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古文防证卷四

译治理山岳，疏通河道，彰明刑罚，流放四个凶恶之人。虽然这些是舜所做的事，但哪一件不是尧所做的事呢？到了这个时候，尧才去世，尧的事业也就结束了。“月正元日”以后，就是舜所做的事了。那么舜做了什么事呢？任用先帝的人，施行先帝的政令，这就是舜所做的事罢了。像这样又过了五十年，舜的事业也完成了。所以用“陟方乃死”来作为结束。只是除去那二十八个字罢了，用“殂落”来结束尧的事迹，用“陟方”来结束舜的事迹，作为一篇文章，可以认为是记载一个人的，也可以认为是虞朝的史官所记。想要记载舜而追溯到尧的事迹，可以认为是虞朝史官实际记载尧而一并记载舜的事迹，统括起来，也没有不可以的。推而广之，与其他书籍对照，没有不合的地方。再试着把它拆分为两部分：“帝曰钦哉”，为什么突然停止？“慎徽五典”，为什么突然出现？不通顺的地方本来就很多了。更何况那二十八个字没有一句不是抄袭陈词滥调的呢？同乡老友刘珵先生的话说得好：“想要驳斥伪古文，请从这二十八个字开始。”

译查郑端简告知我，他在手批的《吴氏尚书纂言》中，于“若句袭诸篇首”等二十八字上批注说：“‘若’字袭用诸篇篇首；‘重华’袭用《史记》；‘濬哲’掠取《诗经》；‘长发’袭用《尚书·大诰》；‘文明’掠取《尚书·大诰》；‘言温恭’掠取《诗经·颂》；‘那允塞’掠取《诗经·雅》；‘常武’掠取《淮南子·鸿烈》。于是试着以‘位’字掠取《史记·伯夷列传》，正可见其搜求剽窃的踪迹。”

又查朱熹对吕伯恭说“《舜典》只记载了舜元年的事”，那么如果说这是作史的精妙之处，那就不对了。怎么知道当时没有其他文字存在呢？朱熹这类见识，确实高明。因为《书序》中有《舜典》，还有《汨作》《九共》《槀饫》等十一篇，都是关于舜的事迹。朱熹不信《书序》，却暗中与《书序》相合，就是如此。我因此领悟到，这就是后代作史的方法。史书有本纪，作为一部史书的纲领，如同《尚书》有《帝典》，体制以严谨为主。所以如今《尧典》《舜典》所载，都是用人行政的大事，至于其他细枝末节，如设官、居方、别生分职等，则散见在《汨作》等篇中，大概这就是后代志与表所由来的地方。近来作史的人，凡志传所不能容纳的琐事冗语，全部罗列进入本纪，还能说通晓史家的体例要旨吗？

又查蔡传，吴氏认为“肇十有二州”这一节，在禹治水之后，不应当在四罪之前，大概是史官泛泛记载舜的事迹罢了，起初不计较先后的顺序，这是不对的。既然知道肇州在平定水土之后，自然应当在五年一次巡守之后，可知四罪是最后简略记载的，大概是因为刑罚而附带记载的。孔安国传所说的作者，先叙述典刑而连带引用四罪，明显都是征引所用，在此总见之最泛泛记载舜的事迹，起初不计较先后的顺序，如果只指这两节而不指那一节，也是可以的。

又查胡渭生朏明对我说，“升闻”二字又剽窃自《大戴礼记·用兵篇》。姚际恒立方说：“‘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八字袭用《诗经》与《易经》，世人皆知，唯独不知道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说‘粤若稽古帝汉祖宗濬哲钦明’，王粲《七释》说‘稽若古则叡哲文明允恭允塞’。方兴所上的，较之王延寿赋易‘钦’为‘文’，王粲《七释》易‘叡’为‘濬’、‘允’为‘温’，而‘塞’字乃移用于下，那么这都是袭用前人的文字，又不能说袭用《诗经》与《易经》。况且《舜典》出于南齐，王延寿是汉人，王粲是汉魏人，怎么都会与《舜典》增加的字预先暗中相合呢？其为方兴所袭用，自然明白。又汉魏时人以《诗经》《易经》所称称颂后王是可以的，如今将商王的‘濬哲温恭’、周王的‘允塞’混加于舜，怎么可以呢？窃以为论到此处，真的没有再多的余蕴了。”

又查《经典释文》记载，齐明帝建武年间，吴兴姚方兴采录马王之注，伪造《孔传舜典》一篇，说在大荒头买得上之。梁武帝时为博士，议论说：“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都因为文义相承接，所以导致错误。《舜典》开头有‘若稽古’，伏生虽然昏老，怎么容得下他合并呢？”于是没有采用。卓绝的见识，真可称制临决，不是一般儒生所能比拟的。奈何隋朝开皇初年不这样呢？

第六十六

刘珵先生字超宗，曾经告诉我：“《尧典》《舜典》为一篇，《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去掉两篇，你著疏证，确实不可不加以注意。”我说：“是的。”现在试取《皋陶谟》《益稷》读之，语势相接，首尾相应，其为一篇，即使是蔡氏也知道。但说古时因为编简重大，所以分为二篇，并非有意于其间，这就不是通论了。自从“若稽古皋陶”至“往钦哉”，共九百六十九字，比《禹贡》还少二百二十五字，比《洪范》少七十三字。为什么那两篇不忌惮其重大，而唯独《皋陶谟》分为二呢？实在无法通晓了。况且《益稷》据《书序》原名“弃稷”，马、郑、王三家本都如此，大概是别为逸书。其中多载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所以扬子云亲见之，著《法言·孝至》篇，或问“忠言嘉谟”说：“言合稷契之谓忠，谟合皋陶之谓嘉。”不然如今之《虞书》五篇，《皋陶》矢谟固然多了，而稷与契曾无一话一言，流传于代，扬子云难道是凭空捏造的人吗？为何轻立此论？大概当扬子云时，《酒诰》偶亡，所以说《酒诰》之篇俄空焉。如今亡失，赖刘向以中古文校今篇籍，具存。当扬子云时，弃稷见存，所以说“言合稷契之谓忠”，以篇名无“谟”字，仅以“谟”贴皋陶。可惜永嘉之乱，亡失今遂不知中作何语。凡古人事，或存或亡，无不历历有稽，如此。

查吴氏《尚书纂言》不信魏晋间古文，一以今文篇第为主。但说：“‘若稽古皋陶’，本出今文。”吴氏以篇首四字为增，断自“皋陶曰”以下，又不合伏生。其亦扬子《太玄》所谓“童牛角马，不今不古”者与？

又查《困学纪闻》谓葛伯仇饷，非孟子详述其事，则异说不胜其繁矣。又谓孟子之时，古书犹可考，今有不可强通者也。此等见识最精，予谓读《言》合稷契者，亦当

译以此法去探求它。

又据冯班定逺说，古人文字中所引用的典故与现在流传的不同，古书中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只是今人没有见到罢了，这也属于同样的道理。他举张骞乘筏的事为例说：古人多用通用的说法。近来焦弱侯认为这是杜甫诗中的错误，却不知道这出自《东方朔别传》，见于《太平御览》，自然与《博物志》所记载的不同，焦弱侯不知道这一点。我说洪景卢怀疑稷与契没有留下任何言论，扬雄凭什么就立刻确立这个论点？不知道刘歆谈论经书，杜甫征引典故，难道会有错误吗？洪景卢因为不知道而提出疑问，也正好与焦弱侯一样。

译又查蔡邕《独断》记载：“汉明帝下诏让有关部门选取《尚书》中《皋陶谟》篇的制度来制作冕旒。”如今这一制度正好在《益稷》篇内。蔡邕距离魏晋时期并不遥远，当时古文《孔传尚书》尚未问世，《皋陶谟》与《益稷》两篇还合为一篇。像这样，到了光武帝时期，张纯上奏说应当遵循唐尧的典制，“二月向东巡狩”；章帝时期，陈宠进言：“唐尧确立典制，灾荒时赦免罪人，《舜典》与《尧典》合为一篇，无需再讨论。”然而晋武帝初年，幽州秀才张髦上疏引用“肆类于上帝，至格于艺祖，用特”，也不说是《舜典》，而说是《尧典》。大概那时虽然《孔传尚书》已经出现，但未被列入官方学官教材，所以臣下的奏章也不敢依据它作为定论。

又查《汉书·王莽传》两次引用“十有二州”都说是《尧典》，如今却在《舜典》中，这与孟子将“二十有八载”等四句视为《尧典》完全相同。我私下奇怪朱熹不相信《孔传尚书》，而对于《尧典》《舜典》原本合为一篇的情况却没有加以讨论。《集注》说：“大概古书这两篇有时合为一篇罢了。”见解仍然不够透彻。又查后汉周磐学习古文《尚书》，临终前写下《尧典》一篇放在棺前，表示不忘圣道。正因为那时《尧典》《舜典》合为一篇，无论今文还是古文都是如此。所以只称《尧典》而不提《舜典》，否则在《孔传尚书》列入学官之后，那些崇尚圣道的人，难道会不并举两篇的名称吗？这也足以作为根本的证明。

第六十七

晚出的《武成》篇，孔安国的传注没有说它有错简。唐代孔颖达的疏才开始提到这一点，于是宋代儒者刘氏、王氏等人纷纷考证校正。到了朱熹时考证更加严密，蔡沈跟随他，以此归结商纣的罪状。至于“罔不率俾”等七十八个字，以及“惟尔有神”这四句话，都附在“于征伐商”之下，作为起初起兵祈祷神灵的辞令。这是他们不知道商纣是天下逃亡者的首领，聚集罪恶的渊薮。在《左传》昭公七年中，这是武王列举商纣罪行以告知诸侯的辞令，而不是告知神灵的。《左传》不应该有误，所以伪作的人只把它附在“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作为“王若曰”的辞令。大概诸侯来接受命令，王特别告知他们，并追述起初起兵祈祷神灵的情况，以此显示天命和人心归附。这也如同《汤诰》篇中“援予小子”等句作为起初请求伐桀的命令，又是告知诸侯的辞令，也是追述的情况。这是作者最苦心拼凑的地方。朱熹、蔡沈将其移置，必定反而会被嘲笑。古人曾说：“千载之下，难以凭情理推测。”我大概想要推测其中的情理罢了。

有人问：“《孔传尚书》援引《左传》作为重要依据，其遵循如同防范，丝毫不敢有差错，确实如此。不知道《左传》真的没有任何错误吗？还是有错误呢？”我说：“错误也是难免的，只是比其他书籍稍微严密一些罢了。”记得戊申年夏天，王源昆防读《左传》，以闵公二年“及狄人战于荥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为例，来问我：“‘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这是《左传》推究失败的原因，而上文并没有见到卫懿公死亡的下落，难道也像《史记·刺客列传》遗漏秦舞阳的下落一样吗？这关系也不小。”我说：“文公十五年，凡是战胜他国称为‘灭’；襄公十三年，动用大军称为‘灭’，这是《左传》书写‘灭’的体例。经书昭公二十三年秋七月，‘胡子髠、沈子逞灭杜氏’，注解说：‘国家虽然存在，国君死亡称为灭’，这是另一个体例。”原本《公羊传》用这个体例解读闵公二年的传文，那么所谓“遂灭卫”，卫懿公已经死在这句话中了。下文“狄入卫”，大概是狄人进入卫国都城。孔颖达疏传文中说“灭”而经书说“入”，引用《释例》作为从齐桓公告知诸侯的文字，不知道“狄入卫”的书法，经传完全相同，而先说“灭”，乃是国君死亡的意味，与社稷无关，怎么能说没有下落呢？古人用字不虚设，文章严密到如此地步。

查《左传》多引用而不阐发，依靠注来阐发，注也没有完全阐发，依靠疏来完全阐发。现在试举一件事：《论语》说“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断自宣公；“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则自武子。武子立，在襄公五年，上溯宣公元年，共四十一年。这四十一年政令归谁呢？难道《论语》是妄语吗？《论语》既然不是妄语，那么《集注》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了。然而从文子算起，认为实际辅佐三位国君，又无法安置桓子的位置，反复都不符合。读昭公二十五年传：“政在季氏三世矣”，注解说：“文子、武子、平子。”读昭公十二年传：“季悼子之卒也”，疏解说：“悼子卒不书，经其卒当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孙继祖，武子卒后即平子立也。”这才明白《论语》中的“四世”，大概是文子、武子、平子、桓子，而悼子不在其中。又《孔子世家》年十七，这一年季武子卒，平子代立，都足以证明前面的说法不虚假。虚假不虚假，也值得深究。只是奇怪季孙行父身为权奸，流毒累叶，却享有忠公室、无私积的虚名，甚至明确记载在圣经中，历经两千年，传注者不能指出其实情。唉！怎么惩罚已经死去的奸佞呢？我认为应当请求朝廷，乞求早日刊正，不要误导后人，这就是原因。又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相继而立，不数悼子，是专门指他们执掌鲁国的政令，

译并非悼子没有担任大夫，只是尚未被任命为卿罢了。如果担任卿去世，史书将会记载；如果不担任大夫就去世，恐怕就没有谥号了。《春秋》中父子同时做官的情况很多，比如在鄢陵之战中，栾书统帅中军，长子栾黡前往鲁国请求援兵，次子栾鍼担任厉公的车右，所以他们都是大夫。辅佐中军的是父亲士燮，快步上前谋划作战的是他的儿子士匄，难道一定要怀疑〇氏父子在成公元年速犹之盟、向三年宛濮之盟时，是父亲死后儿子才继任，而俞不曾赶上侍奉文公吗？大概文公末年，俞已经出仕担任大夫，正值国家没有变故，所以说“有道则知”，成公即位后艰难险阻接踵而至，所以集注将“有道”归属于文公，“无道”归属于成公，先文公后成公，其先后次序本来就没有错乱。

译有人问起城濮之战，先轸统帅中军，先且居统帅上军，赵衰担任他的副手，这很好。难道还有父子同时做官的吗？我说：这出自《国语·晋语》，恐怕不如《左传》足以凭据。《左传》记载担任中军副手的是却溱，担任上军副手的是狐偃，担任下军副手的是胥臣，没听说过另外有一支军队让先且居担任副手。

又查考孔安国的注，这一章所说的四代也是从季文子开始算起，只是不知道季悼子应当去掉，只能断到季平子为止。果真如此，这一章发出感叹，是在定公五年六月丙申，季平子去世之前吗？然而那时季桓子尚未继位，阳虎尚未被囚禁，他的主人怎么会发出“三桓将要防备”的感叹呢？这也说不通。必须改为：鲁国自从宣公八年，襄仲去世，季文子开始独揽国政，历经他的儿子季武子，曾孙季平子，玄孙季桓子，共四代作为家臣，被阳虎所执掌。

又查考《论语》不说“从陪臣那里产生”，而说“陪臣执掌国命”，大概是因为当时像南蒯、阳虎、公山弗扰这样的陪臣，都在家族内控制他们的主人，专断政事，在国中横行，尚不像大夫那样能够带兵在外，与各国结盟防备，名声事迹传遍天下，所以改变措辞，不与大夫相同。有人说：“这固然如此，但‘三代很少不失去权力’。阳虎等人仅仅止于自身，难道圣人反而为陪臣宽泛地说话吗？”我说：“不是。”马融在《论语》注中说：“阳氏作为季氏的家臣，到阳虎三代而出奔齐国。”马融号称博学多识，曾自称“我见到书传中多有注释，必定有证据，参照杜预注昭公十二年南蒯是南遗的儿子，昭公四年南遗是季氏家臣，那么南氏也在两代主持家政的行列”，这又应当为集注补充其缺失。

又查考孔颖达的疏，固然详细广博地解释名物制度，仍然多有不完备之处，也试举一事。壬子年秋天，我路过阳曲松庄，傅山先生字青主，恰好读《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褚师声子脱鞋袜登上席位，鲁哀公发怒下问说：“古人既然脱鞋还要脱袜吗？”虽然杜预注说古人见君主解袜，但书传中仅此一见，没有其他证据，为什么呢？我不能回答，过了很久，读陈祥道的《礼书》，才用来回答说：“《礼书》说汉魏以后朝见祭祀都赤脚穿袜，又说梁朝天监年间尚书参议关于礼仪赤脚穿袜的事，从闲坐开始，现在极恭敬的地方，无不赤脚。清庙崇高庄严，既然断绝常礼，凡是有行走的，都应当赤脚穿袜。大概当时有不安赤脚穿袜的，所以议论者提及。可见六朝时仍然如此，而尤其精妙之处在于‘参议礼仪赤脚穿袜事，从闲坐开始’这两句话。古代祭祀不赤脚，是为了表示恭敬；朝见不脱鞋，因为不是坐着，只有登上席位闲饮才开始赤脚以示欢乐，后来则以赤脚表示恭敬，这也是古今不同的地方。”因此奇怪杜预注“见君主解袜”，“见君主”二字不妥，必须改为“古人闲饮解袜”。先生听后非常高兴说：“这一段真可以纠正杜注，补充孔疏，是刘敞、赵汸所没有达到的。”我不敢当，如今匆匆十年，姑且牵连写下来，以见一时知己的情意。又查考《燕礼》，郑康成说饮酒以合欢为目的，叙述设立司正安闲宴饮一节说：“宾客返回室内，以及卿大夫都脱鞋登上席位，脱鞋便包，里面有解袜。”看下文说：“司正升堂接受命令，都命令君主说没有不醉的，宾客以及卿大夫都起身回答说诺，不敢不醉，都返回席位。”由此可知有赤脚以示欢乐。《左传》则因为脚有创伤疾病不敢解袜，这是礼的变通。褚师声子遵循礼的变通，遭到君主怒骂，以致君臣相攻，正足以补充《仪礼》注的不足。大体上三代礼器完备在一节一目，人们所通晓。读《燕礼》到脱鞋登上席位，知道并解其袜；读其他礼或到脱鞋登上席位，有不必赤脚穿袜的，因为不是闲饮的缘故。有人说杜预说古人解袜，与张释之传王生说：“我的袜带散了”，相同吗？不相同吗？我说：“不相同，解袜是说解去脚的衣物，袜带散则是袜的带子散开罢了。”证据也有两条：一是《吕氏春秋》武王到殷郊，系带脱落，五个人在前面驾车，没有肯帮他系的，说：“我们侍奉君主不是为了系带。”一是《哀帝纪》中山孝王来朝见，赐食在前面，后来吃饱起来下袜带散。武王的系带，中山孝王的系带，都音“计”，都是袜所束的带子。张廷尉的跪着系带，也音“计”，则是用手从事，不是指物品而言了。唉，相同！

又查考，古人脱鞋则有袜，在脱袜则将赤脚了。谢承《会稽先贤传》贺劭为人容貌举止美好，在官府常穿袜，很少见到他的脚。君臣群聚饮酒，都解其袜，好像赤脚谢罪的样子，这是什么礼呢？回答说：脱袜固然还有行縢在，行縢现在俗名裹足，就是它。六朝人称为行缠。有人说：难道就是《诗经》小雅所说的邪幅吗？桓公二年传臧哀伯所说的幅吗？我说：接近了，但实在不是。行縢与现在裹足，都有袜以防其上。邪幅与幅，则没有袜以防其上。《小雅》说：赤芾在大腿，邪幅在下面。邪幅以上配赤芾。臧哀伯劝谏说：衮冕黻珽，带裳幅舄，幅上以配衮冕等，下以配赤舄。大概是君主的盛服，不是行縢可比。

译等到郑康成和陆预的时代，已经不再保留那种形制了，所以只是说像现在的行縢罢了。至于《内则》中提到的“偪”，那是普通人的服饰。郑康成直接注释为行縢，并没有说它紧密到像这样。记得我到了福建防城，看见在街上行走的荷兰人，都用防风的帛布缠绕他们的脚，从小腿向上直到膝盖，整齐划一，异常规整，不像行縢那样蓬松。因此我想象古人邪幅的形制，礼制的失传，难道竟然在四方边远之地也遇不到吗？

译又查《后汉书》开始有了《舆服志》，朱熹称赞它详尽，是前代史书所没有的，偶尔提到袜子都写作〇，不如《隋书·礼仪志》那样详尽。梁天监十一年，尚书参议关于赤脚穿袜的事，也详细记载了。这是台官问讯皇太子，都穿红色衣服，穿袜子。穿袜子的人只是赤脚穿鞋，不必赤脚穿袜，大概比宗庙的崇高庄严低一等。又由此可以看出那时问讯君主，就赤脚穿袜，用来表示极度的恭敬。我本来嫌杜预“古者”二字不〇，或许改他的注为“现在见君主还脱袜”，也可以，终究不如“古者宴饮脱袜”六个字最为恰当。又《志》说“省阁内可以穿鞋”，那么不仅袜子不脱，鞋也不脱。至于三公黄阁下脱鞋，过了阁门又穿上鞋，其区分鞋与袜的地方极为明晰了。

又查现在《武成》篇说“列爵只有五等，分土只有三等”。疏引《孟子》班爵禄章，不对。《孟子》爵位虽然五等，却连着天子在内，又四等与分土只有三等不合。大概是直接用《汉书·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的〇吧。更加验证晚出的书多出自《汉书》。

又查晚出的书多出自《汉书》。虽然字与义同今文及迁书古文〇不合，也不顾。如《刑法志》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恤，今文作谧，迁书作静。大概谧就是静，只是字不同罢了。《王莽列传》书曰：“舜让于徳不嗣。”嗣，今文作怡，迁书作怿。大概怡就是怿，也是字不同。后来《太史公自序》：“唐尧逊位，虞舜不台。”索隐说：“台音怡悦也。”那就又用了今文，更加验证先前所说的迁书颇杂出今文。

又查胡渭生朏明告诉我孔氏疏说：“君主活着称灭，那么灭文在上，庄十年灭谭，定六年灭许，就是这样；国家存在君主死了，那么灭文在下，胡子、沈子就是这样。”据此，于是灭卫，自然仍然指国家而言，不是君主。我说：“那么卫懿公还活着吗？怎么会有如世人所传的《〇演内肝》的事呢？”朏明说：“上败绩属于军队，下甚败属于君主。懿公的死，隐含在这两句话中，不必在‘遂灭卫’句中寻找下落。庄九年干时之战，我军败绩，公防备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拿着公的旗帜避于下道，因此都停止，可见旗帜所在，敌人都注视着。二子拿着公的旗帜避于下道，用来迷惑齐军，齐军失去追击，庄公因此得以脱险。现在卫侯不除去他的旗帜，去藏也，除也不藏不除，狄人望而知是君主，于是直接趋进而害之，甚败之。为君主死，还有什么可疑的？”我私下认为这与《史记》疏漏处完全不同。

又查《诗·载驰》序说：“卫懿公被狄人所灭。”郑笺说：“灭者，懿公死也。君死于位曰灭。”孔疏说：“君死于位曰灭。”《公羊传》文《春秋》之例，灭有二义：如果国家被兵寇敌人进入而占有，其君主虽然活着而出奔，国家多丧，灭则谓之灭，所以《左传》凡胜国曰灭，齐灭谭，谭子奔莒；狄灭温，温子奔卫之〇就是这样。如果本国虽然存在，君主与敌战而死，也谓之灭，所以说“君死于位曰灭”，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髠沈子逞灭之〇就是这样。我认为仍有用“大师曰灭”，僖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昭十三年“吴灭州来”，都是邑而言灭就是这样。疏漏了这一义，以懿公死为灭，康成已先我而作是〇虽然或许不可以之解《左氏》，要〇有攸据，不妨两存。

又查里中顾諟在瞻问晋文公在齐妻姜氏后也不见下落，不比秦文嬴狄季隗一逆之一归之，何也？余曰：盖未及公子反国而已前死云。曷征乎尔？徴诸文六年赵孟之言：古者诸侯娶有九女，文嬴嫡也，班第一；偪姞世子母也，班第二；季隗文公托狄时妻，班第三；杜祁以让此二人也，故班在四。然则赵孟独不曰以齐故让姜氏而已，又次之，故班在五。则姜氏不在九人之列可知，其不在九人之列，意其蚤死也。不然，文公岂得宠而忘旧者不一迎归之乎？姜岂不若季隗请待子而不嫁乎？齐倘若蔡嫁蔡姬，晋不兴师伐之乎？此等须从空中防出，方识左氏文章之密。刘向《列女传》称晋文迎之以归为夫人，果尔，置文嬴何地？不足据。

又查秀水朱彜尊锡鬯告诉我：宋胡洵直也有考定《武成》次第，移“既生魄庶〇冡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一十四字于“征伐商”之下，仍在“王若曰”之上；移“厥四月哉生明”二节于“列爵惟五”之上。曰：洵直以《乐记》攷之，孔子告宾牟贾以《大武》迟乆之意，言初乆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则庻〇冡君受伐商之命于周，乃其时也，故克商也有未及下车为之者，有下车为之者，有济河而西然后为之者，云云，其先后有伦如此，则《武成》之次序可槩

译看到了。我说：“既生魄”根据《汉书·律历志》的记载，是四月十六日甲辰日的望日，方恊却忽然把它改作正月十六日丙午日的望日。这一天，武王率领军队离开镐京已经五百七十里，距离孟津还有三百三十里，正在途中，怎么能说这是起初的时候呢？况且“缀者”是南面队列的初始位置，长久地站立在缀位上，大概是在舞蹈开始之前，舞者手持盾牌屹立不动，象征武王等待诸侯的到来。推算日期，当时还应当是戊子日，军队刚刚出发，到了癸巳日武王才开始举行仪式，肯定不是在既望的丙午日。大体上，朱彝尊平生不敢怀疑古文，从他赠给我的诗中引用的内容来看，常常是这样。

译又查元代熊朋来也怀疑《武成》篇中的月日，说：武王在正月初三癸巳日起程，再经过庚戌日，才到四月一百三十八日。虽然前十九日是辛卯，王从商地回到丰邑，仍是一百十九天。攻克商朝之后，逗留日久，才返回。汉高祖想留在秦国，樊哙等人尚且能劝他回师，难道武王反而不如他们？这是可疑之一。有人说“死魄”是指晦日，不是朔日。如果是朔日，月魄就复苏了。上饶谢氏怀疑壬辰是正月二十九日，癸巳是二月朔日。如果这样，癸亥日在商郊陈兵，就移到了三月一日，又与《国语》中“二月癸亥夜陈兵未毕而下雨”的记载不合。癸亥属于二月，是《左传》的正文，不易更改，终究无法解释在商地滞留日久的疑问。我说：这不必怀疑。武王前往用了三十一日，返回也用了三十一日，共六十二日，仍在商地停留了五十七日。熊氏只看到今本《武成》所载反商政令到大规模赏赐等几件事，认为十天就能办完。不知道《乐记》说“未下车就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后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安置殷商之后于宋”。这正是《论语》所说的“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大概有的有子孙而无爵土，有的有爵土而无子孙。武王必须寻访其后代，选择土地来封赐，这岂是十天能办完的？《孟子》说“灭国者五十”，与纣王共同作乱的国家有五十个，必须在商地派遣军队四处征讨，剪灭这些国家以实现救民除残的志向，这岂是十天能办完的？所以五十七日，别人认为久，我认为快；别人认为可疑，我认为确凿。仁山前编将封康叔于殷东系于三月内，说：《康诰》说“在此东土”，《酒诰》说“建国在西土”，又说“我西土辅佐”，那么此时武王似乎还未从商地返回。大概武王攻克商朝，停留三月后才返回，封康叔，此时最相符合，那么《康诰》《酒诰》两篇都作于在商之日。可惜儒生看待古人，既不能设身处地揣度事机，又不能参考旧籍补经文之残缺，反而用后代君臣所擅长的事情，向上怀疑三代，太过分了。

又查《武成》听说有错简，没听说有错句。如前编《武成》次序完全依照蔡本，唯独将“底商之罪”四字移到“大邑周”之下，说：“从子王子参订粗为可读”，这是有错句了。这大概不值得辩论，第六十八。

曾怀疑刘歆《三统历》末尾，又引用《毕命丰刑》说：“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防丰刑。”共十六字，今古文都没有，不知刘歆从哪里得到它，而记载于此。后来想，《书大传》有“九共帝告”篇的文字，怎么知道不是安国所得的壁中书？整篇之外，零章剩句，像伏生所传的那样呢？刘歆距离安国不远，流传确定真实，而所载康王年月日又关乎历法，所以不忍舍弃。伪造古文的人，因为“王命作防丰刑”与自己不合，特意遗漏。就像作《伊训》者遗漏“诞资有牧”、“方明”；作《武成》者遗漏“粤若来二月”以下的话，是为了露出破绽。

查朱尊锡鬯说：你儿子想搜集先儒怀疑古文尚书的人，为何不及元代儒者陈师凯？我请征引他的说法说：既然历经三纪应当是三十六年，现在自成王七年周公留治洛邑，周公去世，君陈继任，君陈去世，然后命毕公，这是康王十二年，逆数至成王七年已四十三年，说三纪是举大数，固然不必一一吻合。我说：对，但另有说法。《三统历》载周公摄政七年作《召诰》《洛诰》，这七年在武王崩之后、成王未立之前，所以下载成王仅三十年，邵雍《皇极数》始通，以此七年系于成王之下，成王为三十七年，邵雍历法是也。陈师凯以邵雍历法推之，自觉三纪不合。伪造古文者却似误读《三统历》之摄政七年，以为即在成王三十年之内，成王七年作《召诰》《洛诰》，三十年作《顾命》，凡二十四年，接以康王十二年作《毕命》，正得三十六年，所以说既历三纪。若使知道摄政在外，既逾三纪，何难变其文以求合，而敢故意与历法背驰哉？此误所由来也。凡欲攻古文，譬如攻病，须洞见症结，方克直陈其状，不然大谬也，岂蚍蜉所能撼与？

有人说：《三统历》载，成王元年，命伯禽侯于鲁。后三十年，有《顾命》作则。成王在位，乃三十一年。我说：下文说推伯禽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薨，以此证之，成王非三十年而何？所说后三十年，乃实指其纪数之年，非离元年而数者。

又问曰：“你于古人有信有疑，为何此书只信刘歆？”我说：“刘歆之人虽非，而于经学也甚精。适当王莽委任之日，诸所建立亦甚正，反惜建武中兴，一切以人废耳。然其于历法亦有未尽，如推《洛诰》戊辰为十二月晦日，又说：‘是岁三月甲辰朔’，我以三月甲辰朔推之，须三月后十

译二月之前设置一个闰月，才符合历法。就像《武成》篇想要四月有庚戌、辛亥这两个日子，也必须在二月设置闰月才能得到，否则戊辰怎么会出现在亥月的末尾呢？这大概是因为脱漏了一个字，所以《顾命》篇只说四月哉生魄，王不悦，成王大概是从望日开始生病，不知道过了多少天，到甲子日病情危重，乙丑日于是驾崩。现在的历法把甲子定为十五日，推算这个月庚戌为初一，这是错误地防范经文，并且连历法也计算错了。大凡古人不可能只有收获而没有失误，所以我既有相信也有怀疑，我难道是一概相信刘歆的人吗？又查唐代孔颖达的疏引用《毕命》中“丰刑”的话说：“云云”，在“防”字下面增加了一个“书”字，现在《汉书》的原本中缺失。

译又查姚际恒在《立方》中说：“如今《毕命》篇较《三统历》所引增加‘至于丰’三字，查考迁都洛邑是重大事件，必须告祭文王的宗庙，所以说‘至于丰’。命令毕公何必如此？况且君陈、毕公等人如果真的到丰地告祭宗庙，两人应当同等对待，而唯独《毕命》这样说，大概是因为逸书《毕命》中有‘丰刑’二字，既然无法解释，就借用这个‘丰’字附会，认为是指‘至于丰’，这也就像如今《伊训》用逸书《伊训》中的‘方明’来解释‘乃明’一样。”

又查孔颖达疏引郑康成说：“如今逸篇中有册命霍侯之事，与此序不相符合，这是不对的。此序指的是《毕命》书的小序，说我在《周书》七十篇中查考，没有册命霍侯之事，而齐梁间所出的逸篇，郑康成又没来得及见到。那么他所说的逸篇，必定是另一本书，现在已不可见。”李焘、陈振孙认为《周书》是战国人所撰。我又查考，《战国策·荀息》引《周书》说：“美女破舌，美男破老。”苏秦引《周书》说：“绵绵不绝，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左传》狼瞫引《周志》说：“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这些都见于七十篇之内，那么这本书不仅高于战国，而且早在春秋之前就有了。

又查孔颖达疏说：“这一年进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甲辰朔是大月，九月辛丑朔是大月，又有闰九月辛未朔是小月，十二月己亥朔是大月，所以戊辰为三十日，可以弥补《汉书·律历志》的缺漏。”

又查，我曾有感于南沙熊氏将要注释《春秋》，先求明历，其《明志录》序说：“于是向刘仲敬请教历法，以纠正诸家的失误，并列出所考据的内容来纠正它。癸亥三年，在京师向吴任臣志伊学习历法，回来后结交秦渊云九里中，更加深入探究。久而久之，才通晓其术。”查《汉书·律历志》：成王元年癸巳年，正月己巳朔，壬申日冬至；推算至成王三十年壬戌年，正月辛巳朔，甲辰日冬至。用授时法通《汉三统历》推算。自元年正月冬至至三十年正月冬至，中间累计一万零五百九十二日零三刻二十五分。加上气应八日三十一刻四十分，为通积。满旬周去除后，余下四十日零三刻四十六分五十秒，为甲辰日冬至。又置中积，加上闰应二日七十一刻八十八分四十二秒，为闰积。满朔实去除后，余下为闰余二十二日七十九刻九十○分四十八秒。用此减去冬至分，余下一十七日二十三刻五十六分零二秒，为正月经朔辛巳日。连续加上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零五分九十三秒，得到二月经朔庚戌日。四十六日七十六刻六十一分，三月经朔庚辰日。一十六日二十九刻六十七分，四月经朔己酉日。四十五日八十二刻七十三分。加上望策一十四日七十六刻五十二分九十六秒，得到四月经望甲子日零日五十八刻七十九分。减去太阴疾差六十二刻七十一分，得到四月定望癸亥日五十九日九十六刻零八分。那么只有四月哉生魄，王不悦十五日。甲子，王乃洗漱，十六日。越翼日乙丑，王崩，十七日。更加觉得歆将哉生霸与甲子视为一日，是不对的。这足以纠正《汉书·律历志》的失误。

又查，经世之书，没有比《通典》更优越的，其门类共有八种：曰食货，曰选举，曰职官，曰礼，曰乐，曰刑，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曰州郡，曰边防。《文献通考》将其八门分析为十九门：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祀，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又补充其缺失的五门：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曾举此示吴志伊，志伊说：“尚缺一门曰历。”我说：“仍缺一门曰河渠。”盖自司马迁《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其后统一时代的史书没有《河渠》的，东汉、晋、隋及唐，偏安时代的史书独有《河渠》的，金、唐无《河渠》。说法有二：一程子说：“汉火德多水灾，唐土德少河患。”一宋敏求说：“唐河朔地，天宝后久属藩臣，纵有河事，不闻朝廷，故一部《唐书》仅载者薛平为郑滑节度使，河决�子一事耳【又裴耀卿传为济州刺史，萧仿传为义成军节度使，皆有治河事】金有河渠，则《宋史》序论所谓‘始自滑台、大伾，尝两经泛溢，复禹迹矣。一时奸臣建议，必欲回之，俾复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屡塞屡决，至南渡而后贻其祸于金源氏’是也。马端临生于晚宋，僻处鄱阳，目不睹中原河流决溢之患，遂阙此考。要须亟补之。志伊说：“弟补历考，子补河

译他考查是可以的。”

译又查罗敦仁《尚书是正》极力驳斥古文尚书，他在《尧典》中说道：“古今不同，有三件大事：一是治理边疆，古人轻微征伐大致安定，不与人争夺性命，如今防备得越深，增设亭障哨所的次数多了，也不能制止他们入侵；二是治理黄河，古人顺应便利，不与地势争高下，如今治理得越急切，沉璧马祭河的次数多了，也不能制止它改道；三是制定历法，古人随宜修改，不与天时争早晚，如今推算得越精密，设置圭表漏刻的次数多了，也不能制止它出现误差。”《易经》说：“简易而天下之理得以把握。”《诗经》说：“我思念古人，确实安定我的心。”我曾把这话举给秦云九看，云九说：“说制定历法随宜修改，不与天时争早晚，这是对的。但随时修改，与天相应，舍弃圭表漏刻，那依据什么呢？”历法家首先重视冬至，想要得到冬至的真实时刻，必须取日影作为依据；其次验证交食，想要知道交食的真实时刻，必须以水漏作为依据。所以圭表漏刻，是制定历法的规矩准绳。却说不能制止其误差，为什么呢？依我的意思，改为测量日月运行交会的次数多了，也不能制止其误差，大概可以。我说：“对，儒者很少通晓历法，所以有所撰述往往错乱。用‘我思念古人，确实安定我的心’来贴合制定历法的说法，也不恰当。因为古代历法疏略不如今人，比如日食有推算术数错误，到日期不验证的，像刘劭《传论》建安年间正月初一应当日食，这是也有突然发生，官员来不及察觉，天子诸侯仍然行礼的情况。如果曾子问以日食与大庙火灾后丧服被雨淋湿失容一例，这都是因为加时早晚，食分浅深，导致立法疏阔，不能预先推算。如果论其道理，哪有应当日食而不日食的？与现在的方法相比，哪有突然发生不可知的事情呢？大概历法到元代郭守敬得其七分，西洋历法传入中国得其九分，仅有火星半度的误差，譬如下围棋的人实际高出古人四子，难道不是现在有胜过古代的地方吗？”云九说：“近来与你交游，觉得考据之学现在也有比古人精密的地方。”我笑着不敢回答。

第六十九

传注的兴起，确实从孔子对《易经》开始。孔子自谦退让，不敢扰乱先圣正经的文辞，所以把自己所作的十翼附在后面。《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十二篇者，经文分为上下两篇，其余就是十翼。第一次被费直扰乱，第二次被王弼扰乱，而古十二篇的《易经》于是亡佚。宋代诸儒出现，才开始一一恢复古制。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汉代初年作传训的人，尚且与经文分别流传。三传的文辞不与经文相连，所以石经书写《公羊传》都没有经文。而《艺文志》所载《毛诗故训传》也与经文分别。等到马融为《周礼》作注，才说：“想要节省学者两次阅读，所以全部记载本文，就着经文作注。”朱子说：“据此则古代的经传本来各自为一书，所以高贵乡公所说的《彖》《象》不连经文者，是十二卷的古经传。所谓注连在一起的，是郑玄的注全部记载本经而附上《彖》《象》，像马融的《周礼》一样。”我考查《艺文志》：《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果然各自为一书。那么马融以前不可能有就着经文作注的事情是肯定的。现在安国传出于武帝时，详察其文义，明显是就着经文之下作的，与《毛诗》引经附传出于后人手不同。难道能说武帝时就有这种作法吗？史鉴明古赵秉文画跋考说得好：“世上作伪的人，庆幸他们浅陋不学，所以人们得以议论他们。如果他们稍微知道时代先后而修饰文辞来充实它，还怎么辨别呢？”唉！明古的议论，大概是为这传说的吧？

查朱子《周易本义》原本十二卷，经文两卷，传文十卷，完全恢复孔氏的旧制，却被永乐年间辑录《大全》的人所混杂，后来又从《大全》中提出《本义》单独刊行，仍是王弼的次序，不是朱子的书。顾炎武宁人告诉我：“应当寻找宋版翻刻，来颁示学官”，是很好的心意。又查《子夏易传》十卷，现在不流传。陈振孙认为其经文、彖象、爻辞交错，正用王弼本，决非汉代古书，最精妙。有人说：“是唐代张弧作的。”我因而想到《关子明易传》是阮逸伪作，《麻衣道者正易心法》是戴师愈伪作，都有历史依据，而世上喜好奇异的人还不能舍弃而跟随它，能怎么说呢？

又查陆德明《经典释文》，有王云者，是王肃的注；马云者，是马融的注。现在监本《舜典》“肆类于上帝”下传引“王云”“马云”，明显是误刊《释文》入其中，不是传本如此。虽然相传梅赜献《孔书》亡《舜典》一篇，当时因为王肃注颇似孔氏，于是从“慎徽五典”以下作为《舜典》，用王肃注来补之，不应再标“王云”读者，应当辨明。

又查我曾说十三经经皆有传，传即在经之中不必外求，如十翼传《易》，三传传《春秋》，皆不待言，《尔雅》是《诗》传，《戴记》是《仪礼》传，《仪礼》又自有《子夏丧服传》，《孟子》即谓《论语》之传也可考，经内有经有传，其无传者独

译《周官》耳，又思《子夏丧服传》初必另为卷帙，不揷入经，何者？传固自有体也。毛公学自谓出于子夏，传与经别；公羊高、谷梁赤亲受经，子夏作传，皆无经文。且人以《丧服传》为子夏所作者，特以语势相连，与公羊体〇因弟子而决先师，其渊源如此，何独至《丧服传》，子夏輙自乱其例乎？必不尔矣，是宜心通其意焉可矣。又按马端临之父碧梧先生言：“朱文公于《易》、《书》之合者离之，于《礼》、《书》之离者合之，皆学者所当知也。”余谓合者离之，即上经二卷〇十卷悉还孔氏之旧者；是离者合之，则答应仁仲书谓“仪礼难读，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者是。近时马公骕着《绎史》，内《仪礼》十七篇分章句，附传记，又兼及大小戴诸书，真是茧丝牛毛，读之每令人心气俱尽。复叩其家，公生长北方，实不曾见朱子《古礼经传通觧》，但以其答应氏书二语，依义编次，凡五年而告竣，尤可嘉叹云。

译又查《书序》引用这些内容，各自冠于篇首，这是魏晋时期孔安国本的情况。也是跟随毛公将《诗序》置于各篇之首的做法。后来朱熹出现，才开始重新合并为一编，各自附在经文之后。说是为了保存古制，说是为了恢复旧貌，把分离的重新合并。这也是学者所应当知道的。

又查，我认为《丧服传》最初必定是单独成卷，没有插入经文中。后来阅读元代敖氏的《仪礼集说》，辨析得尤其详尽，于是完整记载了他的话：“其他篇章有‘记’的很多，但没有有‘传’的。既有‘记’又有‘传’的，只有《丧服》这一篇。”先儒认为‘传’是子夏所作，未必如此。现在暂且用‘记’来阐明：《汉书·艺文志》说礼经的‘记’，颜师古认为是七十子后学所记录，这是对的。而这篇‘传’不仅解释经文，也有解释‘记’文的，那么作‘传’的人又在作‘记’的人之后，这是明显的。现在考察‘传’文，其中阐明礼意的固然很多，但违背经义的也不少。那么这篇‘传’，难道一定是通晓礼制的人所作的吗？而先儒却归于子夏，错了。‘传’对于经和记，本来就不完全解释。如果不完全解释，那么必定是间或引用其文来解释。像这样，那么起初，必定自成一编而放在‘记’之后，大概是不敢与经和记混杂。后来的儒者，见其为经和记作‘传’而另居一处，害怕寻求麻烦，想要图简便，所以分散‘传’文而移到经和记每条之下。这在义理上虽然没有很大妨害，但让初学者阅读，必定以其顺序为先后，反而认为作经之后就有‘传’，作‘传’之后才有‘记’，作‘记’之后又有‘传’，先后紊乱，反而产生迷惑，这也算不上得当。但因为它由来已久，我也不敢妄加改正，暂且记录在这里，以等待后来的君子。查《汉书·艺文志》‘记’一百三十一篇，下面注‘七十子后学所记也’，是班固的话，不是颜师古承认的，颇有错误。又查，有伪书出现在近代，证据分明，如果一言提及，就哗然兴起，被加上大不韪的名号。况且以宁可信其有的态度，莫过于史彬的《致身录》、郑所南的《心史》，一个是史兆斗所撰，一个是姚士粦所撰。

第七十

《顾命》正义说：那些官位高而兼管下级职务的人，汉朝以来称为‘领’。我认为霍光以大将军领尚书事，张安世以车骑将军领光禄勋事，就是如此。那些职位低而兼管高官职务的人，称为‘行’。杜君卿说韩安国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太常周泽行司徒事，如果是真的，就是如此。我从前论述周官六卿是实职，三公是他们的兼官。成王当时病重将死，于是同时召见实职的六卿，看他们的次序第一以六卿为序，不重在三公。孔安国作传，应当说冢宰第一，召公兼任太保；司徒第二，芮伯担任；宗伯第三，彤伯担任；司马第四，毕公担任兼任太师；司寇第五，卫侯担任；司空第六，毛公担任兼任太傅。这样对于奭上面的太保字，毕、毛下面的二公字，也没有不明白的。不应当说冢宰第一，召公领之；司徒第二，芮伯担任等等。必定以三公为高官，而视六卿为下级职务，这不是此经的正意。大体上国家设官各有其职责，当坐而论道的时候，自然毕公第一，毛公次之，召公又次之；等到起来执行的时候，又召公第一，芮伯次之，直到毛公最后。再看康王之诰，周中分天下诸侯，主以二伯：召公是西伯，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边，将立于王的右边；毕公是东伯，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边，将立于王的左边。尊于左，也不以师屈保下为嫌。等到王答拜，太保和芮伯都进前相揖，向王陈述告诫，又一依六卿之位，不再混乱与同召时相同吗？难道不是各有其职责？只有坐而论道，才重在三公，而其余实职所系的，有不全拘于师保之尊的吗？我从前嘲笑蔡传不通古今官制，每每错在此处。读安国传也是如此，所以不惮于委折论述。

查《春秋胡氏传》说：古代三公没有其人，就以六卿中有道者上兼师保之任，冢宰或缺，也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职。禹自司空进宅百揆，又说‘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师保之任。周公为师，又说‘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职。我认为‘作朕股肱耳目’，大概是君主依靠臣下以为助，犹如元首需要股肱耳目以为用，乃是泛论臣义，不贴坐而论道。虞朝纵有师保，未见伯禹为之，颇不恰当。周公为师，见《君奭》书序第十八；‘位冢宰，正百工’，见《蔡仲之命》第十九。于是以周公为先三公而后端揆，无论此伪书次第不足为准，而即以孟子征之：周公相武王，武王时周公已位冢宰，下及成王，始兼太傅，既迁太师。武王时太师则太公望为之，所谓‘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这难道是周公先居

译这是谁的过错呢？益不。康侯不仅不善于防备经防，而且连引用事例也总是出错。

译又查李焘《仁父言》记载：古代所说的宰相，只有一个，起初从未让其他人参与辅佐。尧辅佐舜，舜辅佐禹，禹辅佐皋陶，皋陶死后，才辅佐益。商汤辅佐伊尹，传言说仲虺担任商汤的左相，这是不足信的。查仲虺担任商汤左相一事，见于《定公元年》薛宰自述其皇祖曾担任此职，或许出自成汤一时的权宜制度，并非恒常之法。下至襄公二十五年，庆封担任齐国的左相，虽然他是乱臣，但也可能沿袭古制，未可知。只有《通典》依据《管子》称黄帝设置六相，文公十八年大史克称舜举用十六相，这里的“相”是辅助的意思，并非李焘所说的单一宰相之职。王华感叹得好：“宰相一下子有几个人，天下怎么能安定？”那些六朝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何况黄帝、虞舜的盛世呢！

又查六卿中只有彤是姒姓，其余都是姬姓。只有卫国在王畿之外，其余都在王畿之内。知道名字的一半是奭、高、封；不知道名字的也占一半。有人说毛公不就是毛叔郑吗？我说恐怕不是这样。定公四年，祝佗说：“武王的同母弟弟有八人，周公担任太宰，康叔担任司寇，聃季担任司空，五位叔父没有官职。这五位叔父是鲜、度、武、处、郑。如果郑果真是毛公，怎么能说他没有官职？况且祝佗又为什么要避讳不说呢？”我曾想，毛是王畿内的国家，伯爵担任天子公卿，本是常理，不能像孔颖达、蔡沈二传所说“入”字必须指王畿外另有一国才行。如果韩非属于韩原那么遥远，说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所以诗人在他朝见天子时用了“入”字，用词不随便；否则仍是毛叔郑的后嗣继承爵位，因为有道义上兼有公的身份。王肃说：“毛是文王的庶子，不论此说是否指郑，不采纳左氏富辰的话，却采纳《管蔡世家》的文字，将他排除在同母兄弟十人之外，为什么呢？”

又查富辰的话，见于僖公二十四年杜预注说：“毕国在长安县西北。”我说这个叫毕的地方，原本不是渭水北面的毕陌。癸丑年秋天，我曾经过那里，正是周王畿内的国家。孔颖达疏、蔡沈传都弄错了它的所在地。只有《通鉴》周纪注指出它的地点，应当在汉京兆郑县境内，建都于王畿之内。这两者都不能说“入”为天子公卿，与召、芮、毛、国相同。

有人说孔颖达疏解释“周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是分封土地建立诸侯，让他们与京师作藩篱屏障，国家都隶属于王畿之外，如下面二十六国，这不是同县内诸侯食采邑者，这只是食采邑，自然不足以充当藩屏，所以解释“祭伯、原伯、毛伯”三国名在二十六国之内时说：“起初都封在王畿外，后来不知何年本封绝灭，回来受采邑为王卿士。”果真如此，那么《顾命》在周朝盛世时，像毕、像毛，难道有本封绝灭之事，仍然存在向王畿外吗？孔传云“入”，似乎并非没有根据。我说：也是拘泥于“藩屏”二字。昭公九年“文、武、成、康建立母弟以藩屏周”，下面接着晋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下面接着鲁、卫、唐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下文一则说：“诸侯没有不奔走祭祀其望的”，这固然是指王畿外的诸侯。因为诸侯祭祀名山大川在其国者称为“望”；二则说：“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却又指周、召二公号共和者，诸侯难道不是王畿内吗？况且成公十一年“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温是现在怀庆所领县。僖公二十四年“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也是承接郑的话。郑初封在今之华州，也是王畿内国家。至于杜注“管、雍、毕、酆等十国”，十国已得其四：“曰雍国在河内山阳县西，毕国在长安县西北，酆国在始平鄠县东，河内野王县西北有防城。”或在洛邑，或在宗周，都属于短长千里之内，怎么能都说这是本封绝灭，回来食采地者呢？有人说：“祭，周公季子，今河南开封府郑州东十五里有祭城，为其封。”杜氏释例所谓“祭城在河南，上有敖仓者”，是春秋以来沦为郑地，而王畿见有“祭伯、祭公”，以伯爵上兼公，这不是对孔颖达疏的大申证吗？我说：“祭”毕竟初封在周之畿内了，难道不足以充当封建藩屏？你为何拘泥于一二字面，而损害全书的故实呢？又查我说孔颖达、蔡传不太通晓官制，不仅孟子注如此，范氏说：“孟子在齐国大概处于宾师之位，有执此以问者，其说可得而信乎？”回答说：“否，孟子为卿于齐，孟子致为臣而归，哪里有所谓宾师之位呢？然而既然不处宾师之位，为何召之则不往？见之曰：‘古有可召之臣，有不可召之臣。’孟子大概想以不可召之臣自处，并非真师。若果是师，则吾闻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齐宣王自不敢来召，又不待其

译召见之后却不去赴任。有人问：“孟子既然不可召见，不知道齐宣王是否可以主动去见他呢？”回答说：“孟子在准备离开时才去见齐宣王，在此之前没有听说过他主动去见。”由此可知齐宣王不值得与之共同有所作为，这也是孟子最终离开的原因。这关系到圣贤出仕与退隐的大节，不可以不加以讨论。

译有人问：孟子既然担任卿、臣的职位，又说“做官却不接受俸禄”，这与人不同的地方，仅仅是不受俸禄这一节罢了，为什么就敢说“我没有固定的官职，没有必须进言的责任”呢？难道当时的客卿竟然像这样吗？考察秦惠王以张仪为客卿，与他谋划讨伐诸侯；昭襄王任命范睢为客卿，谋划军事。当时的客卿本来并不是无所事事的人，为什么唯独孟子像这样呢？回答说：这大概是齐国的官制，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官制；也大概是齐宣王时期的官制，而不是其他君王的官制。从哪里可以看出呢？从《田敬仲完世家》可以看出。《世家》说：“齐宣王喜欢文学、游说之士，像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这些人共七十六人，都赐予宅第，列为上大夫，不处理政务而只发表议论。”因此齐国稷下的学士又兴盛起来，多达数千上万人，“不处理政务而发表议论”，意思是不治理政事，而各自以议论相高。像驺衍就谈论天道，淳于髡就诙谐滑稽，田骈、接子、慎到、环渊就论述黄老道德。而孟子在其中，又阐述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道德，这些都是所谓“没有固定官职，没有必须进言责任”的人。孟子的话，难道不可信吗？有人问：孟子与那些游士相比，地位相当吗？回答说：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孟子是大贤人；但从当时齐梁各国君主对待孟子的情况看，并没有与对待游士有什么很大的不同。所以齐宣王想给孟子提供住宅，赠送万钟俸禄，让臣民都以此为榜样，可以说极其尊崇礼遇了。然而考察《孟子荀卿列传》说：“驺奭，齐王嘉奖他，像淳于髡以下的人，都封为列大夫，为他们开辟宽敞的大道，建造高门大屋，尊宠他们，招揽天下诸侯的宾客。说齐国能招致天下的贤士。”这也是用这样的礼遇对待驺奭等人，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况且司马迁明确说：“孟子所到的地方都不合心意”，又说“在齐梁两国受困”，与驺衍所到之处受到尊礼相比，相差甚远，怎么能说他识别贤才而唯独尊崇孟子呢？司马迁生活在西汉，距离战国不远，所以他的见闻如此。然而他能在齐国稷下的众多游士中唯独推崇孟子，使孟子与孔子并列，并知道他不阿谀世俗、不随便迎合像驺衍那样的行为，这才是千年一遇的有眼光的人啊？我曾经认为《左传》足以证明《论语》，《史记》足以证明《孟子》，这正是一个方面罢了。

又按司马光《谏院题名记》：古代没有专门的谏官，从公卿大夫到工商，没有不能进谏的人。汉朝兴起以来，才开始设置谏官。查阅《汉百官公卿表》，汉武帝元狩五年，初次设置谏大夫，谏官从此开始。其实《通典》说：“谏议大夫，秦朝设置，掌管议论，没有固定员额，多时达数十人。”汉武帝是改设，并非初设。司马光考察得不够详细。我用孟子的话：“有言责的人，如果进言不被采纳就离职。”来验证齐国，已经先有这种官职，只是不知道官名是什么。后来读《管子》书：“让鲍叔牙做大谏。”又说：“敢于冒犯君王的脸色，进谏一定忠诚，不避死亡，不屈从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求立他为大谏之官。”恍然大悟说：“这就是汉代郑昌所说的‘以谏为名’，鲍宣所说的‘以谏争为职’吗？”真让人闻名而警醒。而孟子证实齐国官制的地方，也就不必再说了。

又按上面所论，古代以右为尊，以左为卑。白居易制曰：“魏晋以来，右卑于左。”这是古代崇尚右，现在崇尚左。然而这也只能说是官职名号，至于其他事情，有的崇尚左，有的崇尚右，起初不可以一概而论。钱塘冯景山公拿着何休《公羊传》注来问：“隐公元年，立嫡子，以长不以贤；立庶子，以贵不以长。”注说：“礼制，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这确实是崇尚右的说法。到了成公二年鞌之战，《左传》逢丑父，是顷公的车右，面貌衣服与顷公相似，代替顷公处在左边。注说：“阳道崇尚左，所以君主居左，臣子居右。”信是这样，难道不又贵左而贱右吗？为什么前后参差交错如此呢？我说：“前面的说法是对的，后面的说法是错的，不仅是何休，连《左传》的文字也错了。”查阅《礼记》疏：“乘车时君主都在左边，如果是战争戎车，则君主在中间，驾车的人在左边。”又说：“元帅与诸将不同，君主都应该在中间。”果真如此，那么鞌之战顷公自然居中间，怎么能居左呢？所以《左传》只说逢丑父与顷公交换位置，不说代替顷公居左。《左传》优于《公羊》，那么杜预比何休准确，难道还需要辩驳吗？

又按，曾经对冯山公说：“吉事崇尚左，凶事崇尚右，也只是说其大纲罢了，其细节并不完全如此。比如用兵是凶事，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确实是按丧礼处理的。但如果行伍则又军崇尚左，卒崇尚右。少牢馈食礼，是吉礼，应该先升左胖，后升右胖，说这是周朝所贵重的。有司彻，为其下篇侑俎，都用左体，说侑贱。凶拜崇尚右手，而听说远方兄弟的丧事，拜宾客则崇尚左手。凶冠缝向右

译而小功以下丧服的缝制与吉服相同，方向向左。至于席位的设置，东向和南向的席位都以右边为尊，西向和北向的席位都以左边为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坐在阳位就以左边为上，坐在阴位就以右边为上。活人属阳，阳气生长于左；鬼神属阴，阴气生长于右。然而天道以右边为上，地道以左边为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日月向西移动，水流向东流淌，由此可知，以所趋向的方向为上。”可见确实不能用一个标准来一概而论。

译又查《玉海》说：秦朝以左为上，汉朝以右为尊。这种说法不知依据什么。查《秦本纪》：秦武王二年，初次设置丞相，樗里疾、甘茂担任左右丞相。《樗里子传》把樗里子、甘茂列为左右丞相，似乎是樗里疾在左而甘茂在右。《甘茂传》却说：秦国派甘茂平定蜀地回来后，任命甘茂为左丞相，任命樗里子为右丞相。然而这也未能确定谁更尊贵。考察秦国的二十级爵位，第十级叫左庶长，第十一级叫右庶长，第十二级叫左更，第十三级叫中更，第十四级叫右更，第十五级叫少上造，第十六级叫大上造，仍然是以右为尊。参照《二世本纪》，先叙述右丞相冯去疾，接着提到左丞相李斯，再提到将军冯劫，这崇尚右位的倾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第七十一。

朱熹说五经的疏中，《周礼》的疏最好，《诗经》《礼记》的疏次之，《易经》《尚书》的疏最差，这话真是谨慎啊。现在暂且用《武成》的疏来证明。孔颖达在“式商容闾”之下，引用《帝王世纪》说：“商容和殷朝的百姓观看周军进入，看见毕公到来等等。”随即又在“而万姓悦服”之下，引用《帝王世纪》说：“君王对于贤人，死了的尚且表彰他的里巷，何况活着的呢。”这说明商容此前已经去世了。我私下认为，相隔仅仅四句，所引用的意思却违背文义，遗忘到这种地步，真是奇怪。更奇怪的是，《帝王世纪》出自皇甫谧一人之手却如此矛盾，这种见识，难道不被古文书所迷惑吗？又奇怪蔡沈也在《集传》中引用“死了的尚且表彰他的里巷”，难道不记得《乐记》有“让商容出行并恢复他的职位”，《孔传》有“商容是贤人，被纣王贬退，周王经过他的里巷以示礼贤”，以及《韩诗外传》记载武王想任命商容为三公，商容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的事吗？有人说《史记·殷周本纪》里是“命令毕公表彰商容的里巷”，没有武王亲自致敬的事，“式”字从何而来？我说这出自《留侯世家》“致敬于智者的门”，指的是箕子，《吕览》说“表彰商容的里巷”，士人经过要快步走，车马经过要下车，兼有这两种含义，所以说“式商容闾”，虽然一个字必有依据，像这样，这难道是皇甫谧、孔颖达、蔡沈所能窥见其边际的吗？他们相信这些，也是理所应当的。

查《殷本纪》《宋微子世家》都记载纣王愤怒地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窍，剖开比干的胸膛，观察他的心。”《微子列传》也相同。《泰誓》下篇《易》将圣人改为贤人，我曾向朋友提问，有人回答说：“莫非因为孟子都称他们为贤人，于是就把比干当作贤人了吗？”我说：“确实如此，却是真的用了。”《淮南子·俶真训》：“剖开贤人的心。”有人说：“既然用了上面的话，为什么不一起用下面的话呢？”“割断才士的小腿。”我说：“也是用了。”《淮南子·主术训》：“砍断刚涉水之人的小腿，于是万民背叛。”

有人问：“纣王有亿兆夷人，也有背离他的德行，我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见于《左传》：“纣王有臣亿万人，也有亿万颗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见于《管子》。这无疑是古《泰誓》的辞令，但说有臣三千，注疏和蔡传都没有注明，莫非就是孟子所说的虎贲的人数吗？我说：“是的，这是古代天子的亲兵。”当武王刚攻克商朝时，人数达到三千，等到插笏佩剑之后，确定其人数为八百，所以《周礼》虎贲氏所属有虎士八百人，就是如此。《康王之诰》说：“从前君王文王、武王，也有熊罴般的勇士，没有二心的臣子。”熊罴，是说他们勇武；没有二心，是说他们忠诚。既勇武又忠诚，他们难道不正是先前所说的虎贲三千，每个人都只有一颗心的人吗？

又查丙子年夏天，冯山公寄给我信说：“死了的尚且表彰他的里巷，何况活着的呢？死和活都指职位而言，不是指身体。”请让我用《晋语》来证明：“叔向祝贺韩宣子贫穷，宣子拜谢说：‘我将要灭亡，依赖您保全了我。’”亡，上文“栾怀子逃亡到楚国”的“亡”，注解说：“亡，是逃亡。”这个解释我最喜欢，于是急忙记录下来。第七十二。

古代伪作的诗文有两种，一种是明显掩盖自己的姓名来欺骗后世，一种是模仿古代某篇文章或某首古诗，流传久了，忘记了它的出处，以为是真正的某位古人所作。比如江淹模仿陶征君《田居》诗的一篇，苏东坡和陶诗，偶然也依韵和诗，后来刻印陶集的人，甚至把它混入其中当作真正的陶诗。我私下认为白居易有《补逸书》一篇，幸好大家都知道是白居易所作。如果年代久远言语湮没，姓名无法找到其摹仿孔书的痕迹，也几乎以假乱真，怎么知道不会更被认为像二十五篇那样呢？我因此列出这些来让读者一笑。那篇文章说：“商汤征讨诸侯，葛伯不祭祀。商汤开始征讨他。作《汤征》。商汤征讨，葛伯懈怠败坏，废弃礼仪荒废祭祀。商汤专征诸侯，开始出征。商汤说：‘来吧，你们三事之人，以及众多百姓，敞开你们的心，端正你们的仪容，清楚地听我的话，咨询先王有常训说：‘禄位没有固定的承载者，承载于仁德；福气没有固定的享受者，享受于敬惠。你们的行为保全你们的根本，覆盖你们的德行，断绝你们的世系。只有葛伯违背天道，怠弃根本，虐待百姓，轻慢神灵。只有社稷宗庙，不能尊崇奉祀，以及山川鬼神，也没有虔诚祭祀。

译商王告诫说：“不要因为没有牺牲来供奉祭品，就减少我的牛羊。你们竟然与盗贼一起偷吃，说：‘没有黍稷来供奉祭品，我保佑你们的庄稼，你们却因仇敌的掠夺而陷入困境。’现在你们众人说：‘我有什么罪过？’我听说：‘作为君主，恭敬地侍奉神明，安抚百姓，这两方面都能做到，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唉！废弃祭祀神明，对百姓肆意施虐，导致民心离散，各自防备，这种祸患延续到百代，神明震怒，百姓背叛，而没有倾覆灭亡的，我没有听说过。我小子履凭借微薄的德行，恭敬地奉行天威，开始征讨葛国。告诉你们众人，能够成就功业的，如果有警戒军队、整顿车马、恭敬侍奉君主的人，会有明确的奖赏；如果有不履行职责、不尽力、不服从命令的人，会有常规的刑罚。明确的奖赏不滥用，常规的刑罚不赦免。唉！我告诫你们众人，君子要以此为鉴，恭敬啊，勤勉啊！惩罚会落到你们自己身上，不可后悔。”

译查考刘敞（字原父）著有《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两篇，朱熹选取它们来补全《仪礼》，分别置于《乡礼》第一之下，以及【〇国礼】第四之下。我最喜爱它们古朴隽永的风致，在温和醇厚、典雅庄重之中，其韵味自然不沾染秦代以后的气息。摹拟古意能达到这种程度，可以说没有丝毫遗憾。然而后来想到，《礼记》终究是七十子后学的学者以及汉代儒生共同撰写的，所以刘原父笔力高超，又日夜沉浸于经学之中，放开笔墨进行摹拟，尚能得其神韵。如果《尚书》百篇是夏商周三代以前的言语，又是经过圣人亲手审定的，哪里容得下摹拟者能够以假乱真呢？这好比明代人学习唐宋古文，或许能得其真髓；学习秦汉古文，往往只能得到赝品。这是有可学与不可学的区别。

又查考《史通·尚书》篇说：晋代鲁国人孔衍认为，国史的作用在于表彰言行、昭示法度，至于人情常理中的琐事不值得全部罗列，于是删减汉代、魏代的各种史书，选取其中美好的辞藻和善言足以作为【〇镜鉴】的，确定篇目次序，编纂成一家之言，由此有了《汉尚书》《后汉尚书》《后魏尚书》，共二十六卷。隋代太原人王劭又记录开皇、仁寿年间的事情，编排次序，以【〇相从】，各自设立类目，编成《隋书》八十卷。推究它们的体例，都效法《尚书》。《唐书·王勃传》说：起初，祖父王通在隋末居住在白牛溪，教授门人很多，曾经从汉魏直到晋代，写作书一百二十篇，用来续接古《尚书》。现在这些书都不传于世，实在令人痛惜。我因此忽然领悟，六朝学士家中原本就有这种撰著，文章家中原本就有这种体制，所以魏晋间人于是有假托古题、运用古事来撰写二十五篇书，以与真书相混淆，这也是当时风尚所导致的，并非只是善于凭空捏造的人。然而其源头也来自王莽作《金縢》。《汉书·平帝元始五年》冬天，皇帝患病，王莽作策书向泰畤请命，捧着玉璧拿着玉圭，愿意以自身代替皇帝，将策书藏在金縢之中，放在前殿，命令各位公卿不敢泄露。现在这篇策书也不传于世，如果传下来，必定有酷似摹拟之处。宋代曾把王通比作孔门中的王莽，我却认为《尚书》这部圣经中的王莽，大概也【〇对】得上。

又查考晋代虞溥《传》中作有《学诰》，宋代颜延之《传》中作有《庭诰》，虽然以“诰”命名，却不是诰的体例。唯独晋代夏侯湛【〇作】《昆弟诰》，辞意深奥拗口，可喜的是末尾部分刻意学习《大禹谟》《皋陶谟》，却特别令人厌恶。汉武帝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日，在宗庙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起初作诰，诰就是《武五子传》所载的《赐谕》三篇，各自以国土风俗进行申诫的，纵然也是规摹训诰，但深沉肃穆、简练庄重，韵味自然是接近古风的，与后代的手笔不同。这好比世家子弟，即使不肖于祖父，但大家的风度自然存在。如果像优孟扮演楚庄王那样衣冠楚楚，终究是虚假而已。作伪《尚书》的人，如果能毫不区别于古文，尚且属于优孟之流，何况他们并不能做到呢？

又查考，我曾经对人说：“古文书颇容易撰写，人多未相信。”现在读苏伯衡《平仲集》首载《周书补亡》三篇，叫《献禾》、叫《归禾》、叫《嘉禾》，自称是效仿白居易《汤征之》所作，手笔较白居易确实高，而最后一篇尤其好。只是可惜不知道采【〇传记】中的逸书作为骨架，但已经足以大乱真了，所以并列出来等待观者评判。其文说：“周公既然得到命禾，于是作书来告诫说：‘派人来，你命令赏赐给我嘉禾。’说：‘到达这里的是我旦。’呜呼！‘我旦还担心不能恭敬地侍奉君王，从而违背天意，早晚不敢自满于自己的尊位，怎敢贪天之功。’说：‘那美好，是旦的美好，那是君王能够继承文王武王的德行，上天于是用来重申他的眷顾之命，美好吉祥聚集。’呜呼！‘这时是大可庆贺的，也是大可忧虑的。’我想到人们没有遭遇吉祥时，无不畏惧；已经遭遇吉祥后，就没有人畏惧了。只有不畏惧的畏惧，才会放纵自己的【〇泆怠傲】，从而招致罪过。所以自古以来，无论大小，无不因为降灾而日益兴起，无不因为【〇防祥】而日益混乱。呜呼！‘君王还要永远谨慎地念及此事啊！君王还要像商王中宗那样恭敬谨慎地对待桑谷之灾啊！’君王能够谨慎，只有上天眷顾之命有重申，君王如果不谨慎，上天不仅不会重申命令，也会降下灾祸。君王也进入畏惧之中，我不敢多作告诫，君王是心，我是股肱。心不【〇蘉】，股肱能够有所成就，少啊！呜呼！图谋其最终，永远保持这显赫美好的天命。”

又查考《唐文粹》中有陈黯《禹诰》一篇，也是自认为补《尚书》。这就像苏伯衡所说的：“陶窳缶与殳丁卣、父辛爵、屈生敦、台夫【〇比妍】，其真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隋代杜正藏被举为秀才，考试拟作《尚书·汤誓》，这是拟题试士的开始。文章现在不传。

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上

<经部,书类,尚书古文疏证》>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下山阳阎若璩撰第七十三

歌诗在经书中出现的，从舜、皋陶赓歌二章以下，到商颂五篇以上，没有比夏五子之歌更高的。计算它的诗，或许如苏子由所称，商人的诗骏【〇而严厉】，还差不多。于是每次取来阅读，越发觉得辞意浅近，音节舒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