羣经补义卷四
集注引赵伯循解：鲁禘于周公之庙，以文王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似可疑。鲁之禘本禘周公，非禘文王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牲用白牡。」又言其器服乐舞皆极其盛，此鲁禘之僭也。若文王本有其庙，谓之周庙，祭周庙时宜以周公配食；若祭周公，岂迎文王之主就食于周公之庙乎？且白牡之牲为周公，非为文王也。《鲁颂》云：「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骍刚。」盖鲁禘行之于秋尝之时，故《记》云：「夫大尝禘，升歌清庙，周正之秋，实是夏月，故云季夏六月也。」然则禘文王者，于经传似无据。或问禘之説章，乃是言天子之禘，故云「之于天下」。
禹致美乎黻冕，黻者，裳之一章，举后以该前。若蔽膝之韨，以韦观《左传》衮冕韨珽，与火龙黼黻分二字，可见《説文》于“秀”字无释，避光武讳，故阙其义。释“穂”字云：“禾成秀也。”盖以穂为秀，此戴侗《六书攷》之説，较“吐花曰秀”之义为长。禾成穂，俗谓之出穑。《诗》“实发实秀，实坚实好”，禾出穑而后坚好也。
孔子仕鲁时，君大夫无朝聘徃来之事，而乡党有使摈执圭两章，何也？凡卿有事出境及他国之卿来，则书于《春秋》；大夫则不书。晏子尝聘鲁，而《春秋》不书，晏子未为卿也。孔子为司防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书。使摈章之宾，非君来，当亦是大夫。其传辞，君用交摈，臣用旅摈，而言左右手，则夫子为承摈，兼传出入之命，是用交摈矣。大夫聘为小聘，不享而执圭，章有圭，则似大聘矣。盖春秋时事，大国尚侈靡，不能如礼制也。晁氏谓孔子尝言其礼当如此者，非是。
史记》谓孔子为鲁司防，摄行相事，非相国之事也。当时鲁之政事，自是季桓子专之。孔子言之而季孙不违焉耳。所谓摄行相事者，摄相礼之事。若夹谷之防，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摈，亦是有宾客来，重孔子知礼，特使为摈而兼相大夫，当为承摈，何待于召？所以特召者，承摈而兼摄上摈之事也。揖所与立，摈事也。趋进及宾退复命，摄相事也。趋进谓庙中相礼时，非迎宾入门时。入门不谓之进，进者行步向前。《左传》所谓公孙傁趋进，王孙贾趋进是也。《聘礼》云：“纳宾，宾入门左，三揖至于阶，三让，公升二等，宾升西楹西，东面，摈者退中庭，宾致命，公左还北乡，摈者进，公当楣再拜。”所谓趋进在此时，谓从中庭进至阼阶西，释辞于宾，以相公拜也。所释之辞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时急遽，行步必趋，礼不言趋，省文也。趋进必有辞，此但记其容而略其辞，难于翼如之容也。事毕而宾退，君送宾于门内，命上摈送宾出门，而宾不顾。他时为摈者或略于复命，孔子则必复命以纾君敬，于是君可以反路寝矣。趋进复命，此上摈之事，当季孙为之而使孔子，故曰“摄”也。《聘礼》疏亦言孔子摄上摈之事，章首所以特记君召使摈也。《曲礼》云：“士大夫出入君门，由闑右。”注云：“臣统于君也。”则君臣出入皆由闑东，东是主之位，宾客则由闑西。此闑右惟据向内言之，若向外则由闑左。
人君每日视朝，在治朝，惟与羣臣揖见而已。议论政事，皆在路寝之朝。故视朝退，适路寝，则治朝之位虚。如君不视内朝，则羣臣各就官府治事，无过位之事。《玉藻》所谓「使人视大夫，大夫退，然后适小寝释服者也」。如有政事当议，而视内朝，则羣臣皆入路门而朝于内朝，于是有过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记「君听政于路寝，不视内朝者也」。《乡党》所记「先视治朝，后视内朝者也」。视治朝，何以不言其仪？上章「君在踧踖，如己言之」，故不复言也。诸侯三朝，外朝在库门之外，非有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及聴断疑狱之事，则不御。每日与羣臣相见者，库门内、路门外之治朝也。此二朝皆平廷无堂，惟路寝之朝乃有堂有阶。羣臣之位在堂下，有事当言于君，或受命于君，则升堂；无事亦不升堂也。既
译集注引用赵伯循的解释说：鲁国在周公的庙里举行禘祭，以文王作为所出的帝王，而让周公配享，这似乎值得怀疑。鲁国的禘祭本来就是祭祀周公，而不是祭祀文王。《明堂位》说：“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大庙祭祀周公，牺牲用白色的牡牛。”又说其祭器、服饰、乐舞都极其盛大，这是鲁国禘祭的僭越之处。如果文王本来有专门的庙宇，称为周庙，那么在祭祀周庙时适宜让周公配享；如果是祭祀周公，难道会迎请文王的牌位到周公的庙里配享吗？况且白色的牡牛是献给周公的，不是献给文王的。《鲁颂》说：“秋天举行尝祭，夏天设置楅衡，白色的牡牛和红色的公牛。”大概鲁国的禘祭是在秋尝之时举行，所以《礼记》说：“那盛大的尝祭和禘祭，升歌《清庙》，周历的秋天，实际上是夏历的月份，所以说季夏六月。”那么说禘祭文王，在经传中似乎没有依据。或者问关于禘祭的解说章节，那是讲天子的禘祭，所以说“之于天下”。
禹在黻冕上极尽美好，黻是下裳上的一种纹章，举出后面的以概括前面的。至于蔽膝上的韨，以韦皮观看《左传》中的衮冕、韨、珽，与火、龙、黼、黻分为两个字，可见《说文解字》对“秀”字没有解释，是为了避光武帝的讳，所以缺漏了其含义。解释“穂”字说：“禾谷长成秀穗。”大概把穂当作秀，这是戴侗《六书考》的说法，比“吐花叫秀”的含义更合理。禾谷长成穂，俗称为出穑。《诗经》说“实发实秀，实坚实好”，禾谷出穑之后才坚实美好。
孔子在鲁国做官时，国君和大夫没有朝聘往来的事情，而《乡党》篇中有派遣摈相手持玉圭两章的记载，为什么呢？凡是卿大夫有事出境以及他国的卿大夫来，都记载在《春秋》中；大夫则不记载。晏子曾经出使鲁国，而《春秋》没有记载，因为晏子还没有成为卿。孔子担任司寇也是大夫，所以出使也不记载。使摈章中的宾客，如果不是国君来，应当也是大夫。其传辞，国君用交摈，臣子用旅摈，而说到左右手，那么孔子是承摈，兼传出入的命令，这是用了交摈。大夫出使是小聘，不享而执圭，章节中有圭，则似乎是大聘了。大概春秋时期的事情，大国崇尚奢侈，不能符合礼制。晁氏认为孔子曾经说其礼应当如此，是不对的。
《史记》说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代理行使相事，不是相国的事务。当时鲁国的政事，本来就是季桓子专断。孔子说了而季孙不违背罢了。所谓代理行使相事，是代理相礼的事务。像夹谷之会，孔子相礼就是这样。国君召他做摈相，也是有宾客来，看重孔子知礼，特地让他做摈相并兼相大夫，应当是承摈，何须等待召见？所以特地召见，是承摈并兼摄上摈的事务。揖让所与站立的人，是摈相的事。趋进而进以及宾客退去后复命，是代理相事。趋进是指在庙中相礼时，不是迎宾入门时。入门不称为进，进是行步向前。《左传》所说的公孙傁趋进，王孙贾趋进就是这样。《聘礼》说：“接纳宾客，宾客入门左边，三次揖让到达台阶，三次谦让，国君登上二等台阶，宾客登上西楹西边，面向东，摈相退到中庭，宾客传达使命，国君向左转面向北，摈相前进，国君对着楣再拜。”所说的趋进在这个时候，是指从中庭进到阼阶西边，向宾客释辞，以相国君拜。所释的辞说：“您带着国君的命令来到寡君这里，寡君拜谢国君命令的屈尊。”就是这样。这时紧急，行步必定趋走，礼书不言趋，是省略文字。趋进必有辞，这里只记录其仪容而省略其辞，难以像翼如的仪容那样。事情完毕宾客退去，国君在门内送宾客，命令上摈送宾客出门，而宾客不回头。其他时候做摈相的人或许省略复命，孔子则必定复命以舒缓国君的敬意，于是国君可以返回路寝了。趋进复命，这是上摈的事，应当由季孙做而让孔子做，所以说“摄”。《聘礼》疏也说孔子代理上摈的事，章节开头所以特地记载国君召他做摈相。《曲礼》说：“士大夫出入国君的门，从闑的右边。”注说：“臣统属于君。”那么君臣出入都从闑的东边，东是主位，宾客则从闑的西边。这闑的右边只根据向内来说，如果向外则从闑的左边。
国君每天视朝，在治朝，只与群臣揖见而已。议论政事，都在路寝的朝堂。所以视朝退下，去路寝，那么治朝的位置就空了。如果国君不视内朝，那么群臣各自到官府治事，没有过位的事。《玉藻》所说的“派人查看大夫，大夫退下，然后去小寝释服”就是这样。如果有政事应当商议，而视内朝，那么群臣都进入路门而在内朝朝见，于是有过位升堂的事。《玉藻》所记载的“国君在路寝听政，不视内朝”就是这样。《乡党》所记载的“先视治朝，后视内朝”就是这样。视治朝，为什么不说明其仪节？上一章“国君在时踧踖不安，如同自己说话”，所以不再说了。诸侯有三朝，外朝在库门之外，没有询问国家危难、询问国家迁移、询问立君以及听断疑狱的事情，就不临御。每天与群臣相见的，是库门内、路门外的治朝。这两朝都是平廷没有堂，只有路寝的朝堂才有堂有阶。群臣的位置在堂下，有事应当向国君言说，或接受国君的命令，就升堂；无事也不升堂。
进言，既受命，则降阶而复其堂下之位。羣臣皆退，然后出路门。有谓内朝惟同姓者得入，异姓者不得入，此谬説也。燕羣臣时，不辨同异姓。凡与君问对及侍食于君，皆在内朝之堂，非治朝也。治朝所以无堂阶者，君出入必登车下车于路寝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等之阶，车马如何能升降？观《聘礼》使者受命于朝，无升阶降阶之事。
译进言的人，既然接受了君王的命令，就下台阶回到堂下的原位。群臣都退下之后，才从路门出去。有人说内朝只有同姓的人可以进入，异姓的人不可以进入，这是错误的说法。君王宴见群臣的时候，并不区分同姓和异姓。凡是与君王问答以及侍奉君王用餐的，都在内朝的堂上，而不是在治朝。治朝之所以没有堂阶，是因为君王出入一定要在路寝的庭院中登车或下车。如果治朝有九级或七级的台阶，车马怎么能够上下呢？查看《聘礼》中使者受命于朝堂，并没有登阶降阶的事情。
天子外屛，在应门之外；诸侯内屛，在雉门之内。而路门内无屛，宁在门屛之间？谓治朝在路门之外，屏之内也。人臣所执之圭，谓之瑑圭，其度用偶数：大国之臣八寸，次国六寸。若桓圭九寸，信圭、躬圭七寸，谓之命圭，臣不得而执也。
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礼有明文。若小行人合六币，圭以马，此公侯享于天子之礼。旧注误，而集注言享用圭璧，亦承其误。
绀为齐服，緅为练服，本古注，然未确也。绀緅皆赤黒之间色，緅又黒于绀。君子不以为饰者，谓非其正色也。饰必用正色，不止领縁、衣裳之邉皆有縁。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纯以缋，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曲礼云：「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孔子少孤而母存，时宜纯以青；母没则惟纯以素。若绀緅不以饰，犹之红紫不以为防服也。以绀为齐服，误以绀为元；以緅为练服，误以緅为縓也。
古人行礼有裼袭之仪，袒而有衣曰裼，谓袒去上服之左袖，露其裼衣之左袖。裼衣必象裘色，不袒则谓之袭。虞人反裘而负薪，爱其毛，伤其皮，则毛将安▯？以此推之，知古人服裘毛向外也。向外则防，故裘外必有裼衣。圣人于饭食非有拣择，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亦湏得圣人气象，非若过责庖人，过求备物，使人难供匕箸者比也。食肉惟取其方正者，则不正之割自不来前矣。酱有烹调时之酱，有配食之酱，此谓配食之醤，如醯醢之类。不得其酱，如当用醯而设醢，当用醢而设醯，或醯醢皆不设，此家人进食者之小过。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后自知设酱得宜矣。凡此皆未尝形于言，怒于色，庶几不失圣人气象。
説者谓周末文胜，今未见其然。如《仪礼》诸篇，皆是周初制作，委曲繁重，非周末也。春秋时相尚者，如饮酒、赋诗、赠答，似从前未之有事【礼之升歌、下管皆有定篇】此尚文而有风雅之意，正不嫌其文胜。及春秋之末，则絶无此事矣。时人所谓“先进之礼乐为野人，后进之礼乐为君子”，意其指殷以前为野人，周以后为君子。孔子从先进，正欲去繁文而尚本质耳。当用文者从周，当用质者从殷。殷辂、周冕，及已慤、已戚之▯，是其凡例。而室事交户，堂事交阶，许子路为知礼，亦是欲去繁文之意也。是説也，朱子屡言之。朱子曰：“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令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礼而施之于今也。”孔子从先进，已有此意。又曰：“圣贤有作，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令有防范节文，不至大简而已。”观孔子欲从先进，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便是有意损周之文，从古之朴矣。然则从先进，非从周初之先进。
▯冠紫緌，自鲁桓公始，此尚紫之渐。齐桓公有败紫，欲卖之，先自服之，国人争买，其价十倍。春秋末，卫浑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数其罪而杀之。注：紫衣，君服，则当时竞尚紫矣，故曰“恶紫之夺朱”。
耰摩田也，又曰覆种。或疑播种之后不可摩，摩则种不固。然沮溺耦耕时即耰。《国语》云：“深耕而疾耰之。”孟子亦曰：“麰麦播种而耰之。”是耰在播种之后。问诸北方农人曰：“播种之后，以土覆之，摩而平之，使种入土，鸟不能啄也。”
植其杖而芸，似谓植杖于他处。然今人耘田以足，必扶杖乃能用足，则植杖正所以耘，犹云拄杖。
八士，文王、武王时人。南宫氏又为尹氏，见《汲冡周书》《国语》。文王询于八虞，韦昭以八虞为八士，十乱中南宫括即伯适也。南宫伯逹迁九鼎，南宫忽防鹿台之财，皆见《周书》，以为成王、宣王时人者，皆误。
孔氏《玉藻》疏谓深衣裳六幅交解为十二幅，此误也。《玉藻》云：“衽当旁”，是当裳之两旁者名为衽，故郑注云：“衽谓裳幅所交裂也。”明非衽则不交裂，是用布六幅，以四幅正裁为八幅，当裳之前后，以二幅斜裁为四幅，寛头向下，狭头向上
译天子在外设屏，位于应门之外；诸侯在内设屏，位于雉门之内。而路门之内不设屏，难道屏设在门与屏之间吗？是说治朝位于路门之外、屏之内。人臣所执的圭，称为瑑圭，其尺寸采用偶数：大国之臣用八寸，次国用六寸。至于桓圭九寸，信圭、躬圭七寸，称为命圭，臣子不得执持。
聘问国君用圭，聘问夫人用璋；献享国君用璧，献享夫人用琮。礼制对此有明文规定。如果小行人合并六种币帛，以圭配马，这是公侯向天子献享的礼仪。旧注有误，而集注说献享用圭璧，也是承袭了这个错误。
绀色作为斋服，緅色作为练服，本于古注，但并不确切。绀和緅都是红黑之间的颜色，緅比绀更偏黑。君子不用它们作为装饰，是因为它们不是正色。装饰必须使用正色，不仅领缘、衣裳的边缘都有缘饰。《深衣》篇说：“父母、祖父母都在世，衣服缘饰用五彩；父母在世，衣服缘饰用青色；如同孤子，衣服缘饰用白色。”《曲礼》说：“父母在世，冠衣不用白色缘饰；孤子当家，冠衣不用彩色缘饰。”孔子年少丧父但母亲在世，当时适宜用青色缘饰；母亲去世后则只用白色缘饰。如果绀、緅不用于装饰，就如同红紫不用于丧服一样。把绀当作斋服，是误把绀当作玄色；把緅当作练服，是误把緅当作縓色。
古人举行礼仪有裼、袭的仪节，袒露上身而穿着外衣叫裼，意思是袒去上衣的左袖，露出裼衣的左袖。裼衣必须与皮裘的颜色相配，不袒露则称为袭。虞人反穿皮裘背负柴草，爱惜它的毛，却损伤了它的皮，那么毛将依附在哪里呢？由此推知，古人穿皮裘时毛是向外的。毛向外则容易污损，所以皮裘外面必须有裼衣。圣人在饮食方面并非没有选择，比如肉切得不方正就不吃，没有合适的酱就不吃，这也需要符合圣人的气象，并非像过分苛责厨师、过分追求物品完备，让人难以提供饮食那样。吃肉只取切得方正的，那么切得不方正的肉自然就不会摆到面前了。酱有烹饪时用的酱，有配食时用的酱，这里指的是配食的酱，如醋和肉酱之类。不得其酱，比如应当用醋却摆了肉酱，应当用肉酱却摆了醋，或者醋和肉酱都不摆，这是家人进餐时的小过失。孔子偶尔不吃，微微示意他的意思，以后自然就懂得摆放酱料得当了。凡此种种，都未曾形之于言语，显之于怒色，大概不至于失去圣人的气象。
解说的人说周末礼文过盛，如今并未见到如此。如《仪礼》各篇，都是周初制定的，委曲繁重，并非周末的情况。春秋时人们崇尚的，如饮酒、赋诗、赠答，似乎从前没有这些事【礼仪中的升歌、下管都有固定的篇章】，这崇尚礼文而有风雅之意，正不嫌其礼文过盛。到了春秋末年，就完全没有这些事了。时人所说的“先进之礼乐为野人，后进之礼乐为君子”，意思是指殷以前为野人，周以后为君子。孔子遵从先进，正是想要去除繁文缛节而崇尚本质。应当用礼文的地方遵从周礼，应当用质朴的地方遵从殷礼。殷代的辂车、周代的冕冠，以及已慤、已戚的〇，是其大概例子。而室事交户，堂事交阶，许子路为知礼，也是想要去除繁文缛节的意思。这种说法，朱子多次提到。朱子说：“礼以时为大，有圣人兴起，必将依据当今的礼制而裁酌其中，使其简易易懂而可行，必定不至于再取古人繁缛的礼制而施行于今天。”孔子遵从先进，已有此意。又说：“圣贤兴起，只是以古礼减损，遵从今世俗的礼制，使其有防范节文，不至于过于简略而已。”看孔子想要遵从先进，又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便是有意减损周代的礼文，遵从古代的质朴了。那么遵从先进，并非遵从周初的先进。
〇冠紫緌，从鲁桓公开始，这是崇尚紫色的开端。齐桓公有败坏的紫色布，想卖掉它，先自己穿上，国人争着购买，价格涨了十倍。春秋末年，卫国的浑良夫穿紫衣狐裘，太子列举他的罪状而杀了他。注：紫衣是国君的服饰，那么当时竞相崇尚紫色了，所以说“厌恶紫色夺取正红色”。
耰是摩平田地，又叫覆种。有人怀疑播种之后不能摩平，摩平则种子不稳固。然而沮溺耦耕时即进行耰。《国语》说：“深耕而疾耰之。”孟子也说：“麰麦播种而耰之。”可见耰在播种之后。问北方农人说：“播种之后，用土覆盖，摩平，使种子入土，鸟不能啄食。”
植其杖而芸，似乎说把杖植在其他地方。然而今人耘田用脚，必须扶着杖才能用脚，那么植杖正是为了耘田，犹如说拄杖。
八士，是文王、武王时的人。南宫氏又为尹氏，见于《汲冡周书》《国语》。文王咨询八虞，韦昭以八虞为八士，十乱中南宫括即伯适也。南宫伯逹迁九鼎，南宫忽防鹿台之财，都见于《周书》，认为他们是成王、宣王时的人，都是错误的。
孔氏《玉藻》疏谓深衣裳六幅交解为十二幅，这是错误的。《玉藻》说：“衽当旁”，是当裳之两旁者名为衽，所以郑注说：“衽谓裳幅所交裂也。”明确说明如果不是衽就不交裂，是用布六幅，以四幅正裁为八幅，当裳之前后，以二幅斜裁为四幅，宽头向下，狭头向上
，谓之衽，当裳之前后两旁，左边缝之以合前后，右边则别有钩边一幅，以掩裳际也。若帷裳之衽，属于衣埀而放之者也，非帷裳必杀之。似当时深衣裳有用辟积不用斜裁者，夫子必用斜裁为衽，不用辟积也。
译这叫做衽，位于裳的前后两侧，左边缝合以连接前后，右边则另有一幅带钩的布边，用来遮盖裳的边缘。至于帷裳的衽，是附着在衣襟上并向下垂放的，并非帷裳一定要削去边角。看来当时深衣的裳有用褶裥而不用斜裁的，但夫子必定采用斜裁来做衽，而不使用褶裥。
麻冕，朱子依古注释为缁布冠。冠者首服之总名，冕者冠中之别号，非谓冠礼之缁布冠也。记云：「麻不加于采，冕服既用丝，何以覆板之綖，犹用麻？」白虎通云：「所以用麻为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此説有理。后易以纯正与服相称，夫子从之，不谓其称，而取其功之省约，可知古人非不知衣冠相称也，但欲不忘女工之始耳。虽变古而无害于义，又有省功之便，故可从。若朝服以下，衣用布而冠用缯者，别于始冠之缁布冠，其意又别也。先儒布幅广二尺二寸，八十缕为升，又谓麻冕用三十升布为之。周布幅广二尺二寸，见汉书食货志，八十缕为升，无明文。先儒谓师説相传如此。以丧服极麤之三升计之，二百四十缕，一寸约得十一缕；而缌麻十五升，则用朝服之缕，抽其半为六百缕，一寸二十七缕有奇。缕精而布麤，则一升八十缕更不少。朝服十五升一千二百缕，当为定説。若麻冕用三十升布，则非也。原先儒之意，谓冠当倍于衣。如丧服斩衰三升，则冠六升也。不知此为斩衰有受服，受服又有等杀，此极重者，受服从轻，自六升始，故其冠之布如之，非谓冠必当倍于衣也。冠倍于衣，惟斩衰正服则然。若齐衰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以下则非倍数。至小功缌麻，则冠与衰同矣。岂吉服冠必当倍于衣乎？且以古尺二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缕，朱子已谓其极细，如今之细绢矣，岂可倍为二千四百缕乎？然则麻冕亦不过十五升，必非三十升也。金吉甫不知，疑三十升之説，而疑八十缕为升之误，其考之亦不详矣。
禄之去公室，章发于定公之时。阳虎欲去家臣，之后大夫四世。何晏引孔安国云：「文子、武子、悼子、平子，其不数桓子，则非其数文子；则是禄去公室始于宣公。」专政者东门遂，辅之者季孙行父。襄仲死，逐子家者行父也。观传所载亏姑、成妇等事，行父亦専横矣。故専政当自文子始。集注谓武子始専政，歴悼、平、桓子为四世。朱子考之未详耳。按昭五年，宋乐祁曰：「鲁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杜谓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孔疏云：「不数悼子者，悼子未为卿而卒，不执鲁政，故不数也。」十二年传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孙昭子以再命为卿。」卿必再命乃得经书名氏。七年三月经书「叔孙婼如齐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孙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孙继祖也。此疏甚确，当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为四世。
孟子补义
孟子言「予私淑诸人」，人谓子思之徒，是孟子与子思年不相接也。《孔丛子》有孟子、子思问答，不足信。
孟子之书，当是孟子自作，非门人所记。门人无过于乐正子，其能记是书乎？
孟子见梁惠王，当在周慎靓王元年辛丑。是年为惠王后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见即去梁矣。盖魏防于周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与齐威王防于徐州以相王。是年为惠王即位后三十七年，于是始称王而改元，称一年也。惠王又曰惠成王，有后元。见《汲▯纪年》，《史记》不知惠王有后元，乃以后元为襄王，而襄王后有哀王，哀即襄之误耳。司马温公《通鉴考异》既从《纪年》，书「魏惠王薨，子襄王立」于慎靓王二年壬寅，又载「孟子入见而出」语，是矣。乃于显王三十三年乙酉，书「邹人孟轲见魏惠王」，岂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误矣。盖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在后元之末年，而《史记》误谓在惠王即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尚未称王，孟子何得称之为王【汲冢纪年》出魏襄王冢，至晋泰始时始出】
孟子先游梁，而后至齐。观本书《齐桓晋文之事》章，叙于见梁襄王之后，可知也。而《史记》谓先游齐，后游梁，盖《史记》于魏、齐诸王即位之年，皆有误耳。
衅是交神明之道，祭祀之小礼，非以牲血涂衅隙之谓也。《礼记》言“衅庙以羊，门夹室以鸡”，宗庙之器其名者，成衅之以豭豚，则衅钟当以豭豚。传云
译麻冕，朱子依据古注解释为缁布冠。冠是头饰的总称，冕是冠中特定的名称，并非指冠礼中所用的缁布冠。《礼记》说：“麻不用于彩饰，冕服既然使用丝，为什么覆盖冠板的綖，仍然使用麻？”《白虎通》说：“之所以用麻制作，是因为麻是女工的开端，表示不忘根本。”这种说法有道理。后来改为纯正的丝料以与服饰相称，孔子顺从了这一改变，并不是因为丝料更相称，而是取其省工简约，由此可知古人并非不知道衣冠应当相称，只是想要不忘女工的开端罢了。虽然改变了古制却无害于义理，又有省工的便利，所以可以遵从。至于朝服以下，衣服用布而冠用缯的，是为了区别于始冠时的缁布冠，其用意又有所不同。先儒认为布幅宽二尺二寸，八十缕为一升，又说麻冕是用三十升的布制作的。周代布幅宽二尺二寸，见于《汉书·食货志》，八十缕为一升，没有明确的记载。先儒说是师说相传如此。以丧服中最粗的三升布计算，有二百四十缕，一寸大约得十一缕；而缌麻十五升，则使用朝服的缕数，抽出一半为六百缕，一寸有二十七缕有余。缕细而布粗，那么一升八十缕就更不少了。朝服十五升一千二百缕，应当是定论。如果麻冕使用三十升的布，那就错了。推究先儒的意思，认为冠的布应当是衣服的两倍。比如丧服斩衰用三升布，那么冠就用六升布。不知道这是因为斩衰有受服，受服又有等级递减，这是最重的丧服，受服从轻开始，从六升起，所以其冠的布也是这样，并不是说冠必定应当是衣服的两倍。冠是衣服的两倍，只有斩衰正服才如此。如果是齐衰降服，衰用四升，冠用七升；正服衰用五升，冠用八升，以下就不是倍数了。至于小功、缌麻，那么冠与衰就相同了。难道吉服的冠必定应当是衣服的两倍吗？况且以古尺二尺二寸容纳一千二百缕，朱子已经认为极其细密，如同现在的细绢了，难道可以加倍为二千四百缕吗？那么麻冕也不过是十五升，必定不是三十升。金吉甫不知道这一点，怀疑三十升的说法，进而怀疑八十缕为一升有误，他的考证也不详细。
“禄之去公室”这一章，发生在鲁定公时期。阳虎想要驱逐家臣，是在大夫执政四世之后。何晏引用孔安国的话说：“文子、武子、悼子、平子，如果不计算桓子，那么就不是计算文子；那么禄去公室始于鲁宣公。”专权的是东门遂，辅佐他的是季孙行父。襄仲死后，驱逐子家的是行父。看《左传》所载亏姑、成妇等事，行父也很专横了。所以专权应当从文子开始。《集注》说武子开始专权，历经悼子、平子、桓子为四世。朱子考证得不详细。查考《左传》昭公五年，宋国的乐祁说：“鲁国的政权在季氏已经三世了，鲁君丧失政权已经四公了。”杜预认为三世是文子、武子、平子，四公是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孔颖达疏说：“不计算悼子，是因为悼子未成为卿就死了，不掌管鲁国政事，所以不计算。”《左传》昭公十二年传曰：“季悼子去世时，叔孙昭子以再命为卿。”卿必须再命才能在经文中书其名氏。《春秋》昭公七年三月经文记载“叔孙婼如齐涖盟”，同年十一月“季孙宿卒”，这说明悼子在武子之前去世，平子以孙子继承祖父。这个疏解很确切，应当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为四世。
孟子补义
孟子说“我私下向他人学习”，人们说他人是子思的门徒，这是孟子与子思年岁不相接的缘故。《孔丛子》中有孟子与子思问答的记载，不足为信。
《孟子》一书，应当是孟子自己写的，不是门人所记录。门人没有超过乐正子的，他能记录这本书吗？
孟子见梁惠王，应当在周慎靓王元年辛丑。这一年是惠王后元的十五年，到次年壬寅，惠王去世，儿子襄王即位。孟子一见就离开梁国了。大概魏国在周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与齐威王在徐州会盟以互相称王。这一年是惠王即位后第三十七年，于是开始称王并改元，称为元年。惠王又称惠成王，有后元。见于《汲冢纪年》，《史记》不知道惠王有后元，于是以后元为襄王，而襄王之后有哀王，哀就是襄的误写。司马光《通鉴考异》既然采纳《纪年》，在慎靓王二年壬寅记载“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又记载“孟子入见而出”的话，是对的。然而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记载“邹人孟轲见魏惠王”，难道孟子在魏国十八年吗？错了。大概惠王卑礼厚币招揽贤才，是在后元的末年，而《史记》误以为在惠王即位的第三十五年。这一年尚未称王，孟子怎么能称他为王呢【《汲冢纪年》出自魏襄王墓，到晋泰始年间才出土】
孟子先游历梁国，然后才到齐国。看本书《齐桓晋文之事》章，叙述在见梁襄王之后，可以知道这一点。而《史记》说先游齐，后游梁，大概《史记》对于魏、齐诸王即位的年份，都有错误。
衅是交接神明的方法，祭祀的小礼，不是用牲血涂抹缝隙的意思。《礼记》说“衅庙用羊，门夹室用鸡”，宗庙的器物有名号的，成衅时用豭豚，那么衅钟应当用豭豚。传云
：“小事不用大牲，而齐用牛。”此相沿如此，非礼也。孟子未暇论礼，学者则不可不知。
译“小事不使用大型牺牲，而斋戒却使用牛。”这是沿袭旧俗如此，不符合礼制。孟子没有闲暇来讨论礼制，但求学的人却不能不知道。
齐威王以薛封田婴为靖郭君。齐人将筑薛，其时薛已灭也。《史记·正义》：「薛故城在徐州滕县南四十四里，与滕切近。」
左传》楚、郑大夫名申者多，字子西。申位在西方，故也。曽西即曽申，曽子之子，非曽子之孙。称「先子」者，谓父，非谓祖父。
孟子过薛，薛君餽五十镒。当齐宣王时，即孟尝君田文也。蚳鼃辞灵邱。赵岐曰：「齐下邑。」胡三省注《通鉴》谓即汉清河郡之灵县，今之高唐、夏津皆其地，疑此説是。楚、魏皆尝伐齐至灵邱，正是汉清河郡，今之东昌府地也。于钦《齐乘》则云：「今滕县东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灵邱故城，」未知何据。《汉书》代郡有灵邱县，为唐之蔚州县。应劭谓赵武灵王葬其地，故名，此非齐之灵邱。《史记正义》屡引此以释灵邱，误矣。齐之西北境，不得至代。
明堂位》言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鲁颂言“奄有龟蒙，遂荒大东，保有凫绎，遂荒徐宅”，则鲁之封域盖广矣。约畧计之，北与齐分泰山，西与曹分济水，南近邾滕，而西南至金乡、鱼台、单县，邻于宋；东跨蒙隂，抵诸城，濵海；东南与莒为邻。则七百里有过之，无不及也。虽其间不无后世増扩，然亦止能侵小，岂能并大？其附庸之国，则任、宿、湏句、颛臾、根牟、鄫、鄅、牟、极、鄟、邿所占地，固多。然谓鲁之实封俭于百里，则鲁岂止曲阜一县乎？孟子盖为当时诸侯土地过制者狭小言之，非实录也。齐“百里”意亦同。
孟子去齐，在燕人畔之后。盖当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嵗。以邵子《皇极经世》、金吉甫《通鉴纲目前编》考之，周武王伐殷己邜，距赧王己酉八百十一年，与孟子言不合。盖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误衍之年，其误衍始于刘歆《厯谱》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迁不能纪，惟鲁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世本及歴谱作微公】厉公三十七年，献公三十二年，真公【亦作慎公】三十年。真公之十四年，厉王出奔▯，共和行政，为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真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鲁公伯禽，史记未着卒年。厯谱谓成王元年为命鲁公之嵗，鲁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则成王元年至厉王己未二百单三年耳。而厯谱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数诸公之年，谓世家▯公即位六十年，是得史记误本，以六年为六十年也。又谓献公即位五十年，是又误以三十二年为五十年也。▯公衍五十四年，献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则自成王元年至厉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经世》诸书，成王立于乙酉，至厉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刘歆之误也。然以汲▯《周书纪年》考之，武王伐殷为十二年辛夘，与今传己夘者异。武王陟于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戌，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十九年陟穆王元己未，五十五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夘，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陟厉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厉王之十二年己未奔▯，十三年庚申，王在▯，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説也【宣王立，共伯和归国，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庄子有共伯得乎共首之语】武王辛夘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经世诸书，武王己夘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三年，羡出七十二年，正是刘歆厯谱误衍之数也【昭王十九年误为五十一年，孝王九年误为十五年，夷王八年误为十六年，厉王十三年庚申误作三十八年庚申】除去己夘至辛夘十二年，今史鉴多于竹书纪年者六十年。前计武王己夘至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实得七百三十九年，正与孟子语「七百有余嵗」合矣。否则孟子生于周室，岂不知其年数，乃缺去七十余年耶？然则《皇极经世》之年不足凭，《通鉴纲目》前编宗之者误矣。
▯无夫里之布》集注，用旧説皆
译齐威王把薛地封给田婴，让他做靖郭君。齐国人将要修筑薛城，那时薛国已经灭亡了。《史记·正义》说：“薛国的旧城在徐州滕县南面四十四里，与滕国相邻很近。”
《左传》中楚国、郑国名叫申的大夫很多，字子西。因为申位处西方，所以这样称呼。曾西就是曾申，是曾子的儿子，不是曾子的孙子。称“先子”，是指父亲，不是指祖父。
孟子经过薛地，薛君赠送给他五十镒黄金。那时正值齐宣王在位，薛君就是孟尝君田文。蚳鼃辞去灵邱的职位。赵岐说：“灵邱是齐国下面的邑。”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说灵邱就是汉代清河郡的灵县，现在的高唐、夏津都是那里的地方，怀疑这种说法是对的。楚国、魏国都曾讨伐齐国到达灵邱，正是汉代清河郡，也就是现在的东昌府一带。于钦的《齐乘》却说：“现在滕县东面三十里，明水河的南面有灵邱故城，”不知依据是什么。《汉书》记载代郡有灵邱县，是唐代的蔚州县。应劭说赵武灵王葬在那里，所以得名，这不是齐国的灵邱。《史记正义》屡次引用这个来解释灵邱，是错误的。齐国的西北边境，不可能到达代郡。
《明堂位》说封周公于曲阜，方圆七百里。《鲁颂》说“拥有龟山蒙山，于是平定东方，保有凫山绎山，于是平定徐地”，那么鲁国的封地大概很广了。粗略计算一下，北面与齐国以泰山为界，西面与曹国以济水为界，南面靠近邾国、滕国，而西南到达金乡、鱼台、单县，与宋国相邻；东面跨越蒙阴，抵达诸城，濒临大海；东南与莒国相邻。那么七百里是超过了，没有达不到的。虽然其间不无后世增扩，但也只能侵占小国，怎么能兼并大国呢？那些附庸的国家，像任、宿、须句、颛臾、根牟、鄫、鄅、牟、极、鄟、邿所占的地方，本来很多。然而说鲁国的实际封地不足百里，那么鲁国难道只有曲阜一个县吗？孟子大概是为了当时诸侯土地超过制度而加以缩小来说的，并不是实录。齐国“百里”的意思也相同。
孟子离开齐国，是在燕人叛乱之后。大概是在周赧王三年己酉年。孟子说从周朝建立以来七百多年。用邵雍的《皇极经世》、金履祥的《通鉴纲目前编》考证，周武王伐殷是在己卯年，距离赧王己酉年八百十一年，与孟子的话不合。大概周初自共和庚申年以前有错误多出的年份，这错误多出的年份始于刘歆的《历谱》。共和庚申年以前的年份，司马迁不能记载，只有《鲁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年份。考公四年，幽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世本》及《历谱》作微公】，厉公三十七年，献公三十二年，真公【也作慎公】三十年。真公十四年，厉王出奔彘，共和行政，是共和前一年己未年。自考公到真公十四年，共一百五十七年。鲁公伯禽，《史记》没有记载卒年。《历谱》说成王元年是任命鲁公的年份，鲁公四十六年到康王六年去世，把四十六加上一百五十七，那么从成王元年到厉王己未年只有二百零三年。而《历谱》累计推算七十六年的朔旦冬至数各公的年份，说《世家》幽公即位六十年，是得到了《史记》的误本，把六年当作六十年了。又说献公即位五十年，是又把三十二年误作五十年了。幽公多出五十四年，献公多出十八年，共多出七十二年，那么从成王元年到厉王己未年就有二百七十五年。现在《经世》等书，成王立于乙酉年，到厉王己未年二百七十五年，正是承袭刘歆的错误。然而用汲冢《周书纪年》考证，武王伐殷是十二年辛卯年，与现在流传的己卯年不同。武王去世在十七年丙申年，成王元年丁酉年，三十七年去世康王元年甲戌年，二十六年去世昭王元年庚子年，十九年去世穆王元年己未年，五十五年去世共王元年甲寅年，十二年去世懿王元年丙寅年，二十五年去世孝王元年辛卯年，九年去世夷王元年庚子年，八年去世厉王元年戊申年，二十六年去世厉王十二年己未年出奔彘，十三年庚申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称共和，就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起于共和庚申年，但不是像周公、召公共行政的说法【宣王即位，共伯和回国，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庄子有共伯得乎共首的话】武王辛卯年到共和庚申年二百一十年，如果按照《经世》等书，武王己卯年到共和庚申年有二百八十三年，多出七十二年，正是刘歆《历谱》错误多出的数目【昭王十九年误为五十一年，孝王九年误为十五年，夷王八年误为十六年，厉王十三年庚申年误作三十八年庚申年】除去己卯年到辛卯年十二年，现在史鉴多于竹书纪年的六十年。前面计算武王己卯年到赧王己酉年八百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实得七百三十九年，正与孟子的话“七百多年”相符。否则孟子生于周室，难道不知道年数，却缺去七十多年吗？那么《皇极经世》的年数不足凭信，《通鉴纲目》前编宗奉它的是错误的。
《无夫里之布》集注，用旧说都
未安。凡民居区域、闗市邸舎，通谓之防。上文防而不征，法而不▯之▯，是市宅。此▯谓民居，即《周礼》上地夫一▯，许行愿受一▯之▯，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即钱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见《地官》闾师，凡无职者出夫布，谓间民为民佣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犹后世之雇役钱也。里谓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见《地官》载师，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谓有宅不种桑麻，或荒其地，或作为台榭游观，则使之出里布，犹后世凡地皆有地税也。此皆民之常赋，战国时一切取之，非佣力之间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别出夫布；宅已种桑麻，有嫔妇布缕之征，而仍使之别出里布，是额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横取者，今皆除之，则居▯者皆受惠也。集注以▯为市宅，以里为二十五家，又舎闾师而引载师，凡无职者出夫家之征，以夫家为一夫百亩之税，一家力役之征，当时虽横取民，当不至此。不挟兄弟而友，古人以昏姻为兄弟，如张子之于二程，程允夫之于朱子，皆有中表之亲，既为友则有师道，不可谓我与彼为姻亲有疑不肯下问也。挟兄弟而友，与挟故而问相似。俗解谓不挟兄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挟乎？
译尚未安定。凡是民居的区域、关市和客舍，统称为“防”。上文说“防而不征，法而不〇之〇”，指的是市宅。这里说的民居，即《周礼》中“上地夫一〇”、许行愿意接受“一〇之〇”的意思，并非指市宅。布，就是泉，也就是钱，不是布帛的布。夫布见于《地官》的闾师篇，凡是没有官职的人要出夫布，指的是闲散百姓为民佣力的人，不能去服公家每旬三天的劳役，让他们出一夫劳役的钱，就像后世的雇役钱一样。里指的是里居，即《孟子》中“收其田里”的里，不是二十五家的里。里布见于《地官》的载师篇，凡是有宅不种桑麻的要出里布，指的是有宅院却不种桑麻，或者荒废土地，或者建造台榭供游观，就让他们出里布，就像后世凡土地都有地税一样。这些都是百姓的常赋，战国时一概征收，并非佣力的闲散百姓已经有力役的征发，却仍让他们另外出夫布；宅院已经种了桑麻，有嫔妇布缕的征发，却仍让他们另外出里布，这是额外的征发，借夫布、里布的名义而横征暴敛，现在都废除了，那么居住的人都会受惠。集注把〇当作市宅，把里当作二十五家，又舍弃闾师而引用载师，凡无职者出夫家之征，把夫家当作一夫百亩的税，一家力役的征发，当时虽然横征暴敛，应当不至于这样。不挟兄弟而友，古人把姻亲当作兄弟，比如张子对于二程，程允夫对于朱子，都有中表之亲，既然成为朋友就有师道，不能说我和他是姻亲有疑虑就不肯下问。挟兄弟而友，与挟故而问相似。俗解说不挟带兄弟多人而结交兄弟多人，有什么可挟带的呢？
春秋之末，曹已为宋所灭，曹交非曹君之弟，或是曹国之后，以国为姓，或是邹君之族人。邹本邾国，邾本姓曹，故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盖欲于其同宗之为君者假馆也，语气便有挟贵之意。
羣经补义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羣经补义卷五
婺源江永撰
杂説
周礼》外史掌逹书名于四方。郑注：「古曰名，今曰字。」《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方，不及百名书于防。」注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然则字者，名之变，犹人有名而周人冠而字之，又易以字也。其称书名为字，盖始于秦始皇。当时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厯篇》，胡母敬作《博学篇》，程邈作《▯书》。于是易书名为字，故始皇琅邪台刻石文云：「同书文字。」吕不韦着《吕氏春秋》，悬之咸阳市曰：「有能増损一字者，予千金。」此皆称字之始，前此未有以文为字者也。当时易名为字，惟欲趋新以示异耳，不必以字取义。许氏《説文序》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象形，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此自汉人穿凿附防之説，非不易之训义也。书文犹人之形貌，书名与字犹人之称呼。人之类固孳生浸多，当其易名为字，但欲以字表名耳，何尝有孳生浸多之意乎？《孝经援神契》汉人伪撰，亦有「字者孳乳而生之」説。许氏盖因之，后之着字书者，无不袭孳生之説矣。
六书以象形、指事、防意、谐声为经，以转注、假借为纬。有转注、假借，而后书之用广，否则一字止有一字之用耳。转注谓别有义可转用，或声同而义转，或转为他声，或再转、三转、四转，而皆有义者，《説文》考老之説非也。戴侗因以形之上下、左右异者为转注，误甚。
宰説文》云：「辠人在屋下执事者，从宀从辛，辛辠也。」此説无理，冢宰至尊，岂可云辠人执事耶？愚谓辛者，五味之一，从宀者，庖厨也。宰夫主调和五味，而冢宰为之长，亦有爕理隂阳之义，故皆谓之宰。陈平里社中割肉均曰：「他日宰天下，亦如是。」可见宰割与宰治相通，五味举一，亦足防意。宰作亥切，古音子、滓、縡皆从之。梓从宰省声，亦作榟。
▯古尧切。首倒悬，与枭通。磔人而枭其首也。县鄙之县字，以▯从系▯，而系之，是有悬之义。本为胡涓切，转音假借为县鄙字。鲁有县贲父、县子琐、县氏、县子，皆见《檀弓》，竝音悬。孔子弟子有县亶，字子家，见《家语》；而《史记》无县亶，有鄡单，字子家，可见是一人。而鄡即县也，单即亶也。魏校曰：匃，顶门也。子在母胎，诸窍尚闭，唯脐内气匃为之通气，骨独未合。既生则窍开口鼻，内气尾闾为之▯气，匃乃渐合隂阳升降之道也。此説不可不知。土之生数为五，成数为十。土字下一画地也，从十者，土之成数。防意字也。
因字象茵褥之形，中象缝线之文理，非从大也。因循、因仍、因依及通婣者，皆借义。后为借义所夺，加艸作茵，又别作防。后世字乃者，难辞象气之难出，通作廼。説文之□□□皆从西，即乃字也。徐氏引广韵，乃奴亥切，□□□皆如乘切。是乃字缺奴亥切之音矣。人部仍字，艸部艿字，手部扔字，皆云从乃声。是乃字亦当有如乘切之音，否则从乃不得声矣。乃、乃皆当有奴亥、如乘二切之音，前人失考正。
古人席地而坐，寘食物于地，有几无案。案之名始见《考工记·玉人》：“案十有二寸，▯防十有二列。”诸侯纯九，大夫纯五，夫人以劳诸侯。此案以木为之，饰之以玉，变于《聘礼》之竹簠。《方言》：“夫人以劳诸侯，实是王后，不斥言之耳。”此案至汉承用之。《楚汉春秋》：“淮隂侯曰：‘臣去项归汉，汉王赐臣玉案之食。’”案不止盛果实，亦可盛肉食也。案有大小，《汉旧仪》：“旋案丈二，以陈肉食。”此为大案。《汉书》：“许后奉案上食，孟光举案齐衡。”此小案，一人举之以上食。其时犹是席地而坐也。《士昏礼》：“妇见
译春秋末期，曹国已被宋国所灭，曹交并非曹国君主的弟弟，可能是曹国的后裔，以国名为姓，也可能是邹国君主的同族人。邹国本为邾国，邾国本姓曹，所以称曹交。曹交得以拜见邹君，可以借宿馆舍，大概是想向身为君主的同宗族之人借宿，语气中便带有倚仗尊贵身份的意思。
《群经补义》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群经补义》卷五
婺源江永撰
杂说
《周礼》记载，外史掌管向四方传达书名。郑玄注解说：“古代称为名，现在称为字。”《仪礼·聘礼》说：“一百个字以上的写在方版上，不到一百个字的写在圆版上。”注解说：“名就是书写文字，现在称为字。”那么，字是名的演变，就像人有名而周人在行冠礼时取字，又用字来替代名一样。将书名称为字，大概始于秦始皇。当时李斯编写《仓颉篇》，赵高编写《爰历篇》，胡母敬编写《博学篇》，程邈编写《隶书》。于是将书名改为字，所以秦始皇琅邪台刻石文说：“统一书写文字。”吕不韦著《吕氏春秋》，悬挂在咸阳市，说：“有能增删一个字的人，赏赐千金。”这些都是称字为字的开始，在此之前没有把文字称为字的。当时将名改为字，只是想要追求新奇以示不同罢了，不必从字中寻求意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仓颉最初创造文字，大概是依据事物形状描绘，称为文。后来形声互相增益，就称为字。字，是说滋生繁衍而逐渐增多。”这是汉代人的穿凿附会之说，并非不可改变的解释。书写文字就像人的形貌，书名与字就像人的称呼。人类固然滋生繁衍逐渐增多，当把名改为字时，只是想要用字来标示名罢了，何曾有滋生繁衍逐渐增多的意思呢？《孝经援神契》是汉人伪撰，也有“字是滋生繁衍而产生”的说法。许慎大概是沿用了这个说法，后世编写字书的人，无不沿袭滋生繁衍的说法了。
六书中以象形、指事、会意、谐声为经，以转注、假借为纬。有了转注、假借，然后文字的作用才广泛，否则一个字只有一种用法罢了。转注是指另有意义可以转用，或者声音相同而意义转变，或者转为其他声音，或者再转、三转、四转，而都有意义的，《说文解字》中考察“老”字的说法是不对的。戴侗因为字形上下、左右不同而认为是转注，错误很大。
《说文解字》说：“宰是罪人在屋下做事的人，从宀从辛，辛是罪。”这个说法没有道理，冢宰地位至尊，怎么能说是罪人做事呢？我认为辛是五味之一，从宀表示庖厨。宰夫主管调和五味，而冢宰是他们的长官，也有协调阴阳的意义，所以都称为宰。陈平在里社中割肉分配时说：“将来宰割天下，也像这样。”可见宰割与宰治相通，五味举出一例，也足以表达意义。宰读作亥切，古音子、滓、縡都从它得声。梓从宰省声，也写作榟。
枭古音尧切。头倒悬，与枭相通。磔裂人而枭首示众。县鄙的县字，从系从爪，而系住它，是有悬挂的意思。本音胡涓切，转音假借为县鄙字。鲁国有县贲父、县子琐、县氏、县子，都见于《檀弓》，都读作悬。孔子弟子有县亶，字子家，见于《家语》；而《史记》没有县亶，有鄡单，字子家，可见是同一个人。而鄡就是县，单就是亶。魏校说：匃，是顶门。胎儿在母胎中，各种孔窍还关闭，只有脐内气匃为之通气，骨独未合。出生后则窍开口鼻，内气尾闾为之出气，匃才逐渐闭合，这是阴阳升降的道理。这个说法不可不知。土的生数是五，成数是十。土字下面一画是地，从十，是土的成数。是会意字。
因字像茵褥的形状，中间像缝线的文理，不是从大。因循、因仍、因依以及通姻的，都是借义。后来被借义所取代，加草字头作茵，又另外写作茵。后世字乃的，是难辞象气之难出，通作廼。《说文解字》中的□□□都从西，就是乃字。徐氏引用《广韵》，乃读奴亥切，□□□都读如乘切。这是乃字缺少奴亥切的音了。人部仍字，草部艿字，手部扔字，都说从乃得声。这是乃字也应当有如乘切的音，否则从乃不能得声了。乃、乃都应当有奴亥、如乘两个切的音，前人失于考正。
古人席地而坐，放置食物在地上，有几无案。案的名字开始见于《考工记·玉人》：“案十二寸，簠簋十二列。”诸侯用纯玉九件，大夫用纯玉五件，夫人用来慰劳诸侯。这案是用木做的，装饰以玉，不同于《聘礼》中的竹簠。《方言》说：“夫人用来慰劳诸侯，实际上是王后，不直说罢了。”这案到汉代还沿用。《楚汉春秋》说：“淮阴侯说：‘我离开项羽归附汉王，汉王赐给我玉案的食物。’”案不只盛放果实，也可以盛放肉食。案有大小，《汉旧仪》说：“旋案丈二，用来陈列肉食。”这是大案。《汉书》说：“许后捧着案送上食物，孟光举案齐眉。”这是小案，一个人举着送上食物。那时还是席地而坐。《士昏礼》说：“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