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义断法卷六

译说官制一旦确立就不可轻易改变。审慎确立政治的根本原则，就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安排在各种职位上，并不是说官职既然众多就可以胡乱任用。任用人才是为了确立政治，确立政治是为了发挥效用。夏、商、周三代对制度的增减损益，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译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他们讨论治国大道，调理阴阳，职位不必全部设置，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人选。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辅助三公推行教化，恭敬地辅佐天地，辅佐我一人。

三公的职责，非常重大。三孤只是他们的副手，而责任的深浅，自然有所不同。因为三公坐着讨论大道，以治理国家大事，调理阴阳，以赞辅助天地化育万物。如果没有非凡的资质，确实难以承担非凡的责任。三孤涵盖天地的教化，辅佐君主一人。如果三孤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那么也可以作为三公的副手。讨论大道比推行教化更重要，调理阴阳比恭敬辅佐更重大。而君主一人，不敢让三公承担过重的负担，这就是轻重深浅的区别，也是国家设立三公和三孤的根本用意。

冡宰掌管国家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四海。司徒掌管国家教化，颁布五常伦理，安抚亿万民众。宗伯掌管国家礼仪，治理神与人，调和上下关系。

冡宰的职责无所不统，而典礼尤其是国家治理中的大事。所以冡宰虽然统领百官以辅佐君王治理国家，但地官司徒辅佐君王安抚亿万民众，春官宗伯辅佐君王调和上下关系，紧随其后，就像舜任命百揆，而对于契颁布五常教化，伯夷设立秩宗，未曾不加重其责任一样。况且周朝的宗伯实际上兼管礼乐之事，而功用的极致，贯通幽明，通达上下，它与司徒都不像夏官、秋官的卿那样仅仅各自担任事务。因此这两卿继任于冡宰之后，难道不是百官中最重要，而四海得以均衡平定的原因吗？

六卿分担职责，各自率领下属，以倡导九牧，使亿万民众富足成就。

天子说：“亿万民众和谐安定的治理，能使之富足厚道、教化成功的，难道是一双手脚所能成就的吗？”因为六卿的职责，各自率领下属官员以尊统卑。九牧的治理，各自听从六卿，以内部制约外部。尊卑有统属，内外相互维系，无不竭尽全力任职，承继流风宣扬教化，以休养生息，把亿万民众的富足成就作为自己的责任，民众的富足成就，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凡是我有官位的君子，要敬重你所掌管的事务，谨慎地发布命令。命令发出就要执行，不要反复无常。以公心灭私欲，民众就会永远怀念。

一个官位必然有一个官位的事务，一件事必然有一件事的命令。政令能否施行，固然可以看出职事的修明或废弛，人心的顺从或违背，尤其足以看出本心的公私。世上那些分割别人圭田、接受别人爵位的人，往往怠慢命令而荒废官职，都是因为天理的公心不足以战胜个人的私欲，所以他们的命令不能施行，官位成为尸位素餐，不知道心术的隐微之处，理欲的消长，已经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肝胆了。成王训诫官员，既希望他们谨慎，就用命令来保持为官的恭敬，尤其希望他们以此验证持心的公正。当时任职居官的人，必定要深思这些话。

学习古代制度然后入仕为官，根据事情制定制度，政事就不会迷惑。那些你的常典，要作为效法的榜样。学习古代制度用来制定法规，这是前代的法制。常典而不改变的，是周朝一代的法制。这两者都是应当学习的。然而入仕之初，已经明白古代制度，必定能不迷惑于政理，而随事有所裁制。莅官之时，更必须遵守家法。凡是尊崇而效法的原因，又怎么可以一日忘记呢？学习古代制度，说的是已经如此；而“其尔”则是期望必然如此。议事，是随事而次第处理；作为师法则终身奉行。这就是成王训诫官员的原因，而有官君子之所以为学的，本来就是这样。

告诫你们卿士，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奋。只有能够果断，才没有后来的艰难。人能详细明白所告诫的，就不必担忧艰难。立志之初，本来就已经期望功业崇高了。事业不勤奋，功业无从积累，这是有志而不勤奋的人所应当警惕的。广展事业的勤奋，固然可以积累功业。临事不果断，那么志向和勤奋也白费，这是临事不果断的人所应当警惕的。立志以确立开始，勤奋果断以完成终结。卿士所掌管的事务，必定先难后易，而没有不成功的。调理政事，难道还有后来的艰难值得忧虑吗？

地位不期望骄横，俸禄不期望奢侈。恭敬节俭才是美德，不要承载你的虚伪。做美德之事内心安逸，日益美好；做虚伪之事内心劳累，日益拙劣。

地位俸禄不在外表骄横奢侈，必定有恭敬节俭的实质。内心有恭敬节俭的实质，那么美好与拙劣自然日益在外表上不同。因为拥有地位俸禄，骄横奢侈自然到来，不期望却自然如此。美德与虚伪不同，那么美好与拙劣自然不同，也不期望却自然如此。所以君子知道恭敬节俭不可虚伪，尊重天爵而不遵循人爵，那么自然有内心安逸日益美好的快乐，而没有内心劳累日益拙劣的痛苦。又怎么会有骄横奢侈的过失呢？

推崇贤德，让能者，众官才会和谐。不和谐政事就会杂乱，举荐能者担任官职。只有你的能力相称，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是你不胜任。

贤是有德的人，能是有才的人，朝廷之上互相推让的，只有这个；互相称举的，也只有这个。推让在称举之前，称举在推让之后。互相推让的，济济相逊，可以看出气象的和谐，而政事不杂乱；互相称举的，只有贤者知道贤者，可以表明才能的真实，而用人必定得到合适的人。因为举荐人的才能，而知道举荐人的才能，王者知人善任，本来就是这样。

王说：“唉！三事和大夫，敬重你们的官职，治理你们的政事，以辅佐你们的君主，使亿万民众永远安康，万国没有厌弃。”

官位没有尊卑，必定以恭敬为主。治理民众的，无论远近

译（如此）才能长久安定、长治久安。天下邦国如此广大，拥有数以亿计的百姓。百姓生活永远安康，民心永远归附，这难道可以用表面的声色笑貌来治理吗？官员，是治理百姓的官员；政令，是治理百姓的政令。而各位大臣用来辅佐君主的，也仅仅在于使百姓安定。大概说来，详述其内容，都是职责分内的事；概括其要点，则只是一个“敬”字罢了。《尚书·周官》篇结尾处，成王告诫群臣，叹息着说道，逐一列举他们的职责，而根本都在于一个“敬”字。言语有尽，而意蕴无穷。

译君陈

只有你美好的德行，孝顺且恭敬。只有孝顺并友爱兄弟，才能将这种德行施行于政事。命令你治理这东郊之地，要恭敬啊。

孝顺父母而恭敬君主，这是说君陈美好德行的纲领。孝顺友爱在家中，政事施行于国家，这是说君陈美好德行的条目。治理家庭而孝顺父母，施行政事而恭敬君主，至于用对待兄弟的态度来治理家邦，东郊的政事举起来并安置好罢了。然而成王任命君陈，开始称赞他的德行，最后勉励他以恭敬，大概“敬”这个字，又贯穿了孝顺恭敬的德行而通达于家与国之间。所谓能够恭敬必定有德行，不可以倚仗自己的德行能施行于政事而不考虑政事必定以恭敬为主。这是成王亲临君陈治理东郊时的诰命，所以他的话语如此恳切。

从前周公以师保之道教导万民，百姓怀念他的德行，以往谨慎你的职司，现在遵循常规，努力彰显周公的训诫，百姓才能得到治理。

周公留守洛邑以安定殷商遗民时，有师道的教导，用来教育他们；有保道的防范，用来养育他们。百姓怀念他的德行很深。君陈继承他，必定谨慎坚守你所主管的事务，必定遵循常典，必定努力彰显周公的训诫，然后百姓才能安康治理。这是以贤人继承圣人的功效，不能不与周公稍有不同。然而谨慎职守，遵循常宪于周公的训诫，尽心竭力以努力彰显它，百姓也称颂治理而以往圣人的盛德大业，或许可以接近吧。唉！周公遥远了，努力啊，每天勤勉不懈，以努力彰显周公师保的训诫，百姓或许可以安康吧？

极致的治理散发馨香，感动神明。黍稷并非馨香，光明的德行才是馨香。你应当效法这时，周公的谋略训诫。每天勤勉不懈，不敢安逸享乐。

周公精微的训诫，涵盖本末，贯通幽明，不是自强不息的人不能深切体会并努力实行的。世上有能洁净祭品丰盛以感动神明的，没有能极致治理的馨香的；世上有能致敬尽礼以报告治理功绩的，没有能光明德行的馨香的。极致治理举其成就，光明德行遵循其根本，显扬阐发幽微，昭然可见周公的谋略训诫。这其极致精微，不是日日更新不止，深切致敬笃行之功的人，谁能参与于此？适宜成王举此告知君陈，既希望他勤勉，又告诫他不要安逸享乐。

一般人没有见到圣人，好像不能见到；已经见到圣人，也不能遵循圣人。你要警惕啊！你是风，下民是草。

没有见到圣人而好像不能见到，已经见到圣人而终究不能遵循，这是人情所共有的。君子的德行是风，小人的德行是草，草上的风必定倒下，这是物理所必然的。不迷惑于人情的共同点，然而真能遵循周公的训诫，则不异于物理的必然，百姓也都遵循君陈的训诫了。遵循周公的圣训，教化商民的愚顽，君陈一篇的大旨，只在于此。成王在此深教其意，即用人情物理作为比喻，所以以百姓不能遵循的作为警戒，而以风能动物作为勉励。君陈在此应当深知所感了。

谋划你的政事，没有不艰难的。有废有兴，出入自你的师虞。虞庶言同，则绎。

艰难，是谨慎你所谋划的开端；绎，是防备你所谋划的绪余。正在谋划之初，政事无大小，都应当谋划，不可以轻心对待它。等到谋划有废兴时，出入反复，必定与师虞商议，不可以私意专断。以至虞度之，稽于众也，庶言虽同，尤加思绎，又不可以怠心间断它。图于己者，复资诸人；资诸人者，复绎于己。然后政不自专，而非苟同，庶无负于东郊之任矣。

你不要对顽劣之人忿怒疾恶，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必定有忍耐，才能成功；有包容，德行才能广大。

治理百姓的官员，对于百姓未受教化的，必定有忿怒疾恶之意；对于百姓阐发教化的，又有求全之心。这两者都是君主所应当忍耐的，然后才能成功。然而无忿怒疾恶，无求全责备，有坚制力蓄之意，至于有包容德行，则洪裕宽绰，恢恢乎有余地了。所以成王任命君陈，首以禁止之辞，而终期以远大之德。二者之无与忍，如所谓“克伐怨欲不行焉”。至容德之大，则可以为仁。所以济言事，容言德，其浅深之不同如此。

你能恭敬典章，在德行时，就没有不变的，确实升于大道。只有我一人承受多福。

典，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也。德，是有义、有序、有别、有信之实也。大道，即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大道也。只有恭敬可以敷五教，只有实有德可以感人心，以本诸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日用彝伦之外者也。君陈能至敬以行之，躬行以率之，则五品不逊者变恶而为善，彝伦攸序者日进而升。猷成周之民，偕之大道，一时之风俗，如中庸之变，则化如尧民之于变时雍。一人在上，端拱无为，而独膺百顺之祥，其为福宁有限量哉？是则臣以一身明化民之道，君以一人享化成之福。成王之望于君陈者深矣，康王之诰。

从前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底，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薄敛庶民，而丕平富，此文武之广德也。轻省刑罚，而不务咎

译这是周文王、周武王不致力于刑罚的表现。文王、武王致力于德行而不致力于刑罚，将仁心推行并达到极致，全面尽善而极尽真诚，他们的光辉超越寻常，昭示显明于天下，这就说明真诚是不可掩盖的。至仁的政治与至仁的心意，相互贯通，内外透彻，真实无伪，对于诚明这一最高境界的功效，本来就有不期然而然的情况。

译毕命

周公能够辅佐先王，安定周室，警惕殷商的顽劣之民，将他们迁往洛邑，使其靠近王室，以施行教化。经过了三十年，世道变迁，风气转移，四方没有忧患，我得以安宁。

周公对王室有大功勋，他特别慎重、恳切地经营洛邑，迁移商民。三十年之后，教化才普及天下。这种忠君勤民的功效，难道是轻易做到的吗！如今四方治理太平，君主得以安享，人们只看到安宁，却不知道安宁的原因。由此可见周公的教化深远。康王庆幸今日继承基业而安定，追思周公留下的良好政风，感怀当今，怀念往昔，深思教化商民之艰难，而周公当初之所以慎重，正是期望毕公能善始善终，并非敢自以为安逸，而将一切托付给无为而治。

世道有升降，政令随风俗而变革，如果不彰显善政，百姓就没有被鼓励向善的动力。

顺应世道将兴盛的运势，可以革新政令；迎合人心向善的契机，可以引导其趋向。世道的升降，也是由人心的善恶决定的。成周将殷商的顽民迁至洛邑，已经过了三十年，历经三位君主治理，在周公时期，世道是下降的。到了君陈、毕公时期，则真正上升到大治之道了。周公的慎重是政令的开端；到了君陈的调和居中，毕公的善始善终，则风俗变革，政令也可以变革。由此可以看出世道的升降，善政可以显示对人心的鼓励。毕公在时世变迁、风气转移之后，再次施行善治，商人的习俗逐渐改变，放纵的心已经收敛。如果不在此时彰显善政，怎么能使他们感激羡慕，从而顺应太平的运势，建立无穷的基业呢？

只有您德行勤勉，能辅佐君主，四代以来始终严肃认真，率领下属无不恭敬地遵从您的教诲。古代的大臣，不因为自身德行盛大而忽视对具体事务的防范，不因为身为四代元老而在仪容辞气等细节上简慢。因为不注重细微的品行，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禁止浮躁妄为，内心才能宁静专一。即使是元老重臣，德行功业已经达到顶峰，仍然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不因一事一物的细微防范不谨，或因一时的言辞神色轻率，这正是古代大臣的作风。卫武公年老入朝为相，还因为担心政治迷乱、德行颠覆，以恭敬威仪、谨慎言语来自我警戒勉励，可以说他是听闻了毕公的风范而奋起效法。

凭借财富能够施行教化，才能长久维持。只有德行和道义，才是重大的教化。不遵循古训，又能依据什么来教化呢？

康王命令毕公去教化商民，他的话一层比一层深刻。因为百姓拥有财富如果不能教化，就无法长久保持财富；舍弃德行道义去施行教化，又无法端正根本而确立大教。然而他所施行的教化，并非出于一己之私，而是考察古训罢了。能在百姓富裕之余施行教化，阐明德行道义的大教，又遵循古训以明确德行道义的来源，遵循既有的教化，百姓顺从，没有不长久维持的，这样可以洗去他们奢侈华丽、骄纵淫逸的习俗，百姓大概就能有所收敛了吧？

康王说：“唉！父师！国家的安危，关键在于这些殷商之人，对待他们既不能太刚硬也不能太柔弱，您的德行确实需要修养。”

唉！我读《康王命毕公》这篇文献，就知道君臣之间的相处，都不苟且于小的成就。在成周时期，四方没有忧患，而康王仍然深怀治理国家的谋略，仍然认为殷商之人关乎国家的安危。凭借毕公的贤能，德行勤勉，而康王对父师的期望之辞，仍然强调修养德行以及刚柔并济。因为天下的治理，不安定就会危险，不可视殷商顽民为不足挂念。个人的德行，不修养就会荒废，不可使刚柔有所偏颇。康王既叹息以自我警戒，又告诫父师以相互警戒，必定期望天下长久安定，而辅佐之臣的德行日益盛大。他们不苟且于小成，本来就是这样。《康王命毕公》中说要安抚治理东郊，不刚硬是为了安抚，不柔弱是为了治理，这都是实际德行的运用。

只有周公能够慎重开端，只有君陈能够调和居中，只有您能够善始善终。三位君主同心协力，共同达到大道。大道融洽于政治，恩泽滋润百姓。

三位君主治理商民，虽然时间不同，但慎重开端、调和居中、善始善终的政令，仿佛出于同一时期，成就于同一人，这是心相同。慎重、调和、善始善终的始终相互济助，而表里相符，这是道相同。此心此道相同，则政治更加治理得好，先后百姓受恩泽的时间越久，则恩泽滋润越深。等到成功之时，没有不同的了。三位君主的成功，如同天道贯穿四季，百姓受恩泽，如同水流行于地下，多么幸运啊！

您应当顺应此时，成周建立无穷的基业，也有无穷的声誉，子孙遵循您的成功范式，只有治理得好。

大臣为国家建立无穷的基业，必定其治理方法足以世代相传；为个人留下无穷的声誉，必定其名实足以相称。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传扬久远、垂范后世，使国家建立久长的基业，而自身也不失天下的美名，这难道是轻易做到的吗？凡是确立常道、制定纲纪，作为世代子孙凭借扶持的计策，必定有已经形成的成功范式，治理的成功规范。言论成为天下的法则，行为成为天下的准则，然后王业无穷，而美名也与之无穷。《尚书》说：“周朝有善终，辅臣也有善终。他们期望于无穷的，正是这样的训诫。”顺从并成就范式，是治理的工具。没有没有工具而能长久维持基业和声誉的。

不要说不能做到，只要尽到心意；不要说百姓少，只要慎重行事。恭敬地遵循先王的功业，

译用来休整于先前的政事。先王所成就的功业，都是依靠先前执政者相互扶持，才得以达到今天这样的局面。如果能竭尽自己的心力，那么先王和先前执政者已经做过的事情，也都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畏惧困难而不敢去做。如果能谨慎地处理事务，那么先王和先前执政者已经治理好的地方，都是今天应当继续谋划治理的，不能因为轻视事务而认为不值得去做。如果不畏惧困难而不敢去做，不轻视事务而认为不值得去做，那么必定会与政事一同穷尽，而君臣都致力于学习，这难道不就是所说的无穷无尽的基业吗？凭借毕公能够勤于细微事物的品质，他一定有处理这种情况的办法。

译君牙

你的祖父和父亲，世代忠诚坚贞，为王室辛勤效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被记载在太常的旗帜上。君牙祖父的功绩，书写在太常的旗帜上，那与日月同辉的明亮，是人们共同看见的。君牙祖父竭尽辅佐之力，那与国家相始终的长久，人们未必能深深知晓。穆王任命君牙担任司徒，推究其根本，是因为他的祖父和父亲是周朝的世臣，先言明他内心的防范，然后才谈及功绩的显著，这可以说是不忘记他的出身，而且更加足以在无穷尽地勉励君牙，这种防范是很深的。

〇广泛地推行五常之教，以和谐民众遵循常理，你自身能够端正，就没有人敢不端正；民心没有中正，只有依靠你的中正。

司徒这个官职，在于广泛推行五常的教化，恭敬地和谐遵循常理的原则。五典指的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民则指的是有亲、有义、有别、有序、有信。用五典来和谐民众，那么教化就不超出日常伦理之外。用中正来教化民心，其根本实在在于亲身践行和内心体悟。反求诸己，自身端正了，万物也就端正了。寻求于内心，只有中正。如果不培养中正，这是古代大臣以中正确立人的准则，而使民众得以止于至善的原因。人的身体可以检束，但内心隐秘的防范未必都能做到思无邪。古人建立教化，必定用和谐恭敬来确立当然的准则，这不仅能使民众没有邪行，而且能使内心没有邪念。难道这不是教化极致的功效吗？

夏天暑热多雨，小民只是抱怨叹息；冬天严寒，小民也只是抱怨叹息。这真是艰难啊！思考他们的艰难，从而谋求使他们容易，民众才会安宁。

小民自感艰难，不亚于天时寒暑的变化。作为统治者而思考他们的艰难，就可以保持民俗的康宁。艰难和抱怨叹息，是人情的常态，虽然他们自认为艰难，谁又不知道呢？既然已经知道了，又不肯思考他们饥寒的艰难而谋求衣食的容易，这就是民众最终抱怨叹息而从未有一人安宁的原因。君牙虽然担任司徒，实际上兼有教化和养育的责任，他必定要深刻理解扰乱民众的责任而慎重谋划。民生艰难，思考了就不会始终艰难。天下终究没有难做的事，也没有不能安定的民众，只是恐怕不关心思考，未曾深入思考罢了。说“民众才安宁”，也是表示艰难的话。

多么显赫啊，文王的谋略！多么继承啊，文王的功业！开启保佑我们的后人，全都以正道行事，没有缺失。

文武之道，没有坠落于地，其功谋的极盛，前后的相承，可以说是伟大了。有伟大的功谋，所以有长久的王业。全都以正道行事，就没有一事不出于正道，不是狭隘邪僻的阴谋逆取之功。全都无所缺失，就没有一事不周全，不是疏略的浅近之功。宏大深远广大的功谋，自有中正周密的景象。文武之道，在这里大概可以看见了。

你只有恭敬地阐明你的训诫，用来奉行先王的法则，对应发扬文武的光辉使命，追配前人。

司徒的职责，掌管五常的教化，自从尧舜以来就是这样。周家之所以有训诫，是从太王、王季开始发端的，所以奠定王业的基业，以及他们为王室勤劳。自从文王、武王昭示使命，所以文谋武烈，全都以正道行事而没有缺失。君牙是周朝的世臣，他的祖父、父亲都曾担任周朝的大司徒，今天又世袭这个官职，必定要思考如何恭敬地阐明训诫。只有推行教化不辱没前代，那么美好的名声也能保全于前人，这都是不持守恭敬的人做不到的。

冏命

从前在文武时期，聪明齐圣，大小臣子，都怀有忠良，那些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人，早晚承奉辅佐他们的君主。

聪明，是文武天生的资质；齐圣，是文武极致的德行。应该不需要臣下的辅助了。然而大小臣子，都怀有忠良，惟恐君主的德行没有辅助。忠臣进献药石之言，良臣效忠股肱之助，他们有多人辅助君主。而侍御仆从，必定选择正人，惟恐亲近习熟的人有损圣明。这种不自认为圣明的心态，常常借助于人，而左右亲近之人，早晚承奉辅佐的职责，尤其要谨慎。这就是聪明的人更加远离圣明，所以更加圣明的原因吗？聪明，是资质的差异；齐一则是作圣的功夫。

吕刑

于是命令三位后稷忧虑民众的功业，伯夷降下法典，断决民众只用刑罚；禹平定水土，主管命名山川；稷降下播种，农业种植优良谷物。三位后稷成功，只在于民众。虞廷臣子治水的功业最大，水既平定了，还忧虑民众没有食物；民众既有食物了，还忧虑民心没有检束防范。九官的任命，先禹稷而后伯夷；穆王的话，却先伯夷而后禹稷。难道不是因为伯夷的心，因为忧虑民众安居而没有教化，所以用三礼正大法典，又用五刑明确天讨？礼刑兼用，都用来整齐民众，使这些民众终身安享平治种植之功。这是伯夷的身心，尤为忧虑民众的急切，而他的功业与禹稷同等评价。三位后稷有忧虑民众的功业，所以有仁爱民众的功业。将三位后稷并称，难道不是因为三位后稷同心？所以三位后稷的成功，也没有不同。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照耀四方，无不勤于德行，所以明于五刑的中正，率领治理民众，辅佐常理。

虞廷君臣，他们和敬精白的容貌，已经足以感动人的善心，而没有过与不及的差错，还足以辅助人的常性。他们成就德行的容貌，中正的

译法律，都足以在无穷尽的时间中维持人心，固然不会因为民风归于淳厚就废弃我们的法律。这种盛德的辉光与刑罚的精华，并行而不相违背，哪里像后世那样废除刑罚以逞私欲呢？

译书义断法卷六

附作义要诀

新安倪士毅辑

按宋代初期沿袭唐代制度，选拔士人考试诗赋【省题诗及八韵律赋】。到了神宗朝，王安石担任宰相，熙宁四年辛亥年商议更改科举法，废除诗赋，以经义和论策来考试士人，每人专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经，这就是经义考试的开始。宋代兴盛时期，像张公才叔那样从正意出发，是当今写作经义的人应当奉为标准的。到了宋代末年，经义文章篇幅很长，有固定的格式：开头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接题第一层或直接承接，或承接两三个句子，或承接四个句子，下面有反接，但也有正面阐述而不反接的情况】，有小讲【小讲开头有引入题意的语句，有小讲的上段，上段结束后有过渡语句，然后才有下段，有总结】，以上称为冒子。然后进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原题有起始语、应和语、结语，然后有正段，有时又有反段，接着有总结诘问】，有大讲【有上段、有过段、有下段】，有余意【也叫从讲】，有原经，有结尾，每篇文章都按照这个次序，文章大多拘泥于对仗，大体上冗长繁复令人厌倦，所以今天又加以变革。现在的经义不拘泥于格式，但也应当分为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段。我往年见到〇斋曹公的《宋季书义说》，曾摘取其中可用于今日的内容记录下来。现在又见到南〇谢氏、临川章氏以及诸家的论述，于是重新编辑，条理清晰，以便初学者学习。谢氏、章氏的论述已载于《举业筌蹄》中，这里不再重复记录。

〇斋曹氏【泾】说：写文章各自有体裁，有的简略有的详细，有的雄健有的稳妥，不能用一种标准来衡量。因为文气随着人的资质禀赋清浊厚薄的不同而不同，那么文辞也就随之不同。然而没有不遵循法度而还能称为文章的。法度是什么呢？有开必有合，有唤必有应。首尾应当照应，抑扬应当相济，血脉应当连贯，精神应当饱满。就像人的身体，从头到脚，缺一不可。那么在一篇文章中，逐段逐节，逐句逐字，都不可以不严密。又说：文章大体以纯正者为合格，以雄健者为有气势。合格的符合标准，有气势的能引起人的注意。然而现在的人写文章，在这两方面都容易有毛病。大概纯正的没有气势，就显得粗略萎靡，又不能引起人的注意；雄健的多有粗野之气，就夹杂怪僻，又不能符合考官的标准。据我所见，应当在规矩之中，运用老成的风格，大概合格，就不会被考官排斥；出奇则又不是低手所能达到的。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才能进步。

又论述立论的大要说：确立题目的主旨，第一要识得道理透彻，第二要识得经文本意明白，第三要识得古今治乱安危的大体，然后一见题目，心中就有权衡。然而又须多看他人的立意，以及自己去历练，那么心中自然开阔。又不要雷同，将朱文公的四书仔细玩味，以及伊洛学派的议论，大体都要了解，那么不但处理性理题目有决断，凡是题目都能识得轻重，都能处理得当。至于所谓的经义，也试言其大概：唐虞的题目，须要识得他气象浑厚的地方；汤武征伐，须要见他不得已的地方；商盘周诰，须要见他忠厚的地方；如大禹治水之行所无事，太甲的悔过，伊尹一德之告归，盘庚迁亳之为民，高宗之有志中兴，洛诰之倚重周公，以及周公切切告归之意，君奭之挽留，与夫无逸之本意，以及化商一切事体，都是大势所重的，那么就在这上面立意得切的最好。自此之外，也难以尽言。或者题目散乱，头绪多，我须要给他提一个大头脑，如王防龙省试义提“道”字串联就是【其题目云：“道积于厥躬，惟教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又王防龙义起语云：“人君道与心为一，既欲参古人之善而无愧，大臣心与君为一，犹欲取天下之善而无遗。盖道无终穷，不在吾身则在古人，或在天下。君不自圣而益求乎古，臣不恃君之圣而益求乎贤，此所以能致其君之备道也欤”】或者捉题字做纲目，也如王防龙之提“道”是也。或者用经句最切的，如周明之“百志惟熈”之题，以“勿忘勿助”为主是也【明之义，愚未之见。如林逢龙太学〇觧义，以“有德必有言”为主，亦是也。其题目云：“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逢龙接题云：“有德者必有言，惟德之防于吾心者，既极其精防，则言之散于天下者，皆称其广大。有如德之所在，苛择焉而不精，则言之所〇必言焉而不详矣！何以为大公至正之论，而息夫人之异论也哉？此伊尹之告太甲，盖欲其以德之一为言之大也”】其余都不可以尽言，但〇

译关键之处在于，必须能截断上下文的脉络，必须能提起核心要害处着重论述，那些细枝末节之处则轻轻带过。这样既符合道理、契合经义，又不显得雷同，又能让人一看就明白，如此便算是有了自己的主张。大体上以此确立心志，以此用功，自然会有所见解。

译有人说：写文章的关键，在于经常诵读至熟练，写作熟练了，行文自然就会熟练。凡是写商周时期的题目，引用唐虞时期的史事，文章精神就显得壮观；写唐虞时期的题目，引用商周时期的史事，则效果就不太好了。大凡文章不必长，也不必短，关键在于措辞如何。长而能转换出新意，不损害其长处；短而能曲折尽意，不损害其短处。一味追求高深，往往容易陷入冷僻；刻意追求新奇，则容易流于怪异。晦涩则让人读起来厌烦，浅显则让人读起来轻视。用字厌恶俗套，但造作过度，语言就会滞涩；立意厌恶雷同，但搜求太过，道理就会背离。这些都是求学之人应当知晓的。另外，凡是写君主、国家的题目，反面论述不可太过，只需轻轻带过即可。

存庵胡氏（初翁）说：“听前辈说，凡是写唐虞时期的题目，不崇尚反面论述，大概因为那个时代没有这类不好的气象。”

论冒题

有人说：破题是一篇文章的纲领，绝对不可苟且。句法以体面为贵，而内容要能完全涵盖题目。句子多则能融会贯通，看不出不足；题目字数少则需铺陈演绎，看不出多余。立意浑厚含蓄而不失之迂腐，用字亲切而不病于俗气，这样就对了。接题是用来承接破题的意思，一篇文章的主旨要完全体现在两三个句子中，尤其不可不用心雕琢。

有人说：“冒头如同人的头面，容不得太多的赘肉。肉多了就像有浮肿之气，不雅观。”

原题

〇斋曹氏说：原题的体裁，行文应当圆润，体式应当像论说文。前辈考校文章，多在题目之下看人的笔端，必须见识高超，看文字的方法多样。这里有议论慷慨的体式，中间最不要露出锋芒，也不要写成对仗工整的段落，只要参差错落、相互呼应，圆润流转可观。大体上是唤起之后便应和，一应一结，一结之后，然后正面论述一段，反面论述一段，最后总括收结，这是正体。反面论述不必多，比正面段落应减少大半。又或在正面论述后再加上一个段落，或是引用史事，或是使用比喻，如此议论完毕，不必再作反面论述也可以。

讲题

我按旧义，必须有余意，以及考经（也称原经），今日固然不拘泥于此，但遇到可用的地方，也适宜使用，只是不必拘泥罢了。〇斋论余意、原经两条，摘录如下：变而通之，存乎其人。若使用，也只需用几句拈出揆度就足够了，不可失之太多。

〇斋曹氏说：所谓余意，乃是本题主旨之外，尚有未尽之意，则在此处点出。必须是新意，又不背离主旨，仍与主旨有情致关联，才可以。这有几种情况：本意所轻视的，在此处却给予提起；本题头绪多的，在此处给予贯穿统一；本意分为两半不相干的，在此处给予阐明；本意有从本源到效验的，此处又翻转过来论述。如果只是本题的意思，又来说成一片，全无些干运（指文章的脉络运转），那就徒劳无功了。

又说：当初之所以有原经，必须是说这个题目，其来历次第如何，或是谁人所做的事，他这事是如何，或是谁人所说的话，他这话是如何，要推寻起因，究竟到末尾收结，才称为原经。第一要认清先后次序，伦理分明，以及提得血脉端正，然后安排写作。比如大概称颂事实的题目，应当旁引事实来证明主旨，分轻重，呼唤方引入本题出处，更自与他照应议论，然后收结，这种格式很平正，初无难处。如果是戒告类的题目，须要认清先后次序，如《太甲》上中下三篇，及《伊训》之书，《盘庚》上中下三篇，周家的《大诰》、《东征》、《召诰》、《营洛》、《多士》、《迁商民》，这个先后之次，截然最要铺摆仔细。又不但篇目次第，只一段中也要分次第，不可截断。如本题系是在前，则起头宜作议论，一唤唤动，即就题目说来，便就此解他正意，这回方才迤逦转去，寻后面事使去，说不特此尔，后面又作如此说，下梢又是如何，却于本题后引来拥从之结之，此一体也。如本题系是在后，则当起头逐一原去，其初是如何，中间又如何，乃引入本题，却作一小片议论而结之，又一体也。引事不在多，只要精切，我得一句是切，只就此一句阐明，全靠善于干运耳。凡引事宁可真实而少，不可多而杂，最要识此意。要之，大概起头多是引证，中间便当唤出出处，然后便当解意分晓结之，此又大概原经之法也。

结题

〇斋曹氏说：结尾也要识得体格，不但用事证题而已。若本题系有大节目事体，则宜就此究竟到实结里处结之，此为议论到底，是一格也。本题用经句主张有来历者，宜于结尾唤起出处，状得分晓，此有根据有首尾文字，是一格也。此外又有定格：说唐虞治体，宜以成王对之；说盘庚迁亳事，宜以周家化商事证之；皇极之说，宜以圣门事证之；二典三谟亦然；汤武征伐，宜相照证

译周公、召公告老还乡的事例，可以互相参照；三位先王教化商人的事例，都需要相互串联，最应当领会这一层意思，其他事例才可以广泛引用作为佐证。又或者本题中确实有议论未尽之处，而道理确实有应当阐发的时候，就应当再写一段议论，不必引用事例，也是可以的。引用事例的体例，在引述完事例以支撑本题之后，还必须再次提起话题，用慷慨激昂的议论来决断主旨，使其鲜明响亮，然后才作结，这样可以显现出作者的笔力，应当耐心加以锤炼。

译又在最后总论说：“以上也是根据我所看到的，略略说了一些罢了。其中的详情不可能全部说完，关键在于即事类推。通过心体自身的探求，将意旨向外推演，从而获得胸中的活法，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功夫。”总之，在下笔的时候，要说得首尾相互照应，串联得针脚细密，步步思量，主旨句句挑得明白，让读者读起来顺溜。又大致说来，文章全在于呼唤呼应，有时几句话全在几个字上挑剔得好，必须投入十倍的精神。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法度：在一篇文章中，凡是段落过渡连接的地方，应当让人转折不费力，而又呈现出新的体式。这虽然是细节，也看出人的手段。比如陈懋钦省试的策论，其中有极义直接承接题目，小讲以及原题讲段、原经结尾，一切转折之处，都不使用寻常的套语。比如常说“今夫”之类【旧义多常用“尝谓”二字作为原题的起语，“今夫”二字作为大讲的起语】，大概只是教别人看不出痕迹，而又自然转换。最妙的有江万里《易义》的体式，分明是在此处出奇制胜，也是活法中值得效法的。然而这也不很重要，因为笔头随意提及罢了。

作义要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