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古文疏证卷八

译《泰誓》等篇，凡是容易阅读的，都是古文，何况又是科斗文字。用伏生所传的文字来考证，才能读通。难道有数百年藏在墙壁中的东西，怎么会没有讹误和损坏一个字呢？而且伏生所记忆的内容，难以阅读，这尤其可疑。现在的人编撰《全书》进行解释，必定不是《大雅》。

译伯丰问：《尚书》的古文和今文有优劣之分吗？回答说：孔壁中传出的古文，在汉代并没有流传，只是司马迁曾经师从学习。像伏生所传的《尚书》，在汉代却有很多传人。晁错因为伏生不曾出门，由其女儿口授，其中有齐地方言难以理解的地方，就凭自己的理解连缀成文，这是史书上有记载的。等到查看经传以及《孟子》中引用的《尚书》，大多出自《洛诰》，却没有差错。只是怀疑伏生偏偏记住了难懂的部分，却不记得易懂的部分。然而有一种说法可以探讨难易的问题。古人的文字有一种，如同今人书信交谈，夹杂方言，是当时记录下来的；有一种是制作出来告诫的命令。怀疑《盘庚》《诰命》之类是当时告诫百姓的，《盘庚》劝谕百姓迁都之类，是出于记录。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类，或许是当时制作出来的诏诰文字，如同后世朝廷词臣所写的。然而更有脱简可疑之处。苏氏的传注中，在“乃洪大诰治”之下略加考证了一些。胡氏《皇王大纪》考证《康诰》不是周公成王时的作品，而是武王时的，因为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的话。如果是成王，那么康叔就是叔父了。又其中首尾只称“文考”，成王周公必定不只称“文考”，又有“寡兄”的话，这也是武王与康叔无疑。如今人称“劣兄”之类。又唐叔得禾，传记所载成王先封唐叔，后封康叔，决没有侄子先于叔父受封的道理。吴才老又考证《梓材》只有前面是告诫，后面都称“王”，恐怕自是一篇，不应该王告诫臣下不称“朕”而自称“王”啊。加上《酒诰》也是武王时的，如此则是断简残编，不无遗漏，如今也无法考证订正，只能在言语句读中有不可理解的地方空缺它。又问：壁中之书不及伏生之书吗？回答说：像《大禹谟》却又明白条畅。虽然如此，其间大体义理固然可以推究探索，但在不可理解的地方空缺它，而意义深远之处自当推究玩味。然而也怀疑孔壁中或许只是因为畏惧秦朝焚书坑儒的祸患，所以藏在墙壁间，大概都不可考证了。

伯丰问：《尚书》没有解释，便是有费力的地方，其中用字也有不可理解之处。当时因为伏生是济南人，晁错却是颍川人，只能由其女儿口授，有不理解其言语的地方，就凭自己的理解连缀诵读。然而传记所引，却与《尚书》所载又没有不同。只是孔壁所藏的都容易理解，伏生所记的都难理解。如《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出于伏生，便有难理解的地方，如记载“采采”之类。《大禹谟》便容易理解，如五子之歌，《汤征》有什么难记的，却记不得。至于《泰誓》《武成》都容易理解，只是《牧誓》中便难理解，如五步六步之类。如《大诰》《康诰》夹着《梓子之命》，穆王时的《冏命》《君牙》容易理解，到《吕刑》也难理解。为什么只记住难懂的却不记住易懂的，便是难以理会的。

包显道举出所疑《尚书》数条，先生说：“诸诰多是长句，如‘君奭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违’，是总说上天与百姓的意思。”《汉艺文志》注说：“诰是晓谕百姓，如果不迅速理解，那么约束就不能实行，便是诰辞如此，只是想让百姓容易理解。”显道说：“商书却又比较分明。”先生说：“商书也只有几篇如此，《盘庚》依旧难理解。”显道说：“《盘庚》却好。”先生说：“不知怎么的，《盘庚》抵死要那样迁都？如果说有水患，也不曾见大有危害。”先生说：“他不再说那事头，只是当时小民受害，而大姓之类安于土地而不肯迁，所以说得如此。”先生说：“大概伏生所传许多都拗口难懂，分明的他又却不曾记得，不知怎么的。”显道问：“先儒将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说，以为文王称王，不知有何依据？”先生说：“自太史公以来都这样说了，但欧阳修极力认为不是，东坡也有一种说法。”但书说：“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有这一个瑕疵。或许推究《泰誓》诸篇都只称文考，到《武成》才称王，只是当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羁縻那事体，自是不同的。

《尚书》有两体，有极分明的，有极难懂的。我恐怕如《盘庚》《周诰》《多方》《多士》之类，是当时召他们来当面命令的，当面教告的，自然是当时一类说话。至于《旅獒》《毕命》《梓子之命》《君陈》《君牙》《冏命》之类，则是当时修饰其辞命的，所以当时百姓都懂得的。有现在老师宿儒所不理解的，现在人所不理解的，未必当时的人却不识其词义。

译道夫

译书籍中有容易理解的，恐怕是当时撰写的文章，或是曾经经过修饰润色的。那些难以理解的，恐怕只是当时的口语，因为当时的人说话本来就是这样，当时的人自然能懂，后人却觉得难以理解罢了。如果让古人看到现在的俗语，他们反而无法理解，因为其中的头绪繁多，如果写成文章则说不尽，所以只是直接记录他们的言语而已【广】

《尚书》中的各种诰命都清晰明了，大概就像现在的制诰是朝廷撰写的文章；各种诰命都难以理解，大概是因为那是当时对百姓说话，后来追记整理而成的。

《典》《谟》之类的书，恐怕是经过史官润色过的。像《周诰》等篇章，恐怕就像现在的榜文晓谕俗人一样，方言俚语，随地随时，各自不同。林少颖曾说：“现在的人说‘日伏惟尊候万福’，如果让古人听到，也不知道是什么话。”【人杰】

《尚书》中《盘庚》五诰之类，实在难以理解。如果要添减字句，强行解释，虽然也能说得通，只是穿凿附会，终究恐怕没有益处【时举】

道夫请求先生为《尚书》作注，以惠及后学，先生说：“我现在没有工夫。”道夫说：“先生对《尚书》既然没有注解，如果再不作注，那么句读就不分明，后人承袭错误、听闻讹传，最终不足以见到帝王的深奥美好。”先生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道夫说：“怎么知道后来没有人呢？”道夫再三请求，先生说：“《尚书》也很难作注，像《大诰》语句很长，现在的人却都断句破碎地读，所以理解不了。”又说：“我曾经想写一部《书说》，最终没有完成，像制度之类，只以注疏文字为本，如果其他不稳妥的地方，再加以挑剔使其分明就可以了。”又说：“《书疏》记载在璇玑玉衡的地方，先说天，现在的人读着也没有什么紧要。”以我看来，“如果注疏了这一点，那么也可以粗略想象天与日月星辰的运行进退疾迟的度数都有定数，而历数的大概也就知道了。”【道夫○读尚书法】

二典三谟，其言辞深奥典雅，学者不能立刻理解。后面的《盘庚》《诰》等篇，又难理解。且如商书中伊尹告诫太甲的五篇，说得极其恳切，其关于治心修身的道理，虽然是为人主而言，但起初没有贵贱的区别，应该取来仔细研读，极好。现在的人不在此等地方理解，却只理解小序。我理解《尚书》小序，不是孔子自己作的，只是周秦之间低手的人作的，然后人也没有理解他的本义。且如“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是重申的意思。作序者的本意，先说皋陶，后说禹，是说舜想让禹重申，所以将“申”字系于“禹”字。因为伏生的《尚书》将《益稷》合于《皋陶谟》，而思考说“赞赞襄哉”，与帝说“来，禹！汝亦昌言”，禹拜说“俞”，帝说“我有什么话？我思考日日孜孜”相连，“申之”二字便显现出是舜让禹重申的意思。这是作序者的本意，现在的人都不这样说，说得虽然多，都不是其本意。又说：“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这是内外交相养的方法。事在外，义由内制约；心在内，礼由外作用。铢问：“礼莫非是约束心的规矩吗？”先生说：“礼只是这个。礼就像颜回非礼勿视听言动之类都是。”又说：“现在学者别无事，只要以心观察众理，理是心中所有的，常存此心以观察众理，只是这两件事罢了。”【铢】

问可学近来读什么书？回答说：读《尚书》。问：《尚书》怎么样？回答说：需要考察历代的变迁。问：世变难以理解，唐虞三代的事情浩大阔远，何处测度？不如求圣人之心。如尧，就考察他治理百姓的方法；舜，就考察他侍奉君主的方法。且如《汤誓》，汤说：“我敬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读，岂不见汤的心？大抵《尚书》有不必解释的，有须着意解释的。不必解释的，如《仲虺之诰》《太甲》诸篇，只是熟读，义理自然分明，何须等待解释？如《洪范》则须着意解释。如《典谟》诸篇，辞稍雅奥，也须略加解释。若如《盘庚》诸篇，已难解释；而《康诰》之类，则已不可解释了。昔日伯恭相见，我告诉他这些。他说也没有缺漏之处，于是我对他说：“如果这样，那就是读得不熟。”后二年相见，他说：“确实如所说。”【可学】

问读《尚书》想要汇集诸家学说观看如何？先生历举王、苏、程、陈、林少颖、李叔易等十余家解释完毕，却说：“便将众说对照，未得且读正文，见个意思了，方可如此。将众说对照，书中易晓处直易晓，其不可晓处且阙之。如《盘庚》之类，非特不可晓，便晓了亦要何用？如周诰诸篇，周公不过是说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当时说话，其间多有不可晓者，亦且观其大意所在而已。”又说：“有功夫时更宜观史。”【必大】语德粹云：“《尚书》亦有难晓者，如《微子》等篇，读至此且认微子与父师、少师、哀商之沦丧已将如何，其他皆然。若其文义，知他当时言语如何，自有不能晓矣。”【可学】

《尚书》序，恐怕不是孔安国作的。汉文粗枝大叶，今《尚书》序细腻，只是六朝时文字。小序

译断然不是孔子所作【义刚○论孔序】

译汉人的文章，也不说它好，却是粗枝大叶，书序细弱，只是魏晋人的文字。陈同父也这样说过。

《尚书注》及序，我怀疑不是孔安国所作，大概因为文字困顿善巧，不像西汉人的文章，也不是东汉的文章。有人说赵岐《孟子》序，却自好曰：“文字絮，气闷人。”东汉文章都是这样【僴】

《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大概因为文字困顿善巧，不是西汉人的文章，安国是汉武帝时的人，文章岂会如此？只要有太粗的地方，决不会如此，困顿善巧也。如《书序》做得善巧柔弱，也不是西汉人的文章【卓】

《尚书》孔安国注，这恐怕是魏晋间人所作，假托孔安国的名义，与毛公《诗传》大不相同。现在看序文，也不像汉代的文章【汉时文字粗，魏晋间文字细】如《孔丛子》也是这样，都是那一时人所为【广】

孔安国《尚书》序，只是唐人的文字。前汉文字很有条理。司马迁也没有从安国那里学习《尚书》，不应该有一篇文字软弱的。即使是后汉人作《孔丛子》的，喜欢作伪书。然而此序也不是后汉时的文字。后汉文字也很好【扬】

孔氏书序不像汉文，像李陵答苏武书，因问董仲舒三防文气也弱，与晁错、贾谊等人的文章完全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仲舒为人宽缓，他的文章也像他的人，大概汉自武帝后文字要入细，都与汉初不同【必大】

传给子孙，以留给后代。汉时没有这样的文章【义刚】

孔安国解经，最乱说。防备得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的【泳○论孔传】

我曾经怀疑孔安国的书是假书，如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争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现在这却全部解释了，哪有千百年前人说的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误，道理防备不得。兼小序皆可疑。《尧典》一篇自说尧一代为治之次序，至让于舜方止，现在却说让于舜后方作《舜典》，也是见一代政事之终始，却说历试诸艰是为要受让时作也。至后诸篇皆然。况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间文章。况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大雅】

《尚书》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也不是孔安国作，怕只是撰《孔丛子》底人作，文字软善。西汉文字则粗大【夔孙○论小序】

《书》小序亦非孔子作，与《诗》小序同【广】

书序是得书于屋壁，已有了。想是孔家人自做底，如《孝经》序乱道，那时也有了【焘】

书序不可信。伏生时无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汉人文字，只是后汉末人。又书亦多可疑者，如《康诰》《酒诰》二篇，必定武王时书，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惑之。如武王称“寡兄朕其弟”，却甚正。《梓材》一篇，又不知何处录得来，此与他人言皆不领。尝与陈同甫言，陈曰：“每常读亦不觉。”今思之，诚然。

徐彦章问先生：“却除书序不以冠篇首者，岂非有所疑于其间耶？”曰：“诚有可疑。且如《康诰》第述文王，不曾说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说武王，又是自称之词。然则《康诰》是武王诰康叔明矣。但缘其中有错说周公初基处，遂使序者以为成王时事，此岂可信？”徐曰：“然则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监之矣，又以何处封康叔？”曰：“既言以殷余民封康叔，岂非封武庚之外将以封之乎？”又曾见吴才老辨《梓材》一篇云：“后半截不是《梓材》，缘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词，未尝如前一截称王曰，又称汝为上告下之词，亦自有理【壮祖】

问：“序云聪明文思，经作钦明文思，如何？”曰：“小序不可信。问：恐是作序者见经中有钦明文思，遂改换钦字作聪字否？”曰：“然。”

大禹谟序，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见书中，皋陶陈谟了。帝曰：“来禹，汝亦昌言。”故先说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陈昌言耳。今书序固不能得书意，后来说书者又不晓序者之意，只管穿凿求巧妙尔【广】

书中“廸”字或解为蹈，或解为行，疑只是训顺。字书曰：“惠廸吉，从逆防。”惟影响逆对顺，恐只当训顺也。兼书中“廸”字用得本皆轻。“棐”字只与“匪”同，被人错解作“辅”字，至今误用。只颜师古注《汉书》曰：“棐与匪同。”某疑得之《尚书传》，是后来人做，非汉人文

译章，解释得不成文字。但后汉张衡已将“棐”字当作“辅”字使用，不知为何。王若说：“周公若曰”，只是大概像这样说的意思。至于《汉书》中“皇帝若曰”之类，大概是宣导德意的人，敷演其言语，或者是记录者失掉了原话而退而记录其大意，是这样的。忱、谌都解释为信，如说“天不可信”。张元德问：“惟几惟康，其弼直。”东莱将“几”解释为动，“康”解释为静，如何？回答说：理会上不去。伯恭解经多巧妙，过了很久说：恐怕难以这样解释。问元德：“平时将‘予克厥宅心’理会作‘存其心’吗？”回答说：是的。说：“如果说‘三有俊心’‘三有宅心’，说‘三有宅’‘三有俊’，那又当如何？”这些地方都理会上不去。解释了这一处却碍了那一处，如果每处都自立解说，什么书不能通呢？过了很久说：“宅，恐怕是所居的位置，是已经任用的贤俊，是尚未任用的贤才。”元德问：“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聴。”回答说：也不明白。《汉书》中“在治忽”作“七始咏”，“七始”如同“七均”之类。又如“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这一段，上文说“钦四邻，庶顽谗説，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都不明白。如“命龙之辞”也说：“朕堲谗説，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都讲谗言。这必须是当时有此制度，现在不能知道，又不应当杜撰胡说，只得搁置。元德说：“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乃是赏罚。回答说：“既然是赏罚，应当另有施设，如何只靠射箭？岂有无状之人才射得中便为好人乎？”元德问：“五言”，东莱解释作“君臣民事物之言”。回答说：“君臣民事物是五声所属，如宫乱则荒，其君骄，宫属君最大，羽属物最小。”这是论声。如果商放缓便是宫声，寻常琴家最取《广陵操》，以我看来，其声最不和平，有臣陵其君之意，出纳五言，却恐怕是审乐知政之类。这样解释五言，也颇通。又说：纳言之官，如汉侍中，今给事中。朝廷诰令，先过后省，可以封驳。元德问：孔壁所传本科斗书，孔安国以伏生所传为〇古，定如何？回答说：孔壁所传平易，伏生书多难晓。如《尧典》《舜典》《臯陶谟》《益稷》是伏生所传，有“方鸠僝功”“载采采”等语，不可晓。《大禹谟》一篇却平易。又书中防句，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寕王遗我大寳”，“〇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与古注防句不同。又旧读“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作一句，今观古记欵识中多云“俊在位”，则当于“夀”字绝句矣。又问《盘庚》如何？回答说：不可晓。如“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全无意义。又当时迁都更不明说，迁之为利，不迁之为害。如中篇又说神说鬼，若使如今诰命如此，好一场大糊涂。寻常读《尚书》，读了《太甲》《伊训》《咸有一德》，便着鞔过《盘庚》，却防说《命》。然《髙宗肜日》亦自难防。要之，读《尚书》可通则通，不可通姑置之【人杰】

译尚书二

问：《尚书》中关于战胜殷商、杀死商纣王的记载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按照史书记载，纣王自焚而死，武王斩下他的头颅悬挂在旗杆上，恐怕未必真是这样。《书序》说某件事发生，实在令人怀疑，相传都说这是孔子所作，不知究竟如何？【贺孙】

凡是数字，从一到五，五在中间；从九到五五（二十五），五也在中间。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也在中间。又说：如果有前四者，才可以建立皇极。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纪，就是如此。后四者，却是从皇极中产生的。三德，是皇极的权柄，是人君所应当运用的；五福，是皇极所施予的恩惠；六极，是皇极所显示的威严。这是曾南丰所说的，各篇的解释中，只有这一种说法最好。又说：皇，就是君；极，就是标准。作为皇极的君主，应当像滴水结冰一样，没有丝毫不善，但百姓却不齐一，所以说：“不违背皇极，就不会遭受灾祸。”天子成为百姓的父母，作为天下的君王，这就是“皇建其有极”。又说：《尚书》前五篇，大体上容易理解；后面的如《甘誓》《汤征》《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这些也都容易理解，也很好。这些是孔子家壁中藏出的书。又说：读《尚书》，渐渐觉得读不懂，这才是有长进；如果从头到尾都能读懂，那就是胡说八道。《高宗肜日》是最难懂的；《西伯戡黎》是稍微难懂的。《太甲》篇大抵胡说八道，所以伊尹的话非常急切；高宗稍微聪明一些，所以《说命》篇的话比较细腻。又说：读《尚书》有一个方法，一半能懂，一半不懂，能懂的地方就读，不懂的地方暂且空缺，不可强行贯通，强行贯通就会穿凿附会。又说：“敬敷五教在宽”，只是不急于逼迫，慢慢地教化他们。【节】

书中那些可疑的篇章，如果一概不信，恐怕会颠覆六经。比如《金縢》篇也有不合人情之处，雨反风，禾苗全部挺立，也很奇怪。成王为什么恰好跟着去，打开《金縢》的匣子？然而当周公把策命放入匣中时，难道只有两位公知道？《盘庚》篇更没有道理。自古以来相传，如经传所引用的，都是这本书的文字，但不知为什么说得都没有头绪。就像现在官府告示民间一两件事，写几句这样的话，百姓懂不懂，只说是要迁徙，更不说自己为什么要迁徙，为什么不可以不迁徙？万民为什么不愿意迁徙？要让人迁徙，也必须说出利害关系，现在却不说。《吕刑》篇怎么样？穆王说得散漫，直接从苗民、蚩尤开始作乱说起。如果说都是古人的原文，为什么出自孔氏壁中的多，而且明显容易理解；出自伏生的都难以理解？【贺孙】

“惟三月哉生魄”这一段，自然是脱落了才显得清楚。比如“朕弟寡兄”，这无疑是武王告诉康叔的话。因为武王、周公、康叔都称为兄，怎么能让周公对康叔一家人说话，却称武王为寡兄来告诉他的弟弟呢？大概“寡”字，是向人称呼我家我国长辈的用语。只因为其中有“作新大邑于周”这几句话，于是《书序》就牵强地说成是成王时的书。不知道这是脱简造成的。比如《梓材》是君主告诫臣下的话，但后半截却都是臣下告诫君主的话。总之，这三篇断然是武王时的书，如果是成王，不应该所引用的多是文王而不及武王。就像现在人才提到太祖，就必须提到太宗一样。又说，我曾怀疑《尚书》的注不是孔安国所作，因为这篇传不应在东晋才出现，而且它的文字也不怎么好，不是西汉时的文风。【义刚】

问：周代的诰辞语言艰涩，怎么读？回答说：这类是不可理解的。林文说艾轩认为是方言，我说：只是古语如此罢了。我私下认为当时风俗就是这样说话，人们就都懂。比如这东西叫这个名字，现在风俗不叫这个名字，就听不懂了。比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是当时与士大夫说话，像现在翰林院所作的制诰文章，所以很容易懂。比如诰是与百姓说话，像现在官府行文晓谕的文字，其中带有当时的俗语。现在只要懂得能懂的部分，不懂的地方暂且空缺就可以了。比如《诗经》中“景员维河”，上下文都容易懂，唯独这一句不懂。又如“三寿作朋”，“三寿”是什么东西？欧阳公记录古语，也有“三寿”的说法，想必当时自有这种说法，人们都懂，只是现在不懂。问：东莱先生对《尚书》的解释怎么样？回答说：说得巧妙了。以前常问他有没有疑惑的地方？他说：都能解释通。过了两三年再见面，他说：有很多可疑之处。【淳○义刚录云：问五诰辞语这样短促怎么读？回答说：这样的不可理解。林择之说：艾轩认为是方言，我说：也不是方言，只是古语如此罢了。】

安卿问：“《君牙》《冏命》等篇，看出穆王的气象很好，但后来却有驾车奔驰天下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些篇章是由内史、太史之类的人所作，就像现在的翰林院制作诰命。然而像《君陈》《周官》《蔡仲之命》《旅獒之命》等篇，也是当时这类文字，自有个格式，开头呼唤他的名字而告诫他，结尾又有‘呜呼’的话来警戒他，篇篇都是如此，看了就知道了。比如《大诰》《梓材》《多方》、”

译《多士》等篇，是当时编纂的君主告诫百姓的言辞，大多是方言。比如“卬”字就是“我”字，沈存中认为秦语中读平声而称为“卬”，所以这些《诰》等篇章，当时的百姓听得懂，而现在的读书人却听不懂。又如《尚书》中的“尚衣”、“尚食”，“尚”是掌管的意思，而秦语中读平声，与“常”字同音。那些《命》等篇章，现在的读书人认为容易理解，而当时的百姓却听不懂。【义刚】

译诗一

因为讨论《诗经》，历来说《小序》完全没有义理，都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大多是从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阐明《诗》的大义。才见到“有汉之广矣”的句子，便认为是德广所及；才见到“命彼后车”的话，便认为是不能饮食教载；《行苇》的序，只见到“牛羊勿践”，便说仁及草木；只见到“戚戚兄弟”，便说亲睦九族；见到“黄耉台背”，便说养老；见到“以祈黄耉”，便说乞言；见到“介尔景福”，便说成其福禄。随文生义，不再论理。《卷耳》的序，以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为后妃之志，事情本来就不伦不类了。何况诗中所谓“嗟我怀人”，其言语亲昵太过，难道是后妃所能施于使臣的吗？《桃夭》的诗，说婚姻以时、国无鳏民，是后妃所致，而不知道那是文王刑家及国，其教化本来如此，难道是专靠后妃所能致吗？其他变风诸诗，未必是刺的，都认为是刺；未必是言此人的，必附会以为此人。《桑中》的诗，放荡留连，只是淫者相戏之辞，哪有刺人之恶而反自陷于流荡之中的？《子衿》词意轻儇，也难道是刺学校的辞吗？《有女同车》等，都认为是刺忽而作。郑忽不娶齐女，其初也是好的意思，但见后来失国，便将许多诗尽为刺忽而作。考之于忽，所谓昏暴虐之类，皆无其实。至遂目为狡童，岂是诗人爱君之意？况且其所以失国，正坐柔儒阔疏，亦何狡之有？幽厉之刺，也有不然的。《甫田》诸篇，凡诗中无诋讥之意者，都认为是伤今思古而作。其他谬误，不可胜说。后世但见诗序巍然冠于篇首，不敢复议其非，至有解说不通，多为饰辞以曲防之者，其误后学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谓补凑而成，亦有此理。《书》小序也未是，只如《尧典》《舜典》，便不能通贯一篇之意。《尧典》不独为逊舜一事，《舜典》到历试诸艰之外，便不该通了。其他《书》序亦然。至如《书》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国文字。大抵西汉文章浑厚近古，虽董仲舒、刘向之徒，言语自别。读《书》大序，便觉软慢无气，未必不是后人所作也。【谟】

诗二

江畴问：“《狡童》刺忽也？言其疾之太重。”曰：“若以当时之暴敛于民观之，为言亦不为重。盖民之于君，聚则为君臣，散则为仇讐。虽如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草芥，则民视君如寇讐’是也。然诗人之意本不如此，何曾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诗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说。圣人言‘郑声淫’者，盖郑人之诗多是言当时风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语。《狡童》想说当时之人，非刺其君也。”又曰：“诗辞多是出于当时乡谈鄙俚之语，杂而为之。如《鸱鸮》云‘拮据捋荼’之语，皆此类也。”又曰：“此言乃周公为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然其言皆聱牙难考。如书中周公之言便难读，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无逸》一书，中间用字亦有诪张为幻之语。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样文字，必出于当时有司润色之文，非纯周公语也。”又曰：“古人作诗多有用意不相连续，如《嘒彼小星》‘三五在东’，释者皆云‘小星者是在天至小之星也’，‘三五在东者是五纬之星应在于东也’，其言全不相贯。”【卓】

老庄

问孟子与庄子同时否？曰：“庄子后得几年，然亦不争多。”或云：“庄子都不说着孟子一句。”曰：“孟子生平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所以孟子说陈良云云。”曰：“如今许行之说如此鄙陋，当时亦有数十百人从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庄子书中说惠施、邓析之徒与夫坚白异同之论【历举其说】，是甚么学问？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显理。”曰：“便是禅家要如此，凡事须要倒说，如所谓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树口衔树枝手足悬空却要答话，皆是此意。”广云：“通鉴中载孔子顺与公孙龙辩说数语似好。”曰：“此出在《孔丛子》，其他说话又不如此。此书必是后汉时人撰者，若是古书，前汉时又都不见说，是如何？其中所载孔安国书之类，其气象萎薾，都不似西京时文章。”【广】雷击所在只一气滚来，间有见而不为害，只缘气未崩裂，有所击者皆是已发。蔡季通云：“人于雷所击处收得雷斧之属，是一气击后方始结成，不是将这个来打物。见人拾得石斧，如今斧之状似细黄石，因说道士行五雷法。”先生曰：“今极卑陋，是道士许多说话全乱道。”蔡云：“禅家又胜似他。”曰：“禅家已是九分乱道了，他又把佛家

译言语混杂在其中。比如佛经原本是从远方外国传来的，所以语音差异很大，有许多不同的字，人们都理解不了，于是他就编造了许多符咒，千般万样，让人无法理解，这极其粗陋。蔡氏说：道士有庄子和老子在，却不去理会。先生说：如今的秀才读了多少书，连自家的道理都理解不透，他们哪还有心思去理会庄子和老子。蔡氏说：没有人能透彻理解老子，他极大地鼓动人心，恐怕不是佛教能比拟的。先生说：公认为如何？蔡氏说：因为他包含了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先生说：即使能做到，也不过是个曹参罢了。蔡氏说：曹参未能尽用老子的术数。先生说：也不过如此，只是隐藏收缩，没有形迹。于是问蔡氏说：公如何理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句话？蔡氏说：只是说无名是天地的开始，有名便是有了形气。以前听先生说过《庚桑楚》一篇全是禅意，现在看来果然如此。先生说：如果其他篇章也有禅语，但这一篇从头到尾都是这种话。又问蔡氏说：庄子所说的“虚无因应”，如何理解？蔡氏说：只是这样理解。很多人把“虚无”自成一义，其实后面他自己又解释了，什么是无，什么是因？又说：庄子的文章只是随口流出，非常高妙。蔡氏说：《列子》也很好。先生说：《列子》固然好，但说得太困顿软弱，不如庄子。问老子如何？先生说：老子又较为深厚。蔡氏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似乎说庄子师从列子。先生说：先前有作者这样说，恐怕是指列子。先生说：这是说道理，未必是师从列子。蔡氏问：《道德经》的“道德”之意是谁？先生说：这道德只是他自己的道德。蔡氏说：人多将其理解为吾圣人的道德，司马迁见识卑下，便在此处不加细究，便将其当作《大学》《中庸》来理解。先生说：《大学》《中庸》暂且放在一边，公这样说了主张。《史记》中的人道如何？大凡看文字，只看自家心里先有了偏曲，别人说什么都只往这意思里套。如同大路看不见，只走偏僻的小径。如同分明的大字不看，却只从缝隙四周去看。如同字写在上面不看，却到字的背后去看。如同人眼睛自己花了，看见眼前的东西都错了，便说就是这样。蔡氏说：不公正地看待文字，将使天地都易位了。先生说：道理只是这一个道理，但理解的人情感真伪、变化不同，言语文章自然有千般万样。该说东却说西，该说这里却说那里，都拿自家偏曲的心去揣测古人的意思。又说：如司马迁说话也怕古人有这种人，只是自家心里不该这样。拿临川何言、江默之事来看，他说：《公羊传》《谷梁传》是姓姜的人一手做的，也有这种事。《尚书序》不像孔安国所作，其文软弱，不像西汉人的文章。西汉文粗豪，也不像东汉人的文章。东汉人的文章有骨力，也不像东晋人的文章。东晋如孔坦的疏也，自有他的文章是大段软弱，读起来却宛转顺从，是做《孔丛子》的人一手做的。看《孔丛子》编造许多说话，极其粗陋，看他编造说话，陈涉哪来这么多说话？正史都没有，他却说：“自好，陈涉不能从之。”看他文章卑弱，说到后面都不合逻辑。蔡氏说：“恐怕是孔家子孙。”先生说：“也不见得。”蔡氏说《春秋》，吕氏的解说极好。先生说：“哪个说不好的？如一句经在这里说，做褒义也行，也有许多说法；做贬义也行，也有许多说法，都自说得像。”又说：“如《史记·秦纪》分明是国史，中间尽皆谨严，若如今人拿来生发议论说，也都由他说。《春秋》只是旧史记录在这里。”蔡氏说：“如先生做《通鉴纲目》，是有意还是无意？须是有去取。如《春秋》圣人，岂无意？”先生说：“圣人虽有意，现在也不可得知，却妄加解说不得。”蔡氏说：“左氏怕是左史倚相的后代，盖《左传》中楚事甚详。”先生说：“以三传比较，在左氏得七八分。”蔡氏说：“道理则谷梁得七八分。”有人说：“三传中间有许多愚蠢之处，都是其学者后来添入的。”

译历代一

《汉书》中有秀才所作的文章，有妇人写的文字，也有记载当时法庭供词的。秀才的文章容易理解，当时的文字多由零碎句子组成，难以阅读。《尚书》就有这样的，而《周官》则像现在的文字那样过于整齐划一了。

战国汉唐诸子

《文中子》中的议论很多，中间暗含了一段，没有明确区分。弟子问答中提到的姓名大多是唐朝的辅政大臣，恐怕并非如此。因为这些人没有一句话提到他们的老师，人们认为王通与长孙无忌不够格，所以这些人畏惧无忌而不敢说话，这也没有道理。像魏徵这样的人难道会畏惧别人吗？至于“七制”这个名称，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称呼，这一定是因为他在续写的书中曾选取了七位君主的事迹来成书，因而命名为“七制”，如同《二典》的体例，现在已无法考证。大体上大多是模仿之作，比如把董常比作颜回，那就是自居孔子，说各位大臣可以担任辅相之类，都是编造出来的，目的是安排那七位君主成为他的尧舜。考察他们的事迹也有很多不符。刘禹锡所作的歙州、池州、江州观察使王公墓碑，是王仲淹四代祖的墓碑，其中记载的祖先名讳多有不同，以及阮逸所作的注释，并记载关朗等人的事情，也有很多不实之处。王通死于大业年间，自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比如推算十七代祖先，也不应该相距如此遥远。唐朝李翱已经论述过《中说》可比作《太公家教》，那么这本书的出现也已经很久了。伊川先生说《文中子》中有些格言被后人添入破坏了，想来一定是阮逸等人增益夸大，又借助显赫之人来增加分量。现在的伪书非常多，比如镇江府印行的关子明《易》和麻衣道者的《易》都是伪书。麻衣《易》正是南康戴绍韩所作，昨天在南康观察他的言论都源于此，以及一访之，见其著述大多类似麻衣文体，其言辞偏激轻佻，不合道理。又曾见过一本书名叫《子华子说天地阴阳》，也说义理人事，都是支离破碎的妄作。至于世传的《繁露》《玉杯》等书，都不是真实的。大抵古今文字都可以考证，古文自然是庄重的。至于孔安国的书序和注释中的话，很多都不是孔安国所作，因为西汉的文章虽然粗犷但也刚劲，现在的书序就是六朝软弱的文体，因此举《史记》所载《汤诰》以及武王伐纣的言辞不典雅，不知道是什么齐东野人的话【谟】

文集六条

答孙季和

县里的事务想必每天都有伦理规范，学校固然不免要教举子文章，但也必须告知圣学的门径，让士子略知修身治人的实际，或许其中有人兴起，作为将来的种子。浙江一带的学问一向向外驰骋，各种怪诞都出现了，不知道是否也颇觉其荒谬？宁海僧人极令人怀念，是否可以托付给端叔兄弟？如果能把这个人救出来，他足以使听到的人震惊，所关系实在不轻。所怀疑的三条恐怕都不对，试着深入体味，自然就会明白。古今书文杂见，先秦古记各有证据，岂能废弃？不能没有可疑之处，只应当玩味那些可以知道的，而缺略那些不可知道的。小序决不是孔门旧有的，安国序也决不是西汉文章。向来语人人多不理解，只有陈同父听到后不怀疑，大概是他识得文字体制意度罢了。读书玩味义理之外，考证又是另一种功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然喜好，固然是一种毛病，但也不能说没有帮助。孔氏书序与《孔丛子》《文中子》大致相似，所写孔臧不为宰相而礼赐如三公等事，都没有事实依据，而《通鉴》也误信了，那么考证不精甚矣。

尚书

汉孔安国说：古时候伏羲氏统治天下，开始画八卦，造书契，用来代替结绳的政令，从此文字书籍产生了【陆德明说：伏羲风姓，以木德王，即太皥。书契，刻木而书其侧，以约事。《易·系辞》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文，文字籍，书籍】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说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称为五典，说的是常道。至于夏、商、周的书，虽然设教不同，雅诰奥义，其归一揆，因此历代宝之，以为大训【陆氏说：神农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黄帝轩辕也，姬姓，以土德王，一号有熊氏。坟，大也。少昊金天氏，己姓，黄帝之子，以金德王。颛顼高阳氏，姬姓，黄帝之孙，以水德王。高辛帝喾也，黄帝之曾孙，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尧也，姓伊耆氏，帝喾之子，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号陶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国号有虞，颛顼六世孙，以土德王。夏禹有天下之号也，以金德王。商汤有天下之号也，亦号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号也，以木德王。揆，度也】八卦之说，称为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称为九丘，丘聚也。说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说：楚左史倚相能读三

译《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就是指上古帝王留下的书籍。【陆德明说：“索”就是探求的意思。倚相，是楚灵王时期的史官。】先师孔子出生在周朝末年，看到史籍文章繁杂，担心阅读的人理解不一，于是制定礼乐，阐明旧有的典章制度，删减《诗经》为三百篇，概括史书而修订《春秋》，推崇《易经》的道理以摒弃《八索》，陈述职方之志以去除《九丘》，研讨《三坟》《五典》，断限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朝，删削烦琐杂乱的内容，剪除浮夸的言辞，举出其中的宏大纲领，撮取其中的关键要点，足以流传后世、确立教化。《典》《谟》《训》《诰》《誓》《命》这类文章，共有一百篇，用来弘扬至高的大道，向君主展示规范准则。帝王的制度，坦荡明白，可以举而行之，三千弟子都接受了其中的义理。【程颐说：所谓大道，像关于性与天道的学说，圣人难道会舍弃它们吗？如果说阴阳四时、七政五行的道理，也一定是至为重要的理，不像后世那些繁衍末流的方术，本来也是常道，圣人之所以不删去它们。或许所说的羲皇、神农之书，是后人称述当时的事，失去了其义理。比如许行所说的神农之言，以及阴阳权变、医方所称引的黄帝之说罢了，这就是圣人删去它们的原因。《五典》既然都是常道，又删去了其中三部。大概上古虽然已有文字，但国家制度、立法度以治理有迹可循，得以记载，有史官来记录其事，是从尧开始的。○现在按《周礼》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周公所收录的，必定不是伪妄之作。知道春秋时期《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书籍还有存留的，如果确实完备，孔子也不应全部删去。或者其简编脱落不可通晓，或是孔子所见只从唐尧虞舜以下，不可得知罢了。现在也不必深究其说法了。】等到秦始皇灭掉前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的学士逃难解散，我的先人于是把家中的书籍藏在墙壁里。【秦国名，始皇名政，并吞六国成为天子，自号始皇帝。焚毁诗书在始皇三十四年，坑杀儒生在始皇三十五年。颜师古说：《孔子家语》说，孔腾字子襄，畏惧秦法严峻急迫，把《尚书》《孝经》《论语》藏在夫子旧堂墙壁中。而《汉书·儒林传》尹敏传说，是孔鲋所藏，两种说法不同，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汉朝兴起，开设学校，广泛寻求儒雅之士，以阐明宏大的谋略。济南伏生年龄超过九十岁，失去了原本的经文，口头传授，只有二十多篇，因为它是上古的书籍，称之为《尚书》。一百篇的义理，世人没有能够听闻的。【《汉书·艺文志》说：《尚书》经二十九篇。法云，伏生所传授的就是这些。《儒林传》说，伏生名胜，本来是秦朝的博士。因为秦朝焚书，伏生把它藏在墙壁里。后来战乱兴起，流亡。汉朝平定后，伏生寻找他的书，丢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就用来在齐鲁之间教学。汉文帝时寻求能治《尚书》的人，天下没有，听说伏生治《尚书》，想召见他，当时伏生年龄九十多岁，年老不能行走，于是下诏太常派掌故晁错前往受学。颜师古说：卫宏《古文尚书序》说，伏生年老不能正言，言语不可晓，让他的女儿传言教晁错，齐人语多与颍川不同，晁错所不知道的约有十二三处，只是按照他的意思连读罢了。陆德明说：二十余篇就是马融、郑玄所注的二十九篇。孔颖达说：《泰誓》本来不是伏生所传，汉武帝时才出现而得以流行，史官因此把它纳入伏生所传的篇目之内，所以说二十九篇。○现在按此序言，伏生失去原本经文口头传授，《汉书》却说起初也藏在墙壁里，后来丢失几十篇，说法不同，大概是传闻异辞罢了。至于篇数也不同，伏生本来只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方》《多士》《立政》《无逸》《君奭》《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共二十八篇。现在加上《泰誓》一篇，所以是二十九篇罢了。那《泰誓》真伪的说法，详见本篇，这里来不及论述了。】到了鲁共王喜好修治宫室，毁坏孔子旧宅以扩大他的居所，在墙壁中得到了先人所藏的古文虞、夏、殷、周之书以及传、《论语》《孝经》，都是蝌蚪文字。共王又登上孔子的堂屋，听到金石丝竹的声音，于是不再毁坏宅第，把书全部归还给孔氏。蝌蚪书废弃已久，当时没有人能认识，用所听闻的伏生之书考论文义，确定那些可以知晓的为古文定本，再用竹简抄写，比伏生本多出二十五篇。伏生又把《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篇，《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又分出这些篇目并加上序，共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磨灭，不能再知晓，全部上送官府收藏在书府，以待能者。【陆德明说：共王，是汉景帝的儿子，名余。传指《春秋》传，一说《周易》十翼，非经称为传。蝌蚪，虫名，虾蟆子，书形似它称为古文定本。说用古文来替代蝌蚪文。二十五篇，指《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

译《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等篇。重复出现的，是《舜典》《益稷》《盘庚》两篇，以及《康王之诰》，总共五篇。那百篇的序文合并为一篇，共计五十九篇，即现在通行的五十八篇，并将序文置于篇首。分为四十六卷的原因，孔颖达疏认为，序文相同的归入同一卷，序文不同的分属不同卷。序文相同的，《太甲》《盘庚》《说命》《泰誓》都是三篇共用一个序，减少了八卷。又《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康诰》《酒诰》《梓材》也各自三篇共用一个序，又减少了四卷，连同前面共减少十二卷，用五十八卷减去十二卷，所以只有四十六卷。其余错乱磨灭的，《汨作》《九共》等九篇，《槀饫》《帝告》《厘沃》《汤征》《汝鸠》《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宝》《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训，分器、旅巢命，归禾、嘉禾，成王政将蒲姑贿肃慎之命，亳姑等四十二篇，现在已失传。奉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便精心深思，广泛考证经籍，采纳众说，来确立训传，简约文字以申发义理，铺陈阐明其界限，希望有益于后世。书序。序文是用来阐明作者意图的，意义明显，应当相互靠近，所以引用它们各自冠于篇首，定为五十八篇【现在按：这百篇的序文出自孔壁，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是孔子编纂尚书而作的序，说明其写作意图，然而现在考证，它对于现存的篇章虽然大致依据文意立论，但也无所发明，其中像《康诰》《酒诰》《梓材》之类，又与经文有自相矛盾之处，对于已失传的篇章则依顺简略，尤其没有补益，显然不是孔子所作，但相承已久，现在也不敢轻易非议，况且安国将此序复合为一，附在经文之后，而其相矛盾的说法见本篇】。刚完成，国内发生巫蛊之事，经籍之道断绝，因此不再上报，传给子孙，以遗留给后代，如果有好古博雅的君子与我志同道合，也不会隐瞒【陆氏说，汉武帝末年征和年间，江充制造巫蛊之事败坏戾太子○现在按：此序不像西汉文字，怀疑是后人伪托，但无依据，不敢断定，因为其所序本末颇为详细，所以全部记载，读者应当仔细考证】。班固《汉书·艺文志》说，书是古代的号令，号令于众人，如果言语不详细完备，那么听受施行的人就不明白，古文读应尔雅，所以解释古今语而可知【括苍叶梦得说，尚书文字都奇涩，不是作文者故意如此，大概是当时的语言本来如此○现在按：此说是正确的，大抵书之训诰多奇涩，而誓命多平易，因为训诰都是记录当时号令于众人的本语，所以其中多有方言及古语，在当时则人所共晓，而在今天反而难以理解，誓命则是当时史官所撰，櫽括润色，粗有体制，所以在今天也不难理解】。孔颖达说，孔安国作传正值巫蛊之事不行，直到西汉末年，诸儒知道孔本五十八篇，没见到孔传，于是有张霸之徒伪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〇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寳，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〇，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为十六卷。大概也略见百篇之序，所以以伏生二十八篇者，《舜典》《益稷》《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及《泰誓》三篇，共为三十四篇，并伪作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于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数也。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〇之徒，皆不见真古文，而误以此为古文之书。服防，杜预，亦不之知。见至晋王肃，始以窃见。而晋书又云，郑冲以古文授苏愉，愉授梁栁，栁之内兄皇甫谧，又从栁得之，而栁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〇，〇乃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现在按：汉书所引泰誓云，诬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歴志所引伊训，毕命，字画有与古文畧同者，疑即伏生口传而晁错所属读者。其引武成，则伏生无此篇，必是张覇所伪作者矣】

译现在查考《汉书》，将伏生的《尚书》定为今文，而称孔安国的《尚书》为古文。用现在的标准来考察，却发现今文大多艰涩难懂，而古文反而平易通畅。有人认为是因为今文是由伏生的女儿口授，晁错在记录时有所失误，那么先秦古书所引用的文字也都已经如此，恐怕未必真是这样。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记录真实言语难以工整，而润色修饰的雅词容易显得美好，所以《训诰》《誓命》等篇有难易的不同，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然而伏生凭记忆背诵经文，却偏偏得到了那些艰涩的部分，而孔安国在蝌蚪文古书错乱磨灭之余进行考订，反而专门得到了那些平易的部分，这又有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方。至于各篇序文的文字，有的与经文颇不相合，而孔安国的序文又完全不像西汉时期的文字风格，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唯独各篇序文原本不排在经文之前，这一点依靠孔安国的序文才得以显现，所以现在另外确定这个版本，一律以各篇正文作为经文，而将序文合并附在篇后，让阅读的人能够看到经典原本的旧貌，而不被各家儒生的说法所混淆。又论述了那些不可知的原因如上，让学者暂且致力于在平易处深入探究、反复玩味，而不必在艰涩处穿凿附会。

记载《尚书》三义【其三】

“棐”本是木名，但借用作“匪”字。颜师古注释《汉书》说：“棐，是古时的匪字，通用。”这是正确的。“天畏匪忱”，意思是说上天难以揣度。孔安国将“棐”训释为“辅”字，完全没有道理。我曾怀疑现在流传的《孔传》连同序文，都不像西汉文字的风格气象，未必真是孔安国所作。它们只与《孔丛子》相同，是同一人伪造的书。大概因为它们的言论多相互呼应，而训诂也多出自《小尔雅》。这件事是前代儒者没有说过的，而我独自怀疑，也不敢断定一定是这样。暂且记下这个说法，以等待明白的人来评判。

写在临漳刊刻的四经之后【书】

世人传说孔安国《尚书序》说伏生口传的《尚书》有二十八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孔氏壁中书增多了二十五篇：大禹谟、五子之歌、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将伏生书中的四篇分为九篇，又增多了五篇：舜典、益稷、盘庚中、盘庚下、康王之诰，连同序文一篇，合计共五十九篇。等到孔安国作传，于是引用序文冠于各篇之首，而定为五十八篇。现在世间流传的公私版本都是如此。然而汉代儒者将伏生的书定为今文，而称孔安国的书为古文。用现在的标准来考察，却发现今文大多艰涩难懂，而古文反而平易通畅。有人认为是因为今文是由伏生的女儿口授，晁错在记录时有所失误，那么先秦古书所引用的文字也都已经如此。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记录真实言语难以工整，而润色修饰的雅词容易显得美好，那么凭记忆背诵的人不应偏偏得到那些艰涩的部分，而考订文字的人反而专门得到那些平易的部分。这些都是有不可知之处的。至于各篇序文的文字，有的与经文颇不相合，如康诰、酒诰、梓材之类，而孔安国的序文又完全不像西汉时期的文字风格，也都是值得怀疑的。唯独各篇序文原本不排在经文之前，这一点依靠孔安国的序文才得以显现。所以现在另外确定这个版本，一律以各篇正文作为经文，而将序文合并附在篇后，让阅读的人能够看到经典原本的旧貌，而不被各家儒生的说法所混淆。又论述了那些不可知的原因如上，让读者暂且致力于在平易处深入探究、反复玩味，而不必在艰涩处穿凿附会。绍熙庚戌年十月壬辰日，新安朱熹记。

尚书古文疏证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