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义断法卷五

译恭敬德行。君王应践行德行的功用，向天祈求长久的天命。在定都中土、谋求治理之初，正是为了制定流传久远、垂范后世的计划。然而，能够感通天心、保有天命的根本，只在于恭敬德行罢了。文中两次出现“王其”，是期望君王的语气；结尾说“祈天永命”，是祈求的方法。天道本不可强求，但祈求的关键在于恭敬德行；人事必然可以期望，但期望的关键也在于恭敬德行。急于恭敬德行，是对自己的勉励，不可迟缓；德行的功用，是向天的祈求，不可欺骗。这是迁都新邑的首要意义。

译只有君王以德行作为根本，百姓才会效法并施行于天下。那显赫地居于天下至尊地位的君王，必定具备超乎万物的伟大德行。他的智慧才能超越常人，出类拔萃，本来就与普通人不同。下至平民百姓，都效法并运用他的德行，模仿他的行为，普天之下，无不受到感化而兴起向善，那么君王的德行就尤为光明显著了。君王并非有意要彰显德行，他之所以被尊为天子，是因为德行根本。然而有了这根本的德行，没有一件事不可以作为法则，没有一个百姓不与他一同更新。他德行的光明显著，自然有不可掩盖的地方。推究君王地位的所在，就在于德行根本罢了。他自己并不知晓明明德的功效竟然如此之大。

君臣上下勤勉忧虑，说：“我承受天命，非常像夏朝那样长久，务必不要断绝；像殷朝那样长久，希望君王能让百姓承受上天永久的天命。”

承受上天永久的天命而非常像夏朝，是希望超过它；不要断绝像殷朝那样的长久，是唯恐赶不上它。君臣上下平日所勤勉忧虑的，所期望的，也不过是希望像夏商两朝那样长久。至于让百姓，自然可以承受天命，而且可以承受上天永久的天命。这是民心所归附的，甚至比君臣更为重要。君臣的忧虑勤勉，至于让微小的百姓能够承受吗？至于长久的天命，我们能用百姓来承受吗？【凡是能够左右事物的叫做“以”】那么永久的天命自然就能承受了。这也是必然的道理，不仅仅是期望的言辞。

洛诰

您应当用我亿万年来敬重上天的美善，拜手叩头，听从教诲之言。

大臣辅佐君王，将期望成就至远的功业；贤明的君王答谢大臣，必定等待至重的礼节。大概周公的教诲之言，是为了营建洛邑而告知占卜的结果。周公营建洛邑，是为了让我亿万年敬重上天美善的征兆。上天美善的征兆就是吉兆，恒常吉祥的预兆。教诲之言看待我的占卜文辞，是非常盛大的事情。建立这无穷的宏大基业，怎能不用非常盛大的礼节，来增添他忠告的教诲之言呢？

周公说：“君王开始称颂殷朝的礼仪，在新邑祭祀，全都按次序祭祀没有文辞记载的神灵。您整顿百官，派遣他们跟随君王到周地。我只说：‘希望有事。’”

在新邑举行祭祀典礼，周公全都按次序祭祀没有文辞记载的神灵，这是周家盛大的礼仪。在宗周整顿百官，还希望他们有事可做，这是周公盛大的心意。盛大的礼仪所施行，没有不到的地方，在居中图谋大业之初，可以说是非常盛大的典礼了。周公盛大的心意，只是率领百官跟随君王的心愿，君王自己教导告诫他们希望有事可做，所以显示出礼乐征伐没有不是出自天子的，哪里像春秋时期卫国所说的“祭祀由国君主持，政令出自宁氏”那样呢？元老重臣，德行盛大礼节恭敬，他们侍奉君王的小心谨慎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了。

君王说：“您明明地保佑我这年幼的君主，您称颂显赫的德行，让我这年轻人发扬文王武王的功业，奉答天命，调和四方，使百姓安居。【以下是成王答谢周公以及挽留周公的话】

周公明明地保佑君王的德行，是因为他能称颂显赫的德行【称颂并举大其德行】他自身端正，大概隐然有纠正君王心意过失的地方，然后让君王发扬祖宗的功业，系属天人之心。前不愧对文王武王，上不愧对上天，下不愧对百姓。这都是周公能够明明地辅助君王，而不是周公自己明明地彰显德行。怎么达到这样的境界？

一种说法回答：天和民顺，归附发扬文王武王的功业。认为所以继承志向叙述事迹，只有天和人两件事罢了。然而发扬顺应天意民心的极大功业，必定有君臣互相勉励的盛大德行。君臣的盛大德行互相辅佐，那么文王武王的大功业就没有不能周全的。所谓永远保佑文王武王承受天命，百姓都是这功业的积累，也都是这德行的验证。

敦厚宗族将行大礼，称颂次序大祀，全都按次序祭祀没有文辞记载的神灵。只有您的德行光明显著于上下，勤勉施恩于四方，广泛地做出肃穆的迎接太平之举，不迷惑于文王武王勤勉的教导。我这年幼的君主早晚谨慎地祭祀。

已经确定了宗庙的礼仪，就称颂大祀而按次序祭祀没有文辞记载的神灵，这是洛邑已经实行的祭礼。德化已经施行，只有早晚承接祭祀，这是继今以后常行的祭礼。厚尊大礼，举行大祀【这八个字是古注现在合用的】臣子不把德教当作自己的光明，勤勉施恩以迎接太平而继承先志；君王不把大臣当作可以依赖的，更加谨慎祭祀以奉养宗庙而承接祭礼。大概不依赖祀礼已经盛大，而更加谨慎于祀礼的常行。说早晚谨慎祭祀，都是为了培养诚心而端正政治的根本，不是一切仰仗成功而已。成王挽留周公治理洛邑，他们互相勉励的意思，也可以看到了。

我只不厌倦那安康，侍奉您不要废弃法度，四方百姓将会世代享受。

享受多礼仪，礼仪不及物品。凡是百姓只说不享受，只是不专心于享受，这是下对上，都出于内心的真诚。成王的职责，以安民为政事；周公的德行，以一身为法度。说不要厌倦，说不要废弃，都是这心真诚而不已。以君臣的同心，运用不已的诚心，所以四方百姓没有不来享受的。大概是千万人而一心。四方来享受，而且明白在世代享受。大概是千万世而一心。一心所运用，没有君臣之间的隔阂；那么一心所感化，哪里有久近的区别呢？这两句有君臣互相责难的意思。

周公拜手叩头说：“君王命令我来，继承保佑您的文祖，承受天命的百姓，以及您光显的考武王，恭敬地【以下是周公答应成王挽留的话】

做臣子止于恭敬，责难于君王，叫做恭敬。周公拜手叩头，以回复君王命令，这是为了尊崇祖先君王而实行我的恭敬。周公承受命令

译留用以确保文祖受命之民，这是用来对君主提出高标准要求，从而极大地保持恭敬的原因。留治理洛邑，奉行命令非常谨慎，深入思考如何确保文祖受命之民，以及光烈考受命之民【这两句都是为了受命之民而设，烈考以下有治理】，使天下人心长久安定，文治谋略和武功显赫更加显著，这就是他之所以〇对高标准要求保持恭敬的原因，难道仅仅在于威仪进退之间吗？

译那恭敬地奉行典章制度，殷商遗民得以安定，成为四方新君主的典范，为周朝树立了恭敬的榜样。说：若能由此施行中正的治理，天下各国都会获得福佑，只有君王才能取得这样的功绩。

厚待文献，成为周家恭敬的贤明君主，这是端正自身、对待他人、谋求治国的根本所在。教化施行于中原，开创万邦美好安定的盛世，这是居于中原谋求治国的最高成就。这些都是周公对成王期望的言辞，所以用了两个“其”字。然而想要期望达到大治的功业，就必须探究治理的源头，所以虽然特别提到他的功绩，但治理洛邑的政治，根本在于君王的恭敬。他唯独对典章和殷民特别厚待，这正是他作为恭敬榜样的具体表现。这是周公以治理洛邑的成效来期望成王。

我周公旦凭借各位卿士和办事官员，厚待前人成就的功业，报答他们的师恩，成为周朝诚信的榜样。考察我显明的子孙所立的法度，乃是为了彰显先祖的德行。

周朝一代文武的功业，哪一处不是文王祖德的惠及？如今洛邑的新政，各位卿士和办事官员共同厚待前人的功业，确实可以安抚百姓的心。然而没有德行就无法成就功业，没有臣下以诚信倡导，没有君主以法度示范，就无法穷尽文王的祖德。厚待前人功业，是群臣不敢推辞的责任；继承祖德，是君臣应当勉力的目标。所以周公以诚信的榜样自任，而以确立法度示范的成就期望成王。大概必须他所诚信和示范的，无一不穷尽文王的祖德，然后才能谋求功业的最终完成。功业兼指文武，德行则专指文王纯一不息的德行，所以以此自勉，也以此勉励成王。这是周公以治理洛邑的事务来效忠。

多士

从成汤到帝乙，没有不明德并忧虑祭祀的，也只有上天大力建立并保佑治理殷商，殷王也不敢违背天帝，无不配享上天的恩泽。

修养自身、敬奉神灵，是一代相传的心法；代天恩泽百姓，是一代相传的治法。心法前后一致，就是《太甲》篇中所说的“能够恭敬、能够真诚”；治法天人合一，就是《太甲》篇中所说的“怀有仁爱之人”。承奉上下神祇、社稷、宗庙，无不恭敬严肃。大概其明德的贯通于幽明，以至于天保佑治理殷商，君王遵守天则而德行流行，与天同功，使天下没有一个人、一件物不受其恩泽，那么明德所及就越发深远了。周公告诫殷商众士，详尽列举商王的德行，应当从根本说起。

无逸

君子所追求的无逸，首先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安逸时才知道小民的依赖。君王恭敬地作为所止之处，就像北极星居于其位，这就是所谓的“所”。君子止于至善而不改变。农夫依赖田地，鱼依赖水，这就是所谓的“依”。说的是小民有所依托而不离开。君子所谓的“所”，也不过是无逸罢了。小民所谓的“依”，也不过是耕种收获罢了。无逸而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那么即使在安逸之时，也能知道小民的依赖而不敢忽视，这就是所谓的以勤勉对待安逸。周公作《无逸》一书，来告诫成王，说他所能知道的，他所止之处就一定能知道小民的依赖了。

从前在殷王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约束以治理百姓，恭敬畏惧不敢荒废安宁。所以中宗在位七十五年。

严肃、恭敬、敬畏，都是敬。敬的积累，都是天理的流行，固然足以自我检束规范自身，并以自身为准则。至于治理百姓的恭敬畏惧不懈怠，则是其敬心自然显现而不由自主，在位时间的悠久无边，也是天命在我，而仁者必定长寿。治理百姓的敬，都是诚心充实积累的盛大；在位时间的长久，也是天理自然的安宁。周公举此来说明诚心不可掩盖，功效必定可期，固然不是勉强他人而向天求报。从“严肃恭敬敬畏”四个字来看，中宗积累诚敬已经很久了。

那只有我们周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抑制敬畏，文王地位卑微却勤勉服役，致力于宫室工程和农田工程。

两位先王的抑制敬畏谦下，是用来保持他们的敬的。人如果能抑制敬畏，那么凡是用来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言的，没有一处不敬畏了。文王的地位卑微却勤勉服役、节俭，都是为了成就他的敬。能地位卑微却勤勉服役，那么凡是用来降低宫室、粗茶淡饭、节制嗜好的，也没有一处不敬了。然而两位先王的抑制敬畏以克制自己而言，是指他们持身的素行；文王的地位卑微却勤勉服役以宫室农田工程而言，是指他惠及百姓的功业。将要持身，就不敢安逸；将要惠及他人，就不暇安逸。都是敬的流通而成为无逸的美政。君王所用的不同，那么所遇的时代、所居的地位就有不同罢了。周家一代相传的心，治道寓于治法，则没有不同的。

美好柔和、美德恭敬，安抚保护小民，恩惠寡孤独。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来不及吃饭。用来使万民和谐。

因为文王的德行完备而全美，所以文王的政事勤勉自身以惠及百姓，美好柔和、美德恭敬，这就是所谓的文王德行的纯一。美好柔和则极其和顺，能合天下的大和；美德恭敬则纯粹恭敬，所以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文王施政施仁，必定先做这四件事，大概唯恐有一人不得其所，所以在自己越发简约，治理百姓越发勤勉。说使万民和谐，就不只是小民和鳏寡而已，然而其和顺积累于内外，诚心笃实近举远，如果不是盛德至善，谁能做到这样

译唉！论述文王的仁政，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尽的；但如果论述文王的盛大德行，那么一句话就足以概括了。

译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再到祖甲，以及我们周朝的文王，这四位都践行了明智之道。“哲”就是智慧明达的意思。践行明智之道，不仅仅是知道，还要确实地实行。孟子所说的“知道这两点而不离开”就是这个意思。商朝的三位宗王与周文王虽有贤人与圣人的区别，但四人都以践行明智之道著称，大概《无逸》这篇文献是专门针对能够体察百姓依赖之情而言的。比如中宗治理百姓恭敬戒惧，高宗处理大事小事都没有怨恨，祖甲能够体察百姓的依赖，文王关怀保护小民，恩惠少孤寡人，都清楚地知道百姓所依赖的是什么，并且确实践行了他们所知道的，所以称这四人为“廸哲”。这是勉励他们实践的真实功夫，并开导他们使聪明更加有益。周公对成王的期望，真是深远啊。

君奭

我听说，在过去成汤接受天命的时候，当时就有像伊尹这样的人，感通于伟大的上天；在太甲的时候，就有像保衡这样的人。

上天想要扶持人的国家，就一定会有维持依靠的世臣。汤接受天命，有伊尹来感通上天，这在《咸有一德》一书中记载得很详细。太甲的时候，又得到伊尹担任保衡的职务，有他安定天下并保持平衡。这样伊尹一个人历次辅佐了圣明创业的君主，同时尽到了感通天命、保护百姓的职责。天命之所以延长扩大，王业之所以不坠落，都是因为这个。推崇议论商朝的天命，列举商朝的贤能辅佐，除了伊尹，还有谁呢？

在太戊的时候，就有像伊陟、臣扈这样的人，感通于上帝，巫咸治理王家。在祖乙的时候，就有像巫贤这样的人。在武丁的时候，就有像甘盘这样的人。

周公详细叙述了殷商世代相传的情况，列举了当时的贤相：伊陟、臣扈辅佐太戊，能够迎合天意；巫咸父子辅佐太戊、祖乙，勤劳于王室。这些都是各自列举他们的长处并记载他们的功用。至于武丁的时候，有像甘盘这样的人，则记载了这位旧学之臣而没有提到傅说，难道不是问学的根本没有比天人之功业更大的吗？古今帝王谈论学问的详细情况始于武丁、甘盘，大概根本端正了，功用自然圆满，所以善于辅佐君主的，本来就不专门以一件事闻名。

上天纯粹地保佑天命，那么商朝确实百姓众多，王臣没有不秉持德行的，明察体恤小臣，秉持侯甸之职，何况都奔走效力，只因为这德行，称举任用他们来治理他们的君主。

上天纯粹地保佑商朝，是因为商朝有贤人而充实。不信任仁德贤能的人，国家就空虚了。只有上天保佑商朝，所以商朝充实。商朝之所以充实，是因为其中外大小之臣，都秉持称举他们的德行，不至于让众官空缺。那些内部的百官百姓，以及王臣的防备，都秉持德行，为君主的忧虑而忧虑；外部的小臣，以及藩屏侯甸和奔走服役的人，都只举用有德行的人，来治理君主的事务。这些真正有才能德行的贤人，交错排列在内外，商朝的国家就充实了。它的充实是因为德行，它之所以充实，体现了上天的命令。一时贤才气类的兴盛，国家气运的昌盛，这难道是偶然的原因吗？

只有文王还能修治调和我们的夏地，也只有像虢叔、闳夭、太颠、南宫括这样的人。（散宜生见而知之。孟子《武成》注疏，以及《史记》也多有记载闳夭等人的事迹，但这并非事实，也不必琐碎地列举他们的功劳。）

文王的德行政令，显扬于西土，以至于三分天下有其二，都是华夏之地。文王一个人，自足以修治调和，所以周公称他能够修治调和，以此表明只有文王能做到。文王既然自己能做到，又何待于五位大臣的辅助呢？周公列举这些，是为了表明文王治理中国，还可以依靠五位大臣，那么今天的君奭，怎么可以离开呢？治理的极致，文王能做到；辅佐治理的人，文王也有很多。他只说五个人的原因，是举其大概，像尚父的功劳，也没有包括在内，以此表明他没有全部记载。

也只有纯粹地保佑秉持德行，践行明智之道，知晓上天的威严，于是当时昭明文王的德行，践行所见所闻于上帝。

“纯佑”，承接上文“上天纯粹地保佑天命”的文意。“秉德”，承接上一章“百姓王臣没有不秉持德行”的文意。“亦惟”是说文王的德行也像殷商那样略举其文。上天保佑文王纯粹不杂，可以说是专一了。人们认为上天纯粹地保佑而秉持德行，五位大臣却认为是上天威严的照临，好像真的知道威严类别不可侵犯一样。五位大臣相互辅佐文王，相互昭明他的德行，广泛宣扬他的教化，显著地覆盖广大，难道只是听闻而知晓的吗？纯粹保佑的天命，难道又将专门归于他吗？大概群臣虽然畏惧上天的威严，但不能不彰显文王的德行。上天的听闻有不可掩盖的，那么天命终究不能推辞。因为上天保佑的缘故，适宜如此纯粹专一。

君奭于是鉴戒于此，我接受天命没有穷尽，只有美好，也有艰难，告诉君奭你的谋略要宽裕，我不让后人迷惑。

人不能扩大他的鉴戒，就一定不能宽裕他的谋略。君奭应当扩大鉴戒的，是周公所说的言辞。君奭应当宽裕谋略的，是前王后王的事业。我们周朝文武接受天命的美好，确实有艰难的责任。我们周朝继承王业继承事业的重大，确实期望明哲的法则。这些都是君奭应当宽裕心胸，而长远谋划的。所以周公对于召公请求离去，极力挽留并详细告知。能够在此扩大鉴戒，就一定能够在那深谋远虑。或许可以延长扩大文武的天命，昭示嗣王的准则。艰难不会最终困难，迷惑不会最终困惑。

前人

译敷布你的心意，你务必命令你作为你的民众，极说：“你要勤勉地辅佐君王，在于确实承担这重大的使命，只有文王的德行才能宏大继承那无尽的忧患。”

译“曰”字，是武王说的话；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体现了武王的心意。从前，武王敞开胸怀命令召公，期望他成为百姓的准则。因此，武王所说的话，既希望召公明白并勉励自己辅佐嗣王，就像耕田要有耦耕的伙伴一样；又希望召公真诚地承载天命，就像驾车要有驾驭者一样；还希望召公能像文王那样的旧德，以盛大继承无尽的福祉，向下辅佐君主，向上顺应天命，远追祖先的德行，使之流传无穷。武王把这些全部托付给你，难道不是铺陈他的心意吗？他必定自己承担起天下的重任，难道不是要成为百姓的准则吗？大概武王所说的话，就是武王铺陈他的心意而说的。一节比一节深刻，一节比一节深入，这就是所说的无所不用其极。召公在这里，可以悠然深思了。

笃实辅佐，我们二人效法他们，能够到达今天的福祉，我们都成就了文王的功业而不懈怠，广泛覆盖到海边角落，日出之处无不顺从（周都位于西土，离东方很远，所以用日出来说明）。

在成王的时候，防备和休美之治，如果不是二公的辅佐，怎么能达到这样呢？然而文祖的功业尚未完成，四方的政教无穷无尽。近处继承志向、叙述事迹，远处布施德行、推行教化，一定要使文王的功业在不怠惰中完成。海边的土地，没有不顺从的，然后才是笃实辅佐的极致功效。笃实如同信恭的笃实，勤勉而日益深厚，使文王的宏大谋略无不彰显，而极远之地承载天命者无不归服。或许这样可以完成我们二人的责任，而不辜负笃实辅佐的使命罢了。又岂止像今天所看到的这样呢？

只有你知道百姓的德行也不是不能改变的，起初只是看最终的结果，恭敬地像这样以往，恭敬地用来治理百姓。以顺从治理为德行，像召公这样的人，已经知道百姓的德行有初始了，而最终能否保持还不可保。臣子以用来治理为恭敬，像召公这样的人，已经知道这话应当恭敬了，而恭敬不可停止。这是召公留给周公告诫派遣的话，所以勉励周公更加持守恭敬，不可不像百姓的德行那样有常。恭敬顺从他的话，而深思天下治理的用处。召公的恭敬德行有始终，那么百姓的德行也有始终了。

蔡仲之命

皇天没有偏私，只辅佐有德之人；民心没有恒定，只怀念施恩惠的人。做善事的方式不同，但都归于治理。

古代的圣贤，不敢对天命、人心所归取必然，而只对我自己的为善取必然。大概事理应当行的，人情可以欲求的，都是善。以德感动上天，以恩惠安抚人心，也是善。天命还有去留，人心还有离合，只有致力于为善，那么善所积累的，就是治理的共同归宿。没有偏私的亲近于德，没有恒定的怀念于惠。所谓同归于治，举此可以类推。而为善的治理，也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可以善推其得之，不善则失之。蔡仲听到这些话，可以善推他的行为了。

多方

你们为什么不真诚宽裕地对待你们各方？你们为什么不夹辅介助我周王享受天命？现在你们还住在你们的住宅，耕种你们的田地，你们为什么不顺从王意以光大天命？人谋之不宽裕，是因为心不实。心不实，是因为不知道天命。如果知道天命，就一定能夹辅介助以治理王事，而享受天命；也一定能居住住宅、耕种田地，以顺从王道而光大天命。竭尽人力而遵循天命，那么事事都是实理，而在动静云为之间，没有不宽裕的了。难道会有欺诈的私心而做迫切的谋划吗？成王讨伐淮夷归来，作这篇文章以告知四国。多方也想要他们常敬畏天命，以尽真诚宽裕之道罢了。那三个“何不”的辞句，委婉开导，上陈天命，下极人事，也可以说是真诚宽裕的话了。

忱如同，尚能时忱的忱，裕如同告君，乃犹裕的裕，这三个“何不”的话，责备他们为什么不这样；下文四个“尔”、“乃”的话，责备他们不可这样。

立政

拜手稽首告诉嗣天子王了，于是全都告诫王说：“王的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说：“唉！美好啊，知道忧虑的人很少啊！”拜稽以尽其礼，所以显示君位的尊贵，而将有责任的重大。唉！以致其叹，所以显示用人的美好，而实有无疆的忧虑。王的左右有三宅以任政，又有缀衣、虎贲以侍卫，都有辅佐承弼的责任，都是职任的至美，而择选应当谨慎。然而世上知道所忧虑的人很少，这是周公所以慨然兴叹的原因。为人上者，怎么能因为势任的隆盛、权柄的专断，而轻率用人呢？致敬以表天子的尊贵，使知道只有君主作福；致叹以言五官的重大，使知道为君的实际困难。这是《立政》这篇文章所以作的原因。

古代的人引导，只有夏朝才有室。大兢吁俊，尊上帝。引导知道真诚谨慎于九德的实行。

国势与人才而俱盛，所以为事天的实际。人才只求九德，所以显示用贤的实际。夏朝的时候，天下没有更强的了，应该得不到人才的帮助了。而夏王的用心，认为天确实生贤，不广泛接受而敷施之，就是违背天意。以天视贤，那么其招徕的意思何知己？然而国家的用处，不当只取过千人之俊，而必须信求其实有九德的实行。所以用人之际，引导知道而不是苟且知道，真诚谨慎而不轻信。凡皋陶所说的行有九德者，无不真知其底蕴，而真诚谨慎于任用。这知人的实行，才是敬天的实际。

译然而古人中践行这一点的，只有夏朝是这样。

译于是夏朝的大臣们敢向君主进言教导说：“臣下拜手稽首，向君主表示敬意。君主说：‘安顿好你的职事，安顿好你的牧养之责，安顿好你的准绳之任。这才是真正的君主之道。’”

夏朝的人拜手稽首来告诉君主，这是表达敬意以尊崇君主的名称。所说的“安顿好你的职事”，一直到“这才是真正的君主之道”，这是通过陈述来阐明君主为君的实际内涵。蔡氏的解释已经说得很透彻了。作为臣子，止于恭敬，而对君主提出高标准的要求，这叫做恭。用名称来尊崇君主，并非虚文。圣人并不普遍地偏爱所有人，而是以防范亲近贤人为要务。用实际内容来告知君主，并非赘言。自古以来君臣之间的相互告诫，是为了教导臣子尽到臣道。自古以来君臣之间的相互安定，是因为君主尽到了君道。对君主忠诚地劝告并善加引导，这是为了引导君主；对臣子审慎选择并信任，这是为了安定三宅。夏朝君臣之间的相处，大概就是这样。

还有成汤登上帝位，大治上帝光明的天命，于是任用三宅，能够安顿三宅的，称为三俊；能够安顿三俊的，严肃地作为伟大的法式，能够任用三宅和三俊。

成汤凭借七十里的地盘升为天子，他能够大治上帝光明的天命，难道有其他原因吗？是因为他能任用三宅和三俊。之所以能任用三宅和三俊，是因为他能安顿三宅和三俊。任用三宅和三俊，就预先储备人才，从而分派职任而垂范无穷；安顿三宅和三俊，就使各自符合名实，从而尊崇师传而成为矜式。这种用人之周全，尊贤之极致，不正是所说的能自得师的人吗？国家政事的分派，无非是上帝光明天命的流行。典礼和征讨，都是其昭昭不可掩盖的。成汤出来大治这些，必定有分派责任的人了。

天下的三政，总括来说称为帝命，分开来说称为三。

衍宅所任用的，三宅确实有能力，就是居其位而不荒废其职责；所称的三俊，确实有能力，就是具备德行而不浮夸其名。

于是任用三宅，能够安顿三宅，说：“三俊能够安顿三俊。”严肃地作为伟大的法式，能够任用三宅和三俊，在商邑，用来协和其邑；在四方，用来大显其德。

成汤用人极其周全严密，所以他治民的功效极其纯粹宏大。能够安顿三宅和三俊，见前面蔡氏的解释，只以“就”来训释，“即”大概与《洛诰》中的“伻向即有僚”、《无逸》中的“即康功田功”同义，都是使他们得到其职位而彰显其才能。成汤安顿三宅和三俊，确实能够胜任。那些严肃思考并作为伟大法式的，是为了安顿三宅和三俊，这确实证明他能任用三宅和三俊。尊崇礼制并告诫就任，已用和未用的人，才能协和化成，在内和在外的民俗，这是新民的最大功效，可以验证用贤的成效，除了成汤不能达到这个地步。

文王能够安顿他的心，于是能够建立这些常事，司牧人能够任用有德行的俊才。能够安顿他的心，就能安顿三宅的心；能够任用有德行的俊才，就能任用三俊的德行。有人说“克厥宅心”应当作“克知厥宅心”；有人说“克”就是“知”字，大概是古人言语相传，或者有脱字而凭意逆推也可以。如果说“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不说“准人举人”，举其重要的就知道一并涉及三宅和三俊。然而题上有三个“克”字，大概是只有文王能知道三宅的心，所以能建立三宅的事；只有文王能知道三俊的德行，所以能储备三俊的才能。说这些是为了显示文王的真诚能力，而其他人不能【以宅心为君心，是不对的】

还有武王，遵循文王敉宁的功业，不敢废弃他的义德，遵循文王从容的谋略，以共同承受这伟大的基业【承受丕基即下文所说的爱民】

这是承接上一章说文王能任用三宅和三俊，接着说武王也如此。武王遵循文王敉宁的功业，所以不敢废弃拨乱反正的人才；遵循文王显赫的谋略，所以不敢违背休休乐善的人士。才德兼用，功业谋略并著，基业之大而极大。不就是因为这个吗？周的王业始于文王而成于武王，所以称为共同承受。他们之所以能共同承受，是因为义德和容德的相互辅助；他们之所以能共同任用，是因为敉功和嘉谋的遵循。他们之所以能遵循，因为有无穷的人才；那么他们之所以能承受，难道不足以建立无穷的基业吗？

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庻狱庻慎。时则勿有间之。立政者，此篇之名也。继自今者，成王为政之一初也。俾乱相民，和狱慎者，三事中之目也。立政之要，孰有大于三事者乎？然必有以知宅心之所顺，然后君子各得展其所长。必有以望君心之所守，然后小人不得乗其间隙。所谓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也。知贤才之心，则众务毕举，可以为立政之助。知吾君之心，则终始惟一，可以端用人之本。自今立政，此外无他道也。

文王罔攸兼于庻言、庻狱、庻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庻狱、庻慎。文王罔敢知于兹【有司之牧夫即司牧也，庻慎则国之禁戒储备】天下之事莫重于牧民，故于有司之牧夫必训勑其用命与违命者。至于庻言、庻狱、庻慎所掌各有人，文王未尝侵官也。朝廷之事次当慎于出令，故惟庻狱、庻慎，文王罔敢知于兹。至于庻言之所以出纳，亦有不容不知者，文

译王并非敢完全托付给无为而治。然而说“无所兼顾”，只是不兼管那些事务罢了，心里还是知道的。说“不敢自以为知”，则起初就像未曾知道有那些事一样，信任更加专一了。事情的大小已经斟酌过轻重，而事情是否施行则托付给主管官员。至于文王的敬畏之心，以及思虑不越出本分的意思，则贯穿于国家政事之中，不是文王不能使各事都处理得当，不是周公不能知道文王用心如此。

译从每一句话、每一句话来看，我终究未能成为有德行的杰出人才。况且，我承受着治理百姓的重任。

君主思念贤才的心意，体现在每一句话、每一句话中，并且念念不忘，这样之后，治理百姓的功业，才能对上天和祖宗无愧。因为百姓不是我的私有百姓，而是承受自上天和祖宗的，如果不是有德行的杰出人才，本来就无法共同治理他们。知道承受百姓必然有所依托，就必然知道贤德之人不可一日遗忘，因此必定始终思念他们，而且不敢在言语中有一丝一毫的遗忘。言语的轻率，稍微流露出不能专任贤者的意思，小人就会乘虚而入，又哪里知道贤才的进退关系到治理百姓的政治如此重要呢？

最后，只有像《尚书·商书》中说的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梦见上帝赐予我良臣辅佐，言语像《诗经》中所说的“永远思念孝道，永远配合天命”，才是正确的。

从今以后，文子文孙，不要在众多的刑狱和众多的谨慎之事上出现失误。只有公正才能治理，文是周朝一代治体所崇尚的。只有公正，是周朝治职所区分的。因为成王是武王的文子，文王的文孙，不说武，是为了表明成周兴盛时期，礼乐彰显，法度显著，文采斐然，从今以后更加美好。然而一时的文治，虽然已经具备，但官员的职守，不可以互相侵越。比如刑狱、禁戒、储备等事务，都交给正直的人去治理，不可以因为一时的快意而有所失误。前面说不要兼管众多的刑狱和众多的谨慎之事，接着说不敢知晓这些事务的大小，只怕独断专行而有所失误。这里说的是治理天下的文治，不是可以用苛察果敢来做的文治。

凡事不明大体，而都想亲身承担的人，必定会导致失误，也不是所谓的治理天下的文治。

自古以来，商人以及我们周文王建立政治、设立事务，牧夫、准人，能够安顿他们，能够推究他们，这才使他们能够治理。

建立政治的人必须建立三宅的官职，不能安顿他们就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才来居其位。使他们能够治理的人必须依靠这三宅的帮助，不能推究他们就不能推究他们的才能而尽其用。推究，是从外表推究其内心，从言语推究其心意，从德行推究其用处。细致地推究他们的用处，使他们舒展四肢而各自竭尽全力侍奉君主，或许可以让他们治理。而古今帝王相传的治理方法，不外乎这些。

从今以后建立政治，不要任用奸邪之人，只任用贤良之士来努力，辅佐我们的国家。建立政治，是今日的新政，用人是依靠他们共同治理的。然而想要成就辅相的事业，就必须明确取舍的原则。因为奸邪之人，是贤良之士的反面，而治理的防范者，必定不能勤勉地辅佐国家。从今以后建立政治，固然是朝廷图谋革新之初，而奸邪之人、贤良之士，尤其关系到国家的治乱。所以周公说：“建立政治用人，不要用禁止的严厉来显示，而要用倚重的态度来显示。”众多贤良之士，对于治国平天下，有什么困难呢？

能够整顿你们的军队，以登上大禹的足迹，遍行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不服从的，以瞻仰文王的光辉，以发扬武王的大业。

兵威的整顿，治理的地方有限；德业的继承，其意义无穷。禹迹，是九州之地；海外，是大禹治水所到达的地方。不整顿军队，无法使人心服从；不广布德业，无法继承先志。然而惩治奸恶暴力的军队，到大禹足迹和海外就停止了；瞻仰光辉、发扬大业的职责，对后世君王的期望，难道有尽头吗？光辉，是德行的显著，必须像亲眼见到一样；大业，是功业的成就，必须更加发扬。使光明的更加光明，伟大的更加伟大，这也是建立政治的要领，而周公之所以恳切的原因。

太史司寇苏公的法则，敬畏你们的刑狱，以长久我的王国。这种法则有谨慎，以排列任用中等的爵位。

刑罚的条例，必须得到中等的标准，使后世君王作为法式而谨慎使用，这是苏司寇的治法。敬畏之心常存，使国家久远而利益依赖，这是苏司寇的心法。周公立政的书，最后提到众多的刑狱，特别呼唤太史书写司寇苏公的法则，作为一代的规范，所以不仅取其中等刑罚的可用，而且深取他敬畏之心的常存。周公一代维持凭借，所以成为有道之长的原因，就在于此。怎么能不探究他心术的微妙，而特别书写以垂训万世呢？

书义断法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书义断法卷六

元 陈悦道 撰

周官

唐尧虞舜考察古制，建立官职只有百官。内部有百揆、四岳；外部有州牧、侯、伯。众多政事和谐，万国安宁。

考察古制而建立官职只有百官，还保留着古意，官职简单。内外体制相承，则简单而有要领，治理而不扰乱。内部的百揆总领百官，四岳总领方岳；外部的州牧，各自总领其州的诸侯。侯伯地位次于州牧而总领诸侯，其制度与古制不同，而独得其要领，可谓和谐了。没有众多政事和谐而万国之民不安的。后世官职越繁琐而政事越扰乱，政事越扰乱而百姓也不安宁。大概是不明白考察古制的制度，也没有得到举要的道理罢了。

夏商官职加倍，也能使用。又说明王建立政治，不只看重官职，只看重人。唐尧虞舜官职百官，夏商加倍，用人之多，能够达到治理，是夏商权宜的制度。有王者，明白治体，为官职选择人，不为选择人而设立官职，是明王建立政治的常道。使用权宜的制度，则观察其通达，以制定其繁简，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