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上

译难道真的是出自混沌无边的远古时代，或是亲身遭遇丧乱之人的手笔吗？我还记得年少时曾喜爱竟陵人钟惺论述《诗经》三百篇之后四言诗的法度有两种：韦孟的风谏之作，其气息平和，距离《诗经》较近，而近有近的长处；脱离魏武帝《短歌行》的风格，其格调高昂，距离《诗经》较远，而远有远的长处。后代作者各自领会了其中一种意趣。这篇伪作产生于魏晋之间，才华既不及魏武帝，自然不能像他那样气韵沉雄；学问又不及韦孟，也不能像他那样训辞深厚。况且除去一人三失，只有那袭用陶唐“关石和钧”等句的内外篇，其余只是空洞无物罢了。苏东坡读蔡琰的《悲愤诗》，认为其辞藻明白、感慨深沉，是当时世人所推崇的。《木兰诗》在东京没有这种格调。建安七子涵养圭角，尚且不能完全做到，何况蔡伯喈的女儿呢？即使不是蔡伯喈的女儿所作，也一定是晋人的拟作。所以范晔在《后汉书》中将其列入，苏东坡为之分别辨析，不想让它混淆真假。何况是赫然载于经书中的诗歌呢？应当与千古懂诗的人一起评判它。

译考胡渭生名朏明，我曾与他讨论《五子之歌》，他退下后写了一篇辩文，寄给我，现在把它记载在这里，说：“诗歌的名称，最初见于《尚书·舜典》任命夔的记载，然而《南风》、《卿云》、《康衢》的歌词，经典中没有记载，不足以作为依据。可以作为依据的，只有《赓歌》中的《股肱》、《元首》等三章罢了。夏代的诗歌极少，涂山氏以及夏臣相持而歌的作品，都不足以相信。而《周礼》所说的九德之歌，《离骚》所说的启的《九辩》与《九歌》，都已泯灭无存。见于经典的，只有《五子之歌》以及孟子所引用的夏谚而已。《五子之歌》，今文《尚书》没有，古文《尚书》有。识者认为它剽窃传记，文体卑下浅近，完全不像五子的语言。这些说法已经详细论述，我不再提及，姑且举出明白易懂的话来说，以判定它的伪作。那么，没有比韵脚稀疏更奇怪的了。”《诗大序》说：“情感发为声音，声音形成文采，叫做音乐。”古代没有所谓韵脚，韵就是声音的相应。圣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声音发出成为音律；儿童妇女，接触事物就形成歌谣，都要有天然的声音运行其中，不像后世的词人按部就班地寻找声音，认为押韵非常困难。所以《赓歌》三章，每章三句，每句都押韵；夏谚六句，每句都押韵。当时的歌体就是这样。下至春秋直到汉魏，凡是歌辞，韵脚最密。延及唐人，也遵循这个规则。何况虞夏的百姓，各自表达心意，出自天然的声音呢？而《五子之歌》不是这样，大致是前两句连押韵，其余则是两句一韵，而第一章的韵脚尤其稀疏，几乎不能诵读。一章十五句，押韵的只有四五句罢了。难道是作伪书的人只以搜集补缀为能事，竟然忘记它应当押韵吗？况且古代《易》象占卜的句子必定有押韵，诸子百家的书语间或铿锵。那么，有韵脚但不是歌的有了，没有歌而韵脚稀疏的。就以《尚书》来说，孟子引用《太誓》“我武惟扬”的文字，五句四韵；《左传》引用《夏书》“惟彼陶唐”的文字，六句六韵。《太誓》不是歌，那么《左传》所引用的也未必是歌。现在第三章是袭取改写的，删去“帅彼天常”而改其行为“厥道”，就又减少了两个韵脚。唉！既然用作歌，为什么这样厌恶韵脚呢？又考古代没有平上去入四声，通为一个音，所以帝舜歌以“熈”韵、“喜”韵起，这就是证据。《五子之歌》也以“图”韵、“下”韵、“予”韵、“马”韵，大概是古法吧。字有古音与后代颇不相同，如皋陶歌“明”音、“芒”与“良”、“康”押韵。《五子之歌》其一，两个“下”字音“户”，“马”音“姥”，与“予”押韵，其四有音，以与“祀”押韵，都是古音。这伪作古文的人，幸亏他生在魏晋之间，离古代不远，还知道这些。如果逐渐向下，连这些也不认识了。

又考《汉书·韦贤传》首先记载四世祖孟諌的诗，在《邹诗》二篇，接着就说“有人说这是他的子孙好事，记述先人的志向而作的诗”，这是班固存疑的意思。然而我读后《邹成》自劾、责戒示子孙二诗，远不如前。大概孟诗古奥，变化不及二雅，而缠绵悱恻的情致溢于言表，还保留着《三百篇》的遗则。《邹成》号称有文采，诗仅如此，难道其他子孙能代作吗？为孟作无疑。虽然如此，班固存疑以示慎重。比较范晔竟把悲愤二章载入蔡琰传末，不再区别。苏东坡说它浅陋，不也是应该的吗？又考我曾说事有实证，有虚议。虚议可以晓得上智，实证即使中人以下也可以。如苏东坡说蔡琰二诗，东京没有这种格调，这是虚议。说蔡琰流落在董卓被诛、父亲被祸之后，现在诗却说被董卓驱掠入胡，尤其知道不是真的。这是实证。传本说“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被胡骑所掳，没于胡中十二年，才赎回”。兴平只有二年，甲戌、乙亥，距离董卓被诛于初平三年壬申已后两三载。东坡说是正确的。但既然没于胡中十二年而归，归应当在建安十年乙酉或十一年丙戌。传说“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如果信范氏的话，蔡琰正作于建安中，诗正谓之建安体，怎么能说伯喈女的笔法高于七子呢？东坡分析还不够精当。曾熟读冯氏的话，苏家论事少讨论一层工夫，大概也有原因吧。

又考《木兰诗》有说必定出自晋人的，有人说自是齐梁本色。只有《文苑英华》作唐韦元甫，我认为唐是正确的，也以实证。《唐书·百官志》司勋掌官吏勋级，凡十二转为上柱国，十一转为柱国，以至一转为武骑尉，都以授军功。诗说“策勋十二转”，不是作于唐人而是什么？至于木兰的人与事，则或许出于代魏间。

又考《战国策》：魏梁王魏婴在范台宴请诸侯，酒酣，鲁君避席择言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又齐桓公说：‘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

译晋文公说：“后世一定有因为美色而亡国的人。”楚王说：“后世一定有因为高台池沼而亡国的人。”如今君主您推崇仪狄的酒啊。”等等。具备其中一项，就足以导致亡国，现在君主您兼有这四种情况，能不以此为戒吗？这就是第二章歌词的出处。然而虽然概括了那些话语，却只是平铺直叙地收录，戛然而止，不再有悠扬婉转的韵味。所以每当读到防文，总觉得它委婉动人，容易打动人心，不像伪作者那样冷寂无趣。大概伪作者认为代高文简，只把删节当作能事，不知道刘勰说过：“善于删减的人，文字去除了而意思保留。”现在只看到文字被删去罢了，哪里曾感觉到意思还保留着呢？

译又查《周礼》八则，首先见于《天官》大宰、小宰的职掌，又见于司防、司书及大史的职掌。于是第四章，歌中已咏叹大禹说：“有典有则。”难道真的是周朝沿袭了夏朝的礼制吗？还是夏朝的歌谣袭用了周朝的礼制呢？

又查逸书原本有《五子之歌》，现在已无法见到。我曾妄自猜测，那书必定不像现在这样袭用《左传》哀公六年所引《夏书》的文字。为什么呢？贾逵注释那段文字为夏桀之时，并没有提到太康。贾逵固然从父亲贾徽那里受学真书十六篇，既然说是逸书，就可以知道其中没有太康的内容了。又必定不像现在所说太康因长期打猎而失国。为什么呢？《离骚》中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误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释说：“是说太康不遵循禹、启的音乐，反而创作淫靡之声，放纵情欲，以此自我娱乐，不顾患难，不谋后世，最终导致失国，兄弟五人居住在家巷之中，失去了尊贵的地位。”屈原距离古代尚不遥远，还能见到百篇全书，所以叙述其亡国由此而起。又必定不像现在所说昆弟五人，每人各赋一章。为什么呢？《凯风》是七子的诗，诗只有四章，仍然出自一人之手。《頍弁》是诸公讽刺幽王的诗，孔氏认为作诗者只有一个人。说诸公是因为作者身在诸公之中，称诸公之意以讽刺之，哪有篇名《五子之歌》就于是五子排排作歌以应其名的人呢？当时，哀叹宗国的颠覆，痛惜社稷的沦亡，亲亲之爱，五子都是如此，其中有一人发为诗歌，或许情不自已，溢出而为二章、三章，也是可以的，但必定像后代那样分题授简，每人限作一诗，恐怕没有这种事。纵然五子都娴熟文辞，杂乱地有所创作，但必定如此歌首尾相应，从轻到重，也恐怕没有这种事。有人说：疏也认为其一、其二是作歌的次序，不一定属于长幼。我说：篇中明确说五子都怨恨，述说大禹的告诫以作歌，不是齐作吗？凡是疏及蔡传曲为孔书辩解的，我都不采纳。

又查我的朋友胡朏明读到这里，对我说：朱子原来生于唐初，与王无功相酬答？难道不知道宋胡安定直到南渡后尚未死，受业于朱子之门吗？我问缘故，他说：“宋理宗本纪，淳祐六年诏朱熹门人胡安定、吕焘、蔡模并迪功郎，本州州学教授。”这自然是姓胡名安定的人，薛方山编集《通鉴》，认作胡翼之，改曰“诏授朱熹门人胡瑗”云云，不是非常可笑吗？我曾诋毁三百年人学殖荒陋至极，只有陋则妄了。第七十四

古人文字多用韵，不仅《周易》《老子》是这样，他们与人当面说话，也间或用韵成文。尧说：“咨尔舜”一段，躬、中、穷、终韵协。《太誓》说：“我武惟扬，侵伐之疆”，张、光韵协。墨子引《太誓》之言于《去发》说：“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也是有韵之文。我私下猜想，当时舜以命禹，原本未曾增减尧一字，而伪作《大禹谟》的人，在“呼禹”之下增十三句，到“天之历数在汝躬”；增四句，到“允执厥中”；增九句，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又溢出二句而止。不仅其辞费，意重，而且对于古人以韵成文之体，也大大不识了。至于墨子所引，“以‘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窜入《泰誓》下篇首，以为‘鉴不远，在彼殷王’六句倒置之，窜入中篇中，又以‘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二句为重出《伊训》《咸有一德》所用而灭去之，止留其后之语”，反似墨子当日将古《泰誓》篇凡韵相协者采集成之，而后引之，而古人原本未曾有以韵成文之体也。

查墨子原文为鉴不远在彼殷王下即系以殷王所谓四语，今泰誓既云商王受力行无度，又更端云受罪浮于桀，自不得用为鉴不远在彼殷王，故遂易殷王为夏王以作照应前面之辞，此其迁就之本怀云。又查梅鹗幼龢又谓古文尚书东晋上者较前伪泰誓引书加详，故遂乱本经，然尚幸其有纰漏显然，以可指议者，如改今失其行为今失厥道，不与唐常方纲亡协，则昧经书用韵之体矣。离尧曰首节为三段而增加其上，则非舜亦以命禹之文矣，正与余互相印证。

又查梅氏鷟也说尧曰咨尔舜，仅五句，《大禹谟》于五句上下辄益之，共三十三句。是在尧为寂寥乎，短章；在舜为舂容乎，大篇矣，亦可绝倒。又谓孔安国注《论语》“舜亦以命禹”，曰“舜亦以尧命己之辞命禹”，不言今见《大禹谟》比此加详，则可证东晋时古文，

译这绝非西汉时安国所见的古文，这是确定的。又说《集解》中所引用的“孔曰”，是安国亲手写的，拿安国亲手写的文字作为证据，那么晋人将用什么话来应对呢？这些说法都与我互相矛盾。

译又查考荀子所引用的《道经》四句话，也是以“危”与“几”构成韵脚。《论语》中虽有“虽有周亲”这四句话，是以“亲”与“人”构成韵脚。那些伪作的《大禹谟》《泰誓》中的内容，竟然截去了一半，中间插入“天视天听”的话，也是因为没有认识到文章有用韵的地方。

又查考毛先舒（字稚黄）说：“《易经》中的小象辞尤其属于韵语，大致句末的‘也’字，前面的一个字通常是韵脚。小象辞的古本原本不与爻辞相间，而是自相连属成为文章。其中有一象辞自成韵脚的，如坤卦初六的象辞‘凝’与‘冰’押韵，六二的象辞‘方’与‘光’押韵；有数个象辞联合押韵的，如需卦六四、九五的象辞‘听’与‘正’押韵，履卦六三、九四、九五、上九的象辞‘明’与‘行’与‘当’与‘刚’与‘行’与‘当’与‘庆’押韵；同人卦九四、九五、上九的象辞‘克’与‘则’与‘直’与‘克’与‘得’押韵；有通篇六个象辞押韵的，则是噬嗑卦的象辞‘行’与‘刚’与‘当’与‘光’与‘当’与‘明’押韵。三代的韵书没有流传下来，这些对于考古最有参考价值。自从后人将象辞附在爻辞之后，两者相互间隔，就违背了古代圣人协调声律、铺陈文辞的本意。我曾经嘲笑《诗经》《尚书》没有口耳相传的诵读传统，直接难以发声，不仅文义被人错误理解，而且篇章次第任人移易，这大概就是其中一件事罢了。”

又查考传记中引用《尚书》的内容，原本不是韵语，却被伪作者或增加、或删减、或窜改，以图与韵脚相协。如果古人文章确实有如此协比其音的情况，又能得到几条证据，也不可不加考察。增加的是什么呢？《吕氏春秋·夏书》说：“天子的德行广博运行，乃神、乃武、乃文。”在“乃神”之上增加了“乃圣”二字，都成为四字句，以便“神”与“文”押韵。删减的是什么呢？荀子“其在中岿之言也”说：“诸侯自己得到老师的称王，得到朋友的称霸，得到疑臣的生存，自己谋划而没有谁比得上自己的灭亡。”删去了“得到朋友的称霸”两句，以便“王”与“亡”押韵。窜改的是什么呢？《礼记·兑命》说：“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将“兵”字改为“戎”，以便下面与“躬”押韵。这些都是属于他们狡诈做作的地方。

又查考顾炎武《音学五书》说，文人谈论韵脚，没有早于陆机《文赋》的。我认为《文心雕龙》，过去曹操论赋，嫌于堆积韵脚，而善于借助代韵。《晋书·律历志》，曹操时河南杜夔，精通音韵，担任雅乐郎中。这两部书虽然一部撰于梁代，一部撰于唐代，但提及曹操、杜夔之事，都有韵字。知道这门学问的兴起，大概在汉代建安年间，不必等到张华论韵，何况陆机（字士衡）呢？所以只能说古代没有韵字，不能像顾氏所说兴起于晋宋以后。

又查考《音学五书》说，古诗没有叶音，记载陈第《季立序言》颇为详细，尚未提及焦竑《笔乘》的一段，我劝东海公补入，他答应却没有实行，书已经刊印发行，现在补在这里，对韵学也很有裨益。《笔乘》说：诗有古韵，今韵与古韵长久不传，学者对于《毛诗》《离骚》都用今韵来读，有不合的地方就强行改变读音，说这是叶音。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如《驺虞》中的“虞”，既读“牙”音以叶“葭”与“豝”，又读“五红反”以叶“蓬”与“豵”；“好仇”中的“仇”，既读“求”音以叶“鸠”与“洲”，又读“渠之反”以叶“逵”。这样的话，东也可以读西，南也可以读北，上也可以读下，前也可以读后，凡是字都没有正确的读音，凡是诗都没有正确的字了，这难道合乎情理吗？如“下”字现在在“马”韵，而古代都读“虎”音，“击鼓”说“于林之下”，上韵为“爰居爰处”；“凯风”说“在浚之下”，下韵为“母氏劳苦”；《大雅·緜》“至于岐下”，上韵为“率西水浒”之类。“服”字现在在“屋”韵，而古代都读“逼”音，“关雎”说“寤寐思服”，下韵为“辗转反侧”；“候人”说“不称其服”，上韵为“不濡其翼”；《骚经》“非时俗之所服”，下韵为“依彭咸之遗则”；《大戴记·孝昭冠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韵为“崇积文武之宠德”之类。“降”字现在在“绛”韵，而古代都读“攻”音，“草虫”说“我心则降”，下韵为“忧心忡忡”；《骚经》“惟庚寅吾以降”，上韵为“朕皇考曰伯庸”之类。“泽”字现在在“陌”韵，而古代都读“铎”音，“无衣”说“与子同泽”，下韵为“与子偕作”；《郊特牲》“草木归其泽”，上韵为“水归其壑昆虫毋作”之类。这些不能一一列举，如果不是古韵而自以意叶之，那么“下”为什么都读“虎”，“服”为什么都读“逼”，“降”为什么都读“攻”，“泽”为什么都读“铎”，而没有一个字读其他音呢？《离骚》汉魏距离诗人不远，所以其用韵都相同，世俗儒生只凭耳目所不及而凭空附会，实在可叹。我的儿子朗生五岁时，正诵读《国风》，问说：“那么《驺虞》《好仇》应当读什么音？”我说

译“葭”与“豝”押韵，“蓬”与“豵”押韵，“于嗟乎驺虞”这一句自然作为余音，不必强行协韵。例如《麟之趾》中“趾”与“子”押韵，《麟之定》中“定”与“姓”押韵，“于嗟麟兮”这一句也不必强行协韵。《殷其靁》《黍离》《北门》各章末尾的话语不入韵，都是同样的例子。〇“罝仇”与“逵”同韵，大概是因为“逵”古音读作“求”。王粲《从军诗》写道：“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馆宅充鄽里，士女满荘馗。”这里的“馗”就是“逵”，指九条道路交汇的地方。前人不知道“逵”也读“求”音，却将“仇”改读为“渠”的反切音来协韵，这是牵强附会的曲解。我认为：只有“逵”古音读“求”这一说法是不对的。因为“逵”虽然也写作“馗”，但不像“馗”有两个读音，它只读“葵”音。经文从未写作“馗”，怎么可以读入“尤”韵呢？毛氏先舒引用《汉书·赵幽王歌》：“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絶理兮托天报仇。”说“仇”可以与“之”协韵，自然也可以与“逵”协韵。这证明了朱熹的注音是独到的见解。

译又考，人们都说现在的韵书多含沈约的吴地方言，这真是极大的冤枉。沈约的《四声谱》一卷，唐代已不流传。科举取士一律以陆法言的《切韵》五卷为标准。现在的韵书，其韵部的合并是依据平水刘渊的本子，其字数的删减是依据景祐《礼部韵略》的本子，而斟酌古今、折中于南北语音的，则是陆法言所撰的本子。人们只是不读陆法言的序言罢了，读了自然明白。冯班说得好：“韵书定型于陆法言，扩充于孙愐。”陆法言的序言说：“与仪同刘臻等人夜间聚会，讨论南北取韵的不同，说：‘我们这几个人定下来就定下来了。’于是执笔记录。洛阳是天下的中心，南北的音词在这里校正。晋室南渡后，洛阳的君子多聚集在金陵，所以音词的正统，天下只有金陵和洛阳。”然而金陵混杂吴语，其音轻；洛阳沾染北音，其音浊。当陆法言定韵的那个夜晚，像薛道衡是北方人，颜之推是南方人，当时已经参合南北之后才确定，所以韵书并非纯南音。现在的人只知道沈休文是吴兴人罢了，难道还有未尽之处吗？当开皇初年，刘臻等八人一同到陆法言门下投宿，夜深酒酣，商议韵事。不仅薛道衡是北方人，魏渊、卢思道、李若、辛德源都是北方人；不仅颜之推是南方人，刘臻、萧该都是南方人。陆法言也是魏郡临漳人。序言说：“萧该、颜之推多有决断。”大概是因为萧该撰写《汉书》及《文选》音义，颜之推《家训》有《音辞》篇，都深通小学。魏著作魏渊说：“我们这几个人定下来就定下来了。”大概这八人是天下文人的精选，一席之间千载难逢，各自承担责任。因此进书朝廷则受赏归家，人们都称叹；流传后世则唐代用于科举，称为官韵；宋代作为刊行九经的例规，如此重视。哪里像沈约独自凭胸臆，空自矜夸入神，连梁天子都不遵用呢？又有人说沈约实为创始，没有先觉，也是过于相信他的《谢灵运传论》，于是上掩周颙之美，下招陆厥之攻，英雄欺人，确实存在。鴃舌蛮音，真是太过分了！

又考，韵学兴起于汉代建安及齐梁之间。韵的变化共有两次：此前只论五音，后来才有四声。什么叫五音？魏左校令李登作《声类》，晋吕静仿效李登的方法，作《韵集》五卷，使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后魏崔光依据宫、商、角、徵、羽的本音作五韵诗，赠给李彪。隋潘徽所说的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开始判别清浊，才区分宫羽，指的就是这个。什么叫四声？《南史·陆厥传》：“永明末年，盛行文章。沈约、谢朓、王融以气类相互推崇。周颙善于识别声韵，沈约等人的文章都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周颙传开始著述四声切韵，流行于当时。沈约传撰写《四声谱》，认为往昔词人历经千载而不悟，四声实始于此。不然的话，有韵即有四声，从梁天监上溯到建安，已经三百多年了。为什么武帝还要问周舍什么是四声呢？大概这件事初起时，不仅人们不相信，如钟嵘说：“平上去入，我对此感到困惑未能通晓。”即使他自己也未曾遵用沈约的理论。四声精妙有诠辩，而各种赋往往与声韵相违背，就是证明。

又考：唉！最初提出叶音说法的是谁呢？这也可以说是真不识字了。字有古音，用今音去衡量，只觉得格格不入；就像语言有北音，用南音去衡量，依然格格不入。人们知道南北之音系于地域，却不知道古今之音系于时代。地域相隔数十百里，音就变化；而说时代历经数千百年，音还一样，还能称为通人吗？从哪里开始呢？从后周有个叫沈重的人开始，他在《毛诗》“南”字下注音说：“协句宜乃林反”，陆德明附和他说，在《毛诗》“选”字下也说：“合韵、协韵”。从此以后，滔滔不绝，不可挽回。朱熹作传注，更加习以为常，几乎没有什么不可叶音的。音学的灭亡，已经很久了！上天开启人的智慧，音学重新光明。开端于明代的焦氏、陈氏，完备于近日的柴氏、毛氏、顾氏的书。试着拿他们未涉及的说来说：《谷梁传》说：“吴谓善，伊谓稻，缓”，现在吴人没有这种音了。《唐韵》说：“韩灭子孙分散江淮间，音以韩为何字，随音变遂为何氏。”现在江淮间没有这种音了。《吕氏春秋》说：“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高诱注：“呿，开；唫，闭。”颜之推说北方人的音多把举莒读作矩。只有李季节说：“齐桓公与管仲在台上谋划伐莒，东郭牙望见桓公口开而不闭，所以知道所说的是莒。”那么莒、矩必定发音不同，这才是知音。等到我与莒州人相遇，询问他的籍贯，呼莒为“俱雨切”，不读“居许切”，这就是音的变化。然而还可以借口说：这是方言。请用《离骚》来证明：洪兴祖在“多艰夕替”之下，引徐邈说：“古之字音多与今异，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大概古今失传，不见详究。如“艰”与“

译“替”之类的字，也应该押韵，只是失传罢了。我认为这就是古音。然而又可以推脱说：“《楚辞》的辞藻具有楚地特色，所以错误的韵脚非常多。”再用《诗经三百篇》来证明：《三百篇》中“风”字共出现六次，都在侵韵里。现在我的家乡山西人读“风”仍然读作“方愔反”，不读作“方戎反”。这正是颜之推所说的“北方人的言辞多保留古语”的意思。我唯独奇怪朱熹在《九歌·国殇》中“雄”与“凌”押韵时说：“现在福建有人把‘雄’读作‘形’，这正是古音的遗存。”既然知道这是古音的遗存，却不借此领悟其他情况，反而还在下面注说：“雄叶音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又查《汉书·东方朔传》中郭舍人随意编造谐语，颜师古注说：“谐，是押韵的话。”这也足以证明当时没有不押韵的字。

译又查陆德明《经典释文》在《士冠礼》祝辞中，三个“服”字都注为“服”叶蒲北反，两个“福”字都注为“福”叶笔勒反，唯独三个“德”字读正音，不知道这都是古时的正音。“服”与“福”读音发生了变化，而“德”的读音未曾改变。如果不是读音变化，“服”原本读音为馥，周公当时既然用这个字作为韵首，自然以它为主，应当协韵将下面的“德”字读入一屋韵内，不应当以第二韵的“德”字为主。反而预先协韵将上面的“服”字读作匐，归入二十五德韵来迎合它。这本来情理容易明白，古今人所共同认可的，为什么陆氏错误到这种地步？是因为没有人把焦氏《笔乘》等议论告诉他罢了，这也正是所谓“恨古人不见我”啊。

又查初次读《尚书》《释文》，看到《书序》中“共”字注为“王已勇反”，《皋陶谟》中“严”字注为“马鱼检反”，《益稷》中“絺”字注为“郑陟里反”，马融、郑玄、王肃三家都已经有了反切注音，怀疑反切注音并非始于孙叔然。颜之推、张守节的话都错了。后来读《崇文总目》说：“德明因为南北地域不同，音读很少相同，于是汇集各家对《九经》《论语》《尔雅》《老庄》的注音，都标注其反切，用来增补删减。”可见这三家的反切注音，是德明代为制作的，并非三家原本就是这样。颜之推、张守节起初并没有错。然而《仪礼》《士昏礼》《记》注中说“昕使者”用“昏婿”。“婿”读悉计反，从“士”从“胥”，俗写作“婿”，指女子的丈夫。郑玄制作反切注音有这一条。

第七十五

古人用字多有假借，某字应当读为某字，这类情况不可一一列举。仅以四书来证明，有因字形相近而读的，如“素隐”读为“索隐”；有因声音相近而读的，如“既禀”读为“饩禀”；有因形声都相近而读的，如“亲民”读为“新民”。有形既不同，声也各异，仅仅因为其义应当读作某字的，如“命也”的“命”。郑氏认为读为“慢”，程子认为读为“怠”，这是正确的。安国壁中书原本有《旅獒》篇，马融、郑康成亲自从师讲习，知道“旅獒”不能读本字，所以注释《书序》说：“马融说‘作豪酋’，豪也；郑玄说‘獒读曰豪’。”西戎没有君主，称强大且有政令的人为酋豪，国人派遣他们的酋豪来进献，朝见周王。这是根据篇中的文辞与意义确定的。伪造这篇的人，只看到《书序》有“旅獒”二字，就当作《左传》“公嗾夫獒焉”、《尔雅》“狗四尺为獒”中的“獒”，好像马融、郑玄不认识字一样。我私下认为马融、郑玄两位大儒，他们明理精义的学问，或许不如后代，但博学多闻，远远不是后代所能比拟的，难道连“獒”字也不认识吗？对待他们太刻薄了。

查《书序》，西旅进献獒犬，太保作《旅獒》。孔颖达疏：“上面的‘旅’是国名，下面的‘旅’解释为陈列，两个‘旅’字相同但意义不同。孔传所说的因为獒犬而陈述道义，是正确的。”这是根据下文“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的例子得出的，而蔡某竟然解释为国名，也可以说是连字都不认识了。

又查，“旅”的意思是陈列，因为獒犬而陈述道义，这自然是史官所定的篇名，并非当时太保心中就有这两个字用来训诫周王。二十八篇的书，有完整取篇中字面命名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类；有截取篇中字面命名的，如《甘誓》《牧誓》之类，都是篇成之后的事。现在却说“太保乃作《旅獒》，用来训诫周王”，分明是已经有了篇名，后来按照篇名来作书，所以不知不觉无意泄露出来了。有人说：“只有‘克商’以下，书的本序‘太保乃作’云云，也是史官的措辞罢了。”我说：“那么《召诰》‘太保乃以庶邦冡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不曾有‘召诰’二字；《吕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不曾说‘作吕刑以诘四方’。为什么唯独古文直接写出题目？议论到这里人还没有醒悟，那么只有《三国志》注中有一个比喻说：‘若不见亮，正使刳心着地，与数斤肉相似。’”

又查《国语》“仲尼在陈”一篇，正是《旅獒》的蓝本。但自从武王克商以来，到分封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他们不忘臣服，都是孔子的话。现在割取“昔武王克商”两句作为序，以区分同姓异姓，放入召公口中，这也是所谓的叙述议论混杂。《国语》指肃慎氏进献楛矢，肃慎《内传》称为周北土，《书序》称为东夷，韦昭则说是东北夷的国家。我考察，那地方就是现在的宁古塔，说是东夷是正确的。现在篡改为西旅进献獒犬，又是所谓的东西不分了。我在京师停留很久，遇到从宁古塔来的人，询问那里的风土，说向东一千里叫混同江，江边有榆树松树，树枝枯死后落入江中，被波浪激荡，不知多少年化为石头，可以取来作为箭镞，榆木化成的在上，松木化成的次之。向西南六百里叫长白山，山巅的阴面及黑松林遍布生长楛木，可以取来作为箭杆，质地坚硬而直，不因燥湿而改变。又有鸟叫海东青，就是隼。我坚决请求

译得到一块石砮带回来，于是感叹《禹贡》记载山川却不记载风俗，记载物产却不记载人才，用那些历经千年而不变的山川物产，来验证人们的说法，情况依然如此。既然这样，那么《国语》既然确凿可信，而窜改《旅獒》文字的人，是为什么呢？

译又查《汉书·赵充国传》注：孟康说：“豪帅，就是首领。”传中先零羌的首领名叫封煎，防开羌的首领名叫靡当儿，又有大豪、中豪、下豪的区别，由此可知羌戎称首领为豪，直到汉代依然如此。

又查姚际恒《立方》说：“蔡氏解释‘西旅贡獒’，召公认为不应该接受，作训诫以告诫周王。我私下认为，此前驱赶虎豹犀象而使之远离，这里反而接受一只獒犬，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武成》篇既然已经说了放归战马，这里又担心蓄养战马而谆谆告诫，为什么呢？獒应当像马一样，郑玄和另一家解释为‘豪’，还可以说得通。”

第七十六

文章有时通过比喻来表达，道理反而更加显明，事情反而更加显著，意味反而更加深远。如果改成直说，反而显得枯燥无味。试举几例说明，确实无法掩盖其改动的痕迹。《论语》说：“譬如堆土成山，只差一筐土，停下来，是我自己停下来的。”这是比喻文。现在明明改成了：“堆土成山九仞，功亏一筐土。”还认为《论语》出自《旅獒》吗？“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那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一样。”其中“其犹”就是“譬如”的意思，现在明明改成了：“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还认为《论语》出自《周官》吗？“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从草上吹过，草必定倒下。”取用比喻的意思方才显现。现在改动并截取后半句说：“你只是风，百姓只是草。”难道要让成王喜欢说歇后语，而让君陈去猜测吗？这可以吗？不仅如此。“譬如堆土成山”出自《旅獒》，“譬如填平洼地”又出自哪本书呢？“君子德行如风，小人德行如草”出自《君陈》，那么“你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势必又出自《君牙》：“你自身能端正，没有人敢不端正。”难道孔子是不能自己说出话语的人吗？一定要抄袭古文，这也对他太轻视了。查，我曾经说《左传》是左氏所作，不是左丘明。大概左氏是战国六国时期的人，熟习听闻孔门遗言，并乐于称引，所以在孔子之前的人物口中，不知不觉地将《论语》的文字散入其中。这自然是其行文所致，并非当时本来如此。比如僖公九年，穆姜列举元体之长，此前《文言》已有此语。难道是孔子抄袭穆姜，而是撰写穆姜话语的人用了孔子的话吗？而时代先后、事实虚实，无暇顾及，所以说左氏的失误在于诬妄。有的人仍以欧阳修的话为依据，我请求再用事实来验证。千古圣人没有超过孔子的，孔子所著的书没有比《论语》更重要的。《论语》谈学习，没有比“仁”更大的；谈“仁”，没有比颜渊、仲弓问仁两章更精妙的。根据昭公十二年，则“克己复礼”就是仁，是古志的话。根据僖公三十三年，则“出门像宾客一样恭敬，侍奉君主像祭祀一样虔诚”是仁的准则，是臼季所听到的。都在《论语》之前就有。难道孔子对这两个人一定拘泥地取用陈言来回答吗？一定不是这样。关键要反过来观察，诬妄自然显现。我私下认为，如果能用这种方法来阅读古文，那么对于《论语》也就不会迷惑了。

又查梅鷟也说，“堆土成山九仞，功亏一筐土”，不仅剽窃自《论语》，而且剽窃自《孟子》。“掘井九仞”，“九仞”二字，我认为掘井可以用九仞来说，但堆山不可以用九仞来说。看《荀子》一书，对于山都说百仞，对于深渊、山谷，也说百仞，只有墙说几仞，树木说十仞，用字细致严密如此，难道像古文那样愚蠢且妄诞吗？

又查梅鷟说《中庸》“譬如走远路必定从近处开始，譬如登高必定从低处开始”，古文用“若”代替“譬如”，用“升”代替“登”还可以，但用“陟”代替“行”则不可以。为什么呢？《尚书》“你登上帝位”，《诗经》“登上那高峻的山”，凡是“陟”都是升高的意思，没有用在“遐”字上的。〇这也很不正确。今文《立政》篇“你能整顿你的军队，以登上大禹的足迹，遍行天下直到海外”，这不是“陟遐”的一个注脚吗？古人用字，却又不完全拘泥。又查《汉书·叙传》说：“我的德行像风，百姓响应像草”，不说“百姓的德行”，说“百姓响应”，“应”字内含有“草随风倒下”的意思。况且他本来就在《论语》之后，引用《论语》可以不完整。如果《君陈》是要告诫成王的话，难道容许这样吗？又查“左氏的失误诬妄太严重了，而外传〇尤其严重”。比如《曹风·候人》的诗：“那个人，三百人穿着赤色蔽膝”，讽刺曹共公。共公二十一年是内传，鲁僖公二十八年晋侯进入曹国，数出乘坐轩车的有三百人，正好与诗相合。如果此前六年是共公十五年，纵然这首诗已经有了，怎么能刚脱出《曹风》人之手，就立刻远述于楚成王之口？对他的臣下说：“曹诗‘那个人’，不成就他的婚配吗？”诬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何必特别指责穆姜呢？

第七十七

我从前说《史记》多采用古文，说法与今文不同的不过是在字句之间罢了。现在却有显然出自太史公之手标举的书目，其辞长达二十八字，是安国书所未记载的。难道太史公所请教的，是另一个棘下先生之子安国，而安国所传授的本子不再是这二十五篇了吗？然后可以写《河渠书》

译首先引用《夏书》说：“禹治理洪水十三年，经过家门也不进去。在陆地上行走就乘车，在水上行走就乘船，在泥沼中行走就使用橇，在山上行走就使用桥。”我认为禹治理洪水与《孟子》的记载相合，“十三年”与今文《尚书》作的“十有三载”相同，合“过家不入门”与《孟子》及今文《尚书》中“启呱呱而泣，予弗子”的说法相合。“陆行载车”以下的内容，又与《尸子》及今文《尚书》中“予乘四载”的说法相合。这些内容都有根据，并非随意编造。像这样，魏晋时期的人竟然把世上儿童都熟悉、打开书卷就能看到的典籍，忘记了采用，难道不是上天剥夺了他们的鉴别力、吓掉了他们的魂魄吗？我今日岂不因此有了口实！有人问：“您认为禹治理洪水，魏晋时期的人忘记了采用，如果采用了应当编入哪一篇？”我说：“大概是《大禹谟》吧？”有人问：“《大禹谟》在真正的安国所献的书中属于《虞夏书》，即使是伪托安国的书也称《虞书》，为何把《夏书》的内容编入《大禹谟》呢？”我说：“用《左传》的例子来推论，大概是可以编入的。”《左传》文公十八年三次引用《虞书》，文字都在今天的《舜典》中；僖公二十七年一次引用《夏书》，文字在今天的《益稷》中。其中引用逸《夏书》的有十四处：一处未被采用，两处编入《五子之歌》，三处编入《甘誓》，其余的都编入《大禹谟》。所以把《夏书》的内容编入《大禹谟》以下的篇章，是依据僖公二十七年的例子，并非没有根据。有人说：“您对伪《古文尚书》的研究推究到如此深隐的地步，难道不是劳而无益吗？”我不禁失笑。

译查考《夏本纪》称禹为人敏捷勤快，能够勤勉。“克勤”二字被《大禹谟》所采纳，还有两句话非常精妙，说：“声音作为音律，身体作为法度。”这两句话未被使用，我曾戏用《荀子》中“圣人，是穷尽伦理的人；王者，是穷尽制度的人”的话，概括为“惟圣尽伦，惟王尽制”，对一个酷信古文的人说这是古代散佚的书，那人欣然欣赏，追问出自哪本书，却不明白这是“君无口”为汉辅之类的戏言。

又查考除了太史公引用散佚的夏书外，商君传中赵良引书说：“依靠道德的昌盛，依靠武力的灭亡。”蔡泽传引书说：“在成功之下，不可长久居处。”这些都在秦朝焚书之前，推测所引出的内容来自全书百篇之中。那些标明出自《周书》的，如《楚世家》中的“欲起无先”，苏秦传的“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厘不伐，将用斧柯”，王翦传的“必参而伍之”，主父偃传的“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货殖列传》中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用《周书》七十篇来对照，“绵绵不绝”与《寤解》篇相符，“存亡在所用”与《王佩解》篇相符。推测“欲起无先”到“农不出”等语，也出自七十篇之内。但如今已亡佚十一篇，不能再考证见到了。

第七十八

我过去认为《说文解字》全是古文，现在不同的也只是字句之间。然而从这些不同的地方来看，已觉得义理更加深远，不是安国书可以比拟的。现在况且有安国书所不记载的词语非常多，这必定出自贾侍中所传授的二十四篇，是可以知道的。所以除了标明出自逸《周书》的不收录外，收录虞书、商书、周书、尚书及书。虞书说“仁闵覆下，则称旻天”。虞书又说“怨匹曰逑”。商书说“以相陵懱”。周书说“宫中之宂食”，读如周书。如“药不眄”。周书说“戋戋巧言”。周书说“求就惎惎”。周书说“豲有爪而不敢以撅”。周书说“王出涘”。周书说“伯臩”。周书说“师乃搯”。周书说“孜孜无怠”。周书说“惟緢有稽”。尚书说“圛圛升云，半有半无”。书说“竹箭如□”。以上都是魏晋间人忘记其采用来源的，而宋代洪迈反而怀疑它们不可理解。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说得好：大体上这本书致力于援引古义来纠正今义，不迎合今义而违背古义。我说贾逵、许慎所传授的是古义，魏晋间出现的是今义，迎合今义而违背古义，是洪迈的看法。援引古义来纠正今义，是我的看法。唉，果真谁说古人和今人不能相比呢？查考伏生今文以下，王肃、郑康成古文以上，统称虞夏书没有区别而称呼它们。这里《说文解字》在引用今文《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的文字时，都称为虞书；在引用《禹贡》、《甘誓》的文字时，都称为夏书。这大概是魏晋间本子的区分由来吧？唯独在今文《舜典》中“五品不逊”写作“唐书”，与《大传》说《尧典》称为唐传相同；四次引用《洪范》，都称为商书，与《左氏传》相同，却与贾氏所奏不同。难道是慎之自己乱了体例吗？还是有误。

又查考“仁闵覆下则称旻天”，《毛诗传》也相同。曾推测《孟子》中“号泣于旻天”，出自《古舜典》，那么这也应该是它的文字。“怨匹曰逑”，与桓二年“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相同。凡是《左氏传》中“古之命也”，都是古代有此言论，它就是指《虞书》，可以知道。“伯臩”即今《冏命》。大概郑玄、孔安国各有一篇《冏命》，所以它们的名称相同，只是文字有别。“孜孜无怠”，出自《伪泰誓》，解说见第三卷。“王出涘”，也在《泰誓》中，见于《周颂》笺疏。“豲有爪而不敢以撅”，出自《周书》《周祝解》。《说文解字》脱漏了“逸”字，这里偶然因为还未及删正，所以如此。

又查考，过去认为东京古文盛行，归功于贾逵。再参看帝纪，章帝建初八年诏书说：“命令群儒选拔高才生，学习《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扶植这些学问，广泛探讨不同的义理。安帝延光二年诏书选拔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谷梁春秋》的各一人。灵帝光和三年诏书举荐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谷梁春秋》的各一人。《儒林传》说：“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然未设立学官，但都提拔高第为讲郎，在近署供职，用来网罗遗逸，广泛保存各家学说。”其用心如此盛大。所以当时古文《尚书》几乎像日星一样明亮，众人共睹。慎之从贾逵受学，详细记载撰著，得以进献朝廷，不以为忌讳。如果西汉末年，《尚书》完备，而古文旧书大多不被诵读，断绝它的难道只是莛楹吗？学问本来就有幸与不幸如此。等到献帝建安年间，士燮在交趾，《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细完备。袁徽给尚书令荀彧的信说：“听说京师古今之学是非争论，士燮想要条陈《尚书》的长义上奏。”又可见那时不独郑氏家法，而且广泛讲习，门徒众多兴盛。奈何不到五纪，王肃去世后，就

译时光如流星飞驰、闪电消逝，尘埃落定后便无声无息。让人回首沉思，却难以探明其中的缘由。既然读到王安石评论秦朝焚书坑儒的祸害时说：“而在那时开始将古文字改为隶书，这大概是上天要毁灭这种文化。”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秦朝有什么能力能做到呢？我也认为这大概是上天要毁灭古代文书。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汉朝难道没有尽力吗？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仰望天空，都不禁感到哀怜、痛惜和悲叹的原因。

译又查考《古文尚书》二十四篇缺失的原因，自汉魏以后，陈第（字季立）认为古文《尚书》全经未能流传，原因不外乎两方面：一是归咎于天命，二是归咎于人祸。因此一并记录他的话说：“《尚书》之所以不全，都归咎于秦朝的焚书。”查考《史记·秦本纪》，秦始皇三十四年下令焚烧天下的《诗》《书》及诸子百家言论，过了三年秦始皇去世，又过了三年秦二世灭亡，再过五年汉高祖即位称帝。焚书那年是戊子年，汉高祖即位那年是己亥年，相距不过十二年罢了。张苍是秦朝的柱下史，叔孙通、伏胜、高堂伯是秦朝的博士，郦食其、陆贾、申公、楚元王等人，都是秦朝的儒生，难道在十二年间就会让《尚书》彻底毁灭、荡然无存吗？《庄子》说：“《诗》《书》《礼》《乐》，邹鲁地区的士人、戴笏的先生大多能通晓。”孟子、荀卿阐述王道，议论《诗》《书》，他们的门徒往往散居在各诸侯国，战国时期距离秦朝灭亡有多远呢？一旦遭遇战火，就完全灭绝，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秦朝及战国时期追求功利的风气深入人的肌肤骨髓，而士人生在那个时代只学习纵横捭阖、攻战之术，以及尊崇秦朝的礼仪制度，而《尚书》的古文经典再也没有人阅读了吗？有人说：汉高祖虽然兴起，但禁止携带书籍的律令尚未废除，大家都畏惧而不敢拿出藏书，然而伏生在齐鲁之间传授《尚书》，那时战争刚刚平定。至于史书记载汉高帝诛杀项羽，率兵包围鲁地，鲁地的儒生还在讲诵礼仪，歌唱的声音不绝于耳，此时距离秦朝更近，伏生的门徒最多，难道他们讲诵的全都不是《尚书》古文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尚书》古文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呢？其中的原因不可得知。汉武帝巡幸河东，曾经丢失了三箱书籍，下诏询问没有人能知道，只有张安世认得，详细记述了其中的内容，后来悬赏求得书籍来校对，没有遗失什么。秦汉之际竟然没有像张安世这样的人，真是可悲啊。

又查考梅鷟相信伏生有墙壁藏书之事，不相信孔氏。虽然这与史实不符，但他言辞颇为精妙，说：“现在人们把物品存放在柜子里，尚且不忘时常打开查看，何况是用泥土封存圣经，却弃置一旁如同遗忘，茫然不觉，这合乎情理吗？”又说：“汉文帝时，伏生年纪九十多岁，年老无法征召，皇帝下诏让晁错前往受书。对他尊崇优待的程度，到了极点。假使先圣的后代有人能把经典藏在墙壁里，取出经典进献，我不知道皇帝会如何尊崇他、显耀他。然而孔氏家族，最终没有一个人肯拿出所藏的经书来回应皇帝的求索？为什么呢？况且距离藏书之初，才三十五六年，当时目睹此事的妻子、奴仆还在，为什么不聚集族人谋划说：‘喜爱经典的主人不是每代都有，近来皇上尊崇伏生到了这种地步，是我们家经学兴起的时机。墙壁里的经书如果不拿出来，就与暴秦焚书同归于尽，最终走向灭亡，藏起来又有什么可贵呢？’内心愧对良心，上对不起圣明的君主，我不忍心这样做。现在不见有一个人，不闻有一句话。大概是因为他们祖先实际上没有藏书，所以后代也不知道有什么可拿出来的；他们祖先实际上没有目睹这件事，所以后代也寂静无声，没有人提及这件事，难道不是明显昭著的吗？”我认为关于藏书有两种说法：《孔子家语》说是孔襄，《东观汉记》说是孔鲋，孔鲋是陈胜的博士，手持孔子的礼器归来的人，孔鲋的说法更接近事实。孔鲋最终与陈王一同死去，死后藏书之事便没有下文了，这或许是合乎事理的。

第七十九

我从前曾说，引用古书有惯例，古人必定不会自己破坏自己的惯例。比如《尚书》说“下不得自为语气”，《论语》说“孝乎，惟孝是也”，《尚书》属于议论，必定不会认为是叙事。与那些随意在前后增添文字的情况不同。《孟子》中“一人衡行于天下，有攸不为臣”两处就是例子。现在再讨论一下，引用《尚书》的人必定是因为《尚书》的文辞不够明白，才从下文进行解释。一层解释未完，又进一层。如果原本的文辞已经明白，其事实完全在下文列举陈述，听的人自然明白，引用的人怎么还会重复叠加呢？这里且在《大禹谟》与《左传》之间看到了。《左传》文公七年郤缺引用《夏书》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壊。”《尚书》的文辞只到这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称为“九歌”；“六府三事”称为“九功”；“水火金木土谷”称为“六府”；“正德利用厚生”称为“三事”。解释《尚书》文辞就是这样。伪造《大禹谟》的人，将要援引“戒之用休”这三句话，自己不能像郤缺那样作解释性的文辞，又恐怕“九歌”终究不明白，于是倒装在前说：“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云云。”这在寻常的书篇中也没有不可，只是与《左传》引用古书的惯例不合罢了。有人说：“根据您所说，《夏书》仅有‘戒之用休’三句话，终究不知道‘九歌’指什么。”我说：“有什么关系呢？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太史克用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来对应，并不完全。直到孟子才开始用父子有亲等来解释。”作《虞书》的人，哪里料到后来有孟子代我解释呢？大概作《虞书》时，“五典”的字面意义如同作《夏书》时“九歌”的字面意义，人们普遍知晓，无需注明。等到郤缺、孟子时，便不得不费辞解释，这也叫作周公以后，其说渐长。难道作《夏书》的人，置身于三代之首，就像后代那样饶舌吗？

查考《周礼》大司乐

译关于“九德之歌”的职掌，郑司农用《春秋传》中“六府三事”的那一段话来注解，这才明白撰写《周礼》的人并不顾忌（与经典不符），足以证明当时那种乐歌尚存，是人们所共知的。郑司农引用《春秋传》时没有依照郤缺的次序，而是颠倒其文说：“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府；正德、利用、厚生，叫做三事。六府和三事，叫做九功。九功的德行，都可以歌唱，叫做九歌。”这与《大禹谟》相同，又足以证明注解书籍的人与伪造书籍的人，那种牵强附会的情形颇为相似。

译又据姚际恒《立方》说：凡是左氏传文中顺承后文解释的，这里却都逆推前文解释。又隐藏了“六府三事”的字面，另出在下面帝舜的口里。至于原有意义而实行它，称为德礼，也属于解释《尚书》文辞，竟然忘了着落。况且“戒之用休”三句文辞固然连贯，但意义各自为三。据此，既然将“九歌”的意义层层逆推解释下来，就应当接着“劝之以九歌”一句，才直接了当。又按照逸书原辞，将“戒之用休”两句别作两种意义，夹在中间，使“九歌”的意义上下隔绝，全都欠缺文理。又说：如果《尚书》文辞果真有“水火金木土谷”等句，左氏不当琐碎地解释它了，可以不辩自明。

又据《汉艺文志》，六国的君主中，魏文侯最好古。汉孝文帝时得到他的乐人窦公，献出他的书，乃是《周官》大宗伯的大司乐章。近日有人援引此来表彰，作为古乐经，与礼经并列配合，也小有意趣。刘向校书，得到《乐记》二十三篇，末篇叫“窦公”，即记载此事，可惜不完整。我独自感叹南齐时，雍州有盗贼挖掘楚王墓，获得科斗书《考工记》，解说者以此证明《考工记》不是先秦人所作，那么魏文侯当六国初年，已珍爱大司乐章，说它是六国阴谋之书的人，难道值得与之深辩吗？

又据我朋友王〇撰写的《无异述》，其乡先生韩恭简的话：“告诉我天下不治，是因为圣人不生；圣人不生，是因为元气不复；元气不复，是因为大乐不作。大乐作，则元气复；元气复，则圣人生；圣人生，则天下治。”我佩服这是一代伟论，因此说“功成作乐，大乐不作，也是因为天下不治；天下治，则大乐作。四者如环无端，这是上古之世长治而不最终衰败的原因。”盛大啊！又据《晋书》，张华问李密：“孔明言教为何琐碎？”李密说：“从前舜、禹、臯陶相互交谈，所以得到简略的《大雅》诰；与凡人交谈，适宜琐碎。孔明与交谈者没有匹敌之人，言教因此琐碎罢了。”这与陈寿议论相同。我著疏证，也知道有“言碎”的毛病，不是轻视人，实在是把自己放得不够高罢了。第八十

再举例以今文为例，如武王命康叔为卫侯作《康诰》，直接说“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平王以晋侯为方伯，作文侯之命，直接说“王若曰：父义和，无所庸序也”。即使古文《防子之命》《君陈》也是如此。读《左氏·定四年传》，祝佗叙述蔡仲之事，其命书说“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意这必定是古蔡仲之命发端第一语，大概像劈面一喝，闻者心悸。杀其父而用其子，自然与平常封赏褒奖者不同。如果将此语缀入篇中，气势便松懈，甚至以乃祖文王与尔考并提，岂非不类吗？在祝佗叙述其事，自不得不追述其始末，说：“从前周公辅佐王室，以尹天下，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于是杀管叔而流放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而伪作此篇者，也如其例，仿效其辞说：“惟周公位冡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为卿士，叔卒乃命诸王邦之蔡。”作为篇端之序。学者试平心以思，此为《左氏》本书乎？还是《书》袭《左氏》也？有人说：据你所说，《书》直接以“尔考之违王命”起其蔡叔获罪之由，终且莫知矣。我说：朱子言古者有编年之史，有每事别纪之史。编年《春秋》是也，每事别纪《书》是也。《书》二典所载，上下百有余年，而《武成》《金縢》诸篇，或更数月，或历数年，其间岂无异事？盖必具于编年之史，而今不复见矣。我也说蔡叔获罪，盖必具于编年之史，而不必赘序于蔡仲之命也。有人说：你必以《书》无序而后可？我说：是何言？《书》有有序者，无序则其指不见；有不必序者，强序则祗觉其赘而已。我愿学者以《书》自《书》，不必如引《书》者之追其事；《传》自《传》，亦无庸以《传》之文防入于《书》而已矣。

据王伯厚以此〇为未足信云。考之《春秋》，是年三月会于召陵，蔡侯已在卫侯之上。五月盟于臯鼬，不序诸侯，经无长卫之文。愚谓不尔。僖公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蔡侯次在第五，卫子次在第七。此会也，祝佗述其载书：“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

译“宋国的王臣、莒期。”卫国又在蔡国之上。这次盟会，盟誓是用来恭敬地共同昭示神明，追溯其初始的。较之防地的盟会更为重要，〇杜预说“于是让卫侯在盟会上居长”，不曾提到防地，为何有误？有人说：左丘明竟然如此让人无法揣度吗？我说：刘子〇评价他巧夺天工，思虑深及鬼神，这点小事足以证明，哪里能完全穷尽他的妙处呢。

译又查考将蔡叔囚禁在郭邻一事，孔安国的传注说：“郭邻，是中国之外的地名”，这是主观臆测的说法。郭邻应当写作郭凌，出自《周书·作雒》的解诂，孔晁只说是地名，没有详细说明所在之处，确实如此。至于蔡地明显属于汉代汝南郡的上蔡县，是蔡叔父子受封的地方，没有听说有别的地名。传注却说：“蔡叔所封的是王畿之内的蔡；蔡仲所封的是淮河、汝水之间。”王畿之内的蔡地名已经消失，所以取它的名字来命名新的封国，想要以此警戒他们，真是奇怪啊！这只有周宣王的弟弟友，最初受封在王畿内的咸林之地，名叫郑，后来迁徙到溱水、洧水之间，把旧有的称号施用于新的城邑，也叫郑，没有听说蔡地也这样。这不仅属于主观臆测，而且是瞎说了。因为这种瞎说，就误读了《世本》：“蔡叔居住在上蔡”，宋仲子的注解说“胡迁徙居住在新蔡”，不知道汉代《地理志》的注解说“胡的后代第十八世平侯从上蔡迁徙到新蔡”，并不是胡迁徙到新蔡。东汉《郡国志》记载河内郡山阳邑有蔡城，刘昭注解说“是蔡叔的城邑”，这还算是郑国管城这一类的情形吗？

又查考孔颖达认为蔡是王畿内的国名，自然不是把《康诰》中的康当作王畿内的国名，这确实远远胜过郑玄解释为谥号的说法。我曾经用两件事来证明：第一，定四年用《康诰》来封赐，而封在殷墟，当时既然已有诰文，随即就有篇名，难道要等到死后才取谥号来冠在篇名之上吗？第二，《史记·卫世家》记载康叔去世，儿子康伯继位，父亲谥号为康，儿子也谥号为康，难道两代会有同一个改名的典制吗？所以《世本》宋忠的注解说：“从王畿内的康迁徙封到卫，卫就是殷墟。”王畿内的康不知道在哪里，确实如此。《括地志》说故康城在许州阳翟县西北三十五里。

又查考祝佗说，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伯父还很多，孔颖达的疏解说，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都是因为排行老大而立为君主，我不禁笑着说，武王难道没有伯邑考压在他上面吗？读《管蔡世家》说，文王去世而发继位，这就是武王，伯邑考已经在此之前去世了。又说，伯邑考的后代不知道被封在哪里，可知当时伯邑考本来有儿子，文王于是舍弃伯邑考的儿子而立次子发，以遵循殷商的礼制，实际上与用来比喻公仪仲子的情形一样。邹平马骕先生告诉我，衍似乎是防子的次子，所以叫防仲，不是他的弟弟，也是以经文为例，大概是不相信《世家》和流传的俗本《家语》。

又查考班固《古今人表》颜师古称其记载古人的名氏与诸书有的不同，我读如《顾命》中的彤伯，彤写作师；虎臣，虎写作龙；仲桓，南宫毛，仲写作中，毛写作髦，这或许出自班固所见到的古文书，未可知。尤其喜爱在防子下面自注说“纣的哥哥”，宋防中下面自注说“启的儿子”，足以辅助马说的不孤立。于是想到防既然属于殷商王畿内的国名，启封在这里，就是防子，断没有他的弟弟又一起受封的事情，那么防仲也就是儿子继承父亲的氏，上面有伯兄，字降而次，这大概又是一个理证。有人说：“你难道不违背你父亲的王命吗？”出自《左传》“率领你祖父文王的常训”，没有出处。试问成王、蔡仲同为文王的孙子，而这个孙子向那个孙子称呼他的祖父为“乃祖”，这说得通吗？为什么不摘引出来？我说：武王、康叔同为文王的儿子，而这个儿子向那个儿子，《康诰》就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酒诰》就说“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也跟随用“乃”字，武王难道把自己排除在文考之外吗？孔颖达认为古人不很拘泥，或者把“乃”当作虚词使用，也可以。又查考以前认为二十五篇书中只有《防子之命》虽然是当日真正的王命，书不可考，但这里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最近才发觉纯粹是以僖公十二年传中王命管仲说“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践乃职，无逆朕命”为蓝本，而割裂拼凑充数成篇。而且已经把“往践乃职”改为“往敷乃训”，又说“往哉惟休”，又把“无逆朕命”改为“无朁朕命”，上面已经说了“慎乃服命”，不是太重复了吗？

又查考用《伯禽》来任命而封在少皥的虚地，用《唐诰》来任命而封在夏的虚地。伯禽、唐诰都是书的篇名，都不见于现在的百篇书中，难道是孔子所删去的吗？仰视圣人也有来不及的地方。以成王为君，周公为相，而建立你的长子与封小弱的弟弟在唐，那些训戒的言辞，难道不足以接近大道以垂范后世而被删去吗？实在不解。愚我说：曾经反复详细思考而得到它的旨意了。马端临论述孔子删诗说：“对于可以知道的，虽然比兴深远，词旨迂回晦涩的，也不废弃，如《芣苢》、《鹤鸣》、《蒹葭》之类是也。对于不可以知道的，虽然直陈其事，文义明白的，也不收录，如‘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之类是也。对于可以知道的，虽然词意流荡，不能不类似于狭邪的，也不删去，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之类是也。对于不可以知道的，虽然词意庄重，一出于义理的，也不收录，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之类是也。”那么他所可以知道的是什么？就是三百五篇的序意是也。他所不可以知道的是什么？就是诸逸诗不以序行于世的是也。我曾经出一个论断来驳斥他说：“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这不是士蒍所作的诗吗？应该入风。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这不是祭公谋父所作的祈招之诗吗？应该入雅。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这不是武

译这是王所作的《支》这首诗吗？应当归入《颂》类。”如今《风》、《雅》、《颂》中都没有它，大概是因为没有按照《诗序》流传于世吧？于是马融的说法就被驳倒了。马融的说法被驳倒，而我的说法就出现了，说：孔子删定《诗经》，与他修撰《春秋》本来没有什么不同。《春秋》依据鲁国史官的成文，鲁国史官没有记载的，圣人未曾增添。鲁国史官以记录各国报丧告捷的文书为体例，报丧告捷所不及的，鲁国史官未曾增添。当时像晋国重耳回国即位以及在高梁杀死怀公这些事，都是报丧告捷所不及的，所以鲁国史官没有记载，圣人也没有采用晋国史书的文字来附益补充。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出于谨慎的缘故。况且我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其中的褒扬和贬斥已经足以阐明未来的法度了，本来不必像后人那样以无所不载为功劳，夸耀繁多、竞相奢靡。这是修撰《春秋》的原则。他删定《诗经》，必定选取世间流传的某一版本《诗经》，凡是如今三百零五篇都包含在内的，就在此基础上进行删减，保留这三百零五篇，认为其中的赞美和讽刺已经足够确立我的教化了。即使有士蒍、祈招等作品，在其他版本中可见，本来也不必附益补充。他删定《尚书》，必定选取世间流传的某一版本《尚书》，凡是如今一百篇都包含在内的，就在此基础上进行删减，保留这一百篇，认为其中的大经大法已经具备，这就足够了。即使有伯禽、唐诰等篇章，在其他版本中可见，本来也不必附益补充。这是孔子删定的原则。从前有人问《尚书》为什么没有宣王时期的篇章？朱熹说：“那是当时偶然没有记载。”这句话最好。我认为伯禽、唐诰等篇章也是这个道理罢了。再拿萧统的《文选》来作比喻，偶然遗漏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解说的人就吹毛求疵，认为昭明太子的心意是怎样的？昭明太子难道真有这种心意吗？这简直不值得一笑。大抵世人喜爱新奇，新奇就想要广博，广博就起初没有选择，而只是唯恐遗漏罢了。圣人喜爱义理，义理就崇尚简约，简约就

译虽然有所不及，但已经无所不包了。唉！世上那些夸夸其谈、随意编造的人，难道还不以此为鉴戒吗？

又按《诗经》的小序，时间久了逐渐发现它不妥当。这与《尚书》的序相同，苏轼（苏子由）出现后，选取其首句作为依据，后来解说《诗经》的人大多推崇他，以此来排斥朱熹，以恢复古义。我曾反复详细考证，觉得朱熹并非完全错误，毛亨也并非完全正确。至于《诗经》中无法解释的地方，几乎与《春秋》相当。因为《春秋》源自鲁国史书，朱熹认为鲁国史书没有流传下来，无法深入探究圣人笔削的奥妙。我却认为《诗经》的小序都记载了国史，国史不流传也无法知道这些诗是为何而作。既然不知道作诗的缘由，于是学者分为四家，各家有一说。《关雎》有的认为是赞美诗，有的认为是讽刺诗，有的认为是周文王的妃子，有的认为是康王的皇后，就是这样。有人说国史固然不流传了，但散见于其他书中的说法，也大致可以说吗？我说：没有比《金縢》更明白确凿的了。书中记载：“武王去世后，管叔和他的众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君主不利’。周公于是告诉召公和太公说：‘我不躲避，就无法向先王交代。’周公在东都居住两年，罪人就抓住了。后来周公作诗送给成王，名叫《鸱鸮》。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这就是《鸱鸮》诗的小序。《春秋》隐公三年传记载：“卫庄公娶齐国东宫得臣的妹妹，名叫庄姜，美丽但没有儿子，这是卫国人为她作的《硕人》。”这就是《硕人》诗的小序。闵公二年传记载：“起初，惠公即位时年纪小，齐国人让昭伯与宣姜通奸，宣姜不肯，强迫之下生了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文公因为卫国多难，先嫁到齐国，等到卫国败亡，宋桓公在黄河迎接他们，连夜渡河，卫国遗民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国的百姓，共五千人，拥立戴公在漕地建庐居住，许穆夫人作了《载驰》。”这就是《载驰》诗的小序。郑国人厌恶高克，让他率领军队驻扎在黄河边，很久不召他回来，军队溃散而归，高克逃奔陈国，郑国人因此作了《清人》。这就是《清人》诗的小序。文公六年传记载：“秦伯任好去世，用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虎殉葬，都是秦国的良才，国人哀悼他们，为他们作了《黄鸟》。”这就是《黄鸟》诗的小序。如果其他不是小序而解说它，得其大意，即从小序而来：一是叔向说：“《昊天有成命》，是称道成王的德行。成王能阐明文王的昭明，能安定武王的功烈。”一是左史倚相说：“从前卫武公年纪九十五岁了，还在国中劝诫，说：‘从卿以下直到师长士，如果在朝的人，不要说我年老昏聩。’而舍弃我，必定恭敬谨慎于朝廷，早晚互相告诫我。在车上有勇士的规劝，在位上有官师的典章，靠着几案有诵训的谏言，在寝宫有女御的箴言，遇事有瞽史的教导，宴居有师工的诵唱。史官不遗失记录，蒙童不遗失诵唱，用来训导驾驭。于是作了《懿戒》，来自我警戒。他去世后，被称为睿智的武公。《懿》读为抑，难道不胜于郊祀天地？卫武公讽刺厉王的说法吗？”孔子用《诗》《书》礼乐教导弟子，大概有三千人。当时，《诗经》有确定的说法，作诗的是哪个时代哪个人，叙述的是哪篇什么意义，都是众人所通晓的，不只是这三千人而已。下至孟子的时候，就不能这样了。咸丘蒙不懂《北山》诗的大意，妄自摘取其中四句话来证明天子可以臣服父亲。孟子知道后，就说：“不是这个意思。是劳于王事而不能奉养父母。”说：“这些事没有不是王事的，唯独我贤能而辛劳。”于是以“劳于王事”以下，作为《北山》诗的小序。后来告诉万章，颂扬古人的诗，接着就说要了解其人，论述其世。大概诗必定有所作之人与所当之世，如《小弁》正当幽王危殆的时代，作者又属于毛里的人，自然应当怨恨，不应当不怨恨。如果不是国史确实记载，又怎么能知道呢？所以毛亨的说法可信，来自国史，其不可信则杂出讲师的传授。所以说：“不是一个人作的。”有人说：朱熹攻击《毛诗》，正是在讲师的传授上，极中要害。你也可以大致说说吗？我说：没有比《抑》的小序更不好的了，说：“卫武公讽刺厉王”，也用来自我警戒。查卫武公在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距厉王流彘之年已经三十年，怎么会有讽刺厉王的诗？有人说：追刺尤其不是虐君在世时才出言，那人已逝，就应当闭口，这是对的。只是因为作诗序的人看到前面有《荡》《板》《民劳》三篇，都讽刺厉王，后面有《桑柔》是芮良夫讽刺厉王，尤其明白确凿，所以也认为是讽刺厉王，无奈《国语》有“作《懿戒》以自儆”一句话，只得续上说：“也用来自我警戒。”这种支缀附会，情势窘迫，不是很大可笑吗？我因此领悟：讽刺某人、赞美某人的诗，专为赞美讽刺而作的不可信；一首诗编排先后有确定时代

译不可信。唉！鲁国的史书不严谨，朱熹在解说《春秋》时有所顾虑，而《春秋》保留了国史；史书不严谨，朱熹在解说《诗经》时过于果断，而《诗经》的本义便丧失了。我本来就说朱熹对于《诗经》的解说也是得失各半罢了。

译又考察，诗必定有题目，也就是古代的篇名。现在的人看到题目，就知道这首诗是为了什么而作。如果古人只是选取篇中的字或句作为篇首，看了会有茫然无法分辨的情况，所以必须另外需要序言来彰显。宋代晁说之（字以道）论述作诗的人不必有序，既然有了序言直接陈述事情，那么诗就可以不作了。解说诗的人或许不可以没有序言，断定一首诗的旨意并为之作序，大概接近了。阐明先民的话，来告诉后辈弟子。现在的解说者说：“序与诗同时创作，这难道不是迷惑吗？”似乎有理，但还没有穷尽。必须知道当时大师陈列诗篇，遒人采集诗篇，都知道这首诗之所以创作的原因，记录掌管在国家史册中，既不像现在序言首句那样寂寥，也不像现在序言往往出自众人之手那样传闻失实。观看《金縢》、《左传》，就可以得到它们的体式。晁氏又说：“《山有枢》的序言：‘有财物不能使用，有钟鼓不能用来自娱，有朝廷不能洒扫。’《车攻》的序言：‘宣王能够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恢复文武的疆土，修治车马，备置器械，会合诸侯于东都，借田猎来选拔车徒。’诗中没有遗漏的意思了。真是令人解颐（开心）啊，这话！”至于说岐下的石鼓哪里看到序言，《离骚》没有序言，而序言出自王逸。秦汉间的古诗有国风遗韵的，也没有序言，读的人本来就知道。何况先民本着人情而创作，人情不消亡，那么言辞就不担心不明。这是以诗求诗，矫枉过正的言论，本来在朱子之前就首倡了。

又考察，马端临比喻听讼，诗是事情，齐鲁韩毛四家则是作证的人。毛诗的本书还在，流传很久，比喻那个人亲身到官府，供词指证详明，具有本末。齐鲁韩三家本书已经亡佚，在其他书中偶尔见到一二，真伪不可知，比喻那个人原本没到官府，又已经身亡，无可追对，只是得到风闻道听，以为他们的说法如此。我终究比喻为春秋，毛公自称是子夏所传，比喻左氏曾见过国史，考证事情颇为精当，得到经书的旨意较多，齐鲁韩三家远远逊色于毛，但也不是无可取之处，那么比喻为公羊氏罢了，谷梁氏罢了。相合的怀疑是圣人的旧说，不相合的是夹杂了自己的意思，难道能一笔抹杀吗？这篇文章出自文公诗集，解说者说一洗末师专己守残的陋习，确实如此。

又考察，公羊、谷梁在襄公二十一年都记载孔子出生，但还可以解释说：传文不是经文。如果左氏在获麟之后引用经文，直到哀公十六年四月记载孔丘去世，这难道可信吗？现在《春秋》削去这些，削去确实是对的。马氏说既然续在获麟之后，怎么保证不在获麟之前增益？这也是不敢完全相信。我说《春秋》有不可解释的地方，大概就在这里。与《乐记》说：“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它的政令散乱，它的百姓流离，欺骗上级行私欲而不可制止。”桑间就是鄘的《桑中》篇，巫臣所说的有桑中之喜，正指淫乱之事，一看就知道是淫者，自作而非刺奔。孔子是什么人？难道记录淫辞来教诲万世吗？所以程篁墩决然说现在的《诗》出自汉儒的缀缉，不是孔子删书的旧本。汉儒只看到三百五篇名目散失不存，就每次取孔子所删所放之余，一切凑合以足其数，而小序者不察，也一切以其得于师者概之曰“刺淫”，这就是他们失误的原因。王阳明说：“《诗》不是孔门的旧本了。孔子所定三百篇，都是所谓雅乐，都可以奏于郊庙，奏于乡党，都是用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怎么会有郑卫之长引导奸邪呢？”这必定是秦火之后，世儒附会增益以足三百篇之数，大概淫佚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惩创人的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茅鹿门说：“大概《诗》中言淫谑的，为里巷所布，易传而难灭，如今南北所称声伎之类，是孔子尝删之，不列于经，而其俗之所传，固有不能口禁而火熄之者。秦没而汉求亡经于天下，则学士大夫各采所传以补三百之数，往往杂出而并见之耳。”我所以说：“《诗》非全经。”以上三说虽出近代，要为卓然不诡随先儒者，正可与汉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相参看。

又考察，我半夜思考，燕礼记升歌鹿鸣，下管新宫。新宫与鹿鸣相次，大概是一时的诗，而为燕飨宾客及大射之乐者，其在小雅中无疑。郑也注新宫，小雅逸篇，必不为圣人所删，又必不至孔子时已亡逸。所以者何？商颂十二篇，是正考甫当东迁之前得于周大师，故孔子时亡其大半。若鲁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其诗见存。孔子时年三十五，去孔子年四十三，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仅八年，安得诗

译于是散佚了吗？应当编列在孔门旧本三百篇之内罢了。又想到乡射礼演奏《驺虞》，大射礼演奏《貍首》。《周礼》中射人的职责，天子以《驺虞》为九节，诸侯以《貍首》为七节，孤、卿、大夫及士以《采苹》《采蘩》为五节，那么《貍首》这首诗与《驺虞》《采苹》《采蘩》次序相连。孔颖达所说它应当在《召南》中的观点是对的。既然在《召南》，必定不会被圣人所删去，又必定不会到孔子时代就散佚。为什么呢？《射义》出自七十子后学者的手笔，从《射义》及孔子在矍相之圃的射礼可以看出，而且其中一一列举其诗说：“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难道孔子时代反而散佚了吗？大概原本编列在《召南》，看它的辞藻，又颇像二雅，只是遭遇秦火而失传了。我曾怀疑《何彼秾矣》属于东迁以后的诗，怎么知道它不是见于《王风》或《齐风》的呢，而后来的学者误取它来凑足《召南》十四篇的数量，方才成为正风，这也未必确定。唉，我作此论，确实知道狂妄愚昧的罪责，无法推辞。然而《古文尚书》首先被吴才老质疑，计算当时的人并不相信，而现在相信的人却渐渐众多。朱熹本于郑夹漈的辨析，妄图尽去序言作诗，当时如吕伯恭尚且怀疑且惊骇，而看现在相信的人又是怎样的呢？我岂敢期望桓谭那样的人，而早晚就能遇到他呢？

译又查金仁山叙述其师王文宪的话说：“现在的《诗经》三百篇，并不是全部出自孔子删定的三百篇。孔子删减了繁杂芜杂的三千篇，选取了雅正者三百篇。而在三千篇之中，难道没有流传于世俗人口中的吗？孔子的诗既然在秦火中被焚毁了，汉朝兴起时，管弦之声尚未衰微。诸儒传授孔子的诗却不完整，得以见到世俗流传、管弦滥存的作品，一概当作古诗，选取来补足孔子三百篇的数量，却不辨别它们并非孔子所选。否则，如果孔子诵咏的诗如《素绚》、《唐棣》等经书中所记载的，以及《貍首》、《辔柔》、《先正》、《繁渠》等诗，为什么都不包含在现在的三百篇中？而孔子已经摒弃的郑声，为什么还保留而不削除呢？”《宋史·儒林传》也记载柏说的话：“现在的诗三百五篇，难道全部由孔子审定？所删减的诗，或许还有存在于民间浅薄人口中的。汉朝儒生选取它们来补全缺失，于是确定《周南》、《召南》各十一篇，两两相配。将《何彼秾矣》、《甘棠》归入《王风》，删去《野有死麕》，剔除郑、卫淫奔之诗三十一篇。”这说法实在早于篁墩、阳明，大概也是依据《史记》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的说法，以求符合韶、武、雅、颂的音乐。悟来【篁墩《皇明文衡》中有王直的《诗辨》，与此大致相同，也早于篁墩发表】。

又查，孟子认为作诗的人固执，从今看来，作诗的人又何必比孟子更高明呢？如《式微》的诗序说：“黎侯寄居在卫国，他的臣子劝他回国。”《旄丘》的诗序：“狄人驱逐黎侯，黎侯寄居在卫国，卫国不能履行方伯连率的职责，黎国的臣子以此责备卫国。”这必定有所传承，其实表里通达，无需再揣测，而朱子却说：“诗中并没有黎侯的字样，不知是否属实。”我不由暗自好笑。从前范景仁不信佛，苏子瞻追问他不信的原因，范说：“我平生做事，没有亲眼看到的，不曾相信。”苏说：“您怎么能这样呢？假设您有病，现在医生切脉，说寒就服热药，说热就吃寒药，您何曾见过脉象而相信它？既然如此，为什么唯独对佛一定要亲眼见到才信呢？”真是通达之人的话，这也可以破除朱子的见解。

又查朱子以诗解诗，是就诗的字面文意，来探求这首诗为何而作。这正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有人问为什么不采纳他的说法，并且加以修正。我说：以意逆志，必须确切知道某首诗出自哪个时代，以及作者是何等人，才能施展我的逆推之法。如近日吴乔先生与我读李商隐《东河王诗》：“国事分明属灌均，西陵魂断夜来人。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解释说：“后两句似乎有后悔防备王氏的意思。夫妇不过十年，甥舅才及两年，却导致一生坎坷。这种情事出于口中，则德行浅薄而心中不免辗转，所以用不伦不类的语言来记录吗？”如果论据史实，丕为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赋洛神在黄初三年壬寅，相隔十五年。唐人作诗意自有寄托，或论据史实，或不论据史实。宋人不解诗，便以薛王、寿王同用来讥刺义山，这与农夫用豆气眼辨别朱草紫芝有何不同？此解可谓妙绝千古，开头一语已道出令狐绹当权了。大概原本知道义山的人与事，才能得到此解，否则空想妄断，岂可得乎？即使得到，恐怕也只是郢书燕说罢了。诗集之病多坐此。

又查窦梁宾，是夷门人进士卢东表的侍儿。词笔容态，都看东表当及第，窦为此欢喜，诗曰：“晓妆初罢眼初瞤，小玉惊人踏破裙。手把红笺书一纸，上头名字有郎君。”如果掩去姓名，也可知是妇人喜丈夫登第之作。朱庆余作《闰意》一篇，献给水部郎中张籍说：“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门夫壻，画眉深浅入时无？”此若掩去题目，恐怕未必知道是后进求知，向就正于前辈之作。诗有难辨如此，我想诵读以质问晦翁。

又查我久而得王忠文祎《学诗斋记》说：诗道其微矣乎！以情性言诗，非所能知；自章句之说言之，则某处有疑矣。大概《周南》、《召南》、《大雅》、《小雅》、《周颂》，是周公所定；变风、变雅、《鲁颂》、《商颂》，是孔子所取。而连同周公所定的，合三百五篇尚矣。但今观之，《周南》、《召南》以《关雎》配《鹊巢》，《葛覃》配《采蘩》，《卷耳》配《草虫》，《樛木》配《江有汜》，《螽斯》配《小星》，《桃夭》配《摽有梅》，《兔罝》配《羔羊》，《芣苢》配《采苹》，《汉广》配《行露》，《汝坟》配《殷其雷》，《麟之趾》配《驺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其为房中之乐。而《甘棠》，是后人思念召伯的。《何彼秾矣》，是《王风》；《野有死麕》，是《郑风》。此三诗者，为什么夹杂其间呢？而又成王之颂，却有康王以后的诗。今谓《周南》、《召南》、《周颂》果为周公所定，其可乎？秦火诗书同祸，书残阙甚，而诗独无一篇之失。然《素绚》、《唐棣》、《貍首》、《辔柔》诸诗，既已散逸而已，放之郑声

译于是反而得以保存。刘歆认为，《诗经》刚出现时，一个人不能独自穷尽整部经典，有的作《雅》，有的作《颂》，相互配合才完成；如果内容不足，就用世俗流传的、粗滥的作品来补足，不再辨别其真伪。所以《变雅》之中，有的类似于《正雅》。而且《六月》是《小雅》中《变雅》的开始，《民劳》是《大雅》中《变雅》的开始，却与《正雅》同属一篇。《豳风》并非《变风》，却被附在十三国风的末尾。这哪里符合各自得其所呢？那么，现在的三百零五篇，都说都是孔子删定前的旧貌，可以吗？不可以。大概自从汉代以来，研究《诗经》的人都依据郑玄的训诂和谱序，只听从郑玄的说法，人虽有耳目心肠，却不敢相信自己。等到宋代朱熹的《诗集传》问世，郑玄的学说才于是废弃。朱熹所说的以《二南》为根本来探求开端，参酌《列国》来穷尽变化，用《雅》来端正并扩大规范，用《颂》来调和并归结终点，这是学习《诗经》的准则，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了。世上习惯诵读的人，固然有所依据，而那些像前面所说那样可疑的地方，学者认为朱熹未曾提及，也不敢说出来。从前乡里的先贤王文宪公曾经想要修正它，但最终也没有成功。难道不是《诗经》的准则，在这里已经太过严苛了吗？这一论点正是从王文宪公那里得出的。

译又查赵子常引用其师黄楚望的话说：“《周礼》记载，君王巡守时，大史与大师同乘一辆车，而且他们下属官员所掌管的事务，都有世代传承的记载。在采诗的时候，大师主持其事，大史记录当时的世系。等到巡守之礼废止，大师不再采诗，于是各国的诗歌都由各国史官自行记录，用以考察风俗的盛衰和政治的得失。像《左传》在记载高克的事情时，就说‘郑国人为他赋《清人》’；在记载庄姜的事情时，就说‘卫国人为她赋《硕人》’。这必定是有依据的。”胡朏明说：“采诗的‘采’字，都应该当作‘陈’字。因为诗歌有‘采’也有‘陈’。《汉书·艺文志》说：‘古代有采诗的官员，是君王用来观察风俗，了解得失，自我考察纠正的。’《食货志》说：‘孟春之月，聚居的人将要散去，行人摇动木铎在路上巡行，以采集诗歌献给太师，太师调和音律后上报给天子。’这是采诗的说法。《王制》说：‘天子每五年巡守一次，命令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郑玄《诗谱》说：‘武王伐纣平定天下，巡守述职，陈列诵读各国的诗歌，以观察民众的风俗。’这是陈诗的说法。每年孟春之月采集，五年一次巡守时在四仲之月陈列，这就是《国风》的来源。班固说：‘自从汉武帝设立乐府采集歌谣，于是有了代赵的讴唱，秦楚的风俗，都是感于哀乐，因事而发，也可以用来观察风俗，了解厚薄。汉朝治理接近古制，这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又查胡朏明说：‘男女淫乱私奔的言辞，只有郑、卫、齐、陈才有。《小序》一概认为是讽刺私奔。解说的人认为，讽刺诗的体裁，只是铺陈其事，不加一句评论，而怜悯惋惜、惩戒创痛的意思自然体现在言外，不必斥责质问才算是讽刺。’朱熹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想要讽刺别人的恶行，反而自己说那些人的话，从而让自己陷入恶名，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认为这些诗是淫乱者自己所作，而马贵与又反对朱熹。马贵与说：‘人们作恶，禁止他使他不能做，不如使他羞愧而让他自己知道不可为。这就是在铺陈揄扬之中，所以能达到极致的怜悯惋惜和惩戒创痛。’孔子对宰我说：‘你心安就去做吧。’难道真的认为居丧期间吃稻米穿锦缎是对的吗？万石君对子庆说：‘内史是贵人，坐在车中自在，本来应当如此。’难道真的认为不下车是对的吗？而这两人听了这些话，最终羞愧改过，比受到斥责质问还要厉害，这是因为把不对的说成对的，让他们寻求我言外之意，于是自我反省而不能承受愧悔。这就是诗歌的教化。马贵与的说法可以说很辩驳了。然而我曾经在朱熹所说的淫乱者自作之外，再就几首诗来探求，才知道铺陈其事不加一辞的说法，也有不完全对的地方。《新台》说：‘本想求得燕婉之人，却得到这个戚施。’《墙有茨》说：‘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可以说的，说出来也很丑恶。《君子偕老》说：‘你不好，又能怎么样。’《鹑之奔奔》说：‘人没有良善，我却以为他是兄长。’《蝃蝀》说：‘像这样的人，还想着婚配，太没有信用，不知天命。’《载驱》说：‘鲁道平坦，齐子游敖。’以上这些诗，都是讽刺当时的淫乱，而指斥如此，这是未曾不加一辞的。《南山》《敝笱》《猗嗟》《株林》，似乎不加一辞。然而用雄狐指代襄公，用鲂鳏指代文姜，意见已经在比兴之中了。《猗嗟》‘以展我甥兮’，明确指出庄公不是齐侯的儿子。《防文》的刺讥，又更加严重。哪里是不加一辞呢？《株林》玩味其辞意，也可以看出作者在所赋之外。以这几首诗反过来看，那么《静女》《桑中》《溱洧》《东方之日》《月出》等篇，摹写狎昵之情，罗列鄙秽之状的，其为淫乱者所自作无疑了。淫乱者的言辞，怎么能收录在经书中？认为是汉儒缀辑，以凑足三百篇之数，比较接近事实。我的朋友阎百诗将鲁斋、华川、篁墩、阳明、鹿门等人的论述编为一册，意味深长！又说：‘《汉书·艺文志》三百五篇，遭遇秦朝而能保全，是因为讽诵不独在竹帛上。’我认为孔子所录得以流传的，是因为这个缘故；孔子所删得以篡入的，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又说：‘诗歌有具文见意的，《叔于田》两首诗，只是郑国人喜爱叔段的言辞而不义，得众之情自见。《扬之水》《椒聊》两首诗，只是晋国人喜爱桓叔的言辞而叛翼归沃之情自见。’这是对的。马贵与举此以说明《序》不可废，认为这四首诗，都依赖《序》而明白。如果舍弃《序》去探求，那么子云的《美新》之作，袁宏的九锡之文罢了。这难道可以作为训诫吗？而孔子不删去它们吗？大概都是淫乱的言辞，出于私奔者之口就可以删去，而出于讽刺私奔者之口就可以收录。都是爱戴的言辞，出于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就可以删去，而出于讽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就可以收录。我认为四首诗出于讽刺者之口，固然可以收录。假使是叔段、桓叔的党羽所自作，收录在经书中，也可以。让有国者知道乱贼之情，而采取防微杜渐之计，无伤于义，无害于教化。至于男女淫乱的言辞，则不可同日而语。床笫之言不逾阈，即使未必淫

译那些自作之诗，又怎能施加于简防之上，用来教导孩童呢？极力抵御外部的诱惑，还担心他们可能陷入邪僻，却反而让他们每天诵读这类诗歌来教诲他们吗？自从这个义理没有阐明，世人于是把《子夜读曲》《宫体》等诗当作是得到了《国风》的遗意。下至《花间》派的那些人，以及柳永、晏几道、秦观、周邦彦等人倚声填词，具备狭邪妖冶的情趣，也自认为不违背风人的传统，而号称是诗余。读者和作者辗转流传，以此来蛊惑人的心志。就像黄庭坚所说的：“妙龄的美士刚知道酒色的乐趣，苦节瘦儒晚年领悟裙裾的快乐。鼓舞他们，使他们沉溺于宴安酖毒而不后悔的，都是这类议论开启的。”从前汉景帝有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能算是不知味。”比喻学者不谈论汤武受命，不能算是愚昧。学诗也是这样，诵读《诗经》三百篇不选取《桑中》《溱洧》之类的；读晋、宋以后的诗，不选取《子夜读曲》《宫体》之类的，也不能算是不善于学习。又查胡朏明说：“朱子《集注》说：‘风，是民俗歌谣的诗。诸侯采集它进贡给天子，天子接受它并排列在乐官中，以此来考察风俗的好恶，从而知道政治的得失。’我曾经怀疑贡诗的说法，不知道有什么依据。等到读金仁山《前编》，引用伏生《虞夏传》说舜元年，巡狩四岳八伯，各自进贡他们的乐，乐正确定乐名。”又引用《书大传》说：“五年一次巡狩，群后德让，进贡正声，而九族具成。”注说：“这是采诗作乐的开始。”然后才知道贡诗的说法出自哪里，与采诗、陈诗相互阐明。大概列国的行人采集诗歌交给太师，比对其音律等待时巡，通过州伯进贡给天子。天子命令太师陈列它，并选取正声，配合管乐，作为燕飨、朝会、祭祀的音乐，自从虞、夏以来没有改变过【《文中子》说：诸侯不贡诗，已经很久了。朏明没有考察到这一点】

译又据萧山毛大可所述，高忠宪先生讲学时，有人拿着《诗经》中的《木瓜》篇来问难，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其中并没有男女的字面，凭什么知道这是描写男女私奔呢？”在座的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我们同县的来风季说：“即使有男女的字面，又何必一定是私奔呢？”张平子的《四愁诗》说：‘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明明有‘美人’二字，却不认为是私奔，这难道不可以吗？”话还没说完，就有人愤然起身说：“‘美人’固然可以作通称，但像‘彼狡童兮’这样的诗句，难道能不把它看作私奔吗？”回答说：“又何必一定是私奔呢？”你没读过箕子的《麦秀歌》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箕子所指的‘狡童’是受辛，受辛是君主，而‘狡童’是谁呢？称君主为‘狡童’的人，难道也是私奔吗？”高忠宪先生立刻起身长揖说：“先生说得对。”又说：“没想到今天能听到通儒的高论，我私下认为这个观点与《诗经》小序相合，却与上胡朏明先生以及我的观点相违背。”

又据苏子由说：“《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这四首诗，都以‘小’字命名，是为了区别它们属于《小雅》。在《小雅》中的称为‘小’，所以在《大雅》中的称为《召旻》、《大明》，唯独《宛》、《弁》两篇缺失。推测是孔子删去了它们。虽然去掉了‘大’字，但剩下的‘小’字篇目仍然称为‘小’，大概是沿用了旧称。”我认为这不是孔子删去的，大概是原本编定成书后亡佚了。即使苏氏的说法也可以证明《诗经》并非孔门旧本。因此想到《貍首》这首诗，怎么知道没有另一篇与《驺虞》、《采苹》、《采蘩》体制相似的诗，原本就在《召南》中呢？又怎么知道‘曾孙侯氏’那八句不是另一首诗的名字，而郑玄（康成）主观臆断地把它当作《貍首》呢？回想年少时的疑惑，《乡饮酒》、《燕》、《乡射》礼中都歌唱《召南》前三篇，《越草虫》取《采苹》作为乱辞。后来读到《诗经正义》说：“大概《采苹》原本在《草虫》之前，齐诗的次序正是如此，不觉豁然开朗。”《诗经》与当今人情其实并不太远。

又据我很久之后才得到的王文宪《诗疑》说：“从前东莱吕成公曾怀疑《桑中》、《溱洧》并非桑间濮上的淫靡之音，认为孔子既然说‘郑声淫而放之’，怎么会有删诗示后世却反而取用这些诗的道理呢？”晦庵朱文公则说：“不然，现在如果把《桑中》、《濮上》当作雅乐，应当用来祭祀什么鬼神？接待什么宾客？不知道这是什么风俗？符合什么义理呢？”所以朱文公论诗认为：“善的诗能激发人的善心，恶的诗能惩戒人的放纵之志。用这种方法看待后世的诗，确实没有遗漏。为什么？因为它的规范宽广，心志融解，不论美丑，无非都是对我有益，而邪念不会萌生。用这种方法看诗可以，看书也可以，即使看史书也可以。但用这种方法论乐，恐怕有所未尽。”我曾怀疑现在的三百零五篇诗，难道真的是圣人的三百零五篇吗？秦朝法律严密，诗不可能独自保全。大概孔子已经删去的诗，可能还存在于民间轻薄之人的口中。因为雅奥难懂，俚俗易传。汉代儒生担心诗亡佚，妄取杂凑以凑足三百篇之数。我不能保证没有这种情况。否则的话，圣人“放郑声”这一句话终究不可磨灭，而且又说了放郑声的原因说：“郑声淫”，又说：“厌恶郑声扰乱雅乐。”我因此敢于说描写私奔的诗，是圣人必定削去的，绝不会存在于雅乐中。这是确凿的。我妄自推测，像《新台》、《墙有茨》这类讽刺淫乱的诗，大约有十篇还可以保留，以惩戒人的放纵之志。至于男女互相爱悦的词句，像《桑中》、《溱洧》这类，全部削去以遵从圣人的至戒，这是毫无疑问的。所去除的也不过三十二篇，使得它们不能污秽雅颂、混淆二南，起初并不妨碍它成为完整的经典。这样两位先生的疑惑也就都解开了。从前曾南丰说：“不销毁其书籍，才是善于禁绝的方法。”用这种方法禁绝似是而非的邪说可以。但描写私奔的诗，不待智者就能知道是恶行，即使市井小民也没有不鄙视的，只是欲望冲动时自己不能控制罢了，并非有疑似难明之处，必须保留其痕迹而后才知道。现在童子纯真质朴未失，情欲未开，如果在诵读讲解之中，反而引导他们的邪思，这不是好的训导。而且学者吟咏这些丑恶之词于唇齿之间，尤其不符合高雅的崇尚。读书而不读淫诗，不算缺失经典。况且孔子回答关于治理国家的问题，而这句话郑重地列在四代礼乐之后，恐怕不是小事。我敢记下这些篇目，等待有力的人向朝廷请求再次放黜它们，以洗刷千古的芜秽：‘《野有死麕》【召南】、《静女》【邶】、《桑中》【鄘】、《氓》、《有狐》【并卫风】、《大车》、《丘中有麻》【并王风】、《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墠》、《风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并郑风】、《东方之日》【齐】、《绸缪》、《葛生》【并唐风】、《晨风》【秦】、《东门之枌》、《东门之池》、《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并陈风】’。有人说三百篇的诗，自汉代至今，历经诸大

译儒家学者都不敢议论，而你却唯独想要删去它，岂不是太过荒诞且僭越了吗？回答说：从前各位儒者过分尊崇《小序》，不敢把它当作淫奔之诗来看待。当时傅、郑等人穿凿附会，曲意解说，以求符合《小序》，怎么敢废除呢？大概《小序》对于这三十多首诗，大多说是讽刺时政，有的说是讽刺乱世，有的说是讽刺周大夫，讽刺庄公，讽刺康公，讽刺郑忽，讽刺卫宣公，讽刺晋国的动乱，讽刺好色，讽刺学校废弛，也有说是讽刺淫奔，制止淫奔，厌恶无礼，否则就是说是忧虑防备盗贼，恐惧防备，有的说是思念遇到好时机，思念君子，从未明确指出这是淫诗。正因为如果把它标目为淫诗，就是应当删去的原因。自从朱子贬斥《小序》，开始从诗本身探求，并直接指出说：“这是淫奔之诗。”我反复玩味，相信这是确凿无疑的论断，用圣人的法度来衡量，应当删去是毫无疑问的。问：既然这样，那么朱子为什么不干脆删去它呢？回答说：朱子起初订正其文辞而纠正其错误，之所以不废除它，正是南丰所说的“不除去它的籍录，才是真正善意的删绝”。如今后学既然听闻了朱子的言论，真正知道《小序》的谬误，明白这些诗是淫诗，却还想要阅读它们，这难道合乎情理吗？在朱子之前，诗说尚未明晰，自然不应当删去；生在朱子之后，诗说已经明晰，就不能不删去。与其遵循汉儒的谬说，哪里比得上遵循圣人的大训呢？我查考文中说三十二篇篇目缺少一篇，有人请求补上，我说无法补上了。文宪说：“《小序》未曾指出是淫诗的，是制止淫奔、厌恶无礼、恐惧防备这三篇。”这三篇就是《蝃蝀》《相鼠》《防》，原本就不列在三十二篇的篇目中，至于《采葛》曾被认为是淫诗而情义未明，现在又说这样的话，大概可以说是自乱其说吧？

译又查考《日知录》中有《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一篇，说：现在的《诗经》也未必都是孔子所订正的。比如褒姒亡国的幽王时代的诗，却排在前面；召伯营建的宣王时代的诗，却排在后面。编次者不知其说，于是把《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这十首诗，都当作讽刺幽王的作品，恐怕不是这样。又如《硕人》是庄姜初嫁的事，却排在后面；《绿衣》《日月》《终风》是庄姜失位时所作，《燕燕》是送归妾所作，《击鼓》是国人怨恨州吁所作，却排在前面；《渭阳》是秦康公做太子时所作，却排在后面；《黄鸟》是穆公死后的事，却排在前面。这些都有经文中明文可以依据，所以郑氏说《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都是讽刺幽王的诗【《十月之交》有“艳妻”之语，自当是幽王】，汉朝初年，师儒改变了它们的次序罢了。而《左传》中楚庄王的话说：“武王作《武》，它的末章说‘耆定尔功’，第三章说‘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第六章说‘绥万邦，屡丰年’。现在的《诗经》只把‘耆定尔功’一章作为《武》，而第三章作为《赉》，第六章作为《桓》。章节次序又相隔很远。”《仪礼》中歌唱《召南》三篇，越过《草虫》而选取《采苹》。孔颖达认为《采苹》原来在《草虫》之前，知道今天的《诗经》已经失去了古人的次序，不是孔子所说的‘雅颂各得其所’了。我说这更加足以证明《诗经》不是孔门旧本。

又查考郑康成七十岁时，曾经病重，告诫儿子郑玄写信说：“最后所愤恨的，只是担心亡亲的坟墓没有建成，所喜爱的群书，大都腐烂破损，不能在礼堂写定传给别人。”太阳将要西下，还能图谋吗？当时是建安元年丙子年。我这部《疏证》第五卷写成时，年龄五十三岁。自念先王父参议公，自从崇祯甲申年卜葬，屡次没有获得吉地，潜心积诚，向神祈祷，交给术士，才得以下葬。现在学山右边古蛟龙沟北面的原野，后三年果然有征兆。福建谢氏擅长画写生的人恰好到来，委托他画两幅图：一幅《礼堂写定图》，一幅《传与其人图》。观看的人都赞叹他眉清目秀，以为是康成的遗照，而不知道实际上是用我的画像代替的。于是收藏在丙舍秋山红树阁，让我世世代代的子孙看。

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下

<经部,书类,尚书古文疏证>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上「山阳阎若璩撰」第八十一

我从前说伪造古文的人略知历法，当仲康即位之初有九月日食的变故，于是用瞽奏鼓等礼仪来对应，而不顾其不符合正阳之义，说法在第一卷。现在我既然通晓历法了，仲康在位十三年，始于壬戌年，终于甲戌年，用授时、时宪二历推算。仲康四年乙丑年，距离元至元辛巳年积三千四百二十六年，中积一百二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四日二六○八，冬至四十○日七九九二，闰余七日五五四九二，一天正交泛一十七日五六九五九一，入转五日四三四七七九，经朔三十三日二四四二七九，九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四一○五七【入日食限】经朔二十八日五五○二○九，入缩历一百○五日一二九四五九，缩差二度三五二五，入转二十五日一九四七○九，迟差二度九○○三，加差四刻八四○三，九月定朔二十八日五九八六一二【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戌年，距离积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中积一百二十五万六千○六十九日九八九二，冬至二十五日○七○八，闰余四日四五八四六二，天正交泛一十三日四二六六一，入转一十四日九八六八三八，经朔二十○日六一二三三八，五月朔交泛二十七日三三六八二四【入日食限】经朔二十三日三○六九三八，入盈历一百七十二日七二五○九六，盈差○度四六四六，入转二十六日八四二七九六，迟差○度九○四七，加差一十一刻三九二七，五月定朔二十三日四二○八六五【丁亥日已正初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入度。那么仲康刚即位的那一年，是五月丁亥朔日食，不是季秋月朔，食在东井，不是在房宿。在位十三年中，只有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却又与经文“肇位四海”不合，而且食在氐末度，也不是房宿。历法的疏密，验证在交食，虽然千百世以上的规程不差，没有不可以。用筹策穷究它，用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错误地附在“肇位四海”之后；用元年五月朔日食，而错误地写成季秋集房的文字，都是不对的。昔《

译《史记》《汉书》《荀悦汉纪》都记载说，汉元年冬十月，五大行星汇聚于东井星宿，这一记载在史册中流传了六百四十五年。后来，北魏的高允对崔浩说：“这段史书记载是错误的。”查考星象传记，太白星（金星）和辰星（水星）总是依附太阳运行，十月太阳位于尾宿和箕宿，黄昏时从申方之南隐没，而东井星宿正从寅方之北升起，这两颗星怎么可能背离太阳运行呢？这是史官想要神化这件事，不再用道理去推究。崔浩说：“天象如果要发生变异，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高允说：“这不能用空话争辩，应该再仔细审察。”后来过了一年多，崔浩对高允说：“先前所讨论的，原本没有放在心上，等到重新考究，果然像您所说，五大行星是在前一年的三月汇聚于东井，而不是在十月。”众人都赞叹信服。又过了六百二十七年，宋朝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才删去这一记载，大概史学家必须核实事实就是如此。何况如今历学大大昌明，远远超越前代，不难彻底删改已经形成的案卷，而魏晋间的书籍却出自一个狂妄之人，多凭虚妄安处之论，用历法来衡量则不符合天文，用礼制来衡量则不符合夏朝制度，屡次用道理折服它既像那样，再用数字参验它，又如此错误。难道说天下万世的人两眼都瞎了，而没有一个人起来纠正它吗？好啊，元行冲有话说：“拘泥于章句的学者，对于知晓新理有所迟疑，对于沿袭旧说却果断坚持，等到百年之后，应当会有明智的君子，遗憾不能与我同处一个时代。”我实在有这样的慨叹啊。

译查我先前引用《诗小传》，说《诗经》中的月份都采用夏历正月，没有采用周历正月。自从郑玄笺注《十月之交》认为是周历正月，即建酉之月（十月）之后，后来虞喜造《梁大同历》果然推算出在周幽王六年，怀疑出自傅说之防（此处“防”通“方”，指方法或依据）。这也是不通晓历法时的言论。现在用历法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年，距离至元辛巳年二千五百零六年，中间累计七十五万零九百四十二日六十九刻，冬至在十二日三十六刻【丙子日辰时冬至】，推步至十月建酉的朔日，得到定朔二十七日三十七刻【辛卯日辰正四刻合朔】，交泛十四日五十七刻【进入日食范围】，这一天辰时发生日食。不仅是虞喜，就连唐代的道士傅仁均、僧人一行也推步得出这一天发生日食。由此可知郑康成精通历学。本传称他起初通晓《三统历》，注释中有《乾象历》，感叹《经解》中有不可完全拘泥于常理的地方，这类情况就是如此。孔颖达疏说：汉代通儒中没有用历法考证这个辛卯日日食的，似乎是郑康成考证之后才作此笺注。但他又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周厉王所作，自相矛盾，应当删去这一条笺注。至于郑康成的门人东莱人王基说：用历法校核，自共和以来，到周幽王时代，没有周历十月、夏历八月辛卯日发生交防（日食）。想以此作为共和之前的日食，更是糊涂。这段文字简直可以直接录入《正义》。

又查王应麟说：考证《通鉴》《皇极经世》，秦始皇八年岁在壬戌，《吕氏春秋》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申】”，历法有两年之差。后来的算历者，对于夏历的“辰弗集于房”、周历的“十月之交”，都想用术数推算，也太粗疏了。这也是不通晓历法的言论。《吕氏春秋》记载秦八年有“秋甲子朔，朔之日”的文字。始皇八年壬戌年，距离至元辛巳年累计一千五百一十九年，中间累计五十五万四千八百零五日六三六，冬至在九日四二四【癸酉日】，闰余四日三一九六，天正经朔五日六○四三○九【己巳日】，加上十朔实二百九十五日三○五九三九，得到九月经朔○日四○九四【甲子日】，这一年秋天恰好有甲子朔，那么岁在涒滩应当作岁在淹茂才是对的。如果必定是涒滩，那么维秦六年秋天没有甲子朔就可以知道了。“涒滩”二字是传抄之误。宋代刘敞，是本朝人，推其博学为秦汉以来所无。我却说王应麟似乎几乎超过他。然而两位公在历学方面却是这样。大概历学有三类：一是明经的儒生，二是精算的士人，三是专门的学者。两位公或许以博学雄冠千古，至于精算和专门方面，自觉稍逊一筹罢了。

又查“辰不集于房”，在《左传》杜预注中说：“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则食。”如果这样，与房宿绝无关系。这是《夏书》的文字，应当在建巳正阳之月（四月），所以应当用瞽奏鼓的礼仪，而伪造古文的人似乎错认为是房宿。大概九月日月会聚在大火之次，房心共为大火，掩蚀在房宿，所以冠以“乃季秋月朔”五字，这正是其致误的原因。我曾经思考《书序》“羲和湎淫，废时乱日，乃徃征之作，乃征”不详是哪位王的时代。太史公固然接受逸书二十四篇内有《胤征》篇，知道出自中康之世，所以《夏本纪》说：“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乃徃征之作，乃征。”不说是“帝中康初”，而说是“帝中康时”，最确切。因为我推步以历，仲康十三年中，只有十一年壬申年，距离至元辛巳年累计三千四百二十九年，累计一百二十五万二千四百一十七日五六一二，冬至十七日四九八八，闰余二十四日六二三五二三【闰四月】，入转七日七四九七七，交泛二十六日四六三七五七，经朔五十二日八七五二七七，闰四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一六一七四七【进入日食范围】，经朔五十○日○五八八三五，盈历一百五十二日五六○○三五，入转一十九日六○五七二七，迟差五度三○八二，盈差一度三一，加差四十五刻，定○五十○日五○八八，是闰四月甲寅日午时日食。又推步至十二年癸酉年四月戊申日酉正初刻合朔，也进入食限，加气时视三差，于是戌时初亏，在地面上人眼不能看见，食无容伐鼓取币以救之，那么瞽奏鼓等礼仪确实在十一年闰四月朔无疑了。伪造古文的人，如果知道这个，将“肇位四海”改为“即位十一年”，将“季秋月朔”改为“闰四月朔”，既符合历法，又协典礼，即使有百口，岂能折其角哉！唉，我笑他智慧不及此。

又查王子充怀疑《夏小正》不与《禹贡》同列百篇书，恐怕是后儒所托。有人说唐代一行用历术推算，知道它确实在夏时，为《夏书》可无疑。王子充又认为不然，说：“天虽高，星辰虽远，苟求其故，则精历数者悉所能考。大概自上古以来，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数，无不可知。何况在夏后之世，安知不是精历数者逆考而溯推之，求其故以著于书？”

译又怎么可以就相信它而不怀疑呢？那么，即使征验与历法相合，也不无可疑之处，何况并非如此呢？这又是一个辩驳。

译又查考郑康成虽然精通历法，但在天文分野的说法上，仍然沿袭旧有的传闻。然而直到唐代僧人一行，才将这一学说阐发得毫无遗漏，深深契合《周礼》中保章氏以星土辨别九州的意义。我曾从《唐书·天文志》中删减概括其文辞，用来弥补郑康成注解的不足。其文辞说：天下的山河形象，存在于南北两戒之中。北戒从三危、积石山开始，依托终南山地络的北面，向东到达太华山，越过黄河，沿着雷首山、底柱山、王屋山、太行山，向北抵达常山的右侧，然后向东沿着边塞城墙到达秽貊、朝鲜，这叫做北纪，是用来限制戎狄的。南戒从岷山、嶓冢山开始，依托地络的南面，向东到达太华山，连接商山、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从洛水之上向南越过长江、汉水，沿着武当山、荆山到达衡阳，然后向东沿着岭徼到达东瓯、闽中，这叫做南纪，是用来限制蛮夷的。所以星传称北戒为胡门，南戒为越门。黄河发源于北纪的源头，沿着雍州北部的边界到达华阴，与地络相会合，并行向东到达太行山的弯曲处，分流向东流去，与泾水、渭水、济水互为表里，称为北河。长江发源于南纪的源头，沿着梁州南部的边界到达华阳，与地络相会合，并行向东到达荆山的南面，分流向东流去，与汉水、淮水互为表里，称为南河。所以在天象上，尧舜分陕而治，作为两河的界限，五服的诸侯都在其中。从陕地以西为秦、凉，北纪山河的弯曲处为晋、代，南纪山河的弯曲处为巴、蜀，都是凭借险要地势使用武力的国家。从陕地以东，三川、中岳为成周，西边直到外方山、大伾山，北边直到济南，直到淮河东面到达巨野，为宋、郑、陈、蔡、河内，以及济水北岸为邾、卫，汉水以东、淮河之南为申、随，都是四面受敌而崇尚文化的国家。北纪的东端到北河的北面为邢、赵，南纪的东端到南河的南面为荆、楚。从北河下游向南直到泰山为三齐，夹着碣石山右侧为北燕。从南河下游向北直到泰山为邹、鲁，向南渡过江淮为吴、越，都是凭借大海从事货物贸易而富庶的地方。从黄河源头沿着边塞向北向东直到大海为戎狄，从长江源头沿着岭徼向南向东直到大海为蛮越。观察两河的星象以及银河的始终，分野就可以知道了。在《易经》中，五月一阴气产生，银河在天稷之下潜藏萌发，进而到达井宿、钺宿之间，得到坤维之气，阴气开始到达地上，银河上升，开始与列宿七纬之气相通。东井占据百川的上游，所以鹑首为秦、蜀的废墟，得到两戒山河的源头，银河到达坤维右侧，逐渐上升开始位于列宿之上，觜觿、参伐都正对着天关的标志，而在黄河之北，所以实沈的下游得到大梁，距离黄河稍远，涉及阴气也深，所以其分野从漳水之滨背靠恒山，位于北纪众山的东南，外接髦头之地，都是黄河之外的阴国。十月阴气前进越过干维，开始上达于天，银河到达营室、东壁之间，上升之气全部穷尽与内规相接，所以从南正到达西正，得到银河上升之气为山河的上游；从北正到达东正，得到银河下降之气为山河的下游。陬訾在银河升降之中，位于水行的正位，所以其分野应当在中州河济之间。况且王良、阁道从紫垣跨越银河到达营室，是上帝的离宫，内部连接成周、河内，都是豕韦的分野。十一月一阳气产生，银河逐渐下降退到艮维，开始向下连接于地，到达斗建之间又与列舍之气相通，在《易经》中，这是天地开始交泰的象。越过析木津，阴气更加下降进而到达大辰，上升阳气相会合而银河沉潜于东正之中，所以《易经》说“雷出地曰豫，龙出泉为解”，都是房、心的象。星纪得到银河的下游，百川归附于此；析木是银河的末端，山河的尽头，所以其分野从南河下游穷尽南纪的弯曲处，东南背靠大海为星纪；从北河末端穷尽北纪的弯曲处，东北背靠大海为析木，背靠大海是因为银河的阴气。只有陬訾内部连接紫宫，位于王畿河济之间，降娄、玄枵与山河首尾相距较远，邻近颛顼的废墟，所以是中州背靠大海的国家。其地位于南河之北，北河之南，以泰山为界直到东海。从鹑首越过北戒向东为鹑火，得到重离的正位，轩辕的废墟在此，其分野从黄河与华山的交界处，向东连接祝融的废墟，北边背靠黄河南边到达汉水，大概是寒暑均衡的地方。从析木纪天汉向南为大火，得到明堂上升之气，天市的都城在此，其分野从巨野、泰山向西到陈留，壮盛地背靠河济南边到达淮河，都是和气分布的地方。阳气从明堂逐渐上升到达龙角为寿星，龙角称为天关，在《易经》中是阳气决断阴气的夬象。上升阳气越过天关得到纯乾之位，所以鹑尾正对建巳之月，内部排列太微为天廷，其分野从南河背靠大海，也是纯阳之地。寿星在天关之内，所以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南，北边连接太室山的东边。从阳城与之接壤，也是巽维之地。银河从坤维到达艮维，为地纪；北斗从干维携带巽维，为天纲。其分野与帝车相直，都是五帝的废墟。配合咸池之政，而在干维内部的，是降娄，所以为少昊的废墟；顺应北宫之政，而在干维外部的，是陬訾，所以为颛顼的废墟；完成摄提之政，而在巽维内部的，是寿星，所以为太昊的废墟；颁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维外部的，是鹑尾，所以为烈山

译有熊氏的故地。居于四海之中，承受太阶之政的是轩辕氏，所以称为有熊氏的故地。木、金二行获得天地的防气，其神灵主宰季月；水、火二行获得天地的章气，其神灵主宰孟月。所以章道存在于至防之中，道存在于终始之间，这都是阴阳变化的关键所在。如果防气沉潜而不能及，章气高明而过于亢奋，都不是上帝所居之处。斗杓称为外廷，是阳精散布的地方；斗魁称为防府，是阳精回归的地方。斗杓用来治理外部，所以鹑尾对应南方负海的国家；斗魁用来治理内部，所以陬訾对应中州四战的国家。其余排列在银河阴面的星宿有八个，对应负海的国家；在银河阳面的星宿有四个，对应四战的国家。降娄、虚、危对应东海，其神灵主宰岱宗，岁星位于此处；星纪、鹑尾对应南海，其神灵主宰衡山，荧惑位于此处；鹑首、实沈对应西海，其神灵主宰华山，太白位于此处；大梁、析木对应北海，其神灵主宰恒山，辰星位于此处；鹑火、大火、寿星、豕韦对应中州，其神灵主宰嵩丘，镇星位于此处。近代那些谈论星土配属的儒者，有的以州划分，有的以国划分，虞、夏、秦、汉各代郡国的设置废置并不相同。周朝兴起时，王畿方圆千里；等到它衰微时，仅仅得到河南七县。如今天下已经统一，却只把鹑火当作周的分野，那么疆界就错乱了。战国七雄初期，天下的地形，韩国处于弱势而魏国处于强势。魏国土地西至高陵，包括河东、河内，北至漳水、邺城，东分梁、宋，直到汝南；韩国占据全部郑国的土地，南至颍川、南阳，西达虢略，据守函谷、固守宜阳，北连上地，都绵延横跨数个州郡，交错如锦绣。考察云漠山河的象数，多的甚至达到十余个星宿。后来魏国迁都大梁，那么西河就合于东井；秦国攻取宜阳而上党则并入舆鬼。当战国尚未灭亡时，星家的言论屡次有明显的应验；如今它们都同在京城附近了。然而有些人仍然拘泥于《汉书·地理志》，只知固守，对于甘德、石申的遗术却不知变通。通晓数术的人，又知道古代的星次与节气相关联，各自依据当时的历数与岁差迁徙有所不同，现在更以七宿之中划分四象的中位，从上古历法的起点开始用度数来记录，并标明其分野。那些州县虽然隶属不同，但只是依据山河来划分罢了。

译又查考黄宗羲《太冲亦今知历法者文集》说：沈存中说，卫朴精通历法，春秋时期的日食共有三十六次，推算精密的也不过能算出二十六七次，一行算出二十七次，卫朴却算出了三十五次。只有庄公十八年的一次日食，古今历算都不符合食法，怀疑是前代史书记载有误。王伯厚的说法源自于此。我读《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两次记载日食。历法家如姜岌、一行都说没有连月频繁发生日食的道理，《授时历》也说二十一年己酉中积六十六万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推算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时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进入食限，这是正确的。推算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超过交限，所以姜岌、一行的说法是正确的。西洋历法则说日食之后，越过五月、六月都能再次发生日食，一年两次日食的情况是有的，但连月发生日食的情况是没有的。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〇宫〇九度五一二八，进入食限；十月朔一宫一十度三一四二，不进入食限了。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〇宫〇三度一九三五，进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宫三度五九四九，不进入食限了。由此可知卫朴算出三十五次是欺骗人的。他说庄公十八年的一次日食，历来不符合食法，查考这一年乙巳岁二月有闰月，到三月实际是四十九日一十三时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宫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符合食限。卫朴大概不知道有闰月，所以推算不能吻合。卫朴对于他不认为符合食限的自认为算对了，对于符合食限的反而说算错了，不知他有什么说法。卫朴，是我家乡山阳人，与沈存中同时代，那么过去称沈存中尤其精通星历，也是不对的。

第八十二

蔡氏《书集传》我不责怪他讲道理，而责怪他讲历数。历法尤其是历数中最大的学问。帝说：“咨汝羲暨和。”这一节完全采用朱子订正的传文，既不是尧历也不是宋历，大概是从孔颖达的疏中采来的。虽然也明白清晰，然而还不如《授时历》、《时宪历》两部历法精密。我因此用这两部历法的道理和历数补注《尧典》，其文辞说：“论其道理，天周的天度，岁周的日数，都是三百六十五而又有余分。从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为一周期，三百六十五日而太阳运行一周。总共四周积一千四百六十日，则余一日。分析开来，则是四分之一。经文中说六日，是举其成数。从正月朔日到十二月晦日为一岁，得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个月的晦朔终结。朱子说：‘合气盈朔虚而闰生。’大概一岁有二十四节气，假如一月约计三十日，则应该十五日交一个节气。然而周期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给二十四节气，则不止于三百六十日，所以必须十五日零二时五刻为一节，三十日五时二刻为两节，这就是所谓的气盈。月的合朔二十九日半，则月不能满三十日的数目。积十二月三百六十日计算之内，虚五日零六时三刻，这就是朔虚。所以每年常有六个月小，只得三百五十四日。气盈在三百六十日之外有五日零三时，朔虚在三百六十日之内有五日零六时三刻，则一岁之间大约多出十日零八时。三年则多出三十二日有余，所以设置闰月。三年一闰，即以闰月计算，也不需要三十二日有余。所以置闰的方法，先前是三年一闰的有三次，接着是两年一闰的一次，随后又是三年一闰的两次，接着是两年一闰的一次，像这样经过七次闰月然后气朔分齐，这是一章。论其历数，天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岁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而日与天合，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积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而月与日合十二微。通计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三十六刻七十一分一十六秒，是一岁月行的数目，日与天合，而多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为气盈。月与日合，而少五日六十三刻二十八分八十四秒，为朔虚。合气盈、朔虚，共得十日八十七刻五十三分八十四秒，为一岁闰率。三年一闰，则三十二日六十二刻六十一分五十二秒；五年再闰，则五十四日三十七刻六十九分二十秒；十九年七闰，则二百六日六十三刻二十二分九十六秒。大概不采用积年日法，而是以实测得到，难道不比订传的原本正义更优越吗！蔡所性仲全说得好：‘乐律自汉代以后日益疏漏，星历自汉代以后日益精密。’梅文鼎定九说：‘世道愈降而愈精的只有历法。’而从羲和以来，数千年共同治理一件事的，也只有历法。唐苏源明常对人说：‘我不幸生在衰俗，

译我所不遗憾的，是结识了元紫芝。如果生在今世，距离唐代就更为遥远了。我不仅不遗憾，而且非常庆幸的是，得以与各位君子交往，透彻了解今天的历法，这难道是前代人所能企及的吗！」据蔡传记载：「月亮累积二十九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七’应当作‘九’。」总计得到三百五十四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二百」应当作「三百」。坊间刻本都错了，而学习的人却不知道。

译又据朱子所说，羲和就是下面提到的四位官员，有人说是羲伯、和伯，共六人，这未必正确。金仁山考证《尚书大传》记载，舜巡视四岳，演奏羲伯之乐、和伯之乐，那么羲伯、和伯应当有其人。大概四位官员分掌职事，必定有两位伯来统领他们，否则历法就没有统属了。这个说法确实确切。羲伯、和伯的官署在国都中，四位官员则分别派遣，到四方极远之地进行测验。羲伯、和伯相当于现在的监正、监副，四位官员则相当于现在的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如果羲和就是那四位官员，当他们分别被派遣远出时，突然遇到休咎祥瑞，谁来向上报告呢？又古代太史的职掌是观察天文、记录时政，大概是将占候、纪载之事，由一人统管。汉代太史公掌管天官，不治理民事，而防备《史记》石室金匮中的书籍，还是这样的职责。四位官员都离开了帝王的左右，谁来执笔记录呢？这必定不是这样。晁说之说：“用闰月来定四时，古文‘定’字作‘正’，到开元年间才误作‘定’。”我考证《史记》尧纪作“正”，《汉书》历志作“定”，难道卫包也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晚出的书多出自《汉书》，所以依从《汉书》吗？不然的话，“定”字不如“正”字明显，为何胡乱改到这种地步。

又据朱子所说岁差，刘焯取两家的中间数，以七十五年为一度较为接近，但也还不够精密。我认为直到元代郭守敬用周天周岁强弱相减，差一分五十秒，积累六十六年八个月而差一度，计算过去减一算，计算未来加一算，岁差才开始精密。明代郑善夫接着说，确定岁差应当在二至余分的丝忽之间确定岁法，在气朔盈虚的一画之际确定日法，在日月交食的半秒难分之处确定日月交食，然后历法才开始精密，这些都是此前朱子所未曾听说过的。

有人问：“授时历夏至昼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昼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与蔡传‘日永昼六十刻，夜四十刻；日短昼四十刻，夜六十刻’不同，您不以此驳斥蔡传，为什么呢？”我说：“前人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了。地势有在南、在北的不同，蔡氏根据地中而言，所以昼夜刻数长极于六十，短止于四十；授时历根据燕都而言，所以昼夜刻数长极于六十二，短极于三十八。它们不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凡是我驳斥蔡传的，哪里是不得已呢？

有人问，历法既然没有连续月份日食的事情，那么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四次记载日食，两次是连续月份的日食，难道春秋就不能作为信史了吗？我说：春秋固然是信史，但那时史官失职，闰余错乱次序，从古以来没有比春秋时代更严重的，那么难以相信也没有比春秋这本书更甚的了。就以日食来说，二百四十二年应当有四百八十四次交食，除去交而不食以及合朔在夜间、人眼看不见的，按四分之一估算，仍应当有一百二十多次日食，为何只有三十多次这么少呢？春秋的失误，一是以三十多次日食论，有误五为三的，庄公十八年【上黄太冲推算三月日食与春秋相符是误也，详见我潜邱劄记】僖公十二年是有误三为二的，文公元年是有误十为七的，宣公八年是有误九为六的，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后月作前月，不应闰而闰，先时的，隐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庄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后月，应闰而不闰，后时的，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至于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应当在四月，然而却在亥时日食，不是白天的日食，为何错误到这种地步？春秋的失误之二，则由此推知，没有连续日食却记载连续日食，它的错误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只是导致错误的原因，千年来学习春秋的人很少涉及，只有金坛蔡仲全告诉他的弟子秦云九说：“想是因为当日史官算错了一个闰月，误将二十一年的九月当作十月朔日日食已经写入史书了。后来又误将二十四年七月当作八月朔日日食已经写入史书了。后来发现其失闰不合，于是于两年各补足一个闰月，记为二十一年九月朔日日食、二十四年七月朔日日食，两册都保存下来，而后来的修史者一并录入了。”那么这是史官的次序失误罢了。有人说：“恐怕不能以此贬低孔子的地位，假如孔子不知道这是历法错误呢？为何称为生知的圣人，假如孔子知道其错误却仍然沿用呢？为何称为已修春秋之事，哪有比明晓天道更大的事呢？”我说：“刘〇本来就有话说，汉魏以来八百多年都没有连续月份的日食，天道运转，古今是一样的。后世既然没有这种事，前代道理也应当如此。大概其”字则变古为篆，改篆为隶；书则缣以代简，〇以代缣。经历多年，数次丧乱，或许转写错误失去了本真。先儒因循，不敢更改。我说这或许是错简吧？如《论语》“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脱简于齐景公“章”内，而错简于是“惑也”之下；《乐记》“寛而静”四十九字，脱简于“吾子自执焉”之

译简册脱落，而错简于“五帝之遗声也”之下。等到程子、郑康成出现，才刚开始觉悟。推测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或之后，必定有某公某年，“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简册在那里脱落，而在这里错置。事情本来就有这样的道理，或许是一种解释。接着想到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出现蝗虫，季孙向仲尼询问。仲尼说：“我听说，大火星隐没后，冬眠的昆虫才会全部蛰伏。现在大火星还在向西流动，这是掌管历法的官员失误。”周历的十二月，相当于夏历的十月，大火星是心宿之星。九月黄昏时，火星出现在西南方，逐渐向下流动；十月黄昏时则隐没。现在十月火星还在向西流动，这是历官漏掉了一个闰月，把九月当作十月了。九月初尚且温暖，所以会有蝗虫。仲尼虽然说了，季孙却没有改正。第二年十二月又出现蝗虫，实际上是周历的十一月。再下一年，孔子因获麟而感慨，作《春秋》。这两次蝗灾是他亲眼所见。对于不远的事情，仍然沿袭错误而不删削，那么由此推知，对于没有日食却误书的情况，他不删削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桓公十四年夏五谷梁说：“这是传疑。”孔子难道不知道“阙防”是“月”字吗？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甲戌是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是今年正月六日，因为陈国动乱两次报丧，所以根据报丧记录两处都书写。孔子难道不知道甲戌不是正月吗？因为而不改正，大概是因为他的谨慎。况且《春秋》书法的重点，最在于人事，其教化所存，文字所害，就删削而纠正它，以显示劝善惩恶。其他如历法属于天道，即使使用旧史，错误已在过去，从何追回？如果一定要取而纠正它，那么现在的历法上推哀公十一年应当闰二月。像这样史书旧载五月“公防吴伐齐”的，孔子新修《春秋》，将写成六月“公防吴伐齐”，难道不骇人听闻吗？况且全部取而删正，凡二百四十二年间，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很少有随之而不错置的。孔子是大夫，敢擅自更改本国的正历而招致千种罪过吗？这是圣人无可奈何的想法，又不仅仅是阙疑而已。千年来学习《春秋》的人所未觉察，我特别揭开它的蒙昧。有人说：“你辨明《古文尚书》，而旁及于《春秋》为什么呢？”我说：“挚虞曾经赞赏杜元凯《释例》，说‘《左传》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阐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我还有这样的志向。”

译又查董仲舒认为，鲁襄公二十四年连续发生日食，且又是全食，这是阳气将要断绝、楚子作为上国君主的征兆，后来果然应验。杜预在《长历论》中说：“春秋时期有连续数月发生日食的，也有隔多年才发生日食的，其规律不能一概而论。”杨士勋在《谷梁传疏》中辩解道：“现在的历法中没有连续发生日食的道理，怀疑古代或许有这种情况。”《汉书·高帝本纪》中也曾经记载过连续发生日食。赵汸（字子常）又援引汉文帝三年十月晦日、十一月晦日都发生日食的记载，指出汉初二十八年中连续发生日食，后世再没有这种情况，所以不能用常理来推断。我不由得笑儒者对历法如此不明，于是用《授时历》的方法推算得出：汉高帝三年丁酉年，距离至元辛巳年累计一千四百八十四年，中间累计五十四万二千零二十二日零七二二五六步。到本年十一月，经朔在十日三五一○七六【甲戌日】，定朔在十日四五八一七六【合朔在午时初刻】，交泛在十四日四○七五九【进入日食范围】；十二月经朔在三十九日八八一六六九【癸卯日】，交泛在十六日七二六三三七【太阳已过中天，交泛不进入日食范围】。因此《汉书》记载冬十月甲戌晦日发生日食，是汉代历法疏漏，误将十一月甲戌朔日当作前月的晦日。又记载十一月癸卯晦日发生日食，则是记载错误，况且癸卯是十二月朔日，不进入日食范围，又怎么会是晦日呢？《五行志》说：“十月甲戌晦日发生日食，在斗宿二十度。”推算这一年冬至日躔在斗宿十九度，丙子日冬至，那么甲戌日在前两天，日食应在斗宿十七度，斗宿对应吴地，说成燕地，也不对。再推算汉文帝三年甲子年，距离至元辛巳年累计一千四百五十七年，中间累计五十三万二千一百六十日四四五三四九步。到本年十一月，经朔在三十三日五六九一八九【丁酉日】，定朔在三十三日五三五九八九【合朔在午时正刻三刻】，交泛在二十六日八○○五六四【进入日食范围】；十二月经朔在三日○九九七八二【丁卯日】，交泛在一日九○六七○九【太阳已过中天，交泛不进入日食范围】。现在《汉书》所载的错误之处与高帝三年相同。《五行志》说：“十月丁酉晦日发生日食，在斗宿二十二度。”推算这一年冬至日躔还在斗宿十九度，戊戌日冬至，那么丁酉日在前一天，日食应在斗宿十八度。总之，连续两个月发生日食，是千古所没有的，不必再辩驳。晦日发生日食，是因为历法疏漏，误将本月的朔日当作前月的晦日罢了。

又查蔡仲全说：历法在汉初尚且失传。如《资治通鉴纲目》：惠帝七年癸丑正月朔日发生日食。《汉书·五行志》记载谷永占卜说岁首正月朔日发生日食，这是三朝尊贵者所厌恶的。《纲目》书法说：日食发生在三朝是大变。这一年八月有汉惠帝去世的丧事。李淳风等人认为这是日食应验，司天监的人沿袭这种说法。现在用《授时历》上推这一年，十一月闰余分二十九日有余，这个月二十九日冬至，即闰十一月。汉代历法漏掉一个闰月，于是将十二月朔日当作这一年的正月朔日，哪里知道日食并非在正旦呢？那么谷永的占卜有什么依据呢？至于京房《易传》：凡是日食不在晦日或朔日，名叫薄蚀，则根本不知道交转、交终是什么事了。可悲啊！又说：汉武帝太初元年，《纲目》大字书写丁丑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祭祀明堂。《前汉书》则记载在丙子日，大概是班固使用夏正。朱熹则认为汉朝继承秦历以十月为岁首而书写，其方法没有两样。《史记》误将这一年记为甲寅年，则与《纲目》相差二十三年了。我按《史记》甲寅年固然不是《纲目》中的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现在用《授时历》推算，这一年十一月癸巳朔，步至二十九日辛酉午时冬至，又推算十二月癸亥日辰时合朔，十二月初二才是甲子日。汉代历法在十一月前误置一个闰月，于是将十二月当作十一月，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无余分为历元，不知道十一月癸巳朔不是甲子，十一月二十九日辛酉冬至不是朔旦，十二月癸亥朔不是十一月朔甲子，十二月初二日甲子不是朔日。汉代历法误将前月二十九日的冬至加在后月的朔日，将后月第二日的甲子加在天正的朔日，其错误太严重了。《纲目》书法说：武帝元鼎五年曾书写十一月朔日冬至亲自郊祀，见不书写某甲子。于是年祭祀明堂则书写甲子朔旦，为何重视历纪呢？至于朔日相同是常事，甲子朔旦冬至是非常事。用非常之历纪举行非常之祀典，且以至朔同日确定改正之历元，这难道是小事，而谁知道这个朔日不是甲子呢？况且推算元鼎五年朔旦冬至实为己卯，与《授时历》相符。太初丁丑距离元鼎己巳才八年，而又至朔同日：“决无此理，其为错误，还有什么怀疑的？”

又查《洪范》篇自有传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星都承接上文箕、毕二星而来，没有容易解释的。近代西方人穆尼阁著《天文实用篇》，专门测量各方风雨，其方法以月亮为主，五星冲照而风雨生焉。这是月之从五星，又并非完全贴合经文中的星宿而言。历历验证而没有差错，

译真是如此啊！道理达到极致时，不会因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身份而有差别；义理深奥之处，也必定要跨越数千年才逐渐显露出来。因此将这种说法记载在这里。

译有人问：“月亮运行到毕宿，就会大雨滂沱吗？”这句话出自《诗经·小雅》。“月亮运行到箕宿，就会风起扬尘。”这句话出自《春秋纬》的记载。郑玄引用纬书文句来解释《尚书》，这是可以的。如今孔安国也这样说，这难道不是《尚书》传文产生于哀帝、平帝之后的一个证据吗？你为什么不提及我呢？回答说：孔颖达的疏证也有这个意思。然而汉代《天文志》说箕星主风，是东北方的星宿。下面紧接着说《尚书》中“星有好风”，似乎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占验。撰写《春秋纬》的人，也不过是陈述这种说法罢了，并非凭空捏造。《尚书》传文即使真的出自汉武帝时期，又何妨作这样的解释呢？《史记·天官书》不也有轸星好风的说法吗？星占学中不也有东井星好风雨的说法吗？大概二十八宿各自都有其性情。用这些来诘难孔安国，不足以让他无言以对。

又查考《天官书》和《天文志》都记载：轸宿是车的主星，风大概是轸车运行的象征，与防同处一位，作为风车，行动迅速，与此相似。蔡沈的传注误写成了雨。孙武子也说：箕、壁、翼、轸这四个星宿，是风起的日子。

又查考《书集传》说：太阳有固定的中道，月亮有九条运行轨道。到了夏至，从赤道偏移四十七度，这些说法都出自《天文志》。这种说法，历代沿袭，所以蔡沈也推崇这种学说。但是这九条轨道，虽然有名目，却没有推算的实际依据。唐代一行才依据刘洪的迟疾阴阳历，著《九道议》。他的说法是：冬天进入阴历，夏天进入阳历，月亮就运行在青道；夏天进入阴历，冬天进入阳历，月亮就运行在白道；秋天进入阴历，春天进入阳历，月亮就运行在朱道；春天进入阴历，秋天进入阳历，月亮就运行在黑道。大致都是兼用两条轨道而分别主宰八个节气，符合四正四维的位置。大概到了这个时候，月亮的轨道才开始有了推算的方法。等到元代郭守敬，就把月亮所运行的轨道统称为白道。而白道与黄道相交的地方，称为交点。有正交，有中交，有半交。正交，是交点的开始，称为天首；中交，是交点的中间，称为天尾。天首天尾就是罗睺和计都。半交，是在两个交点的中间，与黄道相距六度的地方。月亮每月运行交点一周，称为一交。每次交点退行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总共二百四十九次交点，天就完成一周，称为交终。总共十九年，月亮就遍历九条轨道。这三种学说，每次演进都更加变化。世上的人读后产生疑惑，怀疑这三种学说或许相互违背错误。我曾经伏案阅读并深入思考，才知道古人推算月亮的方法，其大体原则未曾不合，只是古代粗略而现代精密罢了。为什么呢？古人所说的月亮有八条轨道，出于黄道的东西南北，并不是说月亮只运行在四个正方向。大概是将黄道分为四份，分之后月亮所运行的虽然不同，总不出这四个方向罢了。如果像唐代史志那样分为四正四隅，正于春秋的，半交在冬夏；正于冬夏的，半交在春秋。四维的位置都是这样，虽然疏密似乎有所不同，实际上也是为了阐明八条轨道。总之，月亮的轨道难道只有八条而已吗？计算月亮运行天一周，一年总共二十六次出入于黄道。所以一行《大衍历》增减九道为图二十六，而每年二十六次之出入，其图又不可以固定。于是又推究其数理，引申扩展，每节气移动一候，月亮轨道所差的增减为九分之一，分为七十二候来防范九条轨道。并且说月亮交点一终退行前次交点一度多，这是他所推算的比前人更加精密了。然而总之不离乎九道的说法。只有郭守敬则略去九道，而直接用白道命名月亮轨道。所谓每次交点退行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就是计都罗睺的运行度数。用计都罗睺的运行度数来求月亮轨道的变动，那么六千七百九十三天之间，没有不可以考察其度数所离开的星宿的。所以月亮轨道的变动，大致每次退行一交，就更换一条轨道。六千七百九十三天，相当于十八年二百一十五天零，这期间月亮轨道总共二百四十九次变化，而天才完成一周。如果用九道来言，那么在青、朱、白、黑这四条轨道上，应该各经历一千六百九十八天零。所以说十九年遍历九条轨道。与班固《天文志》、一行的说法，大致相似，只是这个更加精密罢了。有人说白道一周，是以交于黄道而言的，却以周天而言为什么呢？赤道有星宿度数可以记载，而黄道则有度数没有星宿。月亮轨道出入于黄道，而黄道又出入于赤道，所以先求黄白相交的度数，即推算赤白相交的度数。根据其赤道相交的度数，即推算白道的星宿次序。用白道星宿度数的积累比较赤道星宿度数的周天，那么白道的度数大约收敛一度半，而密移于黄道的，也应该一度半了。这白道的周天，不但应当求之于黄道，而又应当求之于赤道，然后才是最为恰当而不可改变的。简而言之，天有赤道，亘古不变。至于月亮有交点差，就像太阳有岁差一样。黄道交于赤道，那么一年所积累的才开始有分秒之差；白道交于黄道，那么一次交点之差已经移至一度半。太阳的差大约二万四千五百年完成一终，太阴的差完成一终则十九年弱而已。大概太阳运行缓慢而月亮运行迅速，所以它们差别的不同竟然如此。总之它们都是差。太阳的差，古人未曾知道，直到今天才详细知晓，那么月亮的差，又何必奇怪古代历法没有完全历数呢？一行、守敬等人直到今天

译然而开始秘密吗？又查《舜典集传》，从《天文志》所说的“云”到“转而望之”这六十二句，都出自唐代孔颖达的疏。我唯独奇怪他把“上美珠”称为“璇玑”，查考《说文解字》“璇，美玉也”，马融、孔安国的传文相同，不知为何认作珠【《宋史·天文志》也说“璇是珠的一类”】。想起《穆天子传》中“天子之璁璇珠”，郭璞注“璇，玉类也”，我认为这是似玉的珠罢了。看下面称“烛银”可以证明。《说文解字》“玑，珠不圆者”，大概因此怀疑互证，于是解释作珠吗？至于“玑，机也”，也不妥当，大概应当解释为“玑，器名”。马融传“浑天仪可以旋转，所以叫玑”。孔颖达疏“玑为转运，衡为横箫，是对的”。又其南十二度，孔颖达二作三，蔡传正之作二。宗太史令钱乐之，孔颖达遗漏了“之”字。蔡传也是这样。朱子订正传文“使其半出地上”，蔡传遗漏了四个字，并不对。

译又查历法家的说法，认为北斗魁四星称为“玑”，杓三星称为“衡”。此说出自《晋书·天文志》，蔡传也对此表示怀疑，认为经文详细而简练质朴，不应“北斗”二字使用借代名称，恐怕未必如此，这观点很有道理。然而可惜论述未尽。我曾说包牺氏仰观天象，帝喾排列星辰以昭示众人，也是对的。大概星星有其名称，未必像晋代那样一千四百六十四颗星都有名目，如此详尽。比如北斗第一至第四星为魁，第五至第七星为杓，仅此而已。至于第一星叫天枢，第二叫璇，第三叫玑，第四叫权，第五叫玉衡，第六叫开阳，第七叫摇光，分明是有的。《尧典》以后的人根据《尧典》的文字来分别命名这七颗星，就像尾宿后的一颗星主管章、祝、巫等官职一样，起初未必有名。只是因为《庄子》有傅说骑在箕尾星上并与列星并列的文字，人们便把这颗星命名为傅说。天驷旁的一颗星叫王良，起初大概名叫天马，人们因为春秋末年有善于驾车的人叫王良，死后上天配享此星，便称其为王良，后来反而说王良也叫天马了。推而广之，造父、伯乐都是如此。又如轸宿旁的一颗小星叫长沙，下方对应其地，秦国因此命名郡，汉朝因此命名国。婺女星对应金华，隋朝平定陈朝后因此设置婺州，那地方又不可与从前同日而语。我又说大禹主要命名山川，《尔雅》从“释地”以下到九河，都是大禹所命名的，也是指天下的崇山巨川而言，怎能一一都给予名称呢？比如陆机山自晋代以后才出现，郎官湖自唐代中期才命名，难道能说自有宇宙便有山川，名称就随之产生吗？仰观俯察的人，由此说来贯通，就可以没有纷纷的争议了。

又查《潜邱劄记》，恐怕世间不传，仍将其说法记载于此说：卫朴推算日食三十六次，唯独庄公十八年三月古今算法都不入食法，“独”字固然不对，黄太冲说这一年二月有闰月，三月应当发生日食，尤其不对。我推算以授时历，庄公十八年乙巳岁，距离至元辛巳中积七十一万四千四百一十八日四刻，推算到三月朔日不入食限，既然不入食限，那么夜晚也不发生日食。《春秋》推算三月日食，见其不发生日食，于是怀疑而不记载。《谷梁传》认为朔日是夜食，那就牵强附会了。依法推算这一年五月定朔四十八日六十五刻，是五月朔日壬子日申时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十七刻八十分，加时在白天，去交分入食限。《元史》说：大概是误将五当作三了。又以时宪历上推庄公十八年三月朔实防五十○日一十时三十一分【从甲子算起该癸酉日巳正二刻一分合朔】，交周九宫二十七度一十四分九秒【不入食限】，加二朔实五十九日一时二十八分，得实防四十九日一十三时【从甲子算起该壬子日未初初刻合朔，授时历则除甲子算也】，加二交周得一十一宫二十八度三四三七【入日食限，食在中交，与授时历同】。太冲明知三月朔日不入食限，却想把五月实防交周之数移至三月，说与《春秋》吻合，以驳斥大衍历、授时历的错误，借有闰月作为解释，其诬蔑上天且诬蔑人的程度太严重了。

又查《潜邱劄记》说：黄太冲说一年两次日食是有的，也未说尽，竟有三次日食的。《晋书·天文志》：惠帝光熈元年正月戊子朔，七月乙酉朔，都发生日蚀。这一年有闰十二月壬午朔，又发生日蚀。大概相距各一百七十三日有余，所以日食有三次。及我推算以授时历法，惠帝光熈元年丙寅岁，距离至元辛巳积九百七十五年，中积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一十二日三八八一二五步。至正月经朔二十四日四九五一九八【戊子日】，定朔二十四日三六八一八八【戊子日辰正三刻合朔】，交泛○日二一二八九五【入日食限】；步至七月经朔二十一日六七八七五六【乙酉日】，定朔二十一日六二五三五六【乙酉日申初初刻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一二三一○九【入日食限】；步至十二月经朔一十八日八六二三一一【壬午日】，定朔一十九日○二八三一一【癸未日子正二刻合朔】，交泛○日八二一○九九【入日食限】。这一年该闰十一月，刘羲叟《长历》作八月，自其历疏之，故而三次都入食限。只有正月七月加时在白天，能见日蚀；十二月经朔则壬午日，而定朔在癸未日子时，乃夜食不见。想当日历官见入食限，已先期奏报日食了。届时洛阳或有阴云，遂疑日食在天，书之史册，而流传至今。既无有知其夜食者，又安从知朔日之非壬午哉？《纲目》书法曰：“一岁三食，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书而已矣。”其实夜食不为灾，不应书史册，此非刘友益所知。又曰：“日食三朝大异也。”武帝世曾再书矣【咸宁三年正月丙子朔，四年正月庚午朔，并日蚀】于是又频三年见之【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八

译当年正月戊申初一，九年正月壬申初一，都发生了日食。虽然历代也没有这样的事，我曾经用历法推算，知道它们相合的是：武帝咸宁三年、太康八年正月初一进入日食范围；有推算却不显示相合的是：咸宁四年、太康七年。然而，虽然这两年不相合，但距离交点并不远，想必当时的历官偶然推算失误，于是向朝廷奏报，与惠帝时的情形相同。至于太康九年正月壬申初一，距离交点已经很远，即使历法粗略也不应该这样推算，这自然是传抄的错误。这不必用历法就能知道，为什么还要记载在史册上，让人互相惊告，认为这是天底下从未有过的变故呢？我私下认为，儒生不懂历法，终究可以说万古如同长夜一般黑暗。

译第八十三

我从前曾说，真实的事情无论到哪里都能得到贯通，虚假的事情无论到哪里都会多有抵触，如今在历法上也看到了这一点。刘歆的《三统历》中有“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的文字，由此可知该月是戊辰日初一，因为这与历法特别相关，即使是孔子壁中书散佚的章节句子，也不忍心舍弃，所以我因此相信它。然而当时没有用历法去推算，现在用《授时历》的方法向上推算周康王十二年甲戌年，距离至元辛巳年累计二千三百四十七年，中间累计八十五万七千二百二十九日六五五九○九，冬至在四十五日四○四○九一【己酉日】，天正经朔在三十六日八○一三九六【庚子日】，推算到六月建巳之月的经朔在四日四五四三六一【戊辰日恰好吻合】，那么庚午日实际上是该月的第三天，大概康王十二年岁在甲戌，这是邵雍《皇极经世》的推算结果。唐代一行制定的《大衍历》则将康王十二年定为乙酉年，六月戊辰日初一，第三天是庚午日，我考证后认为，这个乙酉年出自《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哪里像《皇极经世》的推算那样确凿呢？于是用《授时历》推算，康王乙酉年距离至元辛巳年累计二千三百三十六年，中间累计八十五万三千二百一十一日九三六八九六，冬至在四十三日一二三一○四【丁未日】，闰余二十七日五○七一五三【周正闰三月，夏正闰正月】，天正经朔在十○日六一五九五一【甲戌日】，推算到六月建巳之月的经朔在七日八○○四○九【辛未日】，这个月没有戊辰日和庚午日。有人说《竹书纪年》使用夏正，怎么知道六月不是建未呢？又推算到建未之月的经朔在六日八六○六九【庚午日】，这是初一，不是初三，果然都不符合。大概天下最可信的是经典，而邵雍推算的可信，是因为它与经典相互印证。上天眷顾宋代绝学，有继承程子的人出现而道理明晰，凡是六经中谈论心、性、仁、义等的，无不分析得极其精微，仍然可以融合为一。邵雍出现而数理明晰，凡是《尧典》中二帝的记载，推算《无逸》中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文王的年数，《洛诰》中“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参照《鲁世家》，成王七年，周公前往经营洛邑，这七年就在成王的纪年内，成王总共在位三十七年，《吕刑》中“王享国百”年，参照《周本纪》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岁，在位五十五年，去世。这百年，是指《吕刑》所作的那一年，在位仍然是五十五年，都与《夏本纪》相合。帝相去世，儿子帝少康即位，中间空缺寒浞篡位四十年，也从中补出。难道不是过去的事情顺应，邵雍不止是脚踩实地；未来的事情逆推，邵雍不止是亲眼所见。上下千万年，没有抵触的。草庐说：“孔子之后，只有邵雍一人而已。”

按：我从前援引唐代孔颖达的疏，周公经营洛邑，这一年闰九月，所以戊辰日得以成为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当时没有自己用历法推算，现在试着推算，才知道设置闰月不同是一，月的大小不同是二，《汉书·律历志》二月乙亥日初一，庚寅日望，这次推算甲戌日初一，己丑日望，不同是三，成王七年壬辰年，距离累计二千三百八十九年，中间累计八十七万二千五百七十○日○三九八二一，冬至在五日○二○一七九【己巳日】，闰余二十○日一二七一四三【周正闰八月，夏正闰六月】，天正经朔在四十一日八九三○三六【乙巳日小】，推算到二月建丑，经朔在十○日九二三六二九【甲戌日大】，三月建寅，经朔在四十○日九五四二二二【甲辰日小】，四月建卯，经朔在九日九八四八一五【癸酉日大】，五月建辰，经朔在三十九日五一五四○八【癸卯日大】，六月建巳，经朔在九日○四六○○一【癸酉日小】，七月建午，经朔在三十八日五七六五九四【壬寅日大】，八月建未，经朔在八日一○七一八六【壬申日小】，闰八月，经朔在三十七日六三七七八【辛丑日大】，九月建申，经朔在七日一六八三七三【辛未日小】，十月建酉，经朔在三十六日六九八九六六【庚子日大】，十一月建戌，经朔在六日二二九五五九【庚午日小】，十二月建亥，经朔在三十五日七六○一五二【己亥日大】，又推算到明年正月建子，经朔在五日二九○七四五【己巳日小】，那么戊辰日正是十二月的最后一天，经典的确凿可信就是这样，因此领悟刘歆将《召诰》《洛诰》排列在《武成》之后，《顾命》之前，大概是因为都使用周正。

又按：《多士》原本在《多方》之前，金仁山考证《多方》说：“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多士》说：“昔朕来自奄。”那么《多方》在《多士》之前，很明显。而从今文经以来弄错了，于是梳理纠正，将《多士》系于成王七年三月下，就是甲子日，周公朝见用书的时候。《多方》系于成王五年五月下篇，有“奔走臣我监五祀”的文字，监就是三监，说他们跟随三监在现在这五年叛乱。这书如果不是作于五年又是什么？我认为这以文

译天理，天理至极而历数不能违背，于是推演历法。成王五年庚寅年，距离积年二千三百九十一年之中，积八十七万三千三百○○日五三四三八一冬至，五十四日五二五六一九【戊午日】天正经朔二十二日六二八二一一【丙戌日】步至五月建辰之月经朔二十○日七五○五八三【甲申日】则是丁亥月的第四天。吻合如此，我想让仁山从今日起而告知他，令他补入前编。又考察解说《春秋》的人，全都用周正来解说，《周书》未见其用周正，这是不知类别。除了《武成》一月建子，二月建丑，四月建卯；《顾命》四月建卯，向所推外，这里上推《毕命》六月建巳，《召诰》二月建丑，三月建寅，《洛诰》十二月建亥，《康诰》惟三月，即是《召诰》的三月，《多士》惟三月，即是《康诰》的三月，合以《多方》五月建辰，总同一周正。然而蔡氏说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数，以寅月起数，难道不是委巷陋儒的言论吗？虽有历学，我不告诉他。

译又查蔡氏说：“夏、商、周三代的正朔不同，朝觐、防同，颁布历法、授予时节，都依据正朔来行事。”这种说法大错特错。整部《周礼》中所说的春夏秋冬，都是夏历的时节，那么春天朝见称为“朝”，秋天朝见称为“觐”，春天诸侯朝见，秋天诸侯觐见，由此可知并非以建子之月为春、秋。按时节朝见称为“防”，郑玄注：“时见是说没有固定的日期。”这与正朔有什么关系呢？殷见称为“同”，郑玄注：“众多诸侯从四方来朝见，分四季前来，也是依据夏历。”至于授予时节，是指民间耕种收获的候应。《尧典》所说的“作讹成易”，是万古不变的。难道商、周建立不同的正朔，连这个也改变了吗？没有比《周书·周月解》一段说得更好的了。赵子常概括其辞说：“夏历符合天道，百代君王所共同遵循。商朝以建丑之月为正，也是越我周朝建立正朔，以垂示三统。至于恭敬地授予民时、巡狩祭享，仍然沿用夏历，这才是真正的准则。”我想用它来替换《蔡传》。

又查《三国志》记载，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太和历为景初历，其春夏秋冬的孟、仲、季月，虽然与正岁不同，但至于郊祀、迎气、礿祠、蒸尝、巡狩、搜田、分至、启闭、颁布宣示时令、中气早晚、恭敬授予民事，都以正岁的斗建作为历数的次序。正岁就是《周官》大宰所说的正岁，是建寅之月的说法，尤其分析得清晰透彻，足以纠正蔡氏的错误。又查有些事情为当代所通晓，尚且习以为常、耳熟能详，随人提及，言下即知，这属于某类，那属于某类，不再烦劳疏解的，三正通用于民俗，也是其中之一。我曾以《豳风·七月》诗为例，说“月”是夏正，说“日”是周正。《周礼》大宰、小宰的“正月”是建子之月，“正岁”是建寅之月，在一篇一官之中，已经交错言说，然而还可以说文字有所不同。那么“何以卒岁”，是夏正的岁；“为改岁”，是周正的岁；《月令》季秋说“来岁”，是秦正的岁；季冬说“来岁”，是夏正的岁。《七月》“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夏正的十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是周正的十月；《临卦》“至于八月有凶”，是商朝的八月；《玉藻》“至于八月不雨”，是周朝的八月；《月令》“孟春乘鸾路”，是夏朝的孟春；《明堂位》“孟春乘大路”，是周朝的孟春；《臣工》诗“维莫之春”，是周朝的暮春；《论语》“莫春者”，是夏朝的暮春；《明堂位》“季夏六月改时与改月”；《左传》襄公十四年“正月孟春不改月与时”；《君雅》“夏日暑雨，冬祁寒”，不改时就是不改变节气；《杂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就是不改变节令；《左传》昭公十七年当夏四月建巳，于商为四月建辰；《武成》“惟四月”，《顾命》“惟四月”建卯；《郊特牲》“岁十二月”，《孟子》“岁十二月”建亥；《伊训》“十有二月”，三统历商十二月建子；《夏小正》“十有二月”，《凌人》“十有二月”建丑。四代的制度，连类错举，昭昭别异，然而还可以说书籍有所不同。如果曾子一人口中，说“病于夏畦”，夏是夏朝的夏；“秋阳以暴之”，秋是周朝的秋。赵岐注：“周朝的秋，是夏朝的五六月，盛阳也。”郝仲舆说：“周朝以五六月为秋，阳光燥烈，金遇火伏，暴晒至极干。”以暴晒物品至极干来说，有不须午未月之阳的吗？同一个绛县人的出生，正月甲子。朔在晋为七十三年，在鲁则七十四年。师旷说鲁获长狄的年数与此相同，同一个史苏占断六年，逃明年死，在晋则符合，在鲁中间隔一年。为什么呢？因为使用夏正与周正的不同。不仅如此，昭元年正月，赵武相晋，国祁午说：“于今七年。”等到秋天，医和说：“于今八年。”为什么呢？昭元年正月，仍是晋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年秋，则是晋平公十七年的夏或秋。以至三统历，殷十一月戊子，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周正月，殷十二月，《洛诰》传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为夏之仲冬。夏仲冬，周孟春。汉古诗《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汉以十月为岁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时而言。下文“秋蝉鸣树间”为明实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储光羲诗“夏王纪冬令”，殷人乃正月，则又和盘托出。杨升庵说：“唐人不辩而自了然是也。惟宋儒而始生异说，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

又查宋明人所据以争辩的，在于冬不可以为春，寒不可以为暖，四时改易，尤为无义。这只有两种说法足以解释。一后汉陈宠说：“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之应。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

译天地已经交合，万物都生长出来，冬眠的虫子开始活动，人们认为这是正月，夏历则把它当作春天。”王阳明说：“阳气在子月产生，而在午月达到极致；阴气在午月产生，而在亥子月达到极致。阳气产生而春天开始，到寅月结束，这仍然是夏历的春天；阴气产生而秋天开始，到申月结束，这仍然是夏历的秋天。从一阳复始，到六阳乾卦的极致，形成春夏；从一阴初生，到六阴坤卦的极致，形成秋冬。这是文王所推演，而周公所系辞的内容。”近代王恭简也认为可以用两句话来决断：“子月是一年的开始，就像子时是一天的开始，怎么在建子的时候不可以作为春天呢？”

译又查秦朝以亥月为正，这说法原本没有根据，但秦历也经历了三次变化。《秦本纪》昭襄王四十二年，先记载十月，宣太后去世；接着记载九月，穰侯被驱逐到陶邑。四十八年，先记载十月，韩国献出垣雍；接着记载正月，军队撤兵。这似乎已经以十月为岁首。《秦始皇本纪》四年，先记载三月；接着记载十月。十三年，先记载正月；接着记载十月。又把十月放在最后，难道忽然改用寅月为正？有人说，怎么知道它用的是寅月呢？大概是因为观察所记载的灾异与夏历的月份数相应，比如九年四月寒冷冰冻有人冻死，十三年大旱，六月到八月才下雨。这就说明秦朝没有改变月份数，这一点更加可信。二十六年，秦初统一天下，改变岁首，朝贺都从十月初一开始。虽然自称这是水德之始，但实际上是沿袭祖先的制度。

又查昭襄王以后，庄襄王以前，秦朝既然以十月为岁首，那么孝文王的事情就有值得讨论的了。《秦本纪》五十六年秋天，昭襄王去世，儿子孝文王即位，尊唐八子为唐太后，并与先王合葬。韩王穿着丧服来吊唁，其他诸侯都派将相来视察丧事。孝文王元年，赦免罪人，修缮先王功臣的坟墓，褒奖厚待亲戚，开放苑囿。孝文王除去丧服，在十月己亥日即位，三天后辛丑日去世，儿子庄襄王即位。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缮功臣，等等。大概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年秋天，距离孝文王元年辛亥年冬天十月，仅仅两三个月。这两个月处理完丧事，明年新君改元，才大施恩礼。等到秋天满一年的丧期结束，然后记载孝文王除去丧服。有人说：儿子对父母为什么不实行三年的丧礼而只有一年呢？回答说：这本来就是当时的变通之礼。《赵世家》记载：晋定公三十七年去世，简子除去三年丧礼，只守一年而已。春秋末年尚且如此，何况秦朝呢？秦朝比起那些刚下葬就除去丧服的人，已经算是多守了一些，还算接近古礼。那么既然已经除去丧服，又记载十月己亥日即位，这是为什么呢？礼制说：古代天子去世，太子即位，区别有四种：刚死时，确定继承人的位置，顾命在门外迎接太子钊，引入侧室，就是这样。既殡后，确定继位者的位置，顾命让王穿着麻冕黼裳入宫即位，就是这样。过了一年确定改元的位置，《春秋》记载“公即位”，就是这样。三年确定践阼的位置，舜在文祖庙，以及成王除去丧服将要执政，在庙朝见，就是这样。说“儿子孝文王即位”，这是确定继位者的位置。说“孝文王元年”，这是确定改元的位置。说“孝文王除去丧服，十月己亥日即位”，这是确定践阼的位置。所以说：秦朝还算接近古礼，但其失礼之处也不可不了解。秦朝既然以亥月为岁首，孝文王元年应该有十月，现在在除去丧服后又记载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经过了两年了，难道是享国一年的人吗？或者又认为庄襄王元年壬子，原本是孝文王的二年，但秦朝的臣子因为孝文王刚即位三天，不仍然称为二年，于是改为庄襄王的元年。看记载“儿子庄襄王即位”下面没有事情，就可以知道，在去世那年改元，原因就在这里。一年两位君主，本来就不符合终始的道义，何况又革除先君余下的年号作为自己的元年呢？没有比这更大的失礼了。可惜千年来读史的人都没有推究到这一点，我特意摘出以纠正《资治通鉴》《孝文王元年》记载：“十月己亥，王即位三天去世”的错误。

又查赵子常说：“春夏秋冬的顺序，遵循周正；分至启闭的节气，仍然沿用夏时。”这是很确切的言论。万斯大充宗认为二十四节气的名称起于汉朝制定《太初历》，如果不这样，用来配合周正，就会相冲突不合。惊蛰在子月，大暑在巳月，这怎么可能呢？黄太冲从而辅助他的说法。我请求用两句话来反驳他们说：“《左传》桓公五年：‘凡是祭祀，在启蛰时郊祀。’《考工记》：‘凡是蒙鼓皮，必须在启蛰之日。’启蛰，就是汉朝的惊蛰。”《国语》范无宇说：“防暑的节气已经到了。”注解说：“处暑，是七月的节气。”这难道是《太初历》之后才有的吗？

又查古代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三统历还是这样。后汉刘洪《乾象历》才改变它们的次序，雨水在前，惊蛰在后。所以郑康成说：“汉朝起初也以惊蛰为正月中”，那么康成时不是这样就可以知道了。《周书·时训解》：“立春之日，东风解冻；雨水之日，〇祭鱼；惊蛰之日，桃始华。”分明是传写的人用后来的节气次序改动了古历，读者因此怀疑《时训》不是古书，错了。

又查维莫之春，郑笺说是周时的寅月，大概诸侯来朝助祭于庙，结束时应当在寅月遣送他们回去，以便赶农事，恐怕时间太晚。朱子认为是夏时，说这是告诫农官的诗。万充宗说：如果真像所说的那样，那么夏历的三月，查考经传，告诫农功，没有这么晚的。蔡氏拘泥于“于皇来牟，将受厥明”两句，认为牟麦将熟，应当在辰月，不知道“以为将受”还是方来而未熟的话，在辰月说，在寅月说，也没有不可以的，足以让人开颜。我特意因为它对补充书传有帮助，记录下来。

又查关于改月的说法，没有比左

译氏。隐元年《春秋经》记载“春王正月”，《左传》则记载“春王，周正月”。杜预注解说：“提到‘周’，是为了区别夏朝和殷朝。”其次，毛苌的《诗经传》说：“一之日，是周朝的正月；二之日，是殷朝的正月；三之日，是夏朝的正月；四之日，是周朝的四月。”《三统历》中关于“大雪、冬至”的条目，注解说：“这在夏历是十一月，在商历是十二月，在周历是正月。”以及关于“立冬、小雪”的条目，注解说：“这在夏历是十月，在商历是十一月，在周历是十二月。”杨慎说：“这本来不足以让那些喜欢广征博引、旁征博喻的人感到满足，所以我特意把它们都记录下来了。”

译又查顾炎武考证《博古图》记载晋姜鼎铭文说：“惟王九月乙亥。”周仲偁父鼎铭文说：“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敔敦铭文说：“惟王十月。”“维王十有一月。”齐侯镈钟铭文说：“惟王五月辰在戊寅。”齐侯钟铭文说：“惟王五月辰在戊寅。”而论述《春秋》中“春王正月”时，有人说：圣人作《春秋》，在“春”字之下、“正月”之上系以“王”字。解说的人认为这是谨慎地开始以端正开端。如今晋人铸造鼎而说“王九月”，齐人铸造钟一次说“王五月”，再次说“王五月”。这是当时诸侯都以尊崇周王正朔为法则，不仅仅鲁国是这样。那么后世儒者认为《春秋》中的“春王正月”是孔子特意创制的书写方式，恐怕是没有考证清楚吧？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由此可以体现。我认为这是学习《春秋》的人首先应该知道的。

有人问：“您既然把改时、改月当作当时的说法，下面随即结束，也有不能理解、错认如同今人那样的人吗？”回答说：“恐怕也难以避免。《周礼》中鳖人的职责，秋天进献鳖。鳖人的职责，凡是取鳖，用秋季的时候，这都是夏历的秋季。大概鳖需要等到甲壳在秋天才坚硬成熟，不是六月所能取得的。而《月令》中‘季夏之月，命渔师登鳖’，郑康成认为作《月令》的人误读了《周礼》中的两个‘秋’字，以为这个‘秋’，依据周历的时间，周历的八月，就是夏历的六月。因此写在这里，极中其弊病。又如季平子不理解‘正月朔慝未作’，正为正阳之月建巳，却认作周岁首的建子正月，即使大史告知他，他仍然不从。月名偶然相同，就导致迷惑人。何况岁、时、月三者，有的改有的不改，随意错举，不迷惑民众视听的很难了。所以总不如实行夏历那样统一。汉武帝纷纷制作，只有改用夏正，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以此防范民众，仍有魏明帝以建丑为正，并把三月改为孟夏；唐武氏以十一月为正月，又把正月改为春。肃宗不以数字纪月，以北斗所建辰为名，所以杜甫有‘荒村建子月’的诗句。

又查唐肃宗上元二年辛丑九月诏令，以建子月为岁首，月份都以所建辰为数，去年号，只称元年。这元年起于建子，止于建巳，共六个月，随即恢复旧制。所以杜甫既有‘荒村建子月’以记录其始，又有‘元年建巳月’两篇以记录其终，俨然是一代王朝的制度。其间绝句漫兴，偶尔涉及月名，仍然以数字纪之，说‘二月已破，三月来’，我笑着说这是《诗经》三百篇的方法。《诗经》有改岁的，说‘为改岁’；有改时的，‘维莫之春’；有改月的，‘十月之交’。我全都遵循夏正。赵子常说：“《诗经》本是歌谣，又多言民间事务，所以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与《尚书》体例不同。”如今杜甫诗中唐正、夏正二者并存，与《诗经》三百篇有什么不同？杨升庵说：“诗可以观，我于此更加证实了。”

又查我听说那些曾经熟读诸公经解的人，元儒胜过宋儒，击节赞叹认为这是知言。其他不论，只论岁时月的改变，断断凿凿，远本汉儒，近诋蔡传之非，都是元代诸儒，不仅仅前所引的吴仲迂及东山赵氏而已。所以曾为之说：“主张不改说，举《春秋》而以为夏时，夏月并更鲁史之周岁为夏岁的，是周洪谟。”主张皆改说，虽诗‘六月栖栖’‘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而亦以为周月非夏月的，是万充宗【张以宁《春王正月考》并同】。几乎想与充宗当面交谈，而充宗已不可作矣。可惜啊！又查撰写至此，有人以传是楼新刊经解一百四十二种给我看，序首说：“经之有解，自汉儒始。”我纠正他说：“经之有解，自子夏始。”不仅于《易》有传，于《诗》有序而已。东汉徐防上言：“诗书礼乐，定自孔子，阐明章句，始于子夏。”是对的。子夏的弟子魏文侯著《孝经》传，疑东汉末尚存，所以蔡邕《明堂月令》得而引之。《战国策》《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而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倨慢骄奢则凶必从之。”荀子《书》《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不以尽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虽未知传出何人，要自颜斶、荀子前有之。那么说经解始汉儒者，岂非沿其流而未溯其源与？

又查有人以归熙甫经序录序来问者，我说：“此序最佳，今人那复办此？”然亦小有误。叙至东汉盛之后，唐贞观中之前一段说：“沿至末流，旋复放失。”则郑王之易，自出费氏，而贾逵、马郑为古文《尚书》之学，孔氏之传，最后出三礼独存郑注。查《隋经籍志》：“周官礼有马融注十二卷，

译王肃注有十二卷；《仪礼》有王肃注十七卷；《防服经传》有马融注一卷；《礼记》有卢植注十卷，王肃注三十卷，孙炎注三十卷。怎么能说只保存了郑康成一家呢？大概《隋书·经籍志》原本说：“三礼只有郑玄注立于国学”，应当把“存”字改为“立”字。“立”是指立于学官，“存”是指存于民间，并且下文“传授《诗经》的是毛诗郑笺”也没有妨碍，也是指立于国学而言，并非说当时只有郑笺而没有王肃的《毛诗注》二十卷。凡是叙述经学的源流、存亡、隐现，没有错误是最难的，归氏大概还是未能避免（这种错误）。

译又查考，我晚年得到《春王正月考》，见其中对《八月有凶》及《臣工》篇的解释，与我的见解相合，欣喜之下急忙记录在这里说：“朱熹《本义》认为八月是从复卦一阳之月到遯卦二阴之月，是阴长阳退的时候，又说这是建酉的八月，是观卦与临卦的反对，两种说法并存而不决断。前一种说法从何休的周正，后一种说法从褚氏的夏正。复卦的彖辞说：‘七日来复’，这是从夏正五月一阴初长数到夏正十一月一阳来复，日属阳，所以阳称七日，扶持它希望它迅速生长。在《七月》诗中‘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临卦的彖辞说：‘八月有凶’，这是从夏正十二月二阳初长数到夏正七月三阴初长之月，属阴所以阴称八月，抑制它希望它难以生长。大概复卦彖辞从复卦开始数起为七日，那么临卦应当从临卦开始数起，不应当又从复卦开始数起，应当从夏正十二月开始数起，不应当从夏正十一月开始数起。如果从临卦夏正十二月开始数起，那么从临卦到遯卦是夏正的六月，仅得七月，不能说八月有凶。如果从临卦夏正十二月开始数起，那么从临卦到观卦是夏正的八月，又经过九个月，更不可说八月有凶。现在从夏正十二月开始数起到夏正建申的七月，恰好是八月，在时令上是商正的八月，在卦象上是否卦三阴长而阳消，所以其彖辞说：‘否卦非人，不利于君子守正，天地不交，万物不通’，凶险得很，不像遯卦还有危险，而观卦绝无凶险。何况否卦的彖辞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而临卦‘八月有凶’的传文说：‘消不久也’，正是指否卦而言，非常明白。现在如果认为遯卦是文王所作，而用周正；认为观卦是文王所作，而用夏正，文王作彖辞时是商朝的西伯，是商朝的臣子，用商朝的正朔，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如果作为商朝的臣子而用周正，这是僭号称王，而改变商朝的正朔，大不可取；作为商朝的臣子而用夏正，是不奉行当时君王的正朔，而用异代的正朔，也不可取。唐代孔颖达从前代诸儒的说法是对的，近时的儒者也有说文王演易时还是西伯，哪有未取代商朝就已用周正的道理，这本来不用攻击就自行破灭了是对的。而又说临卦在月份上是丑月，乃是商人的正朔，文王逆知盛衰消长的规律，寄托在《易经》中，说现在虽然大有临人之势，后来终究有凶险，这是必然的道理，作为万世的警戒，其用意深远了。那么我恐怕圣人正大宽厚的心，不是这样的。况且宋代诸儒极力辩说文王未曾称王，却还持这种议论，所以我极力辩说文王奉行殷商正朔以服事殷商是最高的德行。”又说：“蔡沈《书传》引用这个作为牟麦将熟的证据，其为季春可知。现在考察全篇，其中说‘如何新畬，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即《七月》诗中所说‘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周官》遂大夫在正岁简查农具，指耒耜镃基之类；修治农政，指修治封疆，观察丘陵原隰，都是孟春时节的事。唉！保介就是《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向上帝祈谷，载着耒耜放在保介的御间，率领三公九卿大夫亲自耕种帝籍的事。如果等到建辰的三月，才开始治理新田，才开始准备钱镈，不是太晚了吗？显然不是夏正的季春。如果只因为来牟将受其明为三月，那么诗中说‘将受其明’，不说‘将熟’。麦种在现在的八月，长在三春月，到四月才开始成熟，五月就全部收割。周朝都城在关右，地势尤其高寒，而‘将’字，在经传中多见，都是未做而预言，或未至而预期的辞语。诗人的言语舒缓而不紧迫，似乎难以用一句概括全篇而定其为夏正的三月。朱熹认为此篇是告诫农官的诗，引用《月令》《吕览》都是为籍田而言，我私下依据这个说法认为此诗乃是孟春祈谷上帝，亲自耕种籍田而告诫农官的。麦是五谷中续食的最重要的，孟春之时，三阳发动，麦已生长，所以祈谷的辞语先说将受来牟的明赐，接着说‘迄用康年’，最后说‘奄观铚艾’。向明神祈祷，希望五谷都成熟，所以一并提及，如同《春秋》记载‘麦禾于冬’以概括五谷的意义一样。如果以牟麦将熟为春三月，那么冬十月不是麦熟的时候，不能说无麦了。大概《春秋》并记‘麦禾于终’而彰显五谷之大，没有此诗并言‘来牟铚艾于始’而期望五谷大有的。那么‘将受其明’是期望的辞语，不是即时赋物的比喻，不可以因文害辞。而此诗为周季春夏的孟春，显然了。”

又查考金德纯素公《周正彚考序》，三代不同的建朔，必定与正相合，所以正建子朔以夜半，正建丑朔以鸡鸣，正建寅朔以平旦。以一日观察，而一年可知。这是万季野书信中所称道的，大概也是古人未曾说过的吧。

第八十四

我从前说汤伐桀在十八祀，乙未年秋天前往越地，明年丙申三月建卯返回。《殷本纪》所说的贬退夏朝回到亳都作《汤诰》，

译正是三月。《伯夷列传索隐》说：孤竹君是殷汤在三月丙寅日所封的。商王到达东郊，向诸侯发布重大命令，墨胎氏正是在这一天受封。我曾利用授时法向上推算商汤十九年丙申岁，距离至元辛巳年累计三千零一百四十五年，中间共一百一十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二日又五四七四，冬至后四十二日又五一二五【丙午日】，闰余二十八日又八五一○六六，天正经朔一十四日又○○一八四【戊寅日】，步算至三月建卯之月的经朔为四十二日又五九三六一九【丙午日】，那么丙寅日就是该月的二十一日，其吻合程度竟然如此。因此反复诵读古文《汤诰》，越读越觉得意味深长。四渎配属四方，确实是后代祭祀典礼的源头，这确实是司马迁所依据的《尚书》二十四篇之一无疑。所以我不辞辛劳再次书写此文，以告知世间的君子。其辞曰：正值三月，商王亲自到达东郊，向诸侯群臣宣告：你们不要不为民立功，要勤勉于你们的职事。我将严厉惩罚你们，你们不要怨恨我。说：古时禹和皋陶长期在外辛劳，他们为民有功，百姓才得以安宁。东面疏通了长江，北面疏通了济水，西面疏通了黄河，南面疏通了淮河。四渎已经修治，万民才得以安居。后稷降临人间，播种培育百谷，三公都对百姓有功，所以后代得以建立。从前蚩尤和他的大夫作乱，残害百姓，天帝就不给予他们好下场。先王的话不可不勉励践行。说：不遵道义的人不要留在国内，你们不要怨恨我。

译查考商纣王在甲子日灭亡，这是纣王三十三年己卯年正月五日。夏桀在乙卯日灭亡，从未有人推算过历法，我用《授时历》的方法上推桀王五十二岁乙未年，距离累积三千零百四十六年，中间累积一百一十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七日七九三○冬至后三十七日二六七○【辛丑日】闰余一十七日九七二六八二，天正历的朔日为一十九日二九四三一八【癸未日】，推算到夏正八月的经朔为四十五日○六九六五五【己酉日】，那么乙卯日就是该月的初七。大概军队初次出征应当在之前的七月，这就是所说的“舍弃我的农事而征伐夏正”的意思。

又查考上面所说的“四渎配四方确实是后代祭祀典礼的始祖”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后汉《祭祀志》记载：光武帝确定北郊四渎，河西、济北、淮东、江南，各自按照其方位。唐代于是称淮河为东渎，在唐州祭祀；长江为南渎，在益州祭祀；黄河为西渎，在同州祭祀；济水为北渎，在洺州祭祀。直到今天也再不能改变，反而觉得东为长江、南为淮河，方向稍微不合。我说：这有顾祖禹景范的论述在。记得己巳年一同客居京师，问景范：“苏秦游说燕国说：‘南面有碣石的富饶’，注释说碣石在常山九门县，果真如此那么赵地为什么燕国拥有其富饶？仍然指向现在的永平府。但这又在燕国的东面，为什么说在南面？”景范说：“凡是地理上说南可以与东通说，北可以与西通说，不同于东与西、南与北截然相反的情况。”我从此触类旁通，豁然开朗。

又查考秦渊说九告，我《国语》记载周王在二月癸亥日夜陈列未毕而下雨，依法推算癸亥是建丑月的朔日，不像三统历那样是四日后却三日。我说：“三统历错误，还可以容忍；《武成》逸篇所说的壬辰是建子月的初二日，也不可相信。周历果真如此吗？”秦渊说：“历法难道只有从秦代才失准，周历也不精确。于是极力陈述古历法不正确，自六家历法以来，斗分都是四分之一。汉代邓平历法依然如此，所以梁代沈约《宋书》论述六种历法，大都是六国及秦代人所造，误差达到三日或二日。上不能检验《春秋》，下不能验证汉魏，虽然假借帝王之名，只足以迷惑人的耳目。至于太初历，斗分太多，超过天度一度，又没有盈缩迟疾，所以常常在朔日月亮出现在西方，晦日月亮出现在东方，误差也达到二三日。用这样的历法推算，那么晦朔甲乙怎能没有差错？月亮的晦明生死怎能不混乱？就知道古历法有误，《授时历》才是真实的。如果不这样，武王距离《春秋》鲁隐公才四百年，《授时历》距离鲁隐公二千年，用其推算日食三十七次，有的吻合有的不吻合，一一没有差错；而用其推算四百年前，即使误差也不应超过一刻，为什么会有二三日的巨大差距？即由此知道《授时历》是真实的，周历和汉历都失准了。这个论断确定，那么古《武成》所记载的一月旁死霸、二月死霸、四月旁生霸等日子，都是四分之一历法所推算的，误差达到二三日，先后不合，本来都不待多说了。”我高兴地说：“邢云鹭撰写《历考》，也曾推算到，总不如你精辟。”云鹭是安肃人，是云九家所录取的士人。

有人问：“武王刚拥有天下，历法如此疏漏，而你推算成王七年三月丙午朏，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朏，恰好吻合，为什么成康时期的历法都精确呢？”我说：“刘洪有话说：‘历法不差不改。’这是因为成康时期有懂历法的人出现，发觉前法疏阔，改正并使之正确，所以如此吻合。”又有人问：“你推算《召诰》二月朔日已经是甲戌了，那么望日应当是庚寅，才能说过了六日乙未是这个月十七日的望日，果真如此吗？”我说：“这个月经望二十五日，六八八九二五五，仍然是十六日己丑望。大概经文应当作‘惟二月既旁生魄，过了六日乙未’，或者作‘惟二月既望，过了七日乙未’。因为史官以事系日，是一定的体例，现在这样说，大概是传抄错误罢了。”

又查考王恭简樵叙述周洪谟的话说：“正朔，是十二个朔日的首位，史官纪年的开始。正月，是十二个月的首位，历官纪年的开始。正朔有更改，月数有更改，也有不更改，人们都认为是这样，我独自不以为然。比如鲁国史官记事，自使用周历，史既用周正，历也用周正，可知历与史难道有二样吗？只有农家历，无古今而使用夏正。我因此领悟一部《毛诗》七月，陈述王业；六月北伐；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都是夏正。为什么唯独到了十月之交忽然跟随周正？大概周幽王六年乙丑年十月，建酉之月，前历官推算应当辛卯朔辰时，发生日食，必定普遍告知，以彰显天象的变化。诗人看到，就记载在咏歌中，不再像往常一样作夏正。这正可以情与理来防备，前面的说法颇为不对。”又查考东坡司马温公行状记载：“有司奏报六月朔日应当发生日食，温公说按照旧例，日食不满一分，或者京师看不见，都祝贺。我认为日食四方可见，京师看不见，天意是人君被阴邪所遮蔽，天下都知道，而朝廷独自不知道，其灾祸应当更加严重。”

译情况严重，都不应当祝贺。皇帝下诏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后来便将此作为常例。”考查《文献通考》，这是仁宗嘉祐六年的事，可以称得上是盛德。然而崇祯四年徐光启上奏说：“汉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发生日食，史官没有观测到，辽东地区上报了此事；五年八月初一日发生日食，史官没有观测到，张掖地区上报了此事。大概是因为日食发生在早晨，只有辽东能看见；日食发生在傍晚，只有张掖能看见。当时京城看不见日食，并非史官的罪过，但如果不说明辽东、张掖看见了日食，那么这种制度就还不够严密，这是因为没有用地纬度进行推算的缘故。假如司马光、苏轼听到这些，也应该会失笑了。”

译又查徐文定（徐光启）所著《历学小辩》，是为满城魏文魁而作。文中说：宋仁宗天圣二年甲子岁五月丁亥朔，历官推算应当发生日食却未发生，司天监上奏说日食不应验，中书省奉表称贺。各历法推算都说应当发生日食。既然按历法确实应当发生日食，而当时实际上却没有发生，如今该如何解释呢？查西洋历法中有一条日食变差的法则，那天在阴历中距离交点十度有余，按法则应当发生日食，但唯独这一天的南北差变成了东西差，所以从天体运行来看，地心与日、月两心都参差直列，实际上并未失去日食的条件；但从人眼所见，日、月相距近变成了远，实际上看不到日食。只是汴京如此，如果从汴京向东数千里，则逐渐能看到日食；到了东北万余里以外，将完全看到日食。我认为如果不是西洋历法，怎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崇祯十六年李天经推验更加精密，八月下诏说西洋历法果然精密，既然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竟然还没来得及颁布明朝就灭亡了。

又查《文献通考》序言：云南从宋武帝到陈后主，北方从魏明帝到隋文帝，在一百六十九年间，南史所记载的日食有三十六次，而北史所记载的竟有七十九次，年份相合的才二十七次，又有年份相合而月份不合的。同是这一片苍穹，北方发生日食的数量超过南方一倍，这是情理上必然没有的，而且月份日期不相吻合，难道天上有两个太阳吗？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用授时历法推算宋孝宗乾道三年丁亥岁，即金世宗大定七年四月朔，交泛十三日九十九刻，进入食限的定朔四日六十七刻，得出戊辰日申时发生日食。宋朝虽然有刘孝荣说四月朔日食一分，日官说食二分，后来竟然没有发生日食。金主则减膳伐鼓，百官各自立于庭院，等到日光恢复圆满才停止，这是真正看到了日食和复圆。为什么有的应验有的不应验呢？大概是因为宋朝临安偏南，燕京偏北，日食在阴历中，所以说太阳有亏损，南北目光共同目睹，即使是平庸的奴仆也能做到，这只是得其常理罢了，本来就不是《通考》不曾有历法考证的人所能知道的。

又查《纲目》不记载月食，是仿效《春秋》。唯独唐肃宗乾元二年二月记载月食既，大概是因为张后的事情。提要不知道仍然当作日食。司马光的目录引用本志作正月癸未，因此推算乾元二年己亥岁，距积五百二十二年，中积一十九万零六百五十六日八四六零，天正冬至一十八日二一四零【壬午日】闰余一十二日八六七四零八，二月朔三十三日九三八三七一【丁酉日】二月经望四十八日七零三六六七五【壬子日】交泛五日一六六八一六，二月朔交泛一十二日二八七二四四，二月望交泛二十七日零五二五四零五【八月食限甚深，按法则应当食既】才知道史官所记载的，恰好与历官所推算的相合。为什么儒者对于历法如此糊涂呢。

又查陈第（字季立）说分命羲仲曰“历书的制作，从黄帝开始，而尧命令治理历法，慎重其事。上面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论述其整体，推验考测，必须极其精微。稍有差错，就零度不应验了。所以分派四个儿子，各自居住其方位，观察太阳的出入，农事的作息，黄昏和拂晓的中星，四时的节气，以至于人的祁寒暑雨，物的毛羽生落离合，参伍毫发不爽，这样历元就可以确定了。如果不置闰，那么气朔盈虚终究不能齐一。所以说‘用闰月确定四时成就岁’。总之都是治理历法明确时节的事业。历法完成则阴阳顺，风雨时，百谷登，而协气畅，百工有不条理，庶绩有不兴盛吗？经文次序最明确且详尽。蔡传对于历象日月，便说作历已在分命时完成，就说这四节是历法既成而分职以颁布，并且考验它，恐怕其推步的或有差错。所谓分职颁布，难道是用羲仲颁布春历，羲叔颁布夏历，和仲和叔颁布秋冬历吗？怎么如此错杂而不统一呢？所谓考验恐怕差错，难道是用四子考验春夏秋冬的或有差错就识别它来修改吗？怎么在测候之后才这样做呢？至于下文‘平秩东作’，又说‘用历法的节气早晚均次其先后之宜，以授有司’。怎么颁布的不预先呢？近周文安洪谟非议它，似乎对了。然而文安认为让四子考验已颁布的历法为编次将来的历法，那么也是考查得不审慎。传曰‘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这三者是治理历法一时的事，缺一个就不能为历。我认为唐一行令南宫说测景天下，共十三处，元测景尤其广泛，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共二十七所，就是其遗意，而尽测北极出地若干度，则是守敬所独有的，也是羲和以来没有的。

又查董斯张（字遐周）也取这一篇，而贬低今《汤诰》，认为不是伏生所授，并且在“予乃大罚殛女”下评论说：“记载说殷人先罚而后赏，难道不确实吗？”

第八十五

今文《牧誓》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朝歌之南，就是商郊之地，

译还有扈氏的郊外名叫甘，仅此而已，并非两个地方。所以誓师的辞令说“在商郊”，就不必再提牧野。《诗经·大雅》说“在牧野誓师”，又说“牧野广阔”，也就不必再提商郊。伪造《武成》篇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叙述武王在癸亥日陈兵于商郊，等待上天的嘉命；甲子日黎明，纣王率领他的军队如林般密集，在牧野布防。这似乎表明武王在癸亥日仅仅在商郊驻扎军队，第二天甲子日黎明才到达牧野，誓师，誓师完毕便开战，其实是一个地方。把它分成两个地方来使用，可以吗？从前郑玄注解《尚书序》中“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一句，说“周朝的近郊是五十里”，如今河南洛阳之间的距离确实如此。贾公彦疏解他说：“郑玄大概是用眼睛验证得知的。”古代的大儒注解一部书，必定竭尽全力，不避讳用自己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情况，作为经传可信的依据。难道能说当时的史官如尹佚等人，亲自跟随征伐，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没有不记录的，却唯独对地理如此不察吗？

译查考《牧誓》蔡沈的传注说：依据《武成》篇记载，癸亥日军队在商都郊外列阵，那么到了癸亥这一天，周军已经在牧野列阵了。甲子日天刚亮，武王才到达并誓师。蔡氏也将商都郊外与牧野视为同一地点，但他认为武王与军队是分开的，这还不够妥当。《三统历》记载，军队在戊子日出发，五天后癸巳日，武王出发，又过了十三天丙午日，等到军队说武王到达军中。大概军队每天行军三十里，武王则每天行军四十多里，所以虽然晚出发五天也能赶上。戊午日在孟津渡河，癸亥日到达牧野，武王都亲自身在军中，哪里要等到甲子日天刚亮呢？《三统历》又说：甲子日天刚亮就合兵了。增加“而合矣”三字很精妙。大概从黎明誓师开始，誓师完毕就开战，一战就杀死了商王纣，仅仅用时辰来计算罢了。《诗经·大雅》说：“于是征伐大商，趁着清晨清明，不到一个早晨纣王的秽浊就已清除。”正是这个意思。这与经传种种相符合，蔡氏似乎不太相信《汉书·艺文志》，所以有此错误。况且古代君王出征，就由君王统帅；诸侯出征，就由诸侯统帅。统帅必须与士卒相互熟悉，然后才能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前往没有不胜利的。哪有临战之日统帅才刚到军队的呢？这也是不懂兵法啊。

又查考归有光也有考定《武成》篇说：“只需将原文中‘厥四月哉生明’这三节共七十八字移到‘万姓悦服’之下”，文势既然顺畅，也没有缺文了。但是“既生魄”是四月的十六日，甲辰日错简在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之下，不加以厘正可以吗？大概也是读《汉书·艺文志》不熟罢了。

又查考《大雅》说：“上帝监视你们，不要有二心。”《鲁颂》说：“没有二心没有疑虑，上帝监视你们。”都是指武王在牧野时，上与《汤誓》中“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征伐”，下与《论语》中“临事而惧，子之所慎战”，是同样的心法。现在撰写为“俟天休命”，恐怕不是武王的心意吧。苻坚想要平定晋朝，锐意进取到夜里不能安睡，固然不值得讨论。至于魏武帝临阵，神情安闲，好像不想作战一样，难道这也是用来评价武王的吗？读者请细细体味。又查考晋献公去世时，秦穆公派人吊唁公子重耳说：“丧事不可久拖，时机也不可错失。”《晋语》中姜氏告诉公子也说：“时机不可错失。”吴国趁楚国丧事而讨伐它，军队不能撤退，吴公子光说：“这就是时机，不可错失。”都是争夺他人国家的言辞。至于武王取代纣王拥有天下，自认为是被迫而起，不得已而响应，哪里会说出像秦穆公、吴阖闾那样的话：“时机啊，不可错失啊！”纵然上文有“永清四海，志在天下”，但涉及急于立功的心态，不是武王所为。读者请再细细体味。

又查考《汤誓》有“你们还要辅佐我一人，下文不过说执行上天的惩罚罢了”；《泰誓》“你们还要辅佐我一人，下文则说永清四海，时机啊不可错失”。难道是汤、武言辞气势各不相同吗？还是文字有古今之别呢？

又查考地理之学，是历来作书与注书者所难以精通的。我曾经说写《国语》的人，就不如左丘明，何况其他人呢？有人或许怪我的说法。我说：左氏《春秋》昭公十一年传：“楚子修筑陈、蔡、不羹的城墙。”杜预注说：“防城县东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昭公十二年传：“如今我大举修筑陈、蔡、不羹的城墙。”回答说：“这四个国家，足以令人畏惧。”杜预注说：“四国，指陈、蔡、两个不羹。”我考证《汉书·地理志》，颍川郡有东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好列为两个。杜预的话，大概是对的。写《国语》的人不通地理，认为不羹是一个，说修筑其城墙。三国时纠正杜预错误的人，也不通地理，说“四”是“三”的讹误。近代顾仲恭又引用贾谊《新书》，“大举修筑陈、蔡、叶与不羹，有叶，才成为四国”，认为叶是左氏遗漏的。楚修筑叶城见于昭公九年，不知道昭公九年只有将方城外人迁到许国，没有“修筑叶城”的字样，怎么能据此作为论据呢？由此可知左氏的著作、杜预的注释，都如此精通地理。有人说：《国语》与左氏竟然出自两人之手吗？我说：先儒因为叙事互相不同，怀疑不是同一人。我也偶尔因为不羹这件事，颇采纳他们的说法。

又查考朱熹门人中，经学错误的是蔡沈，史学错误的是赵师渊、赵之纲。世人大多知道这一点，蔡沈则被人压制，没人敢纠正。现在暂且从地理角度讨论。比如在《泰誓》篇目中说：“上篇未渡河，作中下二篇既渡河作”，就把孟津当作在河南，与河朔是两个地方。不知道孔颖达疏明确说：“孟是河北地名，春秋所谓向盟就是这里。”在孟地设置渡口，称为孟津。说军队渡过孟津才作《泰誓》，知道三篇都是渡津后才作的。考证《史记·周本纪》叙述诸侯不期而会在盟津的八百诸侯，在武王渡河之下。齐太公世家叙述于是到达盟津，在师尚父与你们舟楫之下，更加验证地点在河北。《通典》河南府河阳县注说：“古孟津，后来也叫富平津，在其南。大概水北叫阳，所以河阳就是孟津。至于南岸则自名富平津，

译不能出现“孟”这个字。”因此，杜预在《春秋左氏传》中记载，因为孟津渡河险要，有覆没的危险，他请求在富平津建造河桥，大概是把船只连接起来像桥一样，从南岸直达北岸。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实际上依靠的是《诗经》中“造舟为梁”这一句话，用来堵住反对者的嘴。于是感叹古代的大儒诵读《诗经》，往往能通晓政事，其作用竟如此之大，哪里像蔡邕等人那样连南北方向都分辨不清呢！

译又查考孔安国的《尚书传》，其中说“又向东到达孟津”。孟津是地名，在洛水以北，是都城道路汇聚的地方，古今都把它当作渡口。这部《传》成书于魏晋之间，已经错误地把洛阳城北的渡口当作孟津，又怎么能怪生长在南宋的蔡氏呢？我喜爱孔颖达的说法：“洛阳城北，古今常把它当作渡口，武王渡过的地方，近世以来称为武济。武济这个名字很好。那么，位于河北的渡口，《史记正义》所说的在河阳县南门外的那个，才算是真正的孟津，因为它是孟地的渡口。位于河南的渡口，《尚书正义》所说的在洛阳城北的那个，应当叫作武济，因为曾经被武王渡过。这样两说就都确切了。”

又查考，我曾经说孟子说错了。淮水流入长江后九百多年，隋朝开皇、大业年间，果然将淮南的水引入长江。如果孟子预先为此作了征兆，现在又得到一件事：魏晋之间古文书错误地把孟津认作在河南，后九百多年，金朝果然把河南的河清县改名为孟津。如果是古文，大概它的失误，也就是所谓事物必有对应吧？

又查考顾氏《川渎异同》说：九条河流之中，黑水和弱水则是荒远边地的河流。黄河从塞外流来，经过中原，环绕天下的一半。在《禹贡》九州中，雍、豫、冀、兖四州都是它流经的地方。现在它又折向流入徐州、青州，侵入了扬州的北境。长江水流曲折广阔，在《禹贡》中则是梁、荆、扬三州的地方，是它流经的区域。探究它们的源流，与黄河大致相当。南方的长江、北方的黄河，实在是用来统辖群川的。所以在天象上，也以这两条河为分界，而中原的形胜之地都汇聚在这里。汉水发源于梁州之北，经过荆州的一半，汇入江淮。汝水发源于豫州之南，环绕徐州之境，注入大海。与长江、黄河相比，源流不到它们的一半。济水发源于冀州之南，虽然经过豫、兖二州之境，还有青州，但大体上与淮河、汉水并列，不能与长江、黄河并驾齐驱。现在济水已经淹没难以辨明，属于存疑之列了。渭水、洛水在雍、豫之中，足以作为群川的首领，但都以黄河为宗主，就像大国拥有附庸一样，所以更排在淮河、济水之后。有人说：说渭水是因为雍州是天下险要之地，说洛水是因为豫州是天下中心，但它们作为河流，仅局限于境内，恐怕不足以概括天下。在这九条河流之中，条理贯通且经纬可见的，只有长江、淮河、黄河、汉水这四条水罢了。我读到此处，曾戏对景范说：“孟子当时说水顺着地势流，不用四渎来证明，却说长江、淮河、黄河、汉水，这莫非也是预先为今天的水文地理做了安排吗？”景范不禁笑了。

第八十六

商郊牧野，本是同一个地方却被当作两个地方使用，既然决不是可信的历史。孟津河朔，也是本是同一个地方却被当作两个地方使用，这能说是实录吗？《周本纪》又说：“十二月戊午，军队全部渡过盟津，诸侯都来会合。”意思是军队全部渡过黄河到达盟津，大规模会合诸侯。椒举说：“周武王有孟津之誓。”三篇《泰誓》之作，都作于河北的孟津，与河南、洛北无关。魏晋之间名称逐渐讹误。孔安国《传》认为孟津在洛北，经与传出自同一人之手，所以撰写上篇说：“只有十三年春天，在孟津大规模会合。”中篇说：“只有戊午日，王驻扎在河朔。”那么《嗟我友邦冡君之誓》是在河南发誓；《呜呼西土有众之誓》是在河北发誓，截然两地不同。《武成》篇说：“到了戊午日，军队越过孟津。”越就是跨越，意思是已经越过孟津而过，这不是以孟津在河南的明证吗？我年轻时学习《孟子》，怀疑滕定公去世，父兄百官都不愿派两位使者，然而友前往邹国问孟子为何迟缓不及事。直到近年亲自经历山东，才知道故滕国城在今县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邹县东南二十六里，那么两国相距仅百里，理应如此。友早上朝见滕君而慕道至邹，早上见孟子而晚上复命，这是文公的做法。又古邹城西北距离曲阜七十六里，孟子说“靠近圣人的居所”，如此接近，较上文“距离圣人的时代一百多年”，更为逼近，大概只有两舍半地罢了。感叹研究经书的人不可不通晓地理，曾以为作经的人反而对地理如此无知吗！

查考蔡传对于“大防于孟津”说：“孟津见于《禹贡》，而《禹贡》引杜预说：‘在河内郡河阳县南，即今孟州河阳县。’武王军队渡孟津就是这里，最正确。因为孟津在河北，但在《泰誓》篇目却称‘上篇未渡河作’，又认为孟津在河南，疏略矛盾。我曾笑假如朱子执笔，应该不会这样。”

又查考傅逊士，是归熙甫门人。著《左传属事》序，称“某以前说，王执礼《通鉴》有什么难解？胡三省何必注解？”王执礼回答说不是这样。先生说：“他的注地理极可观。”某再读之，信先生大概是熙甫。我苦爱此语，认为他一语中的，极酷似朱子。近顾祖禹景范著《方舆纪要》，则信服京兆杜氏、浚仪王氏地理之学，也是知言啊。

又查考孟津之逐渐讹误而南移，实自东汉开始。考更始二年，派大司马朱鲔等屯洛

译阳，光武帝也令冯异镇守孟津，以抵御敌军。这时孟津还在黄河以北。汉安帝永初五年，羌人入侵河东，到达河内，百姓惊恐奔逃，向南渡过黄河，朝廷派朱〇率领五营士兵屯驻孟津。汉灵帝中平六年，何进谋划诛杀宦官，召东郡太守桥瑁屯驻成皋，派武猛都尉丁原烧毁孟津，火光映照在城中。这城中，指的是洛阳城，那么孟津的名称已经移到了黄河以南。就像蒲州城外有蒲津关，对岸是朝邑县，临晋关地域不同，名称也各不相同。而《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跟随汉王出临晋关，张守节正义说：“就是蒲津关，在临晋县”，这也是将河东的关名移到了河西。黄河流经濬县、滑县两县境内，北面叫黎阳津，南面叫白马津。杜牧所说的“黎阳距离白马津三十里”指的就是这里。然而《通鉴地理通释》说“白马津的北岸就是黎阳津”，所以白马也兼有黎阳的名称。《通典》在黎阳县下说：“有白马津”，即郦生所说的“杜白马之津”，不知道汉代的白马津在河南，这是唐代也将河南的津名移到了河北【《水经注》已经如此】。大抵历代久远，地方习俗传闻讹误，什么情况都有。我唯独奇怪武成（五代后周世宗年号）三代间的人所作，忽然将南认作北，如同东汉中叶以后的人称呼孟津那样。

译又如和州的横江在长江以北，当涂的采石在长江以南。《梁书·武帝纪》记载，太清二年，侯景从横江渡江到达采石。这里的采石仍指江南。《侯景传》记载，歴阳太守荘鐡投降侯景，于是侯景从采石渡江。军队已经移动，就把采石的名字移用于江北，这不必等到宋代才发生。

又查沈括《梦溪笔谈》，用定公四年楚子渡江进入云中，来证明云在江北；用昭公三年周王在江南的梦地打猎，来证明梦在江南。所以唐太宗时得到古本《禹贡》，“云梦”二字不连写，作“云土梦”，作“乂”，大概是云地才刚露出水面，而梦地已经可以耕种治理了。我非常赞同这个说法。至于《周礼·职方氏》说荆州的沼泽叫云梦，杜预注《左传》说楚国的云梦跨越长江南北，本来就已经混同通称了。《禹贡》说“溢为荥”，荥泽自然在黄河以南，宣公十二年楚将潘党追击晋军到达荥泽，就是那个地方。然而在此之前，闵公二年卫国与狄人在荥泽交战，那么也是把荥泽的名字移用于河北了。向来我喜爱熊南沙的话：“黄帝正定百物名称，不曾假借，后世才通假使用。”这里可以说是大禹命名山川，不曾假借，后世才通假使用。如果这样，难道可以用东汉以后所称的孟津来注释《禹贡》吗？郑玄的传注确实错了。《元和郡县志》说：“云、梦二泽本来各自独立，而《禹贡》和《尔雅》都称为云梦，大概是并举二泽而言。”那么李贤所见的《禹贡》版本也错了。

又查郑玄传注说：“梦泽在江南，错误不必等到云泽才出现。”可惜蔡沈不听从沈括的话，专门引用《左传》来证明云梦分为二泽，又引用《周礼》荆州之泽，将云梦合为一处，这与《禹贡》当时的情况不符。沈括的话说：“江南为梦泽，即今天的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江北为云泽，即王沙、监利、景陵等县，这是水流汇聚的地方，地势最低。江南的淅水流出地势稍高，云地刚露出水面，而梦地已经可以耕种了。”相信古本才是正确的。我曾经说蔡沈的传注有显然的错误，有似是而非的错误，这固然是似是而非的错误。

又查蔡沈传注显然错误的地方，比如雍州的贡道有两条，其东北境是从积石到西河，其西南境是到渭水入黄河处。积石山在雍州的西境，怎么能加一个“东”字，明显错误可知。雍州东面以大河为界，大河就是冀州都城的西河，如果东境有贡赋，应当直接入河，何必舍弃东面而向西，远远从积石浮水而上？即使这样，那么怎样才合理呢？回答说：应当改为“其西北境”。因为从积石浮水和到渭水入黄河处，都是从西面起程，但积石靠近北面，所以说其西北境；渭水入黄河处靠近南面，所以说其西南境，这样大概就不错了。

又查有似是而非的错误，其导水总论说：经文说嶓冡导汉，岷山导江，是因为汉水的源头出于嶓冡，江水的源头出于岷山，所以先说山而后说水。说导河积石，导淮自桐柏，导渭自鸟鼠同穴，导洛自熊耳，并非出于这些山，只是从这些山开始疏导而已，所以先说水而后说山。河不说“自”，是因为河源多伏流，积石是其可见的源头，所以说积石而不说“自”。沇水不说山，是因为沇水伏流，其出处不止一处，所以不记载其源头。弱水、黑水不说山，是因为在九州之外，大概略去了。小水汇入大水，叫做“入”；大水汇入小水，叫做“过”；两水势力相当互相汇入，叫做“防”。天下的水，没有比河更大的，所以在河上不说“防”，这是《禹贡》立言的方法。世人多称为伟论，以我的观点，江并非出于岷山，所以宋易祓说：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远在西边松山之外。范成大说：江源自西戎中来，从岷山涧壑流出而汇入都江。世人说江出岷山，是从中国所见而言。陆游说：曾登上嶓冡山，有泉水涓涓从山间流出，这是汉水的源头，事情与经文相符。等到西游岷山，想穷尽江源却不可得。大概岷山盘回千里，重崖遮蔽，江源在其中旋绕隐现，难以测知其端点，不像汉源那样明显容易。不确切之一，王恭简樵说：渭源县南谷山，实在是鸟鼠相连的枝山，相距五里，胎簪山是桐柏的旁侧小山，而说渭水并非出于鸟鼠，只是从鸟鼠疏导；淮水出于胎簪，只是从桐柏疏导，似乎都不妥当。不确切之二，河汉源星宿海到积石六千七百余里，中间没有什么伏流，伏流见于《汉书·西域传》及郦道元注，而《唐书》刘元鼎蔡传，刘作薛，不是唐有薛大鼎，无薛元鼎。《元史》河源附录也作薛，似乎沿袭蔡传为吐蕃盟使言见河源云云。《元史》命都实为招讨使前往求河源，还报云云，皆无伏流。即使《西域传》说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皆以为者，是传闻之辞。蔡沈只凭传闻，不确切之三。梁州西面以黑水为界，雍州西面跨越黑水，二州都以这水定界，弱水则见于雍州内，怎么能说是九州之外，不确切之四。

又查《禹贡》立言固然有定法，然而也不尽然，比如侯服中“三百里”字与上文甸服“三百里”字不同，绥要

译荒服中“二百里”的字样与上文甸服中“二百里”的字样有所不同，观察这一点可知，“导江”提及岷山、“导河”提及积石，并没有明确说出“自”字，未必全都像蔡氏所说的那样。只有唐代孔颖达的疏解说：“漾江是先说山后说水，淮、渭、洛是先说水后说山”，这都是因为史书文字有详略之分，并没有固定的义例，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译又查考，有因依稀相似而导致明显错误的，莫过于汉《地理志》记载：“甾水发源于泰山郡莱芜县的原山，向东流到博昌县注入泲水。”“泲”字本身没有错，错误在于孔颖达的疏解将其写成了“海”，而蔡氏又认为汉代的博昌县就是宋代的寿光县。寿光县濒临大海，济水向东流经该县境内，如果不注入大海，还能注入哪里呢？所以不知不觉地出现了前后说法不一的情况。其实汉代的博昌县，是宋代的博兴县，汉代故城还在今天县南二十里处，并不濒临大海。我曾询问青州府的人，他们说：“淄水发源于颜神镇东南二十五里的岳阳山，从东麓向东北流经莱芜谷，汉《地理志》的记载也不符合。向东北流经乐安县东，又向北流入巨淀，再向北流出注入马车渎，与时水汇合后入海。”以今天的情况对照宋代，淄水也是入海的，蔡氏大概是因此才那样说的吧？不知道汉代时甾水注入泲水，注入泲水后又随即入海，地点在琅槐县，距离今天的乐安县五十里。有人说：“淄水既然注入济水，那么淄水也可以作为青州进贡的通道，‘浮于汶’应当增加一个‘淄’字，否则淄水就不注入济水了。”我笑着回答说：“不作为贡道的小河多了，为什么唯独针对淄水？况且淄水多有伏流，水涝时水势逼近崖岸，干旱时仅能湿润车轨罢了，俗话叫‘九干十八漏’，这怎么能作为贡道呢？”蔡沈生长在南宋，好比闭门造车，却想出门时车轮与车辙相合，太难了！

又查考，我曾经说古人写文章多连带提及同类事物，因为提到一个，就连带提到另一个。《禹贡》也是这样。江汉朝宗于海，汉水注入长江，长江才注入大海，因为长江注入大海，汉水也就一同算作注入大海。伊洛瀍涧都已注入黄河，伊水、瀍水、涧水都注入洛水，洛水才注入黄河，因为洛水注入黄河，就连带提到了伊水、瀍水、涧水，这都是连带提及同类事物的写法。又古人写文章多倒装，不完全按顺序，《禹贡》也是这样。东边在泗水、沂水设防，沂水注入泗水，泗水注入淮河，按理应该说“沂泗”，这里却说“泗沂”。西边从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直到太华山，吕伯恭根据《汉志》的说法，认为朱圉山在天水郡冀县，那么在鸟鼠山的东边，与经文顺序不合，怀疑不在这个地方。不知道我曾经亲自经过那座山，在今天巩昌府伏羌县西南三十里，山色带红，石上刻着四个大字“禹奠朱圉”。当时旅途中的杂咏有“丹嶂含朝景”的诗句，就是指这里。按照山的顺序，按理应该说“西倾鸟鼠朱圉至于太华”，这里却说“西倾朱圉鸟鼠”，这是倒装。至于梁州的贡道，沔水与潜水相通，按理应该说“入于沔通”，按理应该说“逾于渭”，经文却不是这样，乃是传抄偶然的错误，不必曲意解说罢了。

又查考刘熙《释名》说：“北海，海在其北；西海，海在其西；东海，海在其东；南海，海在其南。本应说海南，为了与四海名称统一，所以说南海。”从未有人解释到这一点。又说：“济南，济水在其南；济北，济水在其北。”意思也像南海一样。意思也像南海一样。这句话最精妙，因为济水在其北，郡应当叫北济，现在叫济北，也就像南海不叫海南而叫南海一样。总属于倒装语法，古人说话多倒装。又说：“济阴，在济水之阴。”这个称呼则顺理成章，与上面又不同。古人遇到这些地方，有时顺有时逆，听了一目了然，不像今人费力分辨。

又查考蔡氏的疏解还有未尽之处，比如“防于渭汭”。“汭”字没有传承下来的解释，读者多认为就是上文“泾属渭汭”，汭水注入泾水，泾水注入渭水。当它是渭水时，况且不知道有泾水，哪里还有汭水？自然与“洛汭”的“汭”是同一个解释。大概河的南边，洛水的北边，这两者之间就是汭。在今天巩县，黄河从北边来，渭水从东边注入，实际交汇设防在今天华阳县，所以叫渭汭。“汭”字的解释有作水北的，有作水所出的，有作水之隈曲的，有作水曲流的，有作水中州的，总不如《说文》“汭，水相入也”在这里解释得确切。话说岂止一端而已？各有各的恰当之处。有人说：“两个‘汭’字同见于雍州，可以各自解释吗？”我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导山过九江，“过”读作经过的过，是说禹导水经过九江；“过”读作大水合小水的过，是说岷江明显有别。《左传》一书，庄四年说“汉汭”，闵二年说“渭汭”，宣八年说“滑汭”，昭元年说“雒汭”，四年说“夏汭”，五年说“罗汭”，二十四年说“豫章之汭”，二十七年说“沙汭”，定四年说“淮汭”，哀十五年说“桐汭”。水名下系以汭的多了，又何必怀疑《禹贡》呢？

又查考《尧典》蔡传，《尔雅》说：“水北曰汭。”遍考《尔雅》并没有这句话，难道是宋代尚存，现在失传了吗？还是误记了安国《禹贡传》为《尔雅》呢？

又查考第二卷论青徐扬三州贡道设防，上文兖州的河，都不再提河，一层层脱卸，一层层真切，真属叙事方法的精妙，尚未及荆豫梁雍四州，这里再补论说：豫州为南河，只说到达河，不再系以南字，是为了照应上文。上文荆州无河，取道于豫州的洛水，由洛水入河，所以将南河的字面预先埋伏在这里。这两州为一联，雍州为西河，不仅西河，而且冠以龙门山名的，是因为舟

译到了这里就停止，龙门是不能跨越的。梁州也没有黄河，需要经由雍州的渭水，从渭水进入黄河。如果到了渭水的尽头逆流而上，就能到达西河；顺流而下，就能到达南河，都不必非要横渡黄河，登上蒲州的西岸，距离都城就更近了。只是加了一个“乱”字，水道的形势就明显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到了雍州又防备在渭水的弯曲处，不提黄河，是因为上文梁州的情况蔡沈的传注已经涉及了，这两个州又构成一组，这都是叙述方法中极其精妙的地方。又考察孔安国的传注被蔡沈的传注压制，但也有胜过蔡传的地方，比如“九河既道”，孔安国说：黄河水分成九条河道，这在冀州的疆界内，大概区别于大陆泽在兖州，所以又向北分流为九河，孔安国说：向北分为九河，以减缓其泛滥，在兖州的疆界内，大概因为下文逆河属于冀州，与兖州无关，所以疆界划分得很清楚。至于《通典》认为沧州景城郡（古兖州）、平州北平郡（古冀州），都符合《禹贡》的踪迹，沧州东北到平州五百里是古逆河入海的地方，蔡氏则认为兖州北边直到碣石河右岸的土地，果真如此，那么“夹右碣石入于河”，就是流入兖州的黄河，而不是冀州的了。如果不是冀州，为什么在冀州的末尾简文中要关联黄河呢？难道冀州也像荆、梁两州一样没有黄河，必须经由豫州、雍州的黄河，然后这两州的末尾简文才能关联“河”字吗？

译又查考，至于陪尾山，孔安国传和蔡沈传都说是豫州的山。《汉书·地理志》记载江夏郡安陆县有横尾山，位于其东北，古文认为这就是陪尾山。杜预将各州古荆州的山脉归类，那么陪尾山应当属于南条山脉，即江汉北境的山区，与内方山同列，怎么可能是北条山脉、大河南境的山区呢？应当予以改正。那么如何改正呢？回答说：《博物志》说“泗水发源于陪尾山”，这难道是徐州的山吗？徐州的西境与豫州的东境正好相接。大禹治理了太华山之后，接着治理熊耳山、洛水经过的地方，治理外方山、伊水经过的地方，治理桐柏山、淮水发源的地方，至于治理陪尾山、泗水发源的地方，那么各条水道的治理情况也就可见了。如果说是横尾山，淮水为什么流经这里？孔安国的传注自己搞错了。有人问：那《汉书·地理志》怎么说呢？我回答：《汉书·地理志》中关于《禹贡》山川记载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很多，何必在意这一处呢？《周礼》保章氏贾公彦疏引外方山、熊耳山直到泗水、陪尾山属于摇星，贾公彦实际上是依据《春秋纬》的文字，那么汉代人早就这样解释了。

又查考“西倾因桓是来”，朱熹也依照郑玄的《书注》曲为解说。忽然读到宋代叶氏说：“雍州说织皮，昆仑、析支、渠搜，显然不是中原地区的贡品。”怀疑西倾就是西戎的边境，熊罴、狐狸织成的皮衣与“西倾因桓是来”相连，意思是四种野兽的皮衣，西倾的戎人沿着桓水以此来进贡。我不禁欣然跃起，然而叶氏还保留“倾”字，我认为这直接是“戎”字的讹误。大概“西戎因桓是来”，最为直截了当。桓水发源于蜀郡蜀山，向西南流经羌人地区，《汉书·地理志》说《禹贡》中的桓水就是它。蔡沈传不知道引用这个，而只依据《水经》说“西倾山，桓水发源于此”，且不说《禹贡》没有这个文字，而是郦道元的注中有，那山也是雍州的山，水也是雍州的水，与梁州的桓水不同。郦道元说：“岷山、西倾山都有桓水”，真得到了正确的解释。

又查考太史公说：“我向南登上庐山，观看大禹疏导九江，曾经得到庐山的图经，查考其中有上霄峰，是山的最高峰。”防备传司马迁曾经登临此地，于是想到当时从北面观看，有九江。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寻阳县九江在其南，都向东汇合为大江。应劭注解说江水从庐江寻阳分为九道，这是对的。从南面观看，也有九江。刘歆说：“湖汉等九条水流入彭蠡泽，所以称为九江。”王莽改豫章郡为九江郡，这也是对的。然而《通典》将湖汉水归入古扬州，那么与《禹贡》中在荆州的记载就不符合。太史公一定是从北面看的吧？计算其遗留的痕迹和旧道，汉唐时期还存在。孔安国说：“江水在这个州界分为九道”，非常符合地势的中枢。郭璞赋江说：“源头在崌崃分为二支，在寻阳分为九道。”注释《山海经》说：“江水从寻阳分为九道，都向东汇入大江。”陆德明引《缘江图》说：“九江参差错落，随着水势而分流，其间有沙洲，有的长有的短，从鄂陵开始分开，到江口才汇合。”徐坚说：“江水到寻阳分为九道。”杜佑说：“这是大禹疏导的，桑落洲上下三百多里，汇合的水流都可以一一数清。”与太史公的“疏”字相合，与湖汉等各自为一个源头不同，与洞庭湖作为众水汇聚之处也不同。既然孔安国说“非常符合地势的中枢”，那么就不必像九河那样，“说疏导，说分为九道”，可知九江孔殷紧接着江汉，朝宗于海的下面，大概是上句大致说下句，其细节是江汉安流，不再横溢决口，水势于是奔趋向海，难道不是得到这疏导为九道的力量吗？正是蔡沈传所说的费疏凿者，虽小必记的例子。难道另有一个地方与上面不相连吗？然而这最为明显的证据。九江纳锡，大禹孔说：“大禹出九江水中。”《史记·龟策列传》：“神龟出于江水中。”庐江郡常每年生龟，长尺二寸的二十枚，输送给太卜官。这是直到汉代仍然如此。以前曾说《禹贡》记载山川不记载风俗，记载物产不记载人才。因为山川物产经历千年而不改变，在这里更加确信。那么两个九江是一个地方，在寻阳而不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可以断定了。有人问：“蔡沈传说是现在的洞庭湖，引用《水经》的不是吗？”回答说：“不完全错。仔细玩味《水经》的文字，上面有衡山，下面有东陵敷浅原。说九江地在长沙下隽县西北，似乎是导山的九江、导江的九江。作注于九江孔殷没有涉及。那么两个九江可以吗？”回答说：“有什么不可以呢？《禹贡》一书，有南条的荆山，有北条的荆山；有徐州的蒙山，有梁州的蒙山；有荆州的沱潜，有梁州的沱潜；有兖州的沮水，有雍州的沮水。有人说：‘上面的山水毕竟各自只出现一次，没听说过一个州之内水重复出现的。’回答说：‘用山来证明，豫州之内有导山的熊耳，在庐氏县；有导水的熊耳，孔传认为是宜阳县。况且九江一个是禹所疏导，以人工命名；一个是九水所汇聚，以泽浸命名。同见于荆州内，有什么不可以呢？’为禹所疏导者，说：‘非常符合地势的中枢。’为九水汇聚者，只说：‘禹经过它而已，江汇合它而已。’其书写方法本来就有区别。只是

译所以唐代关于水道的记载尚且留存，而宋代却显得渺小不足道，以致各位学者兴起并加以辩驳。《〇州浸》说：“五湖。”张守节的《正义》说：“大概古代时应当是分离的，如今都连接在一起了。”我非常赞赏这种通达之人的言论。秦国与楚国交战，夺取了洞庭五湖，既然已有洞庭，又提到五湖，那么就是九江原本汇聚为九，后来变为五，又堤防五湖使之合为一，水道的变化就是如此。宋代的儒生竟然以自己未曾见到的情况，就轻易怀疑《禹贡》吗？况且蔡氏尤其荒谬的是，认为如今的寻阳之地将无法容纳九江。不知道汉代的寻阳县在大江以北，就是现在黄州府蕲州东边的浔水城。东晋成帝咸和年间才开始迁移到江南，就是现在九江府德化县西边十五里的地方。杜佑说：“这是温峤迁移的。”这就好比黄河源头本来在西南，而张骞却去西北寻找，只是相差毫厘，却谬误千里。蔡氏对于郡县的迁徙更改、朝代的更替变化，尚且不了解，还能与他谈论水道吗？至于《楚地记》，我不知道是哪个朝代、何人所写，竟然舍弃《山海经》中“洞庭在九江之间”的说法不引用，却引用这本朱子亲自审定九江源流的书，不引用它却引用澧水，而澧水却在九江的数量之外。我撰写这篇考据，将以上质询朱熹，下也如郦道元所说：“山水若有灵性，也应当惊讶于自己已在千古之后被人知晓了！”哪里是喜好与蔡氏相抵触呢？

译第八十七

应劭曾说：“自从秦朝采纳李斯的建议，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到汉朝又再次增设，大凡郡名的由来，有的取自列国，如陈、鲁、齐、吴；有的取自旧邑，如长沙、丹阳；有的取自山陵，如泰山、山阳；有的取自河流原野，如西河、河东；有的取自物产，如金城因地下产金，酒泉因水味如酒，豫章因庭院中生长樟树，雁门因是雁群繁殖之地；有的取自号令，如大禹在会稽召集诸侯大会，东冶之山因此得名会稽。”于是我考察《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庚子年秋季，因为边塞辽阔遥远，设置了金城郡。《汉书·地理志》中关于金城郡的记载，班固的注释与此相同。我不禁惊讶于孔安国身为汉武帝时的博士，推算他的去世时间应当在元鼎末年、元封初年，当时年纪不满四十岁，所以司马迁称他早逝，为何呢？在始元庚子年前三十年，就已经知道有金城郡这个名称。他在《禹贡传》中说：“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吗？”有人问：“郡名怎么知道不是沿袭前代，像陈、鲁、长沙那样呢？”我说：“唯独这个不是这样。”应劭说：“当初筑城时挖出金子，所以命名为金城。”臣瓒说：“称金是取其坚固之意。”所以《墨子》中说：“即使是金城汤池。”另一种说法认为郡设置在京城以西，所以命名为金城。金是西方的五行属性，那么在始元庚子年以前，这个地方并没有这个名称。而孔安国的传文中却有，班固注释说“积石山在西南羌中”，传文也说在西南，大概孔安国是魏晋时期的人，忘记了自己是汉武帝时代的人罢了。

又考察孔传中有很多苦心弥缝的地方，比如郑康成注释“荥阳如今堵塞成为平地”，荥阳百姓仍然称那个地方为荥泽，在县城东边，这是因为王莽时期大旱，济水枯竭已久，所以这样说。孔传实际上出自郑康成之后，却说济水流入黄河，并行数里，溢出形成荥泽，在敖仓东南，好像不曾有大旱的事情一样？《禹贡》中有北江、中江而没有南江，班固的《地理志》记载北江在毗陵县北，向东流入大海；中江从芜湖县西南流出，向东到阳羡流入大海，补充指出南江在吴县南，向东流入大海。孔传说有了北江、中江，那么南江就可以知道了，这难道不是暗中与班固的《地理志》相吻合吗？我尤其喜欢他修改《尔雅》的两处：一处是“广平曰原”解释地形的文字，孔传说“高平曰太原”，现在作为郡名，其实我们郡的东西两侧都是山，不能说是广阔，只觉得高而平。《安国语》中“确一成曰岯”解释山形的文字，等到我登上濬县东南二里的大伾山，即臣瓒所说的黎阳县山临河的地方，看它的形状确实是重叠的，觉得安国修改的是对的，作伪的人也不可抹杀这一点。

又考察《史记·大宛列传》：元狩二年庚申，金城河西西，沿着南山到盐泽，这时已经有金城的名称。然而《通鉴》胡三省的注释说：“金城郡，昭帝在始元六年才设置，这是史书追记。”我也认为张骞死于元鼎三年丁卯，比始元庚子年早三十三载，怎么会有金城郡呢？果然是追记。

又考察黄子鸿误信伪孔传，向胡朏明质疑我说：“怎么知道传文中所说的金城，不是指金城县呢？”胡朏明说：“不对。安国死于汉武帝时期，昭帝才选取天水、陇西、张掖郡的各两个县，设置金城郡，这六个县中不知道有没有金城县？班固的《地理志》将积石山系在河关县下，而金城县没有。看‘羌中塞外’四个字，那么积石山不能说在金城郡境内是明显的，何况是县呢？而且郦道元注释所叙述的金城县在郡治允吾县东，唐代为五泉县，兰州治所，宋代叫兰泉，就是现在临洮府的兰州，与积石山相距遥远。传文中所说的金城，大概是指郡而言，而郡在汉武帝时并没有，这难道是身为博士、熟悉图籍的人的手笔吗？”

第八十八

济水在王莽时期大旱于是枯竭断流，不再截断黄河向南流，这是晋初司马彪的话。虽然曾经枯竭，后来水流经过的津渠形势改变，寻找梁脉水与过去不同，这是后魏郦道元的话。《通典》根据司马彪的话来反驳《水经》，说济渠既然堵塞都不详细知晓，其余的可以知道。我读郭璞《山海经》注而感叹，恐怕不足以说服《水经》作者的心。为什么呢？郭璞本来有话，说：“现在济水从荥阳卷县东经过陈留到济阴北，向东北到高平【杜氏《释例》在济水向东北到高平五字作经过高平东平到济北八字，其余相同】向东北经过济南到乐安博昌县入海，与大禹时济水所经过黄河以南的道路没有不同，大概是枯竭后又贯通的，所说的津渠形势改变。过去从虢公防东流入黄河，出口在敖仓东南，现在改道从虢公台西流入黄河，出口也不是原来的地方。与大禹时济水未必分南北，这里分而为二不同吗？”孔安国如果身当武帝时作《禹贡传》，只应当说“济水入河并行十里溢出形成荥泽在敖仓东南”，不应当先说“济水入河并行十里而南截河【张湛注《列子》济水文相同】这是改道的新路，然后接着说‘又并行里溢出形成荥泽在敖仓东南’”。用堵塞成为平地的故迹来证明，古渠今渎杂乱并陈，大概也是翻用目验作为说辞。

译只是没有考察到水道的变迁变化罢了。

译查考《通典》，认为《水经》所载地名中有东汉顺帝时期更名的，可知其成书在顺帝之后。王应麟（字伯厚）又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下至魏晋时期，地名可疑，旧《唐志》说是郭璞撰写的，这比较接近事实。我请求用一句话来判定：郭璞注《山海经》，引用《水经》有八处，这难道是经文出自郭璞之手吗？况且郦道元在济水条下引用郭景纯的话说：“又云经言”，本来也将郭璞与《水经》区分开来。近代黄宗羲（字太冲）撰写《今水经序》，竟然确实认为是郭璞所著，可惜没有来得及转告我。

再查考《困学纪闻》说：“《三礼义宗》引用《禹受地记》，王逸注《离骚》引用《禹大传》，这难道就是太史公所说的《禹本纪》吗？”《禹本纪》见于《史记·大宛传》和《汉书·张骞传》的注中，并没有指明是什么书。只有杜佑（字君卿）说：“天子依据古代图书，命名黄河发源的山为昆仑”，怀疑所谓古代图书就是《禹本纪》，这最为恰当。而郭璞引用《禹本纪》，除了见于《史记》《汉书》之外，多出了“嵩高五万里，盖天地之中也”这两句话，郦道元注《禹本纪》与此相同，则可知从汉武帝到郦道元，都曾见过这本书，只是在唐代亡佚了。郭璞既引用《禹本纪》，又引用《禹大传》，本来也将二者区分开来。王应麟怀疑二者是一本书，这是不对的。

再查考郭璞注《尔雅》，完成的时间不详是晋朝哪一年，但注文中引用了元康八年、永嘉四年的事，没有一次提及元康年号，可知成书于未渡江以前。当时《孔传尚书》虽然未立学官，但已在当时盛行，所以注文中引用《太甲》中篇说“徯我后”，《尚书孔氏传》说“共为雌雄”，又说“犬高四尺曰〇”，因此感叹伪书容易迷惑人，人多防备却仍以为信，不独皇甫谧（字士安）载入《帝王世纪》而已。即使是喜好古文奇字如郭璞这样的人，也被其所欺骗，能识别真伪的人很少，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可悲啊。

再查考胡渭（字朏明）说：“我还有一个全面的证据，郦道元注漯水，引用桑钦《地理志》的说法，与《汉书》无异，则可知班固所引用的就是桑钦的《地理志》，起初没有《水经》这个名字。《水经》实在不知何人所作。郦注每次举出本文，必定尊称为‘经’，如果此经果真是桑钦所作，没有直接斥责其名的道理。有人说桑钦作于前，郭璞、郦道元附益于后；有人说汉后地名，乃是注混入经中，并非桑钦所撰。名为《地理志》，不名为《水经》。《水经》创自东汉，而魏晋人续成之，不是一时一人所作，所以往往有汉后地名，而首尾或不相应，不全是由于经注混淆。”

再查考疏证第二卷，说浮于淮泗，达于河。河不如菏，认为蔡传的说法是不对的。这里因为讨论济水，也觉得他的说法通达。所以《禹贡图注》说：“淮与泗相连，淮可以入泗。从泗水往，则有两路：或由灉水到达黄河，灉水发源于黄河而流入泗水；或由济水到达黄河，济水发源于黄河而合于泗水。”我请求用古代事迹来证明：一，《王濬列传》杜预写信说：“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还都。”这是由淮而泗，由泗而汴，由汴而河的道路，是西道。一，《沟洫志》：“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防。”这是由淮而泗，由泗而济，由济而河的道路，是东道。虽然古来舟楫由此固多，但见于史籍的仅此。

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上

<经部,书类,尚书古文疏证》>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下山阳阎若璩撰第八十九

朱子说孔安国解经最乱道。我说乱道最厉害的是江自彭蠡分而为三，共同流入震泽。大江安流千古无易，远在震泽东北二百余里，由扬子江入海。这难道是流入震泽的吗？郑氏说得好：三江既入海耳，不入震泽也。好像预先知道魏晋间有作异说的人，难道作伪者连郑注也不看吗？还是王肃议礼必反郑玄，而书注亦然，传实从王肃而来吗？有人说：解释三江的人众矣，毕竟以何说为不可易？我说：蔡传不可易已。蔡本郦注，郦用〇都赋注，参以顾夷《吴地记》、陆德明《释文》、张守节《正义》，并合，非一人之私说也。近代归熙甫说亦佳，奈何不合经文？我私下认为天下至变者水，今之水道非尽古之水道也。天下至不变者经，今之经文仍即古之经文也。试取经文讽诵：“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为一呼一应，则“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亦一呼一应，非如归氏说上下不相防也者。有人说：扬之三江宜举州内大川，其松江等虽出震泽入海，既近周礼，不应舍岷山大江之名，而记松江等小江之说。我说：周礼一三江也，禹贡又一三江也。禹贡三江诚小，然当既入于海而震泽底定，则今松江、嘉兴、苏常湖五郡民咸得平土而居矣，功岂细哉？郦道元读《吴越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