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洗心卷五

译以上是第一章。这一章说明伏羲大小圆图，表明其中的道理本来就具备于天地。朱子说：前两节以天地造化的事实说明制作《易经》的道理，后两节说明乾坤的道理分别显现在天地之中，而人兼具天地之体。我认为，学习《易》的要领，尽在“易简”二字。既不平易，也不简约，就同天地不相似。孟子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而已。”曾子说：“夫子之道，不过是忠恕而已。”没有一个圣人不是简易的。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博学详说、谨慎细密，难道都不对吗？我说：这正是圣人所做的简易之事。天下的险阻，都起于人心私欲太多。不彻底除去私欲，必然不能达到简易。博学详说，是为了求得精微；谨慎细密，是为了达到周密。谨慎周密到了极点，才是易简。否则，把学问看成支离，把礼法看成束缚，必然像告子那样，在言语上不能得到道理，便不从内心求取；在内心不能得到道理，便不从气上求取。这样开始于鲁莽，结束于狂妄，正好同天地的易简相反。圣人设置卦象，观察卦象，并系上卦辞来说明吉凶。伏羲设置十言之教，只让人观察卦象而已。因为有这样的卦象，就有这样的道理；卦图一经设置，随便举出一个卦象，天地万物便都包括在其中，吉凶由人自己领会。后来圣人加以阐发，用奇偶代替黑白；从此先天、后天的次序不同，名称也不同。到了文王，担心吉凶还不明白，百姓的使用还不显著，于是重新审定卦名，并为卦系辞；这样以后，吉凶才可以看见。周公又根据六爻时位的不同，分别系辞；这样以后，吉凶才没有不被分析清楚的。刚柔相互推移而产生变化，所以吉凶是得失的象，悔吝是忧虑和警戒的象，变化是进退的象，刚柔是昼夜的象，六爻的变动体现了天地人三极的道。乾刚坤柔，阳刚阴柔；在图中，白为刚、黑为柔；在卦画中，奇为刚、偶为柔；在卦位中，初、三、五为刚，二、四、六为柔；在三画卦中，震、坎、艮为刚，巽、离、兑为柔；在六画卦中，复、临、巽、壮以刚为主，姤、遯、否以柔为主。所谓相互推移，像往来、乘承、应、错、综、互、变等都属于这种情况。所谓失，如初爻、上爻、三爻、四爻失位，阴居阳位、阳居阴位而失其地；否失其时，遯失其势；有时近处失去邻助，远处失去应援。所谓得，如二爻、五爻得中，阴阳得正；巽得其时，临得其势；有时近处得到邻助，远处得到应援，也都属于这种情况。“虞”是见到有所获得便倚仗自己的才能、时机和势力。忧，是见到有所失，便改变先前的作为，谋求日后的效法；或者情意不相合，借此以沟通彼方。忧虑便会产生悔改之心，从凶处返回而转为吉；安逸而不戒惧，即使未必凶，也不免于吝。到达而伸展叫作进，返回而归叫作退。阴阳交替变化，没有比昼夜更明显的，寒暑、生死的象也同样如此。三极，就是天地人的至理。意思是说，伏羲建立卦象来寄托意旨，文王、周公系辞来说明吉凶，难道还有超出卦象之外的东西吗？刚柔本来同出一气，分开后性质虽不同，但既然同出一气，其作用又不能不相互资助。自从设置刚柔两仪的象，彼此推移激荡，变化已经产生；有了变化，有时因彼此不同而争，有时因彼此资助而合。在人事上必然有得失，在人情上必然有忧乐。文王、周公系辞所说的吉凶悔吝，不过是为了说明这些罢了。变化，就是相互推移、一进一退的象；刚柔，就是天地间阴阳交替、一昼一夜的象。这样看来，系辞中的吉凶悔吝，虽然从六爻的变动中得到，实际上正是由易简而在天地之间成位的至道。所以君子平时居处而感到安稳的，是《易》的次序。君子所喜爱并反复玩味的，是爻辞。所以君子平居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卦的变化、玩味占断，因此得到上天的佑助，吉祥而没有不利。《易》的次序，有的是卦画的次序，如兑、离、震；有的是《序卦》的次序，如屯、巽、需、讼；有的是消长，如复、临、巽、壮；有的是卦变，如姤、遯、否；有的是六爻，如潜、见、惕、跃。系辞所说明的吉凶，固然由变动来占断；但尚未占问时，只存在卦辞，尚未变动时，只存在卦象。卦象的次序，都有天理自然的次序。君子平时总观《易》全部卦象而玩味卦辞，他居处时既安于天理自然的次序；到了行动、时机来到、事情发生时，便取用与此相合的爻变，因其变动而玩味占断，又能取得合时宜的措施。这样行动便显现天道，而千变万化的妙处，原本不超出知道并实行易简之道的范围。君子这样仰慕天，所以天也佑助他，使他吉祥而无所不利。以上是第二章。这一章说明《周易》的系辞，其中的吉凶本来没有超出伏羲卦图。朱子说：前两节是圣人制作《易》的事情，后两节是君子使用《易》的事情。彖辞，是说明卦象的；爻辞，是说明变化的；吉凶，是说明得失的；悔吝，是说明细小过失的；无咎，是善于补救过失。贵贱的排列取决于爻位，小大之别取决于卦体，吉凶的辨别取决于卦辞，对悔吝的忧虑取决于细微的界限，使人震动而无咎取决于悔改。因此卦有大小，辞有险易。所谓卦辞，是各自指示趋向的方向。象，是指全卦的整体；变，是指某一节的变化。“小大”，如乾为阳而大，坤为阴而小；用九为大，用六为小；上经为大，下经为小。“齐”，是按照事情的情状把它们并列说明。“介”，指善恶的端绪；“震”，是警惕戒惧。文王的全卦彖辞，已经显明了吉凶的象；周公的各爻，只随着变化所趋，有时彖辞吉而爻辞未必没有凶，有时彖辞凶而爻辞未必没有吉。而且彖辞在吉凶之外只说无咎，爻辞却又多有悔吝的文字，难道周公和文王的旨意不同吗？得失已有定局，便说吉凶；如果只是小过失，只要知道过失并悔改，就可以趋向吉祥；若把小过失视为无足轻重而不改，最终便会彻底凶险。悔能使人改过，吝也容易改正；这正是文王在吉凶之外另说无咎，以表明善人补过的心。因此，贵贱的排列虽然在爻位上有上下之别，但小大的齐同，最终在于卦体有善恶之不同。文王辨明吉凶，已经把它写在卦象的卦辞中；周公忧虑悔吝，又在爻变中另指出细微的端绪。人受到震动而能无咎，没有不是由于悔改的。因此文王根据卦的大小，使卦辞有险易；周公又用“悔”指出由险转易的途径，用“吝”指出由易转险的端绪，使人警惕于细微之处，最终归于补过。周公因彖辞而另作爻辞，就是这个意思。吝。

译彖辞说“无咎”的，上经、下经各有四卦。因为咎患多发生在人与人交往之际，而补过必须反求诸己。师卦能容纳众人，比卦能顺从君王，这是大公之道，自然无咎。随卦因顺随别人而返回自己，这是补过之道；还必须以恒作为德行的稳固，以损作为德行的修治，以困作为德行的辨别，才差不多可以免除忧患。到了艮卦内卦的极点，内不见自己，外不见他人，便达到了无我的极点，自然没有过失可以补救。以上是第三章。这一章说明文王、周公的系辞逐步推进而更加详尽，所以可见周公的爻辞也没有超出文王的彖辞。彖辞只有革卦说了一句“悔亡”，其余凡说悔吝的，都是周公所补充，因此特别加以说明。以上三章说明三位圣人制作《易》时前后相承。朱子说：“这是解释卦辞、爻辞的一般规则。” 《易》同天地相准，所以能够包容、贯通天地的道。“准”，是与天地同样广大而相一致；弓拉满叫“弥”，丝线相连接叫“纶”。“弥”说的是外部广大充满，没有剩余；“纶”说的是内部相联相合，没有间隙。三位圣人所作的《易》，其最终旨趣是一致的。向上观察天文，向下考察地理，因此知道幽明的缘故；推究开始而追溯终结，因此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凝聚成为万物，游魂变化成为变异，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幽明”从卦象来说，“死生”从万物来说，“鬼神”从气来说。三者都是天地之道。天有日月星辰的形象，所以称为“文”；地有高卑、山泽各得其宜的情状，所以称为“理”。“原”是向前推究，推究之后才能知道；“反”是考察终点，从而可以回溯起点。阴气浑浊而有形质，所以称为精；阳气清明而无形，所以称为气。其实阳也有精，阴也有气。精下降叫作游，气上升叫作魂。在卦中，位置有定为精，卦画没有固定为气。例如乾卦显现时，坤卦伏藏；震卦显现时，巽卦伏藏。这是伏藏其魂而显现其游。变爻必然使其游发生变动而使其魂变化。火珠林法中，八纯卦是精；从下爻逐步变到上爻是气；变到五爻而返回下方，是游魂；内卦恢复原状，是归魂。天地幽明必有其缘故，但其缘故难以知道。圣人仰观俯察，画一阳以象天，画一阴以象地。积三阳画成乾卦，积三阴画成坤卦，于是知道阳气积聚便光明，阴气积聚便幽暗。阳在外、阴在内为明；阴在外、阳在内为幽，于是幽明的缘故可以知道。天地使万物产生、使万物死亡，必有其道理，但这个道理难以知道。圣人推究阳气从复卦开始，发展到纯阳的乾卦；回溯阴气从姤卦终结，发展到纯阴的坤卦，于是知道阳气返回，万物便出生；阴气达到极点，万物便死亡，生死的道理也就可以知道。天地以鬼神为功用，而鬼神的情状难以知道。圣人建立六个虚位，等待六画的实体；精与气相合，由一卦的实体推及六十四卦的变化，使游与魂各有区别，于是知道万物之所以成为物。气伸展而相合，叫作神，这是物的变化；气返回而离散，叫作鬼，于是鬼神的情状便可以知道。《易》同天地相似，所以不违背天地；智慧周遍万物，道能够救济天下，所以没有过失；从各方面运行而不流失，乐于天命而知守命，所以没有忧虑；安居于所处之地，敦厚地实行仁，所以能够有所爱。《易》同天地相准。像这样，《易》确实同天地相似，所以能够包容、贯通天地之道而不违背它。下面又极力说明它所包容、贯通的内容。普通人凭自己的知识去认识万物，是困难的；而《易》包括万物，它的知识足以周遍万物。凭自己的道去救济天下，也是困难的；而《易》包括万物，既然知识周遍，道也足以救济天下。所以它与天地之道浑然相合而没有差错。既然知识周遍万物，就可以正向运行，也可以从旁运行；知识周遍而道能救济天下，正向运行固然不偏，旁向运行也不流失。人之所以多忧虑，常常是因为不知道天命。《易》包容贯通天道，于是知道上天赋予万物的命分各有定分，顺着道理就会快乐，又有什么可忧虑的？人之所以缺少爱，常常是因为不能安居于仁。《易》包容贯通地理，于是知道自己所居之处就是仁所在的地方；想要立身，便帮助别人立身；想要通达，便帮助别人通达，又有什么不爱的呢？上一节说《易》包括天道的自然，这一节说《易》包括人事的当然，而人事之所以当然，根本就在天道的自然。范。铸造金属的器具，要环绕铸成它的周边轮廓。天地像巨大的熔炉，鼓风铸造万物；《易》像模范，正是顺着天地铸造万物的作用而曲折地肖似它。昼夜就是幽明、死生、鬼神。意思是不只是《易》同天地相似而已，连天地的变化也受到它的范围而不过分。因此对于万物，不只是知识周遍、道能救济，而且能够曲尽其宜，使没有一样被遗漏。不只对幽明、死生、鬼神有所认识，而且能够贯通而知晓。幽与死、鬼不过是一夜，明与生、神不过是一昼；而且幽就是明，死就是生，鬼就是神，贯通为一而没有间隔。这样，天地之道虽然神妙而没有固定方所，《易》同天地相准，它所包容贯通的内容也没有固定形体。以上是第四章。这一章极力说明《易》道的广大，首节的大意已经说尽，以下各节都是就其包容贯通之处加以极力说明。朱子认为，第二节是圣人用《易》来穷究道理，第三节是圣人用《易》来尽性，第四节是圣人用《易》来达到知天命。我认为，下面三章都是说明《易》道同于天地，只说前代圣人所制作的《易》广大到如此，还没有说到后代圣人如何使用它。一阴一阳的交替运行，就叫作道。继承道而来的，是善；成就道而具备的，是性。仁者从自己所见的方面看它，便称它为仁；智者从自己所见的方面看它，便称它为智。百姓每天都在使用它却不知道，所以君子之道就少见了。太极以上没有可以说的；能够说的，只有阴阳。

译道由此而运行；“之”表示从显现的开始，达到无穷。对待，是体的分别；流行，是用的会合。一阴一阳没有固定的方所形体，也没有停止休息，这才是所谓道。从这里开始，天地万物的阴阳精妙会合，既可以说是智，也可以说是仁，整体上是浑然一理。继承道而来的，本来没有不善的；万物承受它而形成自己的质，便称为性。但气禀有偏有全，连所具之理也有偏有全。其中有偏于静的，对于天地之道，随着自己的所见，都称为仁；有偏于动的，对于天地之道，随着自己的所见，都称为智。还有气禀极其混浊、如同百姓一类的人，对于道并不是不每天使用，只是自己不知道；所谓仁，他不知道，所谓智，他也不知道。这样，天所降下的中和之性、人所承受的中和之性虽然相同，但君子之道确实已经少了。朱子说，阴阳交替运行的是气，它的理就是所谓道；这是朱子为孔子补充的遗说。我认为，孔子所说的阴阳既是气又是理，并没有把理、气判为两种事物。况且这里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后面又说“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正是明白地把阴阳视为形而上的东西。况且有气以后才有形，所以气才是形而上的，不能说气就是器。朱子又说，道具备于阴而运行于阳；所谓“继”，是说它的发用，因为化育万物的功效是阳的事情；所谓“成”，是说它的具备，性是万物所受而生、所具备的道，这是阴的事情。仁属阳，智属阴，各自得到道的一端，却随着自己的所见把这一端当成整体。百姓每天使用道却不知道，是比这更低的情况；但没有一个人不具备这个道。我认为，圣人谈论性是从孔子这里开始的。既然说“继之者善，成之者性”，那么性已经不能纯粹称为善，所以《论语》只说“性相近也”。孟子说性善，是把已经成就的性向上推求；荀子说性恶，是从那些日常使用道却不知道的人再向下推求。但日用而不知也只是气质昏暗，不能立即说成恶。如果生来就像枭獍那样，性恶偶尔也有这种情况；然而万个人中只有一个，不能据此概括人的本性。荀子的说法尤其有所遮蔽。所以谈论性而说它的全体，应以孔子为准绳；谈论它的根本，应以孟子为宗旨。仁，是天地生育万物的心，存在于内，属阴；显现出来便属阳。用，是天地生育万物的功效，作用在外，属阳；收藏起来便属阴。这正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它显现时，推动万物从内在机理中生出；万物出生后，天地并不参与其中。它收藏时，推动万物进入内在机理；万物成就后，天地也不参与其中。所谓不参与，是因为天地本来就没有主观意志。翔说：用就是天地的智，所以朱子说：“仁是体的保存，智是用的发出。”圣人同民众一起忧患，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事业达到极点了。天地没有主观意志，圣人却有意志。所以对于那些只见仁或只见智的人，不能不忧虑他们的偏执；对于那些每天使用道却不知道的人，更不能不忧虑他们的昏昧。顺着这种与人共同忧患的心，他的仁足以包容天下，因而德行盛大；他的作用足以救济天下，因而事业广大。大业的富有，叫作大业；每天更新，叫作盛德；生生不息，叫作《易》；形成卦象，叫作乾；仿效法则，叫作坤；穷极数理而知未来，叫作占；贯通变化，叫作事；阴阳变化深不可测，叫作神。圣人的大业以什么为根本？就是把仁的富有显现出来。圣人的盛德具备在哪里？就是把用的日日更新收藏其中。德行至盛、事业至大，没有比制作《易》更大的。因为制作《易》，是阴中生阳、阳中生阴；这种生生不息，就是一阴一阳的道。四营成《易》，形成这种生生之象时，气还没有确定，统称为乾。继承道而来的善一经开始，经过三次变化而爻象显现，这种生生之法是象已经成形，于是称为坤。成就道而成为性，极尽七、八、九、六之数，形成内卦的三爻；虽然外卦尚未完备，但内卦所表示的将来已经可以知道，这是从内向外、仁的显现。又贯通其变化，加上外卦的三爻，卦便完整，可以施用于事业、利用而安身，这是从外向内、用的收藏。其中还有错卦、综卦、互卦和变卦，它们的变化不可测，难道不确实同天地一阴一阳之道具有同样的神妙吗？张子说：“富有，是广大而没有边际；日新，是长久而没有穷尽。” 朱子说：“占就是筮；事情尚未确定，属于阳；事情已经实行，属于事；占断已经确定，属于阴。”我认为，本章应当玩味两个“一”字：一阳一阴，正是张子所说的“两在”，所以不可测。如果把它看成器物，必定分析成两个东西，就可以测知了，但这不是圣人的意思。以上是第五章。这一章以天道说明《易》道；前两节说天道，后两节说制作《易》。《易》真是广大啊！说它远，它没有边际；说它近，它安静而端正；说到天地之间的一切，它全都具备。广大，是其中没有什么不能容纳，这就是所谓“纶”；大，是外部没有什么不能统摄，这就是所谓“弥”。没有边际，是说它的作用能够通达；安静端正，是说它的本体保存；完备，是说万物的道理无不具备。《易》的广大就是这样。乾在静止时专一，在运动时直行，所以广大之物由此产生。坤在静止时收合，在运动时开辟，所以广大的事物由此产生。朱子说：乾坤各自有动静；静是本体，动是作用；静时分别，动时交合。乾为一而充实，所以从质上说称为大；坤为二而虚，所以从数量上说称为广。我认为，静而专一，是一的本体，用来建立；动而直行，是一的作用，用来运行；静而收合，是二的本体，以虚来等待；动而开辟，是二的作用，遇到充实之物便相交。这是承接上文天地交合而言的。充满天地之间的万物，都是天以“大”使之产生，地以“广”使之产生。天地为什么能够生物？乾的本体静时固然直，动时也直；坤的本体静时收合，动时才开辟。因此乾的直行能够施行于坤的开辟之中，坤承受它，万物于是产生。

译天地的广大本来就是如此。《易》的广大可以与天地相配；《易》的变通可以与四时相配；阴阳的义理可以与日月相配；易简的善可以与最高的德相配。《易》的六十四卦都从乾坤产生，不是乾向坤求取，就是坤向乾求取。静而端正，是乾坤的分别；没有边际，是乾坤的交合；天地之间万物完备，是乾坤大生、广生的作用。这样，它的广大确实可以与天地相配。天地之间有四时，是万物赖以生长收藏的；《易》又以变通与之相配，它在无形中推移变化也正是如此。天地之间有日月，是万物赖以照临、作息的；《易》又以阴阳与之相配，它往来不穷也正是如此。天地最高的德只在易简，而《易》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确实足以与之相配，所以真正能够配合天地大生、广生的根本。《易》的广大又是怎样的呢？以上是第六章。这一章也是以天道说明《易》道。上一章先说天道，后说《易》；这一章先说《易》，后说天道，彼此发明。总的来说，都是承接前一章“《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而言。孔子说：“《易》大概达到最高境界了吧！《易》是圣人用来崇高德行、广大事业的。智慧崇高，礼节谦卑；崇高效法天，谦卑效法地。” 最高的崇高没有超过天，最大的卑下没有超过地。天为什么崇高？因为不断积聚阳气，所以日渐增高而光明，这是天所以自我成就的原因。地为什么广大？因为不断积聚阴气，所以日渐广博而厚重，这是地所以承载万物的原因。自我成就是天的德，承载万物是地的业。《易》同天地相准，所以圣人用《易》的明睿之知使自己明白，智慧每天增进而达到崇高，德行便像天一样崇高；用《易》的典章礼制治理人，礼每天在天下实行，事业便像地一样广大。天地设置了位置，《易》就在其中运行。成就本性并不断保存它，这就是道义的门户。“存存”，是保存而又保存，长久不息。道，是天理的自然；义，是人心的裁制。知道礼的本然，都是道；知道礼的当然，就是义。天地定位，知道阳、礼和阴的道理，无时无刻不在天地之间运行。人承受它便成为本性，但众人昏昧放纵，丧失本性，便不能同天地相参。圣人以智慧存心，以礼存心，达到不断存养的境界，那么本性的道理便安居于内，凭借它便深厚；德行崇高，事业也就广大。道义的门户由自己打开，利用、出入都由此产生。以上是第七章。这里以下说的是使用《易》的事情。“成性存存”，就是圣人使用《易》。金氏说：“成性存存，是根本源头上的功夫；下一章纵论议论，才是具体的一言一行。” 圣人能够看见天下最纷繁的事物，于是模拟它们的形状和情状，取法它们各自的物宜，所以称为象。圣人能够看见天下的运动，于是观察它们的险阻和通达，依此实行典章礼制，并系上卦辞来判定吉凶，所以称为爻。说明天下最纷繁的事物而不使人厌恶，说明天下最剧烈的运动而不使人混乱。“▯”犹如“烦”，即纷繁。天下的事物，有一种事物就必有一种相应的形状，例如仰起的形状像震，覆下的形状像艮；有一种事物就必有一种相应的用途，例如车适宜运动，器械适宜停止。“蹇”是两卦所处的情形，例如水在天上，就类似需卦；太阳出现在地上，就已经是晋卦。“通”是卦情所发生的迁变，例如坎遇到离，便由隐蔽而显现；艮遇到震，停止的又开始行动。爻的离合，有合乎典章礼制的，也有违背典章礼制的，例如屯卦六二不嫁，巽卦六二纳妇，便违背礼制；又如屯卦六三追逐鹿，巽卦六三见到有钱的男子之类。大体说来，文王的彖辞已经在卦象中显明了大概，周公的爻辞又根据卦的变动，进一步明白地说明吉凶。过于繁杂容易使人厌烦，但没有一样事物被遗漏，所以不会使人厌烦；运动过度尤其容易混乱，但没有一样事物没有确定的法则，所以不会使人混乱。文王、周公系辞的妙处就是这样。所以一定要依据系辞中所说的物宜和典章礼制，先模拟之后再说话，先审议之后再行动。这样，对于道理没有什么不能明白的，德行也可以崇高；事情没有什么不恰当的，事业也可以广大；由此成就变化，也就同成就本性的圣人没有不同了。鸣鹤在隐蔽之处，它的子女应和它。我有美好的爵位，愿与你共同享有。孔子说：君子居处在自己的屋内，发出的言语是善的，千里之外也会有人响应，何况近处的人呢？居处在自己的屋内，发出的言语不善，千里之外也会有人违背，何况近处的人呢？言语从自身发出，影响会加到百姓身上；行为从近处开始，影响会显现在远方。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枢纽和关键；枢纽关键一发动，便是荣辱的主宰。言语和行为，是君子所以感动天地的东西，怎么可以不谨慎呢？这里以下杂举七个卦，说明言语和行动不可不先加以模拟、审议的意思。“居室”取象于隐处，“出言”取象于鹤鸣，“应之”取象于子和，这是就爻辞来模拟审议。而中孚卦的大象，是重离错坎，下互震为动，上互艮为止，像门的枢纽，打开就明，关闭就暗；又像弩的机括，审慎就能射中，否则就会失误。它的行动和停止，都由我自己决定。这是就卦象进行模拟审议，又有这样的意义。所谓感动天地，如宋景公说三句话而荧惑退舍，王尊守护堤防而水波退回之类。变化本来没有固定方所，但能够谨慎，就有主宰；变化之所以能够成就，正是成就于谨慎。同人卦先号哭而后欢笑。孔子说：君子的道，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言语。两个人同心同德，其锋利足以切断金属；同心之人的言语，其气味如同兰花。这是承接上文的相应而言，说明出仕与退处、行动与言语、沉默与发言。

译爻辞本来是说开始时彼此不同而最终相同；现在加以模拟审议，又有表面行动不同而内心相同的象。天在上，火焰向上，同心的象是离；火炼乾金，切断金属的象在上卦乾，互卦也为乾；乾为言语，两个乾同心，便是“同心之言”的象；下互巽为草木、为气味，是兰的象。就卦象模拟审议，又有这样的意义。两人同心，体现于行动的诚；同心之言，体现于言语的诚。只有真诚才能感动物事，而真诚的关键在于慎独。既然行动，就没有不谨慎而能达到真诚的。初六爻说，借用白茅来承托祭品，没有咎害。孔子说：如果把祭品放在地上也可以，借用白茅来承托它，又有什么咎害呢？这是谨慎到了极点。茅草这种东西很轻微，但它的用途却可以很重要。以这种谨慎的方法继续下去，就没有什么会失误。劳谦的君子有好的结果，吉祥。孔子说：有劳苦却不夸耀，有功劳却不自认为有德，这是厚重到了极点。说的是以自己的功劳来谦下待人的人。德，是说盛大；礼，是说恭敬。谦，是以极其恭敬来保存自己的位置。德盛大，取象于山高而地又厚；礼恭敬，取象于地卑下而山又向下。有功劳而且谦逊，这是谨慎到了极点，何况没有功劳的人，怎么可以不谨慎呢？亢龙有悔。孔子说：地位尊贵却没有实际职位，位置高却没有百姓，贤人在下位却没有人辅助，所以一行动就会有悔。谦卦九三以恭敬来保存位置，乾卦上九却没有位置了。谦卦九三说：“有功劳而仍能谦逊，万民都会服从；”乾卦上九说：“上居高位而无人可用。”谦卦九三凭借自己的功劳而居于众人之下，乾卦上九却完全没有辅佐者。具有龙德却处于亢极之位，尚且会有悔恨，何况没有龙德的人，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易》说：“不出户庭，没有灾祸。”孔子说：“祸乱的产生，往往以言语为阶梯。君主说话不严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说话不严密，就会丧失自身；机密之事不严密，就会使事情遭到破坏。因此君子谨慎守密，不轻易说出去。”这是极力说明君主不谨慎的危害。口，是一个人身体的门户，所以取户庭为象；兑为口，有言语之象；坎为寇盗，有失亡受害之象；兑又有严密之象，互卦震则有发动而不严密之象。从卦象来推拟，意义也是如此。《系辞》说：“作《易》的人，大概知道盗贼的心理吧？”《易》说：“背负东西而又乘车，就会招来盗寇。”背负东西，是小人的事情；乘车，是君子的器物。小人却乘坐君子的器物，盗贼就会打算夺取它。上位者轻慢下位者而施暴，盗贼就会打算攻伐他。收藏财物不谨慎，是教盗贼来偷；容貌打扮妖冶，是教人来淫乱。《易》说：“背负东西而又乘车，就会招来盗寇。”这就是招来盗贼的原因。按：“慢藏”一作“谩藏”，“诲”虞本作“侮”，“冶”郑本、陆本、虞本都作“野”，今均依韩本。这是极力说明行为不谨慎的危害：上位者轻慢自己的爵禄，轻率地把它授予别人，所以小人得以乘坐君子的器物，对百姓肆意施暴；这就是招来盗贼的原因。“夺”还只是一个人自身的损失，“伐”则会扩展为一国的灾祸。收藏财物却轻慢地炫耀自己的富有，修饰容貌却妖冶地炫耀自己的美色；不以德行的光华自持，反而倚仗钱财和美色，本来已经是小人背负财物的行为，又把它们炫耀出来，这就等于乘坐车舆了，于是盗贼前来，实际上是我教他们来的。盗与淫都可从坎象解释。九三处在正坎与互坎之间，上爻本属震体而又互见坎象，所以自身成了盗贼的招引；盗贼与淫乱之事于是相互因循，一同到来。以上是第八章。这一章说的是君子如何运用《易》：上一章讲圣人运用《易》，其道广大；这一章讲君子运用《易》，其心谨慎。朱子谈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卦爻的作用。朱子又说，后面十一章中“大有上九”那一节，应当归入这一章。胡氏因此认为，下一篇的十一爻也都是《象传》的文字。来氏删去乾卦上九，并按照上下经《序卦》的次序重新编排，于是上、下《系辞》各有九卦。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没有仔细玩味原文的语脉。真正仔细玩味，就会知道其中有些内容是不能随意调换的。大衍之数是五十，实际使用其中的四十九。把它分成两部分，以象征两仪；挂起一根，以象征三才；按四根一组来数，以象征四时；把余数归到指间，以象征闰月。五年有两次闰月，所以要两次归扐，然后再挂。按：“竒”读作“基”。这是说明用蓍草起卦的方法。“衍”属于水行。水流随着地势不同而呈现不同形态，却不会失去它的规律；筮法也与此相似，所以取“衍”来命名。凡是数，开始于“参天两地”；三与二相合成为五，把数推演到小的极数五十，就是大衍之数。天圆地方，阳为奇数，阴为偶数。圆的直径为一，周长为三而有余，这是阳有余；方的边长按一计算，四边各足，这是阴不足。奇偶的形态形成，八卦排列出来，于是三倍奇数、两倍偶数，共具七个数，这些是八卦所包含的数。把七数乘以三得二十一，乘以四得二十八，合计三七之余，又得到一，所以五十是数的大全。除去奇数余出的一个不用，七乘七为四十九，这就是六十四卦所由产生的数。所以实际取用时，把四十九分为两部分，左边属阳、属天，右边属阴、属地，以象征两仪。再从右边取一根蓍草，挂在左手指间，象征天地交合而产生人，以象征三才。揲就是数蓍草；揲时必以四根为一组，以象征四时。奇是零数：先数左边，把左边的余数归入左手无名指之间；再数右边，把右边的余数归入左手中指之间。加上所挂的一根和两处所归的余数，以象征闰月。因为周天是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一度为一日，必须经过三百六十五日三时，一年才能运行一周。一年有十二个月，六个大月、六个小月，只有三百五十四日；剩下的还有十一日三时。五年合计五十六日三时，所以会有两次闰月；到十九年七次闰月，才完成一个章。第一次筮数所得的左边余数若为三，右边必为一；左边若为一，右边必为三；如果是二或四，左右两边就都要再筮一次。三次筮数后，左右两边不是一与三，就是三与四。总的说来，两次归扐才构成一次挂。

译天数有五，地数有五，五个方位的数彼此相得，各自都有相合之数。天数共二十五，地数共三十，天地之数总共五十五；这就是成就变化、运行鬼神的依据。这一节用《河图》说明大衍之数的来源，没有说《洛书》，因为《洛书》有五而没有十，在数上有所不足。一、三、五、七、九都是天数、奇数；二、四、六、八、十都是地数、偶数。把它们分为两类，就是阳数产生、阴数成就。所谓相得，是一与二、三与四，以阳数得到阴数；六与七、八与九，以阴数得到阳数，彼此相对相待。所谓有合，是一与六属水，三与八属木，先有阳数而阴数与之相合；二与七属火，四与九属金，先有阴数而阳数与之相合，各自居于相应方位。只有五与十居于中央，也相得而相合，并且都属于生数在内、成数在外。二十五，是五个奇数相乘所得；三十，是五个偶数相乘所得。蓍策的阴阳老少形成变化：变是化的开始，化是变的完成。鬼神是天地功用的体现，也就是神属阳、鬼属阴。天地之数为五十五，而大衍之数既虚去五，又保存一，这是因为水一、火二、木三、金四，都要依靠五才能成就。它们的成数都是在生数上加五而成；如果全部使用，就会只有成就而看不见变化的妙处，所以唯独虚去五，正是用来成就变化的。天数本来从一开始，但只有一就无法进行乘除运算，所以又必须保留这个一；这正是以三配天、以二配地而运行鬼神的原因。《河图》以一为阳的开始，所以一居于子位。以二为阴的开始，所以二居于午位。一、三是幼阳，居于内；七、九是壮阳，居于外。二、四是幼阴，居于内；六、八是壮阴，居于外。五、十居于中央，也以十围绕五。吴氏《敬斋》说：阳必须先充实内部，才能显现于外，所以五居于内；阴必须先坚固外部，才能充实内部，所以十居于中央。观察草木的枝叶和果实，就可以看见这一点。有人说，八卦取一、二、三、四、六、七、八、九的形象，所以大衍之数为五十，是取其中的数。有人说，《河图》有五十五数，《洛书》有四十五数，大衍之数为五十，是以《洛书》的虚数补足《河图》的实数，也取其中数。丁氏说：一与二相倚，二与三相倚，直到八与九相倚，九与十相倚，共有九十五。以五十作为大衍之数的整数，以四十九作为大衍实际使用的数。以上说法都可以通。乾的蓍策为二百一十六，坤的蓍策为一百四十四，总共三百六十，正好相当于一年的日数。上下两篇的蓍策总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正好相当于万物的数目。按：“期”与“朞”相同。这是承接上文象征四时的内容，用来说明变化的意义。三次变化所得的挂与扐合计十三策，那么过揲所得、用来象征四时的数共有九个，合为三十六策，这是老阳，名为“重”。挂与扐合计十七策，那么过揲所得的四数共有八个，合为三十二策，这是少阴，名为“拆”。挂与扐合计二十一策，那么过揲所得的四数共有七个，合为二十八策，这是少阳，名为“单”。挂与扐合计二十五策，那么过揲所得的四数共有六个，合为二十四策，这是老阴，名为“交”。乾卦用九，坤卦用六，乾的九与坤的六合计，其蓍策足以相当于一年的日数，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六十四卦的阳爻都由乾卦产生，共有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六十四卦的阴爻都由坤卦产生，共有四千六百零八策，又正好相当于万物的数目。因此，经过四种运算才形成《易》，经过十八次变化才形成一卦。八卦形成，只是小成；由此引申扩展，触类旁通而增长推演，天下所有的事情就都可以完备了。四种运算就是分、挂、揲、扐。一分、一挂、两揲、两扐，合为六次变化，才形成一爻；十八次变化，才开始形成内卦，这叫小成。由此引申扩展，再加上外卦，就成为大成。又触类旁通而推演，观察互卦，观察变卦，有时占一爻，有时占数爻，有时占全卦整体，于是确定天下的吉凶，使天下人振作勤勉，天下的事情就都可以完备。大衍之数成就变化，就是如此。彰显道，使德行具有神妙作用，因此可以与鬼神相互酬答，也可以辅助鬼神。道存在于天，却难以彰显；大衍之数成就变化，从而把它彰显出来。德行存在于人，却难以显出神妙；大衍使鬼神运行，从而使德行显出神妙。这样，人处在明处，可以与处在幽处的鬼神相互酬答；鬼神处在幽处，也可以帮助人，使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酬答。运行鬼神的道理，也是如此。孔子说：“知道变化之道的人，大概知道鬼神所作所为吧？”天数是一，地数是二；天数是三，地数是四；天数是五，地数是六；天数是七，地数是八；天数是九，地数是十。大衍的变化能够运行鬼神，那么对于鬼神的作为，人必然可以有所知晓。天所生的神物，没有什么先于《河图》；天的五个数、地的五个数，都完备地具在其中。所谓相得的关系在这里，所谓相合的关系也在这里。这两种不可测知的作用，正是鬼神所为，而大衍之数确实足以使人知晓它们。它的妙处就是如此。以上是第九章。这一章讲用揲蓍来求卦的方法：圣人制定它，君子使用它，普通人也可以参与其中。保存并不断充实本性，本来不是普通人所能企及的；模拟推拟、审慎言语行动，也不是普通人容易做到的。唯独教给他们卜筮的方法，普通人也就能够与鬼神相互酬答。这正是圣人与百姓共同忧患的心意，在伟大事业的实际作用中表现出来。“天一”以下二十个字，郑氏本断在下一章开头；韩氏本放在第十二章开头；程氏、朱氏把“天数五”一节移到本章开头，似乎极为明白顺畅。但是，《系辞》所说的变化，都是指卦爻的上下、动静，没有一处指《河图》，所以我依从郑氏的次序来断章，只是略有不同。古书之所以会出现错简，确实是因为书籍出自重重岩穴、复壁之中，简编断裂残损。秦人把《易》当作卜筮之书，既没有焚烧，也没有藏匿；《尚书》是伏生亲手收藏、亲手取出的，他一向熟习此书，即使有残烂脱落，在教授时也早已订正。因此，援引其他书籍错简的例子，轻率地改动《易》书，是我不敢接受的。又“变”是“化”的渐进过程，“化”是“变”的完成。朱子说，水木以阳变而生阴，化而成金火；阴化而生阳，变而成金火。说先化后变，似乎也不妥。孔子说：“《易》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易》是开通万物、成就事务，包容天下的道理，不过如此而已。因此，圣人借此沟通天下人的心志，确定天下的事业，裁断天下的疑惑。”有一本作“夫易”二字，王氏、萧氏把“开”作“闿”，把“成”作“阖”。对于万物来说，理存在其中，开启它，理才会显明。

译对于应当办理的事务来说，关键在人，完成它，事业才能建立。《易》能够开启万物，所以圣人借此沟通天下人的心志；《易》能够成就事务，所以圣人借此确定天下的事业。但一定要先开通万物才能成就事务，因为天下的事情如果有疑惑，人就会懈怠；疑惑一旦决断，人就会勉力而行。用《易》裁断天下的疑惑，万物便得以开通，事务便得以成就。《易》包容天下之道，就是如此。因此，蓍草的德性圆融而神妙，卦的德性方正而有智慧，六爻的义理，由《易》明白地告知圣人；圣人借此洗涤心灵，退藏于幽密之处，与百姓共同承担吉凶祸患。神妙可以预知未来，智慧可以保存已经发生的事情，谁能够做到这样呢？大概就是古代所说的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伐的人吧。按：“知”与“智”相通；“知来”的“知”依本字读。“易”，郑氏读作“异”，韩氏也读作“异”；“贡”京氏、陆氏、虞氏都作“工”，荀氏作“功”，邹氏作“贞”；“洗”京氏、虞氏、董氏、张氏、蜀本都作“先”；“藏”刘瓛作“臧”；“杀”郑氏、王氏、干氏都读作“帅”，徐氏读作“试”，今均不采用。所谓“圆而神”，是说它尚未定形。所谓“方而知”，是说它已经形成具体形态。“易以贡”，是说《易》把道理明白地告诉人。韩氏说“变易以告人”，也说得通。“神武”犹如大勇，是说以天地之道自任；“不杀”是说没有私心。天理是人得以生存的根本，私欲却会使人互相残害。不用天理洗涤自己的心，而沉溺于欲望之中，就是杀。这里说《易》包容天下之道，所以蓍草尚且隐藏在无形之中；等到卦形成，才显现为有形的卦象，六爻的义理也都显露出来，《易》便可以告知人了。但它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易》不只是卜筮之书，圣人借此《易》的道理洗涤自己的心，使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退下来藏在清静幽密之中，无所思、无所作为，而内心至为仁厚，凡百姓的吉凶祸患，都与他们共同承担。因此，它的神妙，不必等到使用蓍草，就已经知道百姓吉凶尚未确定的情形；它的智慧，也不必等到卦形成，就已经把百姓吉凶已经显现的情形全部保存起来。这样以天地为心，必须像古代所说的聪明睿智、知达到极致，神武勇达到极致，不杀而仁达到极致的人，才足以参与其中。崔憬说：蓍数为七，七象征阳，所以是圆的。卦数为八，八象征阴，所以是方的。虞翻说：乾能神妙地知来，坤能智慧地藏往；坎象征聪，离象征明。有人说：艮属土，象征通达睿智；兑属泽，象征静而有知；神武是乾的作用，震象征勇，坤象征不杀而仁。圣人因此明白天道，察知百姓的情状；于是兴起神物，用来供百姓使用，这就是圣人。圣人借此斋戒，使自己的德性显得神明。圣人洗心而退藏于幽密之中，所以能与天的德性相合，明白天道中的吉凶；又与百姓共同承担忧患，所以能与百姓的情感相通，察知百姓的实际情状。只是百姓不能洗心藏密，所以对天道昏昧，吉凶的原因都无法自行显现，必然会舍弃应当趋向的吉处，反而踏入凶处。圣人以与百姓共同忧患的心来看待他们，怎么能不为之痛心呢？想到蓍草、灵龟能够神明地承接天的光明，于是兴起它们供百姓使用，为百姓开启前路，使占筮时俨然可以同神明当面质问；那么斋戒也正是为了使自己的德性神明。这样，退藏于幽密虽不是百姓所能做到的，但借此洗心，也差不多可以与百姓共同承担了。因此，关闭门户叫作坤，打开门户叫作乾。一闭一开叫作变，往来不穷叫作通。显现出来叫作象，形成形体叫作器，制作出来并加以使用叫作法；使用它来出入有利，百姓都采用它，叫作神。按：“见”读作“现”。圣人明白天道，眼前所见无不可以用《易》来说明。因此看见门户关闭，看到它静止而收敛，就称为坤。看见门户打开，看到它活动而向外，就称为乾。门户的一闭一开，就是一阴一阳、天施地生、永不停息的形象，所以称为变。门户一往一来，没有穷尽，就是万物不断生长、变化无穷的形象，所以称为通。凡阴阳开始显现、已有端倪可见的，都叫作象；显著到形成形体的，都叫作器；既然器物可以使用，就加以制作并利用，都叫作法。使用它而有利于出、有利于入，例如剖木造船、乘车骑马、耕种、畜牧、佃猎、捕鱼，百姓依照它们出而劳作、入而休息，无不便利，就称为神。圣人的心目之间无处不是《易》，也没有什么不能制作出来供百姓使用。所以《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确定吉凶，吉凶产生伟大的事业。圣人触目所见无不属于《易》，没有什么不能制作出来供百姓使用；其中最大的，没有比蓍卦的创制更重要的了。伏羲的图，浑然合一的部分是太极，左白右黑是两仪，又以白在上、黑在下形成四象，再在四象之上各加一白一黑，于是八卦排列出来。大衍的方法，把四十九根蓍草合在一起握住，就是太极分成左右，成为两仪。到画出第一爻，有的成为奇，有的成为偶，两仪就确定了。再加一爻，或成为太阴、太阳，或成为少阴、少阳，四象就分判出来。再加一爻，八卦形成，于是八卦的性情、材质和德性都显现出来。又在八卦之上再加八卦，结合所遇卦的性情、材质和德性，或彼此相得，或彼此不相得，于是吉凶产生。万物的情状与百姓的实际情形是相同的。由卦可以观察贵贱、远近的位置，又由爻来考察亲爱、厌恶、真诚、虚伪的情感，于是吉凶就可以明确确定。吉凶确定，百姓的疑惑就能裁断，事情也就能够成就。圣人以盛大德行发为伟大事业，开启天下万物、成就天下事务，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圣人观察卦象、制作器物、使其便于使用，都是神妙的；列举其中最大的，也没有超过蓍龟。一定要说到富贵，是因为只有天子才能制定制度。圣人创作《易》，天地、四时、日月的作用都包含在《易》中；又使用蓍龟，使其中的变化显出神明，从而确定吉凶。这是用来裁断疑惑、成就勤勉奋发的，也是用来沟通心志、确定事业的。大衍的方法以蓍草为主，这里却兼说龟，是因为考察《洪范》薛氏注可知：卜龟的方法，是根据蒙、霁、雨来观察兆气，以“克”“圛”来审察卦辞；本卦称“克”，之卦称“圛”。

译筮法是根据贞、悔来审察卦辞，本卦称“贞”，之卦称“悔”。所以卜龟也要折取兆象，与八卦相合，再玩味卦辞。因此记载说：圣人建立阴阳、天地的情状，把它们确立为《易》。举行卜龟时，顺应《易》，面向南方抱龟。只是大夫以下的官员只有筮而没有卜，所以《易》的卜龟之法只藏在王官之中，不是大夫、士所能掌握的；孔子对于《易》，也只阐明《易》之道如何通行于百姓，所以详细说明蓍法，而对龟法略略提及。后世于是失去了它的传承。因此，天生出神物，圣人取法于它；天地发生变化，圣人效法它；上天垂示卦象，显现吉凶，圣人取象于它；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取法于它。按：“洛”，王肃本作“雒”。蓍龟虽然是神物，但能够使用它们的，只有圣人。因为圣人的神明与天地相同。天地以四时表现变化，以日月垂示形象，这些谁看不见？但只有圣人能够效法它、取象于它。既然卦象虽然因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而有依据，但如果不是圣人，也没有谁能根据它们创作《易》。详见卷首。《易》有四种象，用来向人显示；系上卦辞爻辞，用来告诉人；用吉凶来确定它，用来裁断疑惑。卦画已经确定，卜筮又兴起，于是筮得七、八、九、六四种爻象，既可用来显示，又可通过阅读文王、周公的系辞来告知人。观察卦象，玩味卦辞，吉凶确定，疑惑便可以裁断。《易》说：“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不利。”孔子说：“祐就是帮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天道的人，人所帮助的是诚信的人。践履诚信，思考顺从天道，又能尊崇贤人，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不利。”君子之所以能得到上天保佑、吉祥而无不利，是因为平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变化、玩味占断。百姓依据卦象和卦辞确定吉凶，因而吉祥而无不利，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圣人明白天道，察知百姓的实际情形，知道上天所帮助的一定是顺从天道的人，人所帮助的一定是诚信的人，于是创作卜筮来明示吉凶。百姓听从卜筮，对于上天所显示的道理就加以顺从，对于圣人所告知的道理就加以信守，并且能够斋戒，使自己的德性神明；这样不仅顺从天道、信守道理，又可以近于贤者。上天保佑他，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这正是圣人与百姓共同承担忧患的心意，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朱子把这一节移到第八章末，钱氏把它移入末章，认为“祐”是帮助神明而默默成就人的意思；但还是保留在这里更为妥当。以上是第十章。王弼本作第十一章，今依郑氏原本。承接上一章所说的蓍卦之法，说明圣人制定了它。对圣人来说，这表现为洗涤心灵、退藏于幽密之中，并用它来引导百姓，也借此使自己的德性神明。这样看来，圣人的心意确实深远。洗心才能成就本性，藏于幽密之中，所以能够显现出来；这就是道义的门户。《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言语的人崇尚卦辞，用行动的人崇尚变化，制作器物的人崇尚卦象，进行卜筮的人崇尚占断。卦象建立之后才有变化，因变化而产生卦辞；完备之后才有占断，占断也由此发生。圣人洗心藏密，其根本本来相同；用来引导百姓，也都是为了使自己的德性神明，并没有不同的心意。但有象、变、辞、占，而各自所崇尚的作用却不同：崇尚卦辞，是平日所乐于玩味，用来明白其中的道理；崇尚变化，是临事时取其变化而裁断，用来适合时宜；崇尚卦象，有时取其形状相似，有时取其义理；崇尚占断，是趋向吉处、避开凶处，任人各自取用。王氏申子说：卦辞、变化、卦象、占断完备，才构成《易》。伊川《易传》崇尚卦辞，汉上《易说》崇尚变化，康节的数学崇尚卦象，朱子的《本义》崇尚占断；必须兼取四者，才算完备。我按：道理不可直接看见，所以设置卦象；卦象不能拘泥，所以设置变化；然后用卦辞来命名，用占断来决疑。卦辞、占断都是由卦象、变化产生的。管辂、郭璞只是取象数，但他们的说法较为实在；王弼开始谈义理，到程氏、朱氏时义理达到精微。此后就只是口头谈说，没有可以把握的要领。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时，便向《易》询问而求得言辞；《易》接受命问，就像回声应声一样，无论远近幽深，都能随即知道未来的事物。若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东西，谁能做到这样呢？按：“向”古代通“响”，“与”读作“预”，下同。这一节崇尚卦辞和占断，而卦象与变化也包含在其中。君子平日熟习、玩味卦辞，以此获得其中的道理。到了将要处理事情的时候，或者自己在心中发问，或者向神灵卜问：“这件事应当怎么办？”《易》就会随着事情给出告示，不论时地的远近，也不论义理的幽深，都能预先看得清清楚楚。这不是天下最精微的《易》，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所谓以言相问，并不只是在筮占时发问；熟悉《易》的人，心中、口中自行商量，适合用于此事的爻就会显现，这就是《易》启发他的心。通过参合、交错来体现变化，错综安排其数，贯通它的变化，于是形成天地的文理。把数推究到极致，于是确定天下的卦象。若不是天下最善于变化的东西，谁能做到这样呢？按：“天地之文”，虞氏作“天下之爻”。这一节崇尚卦象和变化，而卦辞、占断也包含在其中；所谓参伍，就是参合左右两部分以及所挂的一根。五，是一挂、二揲、二扐；这样才算一次变化。老阴、老阳相错，所得之数差异很大；少阴、少阳相综，所得之数比较接近。成卦以后，乾与坤相错，离与坎相错，上与下相错，全部相错，各有三种；震与艮相综，巽与兑相综，有六画全卦的综，有两个卦体互相变易的综，还有四画、五画的互体，总共五种。由一爻的变化贯通开来，形成天地之间六爻的文理；由一爻的数推究到极致，确定上下两个卦体的卦象。又由一卦进行参、伍、错、综，直到穷尽六十四卦，变化的妙处全都显现于此。若不是《易》本来具有极大的变化能力，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卦辞、占断都是由卦象、变化产生的；不观察卦象，就没有人能玩味卦辞；不观察变化，也没有人能玩味占断。“精”是说分析得各自恰当，“变”是说变化裁制而没有固定方式。最精微的道理本来就是从最大的变化中产生的。《易》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寂静而不动；一旦受到感应，就通达天下万事的情状。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东西，谁能做到这样呢？君子虽有作为、有行动，而《易》本来无所作为；君子虽有思虑，而《易》本来无所思虑。《易》寂静不动，却能随着天下人以言语、行动、制作器物、卜筮来感应它，各自得到其中的意义而离去。如果《易》不是最神妙的东西，怎么能这样呢？“变”是动而趋向事物，“神”则是在无形无迹中显出妙用。张子说：“一所以神妙，两所以变化。”最精微的变化又是从最神妙之处产生的。“极”就是穷尽；研究事物而穷尽其细微之处，叫作“研”。

译《易》无思、无为，却能够一经感应就通达天下事物的情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易》是圣人创作的。天下的道理非常深，圣人能够穷尽它；天下事物的运动变化极多，圣人能够研究它，把所穷尽、所研究的内容写入《易》中。因此，它深奥而精微，即使无所思虑，也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它把握事物的细微变化，即使无所作为，也能成就天下的事务。总的说来，它至精至变的作用，全都出自至神。圣人洗心藏密，确实具有这种无思无为的境界，所以沟通心志、成就事务时，感应的功效才能达到如此地步。钱氏说：参伍、错综，总体都包摄在太极之中；太极本来寂然不动，一经感应就通达，这就是说每一物各有一个太极。以无思来思，以无为来作为；成为至神、至精，由此产生至变，也由此产生人。如果用有思、有为去扰乱它寂然的本体，阻塞它感应通达的妙用，就会把万物分别执著为各自独立的物，而不能神妙。何况是天下最神妙的境界呢？孔子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说的就是这个。按：“子曰”二字是衍文。卦象、变化、卦辞、占断，总是出自圣人；不能得到圣人的境界，源头越远，支流就越分散。以上是第十一章。王弼改作第十章，今依郑氏原本。承接上一章所说的蓍卦之法，说明圣人创作它，君子使用它，而各自所崇尚的方面不同。以言语、以行动，都是通过模拟推拟来成就变化之事；由此也可以进入圣人所忧患的境界。若把这一章分开而不能相合，就无法看见圣人的心意。刘文龙把这一章作为纲领，下一章为崇尚卦辞；从“八卦成列”到“见乎辞”为崇尚变化；从“天地之大德”到“像也”为崇尚卦象；从“彖者材也”到“失得之报”为崇尚占断。我认为：《十翼》是孔子亲自编定的，未必如此牵连安排；只是以郑氏本纠正王氏本的差异，这一点非常正确。孔子说：“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这样说来，圣人的心意难道就不能显现了吗？”卦象用来显示，卦辞用来告知。然而拘泥于卦辞的人不知道卦象，执著于卦的人不知道卦图，所以圣人深深叹息。若说这部书就是圣人的言语，那么文字本来就不足以完全表达言语；若说言语必定就是圣人的心意，那么言语本来又不足以完全表达心意。这样一来，如果只把卦辞当作《易》，圣人的心意就隐藏不显了。孔子说：“圣人建立卦象来完全表达心意，设置卦来完全表现真情与虚伪，系上卦辞爻辞来完全表达言语，使卦象发生变化、彼此贯通来完全发挥利益，以鼓动、振作人心来完全发挥神妙作用。”既然先前发出了叹息，这里又正面告诉人们：古代伏羲的乾坤图本来没有卦辞，只建立卦象，心意就已经充分表达了。后来的圣人把它分为卦，又设置卦来观察卦象，看清远近、亲疏、好恶，并由此了解真诚与虚伪的情状。然后才系上卦辞，又系上爻辞，言语也就表达完整了。人们如果能由卦辞来审察卦象，那么圣人因顺应自然变化而发挥利益的作用就在其中；通过鼓动振作而发挥那种虽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然实现的神妙作用，也在其中。难道还会有不能得到圣人心意的吗？乾坤大概就是《易》的内蕴吧？乾坤排列形成，《易》就建立在其中了。乾坤毁坏，就无法看见《易》；《易》不可见，乾坤的作用也就几乎停止了。按：“缊”是其中所包藏的东西，立象在表达心意之后、系辞之前。就像衣服有絮，处在表里之间。伏羲的乾坤图，建立卦象始于一阴一阳；阴阳的变化没有穷尽，于是反复增加卦画，以说明阴阳摩荡的妙处。乾坤排列形成，无穷的变化也已经建立在其中。如果这个卦象毁坏，变化之道就无法知晓，心意又凭什么得到充分表达呢？然而今天学习《易》的人，执著于卦象，却不能通达变化的原则；卦图虽然保存着，乾坤的作用却可能几乎停止了。真正明白观察卦象的人，贵在能够知道其中的心意。张子说：两仪不能建立，就无法看见太一。我认为：一旦执著于显现一，就无法使两仪得到神妙的贯通。凡超出具体形体之上的，叫作道；处在具体形体之下的，叫作器；使器物发生变化并加以裁制，叫作变；推演开来并付诸实行，叫作通；把这些用于天下百姓，叫作事业。《易》本来没有形体，但有了乾坤两个卦象，就已经有形了。因此从形体之上来说，一阴一阳的道，是虽无形却为形体所由产生的东西；从形体之下来说，四象、八卦的形态各不相同，形体形成，器物也就形成了。如果只看见形体之下的东西，难道不会拘泥于器物而忘记道吗？只有在器物中加以变化、在形体上加以裁制而不执著，才可以称为变；推演器物并在形体上实行而不受拘限，才可以称为通，这样才足以发挥它的利益。再把这种变化、贯通的道理施用于天下百姓，就能够鼓动、振作他们，称为事业，也就能够充分发挥神妙作用。卦象之所以成为卦象，是圣人看见天下万物的情状，模拟它们的形貌，取法它们各自适宜的性质，所以称为象。爻之所以成为爻，是圣人看见天下的运动，观察其中的会通，用来实行典礼，并系上卦辞爻辞来判断吉凶，所以称为爻。穷尽天下万物情状的，存在于卦；鼓动天下运动的，存在于卦辞；变化并加以裁制，存在于变。推演并实行，存在于通；使之神妙而明白，取决于人；默默成就而不言自信，取决于德行。卦象穷尽天下的情状，所以一卦之中具备万种象；变化而通达，是卦象本身所具有的。卦辞鼓动天下的运动，所以一爻之中可以兴起事业；鼓动振作，也是爻辞本来能够发挥的作用。于是，变化裁制、推演实行，在于人运用变化和贯通，把它施用于天下百姓，形成天下的事业，也就在这里。然而事业是德行的精华，德行是事业的根本。圣人洗心藏密，与百姓共同承担忧患，伟大事业自然由盛大德行产生。学习《易》却不能在心中明白这种形而上的道，也不能在自身成就这种形而上的道，怎么能够把它用于事业呢？神妙就是无所思虑，默然就是无所作为；神妙而明白，就不会拘泥于卦象；默默成就，又哪里还需要依赖卦辞？这样，圣人的心意就在自己心中；君子运用《易》，也就与圣人退藏于幽密之中相同了。以上是第十二章。承接上一章所说由卦象而有卦辞，百姓能够参与其中，是因为由卦象得到心意；君子则是善于学习的人。圣人创作《易》，本来是为了洗心；君子必须使其神明而默默成就，才与圣人的心意相契合。《周易洗心》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周易洗心》卷六。宗人府府丞任启运撰。《系辞下传》。上下两篇都用乾坤的易简来示人，作为学习《易》的准则。上篇说的是大始、成物，希望人扩大心胸，以承载覆盖万物的气度，在“大”上体会道；这一篇说的是知险、知阻，希望人收敛心志，以处置忧患，在“小”上体会道。孔子是大圣，譬如天地没有什么不能承载、没有什么不能覆盖，即使这样，在学习《易》方面尚且不敢说可以做到没有过错，只说没有大的过错；心志收敛到如此程度，大概就是乾坤所说的知险知阻吧。八卦排列形成，卦象就包含在其中了。由八卦重叠起来，爻就包含在其中了。刚柔相互推移，变化就包含在其中了。系上卦辞爻辞并为它命名，运动就包含在其中了。八卦排列，就是伏羲的横图：乾为一，兑为二，离为三，震为四，巽为五，坎为六，艮为七，坤为八。伏羲没有明说卦象，但天、泽、火、雷、风、水、山、地的象已经包含在其中。由八卦重叠，就是六十四卦横图。伏羲没有分别说明爻，但初、二、三、四、五、上的爻位已经包含在其中。伏羲以黑白分别表示乾刚、坤柔两个基本卦象，又在刚柔之上各加一刚一柔，至三画而八卦的卦象形成，至六画而六爻的位置完备。虽然没有明说变化，但或刚在上而柔在下，或柔在上而刚在下，往来的变化已经包含在其中。到了文王系辞，说明两个卦象相交的变化；周公系辞，说明各爻在时位上的变化；卦辞爻辞所系，总是用来说明阴阳上下往来的情状。这样，虽然没有明说运动，运动也已经包含在其中。吉、凶、悔、吝，是由运动产生的；刚柔，是确立根本的；变化、贯通，是顺应时势的；吉凶，是由守正而取得胜利的；天地之道，以守正来显现；日月之道，以守正来光明。天下万物的运动，都是归于守正这一原则的。承接上文“运动包含在其中”来说，卦辞中有吉、凶、悔、吝，那么吉凶悔吝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刚柔相互推移而有往来、上下，于是内心必然产生远近、亲疏、爱恶、真伪等情状。行动正当，就吉；行动邪曲，就凶。有了小过失而行动上想要改正它，是悔；知道有小过失而行动上又害怕改正，是吝。因此吉凶悔吝都产生于行动，而刚柔二画就是它们的根本。刚柔反复增加而变化贯通，直到两个卦相遇，都是各自所趋向的时势。文王、周公所系的卦辞爻辞，正是说明顺应时势而行动的情状。人顺应时势，谁不想得到吉祥？但纯粹的吉祥，只有处在守正这一原则上的人才有。因为天下的道理归于正才会胜利，天地的显现归于正，日月的光明也归于正。只是天地日月没有私心，人却有私心，所以不能专一守正。只有迅速悔悟自己的不正而趋向正道，绝不能因为吝惜改正而踏入邪道。圣人系辞，正是希望人的一切行动都归于守正这一原则。乾卦刚健坚定，把易简之道显示给人；坤卦柔顺安静，把简易之道显示给人。爻，就是效法这种刚柔；象，就是比拟这种刚柔。爻象在内在运动，吉凶在外显现；功业在变化中显现，圣人的心情在卦辞中显现。按：“确”，《说文》作“寉”；“隤”，孟氏本作“退”，陆氏、董氏、姚氏作“妥”；“见”读作“现”。刚柔是构成卦的根本。纯刚的乾，坚确地向人显示其刚健；纯柔的坤，柔顺地下垂地向人显示其简易。这就是天地的观察方式，都是守正而归于一的。既然如此，分为爻，也只是效法这种易简；取象成象，也只是取法这种易简罢了。因此，各卦都从乾坤产生，而乾坤没有杂质；其他卦有杂，杂则不能守正而归于一，于是邪正分判，吉凶分明。爻象的情状刚在内心发动，吉凶的形迹已经显现在外；卦的情状就是人的情状，有这样的情状，必然会做这样的事情。爻象的功业刚从变化中显现，圣人见其正，便欣喜而告诉人以吉；见其邪，便忧虑而告诉人以凶；又以悔、吝显示由凶转吉、由吉转凶的途径，使人知道应当趋近什么、避开什么。同患之情，也已经显现在卦辞中了。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圣人最大的宝物叫作位。怎样守住这个位？靠仁。怎样聚集人民？靠财。怎样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人民作非分之事？靠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天地的德性，分开说叫作易、简，合起来说，最大的德性总不过是生。伟大的乾元，是天的生发，也就是仁；至善的坤元，是地的生发，也就是仁。君子效法天，以仁居处其位；只有飞龙在天，才真正处在天德之位。因此，圣人最大的宝物是位，并不是宝爱这个位本身，而是宝爱能够参赞天地、举天下而以仁相待的这个位。如果不依靠仁，凭什么守住这个位呢？天地生养人，不只生养他们，还准备百物来养育他们；充满天地之间的都是物。因此，圣人谋求保全、聚集这些人，决不能离开治理财货。但治理财货有两种方法：明确、端正应当取用的名义，使人知道应当取什么，例如耕田、捕鱼、耕作、烧火，这些是趋吉之道；明确禁止不正当的行为，使人不能相互争斗而伤害他人，不能大量杀戮而损害万物，这些是避凶之道。这样都叫作义。仁之外没有义，义之外也没有仁；义就是仁在具体事情上的适宜。相对而言，仁属阳，义属阴。义有两种方法，正如阳为奇、阴为偶。这样看来，圣人同患的情怀不只表现在言辞中，实际上还在使人民行动时归于正。以上是第一章。【说明：伏羲的方图，见于文王、周公《系辞》所确定的内容，最后总归于效法天地的易简。来氏说：上《系辞》开头先举出乾坤易简、知能的德性，接着说圣人如何成就其位，表明圣人能够与天地相配，这是作《易》的源头，也是《易》的体。下《系辞》开头先举出乾坤易简、守正归一的德性，接着说圣人的仁义，表明圣人能够参赞天地，这是实行《易》的事情，也是《易》的用。】古代包羲氏统治天下时，抬头便观察天上的象，低头便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以及土地适宜种植什么；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用来类比万物的情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