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古文尚书疏证 书〇

提要

【臣】等谨案《古文尚书疏证》八卷。

本朝阎若璩撰。若璩字百诗，太原人，迁居山阳。康熙已未年，被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十六篇，自晋魏以来绝无师承解说，所以《左传》所引用的，杜预都注解说是逸失的书。东晋初年，这本书才出现，于是增多了二十五篇。起初还和今文并列，自从陆德明依据它作《经典释文》，孔颖达依据它作《正义》，就与伏生的二十九篇混合为一了。唐代以来虽然有人怀疑经典、困惑于古书，像刘知几之类的人，也将《尚书》一家列入《史通》，并未说古文是伪作。自从吴棫开始提出异议，朱熹也渐渐怀疑它。吴澄等人秉承朱熹的说法，相继抉发指摘它的伪迹，更加明显，但也不能条分缕析地抉发它的漏洞。明代梅鷟开始参考各种书籍，证明它是剽窃拼凑，但见闻较狭窄，搜集不周全。到了若璩，才引经据古，一一陈述它矛盾的原因，古文的伪作才大白于天下。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千方百计地排挤打压，终究不能用强词夺理来推翻正理，这是因为有根据的话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这本书初成四卷，余姚黄宗羲为之作序。后四卷又依次续成。若璩去世后，传抄遗失了第三卷。其中第二卷的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第七卷的第一百二条、一百八条、一百九条、一百十条；第八卷的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七条，都有目录而无正文，编次先后未归条理，大概是还未经过整理的草稿本。其中偶尔有未加核实的地方，如根据《正义》所载，郑玄《书序》注说马融、郑玄所传与孔传篇目不符，这个说法最〇至于说马融、郑玄注本亡于永嘉之乱，则完全不是这样。考察两家的本子，《隋书·经籍志》尚都著录，称所注共二十九篇。《经典释文》全部引用，也止于二十九篇，大概是去掉了没有师承解说的十六篇，只得到二十九篇，与伏生的篇数相合，并非另外有一个注孔氏书的版本。若璩误将郑玄所说的逸篇当作他所注的逸篇，不免千虑一失。又《史记》《汉书》只有安国上古文《尚书》的说法，并没有受诏作传的事，这是伪本凭空捏造的明显证据，也是辨伪本者最关键的要点，却置之未言，也稍显疏略。其他各条之后，往往衍生出旁文，动辄充满卷帙，大概是担心所著的《潜邱劄记》或许不流传，所以附见于此，终究显得枝蔓。又前卷所论后卷，往往自我反驳却不肯删去前面的说法，虽然仿效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后不追改的意思，在体例上终究也不妥当。然而反复〇剔，以消除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然没有能超过它的了。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古文疏证卷一「山阳阎若璩撰第一」

《汉书·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字读它，于是发掘起他家逸失的书，得到十余篇，大概《尚书》从此多了，就是这样。《艺文志》说古文《尚书》，出自孔子壁中，汉武帝末年，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得到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共数十篇，都是古字。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全部得到这些书，用来考订二十九篇，多出十六篇，安国献上去，遭遇巫蛊之事，未列入学官。《楚元王传》说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想挖地为宫室，而在坏壁之中得到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上去。那么一说多出十六篇，再说逸书十六篇，这是古文《尚书》篇数在西汉的记载如此。《后汉书·杜林传》说杜林先前在西州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常珍视喜爱它，虽然遭遇艰难困苦，握持不离身，死后出示给卫宏等人，于是流行于世。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郑康成的传注解都是这个本子。那么说古文《尚书》一卷，虽然不说篇数，但马融《书序》则说逸十六篇，这是古文《尚书》篇数在东汉的记载又如此。这本书不知何时遂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忽然献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〇，而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

按《古文尚书》实多十六篇，惟《论衡》所载，其説互异。其《正説》篇云：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张霸伪造百两之篇，帝出秘百篇以校之。愚谓成帝时校理秘书，正刘向、刘歆父子，及东京班固亦典其职，岂有亲见古文《尚书》百篇而乃云尔者乎？

译刘向说《古文尚书》十六篇散佚，班固却说多出了十六篇。〇然而可以依据。至于王充的《论衡》，或许是得自传闻，传闻与亲眼所见，本来难以相提并论。况且说汉武帝派使者去取来观看，不说安国进献，而说汉武帝取来观看，这有什么依据呢？只有说孝景帝时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与《汉书·艺文志》中“武帝末”这三个字相比，则〇大相径庭，为什么呢？鲁共王刘余在孝景帝前三年丁亥年徙封为鲁王，徙封二十七年去世，那么他去世应当是在汉武帝元朔元年癸丑年，汉武帝当时才即位十三年，怎么能说是武帝末年呢？况且共王起初喜好修造宫室，晚年喜好音乐，那么他毁坏孔子住宅大概是用来扩建宫殿，正是他初封鲁王时的事，应当作“孝景时”三个字才正确。我曾经认为传记杂说，往往足以证明史书文字的错误，关键在于有见识的人加以判断抉择罢了。

译又查考，孔子壁中书出土于汉景帝初年，而到了汉武帝天汉年间之后，孔安国才进献此书，恰逢巫蛊之祸仓促发生，未能来得及施行，那么两者相隔已经六十多年，而孔安国的寿命必定很高了。等到查考《孔子世家》，孔安国担任今皇帝（汉武帝）的博士，官至临淮太守早逝，那么孔壁之书出土时，孔安国本来还没有出生。所以《大序》也说：“全部把书归还给孔氏，蝌蚪文废弃已久，当时的人没有能读懂的。”我认为书藏在屋壁中，不知经过了多少年，书从屋壁中取出，又过了将近六十多年，孔安国才开始用隶书改写古文，那么其中的错乱磨灭，已无法再知晓，难道仅仅是《汨作》、《九共》等篇目吗？即使孔安国所说能知晓的二十五篇，也必定有文字脱落错误、文意不顺之处，然而却明白顺畅，没有一个字理据不通。这又怎能怪吴氏、朱子以及草庐等人急切地议论它呢？

第二

我曾怀疑郑康成去世于汉献帝时期，距离东晋元帝还有百余年，古文《尚书》十六篇的亡佚，应当就亡佚在这百年之间。后来读《隋书·经籍志》，晋朝秘府中存有古文《尚书》经文，现在没有流传下来的。等到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的《尚书》都亡佚了，济南伏生的传本，只有刘向父子所著的《五行传》是其根本法度，而又多有乖谬。直到东晋豫章内史梅𫓱才得到孔安国的传本，上奏给皇帝，然后才知道古文《尚书》自从郑康成作注后，传习的人已经很少，而往往秘府中存有它的文本，就像西汉时，孔安国只把学业传给都尉朝、司马迁等几个人，而秘府中的古文本来完整存在。所以曾对此解释说：古文《尚书》在西汉不太显赫，但最终得以立于学官，是刘歆的功劳；虽然未立于学官，但最终在东汉大显，是贾逵的功劳。当孔安国最初传授壁中书时，原本没有《大序》和传注。马融《尚书序》所说的逸失十六篇，完全没有师说。等到汉室中兴，卫宏在前著《训诂》，贾逵在后撰《古文同异》，马融作传，郑氏作注，而孔氏一家的学问，就灿烂显明了。没想到郑氏之后，逐渐衰微。即使博览群书，如王肃、孙炎等人，查考他们的著作，并没有古文《尚书》，难道那时已经禁锢在秘府中不再流传吗？梅𫓱为何没有提及呢？然而如果秘府确实有这本书，还能流传于人间，只是不幸遭遇永嘉战乱，经籍衰微，凡是欧阳、大小夏侯的学问，号称经师，相继讲授的，已经扫地无余，又何况秘府所藏的区区简册呢？所以古文《尚书》的亡佚，实在是亡于永嘉。唉！唉！出自伏生口授的，秦火不能焚烧它；出自孔氏壁中的，晋乱却得以毁灭它了。我又想，秘府如果存有这本书，即使世间有假托伪撰的人，拿出秘府的书来校勘，其伪作可以立刻显现。成帝时征召天下能懂古文学的人，东莱张霸用所造的百两篇应诏，用秘府的书校勘，不对，于是将张霸交给官吏。如果元帝时秘府还有存留，那么梅𫓱所上的传本，怎能难辨其伪呢？只是秘府已经荡然无存，化为烟埃，而凡是传记所引用的书语，诸儒都指为逸书，不能确切知晓的，这本书都采集辑录作为证验，而其言论终究符合道理，又不是像张霸伪书那样的情况，世间没有刘向、刘歆、贾逵、马融那样的大见识，怎能不纷纷相信它认为是真的，认为孔壁又出现了呢？查考牛𫓱详细陈述古今书籍的灾难，以刘石入侵，京城覆灭，为书籍的第四厄运。等到我考证两晋，更加符合秘书监荀勖记录当代所藏书目，共二万九千九百余卷，名为《中经簿》，现在不再流传。隋唐时还存有，所以《经籍志》说：“晋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是正确的。元帝初年，逐渐聚集，著作郎李充用荀勖旧簿校勘，才十分之一。古文《尚书》的亡佚，不是亡于永嘉又是什么呢？我因此感叹前世的事情，没有不可考证的，只是学者看书少而没有见到罢了。王铚的话，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

又查考东晋元帝时梅𫓱上书的事，草庐的话确实来自孔颖达《舜典》疏，与《经籍志》相符。但孔颖达又在《虞书》下引用《晋书》说：“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前”字疑似讹误，否则前晋秘府现存，伪书怎能施行呢？况且现在《晋书·苟崧传》：“元帝即位，苟崧转任太常，当时正修学校，设置博士，尚书郑氏一人，《古文尚书》孔氏一人。”那么孔氏的设立似乎就在这个时候。孔颖达所引《晋书》是另一个版本，现在无法考证。

又查考孙炎字叔然，乐安人。《三国志》王肃传称他受学于郑𫓱的门人，大概是弟子再传的人，与王肃同时，是魏国人。颜之推认为他是汉末人，这是错误的。

第三

《尚书》百篇序，原本自成一篇，不分别置于各篇之首。分别置于各篇之首的，是从孔安国传开始的。郑康成注《书序》，还自成一篇。唐代尚存。孔颖达《尚书》疏详细记载了这一点，所说的：《尚书》亡逸篇数，与孔传完全不合。

译孔安国所传的篇数比伏生多二十五篇，郑玄所传的篇数比伏生多十六篇。这二十五篇，就是当今世间流传的：《大禹谟》一篇，《五子之歌》一篇，《胤征》一篇，《仲虺之诰》一篇，《汤诰》一篇，《伊训》一篇，《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盘庚》三篇，《泰誓》三篇，《武成》一篇，《旅獒》一篇，《微子之命》一篇，《蔡仲之命》一篇，《周官》一篇，《君陈》一篇，《毕命》一篇，《君牙》一篇，《冏命》一篇，共二十五篇。这十六篇，就是永嘉之乱时亡失的：《舜典》一篇，《汨作》一篇，《九共》九篇，《大禹谟》一篇，《益稷》一篇，《五子之歌》一篇，《胤征》一篇，《典宝》一篇，《汤诰》一篇，《咸有一德》一篇，《伊训》一篇，《肆命》一篇，《原命》一篇，《武成》一篇，《旅獒》一篇，《冏命》一篇，共十六篇。这十六篇也称为二十四篇，因为《九共》是九篇，将其拆分计算篇数，所以称为二十四篇。郑玄所注的古文篇数，向上与马融相合，又向上与贾逵相合，再向上与刘歆相合。刘歆曾经校勘秘府藏书，得到古文十六篇，向民间访求，就有安国的再传弟子胶东人庸生，所学与此相同。贾逵的父亲贾徽，确实是安国的六传弟子，贾逵继承父业，多次向皇帝陈述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的训诂相符合，因此古文尚书得以流行，这些全都记载在史册中，确实可信。孔颖达不相信汉代儒者传授的古文，却相信晚晋突然出现的古文，并且认为《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是张霸之徒伪造的，不知道张霸所伪造的是百两篇，在当时本来就没有骗过世人。百两篇没有见于《艺文志》，只是附见于《儒林传》，传文中说其文意浅陋，有的篇章只有几简，皇帝让中书校勘，认定不是真书。张霸推辞说是受之于父，父亲有弟子樊并，皇帝下诏保留其书，后来樊并谋反，才最终废黜此书。难道马融、郑康成等大儒，会相信这类伪书吗？大体上孔颖达编纂《经翼传》，并非没有功劳，只是偏袒一种说法，不敢采纳其他观点。比如《毛诗》、《戴记》只遵从郑玄的解释，至于《尚书》却又废黜郑玄而遵从孔安国，这都是唐代人汇集章句编写义疏，想要确定唯一正确解释的弊病。唉！谁知道这所谓的唯一正确，竟然从来就不是正确的呢？

译查考郑康成注解《书序》，在今安国所传《尚书》中尚存的篇章，如《仲虺之诰》、《太甲》三篇、《冏命》三篇、《冏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这十三篇，郑康成都注解说这些篇目在安国所传中已亡佚；而在安国所传中完全没有的《汨作》、《九共》九篇、《典宝》、《肆命》、《原命》这十三篇，郑康成都注解说这些是逸篇。不仅如此，郑康成还对于安国所传中分出的《舜典》、《益稷》两篇，都注解说它们是逸篇。由此可见，孔安国与郑康成所见的古文《尚书》，不仅篇名不吻合的，其文辞不可能相同；即使是篇名恰好相符的，其文辞又怎能完全相同呢？那么豫章晚出的那部书，虽然号称源流于郑冲所传的正统，未必就是孔壁中的旧物。

又查考孔安国与郑康成所见的古文《尚书》，既然如此乖异。然而有人必定要相信梅赜所献的孔传，而不相信郑康成所受的孔传，于是把郑康成所受的孔传当作张霸之徒的伪作。现在张霸的书已经失传，但在王充《论衡》中引用的，还有这样的话：“伊尹死，大雾三日。”这是什么话，能让马融、郑康成等儒者看见吗？伪《泰誓》三篇，流传于世已久，马融尚且起来辩驳其非。如果张霸的百两篇刚出现就败露，已经被人耳目所见的，王充见识浅陋，也知道不可信，而马融、郑康成等儒者的见识，反而在王充之下吗？那么《汨作》、《九共》二十四篇，必定是得之于孔壁，而不是采撷《左传》、《书序》的人所能编造的。

又查考《隋书·经籍志》说：有《尚书》逸篇二卷，出于齐梁之间。考订其篇目，似乎是孔壁中书的残缺部分，所以附在《尚书》末尾。现在也已失传，只是不知道其篇目，是否是《汨作》、《九共》等篇呢？果真是《汨作》、《九共》等篇，必定是晋朝战乱之后，残损零落，尚存十分之一二在人间。当时孔传正盛行，而世上又没有好古之士，能取郑康成所注逸篇的数目，一一校对，使郑康成的话成为可信，却竟然连一个字都没有保存下来。可惜啊！否则，这就是齐梁之间好事者所作。《尚书》五十八篇，原本没有《嘉禾》篇，而《王莽传》有引用《书》逸《嘉禾》篇说：“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这必定是王莽时所伪作，为什么呢？汉人崇尚灾异，所以张霸的《书》有“伊尹死，大雾三日”的说法。王莽想要居摄，所以群臣奏议中有“周公为假王”的说法。大概作伪书的人，多因当时所崇尚的，与文辞格式，也限于时代，虽然极力洗刷掩饰，终究不能脱离其本色。这也可以由此推知。又查考《新唐书·艺文志》有《尚书》逸篇三卷，为晋徐邈注，宋初尚存。李昉等修《太平御览》，曾引用它，我大约见到四条，其中一条重复，另外三条说：“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又“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又“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天子社广五丈，诸侯半之。”我私下认为“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云云”，即本于《汉书·律历志》“尧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即是用《吕氏春秋》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而改“五”为“七”，“怪”为“德”，也与孔传相同。“太社惟松云云”，即是用《白虎通德论》引《尚书》曰“太社惟松”五句，而下连“天子社广五丈”，乃是另出《春秋》文义，以所见如此，那么所不见的想必也多附会可知了。所以我说是齐梁间好事者所作。而又假托晋儒徐邈注以自重。唉！事没有比好古更大的，学没有比正讹更好的。韩昌黎以识古书之正伪为年之进，难道欺骗我吗！

又查考伏生《尚书大传》三卷，郑康成注者，现在也已失传，仅散见于他书。宋王伯厚《困学纪闻》说：“虞传有《九共》篇，引书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无傲’；殷传有《帝告》篇，引书曰：‘施章乃服，明上下’。难道伏生也见到古文逸篇吗？”我认为王氏的说法不对。壁中逸书有《九共》，而无《帝告》，纵使伏生及见，也不应有“施章乃服，明上下”一语。我私下以为伏生在正记二十八篇外，又有残章剩句，未尽遗忘者，口授给他的门徒。而伏生死后，其徒张生、欧阳生各杂记所闻，以纂成此传。不然，郑康成固见《九共》逸书者，苟非真出《九共》，康成岂为之作注耶？但又引《盘庚》曰：“若德明哉，汤任父言卑应言”，又引《酒诰》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皆古文所无，难道今文独有吗？今无可考，然刘向以中古文校所传今文，《酒诰》有脱简一谅业为补正，

译未曾听说《酒诰》又有新增的文字。怀疑或许出自后人的附会，未必是伏生一一传授下来的。

译又查现今汲冢出土的《周书》，《汉书·艺文志》正名为《周书》。班固认为它是周代的史记，颜师古说大概是孔子删定《尚书》百篇后剩下的篇章，六朝人也称之为《尚书》的逸篇。从《南史·刘显传》可以看出这一点。传中记载：任昉曾经得到一篇，竹简残缺，文字零落，众人没有能识别的。刘显一看便说：“这是古文《尚书》中被删去的逸篇。”任昉查阅《周书》，果然如刘显所说。

第四

《汉书·艺文志》记载《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这就是孔安国所献的壁中书。接着记载经二十九卷，这就是伏生所传授的今文书。班固在四十六卷之下自注说：“共五十七篇。”颜师古又在五十七篇之下引用郑康成的叙赞注说：“原本五十八篇，后来丢失了一篇，所以是五十七篇。”我曾疑惑不知道丢失的是哪一篇，后来看到郑康成有话说：“《武成》是逸书，在建武年间丢失。”于是知道丢失的乃是《武成》篇。现在依照这五十七篇的顺序排列，则是：《尧典》第一篇，《舜典》第二篇，《汨作》第三篇，《九共》九篇共十二篇，《大禹谟》第十三篇，《皋陶谟》第十四篇，《益稷》第十五篇，《禹贡》第十六篇，《甘誓》第十七篇，《五子之歌》第十八篇，《汤征》第十九篇，这些是虞夏书。《汤誓》第二十篇，《典宝》第二十一篇，《汤诰》第二十二篇，《咸有一德》第二十三篇，《伊训》第二十四篇，《肆命》第二十五篇，《原命》第二十六篇，《盘庚》三篇共二十九篇，《高宗肜日》第三十篇，《西伯戡黎》第三十一篇，《微子》第三十二篇，这些是商书。《伪泰誓》三篇共三十五篇，《牧誓》第三十六篇，《洪范》第三十七篇，《旅獒》第三十八篇，《金縢》第三十九篇，《大诰》第四十篇，《康诰》第四十一篇，《酒诰》第四十二篇，《梓材》第四十三篇，《召诰》第四十四篇，《洛诰》第四十五篇，《多士》第四十六篇，《无逸》第四十七篇，《君奭》第四十八篇，《多方》第四十九篇，《立政》第五十篇，《顾命》第五十一篇，《康王之诰》第五十二篇，《冏命》第五十三篇，《费誓》第五十四篇，《吕刑》第五十五篇，《文侯之命》第五十六篇，《秦誓》第五十七篇，这些是周书。将五十七篇分为四十六卷，则是：《尧典》第一卷，《舜典》第二卷，《汨作》第三卷，《九共》九篇第四卷，《大禹谟》第五卷，《皋陶谟》第六卷，《益稷》第七卷，《禹贡》第八卷，《甘誓》第九卷，《五子之歌》第十卷，《汤征》第十一卷，《汤誓》第十二卷，《典宝》第十三卷，《汤诰》第十四卷，《咸有一德》第十五卷，《伊训》第十六卷，《肆命》第十七卷，《原命》第十八卷，《盘庚》三篇第十九卷，《高宗肜日》第二十卷，《西伯戡黎》第二十一卷，《微子》第二十二卷，《伪泰誓》三篇第二十三卷，《牧誓》第二十四卷，《洪范》第二十五卷，《旅獒》第二十六卷，《金縢》第二十七卷，《大诰》第二十八卷，《康诰》第二十九卷，《酒诰》第三十卷，《梓材》第三十一卷，《召诰》第三十二卷，《洛诰》第三十三卷，《多士》第三十四卷，《无逸》第三十五卷，《君奭》第三十六卷，《多方》第三十七卷，《立政》第三十八卷，《顾命》第三十九卷，《康王之诰》第四十卷，《冏命》第四十一卷，《费誓》第四十二卷，《吕刑》第四十三卷，《文侯之命》第四十四卷，《秦誓》第四十五卷，百篇序合为一篇第四十六卷。所有这些，都依据史传，参考注疏，反复推究，以求符合当时的旧貌。开始时找不到说法，就茫然疑惑；后来忽然找到说法，就不觉欣喜。认为即使像我这样愚昧的人，还能听闻这些文献，难道不快乐吗？唐贞观年间，诏令诸臣撰写五经义训，而当时的诸臣不加详细考证，轻率地将晚晋梅赜的书作为正统。凡是汉代儒者专门讲授、有源流的学问，都斥之为妄，稍微不符合梅赜书的，就认为是真的，不见古文。史传所载如此，先儒所述如此，还认为是真的，不见古文。难道两汉诸儒都是凭空瞎说，而直到梅赜才清楚明白吗？唉，这也太不思量了！世间的君子，根据我的话去探求，平心静气，不认为唐人的义疏之说可以安守，那么古学的复兴，大概有望了吧？

查考百篇的顺序，郑玄与现今孔安国传也完全不同。郑玄认为《咸有一德》在《汤诰》之后，孔安国传则在《太甲》之后。郑玄认为《费誓》在《吕刑》之前，孔安国传则在《文侯之命》之后。郑玄依照贾逵所奏，另录为次序，而孔安国传则自有其说法。其他如《益稷》有时名为《弃稷》，这些小小的抵触，这里暂且来不及校正。

又查四十六卷的划分，郑玄认为同题的同一卷，异题的不同卷，已上述于前了。孔安国传则认为同序的同一卷，异序的不同卷。那些同序的

译太甲、盘庚、说命、泰誓这四组篇章，每组三篇共用一篇序言，共计十二篇，只占四卷。《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康诰》、《酒诰》、《梓材》这几组篇章，也是每组三篇共用一篇序言，共计六篇，只占两卷。其余四十篇，每篇各自有独立的序言，共计四十卷。共用序言的篇章占六卷，所以总共是四十六卷。然而郑玄注的四十六卷本原本没有《武成》篇，而是将《百篇序》置于末卷。孔颖达的本子则有《武成》一篇，该篇自有独立的序言，这样就已经凑足了四十六卷的数目，所以不便再将《百篇序》单独列为一卷，只能将其引用并分别置于各篇之首，称“适宜相互靠近”，这不过是迁就凑数的说法罢了。

译又考察《虞书》、《夏书》的区分，实际上是从安国传开始的。马融、郑康成、王肃分别著录题写，都称为“虞夏书”，没有分开称呼的，正如孔颖达所说“将虞、夏归为同一类，即使是虞代的事也连带着夏代”那样。也就是说，除了伏生的《虞传》、《夏传》之外，还有一部《虞夏传》。郑康成的序言，又将《虞夏书》定为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赞语说：“三科的条目，五家的教化”，这说明虞、夏是同属一科的。等到我观看扬雄的《法言》，也说：“虞夏的书，浑厚深远；商书，浩大广博；周书，严肃庄重。”这就可以证明西汉时并没有将《虞书》、《夏书》分为两部。杜预在《左传》注中解释僖公二十七年，引用“夏书赋纳以言，明试以功”三句，注解说：“这是《尚书》中的虞夏书。”这就可以证明西晋时也没有将《虞书》、《夏书》分为两部。直到东晋梅赜的书出现，然后书的标题、卷数、篇名全都扰乱了旧貌。

第五，古文《武成》篇，在建武年间已经亡佚。在建武以前，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皇家藏书，那篇《武成》本来还在。所以刘向的《别录》说：“《尚书》五十八篇。”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记载《尚书》五十七篇，这就可见一斑了。刘歆作《三统历》，引用《武成》篇八十二个字，其辞说：“正月壬辰日，月相为旁死霸，次日癸巳，武王于是早晨从周出发征伐纣。到了二月既死霸，第五日甲子，全部诛杀商王纣。四月既旁生霸，第六日庚戌，武王在周庙燎祭。次日辛亥，在天位祭祀。第五日乙〇，于是率领各国，在周庙祭祀割下的敌人左耳。”对照现在的安国传，截然不同。不用说这篇已经亡佚又复出，相距三百年，中间的儒者如班固、郑康成都没见过，而直到梅〇才得到并献出，可疑之极。即使其事迹时日也多有不合。武王以正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诛纣，这一年闰二月庚寅初一，三月己未初一，四月己丑初一，十六日甲辰望日，十七日乙巳旁之，所谓“四月既旁生霸”就是如此。第六日庚戌，是二十二日，武王在周庙燎祭。次日辛亥，是二十三日，武王在天位祭祀。第五日乙〇，是二十七日，于是率领各国在周庙祭祀割下的敌人左耳。这些都是刘歆占测于星象，验证于时令，考证于经传，无不吻合，然后著述其说如此。班固所说的“推演历法最为精密”就是指这个。现在后出的《武成》，以四月哉生明为王到达丰邑，其说既无根据，以丁未日在周庙祭祀，过了三天庚戌日柴望，又与其事相违背。而且更可议论的是，古人的书按时记事，有一定的体例。《召诰》篇“三月丙午朏，过了三天就是戊申”，《顾命》篇“丁〇命作册度，过了七天就是癸酉”，所谓“过了三天七天”，都是从从前到现在为三天七天，不是离开那日再数三天七天。现在丁未日已经在周庙祭祀了，过了三天柴望就是己酉，难道是庚戌吗？甲子日不详细，却可以用来记事吗？同一部古文，刘歆在三百年前见到，可信而有征验如此；梅〇在三百年后献出，虚伪而无稽考如此。学者将听从遥远而可信的呢？还是听从近而不足信的呢？

考察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伐商，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日冬至，次日庚申二月初一，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纣死，三十日己丑晦日大寒中，次日闰二月庚寅初一。这是刘歆《三统历》记载最详细的。现在安国传在“甲子昧爽”下说：“这是克纣的月份甲子日，二月四日。”孔颖达又从而补充说：“二月四日，是根据历法推算而知晓的。”又说：“二月辛酉初一，甲子杀纣。”果真如此，那么己未冬至就不能在晦日，与己丑大寒中就不能在闰前一日了。推演历法的人本来是这样吗？杜预注《左传》，先修成长历，依据它来纠正经传中甲子的错误。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用刘羲叟的长历作为依据。古代大儒著书，没有不精通历理如此精明的，这哪里是可以对浅见寡闻的人说的呢！

又考察《周书·世俘解》也说四月既旁生魄，过了六日庚戌，武王在周燎祭。如果次日辛亥，在位祭祀。过了五日乙〇，于是率领各国在周庙祭祀割下的敌人左耳，与《武成》篇相合。唯独说一月丙辰旁生魄，次日丁巳，王征伐商。到了二月既死魄，过了五日甲子，全部诛杀商王纣，这就大可议论了。武王一月实为辛〇初一，日月合辰在斗前一度，所以伶州鸠说：“辰在斗柄。”次日壬辰，辰星始见。癸巳，武王开始〇戊午，军队渡孟津。次日己未晦日，冬至，辰星在须女伏天鼋之首，所以伶州鸠说：“星在天鼋。”这验证于天文，没有不合的。以辛〇初一推算，那么一月旁生

译“魄”字应当是“丁未”，如果第二天应当是“戊申”，怎么会是丙辰、丁巳呢？即便按照丙辰、丁巳来推算，也应当是在一月的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古代军队行军每天三十里，孟津距离周地有九百里，所以从前月的戊子日军队出发，到本月的戊午日（第三十一日），然后渡过孟津。又过了五天癸亥日，到达牧野；甲子日，商王纣死亡。这在地理距离上是完全吻合的。现在如果认为武王是在二十七日才开始出发，那么第二天戊午日就渡过孟津，再第二天甲子日就诛杀商王纣，难道西周的军队是飞渡的吗？伪造者真是愚蠢而且荒谬啊！《周书》本来不值得辩驳，只是担心世间的学者不知道《三统历》所引用的是真正的古文，而或许认为它出自《周书》，所以我详细论述如上。

译又查《三统历》引用《武成》篇，见于《汉书·律历志》。班固将其分为三段：以“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为一段，“粤若来二月既死霸”为一段，“惟四月既旁生霸”为一段，各自用其他话语隔开。伪造古文的人，似乎只瞥见了第一段，便援引入今本《武成》，而第二、第三段竟然遗漏缺失。颜师古注误以为都是今文《尚书》的辞句，只有孔颖达指出是逸失之书，确实正确。但说这是焚书之后有人伪造的，也大错特错。

又查朱熹曾怀疑《汉书·律历志》所载庚戌日在周庙燎祭，庚日是刚日，而宗庙内事不宜使用，不如经文所载丁未日合适。况且从庚戌到乙〇仅六天而已，三次举行大祭，次数繁多而不恭敬。不知刘歆依据什么这样说。我认为“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是《曲礼》中的话。果真可以作为周代一代的定制吗？果真为定制，那么《洛诰》中“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又怎么解释？祭祀不宜频繁，频繁则烦琐，烦琐则不恭敬，这是《祭义》中的话。不过是说春禘秋尝各有定期，不得烦乱亵渎，并非针对初得天下时事务多创兴，今天祭这个，明天祭那个而言。果真如此，那么《召诰》中“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怎么解释？古代天子出征，所谓“〇帝宜社”等祭祀，大概也不过数日间就遍及，岂能拘泥于祭祀不宜频繁，就旷日持久，坐失战机呢？我至此才明白晚出的《武成》将丁未日祀周庙，是想符合柔日；将庚戌日改为柴望，不像《汉书·律历志》所载庚戌辛亥连日，是为了避开“祭祀不宜频繁”的文句。那么其用心也极其缜密了！

又查朱熹又怀疑燎祭不是宗庙的礼仪，这可能是看到《周礼》大宗伯的职掌，以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而人鬼的礼仪只有六享，没听说用燎祭，所以产生此疑。不知道阍人掌管大祭祀防纪之事，设置门燎；司烜氏掌管凡〇的大事，供给坟烛、庭燎。《月令》季冬之月，〇秩薪柴，以供给郊庙及百祀的薪燎。燎祭正用于宗庙，朱熹也偶尔遗忘失察，由此可知博考之难。第六

《三统历》引用古文《伊训》篇说：“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现在安国传没有“诞资有牧方明”一句。郑康成注《尚书序》典寳引《伊训》说：“载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现在安国〇也没有。大概伪造此篇的人，只看到孟子有引《伊训》说：“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两句，便援引作为佐证。又因《论语》有“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为居丧之礼”，《诗·商颂》有“衎我烈祖”为成汤之称，今文《召诰》有“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为初即位告诫之辞。《论语》又有“无求备于一人，有侮圣人之言”，《周易》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礼记》有“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有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孝经》有“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左传》有“上天降灾，有天祸许国而假手于我寡人”，《墨子》有引《商书》说：“呜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祸之时，百兽贞虫允及飞鸟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异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宁。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有引先王之书歫年之言。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有引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官，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衞，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怀防。”《荀子》有引《书》说：“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贾〇有“文王之泽下被禽兽，洽于鱼鼈，咸若攸乐。”有“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淮南子》有“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共十余条，都是改窜拆裂补缀而成，而不知其本文遗漏也已很多了。

查《荀子》所引《书》曰，出自《臣道》篇。其上文说：“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紧接着引《书》说：“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此之谓也。”语意精妙，得古大人格君心之道，非伊尹不足以当，而伪造《伊训》的人却改以为先王事说。“先王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语意反而浅近。唐杨倞注《荀子》

译也以此书称为《伊训》，却不指出它与别本的不同之处。

译又考察制定历法的人，以冬至和朔日同一天作为历法的起点。班固的《律历志》凡是遇到冬至和朔日同一天，都详细记载。汉高帝八年十一月乙巳日，初一早晨是冬至。十一月，是因为汉朝承袭秦制没有更改月份，十一月仍然是子月。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日，初一早晨是冬至。正月，是因为周朝更改了月份，正月作为子月。商朝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初一早晨是冬至。十二月，是因为商朝更改了月份，十二月作为子月。有人问：周朝更改月份在《春秋》中已经有证据了。商朝更改月份在《尚书》中也有证据吗？我说：也在《春秋》中有证据。《左传》昭公十七年，梓慎说：“大火星在夏朝是三月出现，在商朝是四月出现，在周朝是五月出现。”班固的《律历志》说武王讨伐殷商是在十一月戊子日，军队出发三天后得到周朝正月的辛卯日初一。殷商的十一月，是建亥之月，所以往后一个月是周朝正月建子之月，这是正确的。有的人只看到蔡沈的《书传》说夏商周三代以及秦朝都改正朔而不改月份，把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当作建丑之月，认为商朝的正朔实际上就在这里。祭祀先王，是用即位改元的事情来禀告，不知道这其实是建子之月，商朝的正朔并不在这里。祭祀先王，是因为冬至配享上帝的缘故。班固的《律历志》说：“虽然有成汤、太丁、外丙的丧服，但在冬至日越过方明坛祭祀先王，配享上帝，这是初一早晨冬至的年份。”往后九十五年，商朝十二月甲申日初一早晨冬至没有余分，这是孟统，可以说是推算方法最精密的了。而伪造《太甲》的人，寻求这种说法而不得，把元年十二月当作正朔，于是把三年十二月也当作正朔，祭祀禀告复辟都应当用正朔，所以说：“只有三年十二月初一，奉嗣王回到亳。”不知道商朝实际上更改了月份，不曾把十二月作为岁首，为什么复辟要在这个月呢？如果不这样，商朝实际上没有更改月份，那么十二月就是建丑之月。建丑之月的初一早晨怎么会有冬至？而刘歆、班固却把它当作历元而记载呢？我积蓄这个疑问有几年，很久之后才找到这种说法，所以特别著述来弥补颜师古汉注的缺失，并且用来纠正蔡传的多处错误。有人又问：你以十二月为建子，那么像孔颖达传所说，成汤去世超过一个月，太甲即位安葬而禀告，是以去世那年改元了。我说：去世那年改元，是乱世的事情，不可能在伊尹那里存在。苏东坡已经说过了，我怎么敢再把去世那年当作改元呢？大概成汤作为天子，执政十三年而去世，那么去世应当在丁未年。太甲即位，改元，那么改元一定在戊申年。开始正月是建丑，结束十二月是建子。所谓十二月乙丑日初一早晨冬至，配享上帝的，是太甲元年的末尾，不是太甲元年的开始。总之，认定十二月乙丑日是即位的礼仪，不得不把十二月当作建丑；知道十二月乙丑日是冬至和朔日同一天配享上帝的礼仪，又不得不把十二月当作建子。有人说：伊尹应当在即位之初，祭祀先王，明确陈述先王的德行，来训诫太甲，所以说《伊训》。我说：冬至以先王配享上帝，难道不可以明确陈述先王的德行来训诫太甲吗？有人又说：刘歆的《三统历》班固说它最精密，杜预说它最粗疏，你为什么唯独听从刘歆呢？我说：我也不是盲目相信刘歆。自古以来制定历法的人，都纷乱如聚集争讼，没有定论。只有刘歆记载武王伐纣的时日，在《国语》中有证据；伶州鸠太甲的时日，在《古文尚书》中有证据。我听从刘歆，也是因为他原本依据经传而听从他。如果不这样，一部《三统历》，班固说它最精密，杜预说它最粗疏，而唐代僧人一行又唯独说杜预的错误。后人议论前人，像这样，我又将何去何从呢？

又考察元年十二月，孔颖达传认为是更改月份，这是对的。但是超过一个月即位，太甲在成汤去世那年称元年，子月，那么孔氏错误地理解了《书序》的文字，不可听从。蔡沈传认为超过一年即位，这是对的。但是不更改月份，又与历法十二月冬至和朔日同一天不符合，也不可听从。所以我折中于二者之间，著述这个论断，自认为很不可改变。

又考察墨子所引用的先王之书，成汤的官刑有说：“出非乐篇。”虽然没有说它作于何时，然而《左传》昭公六年，晋国叔向给子产的信说：“从前先王议事来制定刑罚，不预先设立刑律，害怕百姓有争讼之心。”杜预注说：“临事制定刑罚，不预先设法。法预先设立则百姓知道争讼的端由。”又说：“夏朝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朝有乱政而作汤刑。”注说：“夏商之乱著录禹汤之法，说不能议事来制定。”又说：“周朝有乱政而作九刑。”注说：“周朝的衰败也制定刑书，称为九刑。”又说：“三辟的兴起，都是衰世。”注说：“说刑书不兴起于开始兴盛的时代。”那么墨子所说的“汤之官刑”，正是作于商朝的衰世，它不是成汤所制定，很明显了。而伪造古文的人不能参考《左氏》，只看到墨子有“汤之官刑”字样，就认为是成汤所制定，而叙述在伊尹口中来训诫太甲，不知道那时本来不曾有

译这是刑罚。昭公二十九年，晋国的赵鞅、荀寅铸造刑鼎，孔子听说后非议道：“晋国大概要灭亡了吧？春秋末年尚且如此，难道成汤盛世时就会预先制定法律来告知百姓吗？”有人问：“鞭刑作为官方的刑罚，从虞舜时代就已经有了，为什么唯独到成汤时就没有官方刑罚呢？”我回答说：“成汤时代五刑俱全，并非没有官方刑罚。只是将‘三风十愆’作为官方刑罚的条目，触犯这些规定的人，就适用官方刑罚，并编纂成一部书，预先告知百姓，成汤确实没有这种制度。”又有人问：“杜预也说‘记载禹和汤的法律’，‘在官府中经常跳舞，这叫巫风’，怎么知道这不是成汤的法律呢？”我回答说：“即使是成汤的法律，成汤当时也没有将这些纳入官方刑罚并编纂成书，预先告知百姓。”所以，九刑的制定，原本出自周公，“贼、藏、盗、奸是大凶德，有常刑而不赦免”就是如此。然而解说者仍然认为，这是后世制定九刑的人，记录周公誓命的言语，将其载入九刑之书，并非周公亲自撰写的书。从周公的情况来看，禹刑、汤刑的制定，必定不是出自禹、汤之手，这是可以知道的；必定不可能由伊尹口述来训诫太甲，这也是可以知道的。

译又查陈祥道《礼书》说：“汉代《律历志》引用《尚书·伊训》说：‘太甲元年，伊尹祭祀先王，广泛资助有牧方，在冬至越茀时，在方明祭祀先王，以配享上帝。’共三十字。”他自己说这与当时的《尚书》不同。我认为不仅与现在的《尚书》不同，与当时的《汉书》在字数多少上也互相差异。我猜想陈祥道是北宋人，他所见的似乎是另一个版本。因此想到《宋史》中防祖学斋占毕说：“《左传》昭公十年，子皮说：‘夏书说：想要败坏法度，纵容败坏礼制。’现在《左传》作‘书说’，上面没有‘夏’字，而防祖认为是《夏书》，似乎防祖所见的也是另一个版本。”现在暂且就这两个版本来考证，也足以看出伪造古文者的脱漏和错误。

第七

伪造的《泰誓》三篇，有人说是在汉宣帝时得到的，有人说是在汉武帝时得到的，都不对。汉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回答皇帝策问，就引用了伪《泰誓》说：“白鱼进入王的船中，有火复燃于王的屋上，流变为乌鸦。”周公说：“复归吧，复归吧。”由此可知这本书在汉武帝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或许是在汉武帝时才立于学官，所以说是在汉武帝时得到的，也未可知。东汉马融开始怀疑它，说《泰誓》是后来才得到的，考察它的文字似乎浅显露骨，查考它的事迹颇为涉及神怪，难道不在孔子所不谈的范围中吗？《春秋》引用《泰誓》说：“百姓所想要的，上天必定顺从。”《国语》引用《泰誓》说：“我的梦相合，我的占卜重复出现吉祥，征伐商朝必定成功。”孟子引用《泰誓》说：“我的武功发扬光大，侵入他们的疆界，夺取那些凶残之人，杀伐张扬，在汤那里有光辉。”荀子引用《泰誓》说：“独夫受。”《礼记》引用《泰誓》说：“我战胜受，不是我武功强，只是我的文考无罪；受战胜我，不是我的文考有罪，只是我小子不善。”现在的《泰誓》都没有这些话。我见过的书传很多，所引用的《泰誓》而不在《泰誓》中的很多，不再全部记录，略举五件事来证明，也就知道了。马融的话就是这样【姚际恒立方说：马融这话本来是为了辨伪书，却竟然教人作伪书的方法了】。等到东晋元帝时，梅赜忽然献上古文《尚书》，有《泰誓》三篇，凡是马融所怀疑不在其中的都全在其中。人们怎么能不信以为真，而不知道它的伪更加不可掩盖呢？为什么呢？马融明确说书传所引用的《泰誓》很多，不再全部记录，略举五件事来证明，并不是说只限于这五件事。而伪造古文的人不能博览群书，只根据马融所提到的，而不根据马融所未提到的。所以《墨子》尚同篇有引用《大誓》说：“小人看见奸巧，却听到不说，罪过相等。”《墨子》又从而解释说：“这是说看见奸恶不以告的人，他的罪过也如同奸恶者一样。”可以说深切显明了。《墨子》生于孔子后，孟子前，诗书完好，未遭秦火，而且他的书很真实，不是依托之作，这晚出的古文唯独遗漏了这些话，不是一个大破绽吗？我曾经说作伪书的人，譬如说谎，虽然极力弥缝，婉转可听，然而自己精心察之，未有不露出破绽来的，这就是这本书所说的吧？

有人问伪《泰誓》三篇，唐代仅存，而《宗史·艺文志》已经没有马融、郑康成、王肃所注的《尚书》，这是伪《泰誓》已经不传。蔡沈说他也知道剽窃经传所引，蔡沈从哪里知道的呢？我说：“以今度之，大概可以知道。如赵岐注《孟子》于‘天视自我民视’说‘泰誓，《尚书》篇名’，于‘我武惟扬’说‘泰誓，古《尚书》百二十篇之时《泰誓》也’，与现在《泰誓》不同，那么伪《泰誓》所剽窃有‘天视自我民视’二语，而无‘我武惟扬’五语，可以知道了。”杜预注《左氏》于成二年传“大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说“大誓，周书”，于襄三十一年传“大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说现在《尚书·大誓》无此文，于昭二十四年传“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徳，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徳”说现在《大誓》无此语，那么伪《泰誓》所剽窃有“商兆民离”二语，而无“民之所欲，纣有亿兆夷人”六语，可以知道了。然而晚出的古文，除马融所举五事外，也知道剽窃“纣有亿兆夷人”，即于《墨子》也知道剽窃“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也知道剽窃“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屚，天亦纵之弃而弗葆”，也知道剽窃于《去尊》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徳，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唯独未及引小人见奸巧之言，遂为逗漏，然而也幸而有此逗漏了。

或

译又问：“刘向《说苑·臣术》篇引用《泰誓》说：‘依附下属而欺骗君主的人处死，依附君主而欺骗下属的人受刑；参与国家政事却对百姓没有益处的人罢退，身居高位却不能举荐贤才的人驱逐。’这是用来劝勉善行而贬黜恶行的。”这与《武帝纪》中记载的有关官员奏议的话完全相同。刘向亲自校勘古代秘密典籍，他引用的《泰誓》，难道就是真正的安国本吗？我回答说：“不是的。安国多得到二十四篇，原本就没有《泰誓》，所以伪《泰誓》在当时也存在而不被废弃。直到马融、王肃才开始察觉它的伪作性质。”我曾经嘲笑伪造古文的人，正应当依据安国所传的篇目来加以补缀，不应当另外设立名目，自相矛盾。然而揣测他们的意图，如作《泰誓》三篇，是因为马融所列举的五件事；《太甲》三篇，是因为《礼记》《孟子》《左传》所引用；《康诰》三篇，是因为《礼记》《孟子》《国语》所引用；以及《仲虺之诰》《蔡仲之命》《君陈》《君牙》，没有不是这样的。大概伪造书籍的人，不能空手搏斗、冒着白刃，直接吐露心中的所有，所以必须依托往日的典籍作为主导，摹拟声口作为驱使，然后足以实现他们的欺骗。不然，这本书出自魏晋之间，距离郑玄不远，而郑玄所注的百篇《书序》，明确说‘某篇亡，某篇逸’，他们难道是瞎子，却故意与之抵触吗？大概必须依据安国所传的篇目，一一补缀，那么《九共》九篇将从哪里着手呢？这是他们避难就易，虽然自相矛盾也不顾惜。唉！百代以后，仍然可以洞见他们的肺腑，伪造者又有什么益处呢！

译郑端简公郑晓，也怀疑古文《泰誓》，说伪《泰誓》中没有《孟子》等书所引用的内容，人们因此不相信它。怎么知道好事的人不又把《孟子》等书所引用的内容，窜入其中，以图取信于人呢？他的见解与我相合。他曾说这就是伪造《鹖冠子》的情况。柳宗元辩解说：“人们认为贾谊的《鵩鸟赋》全部出自《鹖冠子》，我猜想是好事的人伪造了这本书，反而用《鵩鸟赋》的内容填充进去，并非贾谊真的取法于《鹖冠子》，这是确定的。所以并非《孟子》取法于今古文《泰誓》，这也是确定的。”历来都是后人引用前人，没有前人引用后人的，唯独这里是前人引用后人，而不是后人引用前人，姑且借此破除（伪书的嫌疑），正好可以一笑。

第八

日食这种灾变，是君主应当恐惧并修省自身的。然而在建子、建午、建卯、建酉的月份，即所谓的二至二分，发生日食，或许不算灾祸，其他月份发生日食则算灾祸。其中灾祸特别严重的，是在建巳的月份。大概从冬至一阳初生，到这个月份六阳同时兴盛，六阴同时消退，在这个时候忽然以阴侵阳，这就是以臣侵君，所以先王尤其忌讳它。夏朝时，乐官击鼓，啬夫奔跑，庶民奔走；周朝时，乐官击鼓，祝官用币，史官用辞。虽然名称有四月、六月的区别，都称为正月。正月，是正阳之月，不是春王正月的那个正月。《左传》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发生日食，祝官和史官请求使用币礼。季平子不知道而制止他们，说：“只有正月朔日，邪气尚未发作，发生日食，这时在社庙用币，在朝廷击鼓，其他时候就不这样。”太史说：“就在这个月份，太阳过了春分而尚未到达夏至，日月星辰有灾祸，这时百官降低规格，君主不举行宴会，避开正位移居偏殿，乐官击鼓，祝官用币，史官用辞。”所以《夏书》说：“日月星辰不汇聚于房宿，乐官击鼓，啬夫奔跑，庶民奔走。”说的就是这个月份朔日的情况。正当夏四月，称为孟夏。太史首先说这个礼仪，在周朝的六月，随即引用《夏书》以证明夏朝的礼仪，也就是在周朝六月的朔日。周朝的六月，就是夏朝的四月，可以说反复明确透彻了。这不是夏周两代礼仪相同的一大证据吗？而伪造古文的人，略微懂得历法，当仲康即位之初，有九月日食的事情，于是在《胤征》篇中编造说：“于是季秋月的朔日，日月星辰不汇聚于房宿，乐官击鼓，啬夫奔跑，庶民奔走。”不知道“乐官击鼓等礼仪，夏朝正未曾用于九月，这是只懂得历法，而不了解夏朝的典礼。又有人曲解说：“夏朝质朴，周朝文饰，所以礼仪也不同。”不知道三代典礼，有相异的，也有相同的；有应当革新的，也有应当沿用的。这正是沿用而相同的礼仪。即以上文“派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告诫，官吏互相规劝，工匠执掌技艺以进谏，正月孟春时就有这些”，不就是襄公十四年师旷所引用的《夏书》的文字吗？考察《周礼》小宰的职责，“正官率领治官的属吏，观察治理的方法，拿着木铎巡行告诫，说：不守法度的人，国家有常刑。”周朝的正官就是夏朝的正月，同为建寅之月，同样拿着木铎巡行告诫，这不是两代礼仪相同的又一重大证据吗？唉！作古文的人，自认为博考经籍，采摭群言，而往往博而不精。采百而有时漏一，所以多留下破绽，招致后人的指责议论。我怎能起死回生让这个人当面质问他呢？

按：巳月作为正月，不仅见于《左传》，也见于《诗经》小雅所说的“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如果把夏朝的寅月、周朝的子月当作正月，那浓霜哪里足以成为灾异呢？正阳之月的日食，是古人尤其忌讳的，也不仅见于《左传》，又见于《诗经》小雅集传苏氏所说的“纯阳而食，是阳气极度衰弱；十月纯阴而食，是阴气极度强盛”。《十月之交》说，朔日辛卯发生日食，诗人认为“也非常丑恶”。这些都与《左传》互相印证，所以一并记载。只是奇怪胡安国《春秋传》在庄公二十五年六月日食时，“鼓用牲于社，不遵从《左传》正阳之义”，反而远引《胤征》九月日食“乐官击鼓”的礼仪，好像凡是日食就应当这样，难道真的认为《左传》浮夸，而认为古文《尚书》真正符合夏朝的典礼吗？

又按：仁山金履祥《通鉴前编》说：兵法没有比《胤征》更严整的，说：“先于规定时间的杀无赦，晚于规定时间的杀无赦。”没有比《胤征》更仁爱的，说：“诛杀首恶，胁从者不治罪。”没有比《胤征》更勇猛的，说：“威严克服仁爱，确实成功。”这是武德的大经。我请求得以证明说：“先于规定时间的杀无赦，晚于规定时间的杀无赦。”这出自《荀子·君道》篇所引用的《书》说【《韩诗外传》作周制说】先于规定时间的杀无赦，不及规定时间的杀无赦。”所以严整是见于《荀子》的。“诛杀首恶，胁从者不治罪。”这出自《易经·离卦》上九爻辞说：“君王用于出征，有嘉奖斩首，不牵连其党羽，没有灾祸。”所以仁爱见于《易经》。“威严克服仁爱，确实成功。”这出自《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公子光说：“我听说，做事威严克服仁爱，虽然小事也必定成功。”

译“勇”字见于《左传》。凡是晚出古文中那些精深准确的语句，没有一个字没有出处。只是可惜后人读书少，于是认为这些语句是作者自己创作的。这就好比价值千金的皮衣，如果只从皮毛表面看，没有不喜爱它洁白纯粹的；如果反过来看皮里，然后才知道这洁白纯粹，并非一只狐狸腋下皮毛的力量，而是集合众多狐狸的腋下皮毛制成的。晚出的古文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又查考《左传》引用《夏书》，虽然说是关于日食的典礼，但不知道具体在哪位君王的时代，所以刘歆的《三统历》没有记载。后来编造《大同历》的人开始推算为仲康元年，唐代傅仁均等人又认为是五年癸巳，怀疑都是依据晚出的书籍附会造成的。就像刘敞《七经小传》说《诗经》都用夏历而没有周历，自从郑玄笺注《十月之交》说：“周朝的十月，是夏朝的八月。”后来编造历法的人在周幽王六年酉月辛卯朔日果然发生了日食，怀疑是出于附会，真是卓绝的见识，可以完全扫除一切谬误。我认为这两件事很适合作为对照。又查考姚际恒《立方》说：伪造古文的人，把“夏四月”改为“季秋月朔”，意思是说夏历和周历制度不同。如果这样，那么太史引证就不符合，郑玄也应当驳斥他了。为什么沉默不说一句话呢？“瞽奏鼓”这三句是逸书，原本是说急于救日食，而不是怠惰不救，填入其中特别不相符合。

译第九

文章中存在承袭错误、沿袭谬误，历经千年无人察觉其非，而一旦被人道破，令人失笑的情况，古文《大禹谟》中“臯陶迈种徳，徳乃降”这两句便是如此。孔安国为这两句作传曰：“迈是行，种是布，降是下。意思是臯陶布施推行他的德政，向下融洽于百姓。”陆德明注音曰：“降，读作江巷反。”据此可知，“徳乃降”的“降”应当读作绛音，不应当读作胡江切的讧音，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左传》庄公八年夏季，鲁军与齐军围攻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仲庆父请求讨伐齐军，鲁庄公说：“不可以，我确实没有德行，齐军有什么罪？罪过是由我引起的。”《夏书》说：“臯陶迈种徳，徳乃降。”姑且致力于修养德行以等待时机吧？秋天军队撤回。杜预为“臯陶迈种徳”一句作注曰：“这是《夏书》中散佚的篇章。”为“徳乃降”一句作注曰：“意思是如果有德行，就会被人所降服。”孔颖达疏解曰：“杜预认为‘徳乃降’是庄公的话，所以隔过上文，从下文开始作注。”据此可知，“徳乃降”的“降”应当读作胡江切的讧音，不应当读作古巷切的绛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必须读作讧音，才与上文“郕降于齐师”的经文“郕降于齐师”相吻合。整部《左传》引用古人的成语，接着就顺着最后一个字来解释其义，本来不仅仅庄公八年夏季是这样。宣公十二年君子引《诗》说：“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归于怙乱者也夫。”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引《诗》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昭公十年武仲引《诗》说：“徳音孔昭，视民不佻。佻之谓甚矣。”都是这样的例子。而且不仅仅《左传》是这样。《中庸》末章引《诗》说：“徳輶如毛，毛犹有伦。”也是这样的例子。如果一定要认为“徳乃降”是《书》中的原话，那么“毛犹有伦”也应当见于《烝民》这首诗中，为什么没有见到呢？况且，如果有德行就会被人所降服的意思，也不仅仅见于庄公八年夏季。僖公十九年记载文王讨伐崇国，退兵后修明教化，崇国才开始投降。僖公二十五年记载文公包围原国，退兵后显示诚信，原国才开始投降。昭公十五年记载穆子包围鼓国，既命令他们诛杀叛徒，又命令他们知晓道义，然后才顺从地接受他们的投降，都是这个意思。凡是“徳乃降”作为庄公解释《书》的话，都有确凿的证据。而伪造古文的人一时没有察觉，一并窜入《大禹谟》中，破绽分明显露，而千年来的人只因为它是圣人的经典，而不敢议论。唉！谁知道这伪造古文的人本来就已经自己道破了呢？说：“作伪的人用心劳苦，却日益拙劣。”

有人问：“《韵防》说‘降，胡江切，服也’。《说文》也写作‘夅’，又解释为下。《诗·召南》‘我心则降’，《大雅》‘福禄攸降’，都读作平声。这说明平声的读音内也有‘下也’的解释。怎么知道大禹当时说‘徳乃降’不读作平声，而陆德明不是误注了读音呢？”我回答：“即使与平声的读音相通，但在《左传》所引用的‘上下’的文义上终究无法贯通。二十五篇伪古文所采集拼凑其他书籍，因而与其文义相违背的，本来不仅仅是一个‘徳乃降’而已。”孟子说：“郁陶思君尔。”这是赞颂之辞，忸怩则是叙事之辞。《国语》说：“晋平公想要杀竖襄，叔向说：‘您一定要赶快杀了他，不要让他传到远处。’晋平公面露羞愧之色，于是急忙赦免了他。”注曰：“忸怩，羞愧的样子。”这是证据。现在窜入《五子之歌》中说：“郁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把郁陶、忸怩都作为一个人的口气，不失去孟子的文义吗？王说：“无畏寕尔也，非敌百姓也。”这是武王的话；如果崩厥角，稽首则是叙事之辞。现在窜入《泰誓》中篇中说：“罔或无畏，寕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都认为是武王的口气，不更加失去孟子的文义吗？而且仔细玩味他所引用的“王曰”自“是”至“商郊慰安商百姓”的话，与在河朔誓师的话本来完全不相符合。《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到达商国，商国的百姓都在郊外等待。于是武王派群臣告诉商国的百姓说：‘上天降下休美，商人都再次拜谢稽首。’武王也答拜。”就是这件事。伪造古文的人，既不辨别古人的文字有议论夹杂叙事的体裁，又不辨别武王时事有誓师和吊民的不同，而一概混置，错误谬误已经非常严重。世人还因为它是经典而互相称赞，也可以说是矮人看戏了。

第十

书籍有句读，本来应当如此。而一旦被晚出的古文所割裂，于是改从它的说法的，《论语》中《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这三句便是如此。何晏《集解》引用汉代包咸的注说：“孝乎惟孝，是赞美大孝的话。”这是把《书》云作为一句，“孝乎惟孝”作为一句，“友于兄弟”作为一句。《晋书·夏侯湛昆弟诰》：“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潘岳《闲居赋序》：“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这也是拙劣者的为政之道，这是证据。

译伪作《君陈》篇的人，竟然将“孝乎”二字连属上文，当作孔子的话。遍览典籍所引用的《诗》《书》文字，从来没有这种句法【姚际恒立方说：古人引用《诗》《书》，没有摘取《诗》《书》中一个字先作为提唱的情况】。那么，典籍中也有“孝乎惟孝”这样的句法吗？我说：有的。孔子闲居时，子贡说：“请问用什么来作为这其中的准则呢？”孔子说：“礼啊！礼，是礼用来节制中道的。”“礼啊！礼”，难道不是这种句法吗？伪作古文的人，不是在句读之间又暴露了一个破绽吗？

译查考淳熙九经本《尚书》的句读号称精审，也将“孝乎惟考”四字断为一句。此前张耒《淮阳郡黄氏友于泉铭》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张齐贤奉真宗之命撰写《弟子赞》说：“孝乎惟孝，曾子称焉。”《太平御览》引《论语》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唐代王利贞《幽州石浮图颂》说：“孝乎惟孝，忠为令德。”梁元帝刘孝绰《墓志铭》说：“孝乎惟孝。”给武陵王的信说：“友于兄弟。”由此可知，改从《君陈》篇断句的，是从朱子开始的。

又查考《素问》黄帝说：“什么叫形？”岐伯说：“请说说形，形乎形？什么叫神？”岐伯说：“请说说神，神乎神？”《灵枢》经岐伯说：“上守神，神乎神？”《史记·淮阴侯列传》蒯通说：“时乎时，不再来。”《汉书·桂阳太守周憬碑铭》辞说：“君乎君，寿不訾。”《扬子法言》有“习乎习，杂乎杂，辰乎辰，才乎才。”晋代董京诗有“麟乎麟”，都是这种句式。又以此置于末句的，则有《公羊传》“贱乎贱者也”，《尔雅·释训》篇“防乎防者也”，《春秋繁露》有“贱乎贱者矣。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

又查考梅氏鷟，也说《君陈篇》上面窃取《国语》“令德孝恭”的文句，下面辑录《论语》“惟孝友于兄弟”等语，因为颇为重复，于是去掉“孝乎”二字。如果是解释经书者的言辞，试想想凡是引书说“书曰”之下，曾有自己添加语气的吗？就像子张说：“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竟然断“书云高宗”四字为句，文理还通顺吗？朱子集注没有听说提出疑问，总是因为受古文压制罢了。我曾说朱子固然受了校书人的欺骗，这就是其中之一。

又查考《论语》所引的书，不知道出自哪一篇。伪作者窜入《君陈》篇中，也有缘故。大概看到郑玄注《礼记·坊记》说：“君陈，大概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弟弟。”认为此人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弟弟，必定既孝又友，所以用这两句话来充实它。又嫌太突兀，不便直接接《君陈》，特意装上“惟尔令德孝恭”一语作为赞语。下面泛论孝的道理，必定友于兄弟，能施行政令，就以此题“尹兹东郊从政”字生发凑泊，弥缝痕迹宛然可见。

第十一

两书本来出自一处，而偶尔被引用者增删改易，实际上对义理没有妨碍的。孟子齐人取燕章，书说“徯我后，后来其苏”；宋小国章，书说“徯我后，后来其无罚”，就是这种情况。看两处上文，其辞句都相同，而又首先引书说“汤一征自葛始”，后来引用时，就把“一”改为“始”，把“始”改为“载”。这是古人文章不拘泥的地方，又怎么能怀疑它出自两本书呢？不能怀疑它出自两本书，那么“后来其苏”既然窜入《仲虺之诰》中，“后来其无罚”又窜入《太甲》中篇中呢？伪作古文的人，不又在这里暴露出一个破绽吗？

查考《尚书》序，汤征讨诸侯，葛伯不祭祀，汤开始征讨他，作《汤征》。金仁山说《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征讨的言辞而不类似，大概不是《汤征》的旧文了。孟子引亳众往耕之事，怀疑出自此书。我曾赞叹这是卓识，因而悟到葛伯仇饷一语系于亳众往耕下，似乎就是上述《汤征》书，而汤一征自葛始，也应该是它的文句，现在都窜入《仲虺之诰》中。自非，且尤其奇怪。孔安国传在葛伯仇饷注说：“葛伯游行，看见农民在田里送饭的，杀死那人，夺走他的饭，所以叫仇饷。”那晚出的古文，分明是从孟子剽窃书语及作传，不说亳众，说童子，而泛说农民，好像葛伯所杀的就是葛人，与汤无关，却故意与孟子违背的，正是为了掩盖他剽窃孟子的痕迹。唉！作伪者用心如此，究竟要欺骗谁呢？第十二

一书被引用多处，虽然稍有增删改易，义理则归一的，墨子引仲虺之告于《非命》三篇就是这种情况。《非命》上篇，仲虺之告说：“我听说夏人矫托天命，布命于下，帝征伐他，厌恶龚丧厥师。”中篇，仲虺之告说：“我听说有夏人矫托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下篇，仲虺之告说：“我听说有夏人矫托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三处下文，墨子都各自从而解释说：“这是说桀执有命，汤特别非议他，说丧师，说阙师，说爽师。”这难道是吉祥善事？而伪作古文的人，嫌与自己不合，改说：“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孔安国传说：“爽，明也。用明其众言为主也。”不与墨子悖谬吗？以墨子引之之复如此，释之之确如此，而伪作者不又暴露出一个破绽吗？

查考又有一书被引用多处虽小有

译“同异辞”这一说法非常古老，墨子引用《泰誓》中关于纣王“夷居”的一段就是例证。《天志中篇》说：“纣王违背正道，居于夷狄之地，不肯侍奉上帝，抛弃他的祖先神灵而不祭祀，于是说：‘我有天命，不必勤勉于政事。’上天也因而放纵抛弃纣王，不再保佑他。”《非命上篇》说：“纣王居于夷狄之地，不肯侍奉上帝，祸害他的祖先神灵而不祭祀，于是说：‘我的百姓有天命，不必勤勉于政事。’上天也因而放纵抛弃他，不再保佑他。”《非命中篇》说：“纣王居于夷狄之地，不肯侍奉上帝，抛弃他的祖先神灵而不祭祀，说：‘我的百姓有天命，不必勤勉于政事。’上天不也是抛弃放纵他，不再保佑他吗？”晚出的古文在“弃厥先神祗不祀”之下增加了“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两句，以符合箕子的言论；删去了“天亦纵弃纣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文衔接《孟子》所引的《书》。难道墨子所见的《泰誓》是另一个版本吗？这也太荒谬了。又按，《仲虺之诰》中又有四句话在两处被引用，《左传》虽然偶尔颠倒语序，但辞意相合，如襄公十四年“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襄公三十年“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晚出的古文只因为上文“佑贤辅徳，显忠遂良”与下文“推亡固存”都是四字句，就删去原文“两者”中的“者”字以相配；又因为“良”与“亡”押韵，于是将“国之道也”改为“乃其昌”，也与韵脚相合。这本无韵而忽然押韵，与后来墨子原本有韵而不押韵，都是同样的妄作。

译又查《左传》宣公十二年，随武子说：“兼并弱国，攻打昏昧之国，是武力的良好准则。”等等。仲虺曾说：“夺取混乱的国家，侮辱灭亡的国家，就是兼并弱国。”《诗经·周颂·酌》说：“啊，显赫的王师，遵循着当时的昏昧，讨伐昏昧之国，就是攻打昏昧。”上面引用“兼弱攻昧”这个成语，紧接着就引用《尚书》和《诗经》的话来分别解释它。可见“兼弱攻昧”和“取乱侮亡”各有出处，并不像现在那样都出自《仲虺之诰》。《左传》襄公传中两次引用都有“者”字，现在却突然概括成一句话，这也是古人文风的常态。但是，从来没有从同一本书中错综割裂地像随武子这样引用的。既然随武子没有胡乱引用，那么晚出的古文《尚书》是伪作就显而易见了。

又查现在的《仲虺之诰》不仅误用了“用爽厥师”，而且误用了“式商受命”。今文《尚书·立政》篇说：“帝恭敬地惩罚他，于是让我夏朝，凭借商所受的天命，治理万姓。”这是说我们周朝凭借商所受的天命来治理万姓，而不是像《仲虺之诰》那样直接贴在上帝的话上，说上帝让商承受王命。一个是商朝兴起，一个是周朝兴起，它们的相反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第十三

《尚书》中有古人只引用前半句，中间隔以其他话语，历经千年无人知晓，却妄自将其补入古文中，以接续文意。《五子之歌》中的“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就是这种情况。《左传》襄公四年，晋侯想要讨伐戎狄，魏绛说：“让军队在戎狄那里劳累而不能救援陈国，这是抛弃陈国，中原各国必定会背叛。”戎狄是禽兽，〇戎狄失去中原各国，恐怕不行吧？夏代的训诫中有这样的话：“有穷后羿。”晋侯说：“后羿怎么样？”魏绛于是没有再直接引用夏训，只是根据这件事回答说：“从前夏朝刚开始衰落时，后羿从鉏迁到穷石，等等。”最后引用虞箴，仍然提到在帝夷羿，沉迷于原野狩猎。这是古人文章严密的地方。现在试想，“有穷后羿”下面接着的话，能知道吗？不能知道，难道真的是“因民弗忍，距于河”，而魏绛将要用这种含糊不清的话来告诉晋悼公吗？这又是一个破绽。

有人问：“有穷后羿在《五子之歌》中属于《夏书》，与《夏训》稍有区别，怎么知道不是各自所见不同呢？”我回答说：“伪作者正是把《夏训》当作《夏书》。篇中一处说：‘皇祖有训。’另一处说：‘训有之。’《国语》引用‘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作为《书》中的《五子之歌》，那么认为这是皇祖的训诫，所以可以验证它们是一回事。”

查杜预注《左传》：“夏训有之曰，也说夏训，即夏书。”

又查梅鷟说孔颖达疏解《左传》以“有穷后羿”为《五子之歌》的文句是不对的，大概是因为他没有考察下文。下文晋侯说“后羿怎么样”，到“有穷因此就灭亡了”，共四十六句，起初并没有提到太康〇于田，即使是辛甲作虞箴，也专门用来责备后羿，与太康无关。魏晋间《古文尚书》出现，才开始把后羿的田猎转嫁为太康的田猎，为什么不思考《离骚》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衖”，这是以〇乐失国的，不援引作为证据，却随意牵涉《左传》，为什么呢？

又查大兴王源昆防对我说：古人炼句简奥，千奇百变，但从来没有截取半句的句法。有的话，从《左传》开始，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庆封做相，在大宫与国人盟誓，说：“不跟从崔杼、庆封的人，有如上帝。”晏子仰天叹息说：“我所不唯忠于君主，有利于社稷的人，就与他不共戴天，有如上帝。”大概盟书说：“不跟从崔杼、庆封的人，有如上帝。”话还没说完，晏子抄录《易经》回答，他的辞句所以是“所不与崔〇者”，虽然是一句，〇只是半句，于是截断下半句，而用晏子仰天接上，这是句法中尤其奇特的。我说这与襄公四年也颇为〇似，所以一并记载。

又查玉恭简樵说：周公以立政之道，以得人为根本，所以率领群臣将要向王进言并赞美说：“拜手稽首，告诉嗣天子王了。”群臣都用进谏的话说：“王左右的臣子，有管理百姓的长官叫常伯，有担任事务的公卿叫常任，有遵守法令的官吏叫准人。这三类之外，掌管服饰器物的叫缀衣，掌管禁卫的叫虎贲。”群臣的话还没说完，周公叹息说：“美啊，这些官职，但知道忧虑得到合适的人却很少啊。”周公与群臣的话交错互相补充，古书没有这种体裁，大概是史官在旁边亲眼看见并记录下来的，所谓堪画者也。看篇末周公呼叫太史并告诉司寇苏公的一段，更知道这篇大概是当时记录的，可谓精妙的解释。结合上面《左传》看，“所不与崔〇者”，下面可以推测得到它的辞句；“有穷，后羿”下面终究不能知道。缀衣、虎贲下面，周公又一一补出趣马、小尹等，大概是同一体裁，其间种种变化不同。到了汉代霍光传，尚书令读群臣奏章到掖庭令敢泄露言语要斩首，太后说：“住口，做人臣子的应当悖乱到这种地步吗？”王离席伏地，尚书令又读说：“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的印绶等等。”前后仍然是一篇奏文，只是中间夹杂叙事稍少，与上面三者又不同。

第十四

《尚书》有今文、古文，这是从西汉时才开始的。孟子时代本来没有。没有，那么就是同一百篇而已。为什么孟子引用今文《尚书》“由今校之”，辞句既相

译符义，也相吻合。等到引用古文书时，像《泰誓》上、《泰誓》中、《武成》的辞句既然不同，句读随之各异，意义也就不同，甚至相互违背。试着为它点破，真有令人发笑的地方。孟子引用今文《尚书》的有六处：“时日害丧”两句【一】；“若保赤子”【二】；“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三】；“二十有八载”五句【四】；“杀越人于货”三句【五】；“享多仪”四句【六】；“惟窜三苖”，“窜”字作“杀”，“罔不譈”。上面有“凡民”二字，然而许慎《说文解字》引用《周书》正作“凡民罔不憝”，也可以证明这不是孟子自己增加的。至于“天降下民”是《尚书》的文辞，玩味其文义，似乎应该到“武王耻之”为止，现在却截止到“曷敢有越厥志”。赵岐将“其助上帝宠之”读作一句，“四方”二字属下句，现在将“宠之四方”读作一句，在“有罪无罪”下面削去“惟我在”三字，用“予”字代替“天下”，这是《尚书》原本指百姓而言，现在竟然指君主而言了。“有攸不为臣”一段截去首句，“东征”上面增加“肆予”二字，“绥厥士女”下面又出现“惟其士女绍我周王见休”一句，变成“昭我周王天休震动”两句，其不同竟到了如此地步。然而这还可以说通。如果义理上的抵触，叙述议论的错杂，就没有像前面所论述的“王曰无畏”那一节那样的了。难道孟子预先知道一百多年后《尚书》分为今文、古文，而在古文时代多有改窜？还是孟子当时引用《尚书》原本未曾改窜，所以如今用真正的《尚书》来校对，只觉得它相合，而后来作伪书的人必须多方改窜以与自己一致，于是就不顾后来用孟子来校对的人的不合呢？这又是一个大破绽。

译朱熹曾说：“当时伏生是济南人，晁错是颍川人，只能由伏生的女儿口授，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凭自己的理解去连缀诵读，这是史书所载。”然而传记所引用的《尚书》与《尚书》所载并没有不同。又说：“现在看孟子引用《享多仪》出自《洛诰》，一字不差，就可以证明孟子引用《尚书》原本就没有改动过。”

又查冯班字定远，是常熟人，精通经术，曾以颜师古注释伏生传授晁错往受书一事，引用卫宏《古文尚书序》为妄说。《汉书·艺文志》记载《尚书》经二十九卷，是伏生所传的；又记载秦朝焚书禁学，伏生独自将书藏在墙壁中。汉朝兴起后求得二十九篇，在齐鲁之间教学。说藏在墙壁中而求得二十九篇，说明伏生自有底本，不假借口传，这是明显的。《儒林传》记载伏生教授济南张生和欧阳生，欧阳生是千乘人。侍奉伏生，夏侯都尉从济南张生那里学习《尚书》的传授。夏侯都尉的族子夏侯始昌，始昌传给夏侯胜，胜传给从兄之子夏侯建，那么欧阳、夏侯两家在汉朝立于学官的，自然是伏生亲自传授的，不是晁错所受的本子，这是明显的。又伏生有孙子夏侯防因精通《尚书》被征召。伏生有孙子，那么应该有儿子，何至于让女儿传言？如果他的儿子年幼不能传书，那么伏生年纪已经九十多岁了，怎么会有年幼的儿子呢？况且他的女儿能传言，也应该通晓文字，何至于晁错不能得到的，竟然有十二三处就凭自己的理解去连缀诵读呢？我曾亲自到过济南、颍川，那里的语音绝不遥远，虽然古今或许有差异，大概也可以知道，何至于言语不通呢？卫宏且不论，颜师古注释《汉书》作为班固的忠臣，也赘列这些话，疑惑误人至今，实在奇怪。又查梅氏梅鷟也说吴才老说，伏生是在年老之后得到的，这是失考。朱熹对于古文说壁藏，今文则说暗记，也是受了校书人的欺骗。论述正好与冯定远相合。大概汉朝平定后伏生就求得他的书，在齐鲁之间教学，不等到汉文帝时才这样。伏生还没有年老。今文二十八篇，也是从屋壁中得到的，亲手传授给人，不等待晁错来才开始背诵。卫宏是妄说。所有这些都比先儒高明得多。

又查《尚书》大序说：“伏生年纪超过九十，失去了他的底本，口授传授。”这也是魏晋间卫宏让女儿传言教晁错的说法盛行，所以撰写序言的人采入而不觉得与史文相背。刘歆有话说：“晁错从伏生那里学习《尚书》，《尚书》刚从屋壁中出来，朽折散绝。现在他的书还在，曾经口授吗？”

第十五

《左氏春秋》内传引用《诗经》一百五十六处，引用逸诗十处，引用《尚书》二十一处，引用逸书三十三处；外传引用《诗经》二十二处，引用逸诗一处，引用《尚书》四处，引用逸书十处。大概《三百篇》现存，所以逸诗自然少；古书散失缺漏既多，而逸书自然比逸诗多一倍。为何梅氏二十五篇出自向、杜二氏，所谓逸书，都历历具在其终。作为逸书的，仅昭公十四年夏书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一则而已。《尚书》未经孔子删减，不知有多少篇；等到删成百篇，未被伏生传诵的，还有六十九篇。其逸多到如此，难道左氏在几百年前预知后有二十五篇，而所引必出于此吗？还是这二十五篇援引左氏以为重要，取左氏以为材料，模仿左氏以为文辞，而凡所引遂莫之或遗呢？这又是一个大破绽。

查左氏所引《诗经》，都是指及其成句的。若他篇、名章名，与其人自作诗，尚不在此。为何说是自作诗？隐元年“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是庄公自作诗。“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是武姜自作诗。僖公五年“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是士蒍自作诗。到昭公十二年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是子革所引，不是自作例，所以入于逸诗中。《周语》“武王支之诗”亦然。

又查左氏所引《尚书》，定公四年，有伯禽以命鲁公，有唐诰以命唐叔，伯禽、唐诰都是逸书篇名，并不见今百篇序中，则知古逸多矣。

第十六

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引用《诗经》一百零二处，引用逸诗三处，引用《尚书》十六处，引用逸书十八处。逸少逸多的原因，与左氏相同。等到梅氏书出，而郑氏所指为逸书，都全全登载，无一或遗，其露破绽，也与左氏相等。我独怪其不特模仿文辞，而且标举篇目，如见六引《兑命》，则撰《说命》三篇；四引《太甲》，则撰《太甲》三篇；三引《君陈》，则撰《君陈》篇；以及引《大誓》，撰《泰誓》；引《君雅》，撰《君牙》；至引《尹吉曰》，不知为何书。缘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一德》，知此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出其中，故注曰：“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壹德》，今亡其篇，

译道理就是这样。果真如此，「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徳」既然被窜入《咸有一徳》篇中，为什么「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也都作为尹的「吉曰」而窜入《太甲》上篇呢？这不又与前面所论述的《孟子》存在同样的破绽吗？查考郑玄对《兑命》《君陈》的注解都说「今亡」，对《貍首》诗的注解说「今逸」，大概是因为《射义》中的「曾孙侯氏」八句话就是《貍首》诗，所以这篇《咸有壹徳》应当说「今逸」，而不应该说「今亡」，我怀疑「亡」字是误字。有人质疑我：古人接受书籍有先后之分，郑玄注解《仪礼》《礼记》时还没有见到《毛诗》传，所以注解中所引用的诗句与《毛诗》不同，他自己说后来得到了《毛传》才加以修改，怎么知道他在注解《礼记》时，还没有见到古文《尚书》呢？然而我考证本传，完全不是这样。他从东郡张恭祖那里学习《礼记》《古文尚书》等两本书，大概是在同一时间。过了很久，他游学归来，遭遇党锢之祸，闭门专心修习经学，注解《礼记》；党禁解除后，才注解《古文尚书》和《毛诗》，这也见于记载。郑君自述注解虽有先后之分，但接受书籍实在是在同一时间，不像《毛传》那样，郑康成号称过目不忘，一见终身不忘，怎么会忘记那是字误呢？这是确定无疑的。

译又查考郑玄注《尚书》时提到有“亡”有“逸”，“亡”是指人间已经没有了，“逸”是指人间虽然还有，但不是博士家所传授的。杜预注《左传》时统称为“逸”，这就是两者的区别。又查考郑玄注《缁衣》《君奭》时说：“现在博士读作‘厥乱劝寕王之徳’。”这就是伏生所传授、欧阳和夏侯所注解并立于学官的《尚书》。东汉时《毛诗》尚未立于学官，《小雅·都人士》首章共有六句二十四字，只有毛氏有，其他三家则没有。所以服虔在《左传》襄公十四年引用“行归于周，万民所望”时，注解说：“这是逸诗”，大概是因为这不是当时博士所读的，于是将其归入逸诗一类，并非不知道它出自《毛诗》。

又查考古人学习是逐年进步的，晚年读书更加广博。然而对于以前所注释的内容，有的会追改，有的不再修改，应当根据文意参酌考证。比如郑玄注《乡饮酒礼》中的《关雎》《鹊巢》《鹿鸣》《四牡》等，都采用《诗序》的含义。《缁衣》中“彼都人士”“狐裘黄黄”的诗句，郑玄说“毛氏有之”，这就是《郑志》所说的“后来得到毛传，于是改正了”。郑玄注《乡饮酒礼》中“南陔”“由庚”等六篇笙诗时说，“这是《小雅》的篇目，现在其含义已失”，没听说《坊记》中“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是卫夫人定姜的诗，这又是《郑志》所说的“后来才得到毛公的传记，但注释已经流行，不再修改”的情况。所有这些，总因为欧阳修说过：“大概可以看出我在郑氏之学上尽心了。”又查考《东坡纪年録》记载：“元符三年六月晦日，没有月亮，停泊在大海中，形势非常危险，起身环顾四周，所撰写的《易》《书》《论语》都随身携带，而世上没有其他副本，抚摸着叹息说：‘上天不想毁灭这些，我们必定能渡过难关。’后来果然如此。我常感叹古人凭借著述免除患难是这样的。”癸亥年秋季即将进呈，在此之前四五个月间，静心抄写此疏证第一卷完成，六月携带前往吴门，在二十二日夜半泊于武进城外，船突然翻覆，自认为已无生路，只是私下想：“疏证虽然很多，副本在京师，但不如这个版本确定，上天或许不想让后人看到朴实的学问吧？我应当效仿东坡的例子来渡过难关。”第二天到达岸边，去告诉我的朋友陈玉璂赓明，赓明高兴地说：“这是盛事，不可以不记录。”因此记录于此。

尚书古文疏证卷一

<经部,书类,尚书古文疏证》>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古文疏证》卷二山阳阎若璩撰第十七

安国古文之学，其传承有四：一是传于都尉朝，朝传庸谭，谭传胡常，常传徐敖，敖传王璜，涂恽恽传桑钦。王莽时立于学官，璜恽皆显贵。恽又传贾徽，徽传子逵。逵多次向肃宗讲述古文《尚书》，诏令选拔高才生跟随逵学习，由此古文遂流行。一是传于儿寛，一是传于其家。孔僖传所谓“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即是。一是传于司马迁，迁书所载多古文説，即是。东汉杜林在西州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珍视之后带回京师，出示给卫宏、徐巡，说：“我流离兵乱，常恐此经将绝，没想到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又能传承，此道竟不坠于地。”古文虽不合时务，但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更加重视。林同郡贾逹为之作训，马融作传，康成注解，古文之説大备。康成虽云受之张恭祖，然其书賛曰：“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亦好此学，则其渊源于安国，明矣。”东晋元帝时，汝南梅〇奏上古文《尚书》，乃安国所传，其篇章之离合，名目之存亡絶，与两汉不合。〇自以得之〇曹，曹得之梁栁，皇甫谧亦从栁得之，而载于《帝王世纪》。栁得之苏愉，愉得之郑冲，郑冲以上则无闻焉。呜呼，其果安国之旧耶？抑魏晋之间假托者耶？愚甞以梅氏晚出，书自东晋迄今，嵗次壬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与圣经贤传并立学官，家传人诵，莫能以易焉者，其故盖有三焉。皇甫谧，高名宿学，左思三都，经其片语，遂竞相讃述，况渠实得孔书，载于世纪，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书首信于世者，皇甫谧之过也。〇虽奏上得立于学官，然南北两朝犹逓相盛衰，或孔行而郑微，或郑行而孔微，或孔郑并行。至唐初贞观，始依孔为之疏，而两汉专门之学顿以废絶。是使此书更信于世者，孔颖达之过也。天祐斯文，笃生徽国，孔子之后，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分经与序为二，以存古制，一则曰“安国伪书”，再则曰“安国伪书而为之弟”。子者，正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乃明。背师承，仍遵旧説，是使此书终信于世者，蔡沈之过也。经此三信，虽有卓识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