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古文疏证卷三

译那么，子晳适合担任什么官职呢？回答说：子产称子晳贵于嬖大夫，子南则是亚大夫，这是可以推知的。或许“上”字是“亚”字的讹误，然而这类误称，《左传》中极少出现，这也是千虑中的一次失误吗？

译又查考《成公三年》臧宣叔说：“中等国家上卿的等级，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上卿的等级，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这说明春秋时期各国另有上大夫，尚未升任为卿，这与《周礼·王制》的记载不符。由此我领悟到，《王制》中诸侯国的上大夫即卿，是依据周礼中次国上卿这一段制度而言的。那么，采用《左传》的说法却不去思考周礼属于周代初期的制度，到了春秋时期已经大不相同，那么编撰《成》这一书的人又是为什么呢？

又查考《左传》桓公三年有上卿、下卿、上大夫；昭公五年有上卿、上大夫，更加证实上大夫与卿是各自不同的。再参考文公六年的亚卿，昭公四年的介卿，哀公十四年的次卿，这正是臧宣叔所说的中卿。那么卿确实分为三等。再参考僖公四年的中大夫，昭公元年的嬖大夫，昭公七年的亚大夫，哀公二年的下大夫。大概亚大夫就是中大夫，嬖大夫就是下大夫。那么大夫的等级也分为三等。既然如此，前面所说的上大夫即卿的说法，难道不应该删去吗？回答说：也不能完全坚持一种说法。庄公十四年，郑厉公对原繁说：“我都答应了他上大夫的职位。”注解说：“上大夫，就是卿。”意思是当时郑国的官制还没有改变，否则这就是史家的文字，并非当时的实际情况。请再用一件事来证明。《觐礼》规定，同姓的大国称为“伯父”，小国称为“叔父”。晋国不是小国，暂且不论，但从唐叔到文公、景公都称为“叔父”。为什么昭公九年、三十二年的传文中，对平公、定公反而改称“伯父”？当称“伯父”时，连惠公也称为“伯父”。有人说：周朝自景王以后确实如此。然而昭公十五年，是景王十八年，为什么又称“叔父”？怀疑《左传》记载不一，也未必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又查考《史记》《周书》都称武王攻克殷商时，有召公奭，没有提到太保。提到太保，是从以前周成王年幼，在襁褓之中，召公担任太保，保护他的身体开始。这一说法始见于《贾谊新书》，到了《顾命》篇，依然如此。只是不知道周公去世前，召公在六卿中担任什么官职？有人说《诗集传》明确说：韩侯初封时，召公担任司空，王命令他率领众人筑城。我说：韩侯是武王的儿子，估计他的封地应在成王时期。聃季担任司空，卫国康叔封聃季授土，见于定公四年的传文，难道是召公担任的吗？这是怀疑臆测。有人说朱熹本于王肃，我说王肃在注解“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时说：召公担任司空，主管修缮治理。这大概是指宣王时期的召穆公虎，不是召康公奭。又弄错了，况且朱熹认为筑城必定属于司空的职责吗？仲山甫筑齐城，为什么当时担任冢宰？朱熹认为司空必定主管修缮治理吗？又为什么平定淮夷，命令召穆公虎？大概古代人虽然有专职，官职虽然有定责，但国家遇到大事，就推举贤能前往，人们不以此为忌，自己也不以此为嫌，前往就能成功，回来向天子报告。后世懂得这种意思的人很少了。

又查考《燕召公世家》，他在成王时，召公担任三公，这就可以证明武王时他没有担任太保了。

第五十

传注家中有错误解释的言辞，往往要经过很久错误才显现，论点才确定，这也是朱熹所说的后出者巧妙罢了。《无逸》篇中“其在祖甲不义惟王”，孔传说：“是汤的孙子太甲。”唐代孔颖达也沿袭此说，直到蔡氏《集传》出现，论点才确定。尤其令人痛快的是，根据下文周公说“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是因其先后次序而列举的言辞，那么祖甲不是太甲就非常明白了。祖甲既然不是太甲，那么“不义惟王”不是太甲的事，也就非常明白了。《高宗肜日》，序言认为是高宗祭祀成汤，蔡传则认为他祭祀的是祢庙，蔡传比较接近正确，但最终直到金氏《前编》出现，论点才确定。金氏说：“《高宗肜日》，是高宗的训辞。”司马迁将其系于祖庚的纪年之内，那么这是祖己为祖庚所作。凡是书中训告君王的，大多系于说话的大臣名下，如说“仲虺之诰”、“伊训”，没有系于君王名下的，而这两篇都是训辞体，却系于君王名下，这既不符合义例。凡是书的本序，大多称其君王的名号，或者称“王”，没有用庙号称谓的，而这说“高宗肜日”，则似乎果真是追记之书。推究其在庙门外西室主事，以士的身份代行君事，君王不亲自参与。既然君王不亲自参与，却说“高宗”指代君王，而且用庙号称谓。“曰典祀无丰于昵”，仔细品味其言辞，怎么知道不是在祖庚之时，在高宗的庙中，而有雊雉的异象呢？那么这两篇是祖己训告祖庚，就非常明白了。既然祖己训告祖庚，那么“典祀无丰于昵”不是高宗的事，也就非常明白了。撰写古文的人，生于蔡、金两氏之前，错误解释尚未纠正之日，所以《太甲》上篇说“兹乃不义，习与性成”，《说命》中说“黩于祭祀，时谓弗钦若”，与那两篇确实相互表里，难道预料到会有错误解释吗？凡是晚出的书以错误解释为实事，其错误就是这样。

查考《无逸》篇泛泛而言自三宗之后，有的十年，

译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用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来验证：如果是十年，那么太戊之后的仲丁在位十三年，河亶甲在位九年；如果是七八年，那么太戊之后的阳甲在位七年，武丁之后的祖庚在位七年；如果是五六年或四三年，那么祖甲之后的廪辛在位六年，武乙在位四年，太丁在位三年。这些记载一一吻合，而且与从较长逐渐变短的次序也不紊乱。既然如此，怎么能说祖甲就是太甲，反而在太戊之前呢？孔颖达的传文说殷人尊崇祖先的功业，所以称“祖”。却不知道太甲在《史记》中有“宗”的称呼，没有“祖”的称呼。至于朱熹（南轩），我不认识他是什么人，在论断已经确定之后，仍然把两位孔氏（孔安国、孔颖达）的观点视为荒谬，真是错得太过分了。

译又查考孔安国传的错误，是由于王肃。王肃的错误，是由于《孔丛子》。《孔丛子》的错误，是由于王舜、刘歆所依据的《史记》版本。《史记》的错误，又是由于《国语》。于是祖甲一个人，忽然向上冒充太甲的贤德，又向下等同于帝甲的淫乱。他的幸运与不幸，竟到了这种地步。

又查考，把错误的解说当作事实，又得到两条证据：第一，这本书专门推崇王肃的学说，王肃错误地把“中月而禫”解释为在第二十五个月之中，第二十六个月初一就恢复吉礼，所以在《太甲》中写“中三祀十有二月朔，嗣王被冕服归”，在《金縢》中写“我之弗辟”，马融、郑玄都将“辟”读作“避”，认为周公居东二年，是说避居东都，直到王肃才开始错误地解释为“东征”，孔安国传沿袭了他，那么上文将“辟”解释为“法”，也是采用王肃的说法，这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在《蔡仲之命》中写“周公以流言致辟管叔于商”，唉，这是古今两个重大的关键啊。服丧期满在第二十五个月，于是两晋的各位皇帝都缩短丧期，从而陷入不孝了。周公亲自诛杀管叔、蔡叔，于是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中，对兄弟动刀而毫不顾惜，周公就可以作为借口了。王充曾说：“俗语不实，成为丹青，丹青之文，贤圣惑焉。”如果竟然迷惑了贤人圣人，那么它的流毒正无穷无尽，怎么能不让有见识的人大声疾呼来辩白呢！

第五十一

赵氏称孟子尤其擅长《诗》《书》，他对《尚书》的文辞一定非常熟悉，一定不会把古人口中的话语当作叙事，也一定不会把古人口中的话语妄自续在后面，或妄自增在前面，自乱他引用古书的体例，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用晚出的书来校勘，孟子却有不符合的地方呢？《尚书》说“天降下民”这一节，从“武王耻之”以上，都是《尚书》的文辞，大概是史官所作，所以孟子接着解释说“这是武王的勇武”，也就像上文引用《诗经》完毕，然后接着解释说“这是文王的勇武”，正是同样的体例。伪作者想要把它窜入武王口中，不得不删去最后两句话，又把“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改为“予曷敢有越厥志”。试想这段在《泰誓》上的文字，曾有一毫像武王的勇武，而孟子却引用它吗？又有“攸不为臣”这一段，也是史官所作“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这是史官叙述士女的言辞。伪作者也想要把它窜入武王口中，自不得不删去首句，又改为“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试想现在《尚书》《大诰》说“天休于寜王兴我小邦周”，《多士》说“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其自谦如此，对于胜国，一曰大国殷，再曰大邦殷，甚至说天邑商，其尊称他人如此，哪有武王当初得到天下时遍告群后，却竟然傲慢地自称为大邑周呢？即使从文理上也不通。凡是晚出的书把叙事当作议论，其错误就是这样。

查考《尚书》说“汤一征自葛始”这一节，《尚书》文辞与孟子话语混杂，伪作者因为天下人都相信它，与“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互相矛盾，所以没有把它引入《尚书》。从“东面而征，西夷怨”到“奚为后？我凡三见”，判定为《尚书》文辞而引入《尚书》，“民望之”以下是孟子话语，大概是为了区别于《尚书》说的“徯我后”，所以这里是他苦心分辨的地方。但品味“汤一征自葛始”，也是史官所作，如果是仲虺面对成汤，自然不能直呼其号，于是伪作者就改变其文辞说“初征自葛”，这大概又是他苦心回避的地方吧？

又查考“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仲虺之诰》将其文辞缩略为“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便显得蠢笨拙劣。我曾说：“鹤的胫骨不得不长，凫的胫骨不得不短”，这是文章的法则。司马光约取诸史的文辞而成《通鉴》，已经算是从简。作《纲目》的人不知道在句字间压缩，往往导致文理不通，足以让人发笑的地方。有人说：“朱子可以这样轻率地诋毁吗？”我说：“这原本不全出自朱子，是他的门人赵师渊做的。如果真出自朱子之手，大书必定完全依照凡例，分注必定不会擅自改动司马光的原文。”

又查考，我曾说圣人的言语叙述在贤人口中，稍有改易，便不如圣人的原意，何况是伪作古文书的人，大概没有奇怪的了。有人请求征引其义，我说：《论语》说“杞不足徴，宋不足徴”。《中庸》改变其文辞说“有宋存案”，孔子七世祖正考甫从周朝的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十二篇，回去祭祀他的先王，而孔子收录《诗经》时丢失了七篇，这不是“宋不足徴”的切实证据吗？众言淆乱，折诸圣，没听说过折诸贤。有人说：《论语》大概是孔子一时的言论，《中庸》又是另一时的言论，所以不同，同时提及三代与仅论及二代的也不同。我说：年有早晚，见识有深浅，论述因此有定论与否，这难道是讨论圣人时所能说的吗？杞国使用夷狄的礼仪，见于鲁僖公时的《左传》；防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戴公当周宣王时见于《毛诗序》，大概只有礼乐废坏，才去周太师那里校勘，得到《颂》的全本，随即又散失。孔子学习《诗经》不及一半了。

译还能说记载在《论语》中的是孔子晚年的言论吗？宋代既然已经这样，那么记载在《中庸》中的就是孔子早年的言论，宋代难道还有文献留存吗？观察《中庸》，它难道达到极致了吗？等到明白郊祭和社祭的礼仪，分明是子思增删删减、概括《论语》的文字，这就修改了《论语》而丧失了原意，所以不〇。了解我或责怪我，全听任世上的君子评判，我只是对孔子深信不疑罢了。又查考，自从《尚书》有“上天降下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之后，师旷叙述说：“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设立君主”，后来荀子又解释它，言辞更加显明而意思更加令人警醒地说：“上天生育百姓，不是为了君主；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百姓。”然而这些都一脉相承，足以证明孟子所引用的〇。现在《泰誓》上篇将“降”改为“佑”，意思觉得索然无味，我简直不明白作伪者是何居心。

译有人说：“有宋存焉”，大概是说宋国还保留了一些夏代的遗存，这同样是说宋国的文献不足以考证，只是比杞国稍好一些罢了。我说：孔子还有话说，“我想观察夏代的道，所以去杞国，但不足以考证，我得到了《夏时》；我想观察殷代的道，所以去宋国，但不足以考证，我得到了《坤干》。”哪里是说杞国一无所存呢？大概当时列国的文献，只有鲁国最为完备，所以说：“我除了鲁国，还能去哪里呢？”这两个国家自然都不足以考证。有人说：这两个国家都不足以考证，孔子是从哪里考订并能说出这些的呢？双峰饶氏曾说：“圣人生来就有知识，得到其中一二，就可以推知其余。”这也可信吗？我说：这是最没有根据的说法。闻一知十，是从义理方面说的，如果年代久远、言语湮没，典籍文献残缺不全，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凭空臆造说法。孔子曾经向老聃问礼，曾子问中一处说：“我从老聃那里听说”，另一处也说：“我从老聃那里听说”，他所叙述的夏后氏的礼、殷人的礼，必定完备。他在老聃那里讲学，而不像现在这样寥寥无几，那么孔子又何须等到杞国、宋国有所存留，然后才能谈论先王的制度呢？

第五十二

我曾经怀疑孟子引用《太誓》说：“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这一定是史官赞美武王的言辞，而不是武王自己的话。因为纣王的恶行比桀更甚，而武王铲除残暴的功绩也就高于汤。史官如实记载说“于汤有光”，并不是夸大。伪作者因为这三篇都是武王的话，便一律窜入他的口中。试想《礼记》引用《大誓》说：“我战胜纣王，不是我武勇，而是我的父亲文王无罪；纣王战胜我，不是我父亲文王有罪，而是我小子不善。”在父亲面前如此谦逊，而在商朝先王面前却大肆夸耀自己的功劳，圣人的气象难道会这样吗？所以我怀疑。现在读《管子》，又得到一条证据，《法禁》篇引用《泰誓》说：“纣有臣亿万人，也有亿万颗心；武王有臣三千人，却只有一颗心。”这也是史官的言辞，也被窜入武王口中。试想纣王有亿兆百姓，也有背离他的德行；我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这是苌弘引用《大誓》的话。《论语》引用它，就说是“武王说：‘我有乱臣十人，他们同心同德就像这样。’”怎么到了《管子》引用《泰誓》的话，出自史官晚出的书，却编造为武王的自语，矛盾到了这种地步，后世一定有能辨别的人。

按张霸的《百两篇》，史称他采录《左氏传》的叙述作为首尾。我认为晚出的书也是这样。他的二十五篇没有一句话与《书序》相违背。《左氏传》引用的逸书也被他搜罗殆尽。但也有不必搜罗却搜罗的，露出破绽的地方。昭公二十四年苌弘引用《大誓》说：“纣有亿兆夷人云云。”上文“同德度义”分明是苌弘自己的话，不然为什么不冠以《大誓》呢？即使另出一篇，也应该先作《大誓》说：“同德度义”，接着说“又说：纣有亿兆夷人”，才符合《左氏传》引书的体例。更可笑的是蔡传见识浅陋，把“同德度义”当作《古者兵志》的话。世上竟然有不读《左氏传》的人。

又按《管子》引用《泰誓》的古文书，缩略其辞为“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便减损了无限的风致，自拟为古文，只增加了笨拙。我曾经认为四子书中有从《毛诗》中化用出来的，如《小旻》的诗：“不敢暴虎，不敢冯河”；《论语》说“暴虎冯河”；《荡》的诗“曾是掊克，曾是在位”；《孟子》说“掊克在位”；《桑柔》的诗，“予岂不知而作”，孔子则变化为“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閟宫》的诗，“至于文武纉大王之绪”，子思则变化为“武王纉大王、王季、文王之绪”；《角弓》的诗，“绰绰有裕”，孟子则变化为“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一经运用，或繁或简，无不像从火中熔铸而成，没有拼凑的痕迹，哪里像古文那样多可笑之处呢？

又按上元黄、虞稷、俞邰认为我《泰誓》的辞兼有叙事，固然《牧誓》中有“王”字，还说是史官追述时的称呼，不久之后。如果《管子》引用《泰誓》有“武王”字，死后才有谥号，难道这三篇竟作于武王死后吗？我说这个难题提得很好。然而古书被后人增加改易的不少，《孟子》七篇亲手所著，所见诸侯王如梁襄、齐宣、邹穆、滕文、鲁平，不应该都先死于孟子之手，全都系以谥号。意必有一二缺谥的，谥号为后人填补。请拿《春秋》来证明，《春秋》绝笔于获麟，哀公还在世，怎么会有谥号？也一定是后人想与襄、昭、定一样改系以谥号。那么孔子当时实际用什么书呢？回答说：汲冢书称哀王为“今王”，太史公书称武帝为“今上”，必定称“今公”可知。《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张湛注载“子于姓上”，这或许是弟子所记。我认为不是弟子所记，而是弟子所增，以尊师

译那么《列子》中就有增补的内容。大概《泰誓》三篇写成于刚拥有天下的时候，只称王武，或许是后来的史官增补进去的，与《管子》所引用的情况一样，还不能确定。况且，不听说刚才辨别的《战国策》中有“太守”这个字吗？俞邰说：在这里又得到了一种读书的方法。

译第五十三

二十八篇的文献中，有只写月份来记载事件的，如《多士》篇中的“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就是如此。有只写日期来记载事件的，如《牧誓》中的“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就是如此。然而也因为《武成》篇中有“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的记载，所以读者可以互相参照，不必再在二月之前加上月份，这是省略文字的做法。从来没有用这个月的日期来记事，却又在前面加上前一个月的名称，让人读起来竟然觉得有三十四天才构成一个月的情况。自从晚出的《武成》开始记载，考察《召诰》篇先写丙午，接着戊申，再是庚戌、甲寅、乙卯、丁巳、戊午、甲子，都冠以三月。《顾命》篇先写甲子，接着乙丑，再是丁卯、癸酉，都冠以四月。到了《洛诰》篇戊辰，王在新邑举行岁末大祭，只写日期，而必定在后面结一句说“在十有二月”，其详细明确到了这种程度。现在晚出的《武成》先写一月壬辰，接着癸巳，再是戊午，军队渡过孟津，已经是在一月的二十八日了，又接着写癸亥，在商郊列阵，甲子天刚亮，纣王率领他的军队如树林般密集，这是二月的四日、五日，却没有冠以二月，这难道是现在《尚书》的书写体例吗？有人说《洛诰》也曾称乙卯，《费誓》两次称甲戌，都只有日期，我说这自然是周公、伯禽口中的言辞，指这一天有这件事罢了，哪里像史家记事流传久远，必定将日期系于月份，有一定的体例呢？

按《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说：“从前武王讨伐殷商，在二月癸亥夜晚列阵未完毕就下雨了。在癸亥之上加上二月，其叙事严密到了这种程度。”文按《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望日，是十六日庚寅，从庚寅数到二十一日乙未，正好六天，大概是连着望日一起数，不是离开本日，这是现在《尚书》的书写体例。孔安国不通晓这个例子，说望日是十五日，果真如此，怎么能说“越六日”呢？这与晚出《武成》“越三日庚戌”的错误相同，更加验证了古文与传出自同一人之手。

又按，我从前说孔传多与王肃注相同，乃是孔窃取了王肃的观点，并非真正的汉武帝时的孔氏预先与三国魏代的王氏相合。用三年之丧二十六月就吉祭来验证，现在又得到一件事：就是《尧典》“禋于六宗”的解释，“六宗”一词，人人解释各异。到了魏明帝诏令王肃议论“六宗”，王肃取《家语》中“孔子曰所宗者六”来回答。王肃以前未曾听说过。现在孔安国的传正好相同，孔窃取了王肃，又是一个证据。

又按，关于三年之丧，认为祥祭和禫祭之间隔一个月的，是郑学的门徒；认为祥祭和禫祭在同一月的，是王学的门徒。王学之所以可以废弃，是因为以前没有依据，只是王氏凭空臆造罢了。郑学则远有师承。刘熙《释名》说：“隔月而禫。”《白虎通德论》说：“二十七月而禫。”《大戴礼记·丧服变除礼》说：“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再往上追溯，僖公薨于十二月乙巳，杜氏推算历法乙巳在十一月，到文公二年冬天，僖公的丧期已经二十六个月了。公子遂到齐国纳币，公羊传讥讽他在丧期娶妻，那么公羊氏也主张二十七月，远远与郑氏相合，是可以知道的。至于王肃，议论礼制必定反对郑氏，以《檀弓》“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为依据。所谓“是月禫”，是用来引出下文，而不依附于上文的。《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而文中无所依附，谁说“是月禫”是指祥月呢？果真禫在祥月，应该说月中而禫，不能说中月。自从王氏错误地标举这个义理，宗奉它的人在魏晋间尤其兴盛。至于孔传，大概也是魏晋间王学的门徒吧。

又按《仪礼·士虞礼》期年而小祥，又期年而大祥，中月而禫。这个月，举行吉祭。这个“是月也”，则是承接上文，又与《檀弓》不同。如果说中月是大祥，月的中间，既然说了中月，又说这个月，不是太累赘了吗？更加验证王氏的说法不对。

第五十四

朱子有古史体例不写季节的说法，以二十八篇书来考察，如《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写三月、五月都不冠以季节。《洪范》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写十三祀、二年都不接着写季节。〇哉，朱子所见到的。唐代的孔氏说《春秋》主要记载动事，编次成文，按法度日、月、时、年都具备，不具备的是史官缺漏罢了。《尚书》只记录言语，直指设言的日期，如《牧誓》等篇都说有日无月，史意不是为了编次，所以不具备。再用逸书来考察，《伊训》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写年、写月、写日并写朔朏，绝不系以季节，不更加显现朱子〇吗？大抵史各有体例，文各有规则，《尚书》不可以当作《春秋》，犹如《春秋》不可以当作《尚书》。现在晚出的《泰誓》上篇，开卷大书曰惟十有三年春，难道是古史体例吗？我所以详细论述，以伸张朱子，以待后世君子。

按朱子有答林择之的书信，让他去寻求汲冢《竹书纪年》。这本书现在不传，流传的是赝本。杜元凯称其著书文意

译这很像《春秋》经的体例，由此足以看出古代国史策书的常规体例。也记载了季节和月份，考察《魏世家》，裴骃引用《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日迁都大梁。”四月的上面没有“夏”字，由此可知古代文章各有其体例，虽然类似《春秋》，终究有不完全相同的地方。司马迁沿袭秦国的史官记录，写成《秦本纪》，虽然也记载季节，但大多简略，不像《汉书》在秦二世元年记载“秋七月”，在汉元年记载“冬十月”，完全遵循并严谨整齐其体例。怀疑后代史书遵循《春秋》体例的，是从班固开始的。

译又查考《春秋》记载时令，胡安国的传注认为是夏历，前代儒者已经一一辨析，尤其以鄱阳吴仲迂的话最为精当，他说：“如果听从胡氏的说法，那就是周朝本来实行夏历，却把子月当作冬季，而孔子反而不实行夏历，却把子月当作春季了。”他的批驳如此切中要害，既然胡氏的传注不对，那么蔡氏的传注认为《泰誓》中的“春”不是建子之月，也就不足以被攻讦了。

又查考赵子常说，他见过殷周的古书，记载月份时不记载时令。他认为《春秋》既记月份又记时令，是孔子特意笔法。大概古书是简牍记录言语的体例，可以省略。《春秋》是策书，国家的正史，用事件系于日，用日系于月，用月系于时令，用时令系于年，这确实是三代正史遗留的法度。假如不记载时令，那么有些事件无法仅靠月份来记载，应当依附于什么呢？这话也切中要害。我认为《春秋》是鲁国史记的名称，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如此。一年有四季，不能全部列举，选取四个字作为书名，所以交错互举，取“春秋”二字罢了。这难道是圣人的特意笔法吗？朱子说：“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在王历月份上，以阐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的意义。”议论虽然宏大，却附会牵强了。

又查考朱子又怀疑《竹书纪年》纯粹使用夏历，似乎胡氏的说法也有依据，这是不对的。《纪年》是魏国的史书，记载魏国出自晋国，当时列国只有晋国擅自使用夏历。用《左传》来验证，僖公五年，卜偃说：“大概是九月十月之交吧？”襄公三十年，绛县人說：“我出生的那年，正月甲子朔”，都是指夏历。杜预的经注也指出，但没有补明一句，说：“当时只有晋国使用夏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春秋》成书在前，见到《竹书》在后，所以如此。记得己未年我留在京师，富平李因笃（字天生）告诉我：“晋国使用夏历，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天生说：“周天王本来允许他们使用的。看定公四年，‘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就可以看出。”我说：“《左传》里是‘政’字，不是‘正’字，即使‘政’与‘正’相通。”那么对于伯禽、康叔说：“都启以商政，疆以周索”，鲁国卫国难道又建丑为正月吗？为什么周初自己乱了正朔呢？天生无言以对。

又查考胡渭生明白地告诉我，《竹书纪年》文意简朴质朴，虽然颇像《春秋》经文，但这本书是战国魏哀王时人所作，往往称谥号来记载当时的事，如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晋献公会合虞师伐虢灭下阳，周襄王会合诸侯于河阳，明显是春秋之后的人约取《左传》的文字，模仿经例而作【唐代刘贶也有这种说法】，与身为国史官承命据实记录者不同。杜预在《左传》后序中说，推究这些足以看出古代国史策书的常例，这不是太过分了吗？我说《竹书》现在不传世，但散见于《史记》中，如《魏世家》索隐引《纪年》说：“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这不是当时史官据实记录当时的事吗？与《春秋》有什么不同呢？杜预所见的是全书，现在所讥讽的是杜预列举的几条，我恐怕考察不够详细，而立论太武断，杜预正不肯认这个错呢。

第五十五

我向来认为，伪造书籍就像说谎，虽然极力弥缝以取信于人，但假如精心察究，也没有不露出破绽的地方，不只是墨子所引的三句话，现在且看《汉书》了。《汉书·刑法志》引《书》说：“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魏晋间作伪书的人，似乎认为这是逸书的文字，在《泰誓》中篇删易其文窜入，说：“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不知道《郊祀志》明明说：“《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颜师古注说：“今文《泰誓》是《周书》。”大概伪《泰誓》唐代尚存，所以师古得以知道。现在如果认为伪《泰誓》足以相信，就不应该因为它是晚出的书就废弃它；如果认为伪《泰誓》不足信，又不应该晚出的书又与之相同。大概魏晋间这个人正因为鄙薄伪《泰誓》，不加熟习，所以不觉自己所撰写的修改未尽。

查考宁都魏禧（字冰叔）著《左传经世编》，也有分明现露破绽的议论。这是襄公三十年，子产从政一年，舆人歌颂他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叔子说：“这舆人就像如今一两个无赖秀才，出没头帖，称两学公约者，名假舆人，却口中便露出造谤人的本色。细察他‘褚衣冠、伍田畴’，只是平日豪侈及侵占人田土者在内罢了。”又如管蔡流言，而说“公将不利于孺子”，“孺子”二字明明露出叔父口语。我认为叔子只因为今文书有周公称“孺子”者七处，遂认“孺子”的称为真。叔父对于兄子，不知古人称人多以年龄，年长则称叟，年幼则称孺子，起初不计其爵位，也可见古人质朴之处。《礼记》：“天子未除丧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郑氏注为“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所以晋有“小子侯”。以此礼律，成王正当丧之日，其称尤属不易，岂能偏偏怀疑自叔父？且周公说“冲子”。

译（有人）说“小子”与“孺子”有什么不同呢？而召公不也曾称“冲子”吗？难道（召公）是叔父吗？《资治通鉴》记载：汉平帝去世，王莽即位，立宣帝的曾孙刘婴，当时年仅两岁，号称“孺子婴”，难道王莽也是叔父吗？凡是撰写一部著作，必须对古代的名物、训诂有所明白，然后才可以称得上是通识之士。如今杜预（叔子）的经学解释像这样，难道能说他能素来通晓古学吗？

译又查考伪《泰誓》仍有修改未尽之处，如“自绝于天”一句，见于《史记·周本纪》、《汉书·谷永传》、《汉纪·孝昭皇帝纪》；“以说妇人”一句，见于《汉书·礼乐志》。

又查考《汉书·平当传》：平当上书引用《尚书》说：“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对照《郊祀志》中的“少末”一词，《刑法志》中的“多首”一词，虽然引用的法则各不相同，但终究是伪《泰誓》的文辞无疑。

又查考伪《泰誓》不仅唐代颜师古知道，章怀太子李贤在《后汉书·班固传》《典引》的注中也知道。

第五十六

又我从前曾说，文章中有因袭错误、沿袭谬误，千年来没有人知道它的错误，而一旦说破，真足以让人发笑的，不仅《大禹谟》与《左传》的关系如此，而且在《五子之歌》与《尔雅》的关系上也能看到。《尔雅·释诂》篇：“郁陶，繇，喜也。”郭璞注引用《孟子》说：“郁陶思君。”《礼记》说：“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即繇也。”邢昺疏都说是欢悦的意思。“郁陶”，是心里刚开始喜悦而尚未舒畅的意思。又引用《孟子》赵岐注说：“象看见舜正在床上弹琴，惊讶地反悔说：‘我郁陶思君，所以来了。’”言辞忸怩惭愧，这是他的实情。又引用《檀弓下》郑玄注说：“陶，郁陶也。”据此，那么象说：“郁陶思君尔”，乃是喜悦而思念见面的言辞，所以舜也因而喜悦说：“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本来已经明确地加注说：“象喜亦喜”，这是统括上面两段情事的。它先说“象忧亦忧”，只是用来引起下文，并非真有象忧愁的事情。大凡凶恶的人，假装忧愁还容易，假装喜悦实在困难。所以象嘴上虽然这么说，脸色却不是这样。赵岐注这一段颇为传神。伪造古文的人，一时没有察觉，一并窜入《五子之歌》中说：“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不仅叙述议论无法分辨，而且忧愁喜悦认错，这还能说是识字吗？经历千百年的人，也没有援引《尔雅》来纠正它的，难道可以单独归罪于伪造者吗？唉，我大概不敢深说了。

查考《广韵》说：“陶，喜也。”薛君《韩诗章句》说：“陶，畅也。”从来不作“忧”字解释。《广韵》说：“郁，气也。”又“悠思也。”也不完全作“忧郁”解释。只有魏晋间孔安国书传出现，才开始说“郁陶，哀思也。”然而它的错误也有由来。王逸注《九辩》：“岂不郁陶而思君兮？”说：“愤念蓄积盈胸臆也。”不知道《九辩》这一章上面说：“闵竒思之不通兮，将去君而高翔。”又说：“心闵怜之惨凄兮，愿一见而有明。”“重无怨而生离兮，中结轸而增伤。”都是极其忧愁愤懑的话。如果“郁陶”是哀思，那么应该直接承接，不应该用“岂不”两个字。只有“郁陶思君”是喜悦而思念见面的言辞，所以说：“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的门有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关梁闭而不通，仍然最终穷困。这是骚人反复诉说之处。王逸也偶然因为“郁”这一个字，于是连带误解了“郁陶”。至于《文选》诗：“谢灵运：嘤鸣已悦豫，幽居犹郁陶。”“谢朓：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江淹：解防候前侣，还望方郁陶。”都沿袭王逸注的错误。而错误词人的学问，本来没有多余责备的必要。

又查考《楚辞》十七卷中有说：“郁邑”，说：“郁结”，说：“郁郁”，说：“怫郁”，说：“郁怫”，说：“纡郁”的，都解释为忧愁。只有“郁陶”二字不能一概解释。王逸固然善于训诂，也偶尔失之。大概也是古人所说的“您读《尔雅》不熟吧”。

又查考，说误解郁陶，断自王逸。然而太史公《五帝本纪》：“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愕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推寻它的文义，似乎也将郁陶认为是忧愁。为什么呢？上面明确写着“不怿”字，又将语序倒置为“我思舜正郁陶”，言辞与神色一致，难道可以用喜悦来解释吗？宋代倪思说司马迁喜好《易经》经文，务求趣向平易，体例本来应当如此，然而因为《易经》而失去其意，与本事背道而驰的不可胜计。于是辑录司马迁史书，删改古书异辞十二卷以行世，确实有原因啊。

又查考《礼记·檀弓》疏说：“陶者，郁陶。郁陶者，心初悦而未畅之意也。言人若外竟防心，则怀抱欣悦，但始发俄尔，则郁陶未畅，故云斯陶也。”《尔雅》说：“郁陶，繇喜也。”何晏说：“陶，怀喜未畅意也。”《孟子》说：“郁陶以思君。”又说：“陶斯咏者，郁陶情转畅，故口歌咏之也。”此解“陶”字尚详及“郁陶”，

译既然如此，“郁陶”并非哀思，就更不用多问了。

译又查《孟子集注》说：“郁陶是思念极深而气息不能舒展。”气息不能舒展，可以解释“郁”字。但“思”与“陶”二字有什么关系，却拿来作注解呢？我曾说，古来相传的训诂之学，到了宋人就失传了。

又查扬雄《方言》十三卷，宋人洪景卢怀疑它是伪托之作，而郭璞的注却是真实的。但郭璞注自称依据《尔雅》来纠正《方言》，然而也有忘记《尔雅》的地方。比如“郁陶”意为喜悦，与《方言》所说的“郁悠是思念”本为不同含义，郭璞却注“郁悠就是郁陶”，这是什么缘故呢？几乎让人怀疑不是出自郭璞之手。又查魏国博士张揖《广雅》十卷，认为是补充《尔雅》的不足，说“陶，喜悦也，忧愁也”，历来训诂意义的反复，使用者只以“臭”为香，“乱”为治，“扰”为安，“苦”为快，没听说过以“喜”为“忧”像“陶”字这样的，这个训诂意义我恐怕也是因王注而误。大体上魏时已然如此，如曹子桓《燕歌行》“郁陶思君未敢言”，与前首“忧来思君不敢忘”正是同一意思，那么魏晋间孔传竟认为是哀思，大概不足为怪。所奇怪的是《五子之歌》托名三代以上人所撰，不应不识字到如此地步。又查当时也有识字的人，如嵇叔夜就是。叔夜《难自然好学论》说：“处在暗室，看见蒸烛之光，不教而悦，得于心，何况以长夜之防，得照太阳，情变郁陶，而发其防。”“郁陶”不是作“喜”用又是什么？至于有因“喜”借作“蕴隆”，“虫虫”一“〇”字用的，晋摰虞《思游赋》：“寻凯风而南暨兮，谢太阳于炎离，戚溽暑之陶郁兮，余安能乎留斯。”夏侯湛《大暑赋》：“何太阳之赫曦，乃郁陶以兴热。”大概喜近燠，忧近寒，也是《洪范》的道理吧。

第五十七

舜的辅佐有二十二人，其中最杰出的有九官，又其中最杰出的有五臣。而在五臣之中，禹最为杰出，稷契次之，臯陶再次之，益又次之，这是定论。当舜问谁可以担任百揆，大家推举禹，禹拜稽首，让给稷契和臯陶，这就可知了。为何舜想向天推荐禹，禹却只谆谆然让给臯陶，而并不再提及稷契呢？有人说：稷契都是尧的亲弟弟，估计年纪已高，或许不能胜任这时，而最终禹所以不及，不然禹岂会遗漏贤者呢？然而我查考《春秋》内外传，展禽说：“夏之兴起，周弃继之，所以祭祀以为稷。”詹桓伯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是我的西土。”祭公谋父说：“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稷固逮禹之世，即降而迁。”书也说：“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着于百姓。”又说：“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徳。”我以为此二臣纵未必入夏朝，但当禹摄天子政，天下有渐渐归于夏之势，此二臣必在，所以诸书都斥言之。伪作《大禹谟》者，只缘庄八年传有引《夏书》曰：“臯陶迈种徳，徳乃降”，遂援之以作让臯陶，而不知与当日人物情事脱漏者多矣。

查《礼记·祭法》说：“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夏之衰，当如《外传》作“夏之兴”为是。孔疏即从“衰”字曲为説，我不取。常熟顾大韶仲恭说：“世固有本书脱误而他书可证者，为益不小。”其此〇之谓乎？然而我观《祭法》，却又是取展禽语，删润窜置之以成篇，特笔力高，可列为经。然间小有不及处，亦不可不参考。

又查作《大禹谟》者，以舜将荐禹于天，断自在帝位三十有三载，最为巧合。盖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此孟子文也。五十载陟方乃死，此今文《尧典》文也。以五十载去十七，正得三十三载。摄位者须始正月元日，而禅位者又必于前一年有辞，后一年受命，方成唐虞故事。人止见其显合《尧典》，而不知巧在隂用孟子，而人弗觉。但欠却稷契一让，遂来予掇拾其后于今日耳。

又查蔡传于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云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非也。盖舜生三十年，尧方召用，歴试三载，年三十二。明年居摄，摄二十八载，尧崩，年六十。遭尧三年之丧毕，三年之丧其实二十五月耳。又二载，是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时年六十三。越三十有三载，年已九十五矣，岂九十三乎？或曰：如此于三十在位颇不合。余曰：三十在位乃自居摄数之，以迄居丧，盖居丧仍居摄也。不见古君薨以听于冢宰之礼乎？

译我处在为君主服丧的时期，难道还像孔子为父亲服丧时那样毫无作为吗？所以说，经过三十年才即帝位。如果经历三年的试用，应当包含在“征庸”这句话的范围内。有人问：这样又与那两三个字的记载不合。我说：这是叙述舜在位的年数，不是计算舜的寿命。既然已经说了“征庸”，自然就包含了历试在内，如果一定要把历试与居摄的年限合并计算，又是三十一年，也与三十年的说法不合，况且尧的三年之丧又安放在哪里呢？难道竟忘记了这些岁月吗？蔡氏听了，也哑然失笑。

译又考察“舜三十岁被举用”这一节，是今文《尧典》全篇的大总结。从“我在位七十年”到“舜因德行谦让而不继承”，都归结于“三十岁被举用”这一句。从“正月元旦”到“四海肃静，八音停奏”，都归结于“三十岁在位”这一句。从“正月元旦”到“分别治理三苗”，都归结于“五十年后南巡而死”这一句。我因此更加领悟到，晚出的《书》将其强行分为两篇是错误的。又领悟到《中庸》集注中说舜享年一百一十岁，也少了居丧的两年。又领悟到金氏《前编》称“五十年”，大概是从尧去世后统算的，也并非欧阳氏所辩驳的武王不冒用先君元年，并连同居丧期称为十一年。武王既然这样，舜难道就不这样吗？《竹书纪年》从夏某年帝去世后，空出两年，第三年才算是嗣天子的元年。夏朝既然这样，唐虞难道就不这样吗？又领悟到蔡传说：尧在位总共一百零一年，因为历试三年，在七十年之外，所以不知道七十年。既然听到舜说：“我试试吧！”试用从此开始。七十二年试用将尽，怎么能再增加一年？这以前编将受终系于丙辰年才是独到的见解。

有人问：“过去我的祖先后稷，侍奉虞夏，解说者认为连不窋也算在内，谯周怀疑不窋到文王一千多年，只有十四代，不窋未必是弃的亲生子。”我说：“不是的。外传明确说：‘不窋失去官职，正值夏朝衰微之时。’夏朝衰微，指的是太康。内传昭公二十八年说：‘从前后夔娶了有仍氏的女子，生了伯封，有穷后羿灭了他，因此不祭祀后稷。’后羿与太康是同时代人，他们的儿子都正值夏朝衰微，一个失去官职，一个覆灭祭祀，有什么可怀疑的？顾仲恭认为从公刘以后世数一定没有错误，只有不窋流窜在戎狄之间，那时不过是西戎的一个部落，国家没有史官，家里没有谱牒，传到鞠时，不知经过多少代了。公刘迁到豳，才恢复为声教之国，才开始有文字记录事情，所以后来的君主名氏都历历可数。我认为这是辩明的。然而史书、汉书都称居豳是因为躲避桀，公刘到文王也只有十二代，用十二代经历商朝六百二十九年，必定每代在位都有五十多年，又必定即位后二三十年才生嫡子，才能凑够这个数，否则有一个刚即位就生子的，儿子就像百岁高龄的文王，享国百年的穆王了。按情理，实在难以据信。那么仲恭的议论，也未必是定论。”

又有人问：“禹、稷、契、皋陶、伯益的品第确实是这样吗？”但孟子说“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忧”，上文没有皋陶，这里特意补出，难道是因为只有皋陶才足以配禹吗？我说：“顾梦麟曾说：‘只有禹、皋并列，也是大概的说法，不屑于分配罢了。’或许古人原本就并称，顺口沿袭而已。”有人说：“如果禹、皋陶是见而知之，而且将道统归于皋陶，更加明白，不是皋陶不足以配禹。”我说：“读归熙甫《孟子》这一章叙述道统不及周公、颜子的议论，也可以恍然明白其中的缘故了。大概古代的圣贤有遗言而没有遗意，观察言论的人如果真正得其意，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算作见而知之，那么周公就不居其下了。孟子以此自任，那么颜子就不在其后了。吕散称之为见而知之，并非过分。然而虎踞鹰扬，比起那忻忻休休的气象如何呢？他不叙述周公，大概是因为以文王来说，周公所师法的，就是敬止的家学，他看待文王如同一个人，父子一道，举此可以概括彼了。”《易》作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班固说：“《易》经过三圣，至于谈论之与迁同称太史，彪之与固同号。”班书大概是古人的常辞。如果拘泥于这些言辞，那么武王为什么不举呢？日后称“三王”而继之以“思”，兼有孟子的意思可知了。孟子自任以道，并非僭越。然而泰山岩岩，比起那和风庆云的气象如何呢？他不叙述颜子，大概是因为以“在我者”来说，孟子的私淑，大概自附于及门弟子，他看待颜子如同同辈，彼此一道，正自论则来不及顾及他人了。周有乱臣十人，而君奭说：“只有这四个人。”至于序大孝则称曾子，论好学则独予颜渊。大概是古人的专辞。如果拘泥于这些言辞，那么曾子、子思又为什么不举呢？日后论禹、稷而归之于同道，孟子的意思可知了。妙哉议论！岂止禹、皋并称？五臣中有以禹、稷并称的，躬稼有天下，当平世是也。意当舜朝，禹、皋陶相与陈谟帝前，无他人，不见其道之同乎？帝禹立，稷、契俱已前卒，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不又见其君臣同代乎？古以并称，其此故与？然则陆象山谓“唐虞之际，道在皋陶”者，似止见谟有皋陶而不知另有弃稷，又似笃信。今《大禹谟》舜欲传位禹，而禹只让皋陶，不及稷契，遂专以道统归之，亦少过矣。

又考察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忧，如果禹、皋陶是见而知之

译大禹和皋陶并提，是泛泛而言。大禹和稷亲自耕种而拥有天下，大禹和稷处于太平盛世，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和稷并提，是专指而言。这也精妙。第五十八

译晚出的《尚书》未论二十五篇，杂乱无章，且与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本相同之处，也多有增删窜改。三家本都已失传，仅在孔颖达的《正义》中零星见到一二。例如《尧典》中“帝曰我其试哉”，三家本没有“帝曰”二字。“四岳之言也”，根据上文“岳荐鲧云试”，那么这里的“试哉”也属于四岳。郑康成注“试”认为是臣子的事，“慎徽五典”原本接在“帝曰钦哉”之下，“试”即指慎徽五典等事。下面“女于时”两句话，是另一层意思，大概是因为那时帝女出嫁的期限已到，舜又尚未娶妻，他的贤圣如此，可以作为二女的榜样。伪作《尚书》的人心里必定想增加“帝曰”二字，不过是因为选择女婿这样的大事应当由皇帝内心决断，不是外廷众臣可以参与的。不知道唐虞之朝，哪件事不听任臣子广泛议论，何况是选择女婿呢？大概当时师锡说“帝曰有鳏在下”，已经含有可以娶妻的意思了。又如“佥曰益哉”，三家本“佥”作“禹”，大概是因为禹与治水者二人，叫益，叫稷。稷已经任命他保留原职了，益这时治理山泽的功绩也已完成，虞官恰好空缺，禹大概深知他的才能，熟悉草木鸟兽，所以特别推荐他。伪作《尚书》的人心里必定想窜改为“佥曰”，不过是因为上文推荐禹及下文推荐伯夷都属于“佥曰”，这里不应该另立一例。不知道唐虞之朝，大众都知道他贤能就交口称赞而不认为是结党营私，如果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贤能就超越众人独自应对也不被认为怪异。我因此感叹晚出《尚书》的纷纷多事。

查《史记·五帝本纪》：尧说：“我大概要试用他吧。”众人都说：“益可以。”晚出的《尚书》正是根据这个。

又查禹推让稷、契、皋陶，舜不听他们的推让，随即任命他们，仍然播种谷物、施行教化、严明刑罚。伯夷推让防、龙，舜不听他们的推让，随即任命他们掌管音乐、担任纳言。为什么垂推让殳、斨、伯，与益推让朱虎、熊罴，舜只是不听他们的推让，而对那七个臣子却毫无任命呢？难道舜竟然遗漏人才吗？既然读了《五帝本纪》，说舜于是让朱虎、熊罴担任益的助手，那么前面殳、斨、伯担任垂的助手的例子也就可知了。因此领悟所谓“往哉汝谐”中的“谐”，不是指他们的职务而言，“谐”就是皋陶谟中的“同寅之同，协恭之协，和衷之和”，大概是告诫垂与益前往就职，并且和睦他们的僚属。那七个臣子早已统摄在这句话内，圣朝没有遗漏一个人才，圣经没有一字空设，其精妙竟至于此。

又查朱子说：“孟子说益焚烧山泽，是让他除去障碍遮蔽，驱逐禽兽，未必让他担任虞官。等到舜任命他作虞，然后才让他养育草木鸟兽。确实如此，但说未必让他担任虞官。”孟子明言益掌管火，陶唐氏掌管火的官名叫火正，阏伯是尧的火正，住在商丘，见《左传·襄公九年》。舜被起用，那么益就担任火正。舜即帝位后，益又升迁担任虞官，分明各是一个职务，何必置疑呢？大概因为朱子时已久无火官，三代以后只有汉武帝设置别火令丞三人，中兴时期省去二人，晋《职官志》没有记载，所以也不暇详细辨析罢了。古时候火官最为重要，高辛氏时祝融能彰显天地的光明，以生长柔顺美好的材料。《周礼》司爟掌管行火的政令，四季变换国家的火种，以救治时疾，火不频繁变换，疾病必定兴起。圣人调和阴阳、防范权变，正寄托在这里。看藏冰、启冰之间，尚且足以调和四时而避免夭折，何况火是民生所需，不容一日废弃，其出自内廷所关乎气化如何呢？唉！后代众官都完备，唯独火政缺失，饮水知道选择水源，烹饪却不选择火，百姓必定暗中感受疾病，而没有谁能救治，其不幸岂可胜道？

又查陆德明《经典释文》，说益就是皋陶的儿子，这自然是远从曹大家注《列女传》、高诱注《吕氏春秋》及《诗谱》得来的。金仁山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楚国灭掉六国与蓼国时，伯翳的后代嬴姓如秦、如徐、如赵尚存，怎么能《左传》文仲说“皋陶不祀”呢？明确不是父子关系，不对。《左传》文仲是自伤楚国强大，日益侵食上国，而为上国之祖者祭祀也废弛，不是说皋陶完全没有后代。怎么验证呢？皋陶是偃姓，群舒都是偃姓，那么出自皋陶。灭六与蓼，见《左传》文公五年传了，而文公十二年不还有群舒叛楚吗？有人说：皋陶是偃姓，伯翳是嬴姓，难道父子异姓吗？我说：古时候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来赐姓。尧是祁姓，丹朱是他的嫡子，却是狸姓，哪有父子同姓的道理？我因此又思考：舜的五位臣子功绩都高、德行都盛，当禹推让给稷、契以及皋陶而不包括益，大概是因为益是皋陶的儿子。不然，禹后来尚且向天推荐益，难道这天不能担任百揆吗？又思考舜的五位臣子，其中四人获得新任命，而益还没有，所以禹当畴若予问“上下草木鸟兽”时，就用益来回答。其情踪种种，都符合益，信真古文不可一字移易如此。

又查金仁山辨析伯益、伯翳为一人，史迁错误地分析为二人。又因为史迁作《齐世家》说四岳是其祖先，而总叙齐，又是伯夷的后代，那么齐有两个祖先，也是错误。我说他的错误

译这种说法，也是从《国语》中远溯而来的。仁山不知道《周语》中太子晋说：“胙封四岳，国家任命他为侯伯，赐姓为姜氏，称为有吕。”又说：“申、吕虽然衰微，齐、许依然存在。”《郑语》中史伯说：“姜姓是伯夷的后代，伯夷能够以礼侍奉神灵，以此辅佐尧。”又说：“齐侯是姜姓中的俊杰。”一种说法认为是四岳，一种说法认为是伯夷，同出自一人之手却错杂矛盾到如此地步。那么应当遵从哪一种呢？回答说：“说是四岳的是正确的。”看太公望说：“吕尚、子丁公吕伋，都出自四岳的后代。”这非常明确。韦昭说：“伯夷，是四岳的族人。”难道就能说是同一个人吗？况且伯夷掌管舜的三种礼仪，未曾听说辅佐尧，这已经明显与《尚书》相违背，其他的话还值得相信吗！

译又查邵文庄《宝简端录》说：周代的六卿就是虞代九官。冢宰禹，主持百官政务；司徒稷，播种谷物；契，推行教化；宗伯夷，掌管礼仪；防，掌管音乐；龙，负责传达命令；司马司防，皋陶担任士官；司空垂，共工，益担任虞官。这种对应颇为恰当，但把益担任虞官归入司空，这不过是沿袭近代工部设有虞衡清吏司的成见，所以这样说。不知道《周礼》中虞官属于地官，蔡氏却说：“在虞代叫虞，在周代叫虞叫衡，都属夏官”，又不知他依据的是哪一版本的《周礼》？蔡传的错谬，非常明显。

有人说蔡传曾氏说：“新任命的是六个人，禹、夷、垂、益、夔、龙，不是稷、契、皋陶。稷、契、皋陶只是旧职罢了。”我说：“虽然是旧职，但任命却是新的，所以也算新任命。”

又查范祖禹《论立后疏》说：“一是族姓，二是女德，三是隆礼，四是博议。博议大概是专门驳斥‘这是陛下家事，外人不应干预’这类人的言论。我认为选择妻子既然这样，选择女婿难道就不同吗？舜出自虞幕，虞幕成就了天地的大功，其后代成为王公侯伯，这是族姓尊贵。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却能以孝道感化他们，使家庭和睦，治理不至于邪恶，这是士德显著。尧备办嫁妆，将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水北岸，让她们成为舜在虞氏家中的妻子，这是礼制的隆重。四岳以及群臣诸侯一致回答，这是议论的广泛。一举而四善俱全，还能说是轻率地把天子的女儿嫁给平民来试探他是否观刑吗？所以试婚是另有所指，是作为人臣而非作为人夫，在这里尤其容易明白。”

又查刘寔《崇让论》说：“从前舜任命禹为司空，禹拜谢叩头，推让给稷、契和咎繇。任命益为虞官，推让给朱虎、熊罴。任命伯夷掌管三礼，推让给夔、龙。唐、虞时代，众官初次任命，没有不推让的。”后来臣子初次任命，普遍上表奏闻，称为谢章，其意义大概取自于此。到了末世，不再有推让贤能的人，只是虚谢被任用的恩德罢了。我认为臣子初次任命，各自应当思考推举贤能而推让。推让的文书，则交给主管部门掌管。三司有空缺，选择三司推让最多的人任用，这是一位公卿的空缺，三位公卿已经预先选拔了。而且主管选拔的官吏，不一定公正，而选拔三公，不如让三公自己共同选拔一位公卿更为详尽。推广到四征、八尚书、百郡守，都是如此。世间的功业，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第五十九

昆山顾炎武宁人说：夏代以前纯粹质朴，帝王有名而无号。商代以后逐渐文饰，有名有号。尧、舜、禹都是名，当时还没有号，所以帝王都用名来记载。临文不讳。考察《尚书》：“帝说：‘来啊，舜！’咨禹！”这是称呼他的臣子。尧去世后，舜与臣子说话就说“帝”，没有说“尧”的，是不敢直呼君主的名。他的说法很好，但也未尽然。尧、舜、禹也都有号，放勋、重华、文命就是。如何区别呢？孟子引用古《尧典》说：“放勋于是去世。”许慎《说文》正相同。后来引用尧的话为“放勋”，由此可知这是作为号。只是到了伪古文出现，“重华协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把“重华”“文命”二字各自断句，与今文“放勋”字面一样，而是连接下文“协于帝”“敷于四海”，自然不能解释为号，而认为是史臣赞颂之辞了。我痛恨他以伪乱真，并且使古代帝王美好宏大的称号冠绝千载，也被掩盖而不彰显，难道不严重吗！

查《曲礼》“临文不讳”，卢植注说：“临文指礼文。礼仪执持文辞行事，所以说文。”陈氏集解说：“不因避讳而改行事之语，大概是怕有误于承用。”文字解释如此，顾氏颇误用，必须改为《诗》《书》不讳。

又查蔡传载苏氏说：“史记以文命为禹名，那么敷于四海的是什么事情呢？”这也是过于相信晚出书籍的缘故。其实《五帝本纪》说：“虞舜，名叫重华。”《夏本纪》说：“夏禹名叫文命。名者，号也。是说虞舜号叫重华，夏禹号叫文命罢了【《大戴礼记·五帝德》相同】唐孔氏疏：‘人有号谥之名。’我认为‘名叫重华’‘名叫文命’，这是生号之名。《孟子》称为‘幽厉’，这是死谥之名。都可以称为名。”

又查《孟子》可信不必论，而屈原赋二十五篇也近古。《离骚》说：“就重华而陈词。”《九章·涉江》说：“我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怀沙》说：“重华不可遇兮。”重华共出现三次，都实指舜，怎能像放勋呢？集注说：“重华本是史臣赞舜之辞，屈子因而作为舜号吗？”

又查汉代群帝有号有谥，如太祖是其号，高皇帝是其谥，这既葬后，孝惠与群臣到太上皇庙，上其父之称，见于史记。〇忽然讹为高祖，班固撰汉书，即

译正之说，《高帝纪》只是史书的文字尚未完全厘定校正罢了。那些世代掌管史官的人在本朝，面对开创天命的圣君，对于帝王的称号和谥号尚且不能做出明确的辨析，更何况是魏晋时期以及齐代的人，去遥远地论述上古的帝王呢？他们产生误解，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译又查考《汉书》比《史记》更为严谨，而《霍光传》尤其最为严谨。我读到昭帝驾崩、昌邑王尚未即位之时，当时只有皇后上官氏，并没有皇太后。〇然而文中却说当天秉承皇太后的诏令迎接昌邑王刘贺；霍光去世，宣帝已经即位六七年之久，尊上官氏为太皇太后，当时也没有皇太后。〇然而文中却说皇上及皇太后亲自参加霍光的丧礼。史书文字难以核实，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第六十

孟子说：“太甲违背了商汤的法度，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三年。太甲悔过，自我反省，在桐宫践行仁义，三年听从伊尹的训导，之后，才回到亳都。”这一段，推敲其文义，应当以“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三年”为一句，“在桐宫践行仁义”为一句，“三年听从伊尹的训导，之后”为一句。大概太甲被放逐后三年才开始悔过，又三年只听从伊尹的训导，总共六年才回到亳都，重登天子之位。这也如同孟子所说“昔日孔子去世”一节中有两个“三两年”的字样，《史记·孔子世家》说子贡总共六年之后才离开，就是这个道理。虽然《殷本纪》记载“帝太甲即位三年不明，暴虐不遵商汤法度，败坏德行，于是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三年。伊尹代理朝政以朝见诸侯。帝太甲在桐宫三年，悔过自责，恢复善行，于是伊尹才迎接帝太甲并把政权交还给他。”开头的“三年”指的是刚即位之后，而不是被放逐之后，与孟子略有不同，但总共六年之久才重新亲政，则与孟子没有差异。古代大臣纠正君主的错误竟然如此艰难。伪造古文的人生活在魏晋之间，当时都认为《尚书》序言是孔子所作，所以他们撰写的二十五篇全部依傍序言。这篇序言说：“太甲即位不明，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三年，回到亳都，思念常道。伊尹作了《太甲》三篇”，于是将放逐桐宫的事编在上篇中，三年后回归的事编在中篇中，以符合《尚书》序言而不顾与孟子不合。况且成王年幼即位，并未听说失德，像太甲那样，而且一听到流言，就听信周公居东二年，罪人已经抓获了，后来《鸱鸮》的诗已经出现了，仍然没有醒悟，直到风雨雷电示警，才迎接周公回来。难道说太甲本来就是颠覆法度的人，才刚被放逐到桐宫就立刻翻然悔悟，有如此容易的吗？

查考《殷本纪》注引郑康成说：“桐，是地名。有商汤的离宫在那里。”这似乎是注释《尚书》序言的话，“宫”字则是从《史记》得来的，起初并不指桐是商汤的墓地。魏晋之间《孔传》出现，才开始有这种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如果真的是汉武帝时就知道商汤的墓地了，为什么博极群书的刘向告诉成帝，还说“商汤没有墓地吗”？大概直到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长卿巡视水灾，顺便考察商汤墓地，才找到它。刘向固然不知道，刘尚且不知道，难道说孔安国知道吗？这欺骗谁呢？

又查考赵岐注，说桐是城邑，也没有说是墓地。我读《后汉书·郡国志》，梁国有虞县，有薄县。虞县有空桐地，又那地方有桐亭。薄县下注说有商汤墓，虽然相距不远，但分明各自为一个县。所有证据难道能指桐是商汤的陵墓地吗？因为孔传想要附会太甲居住在先王附近，这样训导在义理上说得通，才产生这种说法。后来的儒者看到有“居忧”的字样，并说桐宫是守丧三年的制度，与废黜无关，明显违背孟子，尤其怪异了。

又查考亳都有三个：一是南亳，后汉梁国谷熟县是商汤所建都城；一是北亳，梁国穀县是即景亳，商汤结盟的地方；一是西亳，河南尹偃师县是盘庚迁都的地方。郑康成说商汤的亳都在偃师，皇甫谧就依据孟子来纠正他说，商汤居住在亳都与葛国为邻，葛就是现在梁国宁陵的葛乡。如果商汤居住在偃师，距离宁陵八百多里，难道会让百姓为他耕种吗？亳都现在就是谷熟县，他的说法精辟了。《史记》注说商汤即位都南亳，后来迁到西亳，我就用皇甫谧的话来纠正他说，放逐太甲到桐宫，桐宫在现在的虞城县，距离偃师也八百多里，伊尹既然亲自代理朝政在偃师，又怎么能时时在桐宫训导太甲呢？仍然属于谷熟县附近才近。有人说注释为什么错误，我说错误源自《史记》正文，正文说盘庚渡过黄河向南，又居住在成汤的故居，注释就认为商汤也曾都偃师来证实它。不知道盘庚三篇一则说新邑，再则说新邑，什么时候有“复故居”的字面？只有下篇说“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蔡邕说先王就是商汤，适于山就是前往亳都，殷亳殷三面依山，郑氏说东成皋、南轘辕、西降谷就是。商汤又前往居住这里，不知道这原本泛言古时我们的先王想要多于前人的功业，所以迁徙都城而前往山险之处，如上面所说，多是非必定指商汤。有人说即使指商汤，商汤或许曾有意于亳殷山险，前往视察，如同武王告诉周公在雒邑营建周居而后离开，后来成王终于完成他的志向，周则仍然都丰镐，商或许这样，所以当日导致有三亳鼎称，二在梁国，一在河洛之间，都不出王畿千里之外，并非必定商汤亲身迁徙西亳。如果迁徙西亳，终究无法解释孟子关于桐宫的解说了。凡此都是商朝拥有天下的规模形胜的大者，我不可以不论述。

有人献疑说：“康成认为商汤都城必定在偃师，不仅本于汉《地理志》，实在因为《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译“宅殷土芒芒”，郑玄的笺注说：“从契到汤，迁入并开始在亳的殷地居住而承受天命，亳的殷地止于偃师，不能包括谷熟在内。”既然居住在殷土，说明商汤亲自曾居住在此地。郑康成的说法有所本，你为何偏偏在此处一定要违背郑玄的意见呢？”我说：“这确实是这样。商汤拥有天下，其国号称为商，盘庚迁都后，改国号称为殷。盘庚以前，不能称为殷。然而《史记·殷本纪》开头称‘殷契’，《吕氏春秋·仲夏纪》称‘殷汤’，大概是写文章的人用后代子孙所建立的国号，来通称他们的祖先，怎么能坚持认为契和汤的时代就已经有这个国号了呢？不仅仅是这两本书，《尚书·无逸》篇说：‘昔在殷王中宗’，又说：‘自殷王中宗’，中宗太戊，远在盘庚之前，周公尚且不避讳用‘殷’来称呼他。那么《玄鸟》这首诗，作者出自武丁之后，又为何不避讳用武丁所都的地名来上溯称呼他的祖先呢？况且上文已经说‘降而生商’，下文自然不能说‘宅商土芒芒’。将‘商’改为‘殷’，在文字上是适宜的。凡是读书固然需要考察时代背景，而观察文字更不可不防备其用意。”

译又查考“昧爽丕显”一语，见于《左传》昭公三年谗鼎的铭文，谗鼎是鲁国的鼎，其中提到“坐以待旦”。见于《孟子》的是周公半夜思考，忽然领悟此理，不再入睡，于是坐着等待天亮。“昧爽”是指天将亮未亮的时候。“旦”是早晨，也是明亮的意思，两者相隔的时间仅仅是一点点。这哪里足以体现成汤忧虑勤勉、警惕戒惧的盛况，而用来告诫继位的君王呢？臣子天亮辨明颜色后才进入朝堂，君王太阳出来后才视朝，“辨色”是黎明时分，太阳出来就称为“旦”了。虽然时间有先后之分，实际上相隔无几。像汉代刘向《列女传》中专心积思于经术，白天诵读书籍，夜晚观察星宿，有时通宵达旦不睡觉。郑当时《史记》中记载他接待宾客，夜以继日直到天亮。赵广汉《汉书》中记载他天性精通吏职，看见官吏百姓有时夜里不睡觉直到天亮。晋代傅咸《晋书》中记载他每次有奏章弹劾，有时正值日暮，捧着白简，整理冠带，惊惧不安不能入睡，坐着等待天亮。这些都是从夜里到天亮，有的甚至从白天开始，日暮到天亮，经历的时间很长，所以史书记载他们的特异之处。这难道是所谓在“昧爽”与“旦”之间吗？连缀这两句话的人，不仅文理不通，也大大不懂事理【姚际恒立方说：先王昧爽丕显，《易经》《左传》中“旦”字当作“爽”字，是为了避免下句袭用《孟子》“坐以待旦”中的“旦”字】

又查考《太甲》三篇标出的篇名，被《礼记》引用的有四处：一是《表记》中的“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二是《缁衣》中的“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又“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三是《大学》中的“顾諟天之明命”。今文和古文在“顾諟天之明命”上面有“先王”二字，在“毋越厥命以自覆也”中没有“也”字，有“慎乃俭徳惟懐永图”这两句话。在“无能胥以宁”上则重复了《盘庚上篇》的“防克胥匡以生”。如果古文是真的，我不知道写《礼记》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在“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中去掉“先王”二字，在“毋越厥命以自覆”下面增加“也”字，去掉“慎乃俭徳”等话，在“防克胥匡以生”上不使其重复《盘庚》而改为“无能胥以宁”，这是什么心思呢？又查考我年轻时曾有一个论点，大略说：“君主不担心他有过错，只担心他不悔改。如果有过错而能悔改，没有不卓然成为一代之明君的。天子悔改过错，商朝的太甲最显著，周朝的穆王次之。一个是因为被放逐到桐宫而悔改，悔改而作《太甲》；一个是因为《祈招》这首诗而悔改，悔改而死在祗宫。这都是等待他人劝谏而悔改的，他们顺从谏言如流水般的美德是一样的。诸侯悔改过错，卫国武公最显著，秦国穆公次之。一个是因为饮酒而悔改，悔改而作《宾之初筵》；一个是因为军队在殽地战败而悔改，悔改而作《秦誓》。这都是因为事情而悔改的，他们陈述过去过失的做法是一样的。到了后世，汉武帝在轮台悔改，唐太宗在辽东悔改，有的是举其一生而悔改，有的是偶然因一事而悔改，这都是有超人的智慧、委屈自己的勇气而后能这样的。虽然如此，各位都是在锐气已经衰退、善念容易萌生之日悔改，本来还不足以认为很难。只有商朝太甲在年轻时悔改，在六年间成就，上效法他的祖先，下顺从他的老师，褒称太宗，配天无极，这确实是不可及的。”喜欢它不涉虚伪，古文中一事录之。

又查考，有人问我为什么说武丁定都西亳，引用《诗经》“鸣鸟”景员维河，殷武陟彼景山以为都，应当在景亳。景亳者，北亳是以《括地志》《寰宇记》《玉海》为证，言辞很辩驳。我说，这只是读朱子《诗集传》太熟罢了。《集传》两处都说景山是商所都，不知道毛《传》训景为大，陟彼景山是使人登上那大山之上，暂且不论，而即使真是山名，取那里的松柏建成寝庙，何必近在郊外之间？下文是断是度说者曰：“断之于生植之处，迁之于造作之所。”一个“迁”字不是没有意义的。用《鲁颂·閟宫》“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来证明。徂来在今泰安州，新甫在今新泰县，我多次经过那里，距离鲁都曲阜还很远，未曾不可以选取那里的材木来建成鲁新庙。侯国既然这样，天子更可知，而一定要以就近才开始得到的，是书生寒俭的话，可发一笑耳。至于“景员维河”，《集传》开始说未详，下方有或曰景山名一段，这只有孔颖达疏最合理。说：“郑氏转员为云，河为何者？以《頍弁》‘既醉’言‘维何’者，皆是设问之辞，与下句发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对前之语，则此言‘维何’当与彼同，不得为水傍河也。故知河当为何。‘维何’既是问辞，则大员是诸侯大至口之所云，亦不得如毛《传》为大均。且古文员与云同字耳。”

第六十一

君前臣名，是礼。虽然周公以亲，则叔父尊，则师保，也在王前自称名曰“予旦”，召公也称他为“旦”。曰“防”，没有敢自称其字的。或者君于臣字

译却不直呼其名，这是为了表示尊敬。像王若说“父义和之”这样，〇也很少见到。为什么晚出的书里记载“太甲向伊尹行稽首礼之后”，伊尹又屡次在太甲面前自称自己的字，这难道不是君臣双方都失去了应有的礼节吗？君主的失礼是因为错误地模仿了《洛诰》，臣子的失礼则是错误地模仿了《缁衣》。为什么呢？《缁衣》两次引用“咸有一德”，一处说“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另一处说“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这一篇，郑康成在《尚书》序中将它排在《汤诰》之后、咎单作《明居》之前。司马迁也是亲自接受逸《书》的人，就把这一篇附在成汤的纪事里，这说明它必定与《太甲》无关。郑康成在《尚书》序“咸有一德”下注解说“伊陟臣扈”，说这话颇难理解。王肃注解道“是说君臣都具有一种德行”，这必定是当时臣工赞美成汤君臣的话，所以君主称号，臣子称字，不一定作于成汤之前。伪造者只看到《尚书》序说伊尹作了“咸有一德”，于是把《缁衣》所引的话全部窜入伊尹口中，又在前边编造他的话，说“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师”，喋喋不休地称字不止，不是非常可笑吗？有人说：“那么伊尹应当怎么称呼呢？”回答说：“称‘朕’，《孟子》‘朕载自亳’就是例证；称‘予’，‘予不狎于不顺’就是例证；称‘臣’，像召公称‘予小子’那样；称‘挚’，像周公称‘予旦’那样。至于称字，哪里敢呢？”

译查考孔安国《太甲中传》说：“君主向臣子行稽首礼，我就回答说：‘臣子在君主面前自称字，帽子和鞋子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商朝初年真有这种事，孔子读史书时必定会发出“天下危险啊，危如累卵”的感叹。

又查考《说苑》：伊尹回答商汤说：“君主不称呼臣子名字的有四种情况：作为臣子的叔伯父不称呼其名，作为臣子的兄长不称呼其名，先王的旧臣不称呼其名，德行高尚的士人不称呼其名。周公在成王时代，具备其中三种情况；伊尹在太甲时代，具备其中两种情况。至于太甲本身没有名字，伊尹就像成王对待周公那样，只称呼‘公’而称伊尹，便因为太甲不自称名，而称呼伊尹的字，恐怕没有这种事。这大概是又一个义理上的证明。”

又查考孔颖达疏说：“孙武的兵书，《吕氏春秋》都有伊尹的名字。”我认为《吕氏春秋》只有商朝的向挚，没有伊挚。

又查考《立政》篇中“其在受德”一句，孔安国认为“受德”是商纣王的字，是他父亲帝乙所取，说法与郑玄相同。郑玄则是远引《周书·克殷解》。《克殷解》说：“殷末孙受德”，《吕氏春秋·仲冬纪》其次也说是“受德”。受德就是纣王。孔颖达认为“受”与“德”共同作为纣王的字，而经文中有时说“受”，有时说“受德”，是因为称呼有单称和复称的区别，这也很好。由此我领悟到，向来都认为“受”就是纣王的字，这是不对的。大概帝乙的小儿子名叫辛，字受德，“纣”则是他的谥号罢了。又查考天子为诸侯取字，仅在《尚书·文侯之命》和《觐礼》中见到，那么伯父、伯舅、叔父、叔舅的常规称呼，没有称呼他们二十个字的情况。降等而为陪臣取字，只有春秋中期以后才有。鲁宣公十六年，周王对士匄称“季氏”，鲁成公二年，周王对巩朔称“伯昭”，十五年，周王对荀跞称“伯氏”，对籍谈称“叔氏”，竟然称呼他们的五十字。比较僖公十二年周王称管仲为“舅氏”，杜预注解说“伯舅的使者所以称为舅氏”，已经有所不同。这难道不是世道衰落、礼制变化的一方面吗？因此想到诸侯既然异姓，他们的臣子虽然与我们同姓，且同出自穆王之后，像管仲这样的人也只称为“舅氏”，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名从主人”的道理，那么同姓诸侯臣子的称呼就可以知道了。或者是伯父的使者就称为“伯氏”，或者是叔父的使者就称为“叔氏”，一律根据国家的大小来区分伯叔，不根据那个人的字来称伯氏或叔氏，这才符合礼制。

又查考姚际恒在《立方论》中评论《咸有一德》说：“篇中凡是句末用‘德’字的有十一处，即‘陈戒于德’，‘常厥德’，‘夏王弗克庸德’，‘眷求一德’，‘咸有一德’，‘惟天佑于一德’，‘惟民归于一德’，‘惟天降灾祥在德’，‘惟新厥德’，‘臣为上为德’，‘可以观德’，就是这样。句末用‘一’字的有四处：‘德，惟一’，‘终始惟一’，‘惟和惟一’，‘协于克一’，就是这样。句末用‘一德’字的有四处：‘眷求一德’，‘咸有一德’，‘惟天佑于一德’，‘惟民归于一德’，就是这样。那些句内使用的‘一’字和‘德’字，又不在这数目之内。全篇将题目的字眼纠缠缠绕，这大概是初学者所为罢了。”

又查考《留青日札》说：“《尚书》重叠用字，只以《多方》一篇来说，从‘五月丁亥’开始，共有‘惟’字四十三个，《多方》二字出现十一次，‘多’字又出现九次，文法与其他不同。”我认为这是今文《尚书》，正好可以与上古文章重叠用字的情况对照观看。

第六十二

《周礼》确实是圣人的书，其中还有令人怀疑的地方，也不全在于繁琐的条文细节，而在于一两个大的方面。比如分封公爵为方圆五百里，依次降等，男爵为一百里，这就与《孟子》不合。只记载冢宰以下六卿的职掌，而不向上涉及太师、太傅、太保等官，这就与《尚书·周官篇》不合。不知道与《孟子》不合，确实值得怀疑。与《尚书·周官篇》不合，大概不值得怀疑。《周官篇》难道是从《汉书·百官公卿表》来的吗？《表》说：“夏、殷的情况没有听说，周朝的官制则完备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这就是六卿，各有下属和职分，用于百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大概参与天子坐朝议政，无不统领，所以不以具体职务为官名。”又设立三少作为副手，少师、少傅、少保，这就是孤卿，与六卿合为九卿。“《记》说：‘三公没有固定的官职，是说有了合适的人然后才充任。’”以此作为中间一段，《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文王世子》设立四辅及三公，不一定齐备，只看其人。又作为开头一段及中间。有人说：“那么太师、太傅等竟然没有这种官职了吗？”我说：“这是什么话！箕子的父师就是太师，比干的少师就是孤卿之首。”现在的文书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见于《史记》。降及周太公为太师，太公罢免后，周公由太傅升任太师，周公去世后，毕公继任。至于召公则终身担任太保，都清清楚楚可以考证。怎么能说没有这种官职呢？有人说：“那么为什么不记载在《周礼》中？”我说：“古代三公多兼任官职，只有六卿是实职。《周礼》大概记载的是实职。其中三公怎么样？孤卿怎么样？都是六卿职掌所及，也……”

译没有人遗漏。怎么能因为不把它冠于篇首，就认为《周礼》不是成书呢？又怎么能因为晚出的《尚书》旁采《汉书·艺文志》，就忘记它的来源呢？

译大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官制，彼此互不干扰。西汉的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丙吉担任丞相时，在路上遇到有人追赶牛，牛喘息吐舌，丙吉停下来询问说：“三公的职责是调和阴阳，这是应当忧虑的事。”这自然是说他的丞相属于三公之列，与太师、太傅、太保这三公完全不相关。伪造《周官》的人，不通晓西汉时的三公制度，却妄图以太师、太傅、太保来对应，说：“这就是三公，调和阴阳。”这就大错特错了。

又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官名，与其职任不能混淆。我认为唐虞时期的四岳，是官名；而百揆，不是官名。大概是因为这个官职以揣度百事为职任，如果一定要把它当作官名，那就错了。怎么验证呢？后文说契担任司徒，司徒是官名；敷布五教，则是他的职任。皋陶担任士，士是官名；明正五刑，则是他的职任。以至于伯夷的官名是秩宗，而职任是掌管三礼；龙的官名是纳言，而职任是传达我的命令。这样看来，舜所说的百揆，也就是掌管三礼、敷布五教这类职任，不能算作官名。如果把它当作官名，那么五典、四门、大麓这些字面，难道其中有一个是官名吗？有人问：“那么这是什么官？”我说：“这就是舜辅佐尧、禹辅佐舜时的‘相’。有君主就有辅相，这是历代帝王相同的制度，没有人知道它从何时开始。然而它的名称也随着时代不同而变化，在周朝叫冢宰，在商朝叫阿衡，又叫保衡。至于唐虞时期，就无法确切知道了。”有人问：“那么舜后来又说‘使宅百揆’，不是让他担任相吗？”我说：“宅，是居守的意思。是说让他居守揣度百事的职任罢了，不像伯禹担任司空，司空就是官名了。这也是细微的辨别。”伪造《周官》的人，不通晓这个义理，竟然认定百揆和四岳都是官名，说：“内有百揆、四岳”，这大概是古人所说的为了对仗工整而牵强附会吧？

又考，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只有《左传》解释得最清楚，说：“以揣度百事，没有不按时序进行的。”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让他主持事务而事务得到治理的意思。更加验证了它绝对不是官名。

又考，陈振孙怀疑“〇土”、“〇事”明显不同，我认为《周礼》大宰的职掌：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小宰的职掌：一曰天官掌“〇治”，二曰地官掌“〇教”，三曰春官掌“〇礼”，四曰夏官掌“〇政”，五曰秋官掌“〇刑”，六曰冬官掌“〇事”；又一曰治职，二曰教职，三曰礼职，四曰政职，五曰刑职，六曰事职。那么司空断然应该说是掌“〇事”，那些把“事”改为“土”的人，也是因为《左传》定四年记载“耼季为司空”，又说“耼季授土”，如今文书上写“禹作司空，平水土”，就以为这是出处吗？不知道司空的职掌，郑氏认为他掌管营造城郭，建立都邑，设立社稷宗庙，制造宫室车服器械，不仅仅局限于“〇土”，只有“事”字才能概括完全。更加可见《周礼》是圣人的书，即使一个字也不能擅自更改，就是这样。

又考，记载说：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立四辅及三公，不一定都具备，只看是否有合适的人选。似乎三公这个官职，起源于虞、夏，不仅仅如上所论述，在商、周的《礼记》中也能看到。这一段，历来解释都错了。有师保的，太师、太傅、太保，就是下面的三公；有疑丞的，前疑、后丞、左辅、右弼，就是下面的四辅。上面从简省略，下面文义相足，古人的文章多是这样。因此我笑蔡传说：“‘立’是开始的意思。”设立三公是周家的定制，这才开始。难道不记得贾谊说：“从前成王年幼，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傅，太公担任太师，这是三公的职任。”又说：“凡是这些职属，是太师的职任。古代齐太公担任这个职任，以及太傅的职任，鲁周公担任这个职任，太保的职任，燕召公担任这个职任。”又说：“凡是这些职属，是少师的职任。古代史佚担任这个职任。”凡是成王成就君德，成为周朝贤明君主的原因，全在于此。怎么能说六年作周官方，才设立太师、太傅、太保呢？蔡氏的妄说太严重了。

又考，《禹贡》五服叫甸、叫侯、叫绥、叫要、叫荒，连同帝畿在内。《周礼》六服不计算王畿，叫侯、叫甸、叫男、叫采、叫衞、叫要。又有九服，与九畿相同，都不计算王畿，那么侯、甸、男、采、衞、蛮夷、镇藩，并没有五服的字面。作《周官》的人在序文中说六服，符合周制了。后文却说“六年五服一朝”，是将这五服当作与《禹贡》相同吗？不应该内诸侯与外诸侯同一个朝见期限，以五服为仍然沿用周制，而除去要服吗？又不应该周家初盛大一统之时，就有荒服不来朝见的事情，反复推敲都不通。于是蔡氏为之辩解道：“周五服在王畿外，与禹不同。六服则连同畿内计算”，似乎眼睛不曾看过《周礼》这本书，他的妄说比作古文的人更严重了。

又考，今文《康诰》

译篇首说：“侯、甸、男、采、卫”，所列五服的名称次序与《周礼》没有不同，只是没有见到“要服”。郑玄说：“因为要服距离王畿遥远，役事繁重，所以常常被省略。”我笑着反驳说：“要服路途遥远，砍伐树木、筑墙等劳役可以不及，但哪有六年一朝见天子可以放宽而不计入朝次之理。”如果像唐代孔颖达所说的那样，况且要服还在九州之内，不像夷、镇、藩三服在九州之外，被称为藩国。世间的道理一目了然，更加验证了《周礼》确实出自周公之手，而伪作之处多有矛盾抵牾【姚际恒立方说：“周朝大概是三年一朝，所以叔向说：‘明王的制度，让诸侯间或朝见以讲习礼制’，杜预注解说十二年有四次朝见是正确的。等到春秋时期文公、襄公时代，霸业简略到五年一朝，子大叔称赞他不烦扰诸侯，如果真的像伪书所说六年一朝，子大叔难道会说假话吗？况且上文说六服，这里说五服，少了一服，就多了一年，又不知道如何分配年份来规定朝见之法呢】

译又查考《周礼》，其中“治官”一词专指天官冢宰，不能泛泛地涉及其他。伪作的人在篇首说“董正治官”，似乎并不通晓“治事”的含义。

又查考《周礼》大司徒的职责，施行十二种教化。第一种是以祭祀之礼教导恭敬，这样百姓就不会苟且，等等。这与唐虞时期司徒敷布五教相比，名称和数目都截然不同，不应成王训导教官时，不采用本朝的职掌，反而远引上古的制度，难道不是舍弃自己的田地而去耕耘别人的田地吗？这大概是不可能的。后代的儒者竟然在大司徒的职责下撰写文字来补充说：“掌管建立五典，以辅佐王治理国家，训导万民。一是父子有亲，二是君臣有义，三是夫妇有别，四是长幼有序，五是朋友有信。”真是奇怪！

又查考成王说：“唉，三事和大夫。”蔡传解释说：“三事就是《立政》中的三事。”我认为《立政》自是《立政》，《周官》自是《周官》，怎么能强行引证呢？大概伪作的人特意因为《诗经》中有“三事大夫”，郑玄笺注专门指三公，这里想要连同六卿之类都包括在内，所以说“暨大夫”，这是总承上文的辞句。蔡氏不明白，竟说上自三事，下至大夫，都申诫告诫他们，没有提到公卿，是因为公卿德行尊贵、地位崇高，无需烦劳训诫。查考《周礼》，王的三公是八命，卿是六命，命数与卿相同，所以贾谊说“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周礼》中的卿就是上大夫，《考工记》说九卿上朝，郑氏说六卿和三少合为九卿，可见三少与卿地位相差不远，怎么能说地位崇高呢？大抵蔡氏不太通晓古今官制，常常错误像这样。

又查考蔡传解释说：司寇掌管刑罚，不说刑而说禁，是因为在事情发生前禁止，这也似是而非。小宰的职责说：秋官掌管刑罚。秋官篇首序说：掌管禁令，又说刑官之属。大概禁就是刑，与以土易事的情况完全不同。

又查考冬官失传，汉儒用《考工记》来补它。有人说《考工记》是前代的制度，与周典大不相同。也说冬官失传，魏晋间作书的人用《王制》来补它。《王制》是汉儒所作，与周典也不相同。有人请求征引其义理，我说：《王制》说司空执度，测量土地以安置居民，山川沼泽，顺应四时，这难道不是司空掌管土地、安置四民、顺应地利之所出的职责吗？大抵魏晋间这个人学问也很广博，才华也很丰富，不肯专主一说，以让人可以推测。这也就是柳子厚所说的众人聚敛，以成其书的情况吧？

又查考《明堂位》：周有三百官。郑氏注说：“周的六卿，其属各六十，周应当有三百六十官。这里说三百，是因为记载时冬官已经失传了。”解释特别精妙。忽然想起赵岐注《孟子》，而都去掉其籍说：“现在《周礼》司禄之官没有其职位，这是诸侯都去掉了，所以使不复存在。”都是以经解经的切证。赞赏感叹了很久，因此附着于此。

又查考《郑志》十一卷，追论康成生平应对时人的情况，现在不传，怀疑也多被后人掺杂，不是本文。怎么验证呢？《周礼·保氏》疏引《郑志》赵商问说：“查考成王《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这两句话分明是古文书，康成和当时的人怎么能预见来互相咨询呢？我说学者凡是遇到这些地方，全都抹杀，不必再怀疑，以此作为借口就可以了。

又查考，不仅这样，即使朱子也有如《周官》篇，既说是官样文字，又说只如今文字太整齐了，这是在古文中可疑的。语中又有一段，引汉《百官表》：“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及或说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说这与《周官》篇合，难道孔氏书所谓“传之子孙，以贻后代”的，到这里私有所传授，所以班固得以叙述吗？完全反掉了平生的论调，我正以《周官》从汉《表》，出此忽以汉《表》述之孔书，大概是颠倒之见，也应当全都抹杀。

又查考姚际恒立方说：“《周本纪》说‘成王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与书序同；而《鲁周公世家》则说‘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说成王作的，不必是成王自作；说周公作的，也是奉成王命为之。君臣一体，正可想见。序与史本不抵牾。作伪者仅见序合周纪，不参以鲁世家，遂谓成王作周官了。查考《立政》所叙官名，与《周官》的六卿，卿有其四，而爵位又不同，其余则无一同者。作伪者大概以《立政》《周公》作《周官》，成王作庶可掩其不同之迹。不知成王作《周官》时，周公尚在乎，不应成王显与之违；周公既没乎，又可以周公肉未寒而尽反之乎？必不尔矣。况《立政》《周官》实皆出周公一人手笔，决不自矛盾。祗惜秦火以后，

译没有途径看见当日真正的《周官》究竟是怎样的罢了。」又说：「从『阜成兆民』以上都是王的言语，下面又出现『王曰』，忽然在中间插入从六年到『大明黜陟』的一段，作为史官记录事情的言语，夹杂凌乱，没有这样的文体格式。」

译第六十三

唉！多么痛心啊！伪造书籍的人，难道可以说是不仁义的吗？古代并没有夷灭三族的刑罚。即使是苗族百姓的暴虐，也不过是肉刑罢了。起初哪里曾将人的三族全部诛杀灭绝呢？有的话，是从秦文公二十年开始的。大概是因为秦国靠近戎狄，戎狄的法律极其严酷，秦国也沿袭使用它。其他国家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进入春秋时期的一百二三十年间，楚国才开始诛灭若敖氏一族，晋国才开始诛灭先縠一族。君子认为这种诛杀太过分了。我曾经对此解释说：古代没有让人陪葬的制度。有的话，也是从秦国开始的，这也是戎狄的法律。《秦本纪》说：“二十年，武公去世，开始让人陪葬。”下到穆公时，让三位贤良陪葬。这种风气波及晋国，魏武子让宠妾陪葬。到了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去世，《春秋》记载说：“开始用活人陪葬。”大概是哀伤中原地区也这样做了。于是这种风气像流水一样不可阻挡。假使孔子读到史书到这里，能不叹息流泪，把制造俑人来陪葬的罪责归咎于秦国人吗？伪造古文的人，偶然看到荀子有“乱世以族论罪，以世举贤”的话，就窜入《泰誓》篇中。无论商纣王的恶行没有这么严重，而轻易给三代以上的君主加上残酷不道德的刑罚，给后世喜欢杀人的君主提供借口。而且习惯读这些书的人都认为理所当然。如果稍微仔细思考，没有不痛心于这种言论的轻率的。所以我才说：伪造书籍的人，难道可以说是不仁义的吗？

查《汉书·刑法志》：高后元年曾经废除三族罪，孝文帝二年又下诏废除它。后来终于因为新垣平的缘故，又实行三族诛杀。可见文帝一个人身上，刚禁止又刚恢复。大概天下的虐政和邪说一样，没有比倡导开端更有害的了。开端一旦倡导，后来就像河水决堤、鱼腐烂一样不可挽救阻止。就像秦献公元年停止活人陪葬，可以称为百年难遇的君主。后来一百七十四年，秦始皇去世，仍然命令后宫没有儿子的都陪葬，死的人很多。按照惯例杀人，无论死者不知道如何躲避，而且被牵连而死的人也安然接受。活人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更加可悲吗！我尤其奇怪如淳注释三族说：“父族、母族、妻族。”孝文帝的诏书明确指向父母、妻子以及同产兄弟为三族，现在又胡乱增加母、妻两个异姓家族。唉！说这种话的人，在简牍之上，已经听到哭声了。

又查古人在刑罚上，刚禁止又刚恢复的，不只是三族罪。宫刑也是这样。汉文帝十三年，被缇萦上书感动，废除了墨刑、劓刑以及刖刑，但宫刑还存在。后汉陈宠的儿子陈忠，上奏废除宫刑，施行了。然而郑玄注释《周礼》说：“宫刑，男子割去生殖器，女子关在宫中，就像现在的宦官男女一样。”这是暂时废止又恢复了。直到隋文帝开皇元年，才永远停止。唉，多么仁义啊！王应麟根据《通鉴》西魏大统十三年废除宫刑，怀疑《周礼》疏注说宫刑到隋朝才赦免。《尚书》疏注说隋朝开皇初年才废除宫刑，是不对的。《周礼》疏注出自贾公彦，《尚书》疏注出自孔颖达。这两个人都是隋唐之间的人，亲眼所见。我参考《隋刑法志》：“开皇元年新定五刑，叫死刑，叫流刑，叫徒刑，叫杖刑，叫笞刑。而前代的鞭刑以及枭首车裂的法律，全部废除。”诏书说：“鞭刑的使用，残破皮肤身体，彻骨侵肌，残酷等同于割肉。虽然说是远古的制度，事情违背仁者的刑罚。鞭刑尚且如此，何况阉割呢？大概去掉它毫无疑问。”孔颖达疏注又说：“汉朝废除肉刑三种，近代谋反连坐的男子十五岁以下不应死的都施以宫刑。隋朝开始革除男子的宫刑，妇女仍然幽闭在宫中。”分析得如此明白。王应麟怎么能用西魏暂时废止的制度，而埋没隋朝永远停止的仁德呢？

有人问：“庄公二十三年，晋国担忧桓叔、庄伯的家族逼迫，后来全部杀了他们，这不是灭族首次出现的吗？”我说：“桓叔、庄伯的家族逼迫，所以全部杀了他们，不是说一人有罪，刑罚波及三族的情况，所以我没有引用。”有人又问：“宣公四年，楚国诛灭若敖氏一族，实在是因为他们的家族谋反的缘故，却不是一人有罪，刑罚波及三族的情况，怎么能引用？”我说：“看越椒刚出生时，子文说：‘不杀他，必定会灭掉若敖氏。’将要死时，聚集他的族人哭泣说：‘若敖氏的祭祀，不就要断绝了吗？’就知道当时已经有这种灭族的法律，不必征引谋反，而一定要用谋反来说的，只是因为这年可以数出来罢了。”我唯独奇怪晋国担忧桓叔、庄伯的家族逼迫，全部杀了之后痛快，不知道桓叔的儿子万受韩氏成为大夫，这就是三家的韩氏，最终瓜分晋国，而灭掉晋国的，正是桓叔的家族。天道好还，大概值得畏惧啊！

又查《秦本纪》在记载制度开始的都写说：“起初有出于戎狄习俗的，而秦国起初有的三族陪葬就是这样；有出于中原的，而秦国起初有的腊祭就是这样。”解说的人怀疑左氏《传》中“虞不腊矣”，是作于秦国以后，不知道惠文君十二年才开始腊祭。下面张守节注释说：“秦国大概开始效仿中原做这件事，所以说初腊。”我曾经比喻说，秦文公起初有史官记录事情，秦宣公起初记载闰月，史官和闰月，难道是中原所没有，等待秦国独创的吗？然而也有秦国独创的，德公二年开始伏日是也。虽然如此，这些都不足以关系重大轻重。我唯独佩服司马迁识力卓越的地方

译秦襄公开始被列为诸侯，在《本纪》中记载了，在《年表》中记载了，在《封禅书》中记载了，在诸《世家》中几乎遍载，在《列传》中也偶尔记载，反复叮嘱的样子好像不怕麻烦，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秦国拥有天下，是古今一大厄运。拥有天下始于成为诸侯，成为诸侯从襄公开始。在《易经·坤卦》的初六爻辞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阴气开始凝结。”顺着这个趋势发展就会到达坚冰的地步。那么始皇虽然逐渐到了坚冰的地步，襄公则已经是霜了。太史公处在阴气凝结的征兆之时，怀着忧虑恐惧的心情，怎能不大书特书？不写一次就满足了。所以扬雄说：“太史公，圣人尚且有所取法。”

译又查《檀弓》记载：“孔子说：‘使用殉葬的人，难道不危险吗？使用活人陪葬，难道不危险吗？’”使用活人与使用殉葬者是有区别的，大概殉葬是指杀害活人来守护死者，而用人则是将活人放入墓穴中。《秦风·黄鸟》诗中所谓“临近墓穴，恐惧战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我唯独对郑康成在《周礼》中注解“鸾车上的象人不跟随”感到奇怪，郑司农注解“象人”说是用草扎成的人形，而郑康成认为“象人”就是俑，并引用《檀弓》中“制作俑的人不仁”的说法，难道周公制定的礼制竟然被孔子所非议吗？后来郑康成注解“大丧时装饰遣车的马以及〇埋之”说：“说埋掉它，那么这就是马、涂车、刍灵。”大概因为说埋掉它，所以这些马不是真马，而是涂车和草扎的灵物。既然马是用草扎成的，那么人也必定是用草扎的，可以互相印证。又对《孟子集注》中说：“古代称为刍灵，中古时期改用俑”感到奇怪。中古时期正是周公制礼的时候，这也可能是受郑康成注的影响，大概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注解经书的错误比注解本草的错误更严重”吧？又查古代做官的人，世袭俸禄但不世袭官位，世袭卿位两度在《公羊传》中被讥讽。一次是隐公三年“尹氏卒”，一次是宣公十年“齐崔氏出奔卫国”，《公羊传》都说是：“讥讽世卿。”世卿是不合礼制的，似乎起源于春秋时期。然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叔文子对〇喜说：“九代世袭的卿族，〇氏出自武公。”武公去世，在春秋之前三十六年，春秋之前就有世卿了。又考证《诗经》：宣王时有文武吉甫，幽王时则有赫赫师尹；宣王时有蹶父孔武，幽王时则有蹶维趣马；宣王时有大师皇父，幽王时则有皇父卿士，都是前后相连，其为世袭无疑，大概起源于幽王时期吧？“晚出的书说接受实职，官职世袭，我没有证据。”

第六十四

荀子说：“诰命和誓辞不涉及五帝，所以《司马法》说：‘有虞氏在国都中告诫，夏后氏在军中发誓，殷人在军门之外发誓，周人在即将交战时发誓。’当虞舜在上位，禹率军征讨有苗，怎么会有防备？群后在军中发誓的事，这不足信。《司马法》说：‘进入罪人的土地，看到老弱的人奉命归来没有伤害，即使遇到壮年人也不计较，不与之对抗，如果对抗并伤害了他们，用药医治后送他们回去。’以仁为本，像这样，怎么会有火烧昆冈，玉石俱焚？像后世檄文用兵威恐吓敌人的事。读了陈琳的文集，有《檄吴将校部曲文》末尾说：‘大军一旦发动，玉石俱碎，即使想救他们，也来不及了。’《三国志·钟防传》：钟防移檄蜀国将士吏民说：‘大军一旦发动，玉石俱碎，即使想后悔，也来不及了。’钟防与陈琳相隔不远，辞语相同，足以证明当时自有这类话语。而伪作者偶然忘记这是三代王者之师，不觉间写进笔端，那么这本书出自魏晋之间，又是一个佐证。

查《荀子·大略篇》：“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文字与《谷梁传》隐公八年相同，但《谷梁传》本是“交质子不及二伯”，“二伯”自〇我曾笑僖公十七年夏，晋太子圉在秦国做人质，这不是穆公手中的事吗？荀子难道忘了吗？疏称荀子受经于谷梁，已经传了一代就讹误了，虽然文字小有失误，但在事理上有妨碍。所以程子说：“传经很难。”

又查《司马法》、《汉书·艺文志》原本一百五十五篇，宋元丰年间仅剩五篇，编入《武经七书》，至今我常喜爱《仁本》“天子之义”两篇，真是太史公所说的宏大深远，与所谓“揖让为三代王师”的遗言无疑，颇怪小戴氏辑录《礼记》不采纳它，列为经学颁行于学官，设置老师弟子伏案诵读，可惜啊。

又查疏称：荀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申公传江翁，见《儒林传》。申公受于荀子，尚不足信。《楚元王传》：年轻时与申公等人跟随浮丘伯学习《诗经》。浮丘伯是荀子的门人。申公在《诗经》上是再传弟子，为什么唯独在《春秋》上亲自受业呢？况且申公到武帝初年八十多岁，计算他的出生应在秦初统一天下时，荀子早已去世。疏凡此等俱讹谬，不胜辩驳，聊发愤一道，以为举隅云尔。

又查陈琳檄文中说：“元恶大憝，必当枭首夷灭；至于枝附叶从，皆非诏书所特意擒拿惩治。”又说：“诛杀在一人，与众人无关；也诛杀其首领，胁迫跟随者不治罪。”意

尚书古文疏证卷四

<经部,书类,尚书古文疏证》>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上山阳阎若璩撰第六十五

现在的《尧典》《舜典》，无论伏生，还是孔安国，原本只名为《尧典》一篇，大概另有逸书《舜典》的缘故。魏晋间才析为二篇。然而慎徽《五典》，直接接在“帝曰钦哉”之下，文气连贯，如水之流，即使有利刃，也不能截断它。只有到姚方兴出现，妄自将二十八字横安于中，于是就不能合拢了。现在试除去读之：“尧既嫁二女于舜矣”，初而歴试，既而底绩，继而受终，次第及于齐七政，辑五瑞，肇州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