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古文疏证卷一

译《尚书》的学问，不应拘泥于世俗趋舍的大儒，如临川吴文正公在《尚书叙录》中的论述，确实有成就朱子未竟之志的地方，然而世人却不能推崇信任他，这实在令人叹息。真是令人叹息啊！有人问：“你在《尚书》的学问上，相信汉学而怀疑晋学、唐学，这还可以理解。但你相信史书和传注而怀疑经文，这可以吗？”我回答说：“什么经？什么史？什么传？只以真实为准罢了。如果经书真实而史传虚假，那么依据经书来纠正史传是可以的；如果史传真实而经书虚假，难道还不可以根据史传来纠正经书吗？”有人又问：“晚出的《古文尚书》，其文辞体制确实与伏生所传的今文不类，而且多有脱漏，也确实可疑。然而其中的义理纯粹地出于正道，不再有驳杂的讥议，你为什么不姑且保留它呢？”我回答说：“似是而非的东西，是孔子所厌恶的。更加接近道理却大大扰乱真相的东西，是朱子所厌恶的。我厌恶伪《古文尚书》，也是秉承孔子和朱子的志向。”现在假设有一个人，循循善诱而没有瑕疵，而且彬彬有礼地敦厚诗书、解说礼乐，却冒用我的姓氏作为宗族，他不足以辱没我的家族，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有见识的人厌恶他，甚至比厌恶我们家族中的败类还要厉害，为什么呢？我们家族中有败类，毕竟还是我们的一脉；至于这个人，虽然循循善诱，虽然彬彬有礼，但终究不是我们家族的人。我担心祖先得不到祭祀，伪《古文尚书》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好啊，欧阳永叔的话说得好：“自孔子去世至今两千多年间，有一个欧阳修的人说了这番话。”我也认为自东晋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个阎若璩的人说了这番话。何况在阎若璩之前有文正朱子，朱子之前已有吴棫，文正之后又有归有光等人，可以援引作为证据的人不算少了。唉！先儒先正留下的言论，都具备在那里，何不取来深入思考呢！

译查考《史记·孔子世家》，孔安国担任今文经博士，后升任临淮太守，早逝。司马迁曾与孔安国交游，记载他早逝，应当没有错误。然而考据《汉书》，又确实有可疑之处。《儿宽传》记载，儿宽因郡国选拔，到博士处受业，孔安国补任廷尉文学卒史，当时张汤任廷尉。查考张汤任廷尉是在汉武帝元朔三年（乙卯年）。《楚元王传》记载，天汉年间之后，孔安国献上古文经书，遭遇巫蛊之祸，未能施行。查考巫蛊之祸发生在汉武帝征和元年（己丑年）和二年（庚寅年），前后相距共三十五六年。汉代制度，挑选十八岁以上、仪态端正的百姓补任博士弟子，那么做老师的年龄又比弟子大。孔安国任博士时，年龄最少，像贾嘉等人也应当是二十多岁了。以二十多岁的博士，过了三十五六年才献书，即刚献书就去世，年龄已五十七八岁，甚至将近六十岁了，怎么能说是早逝呢？况且孔氏子孙都没有高寿的，不过四五十岁罢了。四五十岁都不算早逝，为何唯独说孔安国夭折呢？这颇难理解。再者，孔安国的大序说，获得壁中书后全部上送官府，奉诏分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便深入思考，广泛考证采集，以确立训传。既已完成，恰逢国家发生巫蛊之祸，因此不再上报。这是献书是一个时间点，作传完成想要献书是另一个时间点。作传完成想要献书时恰逢国家有巫蛊之祸，那么最初献书时没有巫蛊之祸，为何不立即立于学官，却说因为巫蛊之祸而未能施行呢？大概伪造此书的人知道两汉秘府有古文而没有训传，现在又一并拿出训传，不得不牵强附会其说以售其欺罢了。

又查考《史记》《汉书》《儒林传》，似乎孔安国在当时实际上兼通今文、古文《尚书》。他任博士时，自然应当用今文教授弟子，所谓“这是获取禄利的道路”即是此意。至于另外有喜好古学的士人，如司马迁、都尉朝，才从孔安国那里询问古文，所谓“古文颇不合时务”即是此意。儿宽起初师从欧阳生，研习《尚书》，凭借文学才能应郡国举荐，到博士处受业，师从孔安国，通过考试按次序补任廷尉史，这不是经学既明而获得禄位的验证吗？本不应当将儿宽系于孔安国古文之下，只是近代有《汉儒授经图》，在欧阳生今文及孔安国古文下，都各自系以儿宽，我偶然沿袭了它，来不及改正罢了。

又查考吴文正公《尚书叙录》，确实可以成为不可更改的典范。然而他的错误也有六处：一是说孔壁真古文书不传，不知道传到西晋永嘉年间才亡失；二是说《舜典》汨作、九共等篇为张霸伪作，不知道这是孔颖达的妄说；三是说《汉书·艺文志》古经十六卷即张霸伪古文书，不知道《汉志》是四十六卷，并非十六卷，而且即使是真孔壁书，也不是伪书；四是说梅赜书连同书序一篇为五十九篇，不知道定着仍是五十八篇，序已各自冠于篇首，不再作为一篇；五是说唐撰《正义》自是以后，汉欧阳大小夏侯氏所传的废而不行，不知道欧阳大小夏侯氏之学自晋永嘉时已亡，不必等到唐代；六是说汉魏四百年间诸儒所治不过二十八篇罢了，不知道此外仍有治古文《尚书》的人。以吴文正公的博考精识，对于这部经书可谓专且勤了，尚且不免这些谬误。那么经学可以轻易谈论吗？又查考我曾怀疑孔安国献书遭遇巫蛊之祸，计算他的年龄必定很高，与司马迁所说的早逝不合。相信司马迁说的早逝，那么《汉书》的献书必定不是孔安国；相信《汉书》的献书，那么司马迁说的孔安国必定不是早逝。然而司马迁亲自跟随孔安国交游，记载他的生卒必定没有错误。我私下认为天汉之后孔安国已死很久，或许是他家子孙献书，不一定是他本人，但苦无明证。过了几年，读荀悦《汉纪》成帝纪说：“鲁恭王毁坏孔子宅，得到古文《尚书》多十六篇，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恰逢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在孔安国下增加“一家”字，足以补《汉书》的遗漏，更加自信此心。此理相同，而大序所谓“作传毕，恰逢国家有巫蛊，出于孔安国口中”，其伪不待辩矣。又查考郑康成《书赞》说：“我先师棘下生安国，亦好此学。”见于孔颖达疏。先师棘下字颇不可解，遍检南北监本及近刻常熟毛氏本都如此，询问四方同人，也无从辨析。过了几年，读《水经注》淄水引《郑志》说：“张逸问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郑康成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齐人号之棘下生，无常人也。’”始悟“是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子”，字读属安国，然不曰孔而曰子者何？《春秋》隐公十一年，《公羊传》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着其为师也；不冠以子者，他师也。康成自以渊源于安国，故冠子于安国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别于孔子也。此正康成经学之典且精也。”又查考《史记·儒林传》叙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此指安国通今文下，另叙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国，颇为明白。班固于周霸三人省去孔安

译如果认为《尚书》专门归于古文，那么安国就不属于伏生这一派，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此事就成了多余的，这大大违背了司马迁的本意。这也是在讨论班固与司马迁异同时所应当知晓的。

译又查考《百官公卿表》记载：汉武帝元狩五年，初次设立谏大夫一职，俸禄等级相当于八百石。《儒林传》记载：孔安国担任谏大夫，将古文《尚书》传授给都尉周。大概是因为刚设立这个官职，孔安国就担任了此职。为什么呢？元狩五年是癸亥年，向上推算到孔安国任博士时的乙夘年，总共相隔九年。后来他又升任临淮太守，最终在那里去世。这就是孔安国一生的仕宦经历。假如说孔安国任博士时年纪二十多岁，那么任谏大夫时年纪应在三十岁以上，在郡太守任上去世，年龄应该也不满四十岁，这与孔氏其他子孙不同，所以说他早逝。这就是孔安国的寿命情况。博士的俸禄等级相当于六百石，郡守的俸禄等级为二千石。从相当于六百石升迁到相当于八百石，再从相当于八百石升迁到二千石，这就是孔安国的俸禄等级变化。史传中容易多有矛盾之处，唯独这件事经过考证，没有不吻合的，也是一件令人痛快的事。

又查考《尚书叙录》说：考察传记所引用的古书，凡是出现在《二十五篇》之中的，如郑康成、赵岐、韦昭、王肃、杜预，都将其指认为逸书，那么《二十五篇》在此之前各位儒者都没有见到过。我私下认为，郑康成必定是指他所注的《礼记》，赵岐是指《孟子》，韦昭是指《国语》，杜预是指《左传》。至于王肃所注的《宋艺文志》仅有《周易传》十一卷，其余都不流传。文正（指王肃）怎么知道他把哪些当作逸书呢？这又应当是一处误读。晁公武在《读书志》中论述先儒未见古文以及郑、赵、韦、杜的情况，而没有提到王肃，他的见解非常精当。又查考，我曾经撰写《孔氏二〇辩》，既然上面已经阐明了孔安国的事，便连带记录在此。其大略说：世人传说孔氏三代休妻，子思有兄长，必定不是嫡子，这是两处错误。关于三代休妻的说法，都源于《檀弓》。以前您的先父曾休弃过生母吗？伯鱼的母亲去世，那么孔子休妻了。子上（子思）的母亲去世而不举行丧礼，那么子思休妻了。子思的母亲死在卫国，派人通知子思，那么伯鱼的妻子改嫁也是被休弃了。现在暂且就伯鱼的妻子来辩驳：伯鱼五十岁，先于孔子去世，这是人所共知的，妻子小十岁，应当也只有四十岁，容貌已经改变从前了。况且经历三年丧期，又过了两三年，距离孔子梦见奠祭在两楹之间的夜晚，仅仅相隔一年罢了。即使没有去世，也是白发苍苍坐在堂上，怎么忍心舍弃她而离开呢？况且远嫁到卫国，即使是鲁国街巷中的妇女，也不会做到这样，难道说孔门的正妻、名贤的嫡母会这样做吗？败坏礼教、教唆淫乱，污蔑实在太过分了。这件事既然错了，那么孔子的妻子和子思的妻子被休弃的事，也就可想而知了。子思有兄长，必定不是嫡子的说法，也源于《檀弓》，而成于郑小同所撰写的《郑志》。《郑志》早已失传，散见于这条《礼记疏》中。我考证《孔子世家》，从伯鱼到子慎，共七代，都是单传，没有兄弟。不仅《史记》如此，《世本》也是如此？不仅《世本》如此，《汉书·孔光传》依据孔氏谱牒排列其世系，也只记载七代单传，那么子思没有兄长是确定的。子思有兄长，是因为子思有嫂子；子思有嫂子，是因为《檀弓》误解了子思为嫂子哭丧时“为位妇人倡踊”的意思。郑康成认为子思就是孔伋，皇氏认为原宪字子思。皇氏的说法是对的，因为《仲尼弟子列传》中原宪字子思，子思问耻，子思说：“克伐怨欲不行焉。”又弟子燕伋字思，《家语》写作子思。当时本来就有三个子思了。为什么一定要取我这个没有兄长的子思来坐实“哭嫂”的事呢！柳若对子思说：“您，是圣人的后代。四方的人都通过您来观察礼制。礼制规定，父亲去世，儿子作为父亲的继承人，上承至尊，不敢私下为改嫁的母亲服丧。”所以柳若担心子思失礼，告诫他要谨慎。这是子思既然继承了伯鱼，直接继承了孔子，成为孔氏的大宗了，还能说不是嫡子吗！现在也暂且就郑康成的解释，来辩驳疏文说：“子思哭嫂，是孔子的孙子，因为兄长先死，所以有嫂子。”《郑志》说：“或许兄长早死没有后代，所以称数代都只有一个儿子。”如果真的像所说的那样，那么孔氏的宗子不在子思，而在他的兄长。兄长死了，难道允许没有后代吗？况且已经成家而死，死不算作未成年夭折。当时子思虽然有一个儿子，也应当自己断绝继承权以让位于兄长。或者有人说：“那么嫡子不能继承大宗怎么办？”我说：“这出自礼经，是常理。我所依据的是汉代石渠阁的议定权宜之法，也就是经义。大宗不可断绝，嫡子不继承大宗的，不能排在庶子之后。家族中没有庶子，就应当断绝父系以继承大宗。圣人再世，也不会废弃这个议定。因为当时孔子的侄子孔忠，即使有几个孙子，也不能取来继承大宗。为什么呢？大宗是宗奉孔子，不是宗奉叔梁纥，必须取孔子血脉相传的人。子思只是一个庶孙罢了，怎么允许他私心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呢！”现在看《檀弓》，仍然说是伋的儿子，伋让他不为休弃的母亲服丧，这是没有休弃母亲，是他兄长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休弃母亲？子思原本就没有兄长，说有兄长的，是错误。我因此，又想到兄长先死，所以有嫂子。嫂子又死了，子思的妻子为她服小功之丧，本来是与孔氏从一而终的人了。为什么在此之前的孔氏妇女，在此之后的孔氏妇女，都有羞愧之色呢？唉，也太奇怪了！元行冲解释疑惑时说：“宁可说孔圣人有误讳，说郑服非其亦世之信《檀弓》而不知”

译这就是所谓善辩的人啊！」

译又查《汉书·艺文志》记载《石渠议》《奏》共四家，《隋书·经籍志》称这些书都已散失，只有戴圣撰写的《石渠礼论》四卷尚存。如今《通典》所载的汉代《石渠议》，似乎就是戴圣所撰写的，其全文说：“大宗没有后代，家族中没有庶子，已经有一个嫡子，应当断绝父亲的祭祀，以继承大宗。”戴圣也说：“大宗不可断绝，嫡子如果不作为大宗的继承人，就不能排在庶子之前。”家族中没有庶子，就应当断绝父亲的祭祀去继承大宗。闻人通汉说：“大宗有断绝后代的儿子，但不断绝其父亲的祭祀。”皇帝裁定说：“戴圣的议论是正确的。”我想把这一条插入到“嫡子不得继承大宗”的疏文中。这就像父亲去世后才为祖父的继承人服斩衰之服，疏文中引用郑玄的《郑志》说：“诸侯的父亲有废疾，不能处理国政，天子诸侯的丧事都服斩衰。”贾公彦认为注疏与此志相兼，这才完备。大概《丧服传》论述的是宗法的常规，《石渠议》则是宗法的变通，常规与变通互相补充而后不困穷，所以说：“人伦之道没有比继承断绝的宗嗣更大的了。”又怎么样才能作为后嗣呢？同宗就可以作为后嗣，疏文说：“同宗就是共同继承别子之后，同一宗族之内如果不是别宗的同姓者，那么其余的上面已经论述过了。”孔子宁愿选取子思的嫡子，不选取孔忠的庶孙，并非没有证据。从前朱熹在宋孝宗丧期，上奏君臣服制议论时，门人有怀疑的，朱熹没有用来折服他们的理由。后来过了很久，读《仪礼疏》详细记载了郑玄《郑志》中“诸侯父有废疾”等语，才见到父亲在世而继承祖父国位的服制，得到了明白的验证，于是感叹礼经的文字确实有缺漏，不免有待于后人补充。假使没有郑康成，那么这件事终究没有决断，不能直接说古代经书的定制，一个字也不可增减。说得好啊！我对汉代《石渠议》也持同样的看法。

第十八

古文《尚书》虽然在东汉非常显赫，但没有设立学官，当时的诸儒，如果不是从老师那里讲授，也就没有人见过它。比如赵岐传记称他年少时通晓经学，注释称他曾读《周官》，没说他受学古文《尚书》，那么也就不知道古文《尚书》是什么书了。《孟子》说“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赵岐注说：“《尧典》记载下嫁二女，没见到九男。”《孟子》时代，《尚书》共有百二十篇，逸书中有《舜典》的序，但丢失了正文。《孟子》中所说的舜的事迹，都是《尧典》及逸书所载，这就可以证明他没曾见过古文《舜典》。大概古文《舜典》另外有一篇，与今文安国本将《尧典》析出为二篇的不同，所以《孟子》引用“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作为《尧典》，不作为《舜典》。《史记》记载“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于尧”，本纪不放在舜本纪中。《孟子》时代，《典谟》完整，篇次未乱，确实可信。司马迁也亲自从安国那里询问古文，他的话也没有错误。我曾妄自推测舜往田里，只记载见瞽瞍与不及贡以政接于有〇等语，怎么知道不是《舜典》的文字呢？又父母让舜修葺粮仓这一段，文辞古奥突兀，不像《孟子》本文。《史记》舜本纪也记载此事，但多有增删窜改，不如原文远甚，也相信文辞格制各有时代，不可强求相同。《孟子》这一段，其为《舜典》的文字无疑，但只能对心知其意的人说罢了。

有人问焚仓填井之事，程子说未必有这事。金仁山说瞽瞍象欲杀舜，是在舜的早年，而尧举荐舜则是在舜能谐和之后。《史记》反复重出，而无人辨析。孟子当时也不与万章辨析其失误，大概孟子不在于辨析世俗传讹的痕迹，而在于发明圣人处变的心意。如果得其心意，那么其事迹的有无都不必辨析。你为何又采纳这种说法呢？我说：朱熹著《孟子或问》，记载林氏的话颇为不同。集注中林氏引用司马、苏氏、程子，而逐一驳斥，不具述。只以“帝使其子九男”一节有为不顺于父母，“语天下大悦而将归己”一节有不得乎亲，语方尧之试舜，舜尚在畎〇之中，故曰后举而加诸上位，然后如书所云慎徽五典为司徒之官，纳于百揆为宰相之任也，则舜当为都君时，尚未离畎〇，正号泣怨慕，岂能即得其亲之心者？盖久之久之，而后瞽瞍厎豫，故曰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尧之欲妻舜，舜不告而娶，以为告则不得娶，是予不能得之于父也。尧亦知告焉，则不得妻，是君并不能得之于臣也。其顽至此，则既娶之后犹复欲杀之而分其室，史记之言固未为无据也。不格奸者，林氏谓但能使之不陷于刑戮。唐孔氏谓此三人性实下愚，动罹文网，非舜飬之久，被刑戮，舜以权谋自免厄难，使瞽无杀子之愆，象无害兄之罪，不至于奸恶于此益验。余亦谓不格奸与允若二字自有浅深之不同。不格奸者在舜为庶人之时，亦〇若者在舜为天子往朝瞽瞍之日。史记所载舜格亲次第正自不诬，

译如果不这样，世人诬蔑瞽瞍在朝堂上谋害舜，孟子就辩明这必定没有；诬蔑舜流放象，孟子就辩明这从未有过。凡是对于世俗流传的错误迹象，没有不辩明并阐明以晓谕天下后世的，哪有明知不是这样却故意设立言辞来推演其理，对上诬蔑圣贤，对下迷惑天下后世的呢？林氏的见解卓越且独特啊。查考郑康成注解《尚书》之后，不再有谈论古文的人，只有王肃注解《尚书序》，对于《汨作》《九共》等九篇，不说已经亡佚，而说古逸，似乎王肃曾见过古文，只是没有注释罢了。或许王肃因为马融、郑康成所遗漏的，也跟着遗漏了，不一定见过古文，也未可知。唯独孔颖达说王肃开始偷看梅赜的书，他的注解《尚书》大多是孔安国的传，怀疑王肃见了古文却隐瞒不说。《经典释文》说：王肃注解今文而解释，大多与古文相似，或许王肃私下见到孔传而秘藏它呢？这就太可笑了。王肃是魏国人；孔传出现于魏晋之间，晚于王肃，传注相同的地方，乃是孔安国窃取王肃，而不是王肃窃取孔安国。只用一件事来证明：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结束，中间那个月举行禫祭。郑康成认为中月是间隔的月份，那么二十七个月后才恢复吉礼；王肃认为中月是月份之中，那么二十六月就可以恢复吉礼。王肃以前未曾听说过这种说法。如今孔传在《太甲》篇中，对于“惟三祀十有二月朔”，解释说：“商汤在元年十一月去世，到这里二十六月，三年丧服期满”，这不是采用王肃的说法又是什么呢？凡是这本书中出于魏晋之间所假托的，都有明显的证据，而世人还遵行使用它而不醒悟，迷惑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了。

译又考，我因此想到伪造《太甲》的人，说“只有在第三年十二月初一，伊尹穿着礼服侍奉嗣王回到亳都”，这并不是把该月当作正朔，而是把该月当作服丧期满而恢复吉礼的时候。如果服丧果然在该月期满，那么太甲的年号必定在商汤去世的那年丁未年更改，一年中有两位君主，违背了终始的道理，这难道是夏商周三代应有的情况吗？如果越年改元，又不应等到这月才服丧期满。反复推敲，没有一处说得通的。大概伪造这本书的人，不能全面了解三代的礼制，既然在君主去世那年改元，把衰微时期不吉利的事情，加在盛世之上；又把祥禫之礼放在同一个月，把后世儒者缩短丧期的制度，强加给古人。大概到了这里，它的伪造就再也无法掩盖了。

又考《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古文尚书》十卷，王肃注；《新唐书·艺文志》记载郑康成注《古文尚书》九卷。那么《汨作》《九共》等篇，到唐代还在流传吗？我说：不是。孔颖达疏说：贾逵、马融、郑玄所注的《尚书》，都题名为古文，而篇数与伏生所传的正同，只是经文中的字多有不同，如《尧典》中“宅嵎夷”作“宅嵎防”，“昧谷”作“栁谷”之类就是。我认为这王肃、郑康成的注，也就是这三家所共有的。伏生二十九篇用古文字写成的，所以称为《古文尚书》，也就像唐代有《今文尚书》十三卷，孔安国传。既然有孔安国传，为什么称为今文？大概唐玄宗不喜欢古文，下诏让集贤学士卫包把古文改为今文，而孔安国的书也因此而改变了。我曾经想，《尚书》藏在墙壁之中，全是科斗古文，等到孔安国用今文字读它，才开始改用隶书，然而还是古隶并存。孔颖达所谓“保留古文令人向往，用隶书便于识别”，所以大序说“隶古定”就是这个意思。到了天宝三年，才下诏改定，凡是不符合开元文字规范的，就称为野书。不只是古文废绝，即使两汉以来所传的隶书，也多逐渐失传。因此文字既错乱讹误，书籍又简陋，长期借而不还，积习成俗，这又是论述古今经学的人掩卷长叹的原因。

又考《宋玉九辩》：“难道不郁结思念君王吗，君王的门有九重。”这完全是用象征的语言，不像《五子之歌》夹杂叙事辞，更加验证万章所引的是古书，是事实所有而无疑的。

又考《隋书·经籍志》已有《今字尚书》十四卷，孔安国传，不始于唐代。唐代又改从开元文字，所谓用今字书写，保存旧本的，是下传到今天。

第十九

汉代传授《论语》有三家：一是《鲁论》，一是《齐论》，一是《古论》。《古论》出自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马融、郑康成的注都本于此。《艺文志》所说的二十一篇，有两篇《子张》就是。魏何晏集解《论语》中，“有孔子曰”的，就是孔安国的话。我曾经取孔注《论语》与孔传《尚书》相对校勘：“如予小子履，敢用〇牡”三句，孔曰：“履，殷汤名。”这是伐桀告天的文字，殷家崇尚白色，未改变夏礼，所以用〇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谓天帝也。”墨子引《汤誓》，其辞如此。“朕躬有罪，无以万方”四句，孔曰：“无以万方，万方不与也。”“万方有罪，我身之过。”“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二句，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所重民食丧祭”一句，孔曰：“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与今安国传《汤诰》《泰誓》《武成》语绝不相类。安国亲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汤诰》《泰誓》《武成》，岂有注《论语》时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书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则曰：“此《易·恒》卦之辞。”“南容三复白圭”，孔则曰：“《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论语》所引《易》《诗》之文，无不明其来历，何独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将安国竟未见古文乎？据古文则“予小子履”等语，正《汤诰》之文也。作《论语》者亦引《汤诰》，而孔不曰“此出《汤诰》”，或曰与《汤诰》小异，而乃曰“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何其自为乖刺至于如是其极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汤诰》之文，盖断断也。又从来训故家于两书之辞相同者，皆各为诠释，虽小有同异，不至悬绝。今安国于《论语》“周亲仁人”之文，则引管蔡、微箕以释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书》“周亲仁人”之文，则释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而商之

译孔安国的才华又不如周昌，两者相差如此悬殊，这难道是一人之手笔吗？况且孔安国纵然健忘，在注释《论语》时，难道唯独不记得《泰誓》中篇有这段文字，而其前后的语势，都极力称赞周昌的才华，却没有贬低的言辞吗？孔安国对于禆谌、子产、武仲、齐桓公，凡是涉及《左传》的内容，都在注释中详尽地陈述，为何唯独到了《古文泰誓》，却好像不认识这本书一样呢？我因此知道，晚出的《古文泰誓》，必定不是当时孔安国从墙壁中所得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译有人问：墨子引用《汤誓》说“予小子履敢用〇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国语》中内史过引用《汤誓》说“余一人有辠无以万夫，万夫有辠在余一人”，那么《论语》中“予小子履”这一段，确实是古代《汤誓》的文辞无疑了。然而今文《汤誓》实际上并没有这些话，这该如何解释呢？我说：讨伐夏桀是重大事件，商汤的誓告必定不止一次。就像周武王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都是用来反复申明的。王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这是告谕百姓讨伐夏桀的文辞；“曰予小子履，敢用〇牡”，这是告天讨伐夏桀的文辞，两者互不冲突。虽然《尚书·小序》中没有《汤誓》两篇的说法，但这一篇怎么知道不在百篇之外呢？就拿“尧曰咨尔舜”这一段作为尧任命舜并禅让帝位的文辞来说，今文《尧典》中并没有这些话，难道能因为《尧典》中没有就怀疑《论语》不是帝尧的话吗？观察这一点，也可以知道《论语》中的这段确实是《汤誓》。那么您怎么知道它一定出自《汤誓》而不出自《汤诰》呢？我说：墨子生活在孔子之后，书籍尚未被焚毁；内史过又生活在孔子之前，书籍尚未被删减。而他们引用的书中与《论语》相同的文辞，都认为是《汤誓》，这就让人相信它一定出自《汤誓》。班固在东汉初年校理秘府典籍，得以见到古文《尚书》，而他所著的《白虎通》两次引用“予小子履”，都认为是讨伐夏桀告天的文辞，而不认为是《汤诰》，这就让人相信它一定不出自《汤诰》。而且更可笑的是，《国语》中单襄公“决陈必亡”一篇，有引用“先王之令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非〇，无即惂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今陈侯不念云云，是又犯先王之令也”。解释说：“先王之令，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教令。”单襄公是周朝臣子，以周臣的身份回答周天子，讲述周朝的教令，这是确凿可信无疑的。而伪造古文的人却把它窜入《汤诰》中，径直当作商朝先王的教令，难道单襄公是闭着眼睛说梦话的人吗？仅凭这一点就不可信，其他也可以类推了。那么伪《汤诰》既然不可信，真正的古文《汤诰》也可以得知吗？我说：司马迁亲自跟随孔安国学习古文，所以撰写《殷本纪》说：“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毋我怨下有以令诸侯四字。详其语意，殆为论功定罪，诰戒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盖作誓者一时，作诰者又一时也。马〇时张霸之徒伪古文未出，而所见必孔氏壁中物，其为真古文汤诰似可无疑。余故备録之，以俟博雅君子云。

查考《墨子·兼爱》篇引用“予小子履”这一段，共十三句，称为汤说，并未说是《汤誓》。恐怕孔安国因为上文有《泰誓》《禹誓》的名称，也顺带称之为誓，不一定确实如此。内史过远在《墨子》之前，已经称为《汤誓》了。解释说：《汤誓》是讨伐夏桀的誓辞。推测孔安国注释《论语》时也依据《国语》。后四句既然是《汤誓》，那么前三句也是《汤誓》，可以知道。所以说《墨子》引用《汤誓》，其文辞如此，并非因为上文而一概称为誓。原《墨子》的意思，不称为《汤誓》而改为《汤说》，大概也有原因。《论语》所引是从“予小子履”开始到“罪在朕躬”结束，共十句。玩味其文辞，谁不认为这是告天讨伐夏桀的誓辞呢？只有《墨子》所引在“告于后帝”下面多出了“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三句，不得不认为是祈祷祭祀的说法了。不知道这三句其实是衍文。怎么证明呢？商汤的大旱是夏桀遗留的祸患，在革除夏朝命数、改正朔之后，现在刚用〇牡，未改变夏朝的服色，难道是桑林自祷的时候吗？况且《墨子》引用书籍喜欢自行增删，如《甘誓》改为《禹誓》，又多出“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四句，难道不是都是衍文吗？古人读书精审，孔安国注释《论语》就以《论语》所引为正文，而《墨子》所增多的自然不可信。又以《国语》所引为正名，而《墨子》所改窜的自然不可信。这虽然引用《墨子》，但不完全听从《墨子》，大概是以经传为依据。唉，真可以说是读书精审的人了。

又查考汤

译商汤讨伐夏桀，在七八月出发，这就是所说的放下我的收割农事而去征伐正值盛夏的夏桀，到次年三月才回到亳都，往返共历时八九月。周武王讨伐商纣，在殷历十一月戊子日军队初次出发，三天后得到周历正月辛夘日初一，癸巳日武王开始渡河。这一年闰二月，到四月中旬才回到丰邑，往返虽然名义上是六月，实际上只有五月。大概是因为武王一战就灭亡了商纣，而商汤与夏桀在鸣条交战获胜后，夏桀向东逃入山区，出太行山，向东南渡过黄河，商汤缓慢追击而不逼迫，于是夏桀逃奔南巢，不免使军队劳累地远途追逐，这就是返回有迟有速不同的原因。朱熹《纲目》前编在成汤十八年乙未年，记载“王誓师伐夏”，又记载“王至东郊”。商汤在秋天出发，在春天返回，一年之中，哪有先秋天而后春天的呢？应当分作两年记载，才正确。郑晓《古言》认为商朝讨伐夏朝是在秋天收获时，周朝讨伐商朝是在春天耕种时，不知道并非春天耕种时，周朝的春天相当于现在的冬天。读了伶州鸠的话就知道了。

译又查，我曾认为《汤誓》或许存在两篇，这足以令人震惊。等到再翻阅《墨子》，见其《尚贤中篇》引用《汤誓》说：“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这些话不见于今文《汤誓》中，这难道不是另外存在一篇《汤誓》的明显证据吗？孟子引用《汤誓》说：“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这是今文《汤誓》，所以赵岐知道，注释说：“《汤誓》，是《尚书》的篇名。”《国语》引用《汤誓》说：“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这是另一篇《汤誓》，所以韦昭不知道，解释说：“《汤誓》，是商书讨伐桀的誓词。”现在《汤誓》中没有这些话，于是认为已经散佚了。不知道并非散佚，今文《汤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文义连贯，绝无错漏可疑之处，怎么会有“予小子履”一段及“聿求元圣”等语？是被遗漏了吗？这必定是另外自成一篇，似乎可以无疑。古人书籍繁多丰富，在秦朝未焚书之前，必定不像现在所见的这样寥寥无几。就像《墨子》又引用《禹之总德》的话说：“允不着，唯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现在百篇《尚书》序以及《总德》之名都没有，难道可以因为书序中没有，就怀疑是《墨子》伪撰的吗？

又查梅鷟也说何晏集解《论语》与郑冲一同上奏，郑冲号称传授古文的人，他的古文必定熟习于书，说“孝乎惟孝”不应引包咸的话截为句，而应当根据《君陈》来纠正；说“于予小子履”不应依《墨子》为《汤誓》，而应当说这在《汤诰》篇。现在不是这样，知道郑冲未传授古文，传授古文的是诬陷郑冲的话，借郑冲的声望来加重其书的地位。郑冲不可以被诬陷，某不可以不辩驳，议论也层出不穷，所以采集录入。

又查梅氏的议论如此，我再次考证。《正义》引用《晋书》：“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传授扶风苏愉，字休预。”似乎传授《尚书》在他晚年，与《上论语》时不同。《上论语》时为魏光禄大夫，在正始年间，魏朝尚盛此书，出自魏晋之间，怎么能预见并记载它？集解不可以因此认为是郑冲诬陷。然而这本书确实开始由郑冲传授。第二十

传授《孝经》的有两家：一是今文十八章，汉朝兴起时长孙氏四家，张禹传授；一是古文二十二章，出自孔子壁中，安国传授。《艺文志》说：“今文都相同，只有古文字读多异。”桓谭《新论》说：“古《孝经》一千八百七十二字，现在不同的有四百多字。”孔氏本在梁朝灭亡，又在隋朝出现，当时儒者固然已经喧传，认为是刘歆所作。校对今文，仅多闺门一章，分庶人章为二，曾子敢问章为三，以符合二十二章的数量而已，没有什么不同。宋儒司马光从而尊信，朱子为之刊误，也不能完全去除古文。只有草庐吴氏，他的议论才确定说：“以桓谭《新论》所言考证古文，都不符合，参考邢氏疏说，则其伪诈就确定了。”我认为桓谭《新论》足以证明今古文《孝经》的伪诈，难道不足以证明古《古文尚书》的真实吗？《新论》又说：“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五当作六】卷，为十【十上脱五】八篇；古《佚礼记》有五十六卷；古《论语》有二十一卷。大概是嘉论的森林，文义的渊海。所说的卷数、篇数、章数，都与汉志符合。小有不符合，则是传写的错误，如汉志与譌为学十七，譌为七十之类。世有刘敞，自然能纠正。”我尤其喜爱桓谭作于建武以前，《武成》篇尚存，所以不说五十七，说五十八，也足以见真实的事情无往而不得其贯通，赝品的事情无往而不多所抵牾。

查隋代所出古文孝经，也从刘向的说法来。刘向说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共二十二章。但其多闺门一章，文句凡鄙，不类圣言，且与今文增减异同，率不过一二字，没有什么四百余字的。所以草庐氏以此证明其伪。汉志注引新论，或作七十一字。检查太平御览、邢昺孝经疏，都是二字。我认为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又查朱子说《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意齐鲁间儒纂取左氏诸书以为之者？或问：“安知非左氏诸书取《孝经》耶？”朱子曰：“不然。”“三才”章自章首以至“因地之义”为子太叔述子产及赵简子赞之之言，“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一段为季文子之言，“君子则不然”以下又杂以北宫文子言，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又无意思，则知此袭彼，非彼取此，可无疑也。愚谓朱子此等识见高明，迥出

译自古以来，如果拿它来研读《古文尚书》，也应当能理解大半了。

译第二十一

汉朝建立后，高堂生传授《礼》十七篇。孔子旧宅墙壁中出土的《礼》，多出三十九篇，称为逸《礼》。汉平帝时期，王莽将其立为官学，旋即废止，但依然流传至东汉，然而没有师承解说，不像古文《尚书》那样多有训释。郑康成注解三《礼》，曾引用逸《礼》。《周礼》注中有天子巡守礼、中溜礼、烝尝礼、军礼仪。《仪礼》注中有朝贡礼、禘于太庙礼。《礼记》注中有中溜礼、王居明堂礼，另有奔丧礼，这些都是逸篇的文字。我曾叹息，说《礼》与《尚书》同为古文，同为郑氏之学，同见于经注之中。而在《礼》方面，虽然篇目仅存，单辞断语，历代仍知道珍视它，想要辑录为经；而在《尚书》方面，虽然卷篇次第有源有委，甚至明确指出某句出自某篇，如“载孚在亳征”、“是三朡厥篚黄”、“昭我周王”等，却都被认为是伪书。这是因为《礼》未被诸儒扰乱，而《书》却被晚出的孔传所压抑。这难道不是这部经典的不幸吗！

查《汉书·艺文志》：“礼古经，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刘氏说：“孔氏即孔安国所得壁中书。‘学七十’当作‘与十七’，五十六篇减去十七篇，正好多出三十九篇。”他的说法是对的。但孔颖达《礼记》疏记载郑康成说：“《汉志》始于鲁淹中得古礼五十七篇，其中十七篇与今《仪礼》相同，其余四十篇藏在秘府，称为逸礼。”又《六艺论》也认为孔壁所得古文礼五十七篇，都与今《汉志》数目不合，不知哪种说法正确，附在此处以广异闻。

又查天子巡守礼说：制币长一丈八尺，纯四。中溜礼说：以功布为道布，属于几。烝尝礼说：射豕者，军礼说：无干车，无自后射。朝贡礼说：纯四只，制一丈八尺。禘于太庙礼说：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则己亥、辛亥也可用，没有的话只要有亥日就可以。又中溜礼说：凡在庙中祭祀五祀，用特牲，有主有尸，都先在奥位设席。祭祀户神的礼，南面在户内西侧设主，于是制脾及肾为俎，奠于主北。又在俎西设盛，祭黍稷、祭肉、祭醴都三次。祭肉脾一，肾再。祭祀完毕撤去，再陈俎，设馔于筵前，迎尸略同于祭宗庙的礼仪。王居明堂礼说：出五十里迎岁。又说：带以韣礼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又说：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气。又中溜礼说：祭祀灶神的礼，先在门之奥位设席，东面在灶陉设主，于是制肺及心肝为俎，奠于主西。又在俎南设盛，也祭黍三次，祭肺、心肝各一次，祭醴两次。也祭祀完毕撤去，再陈俎，设馔于筵前，迎尸如同祀户之礼。又王居明堂礼说：毋宿于国。又中溜礼说：祭祀中溜的礼，在牖下设主，于是制心及肺肝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其他都如祀户之礼。又说：祭祀门神的礼，北面在门左枢设主，于是制肝及肺心为俎，奠于主南。又在俎东设盛，其他都如祭灶之礼。又王居明堂礼说：仲秋九门磔攘，以发陈气，御止疾疫。又说：仲秋农隙，民毕入于室，曰时杀将至，毋罹其灾。又说：季秋除道致梁，以利农也。又中溜礼说：祭祀行神的礼，北面在軷上设主，于是制肾及脾为俎，奠于主南。又在俎东设盛，祭肉肾一，脾再，其他都如祀门之礼。又王居明堂礼说：孟冬之月，命农毕积聚，系收牛马。又说：季冬命国为酒，以合三族，君子说，小人乐。又说：仲秋乃命国醵。逸奔丧礼说：不及殡日于又哭，犹括发即位，不袒，告事毕者五哭而不复哭也。又说：哭父族与母党于庙，妻之党于寝，朋友于寝门外壹哭而已，不踊。又说：凡拜吉丧皆尚左手。又说：无服。袒免为位者，唯嫂与叔。凡为其男子，服其妇人，降而无服者麻。凡二十五条，为篇名者八。《吴草庐逸经》八篇，仅及其三。王伯厚博矣，误以《大戴记》《朝事仪》为逸经，亦遗禘于太庙。逸《奔丧》及《军礼》，伯厚谓如防圭碎璧，犹可宝。草庐谓虽片言只字，亦收拾而不敢遗。乃我爱其礼之意，余独惜其读郑注未到尔。

又查《礼仪》三百，朱子从《汉书》臣瓒注指为《仪礼》，确实如此，这就是《礼器》“经礼三百”也。汉人称《仪礼》为礼经，以区别于七十子后学者所录之记。当周公时，号文盛篇，凡三百。《汉志》云：“自孔子时而不具。”郑康成云：“周后世衰，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孔子

译当时存在的篇章已经重复杂乱，又怎么能保存那些已经散佚的篇章呢？”这些说法也是相互印证的。凭推测来看，应当有上百篇吧？为什么呢？因为《尚书》一百篇藏在墙壁中，出土时只有五十八篇，那么《礼经》出土时是五十六篇。推想它藏匿时的篇数，应当也不少于百篇。大概古代竹简书籍没有长期放置在屋壁中而不发生错乱、磨损磨灭的。而且其篇首标出“士冠礼”“昏礼”之类，所以“奔丧”“投壶”，郑玄亲眼见到它们在逸礼中的，也标首称为“奔丧之礼”“投壶之礼”，那么三百篇的情况显然可以知道。这也如同《周官》五篇经文都以“惟王建国”开头一样。又查考“《仪礼》”这个名称，是古代行礼者的仪注。朱熹想要将其分为章段，使它的数量可以知晓。可以知晓然后才能陈述记录，临文不讳。何某说：“临文是指礼官执持文书行事时可见，古人行礼都在面前拿着本子按照它来执行，以防有遗忘及疏忽之处。”《周官》太史“祭祀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诸侯“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贾公彦疏说：“书就是上文所说的礼书，如同现在的仪注，诏告使之不错误，就是这件事。”在周公时代只是仪注，孔子则尊奉为经。在当时虽然祝史有司之类的人都通晓并能实行，而韩愈尚且以奇辞奥义苦于难以阅读，古今不同竟至于此。我曾经说《仪礼》只是《隋书·经籍志》中的仪注篇，《周礼》只是《隋书·经籍志》中的职官篇罢了。有人问：“三百固然属于篇名，三千也将是篇名吗？”我说：“这则是指细微的文辞小节，不是篇名，但也有在《仪礼》内的，如冠礼的始加、再加、三加之类。有不在《仪礼》内的，则像现在《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篇所记载的，计算当时一定也有成书而不再得见了。”又查考“禘于大庙礼”，王肃《圣证论》引用有“昭尸”“穆尸”“有孝子”“孝孙”“有皆升合于其祖”的文字。“王居明堂礼”，蔡邕《明堂月令论》引用说：“区别阴阳门，东南称门，西北称闱。”虽然不是当时的原文，也是所谓的圭璧碎片。

译第二十二

《诗经》有四个学派，即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前三家都曾在朝廷设立学官，而毛诗出现较晚，且势力微弱。从苌弘以下，四代传授皆由一人完成，王莽时设立毛诗学官，旋即废除。直到东汉中兴之后，毛诗才开始大为显赫，讲解传授训诂，日益完备，几乎与古文《尚书》相当。史书记载安国是申公的弟子，那么他所受的应该是鲁诗。如今《尚书》传文中如“以悦使民，民忘其劳，在心为志；宝贤任能”，都是《诗序》的文字。“尧典”中的“昊天”，说的是元气广大；“大禹谟”中的“仁覆愍下”，称之为“旻天”；“益稷”中的“刊槎其木”，意为赓续；“禹贡”中九州的沼泽已修筑堤防；“伊训”中“汤有功烈之祖”，所以称颂他。“泰誓”上、中两篇，“泽障曰陂”，“冢土社也”，“周至也”，“牧誓”中的“肆陈也”，“文侯之命”中的“彤弓以讲德习射”，都是毛传的文字。我曾考证西汉的儒者，并非没有兼通五经的人，但唯独在一部经书内部，分门别类，专守一家，不肯旁涉其他。如刘向受《谷梁传》，儿子刘歆用《左氏传》诘难刘向，刘向不能反驳，然而仍然坚持自己的《谷梁》义理。刘歆想建立《左氏传》等学官，与博士们讲论其义理，各位博士有的不肯应答，大概是唯恐被刘歆驳倒，其墨守成规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当时董仲舒治《公羊传》，他的对策说“《春秋》大一统”，就是《公羊》的说法。梅福治《谷梁传》，他的上书说“《春秋》宋杀其大夫”，就是引用《谷梁》的说法。以至于《关雎》这首诗，一说佩玉晏鸣，感叹康王之后的，是杜钦的说法，听者可知其为鲁诗；一说后夫人之行侔乎天地的，是匡衡的说法，听者可知其为齐诗；《商颂》不说是作于商朝，而说是赞美襄公时代的，是司马迁的说法，听者可知其为韩诗；《鲁颂》不说是作于史克，而说是公子奚斯作的，是扬雄的说法，听者也可知其为韩诗。他们各有流派，称为家法，就是如此。现在安国舍弃鲁诗而跟随毛诗，是他不遵循家法呢？还是魏晋之间鲁诗已经渐渐衰微，而毛诗正大为显赫于世，于是不知不觉出现这种情况呢？叶梦得说汉代文章没有引用《诗序》的，只有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的说法，大概魏在汉之后，卫宏的《诗序》到这时才开始流行，这也是一切证据。查考《毛诗》在东汉并未设立学官，《范书·儒林传》序自相矛盾，前面说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共十四人：易学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毛，《礼》有大小戴，《春秋》有严、颜，仔细数来，是十五人，怀疑有衍文。后面说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立学官，那么所衍的应该是“毛诗”二字。以《百官志》博士果有十四人，《诗》只有鲁、齐、韩三家。应劭《汉官仪》也相同，更加确定是衍文。由此可知孔僖传中说：“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毛”也是衍文。为什么呢？安国未曾听说受《毛诗》，怀疑是鲁《诗》的讹误。不然的话，孔僖以上有别受《毛诗》的人，因传授安国古文《尚书》，于是连类及之，这也是古人文字的常例。

又查考“叟”是蜀地夷人的别名，东汉中期才开始出现，所以《邛都夷传》有苏祈叟二百余人，《董卓传》吕布军中有叟兵，《刘焉传》派遣叟兵五千，《刘璋传》传送叟兵三百人，《李恢传》赋出叟濮，《张嶷传》叟夷多次反叛，诸葛亮《出师表》有賨叟青羌，遍查《史记》《汉书》西南夷传并没有“叟”字，大概出自明章以后。现在安国传在《牧誓》庸蜀羌髳下说“西蜀叟也”，难道武帝时就有这个称呼吗？《禹贡》“河入海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己酉才改注渤海，计算相距五百多里。史书多有疏略，常常用后代地名叙述前代事故，对于九河入海也是如此。大概其书下讫麟止，为太始二年，上距河徒时将四十年，不比安国为博士于元朔，仅隔六七年。安国是所见到的，史书则是所听到的。所见到的不容有误，现在传《禹贡》说“同为一大河入于渤海”，难道反而承袭《史记》的错误吗？上古及三代衰微时，都是戎夏杂居，秦始皇兵威天下，才开始将他们驱赶出去，当时中国没有四夷。见江统《徙戎论》，大概是西晋时先识远量者，特别阐明此事，两汉人未曾提及，仅班书《西域传》序提及一次但不详细。现在安国传“淮夷徐戎也”，史书相同，难道魏晋间有这种议论吗？凡是这些传文为魏晋人所假托，都有明显的证据，又不独前所论“三年丧”用王肃说及此用毛传文而已。又查考所谓《诗序》的文字、毛传的文字，都本于孔氏疏，虽然《易》兑卦彖传有“说以先民，民忘其劳”的文字，也不削去，只是沿袭其旧罢了。

又查考鲁诗亡于西晋，近代复出。申公培诗说，已未在京师。一征君着诗论

译（他）采录了许多（材料）。我加以考证说：《汉书·杜钦传》中，“《关雎》”是感叹康王的后妃。臣瓒说：“这是《鲁诗》的说法。”《谷永传》中关于“阎妻骄扇”的注释，认为是《鲁诗》说周厉王无道，内宠炽盛。《礼记·坊记》说：“思念先君，用来勉励我。”郑康成注解说，当时还没有得到《毛传》，所以采用《鲁诗》说：“这是卫国夫人定姜的诗。”刘向《列女传》的说法完全相同。大概刘向家世代传习《鲁诗》，所以现在的说法“《关雎》”仍归属于太姒，“《燕燕》”仍归属于庄姜，“《十月之交》”仍归属于幽王，都与《毛诗》相合，这分明是后人袭用《毛诗》时脱落错误造成的，不必仔细辩驳。又一个证据是，这位先生自夸家里有《世本》，却没有带到京城。我说：“《世本》在朱熹时代已经失传了。”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共有十五篇，见于《周礼》《礼记》注疏的有《作篇》，见于《左传》疏的有《氏姓篇》，见于《史记》注的有《居篇》。您家的本子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那么它的伪作性质也就不必辩驳了。扬子《法言》有话说：“想要兜售伪书的人，必定要假借真书；如果真书不被假借，伪书又将卖给谁呢？我知道他必定会失败罢了。”

译又查考郑玄为《毛诗·东门之池》所作的笺注，引用孔安国的话说：“静止的水叫做池。”不知他从哪里得到这个解释。孔安国一生只传授《论语》《孝经》这两部书，其中没有关于“池”字的释义，这说明另有其他的训诂说法流传，东汉的郑玄得到了它，并记载在这里。《古文尚书·泰誓》篇中有“陂池”一词，作传的人对于“陂”字既然采用了毛传的“水泽的堤防叫做陂”，又对于“池”字采用了郑笺的“静止的水叫做池”，如果这是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反而可以看出郑康成的笺注原本就出自这里。用心确实刻苦，学问确实广博了，这远远胜过撰写《世本》和《鲁诗》学说的人的手段。

第二十三

古文《尚书》由孔氏传授，后来只有郑康成所注的得其真传。今文《尚书》由伏生传授，后来只有蔡邕所刻石经的得其正统。如今晚出的孔氏《尚书》中，有“宅嵎夷”，郑玄说：“宅嵎防昧谷。”郑玄说：“栁谷心腹肾肠。”郑玄说：“忧肾阳劓刵劅剠。”郑玄说：“膑宫劓割头庶剠。”它与真正的古文不同竟到了这种地步。既然不同于古文，按理应该与今文相同了。然而石经早已失传，但是残碑遗字仍然大多收录在宋代洪适的《隶释》中：《盘庚》一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范》一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无逸》一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顾命》十七字，合计五百四十七字。洪氏用现在的孔氏《尚书》校勘它，多出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的有五十五字，借用的有八字，通用的有十一字。孔氏序言将三宗按年岁多少排列先后，石碑则按传文的顺序排列。石碑又说：“高宗在位百年，也与五十九年不同。”它与今文不同竟又到了这种地步。我这才知道这是晚出于魏晋之间的书，它既不像古文也不像今文，既不是伏生也不是孔氏的传本，而是想另立一家学说的。唉！悠悠千年，学者如林，竟然没有一个人对此进行考辨。京山郝氏曾经发愤叹息，说“千载少读书人”，确实怪他话说得太过了。由此思考，难道他的话完全不对吗？

有人对我说：“古人的经传，有的是口授，有的是笔录，老师不同，字句读音也不同，那些细微的异同，确实有不能避免的，怎么就据此作为论据呢？”我说：“不是这样。石经《论语》残碑收录在《洪氏隶释》中的有九百七十一字，洪氏用现在的刻本校勘它，并不相差甚远；与《尚书》相比截然不同，怎么不足以作为论据呢？”刘向用中古文校勘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的经书，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处，脱漏的字有几十个；刘陶推究三家《尚书》及古文进行校正，文字有三百多事，名叫《中文尚书》。班固、范晔各自在史书中记载他们的说法，认为今古文的区别，难道没有缘故吗？

查考“宅嵎夷”四条，见于孔颖达的疏。说出自夏侯等人的书，是今文。而把它当作孔氏《尚书》的，是因为它与孔氏《尚书》相合，只是略微将“劅剠”改为“黥”。然而音义也不相差太远。

又查考洪氏总计《尚书》《论语》的字数颇有错误，应当说《尚书》五百五十五字，《论语》九百七十三字，又《无逸》篇一百二字，二误写为三。

又查考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说：“《史记》文字与古文《尚书》相同的，就取孔传来注释；与伏生书相同的，就用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我认为三家都注释真正的古文书，不仅与今文不同，而且与现在的孔氏《尚书》互相不同，怎么能取三家来当作伏生的呢？张守节是唐代人，已经不能对此进行辨析了。

又查考杨升庵有《石经考》，说法多错误，我为其刊正。说：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书写六经于碑上，让工匠镌刻，立在太学门外，这就是所谓的一字石经。魏邵陵厉公正始年间，邯郸淳书写石经，也立在太学，这就是所谓的三字石经。晋代裴頠任祭酒，奏请修治国学，刻石写经，这就是晋石经。后魏孝明帝神〇元年，祭酒崔光请求补全汉代所立三字石经的残缺，这是魏代立的，不是汉代。唐文宗开成二年，国子监九经石壁完成，是听从宰相兼祭酒郑覃的请求，现在还在。后蜀广政十四年，镌刻《周易》至《宗》，宋仁宗皇祐元年，《公羊传》完工，这就是石室十三经。仁宗庆厯初年，命令刻篆隶二体石经，后来只有《孝经》《尚书》《论语》完工，这就是嘉祐石经。宋高宗绍兴年间，亲自书写《易》《书》《诗》《左氏传》《论语》《孟子》及《礼记》五篇，刊刻在石上。宋孝宗淳熈四年，下诏建阁以覆盖它，这就是绍兴御书石经。大概自古以来共有七次刻石了，将它的说法附在这里。

第二十四

它与古文的不同，不仅仅像前面所列的那样。《汉书·儒林传》：孔安国传授给都尉朝，而司马〇也从孔安国问学。《迁书》记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等篇，多有古文说法。我曾经取〇书所载的各篇阅读，虽然文字有增减，字有通假，义有补缀，以及有时随笔窜改以成就自己的一家之言，但班固说“多古

译《文说》必定出自古文，而不是后人假托古文之名所能并列的。所以我详细记录它，以等待喜好古学的人选择。《五帝本纪》说：“能够彰明驯服之德，来亲近九族。九族和睦之后，便使百姓条理分明，百姓显明，协和万国。于是命令羲和，恭敬地顺应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规律，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分别命令羲仲居住在郁夷，名叫旸谷，恭敬地引导日出，便安排东方的农事。春分时节星宿鸟，用来校正仲春，那里的百姓根据鸟兽的孵化来安排农事。又命令羲叔居住在南方交趾，便安排南方的农事，恭敬地观测夏至日长和星宿火，用来校正仲夏，那里的百姓根据鸟兽的脱毛来安排农事。又命令和仲居住在西土，名叫昧谷，恭敬地引导日落，便安排西方的收成。秋分时节星宿虚，用来校正中秋，那里的百姓根据鸟兽的换毛来安排农事。又命令和叔居住在北方，名叫幽都，便安排冬藏的事物，冬至日短星宿昴，用来校正中冬，那里的百姓根据鸟兽的长毛来安排农事。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来校正四季的节气，整顿百官，各种功业都兴起。尧说：‘谁能顺承这件事？’放齐说：‘继承人丹朱，开明。’尧说：‘唉！他顽劣凶暴，不能用。’尧又说：‘谁能胜任？’讙兜说：‘共工，广泛聚集并布施功业，可以用。’尧说：‘共工善于言辞，但他的用法邪僻，表面恭敬实则欺天，不可用。’尧又说：‘唉！四岳！滔滔洪水漫过天空，浩浩荡荡包围山岳冲上丘陵，下民非常忧虑，有能治理的人吗？都说鲧可以。’尧说：‘鲧违背天命败坏家族，不可用。’四岳说：‘奇怪啊！试试不行再用罢了。’尧于是听从四岳，任用鲧。九年功业没有成就，尧说：‘唉！四岳！我在位七十年，你们能奉行天命，接替我的位置吗？’四岳回答说：‘鄙陋的德行玷污帝位。’尧说：‘全部推举贵戚以及疏远隐居的人。’众人都对尧说：‘有个鳏夫在民间，名叫虞舜。’尧说：‘是这样，我听说过他，他怎么样？’四岳说：‘盲人的儿子，父亲顽劣，母亲愚昧，弟弟傲慢，他能以孝道调和，淳淳治理不至于奸邪。’尧说：‘我试试他吧！’于是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在两个女儿那里观察他的德行。舜使两个女儿在妫水弯曲处遵循妇礼。尧认为很好，于是让舜谨慎地协和五典。五典能够顺从，于是普遍进入百官。百官按时序办事，在四门接待宾客。四门庄重肃穆，诸侯远方，宾客都恭敬。尧让舜进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走不迷失。尧认为他圣明，召见舜说：‘你谋划事情周到，而且言语可以成就功业，已经三年了。你登上帝位。’舜以德行谦让，不愉快。正月初一，舜在文祖接受尧的禅让。文祖，是尧的太祖。于是帝尧年老，命令舜代理天子的政事，以观察天命。舜于是观察璇玑玉衡，以齐正七政，于是向上帝祭告，向六宗祭祀，向山川遥祭，向群神辨祭，收集五瑞，选择吉祥的月日，会见四岳和各州长官，颁发瑞玉。二月，向东巡狩，到达岱宗，用柴祭遥祭山川，于是会见东方君长，会合时节月份校正日期，统一律度量衡，修定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作为礼物，如同五器，最后才返回。五月，向南巡狩。八月，向西巡狩。十一月，向北巡狩，都像初次一样。回到祖庙，用特牛之礼祭祀。五年一次巡狩，群后四次朝见，普遍宣告政令，明确试用功绩，用车服奖赏有功者，开始设立十二州。疏通河道象刑，以常刑，流放宽恕五刑，鞭刑作为官刑，扑刑作为教刑，金刑作为赎刑，过失灾祸赦免，依仗终始作恶者处以刑罚。恭敬啊，恭敬啊，只有刑罚的安宁啊。讙兜进言共工，尧说：‘不可。’但让他试做工师。共工果然邪僻。四岳推举鲧治理洪水，尧认为不可，四岳坚持请求试用，试用而没有功绩，所以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多次作乱。于是舜回来对帝说，请求流放共工到幽陵，以改变北狄，放逐讙兜到崇山，以改变南蛮，流放到三危，以改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改变东夷。四罪而天下都信服。尧在位七十年，得到舜二十年而年老，命令舜代理天子的政事，推荐给上天。尧退位，总共二十八年而去世。百姓悲哀，如同丧父丧母，三年四方不举乐，以思念尧。又说，于是舜于是到达文祖，与四岳谋划，打开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令十二牧论述帝德，施行厚德，远离奸佞之人，那么蛮夷都顺服。舜对四岳说：‘有能奋起功业美化尧的事业的人，让他居官辅佐政事。’都说：‘伯禹做司空，可以美化帝功。’舜说：‘唉，是的，禹！你平定水土，务必努力啊！’禹拜稽首，让位于稷契和伯陶。舜说：‘是的，去吧。’舜说：‘弃，黎民开始饥饿，你作为后稷播种百谷。’舜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你作为司徒，而恭敬地敷布五教在于宽厚。舜说：‘皋陶，蛮夷扰乱华夏，寇贼奸轨，你作为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只有明察才能诚信。’舜说：‘谁能驯服我？工都说：‘垂可以。’于是以垂为共工。舜说：‘谁能驯服我？上下草木鸟兽都说：‘益

译可以。”于是任命益担任朕的虞官。益行稽首礼，向朱虎、熊罴等大臣推让。舜说：“去吧，你们能协调好。”于是任命朱虎、熊罴作为辅佐。舜说：“唉，四岳！谁能够掌管朕的三礼？”大家都说：“伯夷可以。”舜说：“唉，伯夷！任命你为秩宗，早晚都要恭敬，正直啊，只有保持清静纯洁。”伯夷向防龙推让。舜说：“好，任命防为典乐。”教导幼童，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重，刚强而不残暴，简约而不傲慢。诗歌表达心意，歌唱延长声调，声音依据歌调，音律调和声音，八音能够和谐，不要互相扰乱次序，使神人和谐。防说：“让我击打石磬，百兽都会随之起舞。”舜说：“龙，我畏惧忌恨。防能消灭虚伪，震慑惊动我的民众，任命你为纳言，早晚传达我的命令，务必诚信。”舜说：“唉，你们二十二人！要恭敬啊，顺应天时协助天事。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升降官员，远近众人的功业都兴盛。”分化三苗。又说：舜二十岁时因孝顺闻名，三十岁时尧举荐他，五十岁时代理天子事务，五十八岁时尧去世，六十一岁时代替尧登上帝位。登上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死在苍梧野外。《夏本纪》说：禹命令诸侯百姓征发民夫来治理水土，行走于山中树立木桩标记，确定高山大川。又说：冀州已经记载，壶口治理了梁山和岐山，太原已经修治，到达岳阳，覃怀完成功业，到达衡漳，那里的土壤是白壤，赋税为上上等交错，田地为中中等平常。卫国已经顺从大陆，已经成为岛夷，穿着皮服夹着右碣石进入大海。济水、黄河之间是沇州，九河已经疏通，雷夏已经成为沼泽，雍沮防同，桑土已经〇，于是百姓得以从山丘下到平地居住。那里的土壤黑而肥沃，草长木高，田地为中下等赋税贞定。作了十三年才统一，进贡漆和丝，筐里装着织锦，浮于济水、漯水，通达于黄河、大海。泰山维青州，嵎夷【今文作禺銕，銕是古夷字】已经略定，潍水、淄水已经疏通，那里的土壤白而肥沃，海滨广阔低洼，田地多为盐碱地，田地为上下等赋税中上等，进贡盐、细葛布和海产杂物。泰山山谷出产丝、麻、〇松、怪石，莱夷作为牧场，筐里装着〇丝，浮于汶水，通达于济水、大海。泰山到淮河之间是徐州，淮河、沂水已经治理，防羽已经种植，大野已经成为都城，东原已经平定，那里的土壤红而黏重肥沃，草木茂盛，田地为上中等赋税中中等，进贡五色土，羽山山谷出产夏翟，峄山南面出产〇桐，泗水边出产浮磬，淮夷出产蠙珠、臮鱼，筐里装着〇纎缟，浮于淮河、泗水，通达于黄河、淮河、大海。维扬州，彭蠡已经成为都城，阳鸟所居，三江已经流入，震泽已经安定。竹箭已经分布，那里的草茂盛，树木高大，土壤为涂泥，田地为下下等，赋税为下上上等，杂贡金三品，瑶琨，竹箭，象牙皮革，羽毛，岛夷穿着草服。筐里装着织贝，包裹着橘柚，作为锡贡。均江海通达淮河、泗水，荆州及衡阳，维荆州，长江、汉水朝宗于海，九江非常居中，沱水、涔水已经疏通，云土、梦泽已经治理。那里的土壤为涂泥，田地为下中等，赋税为上中等，进贡羽毛，象牙皮革，金三品，杶榦栝栢，砺石、砥石、砮石、丹砂，维箘簬楛，三国进贡。其名包匦菁茅，筐里装着〇纁玑组。九江入赐大〇，浮于长江，沱水、涔水于汉水，越过雒水，到达南河。荆州、黄河之间是豫州，伊水、雒水〇涧已经流入黄河，荥播已经成为都城，道荷泽被明都【今文作孟诸】那里的土壤下土坟垆，田地为中上等，赋税杂上中等，进贡漆、丝、细葛布、苎麻，筐里装着纤絮，锡贡磬错。浮于雒水，到达黄河。华阳、黑水之间是梁州，汶山、嶓冢已经种植，沱水、涔水已经疏通，蔡防旅平，和夷底绩。那里的土壤青骊，田地为下上等，赋税下中三等交错，进贡璆鐡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越过沔，流入渭，乱于河。黑水、西河之间是雍州，弱水已经向西，泾水属于渭水汭，漆水、沮水已经顺从，沣水所同，荆山、岐山已经旅平，终南敦物，到达鸟鼠，原隰底绩，到达都野。三危已经度过，三苗大序。那里的土壤黄壤，田地上上等，赋税中下等，进贡璆琳琅玕。浮于积石，到达龙门西河，防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道九山汧及岐，到达荆山，越过黄河，壶口雷首到达太岳，砥柱析城到达王屋，太行常山到达碣石进入大海。西倾朱圉鸟鼠到达太华，熊耳外方桐栢到达〇尾，道嶓冢到达荆山，内方到达大别，汶山之阳到达衡山，过九江到达敷浅原，道九川弱水到达合黎，余波流入流沙，道黑水到达三危，流入南海，道河积石到达龙门，南至华隂，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雒汭到达大邳，北过降水到达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流入大海。嶓冢道瀁，东流为汉，又东为苍浪之水，过三澨流入大别，南流入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到达大海。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到达东陵。东迤北防于汇，东为中江，流入大海。道沇水，东为济，流入河。泆为荥，东出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防于汶，又北东流入大海。道淮自桐栢，东防于

译泗水和沂水，向东流入大海。渭水从鸟鼠同穴的山出发，向东在沣水处设防，又向东北流到泾水，向东经过漆水和沮水，流入黄河。洛水从熊耳山出发，向东北在涧水处设防，又向东在伊水处设防，向东北流入黄河。于是九州得以统一，四方边远之地都已安居，九座大山都已整治，九条河流都已疏通，九处沼泽都已筑堤，四海都已设防。六府（金、木、水、火、土、谷）治理得非常好，众土都经过勘定，谨慎地征收财赋，都根据三等土地制定赋税。中原地区赐予土地和姓氏，恭敬地以德行为先，不违背我的政令。命令天子王畿以外的五百里为甸服，其中百里缴纳禾束，二百里缴纳带穗的禾，三百里缴纳禾秆并服役，四百里缴纳粟米，五百里缴纳稻米。甸服以外的五百里为侯服，其中百里负责采办，二百里负责镇守，三百里为诸侯。侯服以外的五百里为绥服，其中三百里推行文教，二百里奋起武备以保卫王畿。绥服以外的五百里为要服，其中三百里为夷人之地，二百里为蔡地。要服以外的五百里为荒服，其中三百里为蛮人之地，二百里为流放之地。向东延伸到海边，向西覆盖到流沙，北方和南方也都到达，声威教化遍及四海。于是帝舜赐给大禹圭璧，以向天下宣告治水成功。《宋微子世家》说：微子于是问太师、少师说：“殷朝没有治理政事，不治理四方，我的祖先于是陈尸于上。纣王沉湎于酒色，宠信妇人，在下败坏了成汤的德行。殷朝小民喜好偷盗奸邪，卿士们互相效法而不守法度，都有罪过，于是小民不再顺从，反而纷纷兴起互相仇视。如今殷朝即将丧失天命，就像渡水没有渡口，殷朝于是灭亡直到今天。”又说：“太师、少师，我将出走，我家将保全于丧乱之中。如今你们无故告诉我即将倾覆，该怎么办呢？”太师回答说：“王子，上天降下灾祸，灭亡殷国，是因为你不畏惧该畏惧的，不任用老成持重的人。如今殷民已经荒淫无度，亵渎神祇的祭祀。如今如果真能治理好国家，即使身死也不遗憾；如果终究不能治理，不如离去逃亡。”又说：武王已经攻克殷朝，访问箕子。武王说：“唉，上天暗中安定下民，协和他们的居住，我不知道常伦秩序是如何安排的。”箕子回答说：“从前鲧堵塞洪水，扰乱五行，上帝于是震怒，不遵从洪范九等，常伦秩序被破坏。鲧被处死，禹于是继承兴起，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等，常伦秩序得以确立。第一是五行，第二是五事，第三是八政，第四是五纪，第五是皇极，第六是三德，第七是稽疑，第八是庶征，第九是向用五福，畏用六极。五行：一是水，二是火，三是木，四是金，五是土。水的特点是滋润向下，火的特点是炎烈向上，木的特点是弯曲伸直，金的特点是顺从变革，土的特点是种植收获。滋润向下产生咸味，炎烈向上产生苦味，弯曲伸直产生酸味，顺从变革产生辛味，种植收获产生甜味。五事：一是貌，二是言，三是视，四是听，五是思。貌要恭敬，言要顺从，视要明亮，听要聪敏，思要睿智。恭敬产生肃穆，顺从产生治理，明亮产生智慧，聪敏产生谋略，睿智产生圣明。八政：一是食，二是货，三是祀，四是司空，五是司徒，六是司寇，七是宾，八是师。五纪：一是岁，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五是历数。皇极：君王建立中正的标准，收敛这五种福分，用来传达赐给众民。当这众民处于中正标准时，赐给他们保持中正。凡是众民，不要有淫邪的朋党，人不要有结党营私的德行，只有君王作为中正的标准。凡是众民，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你就念及他们。不协于中正标准，也不离开过错，君王就接受他们。安心安色，说这是我喜欢的德行，你就赐给他们福分。这些人就是遵循君王的中正标准，不要欺侮鳏寡，而要敬畏高明的人。人有才能和作为，让他进献他的行为，国家就会昌盛。凡是正直的人，已经富裕且善谷，你不能让他们在你的家中有所喜好，这些人就是罪人。对于他们没有喜好，你虽然赐给他们福分，他们会给你造成祸害。不要偏私不要倾斜，遵循王道的义理。不要有私好的偏好，遵循王道的道路。不要有作恶的行为，遵循王道的路径。不要偏私不要结党，王道宽广。不要结党不要偏私，王道平坦。不要反复不要歪斜，王道正直。防止他们偏离中正，回归中正，说王道的传达言语，这是顺从帝王的教导。凡是众民，中正的传达言语，顺从并实行，以接近天子的光辉，说天子作为百姓的父母，作为天下的君王。三德：一是正直，二是刚克，三是柔克。平和安康用正直，强横不友好用刚克，内部友好用柔克。沉溺渐染用刚克，高明用柔克。只有君王可以作福，只有君王可以作威，只有君王可以玉食。臣子没有作福作威玉食的权力，臣子如果有作福作威玉食的行为，就会危害你的家，凶险于你的国，人就会偏邪不正，民用僭越差失。稽疑：选择建立卜筮的人，于是命令卜筮说雨，说济，说涕，说雾，说克，说贞，说悔，总共七种卜五种占的用途。两个衍数立时人为卜筮，三人占则听从两人的话。你如果有大疑，谋及你的内心，谋及卿士，谋及庶民，谋及卜筮。你听从卜筮听从。卿士听从，庶民听从，这叫做大同。你身体康健强壮，你的子孙逢吉。你听从卜筮，卿士违背，庶民违背，吉。卿士听从卜筮，你违背，庶民违背，吉。庶民听从卜筮，你违背，卿士违背，吉。你听从卜筮，违背卿士，违背庶民，违背，在内吉，在外凶。卜筮共同违背于人，用静吉，用作凶。庶征曰雨，曰

译旸（旱）、奥（燠，闷热）、寒、风、时（雨），这五种气象如果都按时序到来，草木就会繁茂。其中一种极端过度就会招致凶险，一种极端缺失也会招致凶险。

称为吉兆的有：肃（恭敬），及时雨就顺应；治（治理），及时雨就顺应；知（智慧），闷热就顺应；谋（谋略），寒冷就顺应；圣（圣明），风就顺应。

称为凶兆的有：狂（狂妄），常雨就顺应；僭（僭越），常旱就顺应；舒（舒缓），常闷热就顺应；急（急躁），常寒冷就顺应；雾（昏暗），常风就顺应，这是王的灾祸。

年岁由卿士负责，月份由卿士负责，日期由师尹负责。年、月、日、时如果不轻易改变，百谷就能成熟，政治就能清明，农官就能显扬，国家就能平安。

年、月、日、时如果轻易改变，百谷就不能成熟，政治就会昏暗不明，农官就会衰微，国家就会不安宁。

庶民就像星星一样，有的星喜好风，有的星喜好雨；日月的运行有冬有夏；月亮跟随星星，就会带来风雨。

五福：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健康安宁，四是喜好美德，五是善终。

六极：一是夭折短命，二是疾病，三是忧愁，四是贫穷，五是丑恶，六是懦弱。

鲁《周公世家》记载：周武王攻克殷商的第二年，天下尚未安定，武王生病身体不适，群臣恐惧，太公望、召公奭于是合在一起占卜。周公说：不可以让先王为我们担忧。周公于是以自己作为祭品，设立三个祭坛，周公面向北方站立，头戴玉璧手持玉圭，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史官记录祝辞说：您的长孙王发，勤劳却遭遇重病，如果三位先王在天上有子嗣的责任，那就让旦代替王发受罪。旦灵巧能干，多才多艺，能够侍奉神灵；王发不如旦多才多艺，不能侍奉神灵，所以在天帝面前受命，广施保佑四方，从而能安定您的子孙于下土，四方百姓无不敬畏，不坠毁上天降下的美好天命，我们的先王也永远有所依归。现在我就在天帝面前接受命令，如果您答应我，我就带着璧和圭回去，等待您的命令；如果您不答应我，我就抛弃璧和圭。周公已经让史官记录祷告太王、王季、文王，想要代替武王发，于是就在三位先王面前占卜，占卜的人都说是吉兆。打开书卷查看，确实是吉兆。周公高兴，打开钥匙看到书，遇到吉兆。周公进去祝贺武王说：大王您不会有祸害，旦新近受命，三位先王长久以来，最终谋划这件事，这条道路能想到我一人。周公把金縢匮藏起来，告诫看守的人不敢说。第二天武王病好了。

后来武王去世，成王年幼，还在襁褓之中。周公担心天下听说武王去世而背叛，周公于是登上帝位代替成王摄行政事主持国政。管叔和他的兄弟们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于是告诉太公望、召公奭说：「我之所以不避让而摄行政事，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无法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位先王交代，他们为天下忧虑劳苦很久了。到现在才成功，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将要成就周朝。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原因。」又说：「东方土地已经平定。」周公回去报告成王，于是作诗送给成王，命名为：「鸱鸮。」成王也不敢训诫。周公又说：「周公死后秋天庄稼还没收获，暴风雷雨，禾苗全部倒伏，大树全部被拔起，周国非常恐慌。」成王和大夫穿着朝服打开金縢书，成王于是得到周公自己认为有功代替武王的说法。两位公和成王于是询问史官和百官，史官和百官说：「确实有这件事。」从前周公命令我们不敢说。成王拿着书哭泣说：「从此以后难道没有错误的占卜吗？从前周公为周家勤劳，只有我这个年幼的人不知道。现在上天显示威严来彰显周公的德行，只有我这个小儿子应该迎接，我们国家的礼仪也应该这样。」成王走出郊外，天就下雨，风向反转，禾苗全部竖起。两位公命令国人，凡是大树倒伏的地方全部竖起并加固，这一年就大丰收。

译考察古人，在世时便遽然称其谥号，《史记》中这类情况很多，《左传》仅有一处，即陈桓公当时正受周王宠幸，便是如此。两处称成王，都是〇氏增窜所致，不用问便可知晓。认为开启金縢之书是在周公去世之后，也是妄说。如果不是出自古文，怎么证明呢？郑康成是学习古文的，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他在笺注《毛诗》时说“成王得到金縢之书后，亲自迎接周公归来”呢？先儒认为秋收大熟就是上文“居东二年”的秋天，情理事理最为恰当，所以我说道：“读〇书的人，选择可信的即可。”

又考察高宗在位百年，也见于《汉书·五行志》以及刘向、杜钦两人的传记，大概是用今文《尚书》的说法。成王葬周公而雷风示灾，也见于《梅福传》。颜师古注解说出自《尚书大传》，由此可知〇书又杂用今文说法，所以我说道它不是出自古文。

又考察《汉书·地理志》，班固在各县名之下自注“某山古文以为某某，泽古文以为某”，共十条。古文，是《尚书》古文《禹贡》的辞句，现在拿来与安国书对照，完全吻合。虽然汧写作岍，敦写作惇，倍写作陪，傅写作敷，字形略有差异，音读〇相同，不足以据此作为辨别的依据，仍将它的说法附在此处。

又考察福建陈第季立有一篇《尚书评》，说太史公叙述《尚书》却失去《尚书》本意的地方道：“《尚书》的文辞简短而深广，明雅而幽深，玩味越久越觉渊深，践行越久越觉切近，推测它不能形成形象，突然把它放在面前，就令人惊怪，不知是从哪里得来的。这确实是宇宙间最奇妙的文章啊！”所以从汉代至今，文士很多，但必定认为太史公是绝代的匠人，为什么呢？因为以奇特取胜。所以当时的人物，一经序传记载，班固就兢兢业业地抄录，稍微改动一两个字，恰好更能显出其奇特。所以后世评论史书，有的指责他取舍错误，有的讥讽他考证疏漏，这确实存在，但至于文章的奇妙，没有不赞叹佩服并拱手推崇的。看他对于《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等书，剪裁拼凑并运筹调度，发扬光大并变化创新，纵情所至，如同万里波涛而不知归宿，谁是太史公，谁不是太史公？如同淄水渑水混合，只看见其波澜浩〇罢了，不能用眼睛辨别。大概他得其意，放其词，伸缩自在，行止由己，想象他构思运笔的情趣，如同天马腾空般飘飘然，不自知其奇特了。然而面对《尚书》的文辞，却突然目光呆滞，怵然手拙，所以对于尧舜禹汤武都兢兢业业地抄录典谟誓诰，即使有字句的改动，也如同班固对待太史公一样。大概他的意蕴不足以包贯这些，文辞想要踊跃驰骋可以吗？《高宗肜日》说：“罔非天〇典祀，无丰于昵。”现在说：“罔非天〇常祀，毋礼于弃道。”其义理不通畅。不仅如此，《金縢》一篇，破防为二，前面叙述册祝的意思，以及赠送鸱鸮诗，最后说周公去世后，暴风雷雨，王打开金縢，看见书说：“我小子将迎接他。”既然已经去世了，又迎接什么呢？这难免稍有错乱。不仅如此，《文侯之命》是平王命令晋文侯仇所作的，现在认为是襄王命令文公重耳的话，大概是看见《左传》中彤弓矢、玈弓矢、秬鬯一卣的赏赐相同，没有察觉到辞句的不同。凡是这类情况，都如同泾渭合流，清浊分明，想要新奇却做不到。只有孟子呢？孟子叙述尧舜汤武不一而足，依然是孟轲氏的文风，人们无法窥探其中的破绽。这是得其意了。我曾经说孟子的文章在太史公之上。

第二十五

它与古文的不同，又不止像前面所列的那样。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它所称引的《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都是古文。”许慎之子许冲上书安帝说：“臣父原本从贾逵学习古学，考证贾逵，作《说文》是正确的，《说文》所引用的书，正是东汉时盛行的古文，而不是今古文可以相比的。”我曾经拿来互相校勘，除去字形不同而读音相同的不予记录，记录两者都不同的如下：引用虞书“方鸠僝功”，“方鸠”为“防救”，一为“防逑”；“孱功”窜“三苗”为“防三苗”；“朋淫于家”，“朋”为“堋”；“予乘四载，下有水行乘舟，陆行乘车，山行乘欙，泽行乘輣”四句，教胄子为育子；“帝乃殂落”，“帝”为“放勋”；《夏书》“浮于淮泗达于河”，“河”为“渮”；“东出于陶丘北”为“东至于陶丘”；“惟箘簵楛为枯”；《商书》“高宗梦得説，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营”为“敻”，“无诸野”二字；“下诸字亦为之”；“祖伊反”为“祖甲返”；《周书》“在后之侗”为“在夏后之詷”；“其丕能諴于小民”，“丕能”为“不能”；“唯其涂丹雘”，“涂”为“〇”；“其在受德暋”为“在受德忞”；“罔不憝”

译查考《说文解字》所引用的书籍，重在字多，因此约略概括其成文。例如“重嵞”二字，便将“予创若时娶于涂山”概括为“予娶嵞山”；“重□”二字，便将“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概括为“我有□于西”，并非真有这些句子，其他可以类推。

又查考《孟子》引用《今文尚书》六条，其中三条见于《说文解字》的字句，全都吻合，没有不同。如“有凡民”与“帝乃殂落”，都同于“放勋”；“唯杀三苖”与“作防三苗”。然而只有“防”字讹误为“杀”，若说“窜”字则相差甚远了。这是许慎依据接近古本的《尚书》。

又查考“堋淫于家”，今本作“朋”。安国传注“朋”为群聚。孔颖达疏解说群聚妻妾，恣意淫乐，不分男女之别。我认为丹朱的恶行尚未达到这种地步。大概古文本作“堋”，《说文解字》说“堋”是丧葬下土的意思。这就像楚王戊为薄太后服丧时私下奸淫，因服丧期间私通而被削去支郡之事，也与上文“罔水行舟”一例相同，在义理上更为妥当。“浮于淮泗，达于渮”，今本作“河”，两孔没有传注和疏解，只有陆德明引用《说文解字》作“渮”，又未能明确其正确性。我考证，应该是“菏”。因为“渮”是泽名，济水流经此处。又向东到达“菏”，是在豫州的东北，即徐州的西北。舟船则从淮河到泗水，从泗水到菏水，然后由菏水进入济水，以到达黄河，这是徐州的贡道。有人说为什么不详细解说？我说：上文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接着青州便“浮于汶达于济”，不再说“达于河”了。再下徐州“浮于淮泗达于菏”，也不再提“达于济”了。到了扬州则“浮于江海达于淮泗”，且不再提“达于菏”。不再提及，是为了避免与上文重复。一层层递进，一层层省略，虽然是由于当时水道的自然情况，但其叙述方法随着变化，字法追求简练，真是经典之笔。蔡氏只拘泥于今本作“河”，寻求其说法而不得。见到《说文解字》有“灉水入泗”的文字，就以为由灉水可以到达黄河，不知道考证《水经》：阴沟水出自蒗荡渠，向东南流至下邳注入淮河，阴沟水就是灉水，入淮不入泗。果真如此，当时只说“浮于淮”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加上“泗”呢？又见到《说文解字》有“泗受泲水”的文字，就认为由泲水也可以到达黄河。果真如此，古文“达于菏”的说法就更符合了。总之，直说“达于河”，不知道它从哪条路径走，只说“达于菏”而水道就历历在目了。这一个字的正确，对于国史的贡献不小，这也正是古人所说的读书贵在博证，尤其贵在得到古代善本作为证据吧。

又查考《水经》：泗水向南经过方与县，东边的菏水从西边来注入它，菏水与泗水在此汇合，方与在今鱼台县北。前编也依据《说文解字》，本于“菏”，但说泗水向上可以通菏水，向下可以入淮河，泗水通菏水距离发源地，据《水经》已得到泗水经过地的一半，怎么能说是“上仁山”呢？对于水道大多不详。孔颖达说徐州北接青州，既然浮于淮泗，应当浮于汶水入济水，以到达黄河。古时汶水与泗水不相连，怎么能够到达？这也是错误的。又说汉末有公孙度窃据辽东，自号青州刺史，越海收取东莱诸郡。这是说尧时青州越海而有辽东，我查考《三国志》：公孙度为辽东太守，越海收取东莱诸县，设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没有青州刺史的称号。所收取的只是诸县，不是诸郡，只有“越海有辽东”这一句话是对的。因此想到尧末青州分出越海东北之地，辽东设置营州；汉末辽东即收取越海西南之地，东莱设置营州，也足以说明两州原本是一州。

又查考“一人冕执鈗”，今本作“鋭”。安国传注“鋭”为矛类兵器，孔颖达疏不知依据什么。我认为“鋭”字《说文解字》只说芒，没有兵器的解释。安国也是主观臆断。蔡传知道不安，也依据《说文解字》本作“鈗”。“鈗”，是侍臣所执的兵器，从金，允声。《周书》说：“一人冕执鈗”，读音像“允”。因此想到《左传》成公二年，“鋭司徒免乎”，杜预注：“鋭司徒，主管鋭兵的人。”《汉书》高帝纪：“朕亲被坚执鋭。”颜师古注：“被坚谓甲冑，执鋭谓利兵。”“鋭”都作虚字，没有兵器的解释，也是一个证据。有人说“鋭矛属”，郑康成大概有这样的说法。我说郑康成也多主观臆断，难道值得相信吗？那么孔安国的错误，又确实源于郑康成。

又查考《古今韵会举要》“菏”字下也说“浮于淮泗达于河”。“河”大概是后人传写之误。不知道从草字旁，依据《禹贡》上下文“达于河”为句，将“菏”改为“河”。不如依据许慎所见的古文《尚书》，将“河”作“菏”才符合。不然古时淮泗与黄河，既然没有可达的道理，又怎么能指后代所引入的水道，来附会大禹的足迹呢？又引用新安王氏说济水入河溢出为荥泽，分流于河，注入泗水，那么“河”为“菏”就更明白了。这两种说法真先得我心。

第二十六

理学的阐明，始于周敦颐、程颢、程颐，而朱熹说在此之前诸儒，如欧阳修、刘敞、孙复，也多有帮助。大概是气数将要开启，义理渐渐想要复明于世。这种说法是对的。《尚书·无逸》称：文王受命只有中年，他在位五十年。《诗经·大雅》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所谓受命的说法，就是这样而已。

译没有称王改元的事情。自从《周书》记载文王受命九年春天，在鄗地改元的说法兴起。自从太史公《史记》记载诗人称西伯，大概是受命那年称王，于是称王的说法兴起。从汉朝到唐朝，或许有辩驳文王不称王的，却没有辩驳他不改元的。欧阳修《泰誓》论著问世，文王受命改元的事才真相大白。《礼记·中庸》说：武王一次穿上战衣就拥有了天下。《乐记》说：武王开始向北出兵，乐曲奏到第二段就灭掉了商朝，并没有观兵后再次举兵的事。自从伪《泰誓》三篇出现，把观兵作为上篇，伐纣作为中下两篇，以符合《尚书序》中十一年伐殷、一月戊午渡孟津的区别。太史公《史记》全都详细记载了这些。从汉朝到宋朝初年，没有人敢辩驳其非。等到伊川程颐出现，就说武王没有观兵，武王受命改元的事才真相大白。这就是张载所说的，这件事间不容发，一天之内，天命未绝，那么就是君臣关系；天命断绝，那么他就是独夫的意思。伟大的言论啊，三代以后所没有的。现在试着平心静气，拿晚出的《武成》篇来读：“我的先考文王隆重承受天命，以安抚四方华夏，只是九年大统尚未集齐”，这不就是受命改元的妄说吗？《泰誓》上篇说：“我的先考肃然奉行天威，大功尚未集齐，所以我小子发率领你们各位诸侯在商朝观政”，这不就是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孟津观兵的说法吗？又说：“只有受（纣王）没有悔改之心等等，我小子日夜恭敬恐惧，率领你们众人施行上天的惩罚”，这不就是回去居住两年，听说纣王暴虐更加严重，再次遍告诸侯，向东讨伐纣王的说法吗？凡是这些书出于魏晋之间，众说纷纭之日，都有明显的证据。而世间的儒者，一定要曲意解释，把九年解释为从专征开始，把观政解释为不是观兵。如果认为这些晚出的篇章与伪《泰誓》有很大不同，唉，他们也是没有思考啊！罢了。

译查考朱子又说，欧阳修关于《泰誓》的论述，虽然逐一驳斥了史官的说法，但也并未看出史官的说法全然错误，而欧阳修的说法完全正确。因为《武成》篇中有“惟九年大统未集”一句，以文王在位五十年推算，这九年应当从何时算起？况且如武王初次伐纣时说“惟有道曾孙周王发”，这难道是史臣在武王未即位前就称他为王吗？到这里总之难以理清头绪，不如只将两种说法并存。我认为朱子还不完全相信《梅氏书》是伪作，如果确实相信它是伪作，那么这些难以理清的地方都可以不攻自破。西伯不称王的说法已经显著，武王称“有道曾孙周王发”，则从未被提出过。因为《墨子·兼爱中篇》说：“从前武王将要祭祀泰山，于是传话说：‘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已如此，仁人尚且兴起，以恭敬对待商、夏、蛮、夷、丑、貉。虽然有至亲，不如仁人。万方有罪，只有我一人承担。”玩味其文义，这是武王平定天下后望祭山川，或者初次巡视岱宗祈祷神灵的言辞，并非伐纣时的事。伪造《武成》的人，将其移作伐纣时的事，自然难以理清头绪。《论语》记载“虽有周亲”四句话，在“大赉”之后、“谨权量”之前，都是刚平定天下时的事，也自相类似。伪造《泰誓》的人，又将其割裂插入中篇中，反而用真正的《泰誓》间隔开来，倒像是《墨子》引用古语，如同今人喜欢集句写文章一样。

又查考西伯受命称王，也不始于《史记》。伏生的《尚书》《殷传》中已有此说。其渊源则来自《文王世子》篇。武王对文王说：“西方有九国，君王您最终要安抚他们吗？”郑玄注说“君王”，那么既然已经受命之后，不然的话，为何称王？我认为梦龄之事虚妄，先儒已有明辨。唯独奇怪孔颖达疏解《尚书》，看到孔安国传中没有称王字样，就极力以文王称王为无据。看到《毛诗》郑玄笺中有称王的说法，就极力附会称王应当在六年伐崇之后，以至于疏解《礼记》也是如此。真可以说是遵从孔安国就废弃郑玄，遵从郑玄就废弃孔安国。唐人义疏之学的拘泥，可知如此？又查考《史记·楚世家》：“楚武王伐随，随人说：‘我没有罪。’楚人说：‘我有破旧的铠甲，想要借此观察中原的政事，请王室尊我的称号。’”《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于是陈兵于周境，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观政”“观兵”都是咄咄逼人地逼迫周室，同属无君之举动，用来比拟武王，不是同一类人。

又查考《国语》“先王耀德不观兵”，韦昭注：“观，示也。”据此应当读为“贯”，不是“观视”的“观”。下文又有“且观之兵”，意义更加明显。《史记》“东观兵至于盟津”，《左传》僖公四年“观兵于东夷”，宣公十二年“观兵以威诸侯”，都读如字，也可以。只有蔡氏集传在《西伯戡黎》篇目下说：“《史记》曾记载纣王派胶鬲观兵，胶鬲问他说：‘西伯为何而来？’这‘观兵’二字用得不妥，况且《史记》并无此事，出自《吕氏春秋》罢了。”《吕氏春秋》原文是“殷使胶鬲候周师，候周师自胜观兵”，古人书籍，岂容妄改？

又查考《孟子集注》引张载语下注说：“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武王怎能阻止他们呢？”分明不相信《殷周两本纪》、《齐太公世家》中退兵复归之事，既然不相信，为何又袭用其上文“不期会盟津”等语？我说：《史记·刘敬传》对高帝说：“武王伐纣，不期而会于孟津之上，八百诸侯都说‘纣可伐矣’，于是灭殷。”朱子正是根据此说，岂像蔡传那样荒疏？

第二十七

言语是一样的。言语的人不同，那么人心就变了。这是至理名言。战国时，楼缓叙述公甫文伯母亲的话，认为从母亲的角度说，是贤母；从妇人的角度说，必定不免为妒妇，真可令人绝倒。所以我曾以“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后于内”等语，出自臣工之间的相告诫，则是爱君；出自君主告诫臣下，则是谄谀。谄谀是中主所不为的，难道三代圣君如成王会这样做吗？成王的冤屈在此已经千余年。现在也不敢断定这话出自何人，但这话的来源，则是孔子引入《礼记·坊记》的。试取今本《坊记》读之：“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于乎，是唯良显哉。’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唯予小子无良。”以作印证。《大誓》是人子的话，则作印证，《君陈》也必定是人臣的话，类推可知。假若文王告诫武王说：“汝克纣，非汝武，唯朕无罪。”可以吗？不可以。伪造《君陈》篇的人，只看到书序有“周

译周公去世后，成王命令君陈分管东郊成周的事务，于是作了《君陈》篇。于是整篇都写成是成王的言语，怎么知道当时没有夹杂臣子的言语，像《顾命》篇的体例那样呢？唉！自从这种言论一出现，君主就把正直的规劝作为关键，名臣把归美于君主作为高尚的节操，于是李斯分担过错的忠诚、孔光删削草稿的恭敬，就成了后世侍奉君主的最高准则。即使有贤能的人，也被暗中驱使、潜移默化地成为迎合取悦的党徒，而自己却并不知晓。甚至臣子把规劝争辩的事情交给史官记录，君主对此发怒，减少对他的恩宠礼遇，晚年渐渐不再听到规劝，天下得失的弊端，有说不尽的祸害。谁说这本书纯粹是纯正的呢？韩愈写了《争臣论》，认为“在朝内就规劝君主，出朝后不让人知道”是大臣宰相应该做的事，不是谏官所适宜做的。既然谏官尚且不可以这样，难道说君主反而可以把这作为命令吗？成王脱去丧服，在宗庙朝见，叙述群臣进献告诫的言辞，作了《敬之》诗，又延请访问群臣作了《小毖》诗，他如此勤勉地寻求意见，曾经什么时候变成了《君陈》中的这种言语呢？果真如此，那么说成王失言，也是应该的。

译查考这二十五篇伪书，将此人说的话安插到彼人嘴里，而不顾其所处的地点、所遇到的时间，有不相符的地方，不只是《君陈》一篇如此。孟子称赞舜舍弃己见而听从他人，现在把这话安插在舜的口中，用来称赞尧；在尧的时代，引用《尚书》说“洪水警戒我”，“我”字自然是指尧，现在却安插在舜的口中，归到舜身上。《文王世子》说：“乐正管理学业，父师负责成就，一旦有了贤良之才，万国因此安定”，这是指世子的。现在把“元良”这两个字安插在伊尹的口中，用来训诫成年君主。《孟子》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就没有惩罚”，向来怀疑这是指最初征伐葛国时的情况，只适合仲虺用来解释商汤的惭愧。现在再次从伊尹口中说出，用来训诫太甲，迂远而不切题，实在无聊。填补《汤誓》说“现在我一定要前往”，这自然是商汤刚兴起军队时告诫亳地众人的话，现在却安插在武王口中，那时武王的军队已经驻扎在黄河以北，诸侯全部会合，何必说这样的话？这不是闭着眼睛说黑白颠倒的人吗？所以我连带提及这些，以等待读者思考。

又查考，我辩驳《君陈》时还没有见到京山郝氏的《尚书解》，后来见到了，高兴我本来就和郝氏不谋而合，所以也不忍心删去。

又查考姚际恒提出方论，认为《咸有一德》与上面的《君陈》论说相似，大概一个是以人为中心，一个是以朝廷为中心，一并记录在这里，详见篇义。怀疑史官所记载的，应当是伊尹与商汤像虞舜时代的君臣作《明良喜起歌》那样，所以说“咸有一德”。但这不是歌而是文章罢了。各种经传记载中，伊尹并没有告老还乡的事，作伪的人看到《书序》茫无依据，于是凭空编造出伊尹复政这一节，以迎合周公复政的意思。将《咸有一德》篇本来属于伊尹在商汤朝辅助商汤的内容，移到太甲朝陈说戒律给太甲。辅助商汤而说“咸有一德”，似乎是欢喜君臣同心之助，庆贺明君良臣交泰之福，在义理上是说得通的。如果陈说戒律给太甲而说“咸有一德”，那就是伊尹以自己的德行告诉太甲，便是夸耀功劳、自夸善行，不是臣子对君主说的话了。而且侍奉孙子却追述与祖父同心同德，难道不显得傲慢，不是辅佐少主之臣吗？这是是非非常明白易懂的。司马贞反而据此认为《史记》记载成汤朝的事是颠倒失序的。我曾经说它错乱了一部经书而错乱到其他经书，到这里又知道错乱到其他史传志书的更多，令人感慨。

第二十八【缺】

第二十九【缺】

第三十【缺】

第三十一

二十五篇伪书，最违背情理的是《太甲》中太甲向伊尹叩头，最精密绝伦的是虞廷十六字。现在既然证明了《太甲》中太甲叩头是不对的，又不能抹去虞廷十六字使其成为乌有，还不足以让相信古文的人信服。我说：这大概是完全袭用荀子的说法，而世人举出却未曾察觉。荀子《解蔽》篇：“从前舜治理天下”等等。所以《道经》说：“人心危险，道心细微，危险细微的防范，只有明智的君子才能知道。”这篇前面又有“精于道，一于道”的话，于是概括为四个字，又续上《论语》“执厥中”以凑成十六字。伪古文大概就是这样。有人说：怎么知道不是荀子引用《大禹谟》的文字呢？我说：结合荀子前后篇章读，引用“无有作好”四句就在前面加上“书曰”，引用“维齐非齐”一句就在前面加上“书曰”，以及他所引用的其他《尚书》内容十次都是这样。甚至引用“若覆乎天，若德乃身”就明确在前面加上《康诰》，引用“独夫纣”就明确在前面加上《泰誓》，以及《仲虺之诰》也是这样。难道唯独引用《大禹谟》就擅自改名为《道经》吗？我因此知道“人心危险，道心细微”必定真的出自古代的《道经》，而伪古文是袭用，起初并不是它能造出如此精密的语言。

查考《荀子》引用今文古文书的有十六处，只有“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作《传》说：“传疑书字之譌”，然而孟子在《传》中有提及，也是指《书》而言。

又查考《仲虺之诰》在荀子中作“中岿之言”，《左传》作“仲虺之志”，《史记·殷本纪》作“中〇”，小司马注：“〇音垒”，大概“虺”有两个读音。

有人责难我说：虞廷十六字，是万世心学的始祖。你排斥它，不过是因为荀卿书中引用的偶然改成了道经，就一概不相信。我看你将要得罪圣经而无法逃脱罪责。我说：不对不对。尧说：咨尔舜，执其中。传心的要点，都在这里了。难道要等到虞廷演变成十六字，才说没有遗漏的蕴义吗？况且我不相信并加以排斥，也有自己的说法。读两汉书，看到诸儒传经的正统派系已经如此。读注疏，看到古文的卷篇名目的次序又如此。然后拿这个来对照二十五篇，其字句的脱误越攻击越明显，搜集的繁博越证明越显现，因此大发议论，阐明其伪。不然，仅仅因为道经两个字就轻易议论历代圣人相传的道统，那就是一个疯癫的人罢了，岂止是得罪而已呢？况且这十六字以上，如“汝唯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是荀子《君子》篇的话。十六字以下

译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未经咨询的计谋不要采用，这也是荀子《正名》篇中的话。它们各自都有依据，而最初并不是能够凭空创作出来的。有人说：荀子造出的话语竟然如此精妙吗？我说：话语中尤其精妙的，荀子自己本来就说是出自《道经》。创作的人称为圣人，传述的人称为贤明。荀子纵然不能算是儒家纯正的传人，难道还不能算是传述者吗？唉！人心危险，道心微妙，这句话不知最初由谁创造，却见于《道经》，由荀子传述。到了魏晋时期，它被窜入《大禹谟》中，也几乎被埋没七八百年。宋代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出现，才开始选取并推究阐明、演绎发挥，日益详细，几乎真的认为上承尧的统绪、下启孔子教化的关键就在这里。大概是因为它所占据的地位非常尊贵，而它所秉持的道理原本……唉！谁又能料到它竟然是伪作呢？有人说：朱熹对古文曾经私下怀疑，唯独到了《大禹谟》和十六字心传时，却阐发得竭尽全力。你与其怀疑，不如相信？我说：荀子本来就有话说：相信该相信的，怀疑该怀疑的，也同样是相信。我怀疑伪古文，正是因为我相信真正的圣经。不然的话，《大学》一篇在记录者那里流传了一千多年，直到两位程子出现，才开始尊崇、信奉并表彰它，至今大家一致赞同没有异议。我难道只是对二十五篇古文有私人的遗憾，而结党营私、攻击异己，喋喋不休地不停止吗？

译又查考《老子》一书五千言，名为《道德经》，由此可知此处所引《道经》，必定是古来原本就有此书，而不是荀子擅自改题的。

又查考，我撰写此文尚不满一个月，堂弟从旌德归来，将县志交给我。其中有县人士梅鹗，字百一，是正德丁丑年的进士，未及做官便去世了，他的著述很多，他也怀疑今文与古文的区别，也认为“人心”“道心”本出自《道经》，这与我之前辩驳君陈的事相类似。

第三十二

“人心”“道心”本出自荀子，因为被窜入《大禹谟》，于是被尊奉为经书，时间久了就忘记了它的来源了。我私下认为古今像这类情况很多，例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是《列子》引用的《黄帝书》，如今见于《老子》上篇。“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这是《战国策》引用的《周书》，也见于《老子》上篇。现在谁不认为这是老子的话呢？“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出自《淮南子·主术训》，而诸葛武侯引用它来告诫他的儿子，现在于是就成了武侯的话。“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也出自《淮南子·主术训》，而孙思邈引用它，程子称赞它，现在于是就成了孙思邈的话。不仅这些，“文子引用老子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害也’”，等等。河间献王作《乐记》，采录了这些话，现在竟然成了经书，这就是以子书作为经书的证据。荀子有《礼论》篇，如今从“三年之丧何也？”到“古今之所一也”这一段，载入《礼记》，名叫《三年问》，这又是以荀子作为经书的证据。却一定认为“人心”“道心”没有本源，这也太过分了。

查考朱子说：“用曾子问礼来证明，那么老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都可以看出来，五千言，或许是古来就有这些话而老子传下来的。”谷神不死这一章，就是《黄帝书》。又说：“老子是柱下史，所以能看到《周书》。”《周书》多权谋，想要夺取就先给予之类的话就是这样。我因此忽然领悟：“人生而静”，怎么知道不是古来就有这些话而老子传下来，而记录礼书的人也传下来呢？未必是特意取用老子的话呢？为什么呢？有认为《礼记》是汉儒的说法，不是出自孔门弟子的。朱子叙述许顺之的话说：“恐怕不是这样。”汉儒中纯正的，没有超过董仲舒的。董仲舒文章中纯正的，没有超过《三统历》的。像《乐记》中“天高地下，万物散殊”等话，董仲舒何曾说过？大概必定是古来流传下这种文字如此。卓绝的见解啊！因此又嘲笑近代杨慎等人苦苦想要贬低剥落朱熹，说他的《诗传序》开头使用“人生而静”是不知出自老子。如果知道出自老子，肯用这种异端的话吗？不知道朱子博览群书，洞察如观火，难道不记得《文子》吗？大概不曾认为《礼记》是取用老子而袭用的。又查考《艺文志》：“《乐记》二十三篇，刘向校书得到它。”王禹记载二十四篇，才属于河间献王所作，而王禹献上的两本书各不相同。如今的《乐记》是二十三篇中的十一篇合并为一篇，篇名有“乐本”“乐论”之类，见于《别录》及孔颖达疏。刘献认为公孙尼子所作是对的，那么上文说河间献王所作大错，特此纠正。又查考如今的《乐记》，程子称赞它最接近道，朱子说不是圣人的书，是战国贤士为之解说，也是对的。唯独胡致堂说是子贡所作，则不对。此书记载魏文侯与子夏问答，文侯受子夏经艺是二十五年间的事，见于《魏世家》。那年子夏已经一百零八岁，可以说是高寿。子贡如果还在，应当是一百二十一岁，何况不止这个数。事情与情理都不存在，儒者不核实事实竟然如此。

有人问：“您其他的论议，先后或许互有差异，您的书尚未完成，为什么不举出以前说法中错误的全部删去，却一定要展示给后人看呢？”我说：“这是为了显示学问的无穷，以及人不可以自以为是。”近来看到世上的君子，矜夸自己的长处而掩盖自己的短处，一听到有商讨批评的，就视同仇敌。我因此多次在世上受困。从前王荆公注解《周礼》，赞颂牛耳说：“取其顺听。”有人牵一头牛来，与荆公辩论牛听声音不用耳朵，大概是用鼻子。荆公于是更改了以前的注解。以荆公的执拗，文过饰非在古人中没有第二个，尚且不能不屈服于牵牛者的话。我不知道世上的君子，自视与荆公相比如何呢？

又查考有明知是纬书而众人认为是圣人之言的，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就是这样。这出自《孝经钩命诀》，因为何休注解《公羊传》载入序中，至今没有异议，也是因为道理接近正确罢了。

又查考《春秋》是鲁国史记的名称，自然适宜称入圣人之口。如果《孝经》是门弟子所作的书，所起的名称，哪里容许自称好吗？《史通》有说：这不实，显而易见。

又查考德清胡渭，字朏明，告诉我的儿子说“行在《孝经》”不应出自夫子口中，似乎是对的。我私下查考《公羊传》疏载此原文说：“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

译在《孝经》中。”未曾将这两句话当作是孔子自称，大概是何休在序言中引用时出现了失误。他的失误与晚出的古文书将《礼记》中引用的君陈的话“归入成王口中”，将《左传》中引用的《夏书》的话“连德乃降”归入大禹口中，正是同类。比起那些伪造纬书的人，还要低一等。凡是著书引用古语，必须直接追溯到其源头，不可从半途中抄袭袭用，倘若抄袭袭用，很少有不出错的。你应当谨慎对待，这番话，大概可以说是我的诤友之言吧。

译又查，我曾有一个疑问，恭敬地提出来，等待后来的君子来解答：《大学》这本书，程子说是孔氏遗留下来的书，朱子说是正经，推测它或许出自古代先民的话，又分为经和传，这确实是对的。唯独说传文是曾氏门人所写，我不敢断定是这样。为什么呢？朱子的意思不过是看到《诚意》章里有“曾子曰”三个字，认为古代弟子对老师才称“子”，像《论语》里对有子、曾子那样，确实是这样的。但他不知道《礼记》四十九篇里称曾子的有一百一十一条，其中为曾申的，其余都是曾参。分开来数：《檀弓》两篇，曾子四十三条；《杂记》两篇，曾子五条；《曾子问》曾子四十条；《祭义》曾子八条。可见曾子是记录礼制者的通称，不一定只是弟子称呼他们的老师。如果又因为《大学》只引用了一次“曾子曰”，与其他多次引用的不同，试问《礼器》也只引用了一次“曾子曰”，“周礼其犹醵与”；《内则》也只引用了一次“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云云”，难道这两篇也是曾氏门人所作吗？不仅如此，孟子七篇，是孟子自己写的，圣门的高弟如颜渊，有的称名，有的称字，有的称子，不像纯称曾子的那二十二条，更加验证了这是通称。有人说：朱子因为《大学》的话多与《中庸》《孟子》相合，所以明白它们是一脉相传的。不知道先儒曾说，《大学》这本书，是六经的名例；《中庸》这本书，是六经的渊源。既然说是名例，推及群书，自然都相合了，何止是《中庸》《孟子》？又有人说：世人认为《礼记》是汉儒的书，那么《大学》难道是汉儒所完成的吗？我说：不是。《尔雅》始于周公，《释言》以下，有人说孔子所增，子夏所补，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尔雅·释训》篇载有“如切如磋，道学也”十二句，班固说“记百三十一篇，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那么知道《大学》出自七十子之后，叔孙通、梁文之前是必然的。如果一定认为是曾子门人所记，我没有证据。

史家有追述的言辞，常常用后代的官名制度来叙述前代的事，读者要用心防备，不必认为这是确切的，这类情况很多，现在暂且举一件事：如郡守改为太守，始于景帝中二年七月，太史公在记载景帝之前，就称太守，这难道是当时的实际称呼吗？还是偶然错误呢？我私下认为伶州鸠与景王谈论武王时说：“王用黄钟的下宫布戎于牧野，所以称为厉，用来激励六师。”这时武王只有三军，六师尚未完备，看《牧誓》就可以知道。州鸠大概因为武王最终拥有天下，所以用拥有天下的制度来称呼他，这也是追述者的常例。如果在武王时叙述武王所统率的军队，而说“王乃大巡六师”，那就大错特错了。序书的人远在删书的人之后，所以流传的说法颇有讹误。看到《召诰》有太保的字样，以及《顾命》康王之诰都是这样，于是认为太保是召公的官职。说“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不知道武王时召公还没有这个官职。然而史家多以其人最终担任的官职来称呼，起初不考虑当时的情况，这也是追述者的常例。如果在武王时叙述召公所担任的官职，而说“太保乃作旅獒”，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伪书把追述当作实际称呼，其错误就是这样。

查伶州鸠又说：“用大蔟的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纣之多罪，所以称为宣。用来宣扬三王的德。”三王，就是《金縢》所说的三王：大王、王季、文王。所以作《武成》的人，也有“大王肇基王迹”等语，似乎当时未必及后稷，且尊之为先王。为什么呢？果真如此，那就是宣扬四王的德了，何止是三王呢？因此相信《国语》，不相信晚出的《武成》，就是这个原因。

有人说：“太守字在《史记》里固然多是追述，如果《战国策》韩阳说：‘使阳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难道也是追述吗？”我说：“前人已经怀疑到这里，著有明辩。大概校写《国策》的人不通古今，妄自增入非原文，因此嘲笑近时刻《日知录》的人遽然说《战国》真有太守称，也是不善于论世了。”

又查左氏也间或用其人最终担任的官职来称呼，不知道当时还没有，昭元年四月，子产称公孙黑子晳曰：“上大夫。”王制，诸侯之上大夫卿，郑有六卿，时乃罕氏、虎、国氏、侨、丰氏、段、印氏、段、游氏、吉、驷氏、带为之，安得复有一卿以位黑？黑得为卿者，盖后六月丁巳强与于六卿之盟，子产弗讨，遂以为卿，以至明年秋被杀，亦书于经。当子产数子南之时，固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