犹”，《假乐》中的“嘉乐”，都在诗家中被讹误，不如《礼记》得其字音义之正。

小戴《礼记》中的《经解》、大戴《礼记》中的《礼察》《保傅》，都引用《易》说：“君子慎始。”而现在的《周易》中没有这段文字，《经解》不知是谁所作，就托名于孔子的话。河南程子说：“《经解》是玩弄文墨的人写的，不是孔子的书。然而篇末引用《易》说：‘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取舍之谓也。”《保傅》引用《易》说：“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君子愼始。”总共三次引用这段文字，各自指定为《易》曰。现在《易》中没有，孔颖达的疏妄自认为是出自《系辞传》，后来的儒者大多被其误导。只有沙随程可久认为是《易纬·通卦騐》的文字，但不应当三处都称《易》曰，其韵语像古书，恐怕古代有这本书，或者脱简，未可知也。

《坊记》仅为三山林少頴所称，或许出自七十子门人所记，终究不是完整的书。每章称“子云”，或许各自陈述其老师的话，未必就是孔子的话。有上文称“子云”，而下文就说“故鲁春秋云云”的，哪敢相信那是孔子的话呢？

《曲礼》是古记的名称，应当从正义，取委曲言礼之说。艾轩林氏认为因曲台得名，这未必一定。曲台，是汉宣帝时防射的地方，博士后仓作记，不是《礼记》。

《仪礼经传通解》中朱文公说：“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中庸》作礼仪、威仪，其名则礼器为胜。”所以《中庸章句》说：“礼仪，经礼也；威仪，曲礼也。”汉代儒者勉强求合于三百、三千之数，用《周礼》三百六十官充三百之数；至于曲礼，则无可言者。朱子取臣瓉曰：“《周礼》三百，时设官之数，合以《仪礼》为经礼。”叶梦得也说：“经礼其凡，曲礼其目。”古礼可读可学，那么先王之世必各有其书，藏在有司。河间献王辑古礼五

译有百余篇，但用大宗伯五礼的类别来概括它们，难道没有三百篇吗？像《曲礼》、《少仪》、《内则》等篇，也不下三千多条。《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篇中孔子说：“礼仪三百，是可以做到的；威仪三千，就难了。”这是说公西赤的仪容和言辞，都符合宾客祭祀的规范，运用起来没有不周全的。《本命》篇又说：“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这是文辞的变化。”原本的注疏将威仪解释为曲礼，并非从《中庸》的章句才开始这样说。至于孔门三千弟子、孟尝君三千门客，都只是说其数量众多罢了，没听说有为了凑足数目而寻求姓名来充数的。三百、三千，又哪里一定要凑足这个数目呢？

译急缮其怒

曾经怀疑“急缮”的“缮”字是“劲”字，但既不是字形讹误，也不是古音通假，各家都不能说明其原因。我考证《周礼·夏官·缮人》，其职责是制作弓弩、箭袋、矰弋、决拾等，也是取“急劲”之意。《周礼》序官中关于缮人的注解说：“缮的意思是劲。”我私下认为，就像修缮甲兵中的“缮”字，都主要取“劲”的意思。郑玄注《曲礼》，又用他注解缮人的说法来解释，原本只是说“缮”的含义是“劲”。久而久之，就读作“劲”了。就像“匪颁”的“匪”本来解释为“分”，师徒相承，竟然读作“分”。查看缮人的注解，就可以知道“缮”就是“劲”了。

立视五嶲

《考工记》中乘车之轮，高六尺六寸，说的是它的高度如此。韵书引用陆佃的话说，五嶲是三丈三尺，不知道直径一围是三，那么五嶲应该是九丈九尺。

防勿

这两个字依照注解读作“捽没”，方氏将“防勿驱”连成一句。此处本来说的是进入国都不要驰骋，那么将“勿驱”连成一句，似乎有道理。但是“防彗”，把“彗”当作竹帚，终究觉得不妥。马有“防”是可以的，如果进入国都突然添加竹帚，马上从哪里得到这个呢？大概是用“防”如同用“彗”，只是扫摩而不加鞭打抚摸，用“防”而不一定要驱赶。

月令小正

《大戴礼记》有《夏小正》，《小戴礼记》有《月令》。有人说《月令》、《乐记》、《明堂位》三篇是后来续入的，不是戴氏所传的。吕氏的《月令》，固然应该在《夏小正》之后，然而《月令》的文字还稍微完整，至于《夏小正》就不是全书了。比如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鱼涉负冰，农祭耒，俊风涤冻，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祭鱼，鹰为鸠，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则见昬参中，柳梯，梅杏杝，桃华缇缟，鸡桴粥。其正文大概只有这些，凡句下添加文字解说者，都是汉儒所为，其余各月都是如此。大概古代有这种记录时节的书，其正文不多。称为“夏”者，是说夏时。二月丁亥，万用入学，下文却说“谓今时大舍采也”，“今时”这样的措辞，意思很不古雅，大概是东汉以后的儒者所作，也不像西汉人的语言。蚔螘卵的说法，是摘取《尔雅》及礼注中的谬误之说。四月、十月南门见，都说“初昬”，应当是一昬一旦而记录者讹误，都写成了“昬”。《大戴礼记》各篇，如《公符记》、《孝昭帝冠辞》、《保傅录》、《贾防语》，以及《小正传辞》，肯定不是盛汉时期的书。所以《夏小正》不如《月令》那样通过小戴流传下来。朱文公《仪礼集传》对《夏小正》削去传文，另附于后，而只保留逐月经文可见的部分，大概是因为传文不足以深信。

月令中星

《尧典》四仲月的中星如火、虚、昴，各指一颗星而言。中春星鸟，本是栁与星，而以鹑鸟言之。火虽然是心星，而氐、房也都是大火的星次。《月令》中的中星，孟春月建寅日，〇亥自有危、室、壁，而只说室，昬参、旦尾，也各举其一宿来记录中星。中春月卯日，戌有奎、娄、胃，而只说奎，说日初入戌，即〇奎，昬旦鬼、斗中，不说鬼、斗，而说弧、建，弧在鬼南，建在斗上。季春月辰日，酉有胃、昴，而只说胃，昬星、旦牛中，也不只说星、牛。孟夏月巳日，申有毕、觜、参、井，而只说毕，也是说初入申在毕，昬旦翼、女中，那么轸与虚、危依次中星了。中夏月午日，未有井、鬼、柳，而只说东井，昬亢、旦危中，依次及余星。季夏月未日，午有柳、星、张，而只说柳，昬有氐、房、心，中说大火，那么氐、房在其中，旦奎中，也有娄、胃，随中气浅深而中。孟秋月申日，巳先有翼而言轸，这不以中气初过而言，而究其在巳之未〇，昬建星中，宜言斗而言建，旦毕中，那么依次觜、参中可知。中秋月酉日，在辰当〇轸末度，以及角、亢，而专言角，举中以见首末，昬旦牛、参中，不说参而言觜，三星附参中，举小以见大。季秋月戌日，卯有氐、房、心，而只说房，如同中秋言角一样，角旦虚、柳，也举一星为记。孟冬月亥日，寅有尾、箕，而只说尾，记录初入寅之度，昬危、旦星中，接上月虚、柳而言。中冬月子日，丑有斗、牛，只说斗，入寅首，〇斗度，依次及牛，不言可知，昬壁、旦轸中，接上月包室、翼二星在其中。季冬建丑日，〇子有女、虚、危，只说女，初入子先女度，昬娄、旦氐中，大抵太阳行度与昬旦中星，都以中气过后而言，《尧典》、《月令》都是如此。如果专指一星而说这一月专在这颗星，那就太固陋了。其言星而证之天文，必有不合之处。俗儒谓《尧典》中星与月令

译偏差，又说是《月令》中的中星与当今逐月的中星再次出现偏差，却不思考中气有深浅，中星有推移，拘泥于《月令》每月所指的三星而认为该月专门对应这颗星，当然就不相合了。我认为太阳在逐月的中气后移动一辰，自有固定的法则。至于昏旦的中星，只应当以月建对冲昏旦互相推求。孟春昏时的中星，就是孟秋旦时的中星；孟夏旦时的中星，就是孟冬昏时的中星。不可拘泥于一个月对应一颗星。《传》说：“火星居中，寒暑便消退。”六月初昏，心星居中而暑气消退；十二月平旦，心星居中而寒气消退。这就是推求昏旦中星的方法。

译惊蛰在雨水之前

《月令》说孟春之月蛰虫开始活动，在东风解冻之下；仲春之月开始下雨，桃花开始盛开，那么雨水应当是二月的节气。郑玄说汉代时以惊蛰为正月的中气，雨水为二月的节气。刘歆作《三统历》将雨水改为正月的中气，惊蛰为二月的节气。祝子经也说惊蛰本来在雨水之前。《考工记》注说：“用蒙鼓皮来开启蛰虫的日子，称为孟春的中气。”唐代一行将其改在雨水之后。《周礼·考工记》注说：“启蛰在正月中。”《太玄》卦气说也以惊蛰在雨水之前。旧图在雨水下注说：“律为夹钟。”现在雨水在惊蛰之前，不知是刘歆所改，还是一行所改？观察《太玄》卦气旧说，怀疑刘歆想改却未能成功，直到后人依据他的书才改定。十二月节气中气的方法，也是从秦汉以来开始的。确立这种方法来推算太阳运行的度数，古人简略，只观测中星而已。《尧典》观测四个仲月的中星，《月令》观测十二个月的中星，不仅观测夜半的中星，而且观测早晨的中星。于是观测方法更加精密了。

司徒教导百姓，乐正教导国子

司徒用五典教导百姓，乐正用音乐教导国子。自从《虞书》分别任命夔和契，《王制》《周礼》仍然遵循其法。《王制》将乐正列于冡宰、司徒、司马、司寇、司空之后。担任司徒的人，修明六礼以节制百姓的性情，阐明七教以兴起百姓的德行，整齐八政以防备淫邪，统一道德以同化风俗。担任乐正的人，推崇四种技艺，设立四种教化，顺应先王的诗、书、礼、乐来造就士人。王太子、王子、各国诸侯的太子、卿大夫元士的嫡子、国家的俊才，都来学习。司徒评定选拔士人中优秀者，升入学府。以《王制》来说，那么司徒所教导的成材者，只能升入乐正教导国子的学府。《周礼》的大司乐就是乐正的官职，掌管成均之法。成者如《箫韶》九成，均者如乐律十二均，大概是以音乐命名。其僚属有乐师、大小胥、太师、钟师、磬师、笙师、籥师等官，都以精通音乐作为国子的老师。只有师氏、保氏，不是专门以乐官身份教导国子，保氏教导六艺，音乐也在其中。以《周礼》来说，那么司徒是卿，大司乐是中大夫，或许是因为殷周官制不同罢了。

秋学礼冬读书

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品味这两句话，那么“冬读书”之上，应当有“上庠”二字，而偶然脱漏。因为“东序”是东学，“成均”是南学，“瞽宗”是西学，“上庠”是北学。春天在东学诵读，夏天在南学舞蹈，秋天在西学学礼，冬天在北学读书。四季各自顺应其方位，春夏阳气用事，则学舞蹈诵读；秋冬阴气用事，则学礼读书。教导各自顺应其时节，学习各自顺应其方位。

玉藻

《戴记》各篇大多脱漏错乱，《玉藻》最为严重。如《中庸》、《大学》，先儒尚且确定其章句才可阅读，何况《玉藻》呢？我曾依据郑玄注改定那些错乱脱漏之处，因篇首“玉藻”，凡是言及冠服等物各为一章，按类分为二十五章：一章记冕，自天子玉藻至龙卷以祭；二章记冠，自始冠至鲁桓公始也；三章记朝服，自士不衣织至季康子始也；四章记深衣，自朝端至以帛裹布非礼也；五章记裘，自惟君有黼裘至弗敢充也，又自礼不盛服不充至路车不式；六章记笏，自笏天子以球玉至竹本象可也，又自天子搢珽至无所不让也，又自见于天子无说笏至六分而去一；七章记韠，自韠君朱大夫素至博二寸，又一命缊韨幽衡至葱衡；八章记带，自天子素带朱里终辟接而素带终辟至约用组三寸长齐于带至三齐，又自大夫大带四寸至无箴功，又自肄束及带至走则拥之；九章记佩，自古之君子必佩玉至綦组绶；十章记车，自君羔幦虎犆至鹿幦豹犆；十一章记卜，自卜人定龟至定体；十二章记后及命妇之服，自王后袆衣夫人褕狄接君命屈狄至从男子；十三章记童子之服，自童子之节也至朱锦也，又自童子不裘不帛至从人而入；十四章记天子诸侯朔月闰月及荒年之服，自端而朝日至大夫不造车马；十五章记君子居处之礼，自君子之居恒当户至进饮；十六章记趋朝之礼，自将适公所至登车则有光矣，又自凡君召至在外不俟车；十七章记君前侍立、侍坐、侍饮、侍食之礼，自凡侍于君至听乡任左为侍立之礼，自侍坐则必退席至齐豆去席尺为侍坐之礼，自君若赐之爵至侧尊用禁为侍饮之礼，自若赐之食至若祭为已偞卑为侍食之礼；十八章记拜赐之礼，自君赐车马至君子小人不同日，又自大夫拜赐至敌者不在拜于其室；十九章记膳献之礼，自凡献于君至君之答。已也，又凡于

译尊者有进献之物，却不敢用来禀告。第二十章记载侍奉双亲的礼节，从父亲命令呼唤到小步快走而不奔跑，又从双亲在世到称呼父亲并拜见，又从双亲年老到口中润泽的气息尚存罢了。第二十一章记载接待宾客的礼节，从侍奉先生进食到熟透的食物先给长辈，又有孔子到来而吃晚饭。第二十二章记载士对大夫的礼节，从士对大夫不敢迎接到来临文章不避讳，从士对大夫不承当祝贺到上大夫承当祝贺，又有喜庆之事若非君主赏赐就不祝贺。第二十三章记载宾客与副使入门的礼节，从君主入门到私事从门闩东侧进入。第二十四章记载礼仪仪容，从君主与尸并行到面色如玉。第二十五章记载礼仪辞令，从凡自称到公士作为宾客。

译丹组缨应合为青组缨

上文方言称朱组缨，此处应依据《士冠礼》改为青组缨。篆文“青”字的下部本是“丹”字，记录者误将“青”写成了“丹”。缁冠是古代的斋戒之冠，所谓“斋戒时戴缁冠”，《仪礼》中用青组缨可以证明这一点。

采齐、肆夏、趋行文字有误

《大戴礼记》说行走时奏《采茨》，小步快走时奏《肆夏》。又说：行走合乎《采茨》的节奏，小步快走合乎《肆夏》的节奏。只有《玉藻》和《周礼》都误作“小步快走时奏《采齐》，行走时奏《肆夏》”，错误的有三处【《玉藻》以及《周礼》中的《乐师》、《大驭》】，而正确的有两处【《大戴礼记·保傅》篇两次提到】。孔颖达的疏注未能引用《大戴礼记》来改正，后世儒者未曾读过《大戴礼记》及《仪礼经传通解》的，以《周礼》和《玉藻》为依据，不知道其文字有误，应当改正。《小学书》四篇《敬身》第二十条也引用了《玉藻》的文字。我恨自己往年标题不合，因而沿用了旧注。朱熹虽然在《经传通解》中改正了，但《小学书》未能改正。郑康成虽然在《大戴礼记》的注中改正了，明确说明《玉藻》《周礼》文字有误，但《玉藻》《周礼》的文字，郑氏未能改正其错误之处。《采茨》是堂上演唱的诗篇，适宜接武（脚步相接）而行；《肆夏》是堂下演奏的金石之乐，适宜布武（脚步分开）而趋。如今的注疏在道理上是错乱的。学者应当依据《大戴礼记》的注改正“趋行”二字，这不仅符合朱熹的意思，也符合郑康成的意思。

明堂位

《大戴礼记》的《明堂》篇，能够记载龟甲纹路的位置，为明堂九室而记载。小戴的《明堂位》，又取什么意义呢？有人说它不是出自小戴，而是马融增补进去的。大概是汉代征召的鲁地儒生所作，想要夸耀鲁国的兴盛，却恰好彰显了鲁国的缺失。它所说的夏、商官制数量，与《尚书·周官》不同。鲁国君臣未曾互相弑杀，礼乐刑法政俗未曾互相变更，《春秋》所记载的不可掩盖，只是把它当作有道之国，是可以的。《祭统》篇末，也是鲁人夸耀鲁国的话罢了。一变而至大道，除了鲁国还能去哪里？圣人未曾不称道它，至于《明堂位》《祭统》，则不是用来夸耀鲁国的。先儒说成王赐给鲁国天子的礼乐，未必有这件事，都是记录者的妄言。《左传》记载盟会时各国互相夸耀，鲁人只说周公辅佐而已。如果真有此事，难道不夸耀吗？

崇牙璧翣

崇牙的名称始见于《诗经》，而《明堂位》两次提到。崇牙就是业，因为它在虡上设置版，锯齿状的样子，所以说设业虡。它叫崇牙，是因为业上重重地画着云气。崇，就是重的意思。色彩晕染重叠，是虡上悬挂编钟、编磬处的装饰。璧翣本是龙簨两头垂下的东西，《明堂位》两次提到有簨虡的崇牙，璧翣有丧饰的崇牙。璧翣，旗上旁侧的流苏像业版的锯齿，也叫崇牙。棺前羽毛装饰下垂，也叫璧翣。后人的丧翣变为扇形，没有下垂的翣，仍然以翣命名，于是因翣的音命名为扇，也叫箑了。

学记术有序

古代的教化，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注解说：术应当是述字的声误。《月令》说审端径术，那么本注直接说《周礼》作遂径术，即《周礼》遂上有径，起初不认为是声误。我认为：遂术古字通用，不是字的错误，也不是声的错误。《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派术来聘问，《公羊传》作遂。诅楚文说遂取吾边城，遂字书作述，术字从行，述字从辵，都是人所经过的地方，术述同义。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遂三年与民必有学。《周礼》党正州长的官职，其学也叫序。此经举遂可以见乡，不是以乡遂对举而言。二十五家的闾，五百家的党，都是互文见义。

宵雅

宵雅应当依据正义读，为小儒者误于释文音消，方氏甚至解说消的意义，此言小雅也，何必强为之说？《礼记》改字音读的多了。宵雅读为小雅，谁说不呢？

言及于数合从言字絶句

《学记》说：“现在的教育者，吟诵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后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郑氏以“言及于数”为句，毫无意义。况且司徒教化百姓，保氏教化国子，六艺的项目，都言及于数，现在的教育者，何嫌其言及于数呢？应当以“多其讯言”为句。“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数字音“色角切”，言教育者占毕多言，不如及其再三请益之时，察其所安可也。讯言，犹问辨之谓也。以占为觇，以毕为简。古者削木以贯牲体，谓之毕，因削言简，后人称手简为手毕，或云手削，盖出于此。汉儒记礼，多错误略，改正其句读，则此章之义差可通。

乐记本作十一篇

《乐记》本十一篇，今《礼记》家仍分十一章。观其以

译“子贡问乐”这一句附在章节末尾作为赘余，也就是该篇的篇名了。依据《正义》的次序，分为十一章：第一章叫《乐本》，从“凡音之起”到“王道备矣”；第二章叫《乐论》，从“乐者，为同”到“与民同也”；第三章叫《乐理》，从“王者功成作乐”到“圣人曰礼乐云”；第四章叫《乐诗》，从“昔者舜作五弦之琴”到“先王着其教焉”；第五章叫《乐言》，从“民有血气心知之性”到“君子贱之也”；第六章叫《乐象》，从“凡奸声感人”到“所以赠诸侯也”；第七章叫《乐情》，从“乐也者，情之不可变也”到“有制于天下也”；第八章叫《魏文侯》，从“魏文侯问于子夏”到“彼亦有所合之也”；第九章叫《宾牟贾》，从“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到“武之迟久不亦宜乎”；第十章叫《乐化》，从“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到“礼乐可谓盛矣”，这一章共五十八句，重复出现在《祭义》中；第十一章叫《子贡问师乙》，从“子贡见师乙而问焉”到“子贡问乐”，这一章中“吾子自执焉”以下的文字多有错乱脱落。孔颖达的疏证依据《史记》进行了改正。

译《乐记》中有与《易大传》文字相出入之处，其他论述礼乐的内容多有格言，能记载子贡、子夏、宾、牟、贾等人的问答，这必定是出自孔子门下七十位弟子所记录。

《乐记》这一章，上文逐句讲述舞蹈，而注释者唯独将这一句解释为歌唱，非常没有道理。我仔细推敲其语意，看不出是歌唱，大概是承接上文“着往饬归”而言。所谓“奋疾而不拔”，是说舞者“着往”时做出前进的姿态；所谓“极幽而不隐”，是说舞者“饬归”时做出后退的姿态。这都是舞蹈，不是歌唱。所以先儒认为“奋疾不拔”就是“发扬蹈厉”太公的事迹，“极幽不隐”就是“武乱皆坐”周公、召公的治理。

注释和疏证只说清明是歌声，广大是钟鼓，没有思考这一章是乐的意象。为什么不说说它所以象征天地的原因呢？我曾拿《周礼·大司乐》来证明。古代堂上登歌，重视人声；堂下金奏，使用钟鼓。登歌必定使用阴吕而在堂上，阴从天降，而堂上象征天。金奏必定使用阳律而在堂下，阳从地出，而堂下象征地。律吕必定取相合之声：奏黄钟，歌大吕，子与丑相合；奏太簇，歌应钟，寅与亥相合；奏姑洗，歌南吕，辰与酉相合；奏蕤宾，歌林钟，午与未相合；奏夷则，歌中吕，申与巳相合；奏无射，歌夹钟，戌与卯相合。阴吕在堂上歌唱，阳律在堂下演奏，阴升阳降，象征天地交泰。

这一章孔颖达的疏证依据褚少孙引用于《史记·乐书》的内容，文理稍微通顺。《乐书》称武帝为今上，是太史公所作，引用《乐记》的是褚少孙所补。幸亏褚少孙不大改动经文，还可以证明《乐记》的错误是对的。经文多了一个“爱”字，必定是“多商之遗声也”五个字，现在《别录》中《子贡问乐》一章如下，以便讲诵。子贡见到师乙并问他，说：“赐听说声音歌唱各有适宜的对象，像我这样的人适宜唱什么歌呢？”师乙说：“乙是低贱的乐工，哪里值得问适宜唱什么，请让我背诵我所听到的，而您自己拿定主意。”“宽厚而安静，柔和而端正的人，适宜歌颂；广大而安静，通达而诚信的人，适宜歌大雅；恭敬节俭而喜好礼仪的人，适宜歌小雅；正直而安静，廉洁而谦逊的人，适宜歌风；坦率正直而慈爱【本文多一个爱字】的人，适宜歌商；温和善良而能决断的人，适宜歌齐。”那歌唱，是直抒己意而陈述德行，感动自己而天地响应，四季调和，星辰有序，万物养育。所以商，是五帝的遗声【本文多“商之遗声也”五个字】商人识得它，所以称为商；齐，是三代的遗声，齐人识得它，所以称为齐。明白商之音的人，遇事能屡次决断；明白齐之音的人，见利能谦让。遇事能决断，是勇；见利能谦让，是义。有勇有义，不靠歌唱谁能保持这些呢？所以歌唱，向上如抗举，向下如坠落，曲折如折断，停止如枯木，直处合乎矩尺，弯处合乎钩绳，累累乎端正，如同串起的珍珠。所以歌唱所说的，是拉长声音说话。喜悦所以说话，说话不够，所以拉长声音；拉长声音不够，所以嗟叹；嗟叹不够，所以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诗大序》把嗟叹移到咏歌之前，不如先拉长声音而后嗟叹。

祭祀有馂。馂，是祭祀的末尾。到了这里可以观察政事了。适宜移到十伦之后。

鼎铭所引用的孔达等事，大多可疑。而且蒯聩入卫，在鲁哀公十五年冬，这事本是浑良夫所为，到次年六月，就驱逐孔悝母子，醉酒后送他们，重重酬谢他们，大夫都有纳贿。所作鼎铭，或许是重重酬谢的一个方面，然而本注以公曰为蒯聩所言，以叔舅为尊称，孔悝实在不妥当。查考孔圉娶蒯聩的姐姐而生孔悝，那么蒯聩是舅舅而孔悝是外甥，又不是天子称异姓诸侯的类比，何至于用叔舅称呼他？又哀公十六年经书记载正月己卯，蒯聩从戚进入卫国，用历法推算，六月是丁未十一日，丁巳三十一日，丁卯也没有六月丁亥日。《祭统》篇末鲁人夸耀鲁国的话，不自知其妄，这鼎铭也是妄言。

大小戴记都有投壶篇，而文字稍有不同。《大戴记》注说：壶高尺二寸，容纳斗五升。《小戴记》注又说：腹容量斗五升，三分益一为二斗，得到圆囷的形状，积三百二十四寸。用腹长五寸约算，圆周二尺七寸有余，这是腹径九寸强，而口径二寸半。试着思考，用周尺比现在的尺，那么尺二寸仅七寸许，而腹围二尺七寸有余，则与近代铸造者所差不远。腹径的度数不相远，而颈长腹长的度数不同。每次用周尺较古人壶与樽的度数，知道古人席地而坐，其用器物皆不必很高。其容纳斗五升，又不知道古人的度量如何。陈太常礼书说壶应当如

译释奠之壶，尊又被称为着尊，没有足。如今壶尊也有足，想要像着尊那样直接着地而无足，现在十二寸的尺度表里如一，其中可以容纳一斗五升。我按陈氏只知道壶可以没有足，不知道壶也可以没有耳。注说：壶的形制只有腹、口、颈三部分。《小戴礼》所说的就是《大戴礼》所谓的脰，《大小戴礼》所记载的都没有提到耳。古时候宾客席和主人席同时投壶，当宾客主人交替投掷时称为辟，都拜谢接受箭，揖让宾客就席，司射进到席与壶之间。注说：测量壶的位置，壶距离坐席二矢半，那么堂上宾客席和主人席斜行各七尺，宾客党在右，主人党在左。有胜负则司射用奇数的算筹报告说：某方贤于某方。平局则说：左右平。宾客主人成对射，两席并设，都像现在壶的样子，两边夹着两个耳，那么从宾客席和主人席望去，都不能正对。由此知道投壶不应当有耳。正因为它没有耳而只取中于口，所以主人和宾客的席位都可以正面投掷。像齐晋的射礼足以作为娱乐，如果特别认为耳小于口而赞赏其用心更加精细，于是使耳的算筹加倍多，人们争着偶然的侥幸，舍弃中正而崇尚旁巧，又哪里值得推崇呢。这虽然是前贤所定的，因为投耳的经典没有明文，不敢说就是这样。壶口径周长一尺二寸半，不尤其小于现在的壶耳吗？拟合只保留，有始有终，连中全壶，骁箭倚竿，散箭其余都不计算。如果骁箭本来不是古制，因为不远复善于补过，保留它。倒中则壶中的算筹全部作废。《小戴礼》附鼓节，《大戴礼》附歌诗。《大戴礼》又说：鹿鸣、商齐都可以歌唱，那么不只是演奏貍首而已。《投壶》是古逸礼篇的名，所以二戴都记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