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上

译三江五湖说：“这里另外称为三江五湖，虽然名称上有所混淆，但与《职方》的记载并不相同。”我却认为《禹贡》中的三江与《职方》不同，却与《吴越春秋》相同，这就是所说的言论各自有其恰当的依据。

译查蔡邕的《传》确实应当设立学官，但其中有极其可笑之处，若不逐一标出，必定会误导后学。虞翻曾上奏指出郑玄注解五经中违背义理特别严重的有一百六十七件事，不能不在学校中纠正，并流传给将来。我私下对此感到羞耻，这是对的。《水经注》引用庾仲初的《扬都注》说：“现在的本子都是这样。”蔡邕将“庾”误作“唐”，尚且可以说是字形相近，但“扬都”与“吴都”则相差甚远了。蔡邕难道没有读过《晋书·庾阐传》吗？庾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人，所作《扬都赋》被世人看重，就是这里所说的。虽然如此，蔡邕并不以博学洽闻著称。明代朱谋㙔笺注《水经注》，在浊漳水林虑山便桥之上，即庚〇坠落之处，说：“庚〇不详。”查《晋书·庾衮列传》：庾衮字叔褒，前往林虑山，石勒来攻打，于是大家一同登上大头山而在山下耕种，将要收获时，命令儿子庾怞与他下山，半路上眼睛昏花，坠崖而死，大概这就是庾衮坠落的地方。朱谋㙔不知道文字有讹误缺漏，胡乱附会自己的说法来填补〇字，也是因为没读过《晋书》吗？

又查壬子年冬天，客居太原的顾炎武向我称赞朱谋㙔的《水经注笺》是三百年来的一部好书。我退下来读它，发现有很多不妥之处。比如《资治通鉴》中智伯说：“现在才知道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汾水可以淹没安邑，绛水可以淹没平阳。”胡三省引郦道元的注解说：“绛水出自绛县西南，大概是以旧绛县来说的，那水出自绛山，向东、向北流，然后汇入浍水，还在绛县境内。智伯所说的汾水可以淹没安邑，或许也有道理；绛水可以淹没平阳，不知道依据在哪里。”这自然是宋代所见版本如此，未经错乱讹误。朱氏的版本则是“汾水可以淹没平阳，绛水可以淹没安邑”，这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如果真的这样，接着又说“汾水淹没平阳或许也有道理，绛水淹没安邑不知道依据在哪里”，说出这种傻话吗？朱谋㙔为什么不引用胡三省的本来以校正，反而沿袭错误而不觉察呢？况且即使说绛水淹没平阳不知道依据在哪里，《括地志》还讥讽说：“绛水一名白水，现在叫沸泉，源头出自绛山，飞泉奋涌，波涛注入县境，积壑三十多丈，望去极为奇观，可以接引向北灌溉平阳城。”郦道元的父亲郦范历任三齐的官职，从小在齐地长大，熟悉那里的山川，后来入关死在路上，未曾到过河东。这大概是引用别人的学问而导致疑惑。我曾经往来于平阳、夏县，从而领悟到《资治通鉴》的这两句话具有精妙的解释：大概汾水也可以淹没安邑，至于绛水淹没它，就不必再说了；绛水也可以淹没平阳，至于汾水淹没它，也不必再说了。交错互举，总见水灾的危害普遍。《国语》说赵襄子逃到晋阳，被围困而用水灌，没来得及用什么水；《战国策》确实说是晋水；《史记》确实说是汾水；又《赵世家》说是汾水，《魏世家》说是晋水，李贤疑惑不能确定，不知道两水都是对的。大概智伯决开晋水来灌城，至今还叫智伯渠。然而难道会有舍弃近处而且大的汾水不引用来一起灌注的吗？这也只有熟悉那里的山川才知道，所谓“耕问奴，织问婢”，难道不确实吗？【王应麟说：汾水在晋阳城东，晋水在西，《郡县志》确实这样说。】

又查〇陵县属于颍川郡，李奇说：六国时叫安陵，〇县属于陈留郡。应劭说：郑伯在鄢打败共叔段，这是后汉鄢县，下面没有注释，〇陵县。司马彪说：春秋时叫〇。刘昭注《春秋》：郑共叔所保全的地方，所以叫“克段于鄢”。又成公十六年，晋在鄢陵打败楚军，将鄢与鄢陵合为一地，与杜预注释两处都属于颍川郡的正好相同。东海公极力赞赏他说：不只是这一点，《元和志》鄢陵县说：克段，晋楚之战都在这里，其确指就是这样。如果汉代鄢县故城在宁陵县南五十三里，现在在柘城县北的，自然属于宋地，共叔哪里有远远保全宋地的道理？应劭的注释确实错误，特别在《一统志》中予以纠正。我说：本来就已经明白了。范守己，洧川人，说：大致阳翟以东，新郑以南，地势平坦空旷，没有名山，只有许多冈陵横亘曲折，不下三二十处，所以《左传》所说的阳陵、大陵、鱼陵、鄢陵，六国所说的安陵、马陵，都在那里。只是现在不能全部知道它们的具体位置罢了。因此我领悟到，鄢从阝是邑名，共叔所保全的应当在邑，晋楚相遇则在鄢邑左右一带可以作战的地方，因为多冈陵，所以叫鄢陵，以此知道竟然合为一义，还不够精当。

又查陆淳《春秋辨疑》引赵匡说：鄢应当作邬，是郑国的地方，在缑氏县西南。到隐公十一年才属于周。《左传》说：周王从郑国夺取邬、刘、蒍、邘的田地，是对的。传抄误作鄢字。杜预注现在颍川鄢陵，错误太严重了。查从京城到邬不远，又是郑国的地段，因为有军队，所以说“克”。如果远远跑到鄢陵，已经出了国境，不再有军队，怎么能说“克”呢？又传文说：从鄢出逃到共，就是从邬过河向共城走便捷的路。如果已经南行到鄢陵，就不应当逃往共了。我说郑国的十个邑正好有鄢在内，怎么能说已经出了国境？只有这一句不对。

又查，作为将领的应当了解地形。将领只是一战的事，而作为宰相和君主的人，如果不知道地形，将会留下无穷的祸患。试略说如下：一，贞元元年，窦参在相位，依据淮河割据土地，将濠州隶属徐州。等到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去世，儿子张愔被本军拥立，屡次挫败朝廷军队。那时唐朝失去淮南之地，大概是因为不知道濠州本来属于淮南，与寿阳隔着淮河带着山，是淮南的险要之处。

译这怎么能割让给其他归属呢？参惟不懂疆域管理的制度，所以导致这种局面。第一，熙宁八年，下诏让韩缜将分水岭以北的土地割让给契丹，东西方向失去的土地共七百里。后来契丹又包揽夺取两不耕地，直逼雁门，于是启用了战争的祸端。宋朝分水岭的土地，现在无法考证。曾有人登上雁门，越过夏屋山，极目远眺句注、广武之间，知道陉山形状像“人”字，一条山脊从中分开。山南占据山脊则利益归于山南，山北占据山脊则利益归于山北。辽人所索要的必定是此地。神宗说：“所争的不过三十里”，大臣们完全不探究事情的始末，大概不知道这三十里是必须争夺的。否则，他们以射猎畜牧为业，常常空出千百里之地来饲养禽兽，却唯独对这三十里之地如此执着，这不是用奇谋的方法吗？王安石又用“想要夺取就先给予”的瞎说加以辅助，最终尼玛哈的军队一出云州、朔州，就攻下了太原，不是因为雁门失守而特别记载，而是作为千古谋国者的警戒。

译有见识的人都知道。比如河南八府，只有怀庆府的赋税最重，百姓已经受困三百年了。近来编纂地方志，应当把赋税之所以沉重的原因，痛切地加以阐发。那些兴起于世、负有道义责任的人，怀着怜悯之心向朝廷请求，比照其他府县减轻怀庆的赋税。为什么却沉默不语？仅在崇祯十三年，掖县人王汉，字子房，担任河内县令时，绘制了十六页灾伤图呈报朝廷，并在开头作序说：“高皇帝削平祸乱，怀庆守将特穆尔抵抗王师。不久高皇帝定都，依据怀庆原有的赋税额度增加了三倍。计算土地四万二千八百多顷，赋税三十三万六千多石。河南、河北各郡，土地狭小且赋税沉重的，没有像怀庆这么严重的。至于河内一县，土地一万一千三百多顷，赋税九万九千多石。河内这块小小的地方，山河各占一半，土地的一半，只要丹河、沁河水一发，数百顷良田动不动就变成水泽，但赋税却不减免。太行万重山压迫在县城西北，县城居民多住在山上，又依据山地征收赋税，如果一个月不下雨，土地就不长庄稼，土地不长庄稼而赋税却不减免。怀庆六县，土地狭小且赋税沉重的，没有像河内这么严重的。此前有位郡守纪诫，是文安人，入京朝见时陈述意见，也提到了赋税沉重的问题，但只说：‘我想国家初年是根据当时土地的荒熟情况来定税额的，并非真正有厚薄不均。怀庆向来没有遭受战乱，而且地方肥沃，所以赋税多于其他郡县。’唉，这是多么考察不详细，而立论错误啊！汉代王符曾说：‘治病的人必须知道脉象的虚实，气机郁结的地方，然后才能开方，所以疾病可以痊愈而寿命可以延长。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先知道百姓所受的苦难，祸患产生的根源，所以奸邪可以平息而国家可以安定。’我认为怀庆赋税特别沉重，这是百姓所受的苦难。明太祖凭私意增加赋税，这是祸患产生的根源。那么，要消除三百年的痼疾，一下子让百姓进入仁政长寿的境界，难道不是期望修志的人来发起这个开端吗？”

译又依据古人的既定说法，有那些绝对不可盲从的，应当立即刊正，不要仅仅因为它们的传承久远，就两存其说，夏纶邑就是这样的例子。《左传·哀元年》记载少康逃奔有虞，杜预注解说梁国有虞县，就是今天归德府虞城县西南三里的故虞城，那么邑诸纶的纶距离这里不远，所以司马彪说虞有纶城是少康的邑，杜佑说虞城有纶城就是少康邑，没有提到其他地方，如今虞城县东南义原乡果然有故纶邑城，这就是证据。为什么魏王泰、章怀太子李贤、李贤却又在登封县西南七十里的汉纶氏城说是夏少康的纶邑呢？虞思不过是个小国，怎么能跨越八百里外的邑地而作为一个国家的都城？这种说法漏洞百出，令人发笑。有人问：毕竟纶氏古时属于哪里？我说根据《竹书纪年》考证，楚国的吾得率领军队与秦国一起讨伐郑国，包围了纶氏，大概是郑国的邑地。邑地以“纶氏”二字为名，与仅以“纶”一字命名的邑地截然不同。

第九十

自从孔安国为《武成》作传不解释华山，只解释桃林，说：“桃林在华山东”，这明显是指太华山，那么所谓“华山之阳”，也就是太华山可以知道。下到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的《正义》沿袭此说，广泛搜求郑玄注《礼记》、张守节注《史记》，都没有不同的说法。我私下认为，如果太华山之阳是《禹贡》梁州的地界，武王在此放马，岂不是太远了？桃林塞是今天的灵宝县，西至潼关，广阔范围三百里都是，而马却独自驱赶着跨越到太华山南边，事情令人不解。读《水经注》：“洛水从上洛县东北分为二水，枝渠东北流出成为门水，门水又东北经过阳华山，就是华阳山，《海经》所说的阳华山，门水从这里流出。”于是豁然开朗说：“原来《武成》的华山是阳华山，不是太华山。如今商州雒南县东北有阳华山，这大概就是武王放马的地方吧？与桃林之野正好南北相望，土地相接，所以桃林之中多野马。周穆王时造父在这里得到骅骝、騄耳、盗骊等马匹用来进献，难道不是当日放马留下的遗种吗？如果远远隔绝在太华山南边，怎么能有这样的情况？”后来只有陆德明《武成》音义说：“华曰华山，在恒农。”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记载“华阳君芊戎说：华阳就是武王放马的地方”，引用《水经注》来证实我的观点。于是感叹研究经书的人大多忽视地理，而真正得到正确解释像陆德明、胡三省这样的人，几乎难以找到了。

按孔安国又说：“华山桃林，都不是养育牛马的地方，想要让它们自生自死。”孔颖达说：“华山旁边，尤其缺乏水草，不知道本来就不是指太华山，他们的错误认定暂且不论。而今天灵宝县西有马牧泽，正是《山海经》所说的‘桃林中多马’的地方，难道是缺乏水草的地方吗？”从前魏主拓跋焘召集公卿商议讨伐沮渠牧犍，众人说：“那里没有水草。”崔浩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的牲畜为天下最丰富，如果没有水草，怎么畜牧？”等到去讨伐，看见姑臧城外水草丰足，果然像崔浩所说，这不是他平生稽古的功力吗？虽然如此，《地理志》明确称武威以西四郡水草适宜畜牧，崔浩尚且听闻不广博，见识不强烈，已经足以堵住异议者的嘴。况且如果像孔安国所说，难道武王还不如一个田子方吗？田子方在路边看见老马说：“年轻时耗尽它的力气，年老时抛弃它的身体，仁者不这样做。”难道说武王一战获得天下，就把牛马放在不生长不养育的地方，想要让它们灭绝吗？大概放归它们，不过是表示我不再骑乘，不再役使罢了。注疏在这些地方，既违背事实，又损害义理，怎么能不极力抨击呢？又按“騄耳出桃林”，见于《史记·赵世家》；而《乐书》赵高说：“何必华山之騄耳？”又称“华山”，大概阳华桃林土地相接，所产之物得以通称，所以如此。

又按华阳君芊戎，见于《史记·穰侯列传》，传文说：“宣太后的两个弟弟，那个异父的长弟叫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的弟弟叫芊戎，封为华阳君。”我过去读到这里，笑着对人说：“宣太后的母亲，总共嫁过三个丈夫了。”有人疑惑惊讶，我说：“大概宣太后的母亲，起初嫁给芊氏，生了芊八子；改嫁魏氏，生了魏冉；最后又回到芊氏，生了芊戎。所以异父的弟弟居长，同父的弟弟反而居少。”太史公用了一个“长”字，情踪曲折，宛然可见。下文紧接着说“昭王的同母弟弟叫高陵君、泾阳君”，上文叙述昭王是武王的异母弟弟，来异母弟弟、同母弟弟前后穿插映衬，本文异父弟弟、同父弟弟，真是如花似火的笔法了。

又案胡朏明注《庾信哀江南赋》：“致佳于华阳奔命。”说：“华阳，地名，在今天陕西西安府雒南县，就是武王放马的地方。庾信从江陵奉元帝命令出使周朝，取道商洛进入武关，这阳华山的南边，正是他所必经之路，所以说‘华阳奔命’。如果当作太华山之阳，就大错特错了。”

又按伊水，《蔡传》引用《山海经》及郭璞注，来辨明《班志》“出于卢氏的熊耳山”是错误的。按《卢氏县志》，如今看熊耳山虽然称

译伊水有源头之名，却没有支流漫延的痕迹，它实际上发源于闷〇岭的南面，向北流经嵩县、洛阳，向东到达偃师，汇入洛水。我想引用《括地志补正》中的话说：“伊水发源于虢州卢氏县东边的峦山，向东北流入洛水，另一名称叫闷〇岭。峦山在现今卢氏县东南一百六十里处，并不是现今卢氏县西南五十里处的熊耳山。”

译又考据，我想补正关于涧水的记载说：涧水发源于渑池县的白石山谷，水从渑池县南山中流出，谷阳谷分为两股，一股向东流，一股向东北流，转折后在新安县的东面筑堤阻挡。从此涧水便兼有了谷水的称呼。所以《洛诰》说“涧水在东，瀍水在西”，《周语》说“谷水与洛水相斗，将要毁坏王宫”，这里的谷水就是涧水。蔡传解释说：“涧水发源于今天的渑池，流到新安注入洛水。”这大大错误了，洛水从未流经新安县境内，怎么能在这里注入洛水呢？大概是蔡氏误读了班固《汉书·地理志》的文字。班固《地理志》说：“《禹贡》的涧水在新安东面，【句】向南流入洛水”，“向南流入洛水”的意思是，周朝时涧水本来在王城西面向东流入洛水，并非在新安。等到东汉建武年间以后，开凿渠道修筑堤堰，水道的变迁，已经不是原来的路线了。

又考据，曾经熟悉冯氏的说法，认为新都杨氏所著的书中没有一句可信，这似乎太过分了。我读蔡传，在那些有证据可查的地方，也有没有一句可信的话，被治经学的人所惊骇，不必多说了。现在且用《山海经》来证明，《中山经》说：“蔓渠山，伊水从这里发源，向东流注入洛水。”又说：“熊耳山，浮濠水从这里发源，向西流注入洛水。”郦道元在《水经注》伊水条下引用了“蔓渠山”这两句，足以证明后魏时期所见的《山海经》版本与今本没有差异。怎么到了蔡氏那里，引用“伊水从这里发源”时，却写成《山海经》说“熊耳山”呢？难道是偶然忘记了原文，凭想象添加的吗？还是南宋版本原本就是这样的呢？请去质问那些笃信蔡传的人。【又引用《山海经》“娄涿山，波水从它的北面发源，向北流注入谷”，今本“波”字作“陂”；“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今本“头”字作“颊”】

又考据，安国传认为伊水发源于陆浑山，这也是不对的。陆浑山在今天嵩县东北四十里，伊水经过它的下面，并不是发源于此。关于伊水源头的说法纷纭复杂，应当以《括地志》为依据。

又考据，蔡氏错误很多，引用《汉书·地理志》，除了已经驳正之外，这里又得到三十一条。第一条说《地理志》：清漳水发源于沾县大黾谷，向东北流到阜城注入北河，下面的“北”字原本作“大”。第二条说《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郡骊城县西南，北平郡上面有“右”字，两汉都是这样，现在说北平郡，则下面混杂了晋代的制度了，“成”字也不从土。第三条说《地理志》：睢水发源于沛国芒县，这是应劭的注，不是班固原本的注，须要分别，沛也不称为国。第四条说《地理志》：淄水发源于泰山郡莱芜县原山，今本没有“原山”二字，这两个字出自《水经》，为什么不直接引用《水经》。第五条说《地理志》：沂水发源于泰山郡盖县艾山，今本没有“艾山”二字，这两个字也出自《水经》，为什么不直接引用《水经》。又说：向南流到下邳西南而注入泗水，《地理志》只说向南流到下邳注入泗水，这也出自《水经》。第六条说《地理志》：东海郡下邳县西有葛峄山，古文认为是峄山，山应当作阳。第七条说《地理志》：彭蠡在豫章郡彭泽县东，东应当作西。第八条说《地理志》：震泽在会稽郡吴县西南五十里，今本没有“南五十里”四字，只应当说《地理志》在吴县西，现在苏州吴县西南四十五里是。第九条说《地理志》：洛水流到巩县注入黄河，巩上面脱漏了“东北”二字。第十条说：瀍水流到偃师县注入洛水，《地理志》只说向东南注入洛水。第十一条说《地理志》：荥阳县有狼荡渠，荡应当作汤，音宕。第十二条说《地理志》：嶓冢山在陇西郡氐道县漾水发源的地方，今本只说漾水发源的地方，没有“嶓冢山”三字，嶓冢山在西县，如果想要说东西两汉水都发源于嶓冢，不妨引用郦道元的注。第十三条说《地理志》：蜀郡郫县江沱在东西注入大江，应当作江沱在西向东注入大江。第十四条说《地理志》：巴郡宕渠县潜水向西南注入江，江应当作灊。第十五条说《地理志》：汉中郡安阳县灊谷水发源向西南注入汉水，注入汉水上面有“北”字。第十六条说《地理志》：泾水发源于安定郡泾阳县西，西下面有“开头山”三字。第十七条说《地理志》：渭水发源于陇西郡首阳县西南，西南下面有“鸟鼠同穴山”五字。第十八条说《地理志》：扶风汧县〇蒲薮芮水从它的西北向东注入泾水，扶风上面有“右”字，两汉都是这样，现在说扶风，则下面混杂了魏代的制度了。第十九条说《地理志》：漆水发源于扶风县，应当说在右扶风漆县。西不是发源的意思。第二十条说《地理志》：沣水发源于扶风鄠县终南山，应当说发源于右扶风鄠县东南，现在永兴军鄠县终南山是。终南山应当在现在的县名下面补上。发源。第二十一条说《地理志》：北条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南，冯翊上面脱漏了“左”字，也混杂了魏代的制度。第二十二条说《地理志》：终南在扶风武功县，县下面脱漏了“东”字；惇物在扶风武功县，县下面也脱漏了“东”字。第二十三条说龙门山在左冯翊夏阳县，县下面脱漏了“北”字。第二十四条说《地理志》：析城在河东郡〇泽县西，西下面脱漏了“南”字。第二十五条说《地理志》：朱圉在天水郡冀县南，应当说《地理志》圉作圄。第二十六条说《地理志》：太华在京兆华阴县，南京兆下面脱漏了“尹”字，也混杂了魏代的制度。第二十七条说《地理志》：南条荆山在南郡临沮县北，北上面脱漏了“东”字。第二十八条说《地理志》：衡山在长沙国湘南县，县下面脱漏了“东南”二字。第二十九条说《地理志》：导江东陵在庐江郡西北的不是对的，班固自己说庐江西北有东陵乡，淮水发源而已，不是指《禹贡》驳斥的转非。第三十条说《地理志》：济水发源于河东郡垣曲县王屋

译山东南，当云出河东郡垣县东北王屋山，以垣曲名县自宋始。三十一云地志：鸟防山者同穴之枝山也，固絶无此语，此出郦氏所引他説也，岂可依据。

山东南，应当说出自河东郡垣县东北的王屋山，用“垣曲”作为县名是从宋代开始的。第三十一条说地志记载：“鸟防山是同穴山的支脉。”这本来绝对没有这样的话，这是出自郦道元所引用的其他说法，怎么可以依据呢。

译又查蔡氏《球琳琅玕传》以《尔雅》“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球琳琅玕”为证，有人称《尔雅》中“球”字原本作“璆”，二字各不相同，您指摘蔡氏却未提及这一点。我说：大概是蔡氏兼用了《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在“球”字下紧接着“璆”字，说“球或从翏”，这正是蔡氏所依据的。前面“厥贡璆”的传文说“璆玊磬”，已经用了《说文解字》“球，玉磬也”的解释了。

又查蔡氏传文，大陆引孙炎说：钜鹿北面的广阿泽，这其实是郭璞的话，不是孙炎的。阿也写作河，篠簜引郭璞说：竹节宽大的叫簜，这其实是孙炎的话，不是郭璞的。请看注疏【又安国传：篠，竹箭；簜，大竹。这是从《尔雅》来的。《尔雅·释草》说：篠箭。邢昺疏：会稽的竹箭就是。说小的竹子可以做箭杆，现在倒过来说篠箭竹，似乎不妥】。又查蔡氏传文，马颊河引《元和志》说：在德州安德平原南东。现在查《元和志》，德州安德县是州治所在，马颊河在县南五十里，县东北到平昌县八十里，平昌县南十里有马颊河，与平原县无关，不知为何误认为是平原。书写思考时，也是一个疏忽，大概是“昌县南”三个字罢了。

又查蔡氏在《尧典》“三危”处说：“就是雍州所说的三危既宅的地方。”在《禹贡》“三危”处说：“就是舜流放三苗的地方。”有人认为是敦煌，不详其地。不知为何唯独怀疑三危？又怎至于不详敦煌所在？我汇集众说以补正说：杜预说：“三苗与允姓之祖都被放逐到三危。”〇州就是现在的敦煌。郦道元说：“三危山在敦煌县南。”《括地志》：“三危山有山峰，所以叫三危，俗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隋地理志》：“敦煌县有三危山。”《通典》：“沙州敦煌县，舜流放三苗于三危，就是这里。允姓之戎居住在〇州的，是他们的子孙。”

又查蔡氏传文，受都就是现在的卫州，洛邑就是现在的西京，这两句也需要分别。看《寰宇记》：“朝歌故城在卫州卫县西二十二里，就是纣王的都城。卫州则治所在汲县，是殷朝牧野之地，应当把州改为县，并且说在现在卫县西二十二里，才确切。”至于洛邑就是现在的西京，宋代的西京本是隋大业元年杨素所改筑的，地点正是周朝的王城，与东汉、魏、晋及后魏都于周下都的不同，这句才确切。又查蔡氏传文，现在详查汉代九江郡的寻阳县属于禹贡扬州的地界，汉代寻阳县不隶属九江郡，而隶属庐江郡，只是地界相接罢了。没有比杜氏《通典》更确切的了：“江州浔阳郡下说，是禹贡荆、扬二州的地界。禹贡扬州说彭蠡既猪，荆州说九江孔殷。现在彭蠡湖在郡的东南，九江在郡的西北，那么彭蠡以东是扬州，九江以西是荆州。”其他如洛州、河南府、河北各县属于冀州，其余属于豫州；陕州、陕郡、河北各县属于冀州，其余属于豫州；襄州、襄阳郡，南漳一县属于荆州，其余六县都属于豫州；随州、汉东郡，东南三十多里有光化郡属于荆州，其余都属于豫州；冀州、信都郡，治所在信都县，东边进入兖州的地域，西边进入冀州；贝州、清河郡，治所在清河县，在洚水以东进入兖州，在洚水以西各县进入冀州；兖州、鲁郡的任城、龚邱县属于兖州，其余九县都属于徐州。其划分之精细如此。然而仍将洛出上洛郡洛南县冡岭山混入梁州，应当改入豫州；将东平郡钜野县有大野泽混入兖州，又将郓州、东平郡全部混入兖州，应当改入徐州；将鲁郡莱芜县、汶水源头混入徐州，应当改入青州；误认峄阳在邹县，应当如班固《汉书》那样归入下邳县。宋杨蟠《金山诗》说：“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王平甫讥讽他说：“这是房产中介的话。”能够测量四至界限，我认为谈论地理的人如果能测量四至界限得到确切结果，也就足够了。

又查蔡氏传文“下土坟垆”垆疏也。这是从《史记·夏本纪》注引孔安国说“垆疏也”得来的。现在书传却没有，不如用陆氏引《说文解字》作“垆，黑刚土也”解释更好。因为颜师古说“这是说豫州的高地则是壤壤柔土，下土则是坟垆，指土之刚黑者”。师古没有“〇”而“疏”者谓之“垆”的说法。只有《广韵》说“垆土，黑而疏”。蔡氏不知引“厥土青黎”，“黎，黑也”，本孔传果尔，二字皆色，与冀、兖、青、徐、雍五州例不合。不如用马融、王肃注“黎，小疏也”，“青以辨其色，黎以辨其质耳”解释更好。

又查，复检得茅氏《瑞徵禹贡滙疏笺》说：豫土只说壤，其色杂也。从厥土中，又别以下土言之，与青州再指海濵同义。又说：案经文“厥土”，未有言色，不言质，及两言

译关于土色，金仁山说：“梁地的土色发青，所以生长的生物容易改变本性；土质疏松，所以松散而不坚实。”以前听说成都的土质疏松，难以用来筑城，马说的观点大概接近于此。

译有人问：“孔安国的传文说‘三江有北江、中江，那么南江就可以推知’，这种说法怎么样？”我说：“不能说完全错误，只是《汉书·地理志》中有南江、中江、北江，其中中江流到阳羡入海，这与今天的情况不符。应当采用苏氏、曾氏两家的说法来疏通孔传，不能依从班固的说法。”苏氏说：“豫章江流入彭蠡湖，向东流入大海，这是南江；岷山江的主流在彭蠡湖与南江汇合后流入大海，这是中江；汉水从北面流入长江，在彭蠡湖汇合后流入大海，这是北江。”曾氏说：“考察地理，豫章的河流如鄱水等到彭水，共九条河流汇入湖中，汉水向东到彭蠡湖汇入长江，这九条水大概就是南江。南江是长江的旧河道，不是大禹所疏导的，大禹疏导汉水汇入其中，与旧江合流，而水流分为南北，所以汉水为北江。又疏导岷山的长江汇入其中，其水流介于两江之间，所以为中江。南江是旧河道，所以《尚书》不记载，但它也单独称为三江，而不是‘三江既入’中的三江。”

有人又问《周礼·职方氏》中扬州的“其川三江”，哪种解释才是确定的？我说：郑玄没有注，贾公彦的疏解也不恰当，用郭璞解释三江的说法，即岷江、松江、浙江，以此来对应，这才确定。大概在一个州内，镇山、大泽、河流非常多，选取最大的来说。扬州最大的河流，哪有过岷江、浙江这两条的呢？即使松江在当时，也必定水势浩大宽阔，与扬子江、钱塘江相抗衡，然后才可以称为大禹的遗迹，不像现在看到的这样浅窄。这难道专门指排泄震泽下游的江吗？《国语》中申胥说：“吴国和越国被三江环绕。”范蠡说：“我与吴国争夺三江、五湖的利益。”环绕两国边境并享用其利益，正是《职方氏》中的三江。所以我才说：《周礼》有一个三江，《禹贡》又有另一个三江。

又查考，曾经认为道理极致的地方，数字自然不能违背。上面苏氏、曾氏两种说法，不过是从经文空白处推测出来的，并非真有名称。而《南史·王僧辩传》记载陈武帝率军从南江出发，行进到盆口。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说：“赣水称为南江。”由此可知豫章江为南江，在六朝时已经如此，怎么知道大禹时没有这个名称呢？讨论到这里，真觉得畅快。又程大昌有论述：“向东汇聚成彭蠡泽，向东迂回向北在汇合处交汇。”这两句经文，不是附着南江来概括其所不记载的内容吗？同为一水，既然分别其北流称为北江了，又命名其中流为中江了。而彭蠡这一条江，正从南面而来，横截两流，与之回旋而得名“汇”。配合北江、中江与之均等，而得名“防”。那么之前的两大条江，加上这一条就是三条了。当是两大条江时，就分别北江、中江来命名；等到汇合交汇，而鼎立于南面，就辨别方位命名位置，而以南江称呼它，不也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吗？那交汇的地方，虽然名叫彭蠡，但上游汇聚成鄱阳大泽的，也是彭蠡。彭蠡作为南江，已经毫无疑问。大禹行水，曾经经过疏导，那么即使小也被记录；没有用力疏导，那么即使大也不书写。南江源头确实大且长，正因为没有经过疏导，所以从彭蠡以上，没有一山一水出现在经文中。但在其合并长江与汉水而以“汇”、“防”命名时，使天下人因为鼎立的实情，参照北江、中江的名称，而南江隐约在这两句话之中。这真是圣经典籍的笔法，也就是苏氏所说的“看书眼如月”啊。

第九十一

《诗经》与《尚书》互为表里，“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就是《禹贡》中的终南山；“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就是《禹贡》中的沣水汇合；“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就是指禹、汝平定水土，后稷播种百谷；“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就是指大禹敷土；“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就是指五百里侯服等。难道“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是当时韩侯入朝觐见的道路吗？有不指治理梁山及岐山的梁，在今天韩城、郃阳两县境内的吗？既然在这两县，仍应属于雍州，不能像晁氏那样改为冀州。有人问：那例子不合怎么办？我说：这特指圣经典籍的变例。安国传所说的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从东顺着山治水向西，就是这样。大概大禹后来导山由岐山到荆山，越过黄河向东抵达壶口；这次治理京畿内的水患，由壶口渡河向西，经过梁山、岐山，正相符合。壶口在今天吉州西七十里，与河津县西北三十里的龙门相连，是大河出入的通道，与隔河的梁山对峙。我因此领悟尸子说的“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乃是龙门未凿、吕梁未辟。为什么呢？龙门现在还存在，是大禹开凿的痕迹；梁山则没有，因为梁山不过是道路阻塞，辟是开、启的意思，打开它，开启它，河水就流了。试看《公羊传》“梁山河上山谷”，《梁传》“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如果当时只致力在壶口、龙门而不及梁山，也属于徒劳。这两座山，既然有连鸡之势，而经文就连带同类而书写，实在有出于某州某山常例之外的。而且在冀州说治理岐山，后来在其本州只说“岐既旅”而已，正是互相参见。

译再考证乐史《寰宇记》说：“相州安阳县有鲧堤，是禹的父亲鲧所修筑，用来抵御孟门山的水患，现在称为三刃城，这难道不是更清楚地表明禹开凿疏导是第一大功吗？”胡朏明认为“子胡不解及岐”这两字中的“岐”，并不是黄河流经的地方。我说我也曾考证过，禹说“我疏通九条大河直到四海，让天下的大水有归宿；疏通田间小沟直到河流，让小的水流有宣泄之处”，必定不是等大水治理完毕才去治理小水，而是随手可以完成，便完成了。岐山在今岐山县东北十里，该县在凤翔府东五十里，是我曾经游览过的地方，地方志称凤翔府地处四座山之中，五条水的防线，这五水分别是汧水、渭水、漆水、岐水、雍水。岐水流入漆水，雍水汇入漆水，漆水流入渭水，汧水、漆水各自流入渭水，应该是治理这些群水注入渭水。至于梁水与岐水，当时地势如同连在一起的鸡，工程应当同时并举。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千载之下，大概难以凭主观推测。所以说：做学问没有比保留疑问更好的了。

译又查郑端简《禹贡图说》说：冀州是天下应当首先治理的地方，壶口又是帝都应当首先引导的地方，山川曾经先于汧山、岐山治理，但这只是考察其便利之处罢了，开凿的工程实际上是从壶口开始的。疏导黄河曾经先于积石山，但这只是疏通其上游罢了，疏浚的工程实际上是从壶口开始的。八年在外，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四年乘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因为壶口正是黄河从北向南流注的地方，如果说梁、岐二山是河水流经的地方，那就仍然沿袭蔡氏混乱的说法了。又查吕梁有四处：一处出自《尸子》，是《禹贡》中的梁山；一处出自《列子》，就是孔子所观看的地方，在今徐州东南六十里；一处出自蔡传，说是今永宁州东北的骨脊山，非常牵强附会，不足相信；一处出自郦道元，称吕梁山，巨石高耸，壁立千仞，河水流荡，波涛汹涌，如雷奔云泄，震天动地，与所说的黄河经过龙门的水势没有不同。郦道元说：“这就是吕梁，在离石以北向东约二百多里。”离石，明代石州改名为永宁州，必定要寻求其地点来证实它。永宁州东北就是今静乐县、岢岚州的地方，向西距离黄河约二百里，没有什么河流。当地人想要把它当作河曲县西南二十五里的天桥峡，也有大禹开凿的痕迹，天将阴雨时，激浪如雷，声音传到数十里外，似乎有些相似，但没有所谓千仞的巨石。又向南距离离石四百多里，种种情况都不符合，怎么能从九泉之下请郦氏来询问呢？应当存疑。

又查《困学纪闻》说治理梁山和岐山，如果依据古注，那么雍州的山距离冀州非常遥远，壶口、太原互不相关。晁以道依据《水经注》认为是吕梁、狐岐山，蔡氏《集传》跟随他。朱文公说：“梁山的证据不是很明白。”我读到这里拍案赞叹说：“朱子的话，大概近乎圣人了！”又查蔡传“淮河入海在今淮浦”，查《寰宇记》《九域志》《文献通考》《宋史·地理志》没有淮浦县，质问黄子鸿，子鸿说：“淮浦见于班固《汉书·地理志》，不见于刘宋书，大概省并入了山阳县。宋明帝在这里侨置襄贲县，隋开皇初年改为涟水，宋太平兴国三年以县设置涟水军，熙宁五年废为县，就是现在的安东县。”《水经》说：“淮水向东经过淮阴县北，又向东到广陵淮浦县入海。”这是蔡氏所依据的，如果遵循本朝的建制，应当说“淮河入海在今涟水”。

又查昨天船过武进，在朋友家饮酒。一个人说：“唐王勃《滕王阁宴集序》，莫非是后人伪作？为什么篇首说‘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南唐交泰元年，开始在南昌县建立南都，升为南昌府。明洪武初年，叫洪都府，不久改为南昌府。怎么王勃已经载入其序中？我不能对质于徐司寇健庵。”健庵说：“南昌故郡，大概是说南昌故郡所治理的地方。唐武德五年，设置洪州总管府，七年改为都督府，所以叫洪都新府。明太祖，明白王序作为典故，不是王序袭用明代制度，不要颠倒。”见

又查我在船中读干宝《晋纪》，吴孙皓派纪陟出使魏国，司马昭问吴国戍备的情况，怎么回答说：“西陵到江都五千七百里。”又问道路遥远，难以固守，回答说：“疆界虽然遥远，但险要必争之地不过几处，就像人有八尺的身躯，无不遭受病患，但防风寒也不过几处罢了。”司马昭称赞好，厚待他。裴松之认为这个比喻不好，应当说：“譬如金城万雉，所急需防守的只是四门而已。”儿子当时在旁边说：“咏曾楚游，从江都西南到江西彭泽县约一千里，从彭泽西北到湖广武昌府约八百里，从武昌西南到岳州府界约三百多里，从岳州西北到夷陵州约六百里。夷陵州古称西陵，即使水道曲折，总计也不及三千里。吴国使者夸大其词来夸耀敌人罢了。”敌人不知道展开地图核实里程来反驳，可以说国家有人吗？而松之的注释也不出我说：“对。”刘原父出使辽国，契丹引导他行走，自古北口到柳河迂回曲折，将近千里，用来夸示险远。原父质问翻译说：“从松亭趋向柳河非常直接且容易，不几天可以到达中京，为什么故意走这条路？”翻译互相看着惊骇惭愧说：“确实如此。”不能说后人不如前人。

又查蔡传“山南曰阳”，就是今岳阳县的地方。岳阳县虽然在霍山之南，汾水不经过那里，应当改为“云山南曰阳”，今赵城县是。那地方是汾水流经的地方，壶口山汉代在河东郡北屈县，今阳州吉乡县。阳州应当作慈州，有人说“阳”是“隰”的错字。宋熙宁五年，吉乡曾隶属隰州。云及检查旧本，确实如此。汉怀县今怀州，应当说“今怀州武陟县”。汉邺县今潞州涉县，应当说“即今相州邺县”。熙宁五年省并入临漳。汉阜城县今定远军东光县，应当说“今永静军阜城县”。东光距离阜城六十五里，即使东光也隶属永静。说“定远”的，是景德元年以前的称呼。

译至于郦道元注中“河流激荡震天动地”一句，误写为“震动天地”。后魏在狐岐设置六壁，“狐”字误写为“胡”，这些都是《兾州传》中应当校正的地方。

译又考察，事情中有不可理解之处：郦道元家住在郦亭，即今天的涿州，距离碣石山有六百余里。文中三次提到碣石山沉入海中，且不说如今抚宁县西有碣石山，距离海边还有三十里，即使就其本朝文成帝太安四年（戊戌年）登临碣石山观看沧海，并将山名改为乐游山而言，这难道是沉没在洪波之中的山吗？程大昌生活在南宋，更加附会地认为碣石山在海中，距离岸边五百余里，这真是荒诞之谈。只有近代韩恭简（韩邦奇）的一说颇为为之解嘲说：“大海到永平府南面发出一片海域，东西宽百余里，黄河从此海域的西北方流注而入，这片海域正是逆河。碣石山在其向右转折弯曲的地方，碣石山在海洋北面，海域宽五百余里，从海域南面远远望去好像在海中，实际上并未沉入海中。”

又考察，向来认为解释《禹贡》山川不遵循《汉书·地理志》的人很多，这里又得到两条证据：其一，终南山，《汉书·地理志》古文以“太一山”为终南山，在扶风郡武功县；《元和郡县志》说终南山在万年县南五十里。经传中所说，终南山一名太一，也名中南。根据张衡《西京赋》：“终南太一，隆崛崔崒”；潘岳《西征赋》：“九嵕嶻嶭，太一巃嵸”，面对终南山而背对云阳，跨越平原而连接嶓冢山。那么终南太一并非同一座山。李善说：“终南太一，通过这两篇赋来考证，不能是同一座山是明显的。”大概终南，是南山的总称；太一，是一座山的别号。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应当在京兆尹长安县下注释《禹贡》“终南山在南一岍”的山。《汉书·地理志》扶风郡汧县西的吴山，古文认为是汧山。这是我曾经游览过的地方，岍山在陇州西四十里，《唐六典》陇右道名山叫做秦岭的，就是吴岳山在陇州南八十里，《唐六典》关内道名山叫做吴山的，就是它。尤其不是同一座山，不知道班固家住在扶风安陵，距离长安近在咫尺，吴岳也不远，为何会认错呢？只应当在右扶风汧县下注释《禹贡》“岍山在西”，以及“雍州山”九个字罢了。

又考察《沟洫志》王横引用《周谱》说：“定王五年黄河改道。”班固叙述《沟洫志》说：“商竭周移”，就是依据这个。郦道元也不能详知其地，只说“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故渎”。我因此怀疑魏郡邺县下注释“故大河在东”，这是禹时的故黄河，到定王五年才不再从此流过，所以说“黄河改道”。程大昌是个博学的人，竟然断定黄河改道到了“砱砾”，“砱砾”很多人不懂。考证《汉书》，有荥阳漕渠，如淳说：“砱【今本作令】砾溪口就是。”“砱砾溪”即《水经注》的“砾石溪”，正在荥阳县界。杜君卿也只说“黄河自定王五年改道”，从汉到唐都不详细，而说程大昌能详知吗？我嘲笑他妄言。

又考察《元和志》：京兆府奉天县有梁山，即今天乾州西北五里的梁山是。《志》说：山就是《禹贡》“治梁及岐”，《周本纪》“古公亶父逾梁山止于岐下”，以及秦设置梁山宫，都是这座山。大概山势迂回，连接扶风、岐山两县的境界。经文凡是说“及”，都是相近的意思。将梁山归属于此，说法也可以讲通。那么梁岐，仍然是雍州的山。所以说义理不妨碍参看。

第九十二

郑夹漈有话说：“州县的设置，有时而更改；山川的秀美，千古不变。所以《禹贡》分州，必定以山川定疆界，使得兖州可以迁移，而济河之间的兖州不可迁移；梁州可以迁徙，而华阳黑水之间的梁州不可迁徙。《禹贡》于是成为万古不变的书。”我因此觉得济河之间的兖州既然不可迁移，那么此兖州内必定不夹杂豫、徐二州的水，这是确凿无疑的。胡、蔡传解释灉、沮、防同引，许慎说：“河灉水在宋，又说汳水接受陈留浚仪阴沟到防为灉水，东流入泗。”这不是水出于豫州、入于徐州的吗？与兖州有什么关系呢？我推测沮水即睢水，引用应劭《汉地志》注说：“睢水出沛郡芒县，睢也东南流入泗。”这又不是水出于豫州、入于徐州的吗？与兖州有什么关系呢？明代韩邦奇觉得不对，另外解释说：“灉乃是黄河的支流，出于兖州的，正如沱、潜二水，或出于荆州，或出于梁州。”黄河既然南移，那么灉就是平地了。山东济南固有济水的支流小清河是也，那么别是一个灉沮了。然而也属于凭空臆测之见，而不是考古按今的论述。曾经读《括地志》说：“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雍、沮二水在雷泽西北平地。”《元和志》说：“灉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泽县西北平地，去县十四里。”又说：“雷夏泽在县北郭外，灉、沮二水防同此泽。”《寰宇记》也都相同。再往上追溯郑康成书注：“雍水、沮水相触而合入此泽中。”下一个“触”字，郑康成大概是用目验知道的。何曾氏、晁氏的喋喋不休呢！大概宋、明人将这些书束之高阁不看，游谈无根。我直欲以兖州

译让水回归兖州，不让它越界流入豫州和徐州的水域罢了。

译查考汉代芒县的旧城在今永城县东北，睢水向东流经芒县北面，并非发源于此。光武帝将芒县改名为临睢县。这正与唐代雷泽县相合，雷泽县本是汉代成阳县的旧城，在今濮州东南一百十里处，泽地的面积大致如此。郦道元说该陂东西长二十多里，南北宽十五里，就是舜曾经捕鱼的地方。近代的方志认为古代的雷泽面积应是现在的两倍，但已经跨入曹州东北的境内。本为夏泽而被称为雷泽的原因，仁和李之藻说：“泽底有陡峭的岩石和深洞，冬至前水被吸入其中，声音如同巨大的雷鸣，所以叫雷泽。”这可以用来纠正《山海经》中关于怪物的说法了。

又查考蔡氏的地理著作错误谬误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吞下而不吐出，不仅违背了事实，而且会误导他人。然而这种错误已经流传了四百八十四年了。比如他引用《水经》“汳水向东流到防县成为狙獾”，现在的版本“狙獾”写作“濉水【濉水仍应写作灉水】”，字书中并没有“獾”字，这是传抄时的错误，不必多说。如果灉水的下游流入睢水，那就不能不彻底讨论一下了。睢水在睢阳城南，汳水在睢阳城北，只能说它们相通。为什么呢？《水经》说：“汳水的余波向南流入睢阳城中。”郦道元注说：“汳水从县城南流出，现在已没有水流，只有城南侧有小水向南流入睢水。”可见古代汳水到睢阳与睢水相通，到了北魏时期其水流才断绝。灉水的下游就是获水，上源在梁郡防县北，向东流到彭城注入泗水，怎么会流入睢水呢？杨泉《物理论》中说：“能理清乱丝，才可以读诗。”我认为水道也是这样。又查考雷泽尚存，而灉水、沮水不再出现，大概是源头枯竭了。因此想起已故的朋友顾景范告诉我：“河流的变化多，而山的变化少，这中间既有天意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黄河日渐南移，济水最终断流，不能说不属于天意。开凿河道的痕迹莫过于隋代，其次莫过于元代，填平堤坝，将东西向的旧河道改为南北向的新水流，严重改变了天地的常态。又怎么能验证它们是灉水、沮水、济水、漯水的故道呢？唉！曾几何时？追忆我朋友的遗言，称他为已故之人，不也很悲伤吗！执笔流泪，在此记下。

又查考景范的地理之学大概出自家学，他的父亲耕石先生【名柔谦，字刚中】在《山居赘论》中说：黄河的流向从汉代到现在，迁移变异多得无法记载，然而孟津以上则大禹的痕迹依然清晰，以海为归宿则是千古不变的。孟津以东，由北道趋向大海，则澶州、滑州是其必经之路；由南道趋向大海，则曹州、单州是其必经之地。冲击澶州、滑州必然从阳武以北经过汲县、胙城之间流出，冲击曹州、单州必然从阳武以南经过封邱、兰阳之下流出，这是黄河变迁的起始。由澶州、滑州极而言之，或者出自大名，经过邢州、冀州、沧州、瀛州流入大海；或者经过濮州、范县趋向博州、济州，从滨州、棣州流入大海。由曹州、单州极而言之，或者溢出钜野泽，浮于济州、郓州【指济宁、东平】，挟带汶水、济水流入大海；或者经过丰县、沛县，出自徐州、邳州，夺取淮河、泗水流入大海。这是其最终的归宿。总之，北不出漳水、卫水，南不出长淮，中间数百千里都是其纵横泛滥的区域。又说：自古以来黄河深邃通畅，单独成为一条河道，现在九河的故道已经湮灭难以查明，即使历代经流也填淤无法依据。大体上决口向北就淹没漳水、卫水，决口向东就侵犯清水、济水，决口向南就凌驾淮河、泗水。古人说黄河不两行，我认为自汉代以来黄河大概未曾单独行走了。又说：天下的水除了黄河以外，重浊且容易决口的，在北边是漳水和沁水，在南边是汉水。漳水依附卫水入海后漳水的决口就少了，汉水依附江水入海后汉水的决口就少了。沁水本来浑浊而又并入黄河，所以黄河的决口最多。有人说黄河汇合于淮河，借助淮河来冲刷黄河，那么黄河或许可以治理，然而淮河终究不是黄河的对手。又怎么能阻止黄河不发生决口呢？

有人问：“王应麟说《汉书·地理志》中有两条泗水，一条在济阴郡乘氏县，注曰泗水东南流到睢陵注入淮河，另一条泗水在鲁国卞县，注曰西南流到方与注入沛水。沛是泲的讹误，这种说法可信吗？”我说：“大概是王氏考察不仔细，泗水只有一条，怎么能又出现一条？乘氏是汉代县名，《寰宇记》说它在钜野县西南五十七里。班固只应当在卞县下注曰：‘禹贡泗水出陪尾山，西南流到方与，与渮水汇合，又东南流到睢陵注入淮河。’仅此就足够了。”有人又问：“古大野泽在今钜野县北五里，正当卞县的西边，怎么样？”何承天说：“钜野湖泽广大，南通【蔡误作导】洙水、泗水，北连清水、济水。”这正是已故朋友顾景范所说的“古人说南可以兼东，北可以兼西”的例子。郦道元注说渮水向东与泗水在湖陵县西六十里汇合，俗称为黄水口。黄水西北通钜野泽，所以说“南通洙泗”，南就是东的意思。再进一步，睢陵仍应写作淮阴，泗水入淮在今清河县东南，称为泗口，也叫清口。睢陵则是今睢宁县的治所。

又查考旧读《魏书·地形志》，郡共有五百个，以新蔡命名的郡有八个，东新蔡郡一个，另外有新蔡、南陈留两个郡，号称双头郡的又一个，而郡名重复多达三四个，如鲁郡、高平郡之

译此类情况，就不可胜数了，其数量如此之多，土地并没有增加开辟，不知它们安置在哪里。庚午年冬天，徐司寇命令我校勘《山西一统志》至寿阳县部分。《元和郡县志》说：“神武故城在县城以北三十里，是后魏的神武郡，北周时废除。”这就是魏收所说的：“朔州在孝昌年间才改名为后防。”如今寄治在并州境内，统辖大安、广宁、神武、太平、附化五个郡的，是因为考证寿阳县以北有尖山，那么当时神武郡所领的尖山县；县城以西有大安镇，就是大安郡；狄那寨，就是大安郡所领的狄那县；县城东北有石门，又是广宁郡所领的石门县；太平乡、太平村，又是当时的太平郡以及所领的太平县。大概一个州四个郡，都设置在县城境内，不仅仅是一个神武城。寿阳如今东西相距一百三十里，南北相距一百五十里，却能容纳这么多，那么后魏那种虚设郡县的做法确实可笑啊【双头郡，是梁武帝设置的，可以对应现在的独脚州】

译又查《魏书·地形志》南清河郡下注说：晋泰宁年间，从平原郡分置，治所在莒城。晋朝没有泰宁这个年号，而且晋惠帝之后，平原、清河两国都已沦没于异域，事理显而易见。黄子鸿用《房亮传》来考证，知道“晋”是“普”字的讹误，“宁”字是衍文，在《高唐州建置沿革》中刊正说：普泰年间，又在灵县设置南清河郡。注引《房亮传》说：房亮的弟弟房悦，在普泰年间，济州刺史张琼上表在所辖地区设置南清河郡，请求让房悦担任太守，朝廷批准了。大概是后人误将“普”写成“晋”，又妄加了“宁”字。有人进至京师，来责问为何擅自改正史书旧文，仍以《魏收志》作为依据。徐司防回信说：汉灵县故城在今天高唐州西南，与博平县接壤，后魏设置南清河郡，治所在莒城。莒城作为郡治，领有零县，那么距离这里应当不远，难道是南渡后的晋朝所能侨置郡县的吗？误字衍文，前信已详细说过，于是不再责问了。我笑道，如果温庭筠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说：事出《南华》，并非僻书。而责问者必定像文丞相对博啰丞相说的那样：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又查书局中偶然谈到：谢灵运，宋元嘉十年被论斩，减死罪流放广州。后来有人招供，他曾让人购买兵器，要在三江口合聚健儿，因来不及而失败，诏令在广州弃市。三江口在什么地方？一个绍兴人说：在我的家乡。引用谢灵运《山居赋》自注说：江水从山北流，穷尽上虞边界，称为三江口，就是大海，作为依据。我说：谢灵运尚未担任临川内史，尚未起兵叛乱，尚且不想让他东归，难道在流放岭南时，反而听任他到故乡的三江口作别吗？大概必定不会这样。黄子鸿说：广州城东南八十里有三江口，西江、北江、东江就是，或许在此地。我说：又越过广州去了，不是中途劫夺之事。有人举出胡三省《通鉴注》引《水经》说：温水到广郁县成为郁水，漓水南到广信县流入郁水，封水西南流入广信县，南流注入郁水，这大概是三水汇合之地，称为三江口，认为找到了依据。我因此细读郦道元注明确说：郁水向东经过苍梧广信县【今苍梧县，有人说即封川县】，漓水注入。郁水又向东，封水注入。只说“注入”，哪有三水交汇的文字呢？胡氏大概认错。那么怎么办？回答说：一部《水经注》有两个三江口。一，沔水中说，江水分流，称为三江口。确实在今天吴江县，不是昆山。一，湘水说，巴陵郡滨岨三江以西，对着长洲。南边是湘浦，北边是大江，所以叫三江。三水汇合，或许也称为三江口。谢灵运想让人劫夺，难道在此地吗？我曾与我的朋友朏明讨论六朝时，从建康到番禺，有东西两条路。一，沈约《宋书·志》所载，则沿江而上，进入彭蠡湖，溯赣水，度过大庾岭，下始兴的北江，到达广州。志所谓水程五千二百里的就是。一，则沿江而上，抵达巴陵，进入洞庭湖，溯湘水，度过越城岭，下漓水，从桂林广信到达番禺，这是《宋书·志》所未记载的。比东路多一千四五百里，人们很少走。而灵运当时由此路，想是因为他起兵叛逃，在临川。如果泛舟彭蠡，正与临川接壤，其党羽窜伏中途，生变故，所以迂回西路出巴陵。而谁想到他又在三江口有约定呢？这真是朝廷所不及料到的。那么胡氏指三江口在广信，也是路所经由。王象之《舆地纪胜》说，封州据邕、桂、贺三江之口，似乎宋代才开始有此名目。何如用郦道元？少在灵运后者之三江口，且去徙所尚遥。合党要谢，惟此为宜。身之复生，应亦拊掌。

又查赵城岭，即郦注的始安峤。一水出峤之阴，北流为湘；一出峤之阳，南流为漓。湘漓之间，陆地广百余步，大概是五岭道中最容易的，只是极西罢了。看汉武帝元鼎五年讨南越，派遣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是从唐郴州腊岭度过的。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是从唐韶州大庾岭度过的。两军先至，而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下濑将军下苍梧，都从唐桂州临源岭度过的，竟未至，而南越已平。不是因为这路独远吗？沈约志只记载近的，以为水程之便，有原因啊。

又查朏明读张子寿为洪州都督，秋晚登楼望南江入始兴郡路，又自豫章南还江上作：“云归去南江水，磷磷见底清。”告知我此可为唐人称赣水曰南江之证。又查胡三省说：“广陵故城谓之芜城。”乐史说：“芜城即扬州江都县城，但云古为防沟城，大非防吴地也。”于其地筑城号防城，城下掘深沟，引江水东北通射阳湖，其城应在大江滨。今仪真县南有上江口、下江口、旧江口，或许旧江口为吴夫差所穿，

译所以《汉书·地理志》记载广陵郡江都县有渠水，源头接纳江水，说的就是这个。只是年代久远，城池湮没，不再有遗留的遗址。乐史说：“江都县城临江，如今已毁于水患。”江都尚且如此，邗城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近代的方志竟然将蜀冈上的遗迹确认为邗城旧址，难道真是这样吗？

译又考《孟子集注》说“汝、汉、淮、泗都流入长江”是记载者的错误，不符合《禹贡》的定论。近来颇有想要翻案的人，我查阅朱子文集，偶然读到《答吴伯丰书》中的两条内容，用来辅助解释《集注》说：“孟子说决汝、汉，排淮、泗，而注入长江，这不过是写文章为了字数对偶而说的。如果从水路实际情况来看，就有不通之处，但也最初对义理没有妨害。解说的人见其不通，就想强行解释，然而也只是徒劳穿凿，最终不能使之通达。”如沈括引用李翱《南来录》说：“从淮河顺流到高邮，再逆流进入长江，因此说淮、泗流入长江是禹的旧迹，故道依然清晰，只是现在江淮水深，不能到高邮罢了。”这种说法看似符合实际，其实不对。考《禹贡》说淮水发源于桐柏山，泗水、沂水都流入大海，所以以小水位列四渎，正是因为它能独立直达大海。如果像所说的那样，《禹贡》应当说向南流入长江，不应说向东流入大海，而淮河也不能称为渎了。况且李翱“沿、溯”二字似乎也不恰当，因为古今往来，淮南只通行开凿沟渠运河，都筑坝设闸蓄闭潮汐以通漕运，不是自然流水。如果当时自有禹的旧道可通舟楫，就不需要再开运河了。所以从淮河到高邮不能称为“沿”，从高邮进入长江不能称为“溯”。而李翱又有“从淮河顺潮进入新浦”的话，那么是进入运河时偶然随淮潮而入，有点像“沿”，推测过高邮后又迎江潮而出，所以又像“溯”。而考察不仔细，导致这种谬误。现在的人用这个来解释孟子，是以误益误了。近世又有立论认为淮、泗本来不流入长江，当洪水横流之时，排退淮、泗，然后才能决汝、汉以入长江，这种说法尤其巧妙而尤其不通。因为汝水流入淮河，泗水也流入淮河，三水合而为一，如果排退淮、泗，那么汝水也被排退，而更加不能流入长江了。汉水从嶓冢经过襄阳，南流到汉阳军，才流入江淮，从桐柏东流会合汝水、泗水以入海。淮、汉之间自有大山，从唐、邓、光、黄以下直到潜、霍，地势阻隔，即使淮、泗横流，也与江汉不相干涉，不能排退二水而后汉水得以入江。大抵孟子只是行文之失，无害于义理，不必曲为之说，白费心力。又说这种说法只是一时行文之过，别无奥义，不足深论。况且淮、泗能壅塞汝水，不能壅塞汉水。现在排退淮、泗，而汝水终究不流入长江，那么排退淮、泗而后汝、汉得以入江的说法，就有不通了。沈存中引用李翱《南来录》说：“唐时淮南漕渠还是流水，而汝、淮、泗水都从此流入长江。只是现在江淮渐深，所以不通罢了。”这或许还可以强行解释。然而运河自是夫差所通的邗沟，起初并非禹迹。况且果真如此，那么淮河又不能独立直达大海，也不得在四渎之列了。沈括的说法终究也不能通达。我认为朱子说“初无所害于理”，又说“无害于义理”。朱子将理与气看作两样，也是不对的。

又考哀公九年吴国修筑邗沟沟通江淮，是吴王夫差十年在其境内之地引江水以通湖，由湖西北至末口入淮河，越国不能直接到达，所以十四年会盟黄池，越王勾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溯淮以断吴路，盖转从吴境外以入吴境内，正是《禹贡》当日扬州贡道。苏轼《书传》认为沟通江淮就是阙沟沟通水，王伯厚辩解说：考吴之通水有二，一是吴城邗沟沟通江淮，见于《左氏内传》；一是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见于《左氏外传》。我认为正因为如此，夫差退自黄池，乃使王孙苟告劳于周说：余沿江溯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盖自江而淮，自淮而沂，而深沟以达济，会于黄池，皆一水相通，无复阻间，吴之劳民力不亦甚哉！然而观《明一统志》，邗沟旧水道屈曲，逮隋大业初始开广之，则仍有不尽用其力之意。《左氏》特下一“沟”字，吴草庐不得其解，谓江淮之间掘一横沟，两端筑堤壅水于中以行舟耳，二水实未通流，亦如上朱子“非流水也”之说，岂其然？

又考平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奏言：“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实亦不尔。”九泽既陂，孔传曰：“九州之泽已陂障，无决溢矣。”障非防与？或曰贾让策固言：“古者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九州之泽，谓卑者耳。然贾让策又言：“黎阳南故大金堤，东郡白马故大堤。”质以《宋河渠志》李垂两言：“伯禹古堤近大伾”，则正贾让之所指者，谓非禹故迹与？禹岂止导之而不有以防之者与？窃以导犹德也，防犹刑也。虽圣世不能纯任德而废刑也。善夫邹平马公骕有言：“鲧与水争地，禹以地让水，事相反也。”奈何专称禹能修鲧之功？盖

译正当洪水泛滥的时候，鲧致力于多筑堤坝来堵塞洪水，但水的本性是抗拒堵塞的，所以水患不能平息。大禹引导洪水顺着地势在中间流淌，对于鲧所筑用来阻挡洪水的堤坝，都可以利用它们来辅助疏导水流。事情本来就有凭借失败而成就功业的，关键在于人是否善于利用罢了。难道只有治水是这样吗【如今东昌府有鲧堤，又名禹堤，这可以作为马说的一助】

译又查《沟洫志》记载：汉成帝时，李寻、解光说：“议论的人常想寻找九河故道的遗迹并加以开凿。”王莽时，韩牧说：“可以在《禹贡》所载九河的地方开凿。即使不能开凿出九条，只要开凿出四五条也行。”《宋河渠志》中李垂说：“如今考察地图方志，九河都在平原以北，况且黄河在澶州、滑州决口，还没到平原，上游就已经决堤了，那么九河有什么益处呢？”这几句话足以唤醒汉代人。

又查《元河渠志》序言说：“从前大禹填塞洪水，疏通河流和沼泽，以开创万世的利益。《周礼》地官所载的猪防、沟遂之法非常详细，在那个时候，天下大概没有哪里不是水利之地。自从先王划分疆界、治理井田的制度崩坏后，而后才兴起了水利之说。魏国史起开凿漳河，秦国郑国引泾水，汉朝郑当时、王延世都尝试过这种方法并取得功效。”夏氏《禹贡》合注说：“天下都是沟渠，那么天下都是容纳水的地方；而天下都修筑沟渠，那么天下都是治理水的人。小水有所分流，那么大水就不会泛滥决堤，而水没有不治理好的，那么田地没有不垦殖的。后世把古代沟渠、封畛的法度全部毁弃，水怎么能不兴灾作害呢？”这两段话正好可以参看对照。

又查吕成公《大事记》：周威烈王十三年，晋国河岸崩塌壅塞，从龙门直到底柱。《春秋》之后黄河水患见于史传，开始于此。顾氏《川渎异同》说：“夏商周三代时黄河水患见于经传的极少，虽然盘庚的诰辞中有‘荡析离居’的话，但那时臣民还眷恋自己的居所，不以随迁为乐，大概只是临近河边侵溢的祸患，不像后世那样漂没溃决田舍房屋，千里变成一条大沟那样严重。”汉代黄河水患逐渐增多，自宋朝以来，黄河没有十年无事的时候。金朝和元朝的水患，甚至与国运相始终。有人说这是因为天地之气古今不同，难道真是这样吗？

又查枚乘劝说吴王转运粮食向西，不如利用海陵的粮仓。臣瓒说：“海陵是县名，有吴国太仓，如今泰州东面有海陵仓，这是说修治上林苑，不如长洲苑。”后汉书《郡国志》：“东阳县有长洲泽。”吴王刘濞的太仓在这里，这是另一个太仓，不能合二为一。撰写《泰州志》的人将其合一，大概是因为看到后汉没有海陵县，认为已省并入东阳县，后来发觉东阳县在今天天长县境内，隔着江都县共一百九十里，于是改变说法说：“后汉废除海陵而把东阳县的名号移到这里。”果真如此，东汉应当有两个东阳县了，为什么没见到呢？只有沈约《宋书·州郡志》说：“海陵在三国时废除。”参看三国《吴志》：“吕岱字定公，广陵海陵人，曾担任郡县官吏，避乱南渡，投奔孙权幕府。”分明有县，有人，有吏，那么该县本来存在，只是方志误脱罢了。废除应当在建安以后十年，三国鼎立之时，所以说“三国时废除”。晋太康元年恢复设置。

又查陈第字季立，是福建人。曾经登上黄鹤楼眺望，隔着汉江在阳府东北的山，实名为大别山，是汉水汇入长江的地方。因此想起《左传》中“楚军渡过汉水，陈军从小别山到大别山”，大概是靠近汉水。杜预《土地名》甚至说“大别山空缺不知在何处”，难道他没经过此地吗？还是果真没见到孔安国的传注呢？于是更加相信大禹的神圣。当洪荒时代，大禹命名山川，如同指掌般清楚。后世依据经书探求，往往出错，为什么呢？大概是大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遍历九州，都是亲眼所见。儒者虽然广泛查考典籍，只是口耳相传罢了，难怪说得不够详细了！所以说：“读万卷书，不走万里路，不足以了解山川。”这足以纠正朱熹常常派官属去勘察山川，绘制图说回来，写成这本书。又分派官属却办不好事，致使记述文字不整齐的说法之错误。

又查陈第季立解释“予乘四载”说：孔传认为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輴，山乘樏。后儒都遵从这种说法。舟车不可改变了。輴，《史记·夏本纪》作橇，《河渠书》作毳，《汉书·沟洫志》也作毳，尸子作蕝，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孟康说：毳形状像簸箕，在泥上撬行。张守节又详细解释说：橇形状像船但短小，两头微微翘起，人弯曲一脚，在泥上撬进，用来拾取泥上的东西。孟康、张守节的解释，既得其形，又得其用。如今闽越海滨都有这种工具，泥行的器具，必不可改变。如淳认为把板放在泥上，以通行道路。把板放在泥上行走，这是笨拙滞涩的方法，不能变通转移。他大概没到海滨看到所谓的橇，只是凭意推测罢了。樏，《史记·夏本纪》作檋，《河渠书》作桥，《汉书·沟洫志》作梮，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如淳说：梮是指用铁做成锥头状，长半寸，装在鞋底下面，不滑倒。蔡氏遵从这种说法。我看见吴地仆人在草鞋下装铁环，以走在潮湿泥泞之地，可避免跌倒，俗称为甲马，也叫脚涩，这是仆佣所用的，难道大禹也用这个吗？所以知道如淳的说法错了。韦昭说：梮，是木器，像现在的轿床，人抬着走，这种说法比较接近。我认为《史记》作桥，桥就是现在的轿子。我曾登上泰山和武当山的绝顶，当地土人用竹兜

译子施皮绳绊在肩上，遇到险峻陡峭的地方就夹着它行走，上下山岭坡道快如飞一般。这是山中行走必不可少的器具，绝不能轻易改变。难道因为是大禹就废弃它吗？所谓“四载”，只有像舟车那样能够承载，才可以说得通；正因为可以承载，所以才能乘坐。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在泥地上放置木板，在鞋上安装铁齿，木板、铁齿这类东西，既然不能称为“载”，脚所踩踏的东西，又怎么能称为“乘”呢？大禹被称为神圣，使用器物合乎适宜：在水上乘坐舟船，就不苦于涉水；在陆地上乘坐车辆，就可以到达远方；在泥沼中乘坐橇，随从者弯曲脚部以省力；在山上乘坐桥，仆役施展锥具以助力。身体劳累而有所安逸的，身体安逸而用心操劳的，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地平坦、天道成就，为万世带来利益的原因。有人问：您说读书有疑惑就存疑，现在不存疑“四载”可以吗？回答说：这不需要存疑。如果在有水陆的地方废弃舟车，在有泥山的地方废弃橇桥，那么终生连寻常的距离都走不了。所以知道大禹决不能舍弃这四种工具而另有所用，这是根据事理判断的。

译又查考，第二年，我得到《吴中水利全书》，记载明代治年间水利主事姚文灏答复别人的信说：“《尚书》记载大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顺着山势砍伐树木，史书记载大禹手脚生满老茧，这是为什么呢？所谓四种交通工具，是说在水中行走乘坐船，在陆地上行走乘坐车，在泥沼中行走乘坐輴，在山中行走乘坐樏。大禹凭一人之力统领九州的水利，必定不能亲自前往疏通所有的大道和巨川，考察其大势就可以了。其他泥泞沼泽、山间小径的地方，全部派遣他的下属去巡视而已，不亲自劳累，难道不可以吗？然而大禹却艰难跋涉，唯恐来不及，想必是救济饥荒、拯救溺水的急切心情横亘在心中，顾不上考虑事情是否适宜。所谓生满老茧，是说手脚皮肤变厚，这一定是亲自从事劳作，才会达到这种地步。如果只是在其中筹划指挥，那么焦虑劳累或许有，但生满老茧必定不会发生。言语中也称大禹亲自耕种，由此可知大禹对于治水，不仅亲自前往，而且亲自劳作。”又说：“政事有可以坐着处理的，官职有可以坐在堂上居处的，校勘文章、听取诉讼之类就是如此。至于水部官员和农官则不然，必须以船只作为衙署，以田间小路作为几案，探寻源头、寻找支流，测量高低，然后才算不辜负百姓。如果不这样，都是心意未尽，道义上有所不安，这尤其足以纠正朱熹说法的错误。”

又查考《周谱》说：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这一年是己未年，上距大禹治理黄河工程完成，共一千六百七十七年，黄河才开始变化，祸患才开始产生。《宋书·始兴王刘濬传》记载：元嘉二十二年，上奏说：“二吴、晋陵、义兴四郡，共同注入太湖，而松江、沪渎堵塞不通，所以处处涌溢，浸渍成灾，打算从武康的纻溪开凿漕谷湖，直通海口，一百多里，开凿渠道，必定没有阻碍。”这一年是乙酉年，上距震泽（太湖）平定之时，共二千七百二十三年，震泽流入大海的道路才开始堵塞，祸患才开始产生。归有光极力抨击穿凿附会的说法，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对于江河的堵塞，应当顺着堵塞的地方去治理，不致力于此，却另外寻求其他道路，所以治理得越用力，离正道就越远。我尤其感叹人情难以理解，大河已经改道，即使神禹再生，也不能挽回它恢复旧流，却一定要在九河的地方穿凿，穿凿之后河流不再通行，怎么办？震泽流入大海的道路，不过是因为松江暂时堵塞，去掉堵塞，水流就恢复了。偏偏想要寻求新奇可喜的方法，当时的工程终究没有成功，这难道不是永远的鉴戒吗？因此领悟《禹贡》中三江的断句，应当遵循蔡沈的传注，这是震泽得以平定的根本。宋熙宁年间，郏亶说：大禹时震泽为患，东边有堽阜，阻隔截断水流，大禹于是凿断堽阜，水流分为三江，向东流入大海，震泽才得以平定。刚听时似乎觉得惊人，不知道沿海之地，号称冈身，田地高亢，不同于内地，海边的人历历在目地讲述，如果不遇到堽阜的地方凿断江河，怎么能够分为东北流以入海，又分为东南流以入海呢？归有光又说：“只有三江的说法说明白了，然后三吴的水利才可以治理，三吴水利治理好了，国家的粮仓充实，这难道是小事吗？”

又查考三江的解释，争论其实有三种：一是蔡氏，一是苏氏，一是明代的归氏。蔡氏虽然引用庾仲初《扬都赋》的注，但注中其实没有指明《禹贡》。指明《禹贡》的，是唐代的陆氏、张氏，以及前代晋代顾夷的《吴地记》罢了。可惜蔡沈没有看到这些。苏氏虽然似乎符合安国的说法，但南江、中江、北江各不相同。以前与苏氏相同的，实际上只有郑康成。见《初学记》引用郑氏《书注》说：“左边汇合汉水为北江，右边汇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在中间，就是中江。”所以《尚书》称“东为中江”，是明确岷江到彭蠡与南北江汇合，才开始称为中江。归氏承袭郭璞的说法，现在实在不知道郭璞所指的是哪本书中的三江。以前与归氏相同的，是宋淳熙年间边实的《昆山县志》有此说法。我曾经反复参看苏氏、归氏两种说法，虽然各自有理，毕竟以蔡沈的传注为定论。因为江水到荆州与汉水合流，到扬州才开始入海。在《荆州记》中，对于江汉的合流，不说它们合流，而说它们朝宗于海，大概虽然还没有入海，但气势已经奔趋于海，用“朝宗”二字来描绘出水气势的精妙。如果再次记载于扬州，不妨碍重复经文吗？恐怕不是这样，所以知道三江，是指震泽下游的三江。

又查考郑端简晓说：江汉发源于梁州，而荆州当在其下游的冲要；入海于扬州，而荆州据其上游的会合。所以在这里说朝宗，表明上面没有壅塞，下面有所宣泄。王恭简樵说：既然说了朝宗于海，那么入海就不必再说了，所以知道三江既入，不是指大江。我又查考金氏履祥说：三江如果以彭蠡为一条，那么上文已经出了彭蠡，下文不应该又出三江。而且经文中两个“既”字对举，都是表示效果的词，三江仍然应当属于震泽的下游，并应当采入集传。

又查考明代金藻著《三江水学》，首先引用《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又引用“九川涤源，九泽既陂”，说：“现在东江已经堵塞，而松江又微弱，这是川源没有涤荡；太湖泛滥，堤防不修，这是泽没有陂障。没有陂障所以不能平定，没有涤荡所以不能流入。”又说：“三江是流水，涤源是流水的

译这就是治理水患的道理；震泽是静止的水，筑堤坝使水静止，正是让震泽安定的方法。”假如《禹贡》没有这两句总结性的话在后面，人们就会认为“三江既入，震泽自定”了。自汉代以来研究经学的人大多忽略了这一点，我认为最后这句话似乎是为了防范和讽刺苏东坡。

译又考，三江既已确定，即为松江、娄江、东江。然而关于这三江的说法，众人议论不一。这里采纳明代嘉靖年间王同祖的考证，他说：“查考太湖的水流，从吴江县的长桥向东北汇入庞山湖的，称为松江；又向东南分流，流出白蚬江，进入急水港，再流入淀山湖，蜿蜒向东入海的，称为东江。这就是单锷《吴中水利书》中所说的‘开凿白蚬江，使水经由华亭县的青龙江入海’的情况。只是淀湖以东已经淤塞，不再直接通向大海，而是向北流去汇入吴淞江，所以说东江已经淤塞。从庞山湖经过大姚浦向东北流去，三次转折形成三江，俗称上清江、下清江、吴淞江，其实是一条江。流入昆山西南后，又分为两支，一支名叫剿娘江，约五里后重新汇合为一。经过昆山南部，又向东南经过石浦，流出安亭江，经过嘉定县的黄渡，进入青龙江，由江湾、青浦入海的，称为娄江。那安亭江在宋代已经淤塞，单锷所说的‘开凿安亭江，使水经由华亭的青龙江入海’指的就是这里。至于吴淞江入海，如今是从吴县西南蜿蜒而来，经过昆山，向东南到达嘉定县界，称为吴淞江口，很明显从未淤塞。自宋代以前，没有人把刘家港当作古娄江，这种说法始于朱长文的《续图经》，这里不予采纳。”

又考，王同祖著有《太湖考》。太湖即五湖，古人治理太湖时，在溧阳设置五座堰，用来调节宣州、歙州、金陵、九阳江的水流，使其流入芜湖，再向北汇入长江。在宜兴、武进境内开凿夹苎干，东面抵达滆湖，北面连接长塘河，西面连通五堰，用来排泄长荡湖的水流入滆湖，再排泄滆湖的水流入大吴渎等地，进而流入常州运河北面的十四斗门，向北直下江阴汇入长江，以此来削减西来的水量，使其不流入太湖，而全部归于长江。又因为荆溪无法抵挡西来众多水流的奔涌之势，于是就在震泽口疏浚成一百条水道，称为百渎，又开凿横塘贯穿其中，长约四十多里。百渎在宜兴的有四十七条，在武进的有二十六条，都是西接荆溪而东通震泽的。又在乌程、长兴之间开凿七十二溇，在乌程的有三十八条，在长兴的有三十四条，都是从七十二溇通达经络，以削减其奔冲之势而归于太湖。太湖上游各水的来源如此，而用来排泄水流的，只依赖三江。又说：从江湖的形势来看，大抵宣州、溧阳以上的西北之水，可以使其流入芜湖归于长江，而不可以使其注入荆溪；苏州、常州以下的东南之水，可以使其趋向吴淞江归于大海，而不可以使其积聚在震泽。这是治理东南水患的大原则。

又考，王恭简樵说：“彭蠡湖未加治理，那么江西东部各州的水就会成为扬州西部的祸患；震泽湖未加安定，那么浙西各州的水就会成为扬州东部的祸患。扬州虽然北边靠近淮河，但已在徐州条目下记载；扬州虽然中间贯穿长江，但已在荆州条目下记载。朝宗（指百川归海）唯独在长江以南，西部没有比彭蠡更大的，东部没有比震泽更大的。这两大祸患既已平息，那么扬州的田地就都治理好了。所以特别举出这两个湖泊，以显示扬州治水功业的完成。至于其南部，大多是山险之地，浙地也是山溪，估计不需费力施工，所以我不记载。”这也是阐明“三江”中的“江”不指长江之处。

又考，金仁山说：大禹治理彭蠡湖，废弃其旁边的土地作为芦苇荡，以预备防止水浸，所以阳鸟居住在那里。就像汉代修筑黄河堤坝，距离黄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滥，后来百姓颇有人在中间居住耕作，时常被淹没，由此可知大禹废弃彭蠡湖的岸边，让阳鸟居住，其为百姓防患的意图很深。茅瑞徵说：这句话正显示出善于治水的人不与水争利，难道仅仅是看到禽鸟得到了栖息之地而遂其本性吗？我认为堤防的修筑，近起于战国时期，汉代当作“战国”二字才是对的。

又考，范文正公撰写《张公纶神道碑》说：“海陵郡有古堰，废弃已久，海涛成为祸患，张公纶请求修复。议论的人说将有蓄水成涝的忧虑，张公纶说：‘海涛的祸患，一年有九次；水涝的祸患，一年只有一次。防备九次而忽略一次，不也可以吗？’最终完成了工程。又江东发生大水，张公纶请求治理五条渠道以排泄入海。议论的人说潮水将挟带泥沙而来，想要引导最终也会堵塞。张公纶说：‘那日间的潮水，有亏损和盈满的时候，三分其时，亏损占两份。众川趁着亏损的时候流向大海，谁能阻挡呢？’最终治理了它。后来范文正公任苏州知州，上书宰相，论述吴中水利，应当开凿松江使其归于大海，正是从张公纶那里得来的。”

第九十三

王伯厚曾经对蔡氏的《禹贡传》说：“鸟防的地志记载在陇西郡首阳县西南，即现在渭州渭源县的西部。这是用唐代的州县来说的，如果按本朝的地理，应当说现在熙州渭源堡。”又说：“朱圉的地志记载在天水郡冀县南，即现在秦州大潭县。《九域志》记载建隆三年，秦州设置大潭县，县中有朱圉山。熙宁七年，将大潭县隶属岷州，现在为西和州，应当说现在西和州大潭县。”这两种说法非常正确，虽然如此，我仍然遗憾他抨击得不够彻底，请加以扩充。蔡氏说：“现在沧州的地界，北面与平州接壤，相距五百多里。现在沧州北面乃是天津卫，宋代清州的边界，并非平

译州。平州却在东北五百多里，中间隔着幽州的武清地区，并不相接。」又说：「防山在地志中位于泰山郡防阴县西南，即现在的沂州费县。现在的沂州费县应当说是现在的沂州新泰县，至于防山实在费县以北，应当说在现在的沂州费县和新泰二县的边界上。」「东海郡祝其县，即现在的海州朐山县。朐山县应当说是怀仁县，现在下邳有石磬山，应当说现在的下邳县有磬石山。」「彭蠡在豫章郡彭泽县东【已校正为西】，汇合江西、江东各水，横跨豫章、饶州、南康军三州之地，尤其是不熟悉本朝的制度。宋朝制度规定州必须兼领郡，州而不兼领郡的，其州较小。洪、饶二州既然都很大，应当改饶州为鄱阳，才符合体例。蔡氏当时豫章早已升格为隆兴府，更应当将豫章改为隆兴府。」「现在的岳州巴陵县，即楚国的巴陵，楚国不见有巴陵，巴陵二字起于三国吴国设有巴丘邸阁城，晋朝于是在此设置巴陵县。」现在考按南郡枝江县有沱水，然而它是流入长江而非发源于长江。考据汉枝江县注：「江沱从西边流出，向东流入长江。」颜师古说：「沱就是长江分流出来的支流。」分明已经说明是从长江流出，怎么能说不是发源于长江？况且郦道元又有枝江县因江沱分支分流而得名的说法呢？「云梦泽名跨长江南北，华容、枝江、江夏、安陆都是它的范围。宋朝的江夏县，是汉代沙羡的地域，在长江以东，不是古云梦的地域。」现在兴仁府济阴县南三里有菏山，宋朝济阴废县在现在曹县西北，那里并没有山。「嶓冢山在地志中位于陇西郡氐道县，又说在西县，即现在的兴元府西县、三泉县。大概嶓冢这一座山，横跨在两县之间。」云案：氐道县无考。汉代西县在宋朝西和州，现在为县。宋朝西县是汉代汉中郡沔阳县的地域，后魏设置嶓冢县，隋朝才改名为西县。下到宋朝，距离汉代的西县，南北相距五六百里，岂能有一座山横跨其境？而且那里的水也分为东西二流。宋朝三泉县则在现在宁羌州，是汉代广汉郡葭萌县的地域。汶江县即现在永康军，导江县应当说现在的茂州汶山县。安阳县即现在洋州真符县，应当说现在的金州汉阴县。西倾山在陇西郡临洮县西，即现在洮州临潭县西南。临潭县在唐代广德初年陷落吐蕃，宋朝大观二年收复，仍然作为洮州而不设置县，应当说现在洮州城西南。扶风杜阳县即现在岐山普润县的地域，也是汉代漆县的范围，应当说现在凤翔府麟游、普润二县的地域，也是汉代漆县的地域。终南山在扶风武功县东【东字今增】即现在永兴军万年县南五十里。终南山西起秦陇，东达蓝田，横亘关中将近八百里，一定要紧贴汉代武功县来说，应当说现在凤翔府郿县边界有旧武功城。终南山在郿县南三十里，万年县到蔡氏时早已改名为樊川。惇物山在扶风武功县东【亦今增】即现在永兴军武功县，纯属妄谈。宋朝武功县是汉代漦县、美阳二县的地域，岂能认为是汉代的旧邑？也应当说现在凤翔府郿县边界有旧武功城，惇物山在其东。龙门山在冯翊夏阳县，即现在河中府龙门县，应当说在现在同州韩城县及河中府龙门县的地域，大概山横跨黄河的西东。云昆仑在临羌，汉代金城郡临羌县有昆仑山祠，并非真正的山，司马彪衍生了祠字而蔡氏误信其本。析支在河关西一千多里，应当依照应劭在“西”下增加“南”字。岍山在地志中扶风岍【当从水】县西吴山，古文认为是汧山，这是班固合并为一座山，应当说现在陇州汧源县西六十里有汧山。陇州吴山旧县西南五十里有吴岳山，方舆寰宇记合并为宋人的话，又引用晁氏说：现在的陇山、天井、金门、秦岭山，都是古代的岍山，尤其不是括地志所说的岍山在陇州汧源县西六十里，其山东邻岐山，西接陇冈，汧水发源于此，说陇与岍为一山还可以，至于天井山在现在陇州南一百里，金门山又在州南一百四十里，秦岭山虽然大，要以在现在蓝田县、商州的为正。我听说终南、秦岭本是一座山，没听说与岍山为一山。现在陕州陕县有三门山，是对的。陕县应当说是硖石县，三门山在县东北五十里。太行山在河内郡山阳县西北，即现在怀州河内。不知道汉代太行山有两座，其在山阳县的名为东太行山，只应当引用说：太行山在河内郡野王县西北，即现在怀州河内县北二十五里。汉代山阳为宋朝修武县，不是河内。太华山在现在华州华阴县二十里。括地志、元和志、寰宇记都说在华阴县南八里，现在襄阳府南章县，章应当说是漳。叶榆泽其地乃在蜀地的正西，不是正西西南。又东北距离宕昌不远，宕昌虽近雍州西南，然而与炖煌县的三危山中间隔着大河。这条只应当存疑。洛汭在现在河南府巩县的东边，洛水入黄河实在在东南，黄河则自西向东流过它。考据杜氏《左传》注，洛

译汭在巩县南面；《帝王世纪》记载在巩县东北三十里，两种说法不同。考证《元和志》，隋朝时巩县将治所迁移到东界，因此洛水才在巩县的西北面。宋代《河渠志》记载元丰二年引导洛水流入汴河，《通志》说现在洛水经过巩县北面三里，又向东流到县东北二十里汜水县界汇入黄河，大概是宋代迁移治所的缘故。然而古时洛口断然在巩县的西面，说在东面的不是现在的情况。郢州长寿县磨石山发源，向东南流的水名叫澨水，流到复州竟陵县界时，又名叫汊水。“来”是“者”字的讹误，等到检查明初刘三吾奉诏编纂的《书传会选》版本，也是“来”字，知道沿袭讹误已经很久了。唉，这是科举取士、经筵进讲所用的书，而作者对本朝地理事迹的粗略之处竟茫然无知，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让后世读者产生“秦无人”的感叹吗？

查黄子鸿极力诋毁蔡传，偶然举出华容县有夏水，源头出自长江，尾闾流入沔水，也叫沱，说：夏水从来没有叫沱的，不知道蔡沈是从哪里得来的，应当是主观臆测。我说：这本是郑康成的注解，大概这就是所说的沱，见于孔颖达疏证的并非主观臆测，即用郦道元的注来证明：夏水说“江津豫章口东面有中夏口，是夏水的源头，是江水的支流”，计算起来应当是南宋蔡氏所见。本来的“汜”定为“沱”，为什么呢？水从江中分出叫沱，这正是夏水刚分出长江的地方。对于“沱”是符合的，不然水决口又流入叫汜，这不是夏水到云杜流入沔水的地方，对于“汜”是不符合的。等到检查朱谋�的笺注，江水到枝江县叫“江汜”，“汜”应当作“沱”，何实真是说出了我的心意！子鸿笑着说：“你对于蔡传，也可以说是憎恶它却知道它的好处了！”

又查《寰宇记》：羽山在海州朐山县西北九十里，正是《汉书·地理志》祝其县的羽山，这里只论述山所在的县，不论县名是否与汉代相符，这类情况很多。不然，汉代祝其城在怀仁县南面四十二里，县所在的地方不是山所在的地方，怎么能驳斥说“汉代祝其就是现在的怀仁”呢？我很久才领悟其中的失误，特意自我抨击以向蔡氏谢罪。

又查朱圉山，以前我所登临的，山最小。《元和志》所说的朱圉山在伏羌县西南，最符合近来广泛征引的资料。《通典》：天水郡上邽县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纪县有朱圉山；岷州大潭县有朱圉山。为什么朱圉山这么多呢？解说的人于是说朱圉山连峰叠嶂，绵延在伏羌县的西南，都可以称为朱圉山。我认为不对，班固在�县下明确注解道：“朱圄山在县南梧中聚一个村落中所有的山”，其他县怎么能附会过去呢？有人说：“你说在伏羌西南三十里，而《元和志》则是六十里，不符合的是什么原因呢？”我说：“现在的县治是宋熙宁三年以伏羌寨为城建立的，在秦州西面九十里，所以《九域志》和《元和志》说县东南到秦州一百二十里的，是移动了三十里。”有人说：“你也知道秦汉�县故城吗？在现在县南五十步，也是我亲眼所见的。”

大体上山水沼泽原野，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以及文献确凿的，都不可凭信。我还嫌王应麟说朱圉在大潭的说法不是很确切。

译又查蔡传中多有不可考证之处，例如徐州说鱼用于祭祀，如今濠、泗、楚都进贡淮白鱼，这也是古代的遗制吗？因此遍考《宋史·地理志》、《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这三州只有我们楚地出产淮白鱼，没听说它进贡。两部志书记载楚地进贡的，只有纻布十匹。又上考《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这三州也不进贡淮白鱼。蔡氏难道要凭口腹之欲，自行发号施令吗？《寰宇记》连水军土产有淮白鱼，反而没有引用。

又查蔡传引用《水经》说：淮水发源于南阳平氏县的胎簪山，大禹只是从桐柏山疏导它。郦道元说：渭水发源于南谷山，在鸟防山西北，大禹只是从鸟防同穴疏导它。熊耳山、卢氏县的熊耳山，洛水发源于冡岭山，大禹只是从熊耳山疏导它，世人没有异议。我认为冡岭山就是讙举山，在今商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熊耳山，《括地志》说在卢氏县南五十里，如今相距不到三百里，还可以说大禹从这里疏导。如果胎簪山在今桐柏县西北三十里，离县城东一里的桐柏山仅三十多里，大禹当时难道会吝惜这三十里的劳苦吗？南谷山在今渭源县西二十五里，鸟防同穴山则在县城西二十里，只差五里，大禹难道会吝惜这五里的劳苦吗？这话点破，真让人喷饭。这不是郦氏原文，是蔡氏增补的。我曾比喻蔡氏，宛如今日童子写小题时文，翻剔字眼以显新颖。这哪里符合经学？有人说：到底怎么解释？我说：大禹主要命名山川正名，起初治理洪水多大概统名其山，后代才渐渐在一山之间别标名目。如桐柏有胎簪，鸟防同穴有南谷，大禹之时哪有这些呢？只是统称为一山罢了。只有疏导黄河积石、岷山疏导长江与此疏导洛水熊耳，都不是源头，能像蔡氏那样解释吗？又查上文说只论山所在的县，不论县名符合汉代，固然已熟知，又有山所在的县只是县名不符合汉代，县和山也不真在此县？如岷山为江源就是如此，不可不彻底论述。蔡传引地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县江水所出，岂不大错？汉湔氐道县在唐为松州，广德初陷于吐蕃，宋也为吐蕃地，今为松潘卫，在成都府西北七百六十里。岷山又在卫西北二百二十里，叫大分水岭，江源出于此。有人说即古羊〇岭云，相距五百八十余里，岂是一地吗？子鸿说：误自《元和志》汶山县载岷山，而乐史因之，蔡沈又因之。我说：郭璞注《山经》已言岷山今在广阳县西，江所出，广阳是晋所改汉汶山县之名。子鸿说：确实如此。我说：错误尚不止此。汉武帝元鼎六年在此县置汶山郡，叫汶江，已似专指此。地或说，那么岷山不在茂州汶山县吗？我考《隋地理志》：汶山郡左封县有汶山，临洮郡临洮县有岷山。《元和志》：岷州溢乐县南有岷山。《括地志》：岷山在溢乐县南，连绵至蜀防二千里，皆名岷山。怎么茂州没有岷山呢？只是蔡氏以班志“江水所出”四字系“西徼外”之下者，窜于今茂州汶山县之下，此倒置其文，辄失者是也。那么《集传》应当怎么说？说：应当作“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氐道县西徼外，江水所出。唐为松州嘉诚县，末陷于吐蕃，本朝未复。今茂州汶山县南有岷山，江水则自徼外流入者”。

又查蔡传，又引晁氏说：“蜀以山近江源者通为岷山，连峰接岫，重叠险阻，不详远近，青城、天彭诸山之所环绕，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只首二句为足存，余乃杜光庭《游青城山记》语：“岷山连峰接岫，千里不绝，青城乃第一峰也。”又增出“天彭诸山”四句，曾何当于经防？我想取宋儒王氏炎说：“江汉发源此州，方江汉之源未涤，水或泛滥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种艺，知二水之顺治也。”又《史记·货殖传》：“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防，至死不饥。”汶山即岷山，则岷山之宜树艺旧矣。二条以补之。

又查蔡传，三苗国名，在江南荆扬之间。从《史记》吴起说：“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来，洞庭属荆州，彭蠡属〇州，此说颇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墓，说从《史记》舜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来则不是，盖以宋舆地当作今道州宁远县有九疑山为舜所葬。说墓旧本不从土，至幽州止注北裔之地，当引《括地志》。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今镇远军密云县也。三苗在荆扬之间，下亦当补曰：“今

译江州、鄂州、岳州都是古代三苗的居住地。

译又查《寰宇记》虽然称眞符县本是汉代安阳县的地域，蔡氏的传注沿袭此说，我反驳认为它应当是今天的金州汉隂县，这是因为《寰宇记》又说汉代安阳县在汉隂县以西二十四里，即如今敖口以东十里汉江以北的故城，这是指汉代县治的所在地，并非泛指那片地域而已，我反驳《集传》，难道是可以避免的吗？蔡氏对于《乐史书》似乎没有读遍。又查《和夷底绩》这一部分，蔡氏的传注错误实在严重。晁氏主张水名的说法称，夷水出自巴郡鱼复县，就是《汉书·地理志》中南郡巫县的夷水，宋代为巫山县，这还在荆州和梁州两州的边界，然而向东距离和川水防二千里，两条水相距不是太遥远了吗？不可采纳。蔡氏主张地名的说法称，严道以西有夷道，或许那地方的夷道就是《汉书·地理志》中南郡的夷道县，宋代为宜都县，远在严道以东二千多里，怎么会在西边呢？况且实际上属于荆州地域而在梁州，有什么关系呢？尤其不可采纳。那么应当如何解释呢？回答说《寰宇记》称和川路在严道县境内，向西距离吐蕃大渡河五天的路程，从大渡河西郭到吐蕃松城四天的路程，羌人蛮族混杂，连绵的山岭连接原野，鸟道沿着天空，不知里程数。解说者认为这就是《尚书》中的和夷，我认为《水经注》中和读作桓，自桓水以南为夷，《尚书》所说的和夷底绩，这种说法似乎可以采纳。但是如今桓水无处考证，有人说《晋地道记》称梁州向南到桓水，怀疑是指大渡河。《四川通志》称和夷即今天的黎雅、越巂等地。考据如果郦道元的注中大渡河果真是桓水，那么大渡河以南今天的建昌卫，是宋太祖用玉斧画界而放弃的地方，大概就是古时的和夷。

又查地名有前人没有详述而后人逐渐知晓的，依从它可以。有前人不可能知晓而后人强行指实认定的，空缺它可以。《禹贡》中的蔡山，就是蔡山。班固的《汉书·地理志》、郦道元的《水经注》都空缺。唐代孔颖达、司马贞都说不知道所在，而称宋政和年间欧阳忞出来说：“蔡山在雅州严道县”，可信吗？等到遍考隋唐地理志、《元和志》、《通典》、《寰宇记》、《九域志》，严道没有所谓的蔡山。欧阳忞同时代的叶少蕴传注《禹贡》，又指严道县以东五里的周公山来对应，又可信吗？有人说：“那么蔡山终究不知道吗？”回答说：“一定要依据《禹贡》中的防山来寻求，最为接近。比如太史河不知道所在，就在九河之间寻求；惇物山不知道所在，就在汉代武功县以东寻求。虽然不一定准确但不会相差太远，而如果必定凿凿指实，恐怕涉及附会。论述笃实的人不采纳。”

又查陈氏大猷说：“古人做事必定祭祀，何况治水这样的大事呢？”然而旅祭唯独在梁州、雍州提及的，大概是因为九州终于梁州、雍州，以此表明前面各州的名山都有祭祀。旅祭唯独在蔡蒙、荆岐提及的，大概是因为记载梁州的山终于蔡蒙，记载雍州的山始于荆岐，以此表明州内的各名山都有祭祀。所以下文再用九山刊旅来总结，应当采纳入集传。

又查岷山作为长江源头，已经得到极尽论述，而积石山作为大禹疏导黄河的起点，尤其不可不极尽论述。蔡氏传注引用地志，积石在金城郡河关县西南羌人之中，如今在鄯州龙支县境内。不是县也不是汉代县，并且山也不是汉代山的又一个例证吗？汉代河关县，宣帝神爵二年设置，后凉吕光龙飞二年攻克河关，总共四百五十七年作为郡县，后来没入吐谷浑，于是不再何况积石又在其县西南羌人之中吗？应当在汉代西海郡之外，这才是真正当日大禹疏导黄河的地方。宋代龙支县靠近如今西宁卫东南八十里，是汉代金城郡允吾县。《元和志》称积石山在龙支县以西九十八里，向南与河州枹罕县分界。枹罕县如今是临洮府河州治所，积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积石关又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所谓两山如削，河流经过其中，这是与大禹所疏导的积石河相隔一千多里，怎么会在其县境内呢？黄子鸿说：积石山本来在边境之外，自从唐仪凤二年设置积石军于靖边城，才开始将它的名字移到内地了。我说：不止于此，隋大业五年平定吐谷浑，设置河源郡，郡治在古赤水城，因为境内有积石山，更加移到靠近内地了。然而这是小积石山，就是郦道元注中的唐述山罢了。大小积石的名称，没有比唐人更明辨的了，所以魏王李泰说：大积石山在吐谷浑境内，小积石山在枹罕县西北。张守节说：黄河从盐泽潜行进入吐谷浑境内，大积石山又向东北流到小积石山。李〇宪说：黄河出自积石山在西南羌人之中，注入蒲昌海，潜行地下，出于积石成为中国的黄河，所以如今人目视彼为大积石，此为小积石。我癸丑年秋季客居临洮，想策马寻找小积石的黄河源头，也没有实现。唉！汉代如段颎击败西羌，一边战斗一边行进四十多日到达黄河源头积石山。唐代如李靖等人攻打吐谷浑，李靖越过积石山，任城王李道宗、侯君集行进在空旷荒凉之地二千里，才驻扎在星宿川，到达柏海，眺望积石山，观看黄河源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这些人仰面看着屋梁而著书，不可以感到羞愧吗？有人说：那么蔡氏传注应当怎么说

译有人问：应当是积石山。《地志》记载，积石山位于金城郡河关县西南的羌人地区。汉代时它在羌人聚居地，唐代时它在吐谷浑的边界，如今在河州枹罕县境内。鄯州龙支县境内也有一座积石山，虽然黄河流经那里，但并不是大禹所疏导的那座积石山。

译又查蔡传引用《寰宇记》，仅列出九河中的一条，已经多有脱漏和错误了。说胡苏河在沧州饶安、无棣、临津三县，无棣县乐史并未说有胡苏河。又说鬲津河在乐陵东西，向北流入饶安，原本却是乐陵西、东北流入饶安。德州安德有马颊河，德平有马颊河，沧州乐陵也有马颊河，为何只提到滴河？鬲津河既然在安德出现，又在德州将陵出现就停止了，为何又说乐陵饶安呢？《元和志》只引用到马颊河，如果德州安德有鬲津河，将陵有鬲津河，棣州阳信有钩盘河，一概不引用。《通典》只引用到覆釜，如果安德有马颊河，沧州东光有胡苏河，也不引用。况且蔡氏的说法过于错误。九河宽二百多里，长约四百里，岂是一两个县所能涵盖这一条河的呢？势必分流遍布多个县，扬波注入大海，这是显而易见的。

又查蔡传，涂山国名在今寿春县东北，这是采用杜氏《左传》注，根据《寰宇记》应当是在今濠州钟离县西九十五里，甘地名有扈氏国的南郊，在扶风鄠县，鄠县自元魏改属京兆郡，唐代为府，宋代沿袭，应当是在今京兆府鄠县。《五子之歌》穷国名应当补上，引用《水经注》，在平原郡鬲县，即今德州安德县。盘庚之下，郑氏说东有成皋，南有轘辕，西有降谷，降谷不知所在，我怀疑就是今永宁县北六十里的三崤山，也称二崤，杜预说二崤之间南谷中谷深曲折，两山相峙，所以文王以此避风雨。又永宁县西北七十里有崤底，是崤谷的底部，也与“降”字的意义相合。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卫州治所的南面。牧野在朝歌南，这是采用司马彪的话，即今卫州治所的南面，乃是蔡氏自己的话则错了，卫州治所在卫县可以说牧野在卫州治所的南面，自从唐初卫州长久移治于汲县，应当是说即今卫州治所的北面。庸濮在江汉之南，庸即上庸，今属郧阳府房县，庸应当在江之北，汉之南。妹邦即《诗经》所说的沬乡，应当补一句说今浚州卫县。奄，杜预说不知所在，应当说在兖州曲阜县古奄国。南巢地名，庐江六县有居巢城，应当说今庐州巢县有居巢城。六西汉县名不隶属庐江郡，隶属庐州郡，东汉已改名为六安，六安距离居巢相隔约三百里。镐京在京兆鄠县，上林即今长安县昆明池北，镐陂下句是上上林二字应当衍文。丰在京兆鄠县，即今长安县西北，灵台在丰水之上，灵台下脱“乡”字，原本乃是“上游”二字。

又查蔡传，煞有不可理解之处。徐州说：“徐州的土地虽然红色，但五色土也间或有之，所以制定为贡品。”《元和志》明确说：“徐州彭城郡，开元贡五色土，上各一斗。”《寰宇记》徐州岁贡五色土各一斗。彭城县北三十五里的赭土山，即出产此土，如此明显。舍弃不引用，而凭空想象来说，为何呢？与淮白鱼正好相反。茅氏《瑞徵》说：“此州制定贡品，大略都供礼乐之用。”又说：“禹疏通沟渠，不遗漏穷谷，从岱畎、羽畎可知。”又说：“徐州土五色，雉羽也五色，物华土产，恰好相符合。岂是天壤灵气有独钟，而禽鸟也得到气之先呢？”都应当采入集传。又查考《汉郊祀志》，平帝时在官社后立官稷，令徐州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始知《元和志》直接本于此一句，则开元制贡也应为社用罢了。

又查震泽的解释，只有宋叶少蕴上与《周礼》相合，又与班固《汉书》相合，自然与魏晋间伪孔传不合。我劝徐司寇收入《一统志》吴县中。叶氏说：孔氏以大湖为震泽，不是这样。《周官》九州有泽薮，有川，有浸。九州泽薮为具区，其浸为五湖。既然以具区为泽薮，则震泽即具区也。太湖乃五湖的总名罢了。凡言薮者，都是人资以为利，所以说薮以富得民，而浸则只是水之所聚罢了。今平望八尺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虽浅而弥漫，所以积潦暴至，无以泄之，则溢而害田。所以谓之震，犹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鱼莲芡之利，人所资者甚广，亦或可堤而为田，与太湖异。所以谓之泽薮。他州之泽无水暴至之患，则为一名称而已。而具区与三江通塞为利害，故二名以别之。《禹贡》方以既定为义，是以言震泽而不言具区也。又查《寰宇记》煞有不可理解者。既知北条荆山，班固注于左冯翊怀德县下，但应当求汉怀德县所在，则知《禹贡》荆山所在。奈何耀州富平县西南十一里怀德故城，说非汉怀德县也。又于富平县之掘陵原，复实以《尚书》

译《禹贡》中的荆山，难道说这里不自我矛盾吗？如果县不是汉代的县，难道山还是汉代的山吗？等到我加以考证，同州朝邑县有怀德城，说汉代的县在今天县西南三十二里的怀德故城，这是证据。根据班固注释荆山脚下有彊梁原，原乐史称之为朝坂。班固注释怀德有洛水向东南流入渭水，乐史说城在渭水以北，种种记载没有虚假，只是没有记载有荆山罢了。其实荆山就在这里。汉代《郊祀志》记载黄帝开采首山铜，在荆山下铸造鼎，晋灼注释荆山在冯翊怀德县。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大禹在荆山铸鼎，在冯翊怀德以南有荆山。现在那山下有荆渠。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怀德县故城在渭水以北，沙苑以南。《禹贡》北条荆山在南山下有荆渠，就是夏后氏铸造九鼎的地方。我因此领悟这应当是大禹铸鼎的地方，无论方士公孙卿之类的人附会黄帝以求仙，在大禹之前铸鼎。即使真的铸鼎，也应当在湖县，即今天的阌乡县地，不在此地。晋灼的注释，不如皇甫谧、郦道元两说的确切。一位帝王，各自有一座荆山罢了。有人说：“你知道郦道元的注释中仍然有两个怀德城吗？”回答说：“实际上是一个。”见沮水条内：“沮水流经怀德城的南面，泽泉水流经怀德城的北面。”都是乐史所说的怀德在富平县的情况，郦道元本来没有把它和在今天朝邑县的混为一谈。

译又查考讨论得到《史记正义》引用《括地志》说：“荆山在雍州富平县，现在名叫掘陵原”，这是沿袭错误已经很久了。《隋书·地理志》也记载富平县有荆山。又查到《绛侯世家》引用《括地志》说：“怀德故城在同州朝邑县西南四十三里”，里程数与乐史记载的不符，应该是县治有所迁移。我曾客居朝邑几天，感觉那里的治所地基很高，是设置在强梁原之上的。有人说原就是荆山北麓，这样就可以知道荆山在哪里了。有人问：“后汉《郡国志》中怀德已经废除，为什么会有两座城？”我说：“乐史本来就有话说了。大概后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因为汉朝旧名在这里设立县，名叫怀德，晋朝把富平迁来治理，后魏又迁走，所以有故城留存。怀德一迁移，连同大禹时代临河的荆山也淹没而看不见了，难道不奇怪吗！”

又查考蔡沈的传注，莱夷作牧，作牧的意思是说可以放牧，不如陈氏《大猷》说：“作指耕作，牧指刍牧，夷人以畜牧为业，可见大禹的功绩惠及走兽。”应当采纳进入集传。

又查考疏注必须遵循传注，这是唐人的定例。然而传注有明显说错的地方，疏注甚至想要改变古代郡县的方向来顺从它，唉，太过分了！伪孔传说菏泽在胡陵，胡陵二字错了，应当依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在定陶东孟猪泽名，在菏东北，东北二字反了，应当依据地图说在菏西南。这样传注就合理了，疏注也可以无话可说了。只适宜引用晋朝阚骃《十三州记》说：“不说入而说被，表明不常流入。水势盛大时才覆盖。”怎么传注不这样，疏注又附会，以至于用郡县的名字随时代变化。古代的胡陵应当在睢阳西北，所以能向东流出覆盖孟猪，哪有这种道理？湖陵故城古今一样，在鱼台县东南六十里，沛县西北五十里交界处，我曾亲自经过，问距离定陶的菏泽大约三百里，他哪里知道菏泽在定陶东，孟猪在睢阳东北，两泽相通，距离仅一百四十里呢！近代王恭简樵和合《左氏》为之解释说：“孟猪之薮可以田猎，则有水草而浅涸时常多，所以疏导菏泽的溢水时常覆盖孟猪，不常流入。”有人说疏导菏泽又疏导孟猪，所以提及，这是错误的。泽没有说疏导的，这两泽相通，所以可以疏导此处的溢水覆盖彼处的土地，所以说疏导。茅氏瑞徵则说：“此处逗出一个导字，为下文导山导水张本，要见大禹治水全以疏导为事，也通顺。”

又查考宋朝傅氏寅《禹贡集解》引用许氏《说文》说：“菏泽水在山阳胡陵，与安国传相同。而班固认为在定陶，为什么呢？大概在定陶的，是它的泽；在胡陵的，是它的流。它的流向东与泗水合，正在现在单州的鱼台。鱼台在单的东北百里，而靠近古代胡陵地。”分别菏泽水与菏泽所在不同，班固、许慎二氏殊途同归。我因此悟出伪孔传在《说文》后，菏泽在胡陵，正本《说文》而来，只是误脱一个“水”字，书出魏晋间，又得一证。又查考马融、郑玄、王肃本“荥波波”都作“播”，伏生今文亦然，只有魏晋间书始作“波”，与《汉书》同。我向来认为其书多出《汉书》，此又一证。然而安国解仍作一水，非二水，以为二水自颜师古始，宋朝林之竒本之，以《周官》《尔雅》为口实，蔡氏又本之下，到现在。我曾反复参究，而觉一为济之溢流，一为洛之枝流，两不相蒙，而忽合而言之，与大野、彭蠡同一书法，不亦参杂乎？抑岂《禹贡》之变例乎？善夫傅氏寅曰：“上文言导洛，此则专主导济，言不当又泛言洛之支水。职方所记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且郑注《职方》“氏其浸波波”，读为“播”，引《禹贡》“荥播”既“猪”，仍当作“播”，证一：贾公彦疏。案《禹贡》有“播水”无“波”，仍当作“播”，证二：小司马引郑氏曰：“今塞为平地，荥阳人犹谓其处为荥播”，仍当作“播”，证三：《山海经》“娄涿之山，波水出于其隂”，今本“波”本作“陂”，非属“波水”，证一。惟郦注引作“波”，然亦出于山，非出于洛者，非属“波水”，证二。《水经》“洛水又东，门水出焉”，注云：“尔雅所谓洛别为波也。”惟此堪引。然余考门水下流为鸿关水，今谓之洪门堰，在商州雒南县东北，至灵宝县而入河，何曾见水“猪”为泽乎？非属“波水”，证三。余又谓豫州之水，惟洛与济为要害，他若桐柏、淮之导已尔，若洛汭、河之过已尔，淮之治大书于徐之淮，其“乂”河之治大书于兾之覃怀底绩，固有不必复书于本州者，曰“既入”、“曰既猪”、“曰导”、“曰被

译」，而豫州的水患已经全部治理好了。

译又查考蔡沈的《书传》，其中说伊水、瀍水、涧水流入洛水，而洛水又流入黄河。这里说伊、洛、瀍、涧四水都流入黄河，是因为这四条水并不相互汇合，而是各自独立流入黄河，大概是因为四水并行流淌，大小势力相当的缘故。有人怀疑这四条水怎么会势力相当呢？洛水且不论，伊水颇为宏大，涧水次之，瀍水又次之。我说蔡传对此正有精妙的体会，因为两条水势力均等相互汇入，称为“会导”。洛水与涧、瀍两水汇合称为“会于伊”，称为“会”。虽然瀍水源头较短，但《洛诰》说“我于是占卜涧水之东、瀍水之西”，鱼豢《典略》说“洛水与伊、瀍两水合称三川”，这不是因为它们的势力相当吗？况且豫州境内四水并列，下文疏导洛水则以洛水为主，这就是古人文章多互相印证的特点。蔡传尚未涉及这一点。

又查考胡朏明非常推崇蔡传，他记载林氏说：“黄河、济水下游，由兖州承受；淮河下游，由徐州承受；长江、汉水下游，由扬州承受。青州虽然靠近海边，但并不处于众多水流的冲要之地。只要潍水、淄水顺着它们原来的河道，那么治理的功绩就完成了。与其他州相比，青州是最省力的。”胡朏明把这话告诉我，我深以为然，这才发觉想要修改为“黄河下游由兖州、冀州承受，济水下游由兖州、青州承受，淮河下游由徐州、扬州承受”，并在“青州虽靠近海边”之下增加一句“只有济水在这里汇入连接”，但“不处于众多水流的冲要之地”这句话更为确切。胡朏明又错误地认为我说的对。

又查考郑端简说：“长江、汉水两条河流，发源于梁州，注入扬州，而荆州是它们流经的地方。”这个说法对于长江是对的，对于汉水则错了。汉水从陕西白河县流入，经过郧阳府治南，流经均州及光化县之北、谷城县之东，又向东至襄阳府治北，折向东南经过宜城县之东，又向南经过安陆府治西，上除白河，下除钟祥，其余都属于《禹贡》豫州的区域，因为它们在荆山之北，怎么能遗漏呢？我想改正为：“长江流经的州，是梁州、荆州、扬州；汉水流经的州，是梁州、豫州、荆州。”

又查考纠正蔡传的谬误，就像扫除败叶，越扫越多。再以冀州为例，引用曾氏说：“覃怀的平地，应当在孟津之东、太行山之西，涞水发源于其西，淇水发源于其东。”查考郦道元注：“黄河经过怀县南，是济水故道汇入的地方，与成皋分开黄河水流。”怀县在今怀庆府武陟县境内，应当说覃怀在孟津之东稍北、太行山之正南，济水发源于其西，淇水发源于其东。如果涞水远在今天的保定府涞水县，即巨马河，或许是因为写错了。然而查检明初刘三吾的本子，仍然是“涞水发源于其西”。引用晁氏说：“现在的恒水向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县东，流入滋水，又向南流入衡水，这不是古代的河道了。”查考《汉书·地理志》：“恒水发源于上曲阳县恒山北谷，向东流入滱水。”经过滱水过上曲阳县北，恒水从西边来注入。郦道元注：“滱水又向东，恒水从西边来注入。”从此滱水兼有恒川的通称，就是《禹贡》所说的“恒卫既从”。所以薛氏说恒水：“向东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阳县入易水。”最符合以滱水兼称恒水的情况，所以蔡传引用这就足够了，不应当再赘述晁氏的话，完全与水道不符。有人说怎么知道晁氏时代不是这样呢？然而查检《元和郡县志》和《寰宇记》两书，恒水都缺失。新编《一统志》，大致与班固、薛氏的说法相同。引用晁氏说：“卫水向东北合滹沱河，经过信安军入易水。”东北应当作东南，不然就多了一个“北”字。蔡氏自己说：“大概禹时的黄河自澶州、相州以北都沿着西山山脚行走，颇为正确。”但“北”字应当是多出来的。至于说古河在贝州、冀州以及枯洚之南，大都穿过西山山脚行走，错误多得说不完。查考《寰宇记》：“贝州辖县五，绝对没有一座山；冀州辖县八，只有信都有历山，也是小小的山丘罢了。”黄河从这里流过，何曾有山？蔡氏岂能凭空造山呢？大概贾让的对策说：“黄河西岸逼近大山，东岸逼近金堤。”金堤在汉代白马黎阳县。《宋河渠志》：“禹时的故道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间。”那么古河从澶州、相州流过，可以分为东西；如果折向从贝州、冀州之间过河，那就分为南北了。怎么能说穿过西山山脚呢？况且枯洚原本从西南向东北，经过贝州的经城、冀州的南宫、信都、武邑，武邑就是河北过洚水的地方，怎么下面用“以及”二字呢？又下文隋唐云云。查考汉代广河县，隋仁寿初年改曰象城，大业初年改曰大陆，唐武德四年又改曰象城，天宝初年改曰昭庆。在隋代的时候，没有昭庆县，怎么能说隋代改赵地的昭庆为大陆县呢？《旧唐书·地理志》：先天二年，分饶阳、鹿城界于古〇城置陆泽县。《新唐书·地理志》：陆泽，先天二年析饶阳、鹿城置。怎么能只说唐代割鹿城置陆泽呢？最后引用程氏说：“冀州北境，其水如辽水、濡水、滹沱水、易水，都中间高不与黄河相通，所以必须从北海然后才能到达黄河。”辽水、濡水等水，确实中间高，但这指的是岛夷以皮服来朝贡的，贡道自然从北海进入冀州的逆河及兖州的九河而至帝都，不需要辽水、濡水等水，何必费这么多辞藻？又说：“碣石沉入海中，已离岸边五百多里，如果真是这样，应当从昌黎”

译县南的黑洋河泛滥入海，即使距离达到六七百里，也从未听说过这座山，那么这种说法尤其不可信。这是永平府的人确实所说的。

译又查蔡沈《书集传》说：“所谓大陆，就是四面没有山丘，空旷平坦的平地”，解释最为精妙。认为杜佑、李吉甫将邢州、赵州、深州三地视为大陆的说法是正确的。我考证《通典》、《元和郡县志》，确实如此。因此想到，在这片平地上有一片沼泽，人们便称之为大陆泽，并非整片大陆土地都变成了沼泽。如果全都成了沼泽，即使水患平息，人们能够在那里耕作吗？所以知道大陆在《禹贡》中是就地域而言，在《尔雅》中是指沼泽而言，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将二者混为一谈，是从班固《汉书·地理志》“禹贡大陆泽在钜鹿县北”开始的。果真如此，经文应当写成“北过大陆至于洚水”。为什么呢？因为枯洚渠位于贝州、冀州，如今在钜鹿县大陆泽的北面。所以经文既然说是“北过洚水至于大陆”，那么洚水必然不属于枯洚渠，这是显而易见的。我曾广泛考证典籍，然后才知道洚水就是浊漳河。黄河导流至古邺县东面，蜿蜒向东北流去。孔安国传注说：“漳水横流入河”，马贵与说：“漳水横流入河，在广平府西北肥乡县境内”。《通典》说：“禹贡衡漳在广平郡南肥乡县境内”，肥乡距离古邺县大约一百五十里，漳水应当由此流入黄河，不再有入海之事，也不像班固《地理志》所说“到阜城才入黄河”。黄河先经过漳水，然后到达邢、赵、深三州的大陆，处处都符合郦道元所说的“按次序推论”的观点。又说黄河经过洚水，应当对应于此。下文说到大陆，与经义没有不同。《水经注》说：“绛水发源于屯留县下，与章水混杂”，这是绛水与章水都可以通称。张守节两处解释《禹贡》，都说“降水源出潞州屯留县西南”。宋代张洎考究汴水，说“禹贡降水即浊漳”。这三种说法，即使圣人复活，也不能改变。又《水经注》说：“鬲津、般津排列在东北，徒骇渎连接漳水、绛水，徒骇河是黄河的主流，漳水、绛水就是它北过之水”。再想，钜鹿本是地名，不是泽名。应劭说：“鹿，是林中最大的兽。”汉代以此命名该县，大陆泽才是泽名，这也与广河泽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混为一谈，汉代就不会用广河另设县名了。所以《元和郡县志》说：“一个在钜鹿县西北五里，一个在昭庆县东二十五里”。昭庆县即今真定府的隆平县，我的祖父的弟弟确实迁居到那里。

又查唐代孔颖达疏：“漳水横流入河，所以叫横漳。”曾氏说：“黄河自大伾山向北流，漳水向东流，根据地形，东西方向为横，南北方向为纵。黄河向北流而漳水向东注，那么黄河是纵向而漳水是横向。”这两条应当采纳入《书集传》。引用班固《地理志》、郦道元《水经注》，只应当提到“向东到邺县与清漳汇合”，不必提到“东北到阜城入黄河”一句。因为那是黄河改道后的新河道，不是大禹时的旧河道。大禹时的旧河道如果这样，那么漳水就是斜流入黄河了，怎么能叫横漳呢？蔡沈似乎完全不明白这一点。

又查王横说，从前上天曾经连续下雨，东北风导致海水泛滥，向西南涌出浸没数百里，九河之地已经被海水逐渐侵蚀。这种说法，郦道元叙述过，程大昌主张过，蔡沈载入《书集传》，反对的人已经纷纷而起。我认为只是“九”字错了，如果改成“逆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妙处岂可胜言？因为从平原以下，天津以上，都是古九河的河道，到了天津已经是尽头，没有地方可以容纳逆河，这是汉代的情况。郦道元说：“过去在汉代，海水波涛汹涌吞食陆地，广阔之地应当如同碣石山，淹没在洪波之中。碣石山现在还存在，只有逆河沦没于海罢了。”朏明说：“大禹再生，必定认为你是知言之士。”

又查大禹开凿的两条渠道，记载在《史记·河渠书》中，司马迁还是亲眼所见。对这两条渠道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孟康说，其中一条出自贝邱西南，向南折去；另一条是漯川向南折去，这两个字大有错漏，不如郦道元的解释。一是漯川，就是现在所流的河道；一是北渎，是王莽时代空废后的世称，这条渎就是王莽河。两条渠道都从长寿津引黄河水，长寿津在大伾山以东，即今滑县东北。至于黄河的主流，司马迁说是向北承载高地，经过降水流入勃海。我曾反复参酌考证，觉得漯水，是黄河的支流，兖州的贡道，记载于经文，见于孟子，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唯独北渎经过贝邱西南而行，对于大禹时代没有什么考证。忽然想到王横说：“大禹疏导河水，原本顺着西山向东北流去。”《周谱》说：“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那么现在所流的河道不是大禹所开凿的。似乎专门指北渎而言，那么这条渠道，难道是周定王五年改道后的新河道吗？黄河从此改道，山脚下的主流就断绝了。从定王五年己未年到新莽篡汉戊辰年，共六百一十年。王莽因为元城是他的祖坟所在地，北渎废弃不再治理。大概黄河在《禹贡》时代，有一条主流，一条支渠。周定王五年后，有一条新流，一条故渎。等到王莽之后，新流遂告枯竭，而故渎没有改变，上下二千二百八十六年间，黄河的变化就是这样。在司马迁时代，书籍尚未全部出土，像《周谱》之类，或许还没有见到，不知道北渎不是大禹所开凿，于是并认为大禹有两条渠道。加上汉武帝亲临堵塞决口，筑宫作歌，荣耀显赫于史册，说：“两条渠道恢复了大禹的旧迹，谁敢不认为是对的？”

译试问上道河北行，禹河本缘西山足以行元封间，然耶？否耶？此为禹迹，定王五年所徙者，岂又别一道耶？漯川入海在千乗县马常坈，千乗故城在今髙苑县北二十五里。北渎名王莽河，流至阜城县漳水注之，至章武入海。章武今名干符鎭，在沧州东北。此太史公所覩二渠，若上所云贝邱西南南折，折则必入漯川，不尔将从何以入海？孟康之不可信如此，故曰有譌阙也。

译又查《梁书·刘杳传》记载：“王僧孺奉诏编撰谱牒，向刘杳询问血脉渊源。刘杳说：‘桓谭《新论》中说：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都是效法周谱。’由此推论，应当起源于周代，那么上文王横引周谱，定王五年黄河改道，就是此谱。’太史公说：‘殷商以前的诸侯无法谱系，周代以来才大致可以记载。’又说：‘太史公阅读《春秋》历谱谍，周谱大概是司马迁所读的，或许对于黄河改道一事未曾讨论。古人读书，多有疏漏之处。’”

又查《水经注》河水条，凡是叙述到长寿津二渠就停止了，下面便接着讲大河故道。故道都是周、汉以来的新河道，不是大禹时期的黄河故道。然而其中有一段关于“至于大陆，北播于九河”的经文及注释，上文不与元城县沙邱堰相连，下文也不与沙邱堰“南屯氏河出焉”相连，分明是经注另有提及大禹黄河故道的内容，可惜没有完整传下来罢了。偶然听黄子鸿说起，子鸿惊讶地说：“我读《水经注》三十年，从未听过这种说法。”于是摘录给他看。又在漯水条叙述到最后，郦道元引用《淮南子》说“云云”，也是为到达碣石入海作注，与经文“河水又东分为二水”不符。参看浊漳水条详细记载“北过洚水”，可知大禹黄河自大伾以下直到入海处，在《水经注》中清清楚楚可见。只是或许当时有意互相参看，或是后人任意错简。曾听说冯开之因经文与注释混淆，间或用朱墨勾画批注，未曾完成学业。如果真能成篇，一定很可观。

第九十四

自从《禹贡》以来，认为冀州全是帝畿之地，其他州不涉及，果真如此吗？帝城之外，四面各广五百里，怎么解释？周朝只建都于镐京，偏僻地居于一个角落，形势不得不东西长、南北短，勉强拼凑而成千里。如果冀州是中土。尧在洪水平息之后，划分疆界治理田野，焕然一新，这是乾坤再次开辟的时候。有什么阻碍，而不截然方正，以符合经文，向万世展示居中建国的宏大格局呢？尧都平阳，其故城在汾水之西，即今府治白马城西南。《括地志》说：平阳城东面，是尧所筑的，因此以此为中心。向东到河南彰德府六百里，六百里即古五百里。向南到河南河南府卢氏县东南边界六百里，跨入豫州。向西到陕西延安府鄜州六百里，跨入雍州。向北到山西太原府西静乐县南边界六百里。向东南到河南开封府许州南边界，也跨入豫州。向西南到陕西西安府镇安县边界，也跨入雍州。向西北到延安府米脂县西北榆林卫边界，也跨入雍州。向东北到直隶真定府。这样之后，界限分明井然有序，号称甸服。最有力的证据是，甸服有赋税而无贡品，冀州如果全是畿内，不应有岛夷皮服的文字。查图经，今辽东朝鲜之类，是古岛夷。浮渡渤海，由碣石而入贡，距离平阳三四千里，正是冀州东北边之地，那么冀州不全属于甸服，而甸服也不全在冀州，很明显了。周朝因为偏僻，所以从雍州到豫州；尧朝因为方正，所以兼有冀、豫、雍三州。禹根据山川确定九州的区域，顺应地势用四方土地划定帝畿，只是形状各有取法罢了。我私下认为这是《禹贡》的第一要义，特意从今天阐发出来。查林氏关于豫州说：《周官》载师征收漆林赋税二十取五，周朝作为征收，而这里却是贡品，大概豫州在周朝是畿内，所以载师掌管其征收而不制定贡品。禹时豫州在畿外，所以有贡品。推论此义，那么冀州不提及贡品就可以知道了。有人举这段来质疑我，我说：这不难分辨。豫州的区域很大，漆林在禹的畿内就征收二十取五的赋税，在畿外就制定贡品与兖州相同。不看看河东盐池富饶甲天下吗？那青州尚且贡盐，而这里却不贡，因为它在甸服缴纳上等赋税之中罢了。不然，土地敢爱惜其珍宝，人敢隐藏其货物吗？凡是考古，必须在文字之外领会意旨，不能拘泥于字面。冀州也只是没有贡字罢了？皮服与卉服，有什么不同？

又查周朝五服的里数倍于禹朝五服，这是古今一大疑义。解释的有两种：一是贾公彦说：“如果依据鸟飞直线，这周朝的九服也只五千；如果跟随山川曲折，那么《禹贡》也万里，彼此没有不同。”一是易祓说：“《禹贡》五服，帝畿在内，帝畿千里，而两面各五百里，数其一面，所以说五百里甸服。从甸到荒，都数一面，每面各五百里，总共二千五百里，两面相距共五千里。《职方氏》所载，则王畿不在九服之内。从方五百里的侯服到方五百里的藩服，其名共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总共二千二百五十里，两面相距共四千五百里，加上王畿千里，总共五千五百里，比禹朝增加五百里的藩服罢了。然而《禹贡》九州之外，都建立五长，东渐西被，就是成周藩服的区域，其名虽增，而地未曾增加。”金仁山本后解，益引伸之曰：“考诸经文，甸服

译方圆千里而田地五百里，这是只计算一个方面的情况。《周官》规定方圆千里称为王畿，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某服，这是将两个方面合并计算。那么《禹贡》所说的五百里甸服，实际上是千里；而《周官》所说的外方五百里，实际上是二百五十里。于是觉得易氏的说法是确定的。

译又查宋代张氏之子张韶，不知道《舜典》是从《尧典》中分出来的，《益稷》是从《皋陶谟》中分出来的，以及《大禹谟》是晚出的，却各自写一篇论，多有附会牵强。而他关于《禹贡》的一篇论，确实能阐发千古以来未曾阐发的见解，我赞赏并记录在这里说：这一篇如果认为是史官所记载的，那么其中治水的曲折细节，本来就不是史官所能知道的。我私下认为，大禹分布土地，沿着山岭砍伐树木，确定高山大川的位置，这是史官的文字。大禹赐给诸侯玉圭，报告他的成功，这也是史官的文字。至于从冀州直到四海，都是大禹详细叙述治水的全过程，以及山川的名称，草木的生长情况，贡赋的高低，土色的黑白，山脉的首尾，河流的分支，那些用来辅助完成五服制度、使声教遍及四海的内容，全部记载下来奏报给天子，收藏在史官那里，略微加以删减润色，编排写成书，用来作为一代制度的备查资料，称为《夏书》。然而其中说“恭敬地以我的德行为先导，不违背我的行动”，这难道是史官的文字吗？这是大禹自己的话。自称“恭敬地以我的德行为先导，不违背我的行动”，却不知道谦让，怎么能说他不骄傲自夸呢？回答说：古代所说的不骄傲自夸，不是像后世那样内心夸大而外表言辞谦逊。他们不骄傲自夸在于内心，他们的神色、情理、性情，退让的样子好像无能的人，不说话而天下就知道他们是圣贤。至于言辞之间，应当叙述和陈述的，也不可急切地计较防备，像后世那样巧诈掩饰。如果像后世的人那样，内外不相符合，怎么能改变造化，成就这样的大功呢？我因此阐发这个观点。然而这本书所记载的事情也很多，却称为《禹贡》，其中关于赋税的论述也很详细，却不稍微提及，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史官命名书籍的深意。他的意思是说，从前洪水茫茫，九州无法分辨，百姓都陷入困境，如今一下子平定四海，让百姓安居乐业，自然怀有报答天子的心，把他们土地上的物产献给天子，就像儿女准备甘甜清凉的供养献给慈爱的父母一样，这是百姓喜悦的心情。命名篇章的意思，大概就在这里吧？所以不提及赋税来命名，虽然说是赋税，也不是强行规定税率，让百姓无法生活。他们喜悦地愿意缴纳，也像进贡物品一样，所以统称为“贡”。意思多么深远啊！唉，山川道路，水土细微之处，事情也很大了，而命名篇章却以民心为言，那么圣贤的心意，大概可以知道了。心意如此，哪里是班固、司马迁所能达到的呢？第九十五

苏氏《书传》说“浮于淮泗，达于河”，不知道河的古本作渮。说：《禹贡》九州的末尾，都记载了流入河水道，而淮泗唯独不能入河，帝都所在，按理不应该这样。我猜想一定是开辟了汴渠的道路来连通它。汴渠当时已经具备，世人说创始于隋炀帝，不对。而杜预给王濬的信，本来就说从长江进入淮河，越过泗水汴水，逆流而上黄河，整顿军队回到都城了。我曾经反复考证论述，郁积多年，有一天突然在心中醒悟，而感叹苏氏真如所说，学者考证不详细罢了。《禹贡》济水流入黄河，向南溢出成为荥泽，经过陶丘、渮水、汶水而流入大海，这是大禹时的济水，发源注入大海的。也就是所谓从黄河分出的济水，不与黄河混杂的。《史记·河渠书》：大禹的功业施行于夏商周三代，从此以后，在荥阳下面引黄河水向东南流为鸿沟，用来连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汇合。这是大禹以后，代人在荥泽北面引黄河水向东南流，所以《水经》说黄河水向东经过荥阳县浪荡渠流出，这也是引济水分流。所以《汉书·地理志》说荥阳县有狼汤渠，源头接受济水，向东南流，这是又从此以后，代有疏浚支流别渎，数不胜数。那么郦道元注所说的荥波河济往复相通，就是这样。虽然它的来历很古老了。苏秦游说魏襄王说：“大王的地盘，南面有鸿沟。”那么战国以前就有了。宣公十二年，晋楚之战，楚军驻扎在泌，泌就是汳水，那么春秋以前就有了。《尔雅》：“水从黄河分出叫灉。”灉本是汳水，那么《尔雅》以前就有了。然而没有比郦道元的话更好的了，他说：“大禹堵塞荥泽，荥泽在王莽时正干枯，难道是大禹堵塞的吗？”又说：“从前大禹堵塞泛滥的水，而在荥阳下面引黄河水。”荥阳的黄河水不是大禹引的，而说大禹时就有吗？我因此断定从《河渠书》，参考荥阳下面引黄河水，不见于《禹贡》的书，是出于大禹以后，颇为庆幸自己的考证比苏氏更详细了。

查向主杜氏《释例》，郭景纯注证郦氏，济水复出黄河之南为可信，然而其错误不始于杜君卿。唐章怀太子李贤说：“济水东流，经过温县入黄河，渡过黄河向东南进入郑州，又向东进入滑、曹、郓、济、齐、青等州入海，就是这个渠道。”王莽末年大旱，因此干枯，只进入河内而已，见《循吏传》注。因此想到杜、郭都说现在的济水从荥阳卷县，卷县故城在原武县西北七里，又说向东经过陈留，那么指的是其所领封邱县，封邱今县治。我曾经往来于封邱、阳武、原武之间，用郦注来验证，南济水大概经过阳武县、封邱县的南面，北济水大概经过阳武县、封邱县的北面。问当地的人，济水在哪里？回答说：“没有了。”查其旧档案，都认为大河决口后，

译它被堵塞已经很久了。然后感叹章怀太子和君卿的话，确实不是没有根据的。有人说：“封邱县以南八里有翟沟，又名白沟，那里的水清澈透明可以照见人影，人们认为是济水的余流。”果真如此，那也不出自黄河。从前金朝初年黄河开始南移，不经过濬县地界，范成大《北使录》说：“濬州城西南有积水像黄河，大概是黄河的多余水流。”我认为济水也是这样的吗？郦道元在南朝时是齐、梁人，章怀太子注《史记》成于仪凤初年，相距一百七十余年。推测济水再次干枯如同王莽时的旧事，一定发生在这百七十年间。唉，这是什么样的灾变！史官缺漏记载所造成的损失，难道只有潼关这一件事吗！还庆幸遗留的文字句子，清清楚楚可以追寻。王莽之后干枯又贯通，唐高宗之前贯通又干枯，都出于天命，哪里是人的谋划？我特别撰写这篇论述，持一方之见，只为范阳、京兆两家的调解人罢了。

译又查考《王景列传》记载：“建武十年，阳武县令张汜上奏说：‘黄河决口已久，日月侵蚀毁坏济水渠道，被淹没漂流的有几十个县城。’”后来过了三十六年，即永平十三年，汴渠修成。皇帝下诏说：“如今黄河与汴水分流，恢复了旧日的河道。”陶邱以北，逐渐形成了堤岸土丘。《春秋》桓公十八年，杜预注解说：“泺水在济南历城县西北汇入济水。”哀公十三年，陈留郡封邱县南有黄亭，靠近济水。《左传》僖公元年，杜预注解说：“汶水发源于泰山莱芜县西，汇入济水。”僖公三十一年，济水从荥阳向东流过鲁国西部，到达乐安入海。哀公二十七年，濮水从陈留郡酸枣县傍着黄河东北方向流经济阴，到高平汇入济水，这些都足以证明河南地区仍有济水存在的证据。

有人问许敬宗对唐高宗所说的话：“济水潜流屡次断绝，难道不是第一次断绝于王莽时期，第二次断绝于唐朝以前的征伐吗？”我说：“不对，许敬宗只是说济水非常细微罢了。”除了章怀太子李贤之外，只有李〇宪说：“济水从王莽末年汇入黄河，一同流入大海，那么河南地区就没有济水了。”此后的说法都沿袭旧名。此后的说法，则是郓州须昌县济水在县城西二里，卢县济水在县城东二十七里，齐州全节县济水在县城北四十里，章邱县济水在县城西十七里，临邑县济水在县城西四十里，临济县济水在县城南二十里，长清县济水在县城北十里，丰齐县济水在县城西二十六里，淄州长山县济水在县城西北三十五里，邹平县济水在县城南三十五里，济阳县济水在县城南，高苑县济水在县城北七十步的地方。然而并没有说明实际上是什么水。只有杜君卿说：“济水因为王莽末年旱灾渠道干涸，不再截断黄河而过，如今东平、济南、淄川、北海边界中有水流入大海，称为清河，实际上是渮泽、汶水合流，也叫济河，大概是沿袭旧名，并非原本的济水。”这样才知道是汶水。拿我足下所踏、目中所见来验证，如今历城县北有大小两条清河，大清河是汶水沿着济水的故道而行，在《钦齐乘》中称为古济，即现在的汶水，其实东平历下诸泉都汇入这条河，那么它仍然是济水的溢流，不能说完全是汶水。至于入海之处，《元和志》记载有两条路线，一条在青州博昌县东北，杜君卿却说旧济水合流在此县界，如今没有一条在棣州蒲台县，俗称斗口淀，是正元以前入海的地方。小清河是泺水，即现在的趵突泉，大概是济水伏地而突出者，流到华不注山东北汇入大清河。伪齐刘豫引导它向东流，分出一支为小清河，经过高苑、博兴到乐安马车渎入海。马车渎就是班固《汉书·地理志》齐郡钜定县马车渎水。大小两条清河局中的诸位官员为此争论不休多年，我说如果朱文公听到，应该会笑，不仅仅是会礼之家名为聚讼而已。我认为考证济水，应当取法于此。

又查考郑康成《尚书注》说：“如今堵塞成为平地，荥阳百姓仍然称那个地方为荥泽，在县城东边。”有人问：“这难道不是郑康成时代河南没有济水的切实证据吗？”为什么杜元凯、郭景纯、张处度三家所见的济水与郑康成不同呢？我说：“郦道元明确说后来水流经过相通，与过去不同。那么如今堵塞成为平地的，是《禹贡》时代溢为荥泽的地方。三家所说的，则是从黄河分出的济水的新河道，有什么相妨碍的呢？”继续考证得到顺帝《本纪》：“阳嘉元年二月，下诏派遣王辅等人持节到荥阳，尽心祈祷。”注解说：“济水，是四渎之一，到河南溢为荥泽，所以在荥阳祭祀。”《袁绍传》：“将要讨伐曹操，发布檄文说：‘青州跨越济水、漯水。’”注解说：“袁绍长子袁谭任青州刺史，济、漯是两条水名。”《五行志》：“殇帝延平元年注引袁山松书说：‘六州河、济、渭、洛、洧水盛大上涨泛滥，伤害秋季庄稼。’”《邓艾传》：“应当开凿河渠，引水灌溉农田，又开通运输漕运的道路，于是著《济河论》来阐明他的意图。”《慕容儁载记》：“派遣弟弟慕容恪在广固讨伐段龛，在济水以南遇到段龛。”《慕容超载记》：“这一年黄河、济水冻结合拢，而渑水不结冰。”直到诸葛攸率领水陆两军二万人讨伐慕容儁，从石门进入，驻扎在河渚。苻坚讨伐晋朝，运输漕运万艘船只从黄河进入石门，到达汝颍。石门、荥口，就是石门，正是济水，其不枯竭断绝可知。《宋书·符瑞志》：“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黄河、济水都清澈。”鲍照《传》：“《河清颂》序中所说：‘长河巨济，异源同清，澄波万顷，洁澜千里。’就是这种情况。”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济水、黄河清澈；大明五年九月，黄河、济水都清澈。《魏书·灵征志》：“显祖皇兴三年正月，黄河、济水升起黑云，宽数里，掩盖东阳城上如同黑夜。”《隋书·五行志》：“后齐河清元年四月，黄河、济水清澈。”北齐帝纪所说：“青州刺史上奏说：本月庚寅日，黄河、济水清澈，因为黄河、济水清澈将大宁二年改为河清，就是这种情况。”《北

译《北齐书·齐本纪》记载：“武成帝河清二年六月，齐州上报：在济河的水口看见八条龙升天。”《周书·周本纪》记载：“宣帝大象二年二月，荥川出现黑龙，与赤龙在汴水边搏斗。”《魏书·叔孙建传》记载：“叔孙建与长孙道生渡过济河南下，宋将王仲德等人从清水进入济水，向东逃往青州，这十八条记载，都是指济水。”这些记载都发生在王莽之后，足以证明事情越是考证就越能显现，越是显现就越加确凿。我尤其惋惜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号称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所没有的巨著，却沿袭了王君卿的说法，认为济水早在北齐时就已枯竭，因此将史书中大书特书的“河济清”改作“河水清”，不知道“济”字为何会讹误为“水”。不仅如此，对于毛穆之传中的“济”、郄超传中的“济”，也都改作“清水”，用菏泽与汶水合流的清河来对应，不知道这确实是真正的济水，并非如王君卿所说的那样，也称之为济水。唉，地理学的不精，竟然导致对史学的妄加篡改，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译又查蔡传引用唐代李贤的说法，认为济水从郑地以东贯穿滑、曹、郓、济、齐、青等地流入大海，并未在王莽末年干枯等语，似乎唐代时见到有此水。引用本朝乐史的说法，称如今东平、济南、淄川、北海边界中有水流入海，称为清河，并未实指菏、汶二水，语意不全，且此说本出自《通典》，并非出自《寰宇记》。宋人每每喜好更改旧籍，以迎合自己的说法，却失去了古人的本意，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又查蔡传，关于莱夷引用颜师古的话说：“莱山的夷人，齐国有莱侯，莱人即如今莱州之地。”我因此领悟《齐世家》中记载封太公于营邱，营邱靠近莱地，莱侯与他争夺。营邱是莱人的夷地，那么应当在如今昌乐县东南五十里的营邱城。班固《汉书·地理志》“北海郡营陵县”下，应劭注“师尚父所封”是正确的。至于临淄县西北二里有营邱城，是齐献公所迁徙的。班志“齐郡临淄县”下自注“师尚父所封”，是不正确的。大概土地本属临淄，也复称为营邱，就像晋国迁都到新田却仍称为绛，楚国迁都到鄀却仍称为郢一样。班氏又说“临淄名为营邱”，最终认为是一地，也是不正确的。齐献公前一任君主胡公定都薄姑，薄姑在如今博兴县东南。《括地志》说：“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那么县治已经迁徙了。我私下认为谈论齐国三都的人，取证的依据就在于此。又查顾氏《肇域志》解释“潍淄其道”说：“潍水出自如今莒州箕屋山，向东北流经箕县故城西。”所以《汉书·地理志》说“潍水出自琅邪郡箕县，向东北经过昌邑县，又向东北流入大海”。所以《汉书·地理志》说“向北到都昌入海”。《左传》襄公十八年，晋军向东侵犯到达潍水。潍字与《禹贡》相同，而《地理志》有时省去“水”字写作“维”。琅邪郡朱虚县、箕县下都写作“维”就是如此。有时省去“系”字写作“淮”，灵门县、横县、折泉县下都写作“淮”就是如此。篇首引用《禹贡》“惟甾其道”，又写作“惟”。一卷之中，异文出现三次。后人误读“淮”为“淮沂”中的“淮”，于是将此水称为槐河了。我亲自经历其地，才能辨别清楚。

又查《乐安县志》：海边广阔盐碱，说如今高家港【即《汉书·地理志》马车渎】以往，就是那地方，什么都不生长，妇女有白头也不认识五种庄稼，岁时盘荐，只有鱼饭罢了。知府朱鉴诗云：“海若生潮成碧浪，天如不雨尽黄尘。可堪二月无花栁踏遍孤村不见春。”又查孔颖达疏引地志：“淄水出自泰山莱芜县原山东北，到千乘博昌县入海。”“海”字自然是讹误。又地志：“汶水出自泰山莱芜县原山西南，流入济水。”蔡氏在“汶出原山下”增加“阳”二字，还可以；在“淄出原山下”增加“阴”二字，不可以。因为于钦《齐乘》说淄水出自如今益都岳阳山东麓，地名泉河，古莱芜地，岳阳即原山，山连绵横跨莱芜、淄川、益都三县境。既然出自东麓，称之为阴，可以吗？蔡氏不过因为下文“东北”二字生出“阴”，“西南”二字生出“阳”，不知道东北、西南是指二水流入的地方，并非发源地。这增加一字就失去原意的是如此。

又查，我久而才领悟，云梦在《周官》中可以称为泽薮，唐虞时代不是这样，何以见得？如果真是荆州的泽薮，那么与兖州的雷夏、徐州的大野、扬州的彭蠡及震泽、豫州的荥及波、渮泽及孟猪、雍州的猪野，是一例。经文应当书写为“泽”、为“猪”、为“底定”，或者导或者被了，岂能称为“土”如桑土、称为“作”如大陆、称为“乂”如蒙羽及岷嶓呢？既然书写为“土”、为“作”、为“乂”，其不是水的汇聚，明显得很。邵文庄宝说得好：“云梦泽吗？不是泽。如果适宜为泽却为土，却为乂，那能行吗？纵然能行，那能称为无所作为吗？”《周职方氏》称为“泽”是可以的。我因此推究禹治水成功到周公作礼时，共一千一百六十九年，时代有改易，陵谷有迁变，其不得以后世概括前世、以今律古。我又领悟，“大陆”自“原隰”、“广阿”自“泽薮”，《淮南子》合而为一的，也是似是而非吧？又查，蔡传“沱潜既道”，说“若潜水”，则没有见过，读之不觉失笑。《寰宇记》：“乾德三年，升唐白洑征科巡院为潜江县。”《九域志》：“潜江县在江陵府东北一百二十里。”《宋地理志》：“江陵府潜江县，次畿焉。”能说未见吗？查《明承天府志》：“汉水自钟祥县北三十里分流为芦洑河，经过潜江县东南复入于汉。”《尔雅》：“水自汉出为潜。”其实《荆州府志》说：“潜水经过潜江县界东南入大江”是对的。至于《隋志》：“南郡松滋县有涔涔，古潜字。”《史记

译《夏本纪》原本写作“涔”，解说者引用它来证明《禹贡》，但这并非指这条“涔”水不源自汉水。郑玄在《尚书注》中将其释为“潜”，则未曾听闻。这在郑康成（郑玄）的时代或许可以，难道到了南宋之后还会说出这样的话吗？

译又查蔡传引用曾氏的说法，认为徐州以“沂”命名的水不止一条。郦道元说水发源于尼邱山西北，流经鲁国的雩门，也叫沂水；又说水发源于太公武阳的冠石山，也叫沂水。读到这里不禁失笑。《水经注》在泗水条目下有沂水，确实发源于尼邱山西北，曾子想沐浴的沂水，北面对应稷门，稷门就是雩门的对面，并非流经。在沂水条目下有三条沂水，都分别称为“小”：一条出自东莞县（今本误作苑）黄孤山，向西南流，流经该县北面，向西南注入沂水；一条沂水流经临沂故城东面，有治水（今本误作洛）注入其中；水确实发源于泰山南面武阳县的冠石山，世俗称这条为小沂水。只是蔡氏误将“山”字写成“公武阳”，上面脱漏了“南”字，下面脱漏了“县”字。于钦作《齐乘》时，仍然称其为小沂水。我经过费县，当地人称其为浚河，在该县西北八十里处。另一条沂水在下邳县北面西流，分为两条水，其中流经城东，弯曲从县南注入泗水的，称为小沂水，连同前面的共为四条沂水。本来没有比发源于泰山盖县的更大的了。

又查蔡传引用《水经》说济水到了乘氏县分为二，南边的是菏水，北边的是济水，这不需要说旋转相接。郦道元说一条水向东南流，一条水向东北流入钜野泽，那么就是两条水一起奔赴钜野泽，这与郦道元的原文不符。原文说：“其中一条水向东南流”，这是指经文中的南边为菏水；“其中一条水从县东北流入钜野泽”，这是指经文中的北边为济水，两者互不相关。蔡氏只因为知道泽中汇聚的水很大，所以将两条水合并，不知道菏水向东南流经昌邑、金乡县，即现在的金乡县在钜野泽的南面，相距一百多里，这就是省略一个字就导致错误的例子。

又查《寰宇记》：磬石山在淮阳军下邳县西南八十里。《禹贡》说泗水岸边有浮磬，孔安国传注：“水中出现石头，可以制作磬。”考察泗水中没有这种石头，那座山在泗水南面四十里。现在取磬石上供给乐府，声音清亮，无论大小敲击都是如此，与孔安国的说法不同。恐怕大禹治水的时候，水流到了这座山，这正是所谓不能用今人的标准去衡量古人，用后来的情况概括前代，是最错误的。现在这座山在凤阳府宿州灵壁县北面七十里。马公骕说：又查峄阳孤桐，有人说这个峄是邹峄山，在今邹县东南二十里；有人说这个峄是葛峄山，在今邳州西北六里。我则根据刘昭《葛峄山注》：“山出产名桐。”伏淊《北征记》说：“现在盘根错节的树根往往还存在。”证明《禹贡》所说的应当在这里，况且我曾亲自到过那个地方。

又查“蒙羽其艺”，蒙就是《论语》中的东蒙山。自从《元和志》说蒙山在费县西北八十里，东蒙山在费县西北七十五里，于是把蒙山和东蒙山当作两座山，而东蒙山在蒙山的东面五里。当地百姓至今仍然沿袭这个错误，我则根据《汉书·地理志》蒙阴县注《禹贡》“蒙山在西南，有祠”，颛臾国在蒙山下，证明它们是同一座山。

又查蔡传引用《水经》说：漾水发源于陇西郡氐道县嶓冡山，向东到武都。常璩说：汉水有两个源头，这是东源，就是《禹贡》所说的嶓冡导漾。其西源发源于陇西西县（二字今增）嶓冡山，会泉始源叫沔，流经葭萌进入汉水。东源在今西县的西面，西源在今三泉县的东面。郦道元说东西两川都发源于嶓冡而同为汉水，这是对的。《水经》原文是向东到武都沮县成为汉水，这里删去了五个字，语句不完整。会泉始源叫沔，泉乃是白水，“二字始源曰沔”应当移到“流经葭萌进入汉水”之下，《华阳国志》可以证明。至于流经葭萌进入汉水，这是西东两汉水异源同流，宇宙间水大的，不能不彻底讨论。郦道元虽然前面引用庾仲雍“汉水南到关城，合西汉水”的文字，以及自己历次津流，只说“又西南流经关城北，除水流入其中”，不说及东汉，这是两水不合的第一点。关城现在叫阳平关，在宁羌州西北八十里，州北九十里是嶓冡山，漾水所出，东流入沔县界。西汉水则在州西，自略阳县流入，又西南入四川广元县界，这是两水不合的第二点。《经》文“岷嶓既艺，导嶓冡至于荆山，山为梁州之山，嶓冡导漾，东流为汉”，那么水就是梁州的水，与汉西县在雍州地，西汉水即出在雍州地，原本不相干，怎么能以后代同名之水混淆圣经？这是两水不合的第三点。梁州贡道“浮于潜，潜”，郑康成注为西汉水，“逾于沔，沔”即东汉，两水之间有阻隔，不能以舟通行，所以《经》文说“逾”，这是两水不合的第四点。其强行附合的第一点，误于班固，再误于常璩。班固说：“西县，禹贡嶓冡山，西汉水所出”，多出了“禹贡”二字，这大概是另一座嶓冡为西汉水源，与郦注也大致符合。常璩说：“流经葭萌进入汉水”，现在宁羌州有三泉故城、金牛废县，都是古葭萌地，何曾见过两川同注异者？直至魏收撰《地形志》说：

译“嶓冡县有嶓冡山，汉水发源于此”，这是此地显出此名的原因，在此之前，只有《汉书·地理志》将其记载在西县，《水经注》将其记载在氐道县罢了。为何《禹贡》在三千多年后才知晓当日疏导漾水实在此地，所以世人纷纷提出各种推测议论？有人说《通典》称嶓山在汉中府金牛县，《寰宇记》称嶓冡在三泉县东二十八里。既然知道漾水发源于此，也就知道汉代氐道县的位置。为何说氐道县无从考证？我曾向黄子鸿请教。子鸿说：宋代的三泉县即今天的宁羌州，也是汉代广汉郡葭萌县的辖地。其北边今天的略阳县，是汉代武都郡沮县的辖地。再往北今天巩昌府的两当、汉中府的凤县，都是汉代武都郡故道县的辖地。至于汉代的氐道县，隶属于陇西郡，陇西郡的东南部是今天的秦州，与汉代葭萌县相距五六百里，中间隔着武都郡，怎能接壤？况且又有嘉陵江水阻隔，也无法汇入东汉，所以说无从考证。并且说西源在今天三泉县的东边，应当是东源在今天三泉县的东边。东源在今天西县的西边，应当是西源在今天秦州清水县上邽镇及西和州的境内。蔡氏始终不加辨析，宋代的西县【在今天沔县】并非汉代的西县罢了。

译又查，我的朋友胡朏明非常赞赏我之前的论述，问道：“你知道庾仲雍的话出自哪本书吗？”我回答说不知道。他说：“《隋书·经籍志》中有庾仲雍的《汉水记》五卷，应当出自此书。只是郦道元注引《汉中记》说：‘嶓冡山以东的水都向东流，嶓冡山以西的水都向西流，所以民间把嶓冡山称为分水岭。’它的作者似乎已经知道《汉书·地理志》的错误，而认为《禹贡》中的嶓冡山是正确的，确实位于汉中，不然为什么在《汉中记》中详细提及嶓冡山呢？大概不仅不等到魏收撰写志书时才知道，后来北魏分沔阳设置嶓冡县时，就已经知道了。大致上，经书的义理随着逐渐推究而更加明晰，即使是经书中的事迹和地理，也是如此。可惜郦道元遍览奇书，却特别被班固所压制，不能阐发这个义理罢了。

又查，嶓冡山应当有三座，其中可以考证的出自《元和志》，在兴元府金牛县东二十八里，是汉水的发源地，这才是真正的《禹贡》中的嶓冡山，《汉中记》中称其为分水岭，是对的。《元和志》记载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五十八里，是漾水的发源地，这是班固《汉书·地理志》误认的《禹贡》中的嶓冡山，现在也名为分水岭，也是对的。这两座山各不相同，我曾到过秦州，这座山下山不高，而山峰连绵延长，连接着像土丘坟冢一样，询问当地土人宁羌州的这座山怎么样，他们惊讶地说：“从金牛驿向北望见嶓冡山高耸入云，难道是我们这个地方所能比拟的吗？那是它的子孙吧？”但那里的水也很细小，自西向东流，就是所谓的嶓冡导漾，水刚发源时，汇合五丁峡的水向东流成为沔水，水流才开始变大，而这个地方水出岭时是向南流，与向东流的不相合。我心里记下了，认为这是负薪者也能谈论王道，至于氐道的嶓冡山确实没有考证，参照《元和志》，凤州的两当、河池二县都说永嘉之后，土地没入氐羌，县名断绝了。兴州说晋永嘉末年，氐人杨茂搜自号氐王，占据武都，从此郡县荒废，那么氐道县不知道在哪里，难道是可以避免的吗？然而郭璞注《山海经》，说嶓冡现在在武都氐道县南，常璩撰《汉中志》，说东汉水源出武都氐道，又都隶属氐道于武都郡，与汉朝的制度不同。

又查，《水经》认为漾水发源于陇西氐道县的嶓冡山，向东到武都沮县成为汉水。成为汉水的，是西汉水。所以下文又说向东南到广魏，与白水汇合；又向东南到葭萌县，与羌水汇合。郦道元注说：“现在西县嶓冡山，是西汉水所导源的。”这自然是远远承接班固《地理志》而来，没有看到《禹贡》的字面。这是郦道元认为班固《地理志》西县下的《禹贡》字样是错误的，但不明显驳斥。古人的文章多含蓄隐约。《水经》认为沔水发源于武都沮县东狼谷中，这是东汉水。又说沔水向东南经过沮水戍，而向东南流注入汉水。郦道元注说：“这就是所谓的沔汉。”《尚书》说：“嶓冡导漾，东流为汉。”特别标出《尚书》说，这是郦道元认为大禹当时所导源的水确实在这里，与西汉水毫无关系。只有已故的朋友顾景范说《水经》不详细记载汉水的发源地，沔水又名沮水，只是流入汉水的小水罢了，反而详细记载其源头，忘记了出自现在宁羌州的是什么？说法非常正确。我请求用两句话来剖别它们说：西汉水可以单独称为汉水，也可以称为漾水，也可以称为沔水；东汉水可以单独称为汉水，也可以称为漾水，也可以称为沮水，也可以称为沔水。郦道元说东西两川都出自嶓冡，是说各自出自嶓冡，而同为汉水，是说同名汉水。近代《雍大记》引《通典》说嶓冡山有两座，一座在天水上邽，一座在汉中金牛，从而解释说：西汉水在西和县，源出嶓冡山，向西流与马池水汇合。这是上邽的嶓冡，在现在的秦州；汉江源出沔县嶓冡山，向东流入金州，这是金牛的嶓冡。《禹贡》嶓冡导漾，是沔县的嶓冡，不是秦州的嶓冡。知道嶓冡有两座，那么西东二汉的源流各自了然，这大概可以注释郦注了。

又查，孔安国传注嶓冡导漾两句说：泉水初出山为漾水，向东南流为沔水，到汉中，向东流为汉水，向东南流为沔水，遥遥与前文“逾于沔”传注“汉上曰沔”相照应，补出这句最好。我想用班固《地理志》沮县下注“沮水出东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过郡五行四千里”，取武都县下注“一名沔，过江夏谓之夏水”十字，补入东狼谷之下，南至沙羡之上。东汉水的源流委曲，方才完备，班固《地理志》最混乱的地方。武都县下注“东汉水受氐道水”七字，试问汉武都县为郡治，傍仇池山，远在东汉发源处三四百里之上，哪有反而向下接受漾水的道理？我曾喜爱魏文侯告诉西门豹的话：“人刚入官，如入暗室，久而愈明。”谈论水道的人也是如此。从今以后，恐怕班孟坚也不能欺骗我了。

又查，胡朏明说：“以前的贤人认为《水经》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作，证据很多。现在再用漾水一条来验证。经书说：汉水向东南到广魏白水县。西广魏即广

译“汉”字，大概是曹氏改称的结果。这部《水经》是魏人续写的，宋代刻本将其改为“广汉”，反而失去了真实的面貌。不仅如此，羌水、涪水、梓潼水，《水经》原文中都有“广魏”，又有“小广魏”，不一而足。这显然是作者遵循避讳制度而书写的，并非文字讹误。凡是魏代朱谋�防都将其写作“汉”，只是没有深入考证罢了。”又说：“《水经》由魏人续成，此后偶尔有所增补，但也未必下延至隋唐。近日读到漾水篇末尾，出现‘汉州江津县’，大吃一惊，说：‘这难道不是隋唐人的笔迹吗？’‘汉’是‘渝’字的讹误。然而渝州江津县现在隶属于重庆府，原本属于州治巴县的辖地，西魏时分置江阳县，隋代改名为江津。巴县在东，江津在西，汉水不可能流经江津。再三推究寻找，不知其缘故。等到读到羌水篇说：‘发源于羌中，向东南流到广魏白水县，与汉水汇合。’又向东南流到巴郡阆中县，又向南流到垫江县，向东南流入长江。我恍然大悟：羌水与白水汇合，向东南流到白水县，与汉水汇合。汉水流入长江的路径，就是羌水流入长江的路径。从阆中以下的经文，应当与此逐字相同。现在版本的错误，大概是因为‘东南入于江’上面有文字空缺，庸俗之人随意填补所致，并非续写经文。垫江即现在的合州，汉水流经该州东部，涪水从该州南部向西来注入，正符合郦道元所说的‘涪水注入’，所以仲雍称涪水为内水。如果写作渝州江津县，那么涪水与汉水的汇合处就在遥远的上游，经文与注释就矛盾了。‘东南入汉州江津’这七个字，应当改为‘南至垫江’这四个字。”我说：“‘入’字尤其不符合《水经》的体例，对于次级河流所经过的郡县，没有使用‘入’字的。”

译又查考常璩的记载，汉水有两条源头，认为东源就是《禹贡》中的漾水，这是非常正确的。他的著作与《水经》各自独立，并非承袭《水经》而写的文章。蔡氏对此完全不明白，既然引用了《水经》关于漾水的说法，紧接着又引用常璩的话说：“这是东源。”常氏只是将西源认定为沔水和汉水，郦道元引用《汉中记》来驳斥他，又驳斥了他关于漾山的说法，原本并没有涉及东源的错误。这是蔡氏连缀文字，却失去正确性的地方。唯独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将西汉水认定为漾水，曲意顺从这种说法，宁愿采纳《山海经》和阚氏荒诞的说法，说：“河流有潜通之理，所以漾水和汉水可以互称。”等到叙述通谷水时却说：“上游承接漾水，向西南流成为西汉水。”漾水的称呼，仍然归属于东汉水。郦道元的防备之意，显然可见了。

又查考张衡《西京赋》说：“左边有崤山、函谷关的重重险阻，右边有陇坻的险隘。前面是终南山和太一山，后面是高陵和平原。”又说：“山冈连绵到嶓冢山，系属于终南山和太一山之下。”这与上文“右边有陇坻”不相承接。参看潘岳《西征赋》：“面向终南山而背靠云阳，跨越平原而连接嶓冢山。”那么这两位作者似乎都指的是广汉葭萌的嶓冢山，而不是指陇西西县的嶓冢山。这与《禹贡》相符。撰写《汉中记》的人，虽然不知道与潘岳谁先谁后，但必定出自张平子之后，可见东汉时已有不赞同班固《汉书·地理志》的人了。朏明说：“你可以说是引伸推扩，触类旁通了。”

又查考人们也有话说，博古容易，通今难。蔡氏古史既不够渊博，今史尤其不通。三泉县就是明显的例子。唐代有三个三泉县：一个在义宁二年设置，以彭原县西南三泉故城为名；后来改名为同川。一个在武德四年设置，因为山下有三泉水而得名，在嘉陵江以西。一个在天宝元年迁移到嘉陵江以东一里处。乐史所说的就是现在的县城所在地。宋代有两个三泉县：一个就是唐代的旧治所，后来在后至道二年建立大安军县，于是废除；另一个重新设置在今沔县境内，即现在的大安驿。大概是在绍兴三年改置大安军于此，又设置县来管辖它。都在嘉陵江以东。如果在蔡氏时代谈论西源、东源，更应当说东源在今三泉县的西边。我上面说它应当在今三泉县的东边，还是不了解宋代重新设置三泉县治所的情况。

又查考西、东两条汉水，我和朏明子鸿反复考辨了一个多月，才稍微明白。过了很久，朏明又告诉我：“西、东两个源头不能牵强附会，《水经》本来是对的，而将西源认定为漾水，则与班固《汉书·地理志》同样错误。东源只知道有沔水，却不知道有漾水；只知道有东狼谷，却不知道有嶓冢山，似乎与‘嶓冢导漾’的经文完全不相符合，而自成一说了。”我问：“那么必须怎样才不违背《禹贡》呢？”朏明说：“汉水单独作为一个条目，而将漾水作为汉水的始源，将沔水作为汉水的别源，将潜流作为汉水的伏流；而嘉陵水出自陇西的，则与羌水、白水、涪水等并列，不称为汉水，这样就可以驳倒各种言论而辅佐经典了。”又查考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简明而核实，但谈论水患有与现在不符的，有径直说错的，必须分别看待。毗陵县注：“北江在北，向东流入海，就是现在的岷江。”吴县注：“南江在南，向东流入海，就是现在的吴松江，也就是《左传》中的笠泽。”自从《三国志》注：“左慈在曹操座上钓吴松江鲈鱼，才开始有松江的名字【《后汉书·左慈传》：‘曹操说：今天高会缺少吴松江鲈鱼罢了。’吴字读作郡名，所以章怀太子李贤只注‘松江’二字，不连读吴】《陈书·侯瑱传》：‘侯瑱追击侯景并与之战，在吴松江战败，当时已有吴松江的名字，不必等到宋元以后，并且水道与现在相符的，其不相符的则是芜湖县注：‘中江出自西南，向东到阳羡入海，就是现在的荆溪。’大概是指到阳羡流入太湖，由湖流入长江，由长江流入大海，古人多说得宽泛遥远，并非错误。”我曾考察其地形，东坝自从明朝洪武、永乐两番修筑之后，像宣州、歙州、现在广德州西境诸水，全都从芜湖到达长江，不再有一滴流入太湖；只有广德州东境及溧阳、金坛、宜兴诸水，总汇于荆溪，然后向东流入太湖，所以三吴水患少，这难道不是东坝的功劳吗？水流与班固时代完全相反。讨论《景定建康志》：“唐景福三年，杨行密将领台蒙修建鲁阳五堰，当时中江修建堰坝，江流也已经狭窄了。”五堰现在改为二坝，统称为东坝。其实《元和志》当涂县有芜湖水，在县西南八十里，源出县东南的丹阳湖，西北流入长江，水道早就与现在相符，应该是唐元和以前，此地已设置堰坝。才改为西北流入长江，与汉中江水东流到宜兴的不相符。《建康志》所见尚不及此，颇为豁然开朗。至于说错，则石城县注分江水，首受江东至余姚入海，行千二百里。石城废县在今贵池县西七十里，没有这条水。如果真如首受江的说法，余姚却在浙江东岸，又

译中间隔着宣州、歙州的各条河流，怎么能跨越向东经过到达余姚再流入大海呢？郦道元的注释又牵强附会地说江水从石城东边流出，经过吴国，向南成为南江。却不知道班固所说的南江是指吴淞江下游排泄太湖之水的地方，难道会是源头接纳岷江水的吗？两人的说法如同梦话一般，如果两位先生在地下听到，也应当会自己发笑吧。

译又考察，江南有东坝，就如同江北有高堰一样。没有高堰，就等于没有淮河与扬州地区；没有东坝，就等于没有苏州与常州地区。东坝位于高淳县东南六十里处，与溧阳县交界。高淳的父老说，太湖湖底与苏州谯楼的楼顶相平。假如遇到水涨之时，东坝一旦决口，苏州、常州便会沦为鱼鳖出没的水泽。两河议说：高堰距离宝应高出一丈八尺有余，距离高邮高出二丈二尺有余。高宝堤说，兴化、泰州的田地高出约一丈，有的地方高出八九尺有余。距离高堰的高度，相差超过三丈有余。古人修筑高堰，使淮河不向南流而向北流，也是顺应地势加以引导。如果不这样，淮河一旦向南流，凭借这三丈多的地势落差，灌入千里平原，哪里还能有淮南几个郡县，俨然成为都会呢？观察这两段议论，那么东坝与高堰可以废除吗？不可以废除吗？主张废除东坝的人多出自坝上地区的人，甚至追究指责苏轼、单锷的言行；主张废除高堰的人出自泗州的人，甚至担心潘季驯会因毁坏陵墓的罪名获罪，这实在令人痛恨。欧阳修说得好啊：“天下的事没有完全有利而没有害的，只有选择利多害少的去实行。”说的正是这东坝与高堰吧？

又考察，沱、潜这两条水，难以解释的是“潜”，而尤其难以解释的是梁州的“潜”。蔡氏已经用地志中宕渠县、安阳县的两条潜水来解释它。宕渠县是对的，安阳县现在属于兴安州汉阴县。孔颖达的疏已经引用了郑玄的注，这条潜水的尾部流入汉水，源头并不从汉水流出。我认为“鬵谷”是山谷名、水名，因山谷而得名，并非《尔雅》中“水从汉水流出”的意思。郑玄本来不认为这是潜水，错误从小司马（司马贞）引用它来解释《史记》开始，而蔡氏仍然沿用这个说法来解释经书。大体上梁州只有一条潜水罢了。我拿这个问题去询问胡朏明，胡朏明说：“不对，一条在巴郡宕渠县，一条在广汉郡葭萌县。”可惜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没有详细记载。我请胡朏明写出他手写的这篇解释，写成后，我赞叹他是《禹贡》的忠臣，高密（郑玄）的诤友，高兴地急忙记录他的话如下：“《尔雅》说水从江水分出叫沱，从汉水分出叫潜。马融说：‘其中泉水涌出而不流动的叫做潜。’大概潜与沱不同，沱是分流别行的，潜是潜伏流动重新涌出的。《尚书》正义引用郑玄荆州注关于潜的说法，我没有听说过。象类梁州注潜，大概汉水向西从嶓冡山流出，向东南到巴郡江州流入长江，行程二千七百六十里，它的水道与班固的记载没有不同。这是郑玄明确把西县嶓冡山流出的汉水当作潜水。然而嶓冡山流出的乃是西汉水的源头，与《尔雅》‘汉水分出为潜’的意思不合，可疑之处就在这里。现在根据各家的说法，梁州的潜水有两条：一条在巴郡宕渠县，地志记载该县有潜水，向西南流入长江。郦道元说：潜水大概是汉水分支潜流涌出，所以承受这个名称。现在这里有一个大洞穴，潜水流入其中，通向冈山脚下向西南潜流涌出，叫做伏水，有人认为就是古代的潜水。郑玄说：汉水分出为潜，它的洞穴本来很小，水积聚成沼泽，水流与汉水汇合，大禹疏导汉水疏通，就成为西汉水了。所以《尚书》说‘沱潜既道’。郦道元又说：宕渠水就是潜水，从南郑县南面的巴岭流出，叫做北水，向东南流经宕渠县，叫做宕渠水，又向东南流入汉水。现在顺庆府渠县有汉宕渠故城，渠江在县城东面，从巴州小巴岭向西南流经蓬州，又向东南流经营山县进入县界，又向西南流经广安州到重庆府的合州流入嘉陵江，这是第一条。广汉郡葭萌县，郭璞《尔雅》音义中有水从汉中沔阳县向南流到梓潼汉寿进入大洞穴中，通向峒山（疑当作冈山）脚下向西南潜流涌出，一名沔水，旧俗说就是《禹贡》中的潜水。刘澄之的说法相同。汉寿就是原来的葭萌，刘备改名。《括地志》：潜水一名伏水，现在叫龙门水，源头出自绵谷县东面龙门山大石穴下。《元和志》：潜水出自绵谷县龙门山。《尚书》说：‘沱潜既道’，就是这样。山在县城东北八十二里。《寰宇记》：绵谷县龙门山也叫葱岭山。引用《梁州记》说：‘葱岭有石穴，高数十丈，形状像门，俗称为龙门。’现在四川广元县东北的龙门山就是这里。这两条潜水都是从汉水分出潜伏而又涌出，踪迹明显，正好与《尔雅》的意思相符，比郑玄的说法更好。然而看郦道元所引‘汉水分出为潜，水流与汉水汇合’的话，那么郑玄也已经知道象类义，恰好符合《尔雅》。前面所说的‘向西从嶓冡山流出’，难道是他未定的说法吗？又郦道元注桓水一条说：‘葭萌西汉就是郑玄所说的潜水。’那么潜水应当断自广元县北面龙门伏流流入西汉水之处，才开始承受这个名称。而水从西县流出的，不妨自称为嘉陵江的源头。如果一定要追溯上游并称为潜水，而说水从西汉水通到东汉水，那么西汉水导源的地方起初没有潜伏而又涌出的样子，像宕渠、葭萌所说的那样，怎么能依据阚骃荒诞的说法而称它为从汉水流出呢？大禹命名山川，当时这条水有潜水的名称，没有西汉水的名称。后人舍本逐末，相信史书怀疑经书，很少知道西汉水就是潜水的。宋代傅寅《禹贡集解》说西汉水是大禹时所疏导的潜水，大概接近正确，而不知道郑玄已经有这个说法，证据不明确，又怎么能取信于天下后代呢？又考察胡朏明又

译有人告诉我：绵谷现在叫广元县，也是汉代葭萌的地界，隶属于四川保宁府东北，与陕西沔县接壤，龙门山就在其中间。然而这条水汇合西汉水的地方终究没有详细说明。只有广元县旧志记载：“潜水从县北一百三十多里的木寨山流出，流经神宣驿，又向南二十里经过龙洞口，到达朝天驿北面。朝天驿就是古代的筹笔驿，水穿山穴而出，流入嘉陵江。”这话确实有源头和脉络，但所说的水源山不同，非常可疑。然而核实其里程，神宣驿在县城北一百二十里，向南二十里是龙洞口，再向南二十里是朝天驿，距离县城八十里，恰好与龙门山的里程相符。想来木寨山是郭璞所说的沔阳水流经的地方，人们误以为是发源地，而朝天驿的山穴就是龙门山的山穴。郭璞和刘澄之都兼说了南北两个出入口。而《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广元旧志，则只说了南出口。与龙洞口对应的，是龙门穴的北口。朝天驿北面，是龙门穴的南口。按道理推断，应当是这样。果真如此，那么这条水在山下潜行，也不过二十里。又查朏明说：“河水没有伏流，你说了；汉水有伏流，你相信了。”然而有人或许不信，不知道济水、淮水的重源显现，都有根据和证据。其他小水潜流后又涌出的，到处都有，为什么唯独对汉水怀疑呢？只是龙门穴水向西的流向没有详细记载，巴岭渠江北源难以测度，这才不能不怀疑。然而我曾读《沟洫志》：“汉武帝时开凿龙首渠，从征引洛水到商颜山下岸，容易崩塌，于是开凿深井，深的有几十丈，常常设井，井下相通以行水，水顺势流下以切断商颜山，向东到山岭十几里之间，井渠之法从此开始。”大概开凿深井达几十丈，洛水向下注入井中，汇聚地下的水，切断山体而过，向东流出成为渠道，所以称为井渠。我因此领悟地中有水，往往相通，潜流入穴，就像洛水入井一样，只不过一个是天然形成，一个是人力所为罢了。沔水、汉水从龙门、巴岭的东北，经过冈山下，向西南潜出，道理上没有什么奇怪，不能因为眼睛没看到就怀疑它是虚妄的。地理隐蔽，变化没有定规，推究始末，潜流或许有一种长处，难道欺骗我吗？我说：“根据郭景纯的话，这是沔水进入大洞穴又流出的潜水。这一条潜水，根据郦善长的话，是汉水进入大洞穴又流出的潜水。另一条潜水，相距大约五百多里。总之，两条潜水入穴通山向西南潜出，八字完全相同，太奇怪了，太奇怪了。”

译又查考吴草庐曾说，凡是长江、汉水的支流都称为沱和潜，并不局限于一处。因此明代陆氏深说：“如今蜀地山脉连绵不断，凡是位于左边的山都叫岷山，位于右边的山都叫嶓冢山。凡是发源于岷山的河流都叫江，发源于嶓冢山的河流都叫汉。江的支流分流后又汇合的都叫沱，汉的支流分流后又汇合的都叫潜。这恐怕属于方言罢了。”对此我探究其说法却不得要领，于是顺着这个思路来解释。天下的学问中，地理比天文更难，因为天文自古至今不变，而地理历代都有变迁。研究水道的学问比研究山更难，因为山的变迁少，水的变迁则没有定规，这是难中之难。《禹贡》记载的水道在三千九百七十一载之前，却想要与今天的情况相吻合，追溯源头、考察归宿，口头陈述、亲手书写，如果实在无法贯通的地方，就只好留白不写；如果能够贯通的地方，难道可以不用广泛考证、精心思考，汇集成一卷书，以阐明圣人的经纶和造化的功用吗？我向来喜爱六朝时期谢庄将《左传》的经文和传文分开，按照各国立篇，设置木方文图，山川土地各有条理，分开则州县不同，合起来则统归于一。我认为这是绝妙的学问，可惜他的图已经失传。等到读谢庄的诗，其中有云：“山经亟旋览，水牒勌敷寻”，本来就足以说明水学难以言表，难道不令人信服吗？难道不令人惊奇吗？我不禁为之微笑。

又查考，有人说梁州的潜水既然已经知道了，那么荆州的潜水为何直到宋代乾德三年，因为水氏县改为潜随县才著名，如此迟缓呢？这与后魏正始年间设置嶓冢县的事情不类似吗？我说：不完全是这样。魏国黄初二年，吴王孙权在吴地策命说：“远派使者浮于潜水和汉水，兼纳南方纤细的贡品。”这不是从今天的钟祥、潜江、沔阳州一路行进的吗？难道因为郑玄偶尔没有提及就立刻抹杀这条河流吗？我私下认为，今天的芦洑河尾名叫襄河，恐怕也不完全是当年的贡道。为什么呢？南方容易决堤的水，没有比汉水和北方的黄河更甚的了。从襄阳以下，沔阳以上，上游距离发源地已经很远，下游距离入江处也很遥远，众流日益增多，地势更加低洼。汉水泛滥其中，如同溃烂的痈疮，冲决堤岸的事情时常听闻。况且距离大禹已有三千多年，估计当时贡道所说的潜水，也应该像沱水在枝江和华容那样，不止一条道路。我向来喜爱韩恭简邦奇对此的解释：“《禹贡》记载贡道，如同记载两条河流‘浮于淮泗’，并不是说靠近泗水的土地一定要由淮河进入泗水。大概是靠近泗水的就直接浮于泗水，靠近淮水的就从淮河进入泗水。”这就是说荆州靠近汉水的就直接浮于汉水，不必从长江进入汉水；靠近潜水的就直接浮于潜水进入汉水，也不必从长江进入。沱水从华容县流出长江进入沔水，沔水就是汉水，由长江进入沱水，由沱水进入汉水，这是一条路。潜水从汉水流出到潜江县进入长江，由长江进入潜水，由潜水进入汉水，这也是一条路。第九十六

前汉书《河南郡谷城县》注说：“《禹贡》瀍水出潜亭北。”后汉书《河南尹谷城县》说瀍水流出，注引《博物记》说出于潜亭山。到了晋代，谷城县并入河南县，所以瀍水成为河南县所有。作《孔传》的人也说：“瀍水出河南北山。”这难道是身为汉武帝博士的人说的吗？还是出自魏晋之间？魏国已经将两县合并为一县了吗？这是胡朏明教给我的。有人质疑我：“河南怎么知道不是指郡而言呢？”我用上文来证明：“伊水出陆浑山，洛水出上洛山，涧水出渑池山，都是县名。为什么唯独瀍水出而用郡名呢？”这大概与黄子鸿《金城》指县而言相似，都是偏袒伪书的人。胡朏明又说：“渮泽在定陶，而传文说在湖陵；伊水出卢氏，而传文说出陆浑；涧水出新安，而传文说出渑池；横尾山北去淮河二百多里，而传文说淮水经过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传文说衡山是江水所经过的。决不是汉武帝博士具备图籍之言。”至于孟津移到黄河以南，东汉安帝时才开始这样。而传文说在洛水以北，这是我的朋友百诗教给我的。我不敢隐瞒。

查考孔颖达的疏既引用了地理志，说伊水出卢氏熊耳山，洛水出上洛冡领山，瀍水出谷城县潜亭北，涧水出新安县东南流入洛水。又解释说：熊耳山在陆浑县西，冡领山在上洛县境内，渑池在新安县西，谷城潜亭北，北山就是河南境内的北山。地理志详细而传文简略，所依据的略有不同罢了。胡朏明纠正说：查考汉代陆浑、卢氏本是两个县，熊耳山在卢氏县西南五十里，不与陆浑接界，怎么能说陆浑县西的山而说伊水出陆浑山呢？新安、黾池也本是两个县，涧水出新安，谷水出黾池，水流相同而源头不同，现在却说涧水出渑池山，这是把谷水的源头当作涧水的源头了。这不仅简略，而且错误了。至于河南谷城也本是两个县，晋代才开始将谷城并入河南，而传文说瀍水出河南北山，这是西汉时谷城山已经是河南县地了。其精妙如此。

又查考庚午年夏季，在洞庭东山设立书局，编纂《一统志》，有分得福建部分的人来问我：“想要仿照宋代梁克家《三山志》，建置沿革从周代职方有七闽开始，不向上联系《禹贡》，怎么样？”我说：“杜佑《通典》叙述建安、长乐、清源、漳浦、临汀五郡于古扬州

译在禹服疆域之内，未曾见到唐人将福州等地划在禹服之外，《元和郡县图志》也是如此。然而《大明一统志》将福州等八府径直记载为禹贡扬州的疆域，这也并不妥当。只有欧阳修斟酌得精妙，他所撰写的《新唐书·地理志》在淮南道下说“大概是古扬州的疆域”，在江南道下说“大概是古扬州的南境”，在岭南道下也说“大概是古扬州的南境”。“南境”与“域”字颇有区别，值得探讨。江南道管辖有今天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正是《禹贡》中三江、震泽的地方，江州寻阳郡有彭蠡湖，都是当时扬州疆域之内的地方，怎么能将它们另称为南境呢？只有援引这个体例书写在福建一道才合适。福州府说“禹贡扬州的南境”，泉州府说“禹贡〇州的南境”，往下直到漳州府都相同，这样才既不完全等同也不完全分离。大概虽然未明显表现为疆域，但未曾不是〇州长官所管辖的地方，声威教化遍及四海，闽地是东南的海疆。难道唐尧虞舜会将其遗漏吗？

译又查考前一年在京师时，万季野对我说编纂《一统志》，何必涉及人物？人物自有史传等书籍记载，我对他的话颇为惊骇。等到最近阅览《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发现其意图果然不侧重于这一州内的人物，或者人物没有记载，或者仅有姓名籍贯，即使偶尔提及生平，也寥寥数语，不像明代《一统志》那样夸多泛滥，令人厌看。因此我折衷二者之间，不妨列举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项，但只选取其言行与地理有关者，方才采辑。如名宦，蜀守李冰因开凿离堆，避开沫水之害，而被收录；邺令史起因引漳水灌溉邺田，使魏国河内富足，而被收录。列女赵襄子的姐姐，听说丈夫死后，磨簪自杀，代地人以此命名其山，收录于保安州；颜文的妻子侍奉婆婆孝顺，甘泉涌出，齐地人以此命名其河，收录于益都县；梁鸿嫁到吴地，死后葬在要离墓旁，涉及陵墓了，收录为苏州的流寓；雷次宗被征召到京城，在钟山西岩下为他筑馆，涉及古迹了，收录为江宁的流寓。即使是条例规定不收录的仙释，如河上公在河边结庐，汉文帝亲自屈驾前往；梅福改名换姓担任吴市门卒，甚至许杨担任都水掾，为太守兴建鸿郤陂数千顷田地，汝南因此富饶，这些难道能遗漏吗？大概不只看重其人，更看重其地，否则无论何种道德、勋名及文艺，只要与地理无关，一概不得混入。为什么呢？著书自有体例纲要。所以杜君卿说得好：“言说地理的，在于辨别区域，考证沿革，知晓要害，考察风土。”李宪说：“修饰州邦而叙述人物，依据邱墓而征引鬼神。”这是言说地理的通病，至于邱壤山川攻守利害，反而简略而不写。《元和宰相》的话，用于撰述如此。如果张南轩论修志不可不载人物，典刑系于其中，世教补于其中，这是儒生的见解，用来编缀郡邑志是可以的，不是用来论述大一统之书卷帙浩繁的。

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下

<经部,书类,尚书古文疏证>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古文疏证卷七山阳阎若璩撰第九十七

《尔雅》是解释词义的书，特别少被袭用。《大禹谟》“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即唐虞称“载”；《伊训》“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即夏称“岁”；《伊训》“惟元祀”，《太甲》“惟三祀”，商称“祀”也。《泰誓》“惟十有三年春”，《毕命》“惟十有二年”，周称“年”也。我拿现在的文书去质对，反而多有不合。如唐虞纯称“载”，不待论；如果商必称“祀”，为何周公告成王说“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以及“罔或克寿者”，也都称“年”不等。有人说：这大概是用周的“年”来叙述商在位的年数罢了。如果对商臣说，则称“惟十有三祀”；对商民说，则称“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仍然不掩盖其旧称。我说：那么《多方》也有“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不是对商民而言商君吗？为何也称“年”？怀疑“祀”“年”古时通称，不尽像《尔雅》那样拘泥。看周公称高宗“三年”，不说“三祀”，参照《论语》《戴记》都是如此。等到一进入《说命》，便改称“三祀”，也可见其拘拘然以《尔雅》为蓝本，而惟恐有所失误，情见于辞了。

查考《宣和博古图录》商兄癸卣铭文说：惟王九祀，周己酉方彝铭文说：惟王一祀，周也称祀。太甲元祀，只有梅氏书如此，而刘歆真古文仍是元年。商也称年。《尔雅》夏为昊天，《尧典》“钦若昊天”，则是天的总称，不独夏如此。秋为旻天，《多士》“旻天大降丧于殷”，则时惟三月，并非秋天。鸟曰雌雄，兽曰牝牡。《牧誓》“牝鸡无晨”，鸟也未尝不称牝。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皋陶谟》“百兽率舞”，鸟也未尝不称兽。为何今文诂训不尽拘泥《尔雅》呢？古文反而如此，更可以征验其情了。又查考《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本出《国语》。《国语》是“九夷百蛮”，这里改“百”为“八”的，是袭用《礼·明堂位》及《尔雅》的文字。九夷又同《论语》，八蛮又同《周官》，一事且兼数书，其也是自夸其学之博吧？

又查考《左传》宣三年：“王孙满对周说：卜年七百；对商说：载祀六百。”这是商不独通称年，且称载，古人不拘类如此。第九十八。

曾读《文中子》述史篇，太熙之后，述史者几乎被骂了。所以君子没称焉。说：嗟乎！骂史尚且不可，何况经呢？而说真出自圣人之口哉！注说：太熙，晋惠帝即位年此后至《

译《十六国春秋》以及《南史》《北史》中，有“索虏”“岛夷”这样的称呼，如同辱骂一般。拿敌国互相辱骂尚且不可以，何况诸侯对于共同的主君呢？难道这真的出自夏商周三代以前吗？晚出的《泰誓》篇，怀疑的人本来很多，我唯独奇怪其中“古人有言曰”以下，像“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这些词句，当时百姓仇视纣王，固然常常都有，何至于武王深究文辞，将其定为世代的仇敌？树立德行没有比使之滋长更好的，去除疾病没有比彻底根除更好的。〇这是端正的泛泛之语。何至于武王改变其辞为“除恶务本”，加诸于纣王身上？《汤誓》中军队不过说：“你们还要辅助我一人，执行上天的惩罚。”牧野誓师时说：“如今我〇，只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如此罢了，何至于这样？“所以我小子，率领你们众将士，歼灭你们的仇敌。”如果当时百姓也不知道仇视纣王，而武王实际上是教唆他们这样做，唉，这太过分了！当时正值三代交替之际，举动关乎圣人，却忽然出现这种辱骂严厉的话，众人且习以为常。先儒说：“不识圣贤气象”，乃是后世学者的一大弊病。大道之所以不明，其原因就在这里。我每次读到这些，无不深深叹息。

译查考京山郝氏多士解释说：周公对于殷商遗民，从未有过“顽民”的称呼。“顽民”一词见于《孔书》《君陈》《毕命》及序这三篇，但都不属于古书，因此不可信。在文王的《大雅》中称殷商士人为“肤敏”，《酒诰》称他们为“殷献臣”，《洛诰》称他们为“殷献民”，这里称他们为“商王士”“殷多士”，都是尊敬而怜悯他们，周公怎会诋毁他们为顽民呢？我读《梓材》中有“迷民”，《召诰》中有“讐民”，“迷民”“讐民”与“顽民”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说曾对纣王使用过辱骂之辞，则没有这样的事罢了。

又查考墨子引用《大誓》说：“小人见到奸邪巧诈之事，听闻后却不肯说出来。”〇罪过相等，这是古书的言辞，确实无可怀疑。有人听闻后产生怀疑，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与商君的法令“不告发奸邪者杀，告发奸邪者与杀敌同赏”一样了。恐怕武王没有这样的话，我用两条证据来证明：一是《盘庚中》有“不吉利不遵道，颠覆不恭敬，暂遇奸宄，我就割鼻灭绝防备他们，不留后代，不让他们改变种族在这新邑”；二是《酒诰》有“如果有谁告诫说：聚众饮酒，你不要放纵，全部拘捕押解到周，我要杀了他们”。这些所立的法规，难道不比《大誓》更严厉吗？这样别人就无法辩难了。又查考姚际恒立方说：“伏生所传的《尚书》中的誓辞，有《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共五篇。誓辞的体裁，都是向众人宣告以行军政令及赏罚之法为主。宣告左右御马的攻击，以及用命不用命的赏罚，是《甘誓》；宣告不应畏惧这次征役，明确其赏罚，是《汤誓》；宣告称比立之法，步伐之数，是《牧誓》；宣告戎器、牛马、刍粮、期防等诸事，是《费誓》；至于《秦誓》则是因战败而悔过，别是一格。大抵古誓虽然记载当时告众之言，但后人也可以借此了解一代的兵制，难道只是像后世檄文那样丑诋敌国而已吗？其中也有略数敌罪，如《甘誓》说“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汤誓》举桀之时“日曷丧”的话；《牧誓》举受用妇言与崇信多罪者。如今《泰誓》上中下三篇，仅有赏罚两句话，绝口不提军政，只是张目疾首，洗垢索瘢，唯恐不尽。唉！誓辞到了这种地步，尊严扫地了。”又查考顾炎武宁人说：“商朝的德泽深厚啊，一寸土地没有不是它的，一个百姓没有不是它的臣民。武王伐纣，却说‘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说‘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殱乃讐’。何至于此？纣王的恶行，也仅限于他自身，甚至连同他的先世都视为仇敌，难道不是《泰誓》的文章出于魏晋间人的伪撰吗？”回忆我在壬子年冬天会见宁人时，曾问《古文尚书》还当怀疑吗？他说：“不，这大概是我晚年才领悟的。”然而他又骑墙了。见《日知录》。

第九十九

道的行废，系于天命。我认为书的隐没与显现，也有时运，起初并非人的意料所能及。我曾想，纬书萌芽于成帝时，形成于哀帝平帝时，到了东京尤其兴盛。有非议纬书的人，甚至被比作非圣无法，罪至死刑。曾下诏让东平王刘苍校正五经章句，都命令遵从纬书。他撰写礼乐，更不必说。当时能心知其非而力排之的，只有桓谭罢了，只有张衡罢了。纵然有儒宗贾逵，摘取纬书互异三十余事，以难诸言纬者，及条奏皇帝面前，仍复附会图谶，以成其说，自身也因此贵显。其他更可知于此。有人能预料两百年后，其学逐渐衰微？有〇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纬书相涉者，悉焚之。被纠辄死，如隋之代也哉？又料有乞取九经正义，删去纬书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无所驳杂，如欧阳氏之请也哉？又思今天下所庙祀者，莫过汉忠义侯之盛。抑知侯之前，血食盛者，则伍子胥也，项羽也，朱虚侯刘章也。读《风俗通义》，城阳景王祠徧满琅邪、青州六郡及勃海都邑、乡亭、聚落，虽遭禁绝，旋复故。读《明一统志》，仅莒州一处存耳。悬殊如此，岂非鬼神亦关气运祸报，各有时代？古文书二十五篇，出于魏晋，立于元帝，至今日而运已极。中间为桓谭、张衡之非者不少，安知后不更有欧阳氏出，请以删纬书者删此古文，尊正义者尊伏生三十一篇，俾其孤行乎？亦书之运也。吾终望之，维持此运者。

查考有人问纬起哀平，子以为始成帝者何也？我说：张衡言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初亦不省。所谓读班书李寻传，成帝元延中，寻说王根曰：“五经六纬，尊术显士。”则知成帝朝已有纬名，衡言不妄。衡又言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见尤洞然。若庄子孔子翻十二经以说老聃，说庄者谓兼六纬在内，是庄子时有纬，殆非也。

或又

译问：“《隋书·经籍志·谶纬篇》说：‘贾逵等人唯独反对谶纬，这与《后汉书》中记载的贾逵能够依附谶纬文辞相差最远，且地位显贵的人不与之相合，这是为什么呢？’我回答说：‘这大概是《隋书·经籍志》误读了张衡的奏疏。侍中贾逵摘取谶纬中互相矛盾之处三十多件事，那些谈论谶纬的人，都无法解释这些矛盾，《隋志》作者认为贾逵是反对谶纬，却不知道贾逵只是摘取这些矛盾罢了，起初并没有反对谶纬。如果不是这样，贾逵仅仅像郑兴、尹敏那样，官位也不显赫，还指望他在明帝、章帝两朝凭借《左氏传》之学被皇帝嘉奖采纳吗？难道不是依附谶纬图谶之力吗？史书中这类错误谬误的地方，多得无法一一辩驳，这里提及一处，等待世上能触类旁通的人去理解。’又查考：后汉《刘盆子传》记载：‘军中常有齐地巫师鼓舞祭祀城阳景王’，又在郑地以北设立坛场祭祀城阳景王；《耿弇传》注解说：‘临淄小城内有汉景王祠’；《琅邪孝王刘京传》记载：‘京都莒国中有城阳景王祠’，上书请求迁移宫室到开阳以避祸，可见景王祠在东汉初年已经盛行，不仅仅如王劭所说的那样。

译第一百

我从前曾说孔安国的传注不太通晓官制，所以有“三公统领六卿”的说法。现在暂且不论，这两项职务实际上互不相通，却被错误地合并为一。既见于经文，又见于传注的，《周礼》中大驭是中大夫，掌管驾驭玉路车以用于祭祀；戎仆也是中大夫，掌管驾驭戎车；齐仆是下大夫，掌管驾驭金路车以接待宾客；道仆是上士，掌管驾驭象路车以用于早晚宴饮出入；田仆是上士，掌管驾驭田路车以用于田猎和巡视边鄙。这些官职都是驾驭王车，而大驭最为尊贵。又有大仆是下大夫，掌管端正王的服饰位次，出入传达王的重要命令，掌管诸侯的回复与迎送。王出入时，大仆从左侧驾车并在前面开道，他的助手有小臣，掌管王的小命令，告诫辅助王的小礼仪。祭仆掌管接受王的命令以视察祭祀；御仆掌管群吏的迎送以及庶民的回复；〇仆掌管五寝的扫除洒扫之事。这些官职以“仆”为名，却不参与驾驭车马的事务。大仆虽然有“左驭前驱”的文字记载，但他所重视的在于端正服饰位次、出入传达大命，因此他的职责与大驭起初就不相干。晚出的《冏命》篇说：“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〇号施令没有不善美的。”这是近臣参与王的起居命令，似乎与大仆所掌管的与《书序》相合。“命令你做大正，纠正群仆。”又说：“你不要亲近奸邪小人，充当耳目之官。”那么官位高、职务亲近，与王同车，又似乎是大驭的职责，不是大仆所能担当的。难道不是错误地将《周礼》的两个官职记为一个了吗？安国早就自己吐露供招说：“太仆是长官，太御是中大夫。”然而他的错误也有原因。查考汉代《百官公卿表》，太仆是秦代的官职，应劭说：“是周穆王所设置的，大概是太御众仆的长官，是中大夫。”这难道不是经文与传注所依据的来源吗？凡是我驳正古文，都抉摘其所以然的原因，使其没有隐瞒之情。近世儒者说扬雄一生，韩愈也被蒙骗，程子还为之讳言。朱文公出现，才是千里照胆镜，雄为狐妖，无处遁形。这个比喻真是痛快啊。

查考汉代《百官公卿表》说：太仆是秦代官职，掌管车马。以太仆专掌司马之政，大概是从秦代开始的失误。秦代官制多不效法古制，然而官职中有古代卑贱而现在尊贵的，如汉代的尚书令；有古代尊贵而现在卑贱的，如汉代的校尉；有名义在内而实际在外的，如侍中、给事中；有名义为武职而实际为文官的，如太尉、大司马。这也是古今沿革变迁的常理，不足为奇。唯独奇怪的是，在周穆王时代作书，任命他的臣子为太仆，不遵循周代官制，旁侵大驭的职责，掌管如同秦制，完全失去了本色。

有人说古文书多出自《汉书》，遵循如绳尺般严格，没有人敢稍有差错，你能一一穷究其来源，对于《汉书》也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了。我说这有什么值得说的？记得宋代曾有两件事：韩魏公在英宗初年，屡次以危言触动光献太后，一天帘下忽然问汉代昌邑王的事如何？韩魏公立即回答说：“汉代有两个昌邑王，不知道您问的是哪一个？”太后的话便堵塞了。查考《五子传》，李夫人所生的儿子名叫髆，起初封为昌邑王，贺是嗣立者，国家随即被废除，所以汉代实际上有两个昌邑王，韩魏公大概是援引此来回答。如果不认识，他的意思明显是为了保全国家体统，而暗中消除母后的邪心，谁说宰相不可以不用读书人呢？苏辙在绍圣初年上疏谏阻父亲作子救，哪个时代没有呢？并且涉及汉昭帝改变武帝法度的事，哲宗大怒说：“怎么能用汉武帝比附先帝？”苏辙下殿待罪，没有人敢救。范忠宣从容地说：“武帝雄才大略，史书没有贬辞，苏辙用来比附先帝并不是诽谤。”皇帝稍微平息了怒气。查考《武帝纪》赞曰：“像武帝那样的雄才大略，如果不改变文景的恭俭，救济百姓，即使是《诗》《书》所称道的，又能增加什么呢？”大概是班固使用了防辞，并非贬辞，其体例分析精微如此。像这两位公卿，大概可以称为汉圣。那刘深父对客能背诵“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宁前及设为屏风，张某所等语，没有一字差错，这只是经生的技艺罢了。

又查考我从前曾说作古文的人生于错解未正之日，所以书也随之而误。现在又得到一件事，是怵〇。只有厉頴达疏，厉训危也，即《易》称夕惕若厉的意义。我认为乾卦九三，君子终日干干为一句，夕惕若为一句，厉无咎为一句，证以下文，说虽然危险但没有灾祸，更加验证句读断宜如此。三代以上的人必定不会误读厉联上若，王辅嗣辈可知。岂料周穆王时以辅嗣为本而摹脱之乎？其出魏晋间可知。有人说错误果然自王辅嗣辈吗？我说张竦为陈崇草奏说：“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淮南子·人间训》说：“终日干干，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错误已见于此。又查魏禧冰叔著《革奄宦防》说：“夏商以前不闻奄人之名，至周而著。”我曾寄语他说：“《文王世子》问内竖之御者说：‘内竖不是奄人吗？’《周礼》不明言其倍寺人之数吗？”王季当商之季，固先周而见于经，因忆张九成廷对防‘阉寺闻名国之不祥也’。尧舜阉寺不闻于典谟，三王阉寺不闻于誓诰。竖刁闻于齐而齐乱，伊戾闻于宋而宋危，亦只是好议论。其实

译《立政篇》中“左右携仆”一句，孔颖达的疏解说：“左右是携带器物的仆从，像内小臣、寺人等百官。”蔡邕的传注说：“像内司服这一类。”《周礼》中内司服一职由奄人担任，但当时在周文王、周武王的朝廷上，都是常德的吉士，没有凶恶不正之徒混杂其间，哪里会有什么不祥呢？又想起《后汉书·宦者传序》中说：“《易经》说天垂示象数，圣人效法它。宦者四星在皇位的旁边，所以《周礼》设置官职也完备其数目。”这个数目正好指内小臣以下共四项，连同阍人在内。虽然略有小误，但足以证明内竖并非士人，从而纠正郑玄注疏的错误。写一篇序言，从圣人仰观天象说起，何等源远流长。近代的文士询问夏商的情况，尚且茫然无知，对此怎能不搁笔叹息呢？有人说：“苗族百姓继承蚩尤制定肉刑，才有受过刑的人来充当阉宦。不知道蚩尤之前该怎么办？”我说：“奄是指精气闭藏的人，人本来就有天生如此的情况。以四海之广，亿兆之众，难道没有天生就是奄人的若干人吗？让他们出入天子的禁门，传达天子的命令罢了！”栾巴生于东汉，尚且在掖庭供职，其祖先的情况可知。考察天官所属的奄人有四十四人，地官有十二人，春官有八人，总共六十四人。成周号称百官完备，庶务繁多，仅如此而已，何况上古时代，其使用更少，取之于天生的人就足够了，又何必等待人自己陷入罪过之后，我们才对他施以刑罚，再取而用之以供我们的职役呢？《灵枢经》中黄帝、岐伯以及宦者无须，然而这本书出自战国末期。

译又查《革奄宦防》说：周朝尚且用罪犯来服役，秦汉以后，就全是平民了。我认为，不论李延年因犯法受腐刑，才在狗监中任职；石显、石恭都年少时因犯法受腐刑，才担任中黄门。汉朝时腐刑尚存，平民没有自行阉割以求被任用的。即使司马迁担任中书令，地位尊贵受宠信，也是因李陵之事获罪。获罪后送入蚕室，才能担任此职。大概原名尚书令，武帝在后庭游宴，才改为今名。过去由士人担任，皇帝改用宦官来掌管机密事务。这样司马迁担任中书令，已不再列入士人一类，只是供职于殿省，成为银珰、左貂之流罢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耻辱的呢！所以我常常感慨呜咽，不能自持。记得东海公编撰《古文渊鉴》，问我《报任安书》是否可以入选？我说：这关系重大。文字风格接近袁继咸，他在后面题词说：“凭借绝代良史的才华，宁愿自处卑贱屈辱，以杜绝宦官擅权用人的渐弊。他为天下万世考虑，尤其深远。”可称得上是司马迁的知己，并将此语附在书后，以便彻夜阅览，也可以当作谏书。东海公说：好。

又查《立政篇》：“庶常吉士”，又说：“其惟吉士。”召公告诫他的君主，也吟咏“蔼蔼王多吉士，蔼蔼王多吉人。”周朝用人的法则，只在于“吉”。《冏命》沿袭其语说：“其惟吉士。”憸人，是吉士的反面。虞廷所说的“凶人”，《立政篇》：“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又说：“其勿以憸人。”《冏命》也说：“尔无昵于憸人。”其沿袭采用之处，不必多问。又查孔颖达疏：“府史以下官员由长官自行征辟，命士以上都应由君主亲自选拔。”如今《命太仆》谨慎选拔其僚属，君主所用皆由臣下推荐，臣下推举拟定的合适人选，然后才任用。这虽然是伪古文，但曲折解释得通，还知道有《周官》的典制在，不像蔡氏竟然说成周时凡为官长都能自行举荐其属员，不只是征辟府史胥徒而已，这是错误的。蔡氏凡是征引及故实处，不是简略就是错误，儒者的无用竟至于此。

又查唐永淳元年，魏知古同上言选举法说：“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命令说‘慎简乃僚’，这是自行选择下级官吏的话。太仆正只是中大夫，尚且将僚属委任给他，那么三公九卿可知。所以太宰、内史都掌管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分别掌管兴贤诏事，是分担群司而统辖于数职。君主命令其大者，而自行选择其小者。竟然以伪古文为真《周官》制度，不知道爵禄予夺、生杀废置这八项，都是君主驾驭臣下的大权，冡宰不敢专断，报告君主来施行而已。至于内史只掌管其副贰，考核其当否，以将顺匡救，与征辟僚属无关；而司徒所掌管的兴贤，是指宾兴；司马所掌管的诏事，是指以能，都与征辟属员无关。我不知道魏知古所读的是什么《周礼》？莫非以汉代诸侯能自行设置四百石以下官吏，州郡掾史、从事都任由牧守，就推测成周也当然如此吗？错了。”又查《宋史·儒林传》：朱子对蔡元定说：“人读易书难，子读难书易。”大概是说颖悟。我曾想移用这两句话评论《尚书》今文所谓难书，古文直是易书罢了。人在二十五篇的抄袭讹谬处，都不知道辨析，不是读易书难吗？对于三十一篇，朱子也不果断句读，人们且习以为孔、蔡二传为固然，不敢纠正，不是读难书转易吗？听者多为之笑。这里因为《冏命》属于二十五篇之终，所以附在其下。

又查姚际恒立方说：周本纪王道衰微，穆王哀悯文武之道缺失，于是命令伯臩申诫太仆国之政，作臩命。复宁纪说太仆国之政，不是太仆正；命令伯臩申诫之，不是命令伯冏为太仆正。与书序绝不相符。我说：你难道知道所以不相符的原因吗？大概逸书十六篇原有冏命，太史公亲受之，知其义如此，所以改却书序之文，载入本纪。若魏晋间无由目睹逸书，但止依傍书序为说，而不顾与史背驰，真古文伪古文，于此又见一斑。

第一百一

郑夹漈说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我也说今文明则古文如指诸掌，其相关合尤其在金縢、蔡仲之命二篇。金縢为千载来儒者聚讼，今亦渐次涣释，独难处则“罪人斯得”一语，以为知流言出管蔡，谓之罪人邪？何不立归公？且鸱鸮诗既取“我子”分明，管蔡已防于死，公痛其兄之词如此。上文“辟将”又作“刑居东”，又作“东征”。近读郝氏敬辨解云：“其居东二年，何也？王疑久未释也。”则“罪人斯得”谓管叔始伏辜也。公初至东，管叔谋阻而不肯改步，明年将以殷叛，成王觉，使人执而杀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即管叔也，不曰讨而曰得，不用师以

译这是计谋得逞了。谁得到了这个计谋？是成王和两位公爵得到了。周公不知道吗？回答说不知道。周公住在东方，管叔叛乱，成王怀疑周公与管叔同党，所以逮捕管叔一定不让周公知道，周公知道了也不敢为管叔求情，进不能向成王表白，退不能向兄长解释，管叔因此突然被杀，周公因此内心沉痛，不能在事后伸出一臂之力。周公知道了才作《鸱鸮》这首诗送给成王。《鸱鸮》见于《豳风》，然而史书不称管叔，称“罪人”，为什么呢？因为叛乱所以称“罪人”。孟子说：“管叔凭借殷商之地背叛朝廷，凭借叛乱杀死罪人，不是凭借流言杀死管叔的。”怎么知道的呢？从成王没有醒悟知道。怎么知道成王没有醒悟？得到《鸱鸮》这首诗还不悔改，想要责备周公却不敢罢了。如果成王因为流言杀死管叔，自知周公无罪，何必等到风雨开启金縢之匮然后才醒悟呢？正因为成王没有醒悟，所以杀死管叔不是因为流言，而是因为叛乱。以叛乱为罪，那么以流言为忠；以叛乱为罪，知道管叔应当讨伐；以流言为忠，不体察周公的无辜，成王被谗言蒙蔽得太严重了。大概流言起初不知道从哪里兴起，周公知道了却不说话。等到周公住在东方很久，管叔已经因为叛乱被杀，而成王仍然没有醒悟流言就是管叔制造的，派元宰安抚在外的人，所以史臣在周公住在东方的那一年记载“罪人斯得”，以纠正管叔的罪，以舒展周公的冤屈，就是《诗经》所说“谋欲谮言，岂不尔受，既其女迁”的意思。世俗的儒生不通达，错误地认为周公因为流言杀死了管叔。唉！古人立木求取诽谤，听到诽谤就改变脸色，即使不是圣人，何况口舌风闻杀死兄长来自我表白，看待管叔所做的贤与不肖之间的差距，不能以寸来衡量。有人说：凭什么知道不是周公杀的呢？得到了吗？回答说：周公得到了，必定凭借军队。这是世俗儒生所说的东征。当时成王正因为流言怀疑周公，周公想要出兵，就必定请求；请求了成王必定不听从；不请求，独自行动，那么成王更加怀疑。人们认为对自己不利，却又专断兴起军队，这是救火却增加柴薪。所以当时听到诽谤不辩解，就自己引退避位，处在忧患中而顺势行使权变，不是圣人不能做到，哪有仓促东征的事情呢？东征的说法，来自汉代儒生的误解。我之弗辟，是刑法的辟。《孔书》承袭讹误伪撰，蔡仲之命，说周公因为流言导致刑罚，管叔囚禁蔡叔。这种说法缘饰于《春秋传》。卫祝佗说：“管叔蔡叔开启商人的怨恨离间王室，成王杀死管叔蔡叔，用车七乘，步兵七十人。”他的儿子蔡仲改过自新遵循道德，周公举荐他为自己的卿士，让他朝见成王并任命他治理蔡国。这话说成王杀死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给他的儿子，始末非常明白。杜元凯解释他说：“周公凭借成王的命令杀死他，将作为周公杀死兄长的过错，却不知道周公本来没有杀死兄长。”依据《孔书》说是为管叔施行刑罚，却不知道《孔书》是后人伪增的。《诗经》咏唱《东山》《破斧》《缺斨》，这是东征。在成王悔悟迎接周公回来的第二年，不是住在东方的第二年。是为了讨伐武庚禄父，不是讨伐管叔；是为了黜退商命，不是因为流言。这时罪人已经得到，管叔已经死了。序说将黜退殷商，作《大诰》，已经黜退殷商杀死武庚，这是对的。所以《尚书》《大诰》在《金縢》之后，《诗经》《东山》在《鸱鸮》之后，编排次序正相同。世俗儒生错误地认为住在东方就是东征，不思考书记载住在东方二年，《诗经》咏唱东征三年。又认为《大诰》是讨伐管叔，现在《大诰》在哪里？曾经一个字提到管蔡吗？暧昧的片语，损害盛德，而擅自兴起军队，甘心同气兄弟的恶，不过防墙而羽檄星驰，播告四方，难道是圣人所为吗？何况在诽谤之初，既不连累兄长自我表白，避位之后，又怎肯因为诽谤杀死兄长？学者穷究经义，这是何等事，可以不辨吗？已经厚诬周公了。于是诡称大义防止亲人，援引商汤周武放逐杀人为解释。商汤周武放逐杀人，没有地方可避，周公一避而心迹昭然。夏桀商纣辜负天下，天下抛弃他们，兄长虽然辜负弟弟，弟弟难道抛弃兄长吗？《常棣》一首歌，千古含凄；《七月》《鸱鸮》，都是为伤兄所作；《大诰》《康诰》垂泣而语，《无逸》告诫诳张乱杀，《立政》教导敬重你的由狱。《诗经》说：“防思泣血，无言不疾。”周公大概终身没有忘记管叔的死。难道他既杀死兄长而呻吟痛悼到这种极点吗？孟子的书。最为接近古代。陈贾问孟子说：“周公让管叔监视殷商，管叔凭借殷商叛乱，有这事吗？”孟子说：“有。”陈贾说：“知道而让他，是不仁；不知道而让他，是不智。”孟子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兄长，周公的过错不也适宜吗？”都说周公失于让兄长。如果更有杀死兄长的事，陈贾巧言诋毁，难道不尽言吗？而孟子又怎会直以误使为过？不知道误使尚且为过，何况杀死他，岂止过而已呢？所以我曾经私下庆幸周公所以得以免于杀死兄长，成王两位公爵所以能取罪人如反掌的，正唯因为周公住在东方这一行罢了。假如周公听到诽谤不早避，避了不立即去东方，管叔的叛乱何待二年？早晚率领纣的儿子挺戈西向，周公在这个时候想避不及，想不参与杀死管叔不可得了。唯其闻言即去，不利之谤自解，去而居东，反侧之谋坐销，是以管

译叔父叛乱，迟至两年之后。东方局势，全因周公长期驻守东方而得以安定；周公在外，两位国君在内，叛乱者束手就擒，国家安然无恙，而周公也因此免于陷入兄弟相残的境地。这种应对变故的精妙周密，处理机密事务的权衡得当，岂是寻常思虑所能达到的？当时人们怀疑周公杀害兄长，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曾观察，虞舜爱护弟弟，周公爱护兄长，这一点是相同的。舜难道愿意不拥有天下，而让弟弟灭亡吗？周公难道愿意不担任冢宰，而让兄长灭亡吗？他们的志向是相同的。然而，舜身为君主，力量足以委曲周全；而周公身为臣子，形势无法同时庇护双方。家庭内部的变故，舜比周公幸运，且遇到了君主的信任，周公不如舜。舜最终能够包容弟弟，而周公最终不能挽救兄长。古今际遇，有幸与不幸啊！世俗儒生又有怀疑《金縢》篇不是古书的。唉！如果没有《金縢》篇，周公的冤屈就不能在后世昭雪了。其中说：“我不躲避惩罚，就无法向先王交代。”传写圣人内心的痕迹，跨越世代如同亲眼所见。又说：“周公驻守东方两年，那么罪人就被抓获了。”立言有法度，记载时间、记载事件，可以验证、可以相信，成为千古以来评判周公的公案。后人得以据此折服那些好事者的口舌，作史的功劳，在这里是最大的。世俗儒生不察，认为《蔡仲之命》是凭空捏造，却认为《金縢》篇可疑。我常嘲笑千古以来读书人少，这并非虚妄之语。

译校勘认为“辟”应读作“避”。《太史公书》（即《史记》）也是如此。王肃才开始解释为刑法。汉代的儒者应当是魏代的儒者。他们将《康诰》视为成王时期的文献，《书序》以及《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都是如此。蔡氏依据经文考证辨析，将其归属于武王，这很正确。郝氏一定要改变这种说法，难道不是把旧说当作翻新的地方吗？我曾经喜爱黄楚望对经书的注解，对于先儒旧说中可取之处，他恭敬地尊奉相信，不敢轻易发表主观臆断来评判是非。尹和靖说：“解释经书如果想要新奇，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朱子读到这话甚至汗流浃背。我将这两种说法合并起来告诉郝氏。

又校勘认为，读《金縢》篇，“信王翼日乃瘳”一句，人死后可以请求代替免除，这就更加相信周家掌握了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方法。不然，怎么能超过它的历数呢？读《文王世子》中“不信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一句，圣人难道能把寿命赐给儿子吗？所以也不可信。武王九十三岁去世，如同金仁山所辨析的那样。有人问：“仁山依据《竹书纪年》，认为武王享年五十四岁，这也可以相信吗？”回答说：“不可以。”《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刚得到天下时，告诉周公旦说：“天下享用殷商的福泽，从殷未出生到现在六十年，后来武王享有天下七年，那么他去世时的年龄将近六十六岁。怎么会是五十四岁呢？而且必定是六十六岁，出生应当在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己卯年，拥有天下六十岁，所以说武王晚年才接受天命。不然，如果是五十四岁，拥有天下才四十八年，与文王接受天命的年份相同，处于中年，怎么能称为老呢？”

又校勘认为，郝氏自称对《金縢》的解释，是古人所没有通达的，我相信之余，也认为仁山对《梓材》的解释，是古人所没有的，可惜稍有未尽之处。大概因为《康诰》篇首错简四十八字，苏子瞻想要移到《洛诰》篇首，朱子赞同他，蔡传跟随他，而仁山则认为《洛诰》是告诉占卜、往返成王、周公留后的文字，与咸勤治理的事情不合，不能放在篇首，非常确切。《梓材》这一篇，吴才老断定从“王其效邦君”以下作为营建洛邑的文字，朱子赞同他，蔡传又颇不以为然，而仁山则认为它前章都是周公咸勤的意思，后章则是洪大治理的言辞，正好适合用《康诰》的序言冠于《梓材》成为一篇，只是衍生了“王”字、“封”字、“仍曰”字而已，非常确切。他没有说尽的是，认为《召诰》三月甲子，周公于是早晨用文书命令庶殷、侯、甸、男、邦伯，那命令庶殷的文书，就是《多士》篇，序言所谓“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说的就是这个；那命令侯、甸、男、邦伯的文书，就是这篇《梓材》，它的序言，就是《康诰》的序言所谓“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说的。我考证甲子是月的二十一日，哉生魄是月的十六日，哉生魄在前，甲子在后，怎么能合并于同一时间？又怎么能因为“哉生魄”三字不合就擅自删去呢？我私下认为这一年三月甲辰初一，乙卯周公刚到洛邑，丁巳在郊外用牲祭祀，戊午在新邑社祭，祭告事情完毕，第二天己未望日，才大兴斧斤版筑之事，侯、甸、男、邦、卫都在，周公于是作《大诰》。又过了五天甲子，周公用文书命令庶殷、侯、甸、男、邦伯。所以前面的序言详细，后面的序言简略，也可以大概看出。有人说：“命令庶殷、侯、甸、男、邦伯，必须连读吗？”回答说：“是的，侯、甸、男、邦伯，周朝有九服，这里占其三，是从庶殷的角度来说的。侯、甸、男、邦、采、卫，于是有九服的五种，这是从四方来说的。服有广狭，那么当时徒众有多寡，各自承担其事。而且仔细玩味《召诰》这一篇，似乎专门针对庶殷，一说是‘以庶殷攻位’，二说是‘用书命庶殷’，三说是‘庶殷丕作’，即使下面召公旅王若公也是以诰告庶殷为词，起初没有涉及其他诸侯，所以虽然在望日兴役，大诰尔邦君，也不见于《召诰》的序言。其书法严谨如此。仁山说这个，庶几再见古书的旧貌。我嘉许他有大的复古之功，而缺少案文切理的实质，所以订正它，以等待后来的君子。”

又校勘认为，蔡传计算《金縢》篇首尾共七年，不对。克商二年，岁在庚辰，后五年乙酉，武王去世，第二年成王纪元，周公避居东边，共二年，罪人刚开始得到秋天大丰收，就系在这二年中。只有仁山以“于后”二字，认为诗应当作于二年之后，秋大丰收乃是成王三年戊子，尤其符合。大概这本书首尾共九年。总计，《召诰》、《洛诰》合一年，《禹贡》十三年，今文《尧典》一百五十二年。按月计算，《召诰》起二月，止三月；《洛诰》起三月，止十二月。古《武成》起一月，止四月。按日计算，《顾命》十一日，始四月癸亥，止癸酉；《召诰》三十五日，始二月庚寅，止三月甲子；《洛诰》三百一十四日，始三月乙卯，中间闰九月，止十二月戊辰；《武成》一百四十四日，始一月壬辰，中间闰二月，止四月乙卯。其他书则没有出一日的。

又校勘认为，蔡传说：“我不避，那么在义理上有所不尽，无法向地下的先王报告。”果真如此，周公也是失言。三后在天，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召诰》篇：“兹殷多先哲王在

译天。」《周书·祭公》不豫时说：「我身体还在，我的魂魄已在天上。」这是昭王所在之处。李泌对唐德宗说：「我如果苟且迎合以求取容悦，有何面目在天上见肃宗、代宗？」这是君前称谓得体的地方，就像王陵让陈平、绛侯，有何面目在地下见高帝？田延年责备霍光：「有何面目在地下见先帝？」北齐明帝临终时口授诏书：「我得以全尸，在地下追随先帝。」苏子瞻代张方平写的谏用兵书：「我也将年老而死，在地下见先帝。」这与蔡传的失误相同。

译又查吴文正公为董鼎作序，极力诋毁蔡沈的《书传》，说《金縢》篇中“弗辟”一词，蔡沈遵循郑玄的注解，这已经与朱熹《诗集传》和《文集》中的说法不相同了。然而蔡沈在解释《诗经·鸱鸮》时，却说“破巢取卵”是比喻管叔、蔡叔及王室在武庚失败后的情形，这又与《诗集传》相同，却与上文“避居东都”的说法相矛盾。同一简册之内，前后自相矛盾，这是为什么呢？蔡说虽然确切，但仍然沿袭孔安国传中“辟”字的含义，我不认为这是对的。

第一百二【缺】

第一百三

十六个字，我已经考证了它们的出处，并非真正的舜语。仔细玩味尧说：“咨尔舜”这一节，又觉得“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是伪作者插入在“敬修其可愿”之下的，作为舜误记尧的话。为什么呢？“四海困穷”自然不能像汉注那样解释为“好”，“天禄永终”也不能像朱注那样解释为“不好”。因为“允执其中”是一句话一个意思。“四海困穷”是要求他俯身体恤百姓的困苦，“天禄永终”则是要求他仰承上天的福泽。这也如同《洪范》中的“考终命”、《大雅》中的“高朗令终”一样。班彪著《王命论》，说“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王嘉传》说：“乱国亡躯，不终其禄。”《薛宣朱博传》叙述“位过厥任，鲜终其禄”，“不终鲜终，正属于不祥”。魏晋间的人似乎认为这两句是连贯的，所以在上文先作警戒之辞说：“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下面接着尧的话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如果认为这是极言安危存亡的警戒，却不知道这与原意相违背。假如古文真的是舜在六十一载前接受尧的命令时解释得像那样，而在六十一载后叙述尧命令禹时解释又像这样，也是奇怪又可笑的。

查前编记载，他的老师王文宪公柏说：“让位于德，不继承下位，没有再次命令的言辞，禅位之际，也没有叮咛告诫的话，为什么呢？”大概《论语·尧曰》篇首的二十四字，是《二典》的脱文。我非常赞赏这个观点，但说这是脱文，也不是必须的。尧告诫舜，却应该在这个时候。

又查汉武帝立齐王刘闳为太子，策命说：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汉献帝禅位给魏，册命说：允执其中，天禄永终。魏派郑冲奉策，晋王说：允执其中，天禄永终。都删去了“四海困穷”一句以连接上下文。隽不疑对暴胜之说：树功名，永终天禄。汉灵帝立皇后，诏书说：无替朕命，永终天禄。孙权告天文说：左右有吴，永终天禄。倒置的意义，尤其明显。今文《召诰》篇：“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遐”是“远”的意思，“远终”虽然指殷已灭亡，但不能用“绝”字来解释“终”，用“绝”解释“终”，是蔡传和朱熹所不安心的地方。

又查《贾谊新书》记载帝尧说：“我存心于先古，加意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所以一个百姓饥饿，就说‘这是我让他饥饿的’；一个百姓寒冷，就说‘这是我让他寒冷的’；一个百姓有罪，就说‘这是我陷害他的’。”《庄子》中舜问尧说：“天王用心如何？”尧说：“我不傲视无告之人，不废弃穷困之民。对死者嘉奖，对孺子哀怜，对妇人同情，这就是我用心所在。”由此看来，那么在禅位给虞舜的那一天，他看待四海为困穷，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又查《论语》“孝乎惟孝，天禄永终”等，朱熹一律以二十五篇为依据，更改其句读，效法其语意，反而认为以前的本子未定，等待这个而定，竟然没有觉悟晚出者之非。杨慎有言：“儒者通病是信今而疑古，《春秋》三传的祖本，反而用三传怀疑《春秋》；《孟子》班爵禄章，是《王制》的祖本，反而用汉文帝令、博士诸生所作来怀疑《孟子》；此章不与相合；《诗》《楚辞》音韵的祖本，反而用沈约韵来改《诗》《楚辞》古音，以使之相合，谬误已极。”我私下认为，笃信晚出书的人，与这有什么不同呢？

又查“永终”不能解释为“绝”，也就像“郁陶”不能解释为“忧”一样。《金縢》“惟永终是图”。《周易·归妹》象辞“君子以永终知敝”。《诗·周颂》“以永终誉”。《汉元帝纪》诏书说：“不得永终性命，朕甚闵焉。”《韦贤传》匡衡说：“其道应天，故福禄永终。”《外戚传》班倢伃赋说：“共洒扫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孙权传》文帝策命说：“以劢相我国家，永终尔显烈。”又孙权诏渊说：“相我国家，永终尔休。”《虞翻传》子汜说：“非所以永终忠孝，显名后世，皆无绝也。”的解释，为什么唯独到了《论语》就这样说呢？向来认为训诂之学到宋朱熹而失误，本来不是没有证据，应当再加以考证。四子书中有依据古注修入而未及改正的，有自己以意解释而不查考字书的，有古注应当保留的，有缺略的，以及错误的，有注如此已足够，不必赘述的，有彼善于此的，有未归于

译第一点。凡是字义并非正统解释，只能说是“犹”字用来比拟它。如果已经确定了正确的解释，何必为此而编撰集注？其中蹈袭此弊、多得不胜枚举的情况，难道还少吗？有人说：集注是朱子生平最重要的解释，它的错误也会像这样吗？我说：这不过是小的失误。比如《诗经》中的“不竞不絿”，《毛传》说“絿，急也”，《说文》和《左传》杜预注也都相同。《广韵》说“絿，急”，引用集注却说是“絿，缓也”。又如“宵尔索绹”，《尔雅》说“绹，绞也”，意思是夜晚绞制绳索。《广韵》说“绹，纠绞绳索”，这与朱子在《孟子》注中的说法一致，为何集注却说“索，绞也”，“绹”是绳索，文义相悖，至此罪过无法掩盖。《说文》说“辠，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忧。”秦朝因为“辠”字像“皇”字，改为“罪”。却不知道“罪”本义是捕鱼用的网。凡是秦朝以前的书籍中，“罪罟”即“网罟”，字面意思为何集注说“刑罪为之网罟”？这难道称得上是认识这个字的人吗？有人说：朱子远本《毛传》，近引苏氏，这在朱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我说：“绵蛮黄鸟”，虽然朱子之前长乐刘氏训“绵蛮”为鸟声，终究应当遵从《毛传》“绵蛮，小鸟貌”。《韩诗》薛君章句说“绵蛮，文貌”才是对的。“白鸟翯翯”，虽然朱子之前有五臣《文选》注说“防防，白貌”，终究应当遵从《毛传》“翯翯，肥泽也”。《说文》说“鸟白肥泽”，《字林》说“鸟白肥泽曰翯”才是对的。固然不能因为偶然有一种说法，就废弃历来相传的训诂。有人说：您对朱子的学问向来推崇，受其恩惠无穷，为何这样诋毁他？我说：不敢诋毁。就以孟子为例，他所著的七篇书中，也有注海、注江，违背地势，忽然举起百钧重物，人情难以推究，这是行文的失误。何曾因此贬低贤人？孟子既然如此，朱子更可想而知。有人说：您从事科举学业，遵循集注，不敢有丝毫差错，为何独自著书却不这样？我说：现在使用的，我遵从周礼。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经生家遵循注疏的说法。如果我们这类人穷究圣人经典，自然应当广泛考证，精心选择，不必拘泥于一位先生的言论。那么就有“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等法度，在圣人当时，大概也是并行不悖的。况且即使轻率议论先儒，罪过较小；曲意顺从先儒，致使圣贤的防微杜渐之道最终不能昭明于天下后世，罪过较大。我私下里只承担较小的罪过罢了。朱子曾经说：一部《论语》，到老也解释不尽，因此在临终前三天，亲手修改《诚意》章的注，又常常想要重新整理《易本义》。难道不是力求对圣贤无憾，而不认为自己已经足够了吗？后来的学者，仍然苦于用科举的眼光来研究经典。朱子若有灵，恐怕未必真的认为这是知言吧。

译又查顾氏音学，将古音分为十部。第二部把去声的十九代、入声的二十四职、二十五德通为一类。我因此领悟《孟子》中“放勋曰节”等句也都押韵和谐。为什么呢？来与徕同在代韵，直翼在职韵，得德在德韵。加上前面的躬、中、穷、终同属一东韵。为何尧随口说话就如此和谐，谐声之说也是一件奇异的事。

又查古代经典残缺不全，见于其他书籍且可信的，没有超过《论语》中“咨尔舜”等二十二字，《孟子》中“劳之来之”等二十二字，这两处都没有被古文所袭用，因为无处拼凑，所以《大禹谟》一使用“天之历数在尔躬”等句，韵脚就不贯通，意义也相左，其破绽立刻显现。其次是《禹贡》中“至于大伾之下，北过洚水之上”，太史公补出三十字说：“于是禹认为黄河发源的地方地势高，水流湍急凶悍，难以在平地上通行，屡次决口失败，于是劈开两条渠道来引导河水。这两条渠道，一条出自贝邱，一条是漯川。”西汉末年才开始并行漯川，在太史公时代，宣房已经堵塞，河道向北行，两条渠道恢复了禹的旧迹，太史公背负柴草跟随考察，得以亲眼目睹，所以记载在《河渠书》中。“礼制失传就向民间寻求，官职失传就向边远地区学习”，难道不是真的吗！

又查，以前曾说伪造书籍多迎合当时的风尚。这本书出自魏晋之间，稍早之前，《三国志》记载明帝诏书说：“山阳公深知天命永终的运势，禅位给文皇帝。”又说：“山阳公过去知道天命永终在自己身上，深观历数长久在圣躬。”陈留王奂咸熙二年十二月壬戌，“天命永终，历数在晋，下诏禅位给晋嗣王。”这时“终”字解释为完毕、尽，与《大禹谟》的解释相同。大概人的解释有恪守师说的，如《王基传》中散骑常侍王肃注解各种经传，以及论定朝仪，更改郑玄旧说，而王基依据郑玄义理，常与之抗衡。王基是郑康成的门人。有一时风尚不谋而合说法相同的，如《李譔传》中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大夏侯指归》，都依据贾逵、马融，不同于郑玄，与王氏截然不同，起初不见其所述，但意旨归向多相同。李譔是蜀地儒生，结合“大兵一放，玉石俱碎”等语，更加验证书出自魏晋之间，即是魏晋之间人的手笔罢了。

第一百四

我先前认为司马迁接受逸书二十四篇，其中有《胤征》，见其文字与书小序无异，所以认为序可信，载入《夏本纪》。现在且见《五子之歌》序也是如此。序说：“太康失去国家，这一定是太康沉溺音乐纵欲，羿凭借强大的诸侯取代夏朝政权，于是防备其宗庙社稷。”又说：“兄弟五人在洛水北岸等待，作五子之歌。”这一定是仲康等人因羿实际逼迫，相率出逃，在洛水北岸等待作歌叙述怨恨，一定不是太康因长期打猎失去国家，又一定不是兄弟五人全都跟随打猎，并且奉养白发苍苍的母亲同行。冯景山公写信来说：“最近读《五子之歌》，到‘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插入这句冗长的话，实在不可理解。况且即使太康外出打猎，与他母亲有什么关系？妇人无外事，迎送不出门，这是礼制，岂能跟随儿子游玩？又岂能厥弟五人预知后羿将在黄河拦截，于是早早驾驭母亲跟随？果真如此，那么应当流泪哭泣并劝谏阻止其兄，以厚待亲属之情是可以的。既然知道却不说话，坐等其败坏，即使作歌叙述怨恨，又有什么用处呢？”我回答说：“这个辩驳确实好，解释与孔安国相同。然而金氏前编说太康在外忘记返回而羿入都篡国，所以五子驾驭母亲避难，跟随太康所去的方向越过黄河向南，望着太康以图恢复国家，所以在洛水北岸而不到洛水南面，又将如何辩驳孔颖达的疏呢？史书叙述太康的恶行已经详尽，然后说其作歌，所以让羿拦截的文字在母亲跟随之上，行文的趋势应当如此。金氏的意思则是驾驭母亲跟随原本在黄河拦截之后，事实应当如此，也最有道理。那么这个辩驳虽然好，恐怕不足以说服作伪者的心。”山公无言以对。我说：“不如直接以其母亲来判断，就知道一定没有这事。”山公问原因，我说：“禹说：‘我开创那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我不把他当儿子，只荒废了治理水土的工程。’大概禹从尧七十二载乙卯受命平水土，那么娶涂山氏女应当在丁巳戊午，启出生即次年才离开，癸亥告成功之年颇远，所以中间数年得以三次经过家门。启以生于戊午，计算尧的崩与舜的崩，不久禹崩及启即位改元岁丙戌年，已八十九岁了，所以享国仅七年，寿九十五而终。我推测这时他的元妃未必还在，况且又经历太康十九年岁辛亥才有失国之祸，假如启还在，寿一百一十四岁，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嫁，这说的是大概的限度。如果是国君则十五而生子，这是礼制。妃子定与他同岁，天子难道独不然吗？仲康等人驾驭母亲跟随，母亲年龄应当一百一十四岁了。庄子说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只有尧舜超过上寿之外，

译他并没有多少大概的见识。然而太康失去国家的时候，本来就已经没有母亲在世了。从前有人诬陷直不疑善于偷窃嫂子，直不疑说：“我根本没有哥哥。”皇帝问第五伦，听说你当官时曾鞭打岳父，第五伦回答说：“我三次娶妻，妻子都没有父亲。”所以柳宗元合并这两件事说：“所以有‘没有哥哥却偷嫂子’、‘娶了孤女’的说法。”鞭打岳父的人，对于《五子之歌》中提到的母亲，也是这样。山公听后大笑。

译查冯山公又说：篇名《五子》，“子”是表示亲近的称呼。当时父亲启已经去世，我推测他的母亲还在世，特意插入这一句，只是为了呼应“子”字罢了。没想到遇到阎徵君，这一篇的虚构之处就彻底暴露了。他援引证据进行辩驳，也出自《十三经注疏》，但有胜过古人的地方。

姚际恒立方说：“因为五子称‘子’，凭空捏造出一位母亲，仿佛与《凯风》中的七个儿子相似。相似之处，本意在于使用这个‘怨’字。因为《孟子》有‘《凯风》为什么不怨’的说法，那么《凯风》就不应该怨；这与《小弁》的诗不同，《小弁》中父母和兄长的过错，大多是可以怨的。”

又查冯山公说：“‘郁陶乎予心’，用来象征思念舜的话”，这又是为了呼应兄弟之事，他作伪如此巧妙，没想到却被错认，详见疏证卷四第五十六。

又查孔颖达疏引用《说文解字》说：“羿，是帝喾的射官。”贾逵说：“羿的祖先世代担任先王的射官，所以帝喾赐予羿弓矢，让他主管射事。”这两条分别出自两本书，蔡邕却说：“贾逵《说文解字》：羿，帝喾射官。”这意味着贾景伯（贾逵）也著有《说文解字》了。

又查蔡邕说，尧起初是唐侯，后来成为天子，建都于陶，所以叫陶唐。尧成为天子，实际上先建都于吾晋阳，后来迁到平阳，史籍中从未听说有建都于陶的事，这纯属主观臆断。即使《尚书》疏、《左传》、杜预注、孔颖达疏也不准确。只有《汉书》臣瓒注说：“尧起初居住在唐，后来居住在陶，所以叫陶唐。”颜师古说：“瓒的说法不对。”许慎《说文解字》说：“陶，是重丘，在济阴。”《夏书》说：“向东到陶丘，陶丘有尧城，尧曾经居住在那里，后来居住在唐，所以尧号称陶唐氏。”这才得到了正确的解释。我想用它来替换蔡邕的说法。

又查杜预《释例》说：晋地的大卤、大原、大夏、参虚、晋阳，是一个地方而有六个名称，我认为还不止这些。《左传》昭公元年称“唐”，定公四年称“夏虚”。《晋语》称“实沈之虚”。襄公二十四年称“陶唐”【杜预注：尧治理的地方，即大原晋阳县】，《世本》称“鄂”【宋忠说：鄂地现在在大夏】，《诗谱》称“尧墟”【郑玄说：成王封同母弟叔虞于尧的旧墟，称为唐侯】，这又是六个名称。

又查《国语》引用《尚书》说：“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凌驾。”“上”读上声。《五子之歌》中“易上为下”，虽然意义较为明白，但韵味渐薄。我最喜爱贾谊《新书》中的话：“百姓，是最卑贱的却不可以轻视，是最愚昧的却不可以欺骗。”从古至今，与百姓为敌的人，有的败得快，有的败得慢，但百姓最终一定会战胜他们。这话深刻透彻，足以警示君主，也就是孟子“今而后得反之”的注脚【姚际恒立方说：《国语》中“人的本性是凌驾于上的”，所以引用《尚书》说：“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凌驾。”此处难以使用这个意思，所以改为“下”】

又查柳宗元说，出自《魏武帝纪》建安十年九月的令，第一百五。

百篇序称为小序。伏生时代还没有得到小序。《盘庚》三篇合为一篇。《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孔安国开始依据这些来编排古文书。两汉的儒生都认为这是孔子所作【《孔子世家》说：序书传上记唐虞下至秦缪，似乎认为序出自孔子】，所以他们宁愿委屈经文来顺从序言，而不顾其说法不通。宋代儒生出现，开始极力排斥小序。排斥它确实是正确的。朱熹说这是周秦之间低劣的人所作，尤为独到的见解。因为不是周秦之间的人不能完备地知道百篇的名称，不是低劣的人也不应该说得如此平庸且荒谬。我唯独喜爱百篇的名目确实可信。为什么呢？壁中书出土，除去错乱磨灭及伪《泰誓》，共得到五十五篇，没有一篇名称超出序言之外，这就可以证明小序所载的各篇目没有遗漏。朱熹也曾将它们合为一篇附在卷末，但仍沿用梅赜的旧本，而没有完全恢复贾逵、郑康成的次第，还不足以称古，所以我重新编排如下。

从前在帝尧时，他聪明文思，光耀天下，将要禅让帝位，让给虞舜，作《尧典》。虞舜恭谨谨慎，尧听说后，认为他聪明，将让他继承帝位，经历各种艰难考验，作《舜典》。帝治理下土，正安排居所，正辨别万物，分类管理，作《汨作》等九篇。粮食充足，皋陶陈述他的谋略，禹成就他的功业，帝舜重申这些，作《大禹谟》、《皋陶谟》、《益稷》【马融、郑玄、王肃本作《弃稷》】。禹划分九州，顺着山脉疏通河流，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启与有扈在甘地野外交战，作《甘誓》。太康失去国家，他的五个兄弟在洛水边等待，作《五子之歌》。羲和沉湎淫乱，废弃时令扰乱历法，帝往征讨他，作《征》。从契到成汤迁徙了八次，汤起初居住在亳，跟随先王的居所，作《帝告》、《厘沃》。汤征讨诸侯，葛伯不祭祀，汤开始征讨他，作《汤征》。伊尹离开亳到夏，厌恶夏的暴政，又回到亳，从北门进入，于是遇见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汤已经战胜夏，想迁移夏的社稷，不可以，作《夏社》。疑至臣扈，伊尹辅佐汤讨伐桀，从陑山登上，于是与桀在鸣条野外交战，作《汤誓》。夏军大败，汤于是追击，于是讨伐三朡，俘获他们的宝玉，谊伯仲

译伯作了《典宝》。商汤从夏地归来，到达大坰，仲虺作了诰辞。商汤已经废黜了夏朝的统治，又回到亳都，作了《汤诰》。伊尹作了《咸有一德》。咎单作了《明居》。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伊尹作了《伊训》《肆命》《徂后》。太甲即位后不明德，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地，三年后太甲回到亳都，思考常道，伊尹作了《太甲》三篇。沃丁下葬后，伊尹在亳都，咎单于是训导伊尹的事，作了《沃丁》。伊陟辅佐太戊，亳都有祥瑞，桑树和谷树共同生长在朝廷，伊陟赞颂巫咸，作了《咸乂》四篇。太戊赞颂伊陟，作了《伊陟原命》。仲丁迁都到嚻，作了《仲丁》。河亶甲居住在相，作了《河亶甲》。祖乙在耿地遭遇水灾，作了《祖乙》。盘庚五次迁都，将要治理亳殷，百姓咨嗟互相怨恨，作了《盘庚》三篇。高宗梦见得到傅说，让百官在野外寻找，在傅岩找到了他，作了《说命》三篇。高宗祭祀成汤，有野鸡飞上鼎耳鸣叫，祖己训导君王，作了《高宗肜日》。高宗的训诫，殷朝开始责难周人，周人乘虚侵犯黎国，祖伊恐惧，奔跑着告诉纣王，作了《西伯戡黎》。殷朝已经错失了天命，微子作了《诰》。父师、少师，在十一年，武王讨伐殷朝，一月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作了《泰誓》三篇。武王战车三百辆，勇士三百人，与纣王在牧野交战，作了《牧誓》。武王讨伐殷朝，前往征伐归来，记录其政事，作了《武成》。武王战胜殷朝，杀死纣王，立武庚，带着箕子归来，作了《洪范》。武王已经战胜殷邦，诸侯分赐宗彝，作了《分器》。西旅进献大狗，太保作了《旅獒》。巢伯来朝见，芮伯作了《旅巢命》。武王生病，周公作了《金縢》。武王去世，三监及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将要废黜殷朝，作了《大诰》。成王已经废黜殷朝天命，杀死武庚，命令微子启继承殷朝后裔，作了《微子之命》。唐叔得到禾苗，不同田亩却同出一穗，献给天子，王命令唐叔将禾苗送回东方的周公，作了《归禾》。周公已经得到禾苗，宣扬天子的命令，作了《嘉禾》。成王已经讨伐管叔、蔡叔，将殷朝残余百姓封给康叔，作了《康诰》《酒诰》《梓材》。成王在丰邑，想要定都洛邑，派召公先去相度宅址，作了《召诰》。召公已经相度宅址，周公前往经营成周，派人来报告占卜结果，作了《洛诰》。成周已经建成，迁移殷朝顽民，周公以王命诰告，作了《多士》。周公作了《无逸》。召公担任保，周公担任师，辅佐成王作为左右，召公不悦，周公作了《君奭》。成王向东讨伐淮夷，于是平定奄国，作了《成王政》。成王已经平定奄国，将要迁移其君主到蒲姑，周公告知召公，作了《将蒲姑》。成王从奄国归来，在宗周，诰告众邦，作了《多方》。成王已经废黜殷朝天命，消灭淮夷，返回居住在丰邑，作了《周官》。周公作了《立政》。成王已经讨伐东夷，肃慎来朝。祝贺王，让荣伯作了赏赐肃慎的命令。周公在丰邑将要去世，想要葬在成周。周公去世，成王将他葬在毕，告知周公作了亳姑。周公已经去世，命令君陈分别治理东郊成周，作了《君陈》。成王将要去世，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康王，作了《顾命》。康王已经担任天子，于是诰告诸侯，作了《康王之诰》。康王命令作册毕公居住治理成周郊外，作了《毕命》。穆王命令君牙担任周朝大司徒，作了《君牙》。穆王命令伯冏担任周朝太仆正，作了《冏命》。蔡叔已经去世，王命令蔡仲继承诸侯之位，作了《蔡仲之命》。鲁侯伯禽居住在曲阜，徐夷同时兴起，东郊不能开辟，作了《费誓》。吕命，穆王训导夏朝的赎刑，作了《吕刑》。平王赐给晋文侯秬鬯圭瓒，作了《文侯之命》。秦穆公讨伐郑国，晋襄公率领军队在崤山击败他们，返回归来，作了《秦誓》。

译查考《尚书》实际有一百篇，有人说是百二篇，那要么是伪造的，要么是纬书。此说见于孔颖达的《正义》。

又查考孔颖达在《盘庚》小序下引用束晢的话说：“看到孔子壁中《尚书》，《将治亳殷》作《将始宅殷》，与当时流传的本子不同，这更加证明西晋人还能见到古文经，而东晋就失传了。”

又查考《唐书》记载，王勃的初祖王通，从汉魏开始，到晋朝结束，作书一百二十篇，用来续接古《尚书》。后来丢失了序言，有目录而无正文的有十篇，王勃补全了佚文，确定著录二十五篇。所谓古《尚书》一百二十篇，就是赵氏、岐等人所说的。有目录而无正文的十篇，《史记》中就是这样记载的。确定著录二十五篇，又是梅赜晚出《尚书》的篇数。为什么王氏祖孙的学问，全都摹仿前人，还是偶然巧合呢？

又查考今文《顾命》和《康王之诰》合为一篇，马融、郑玄、王肃的本子以“无坏我高祖寡命”以上为《顾命》，以下为《康王之诰》。晚出的《尚书》又从“王出，在应门之内”断开，于是觉得诸侯向王报告，王回报诰诫诸侯，按类别相从，胜过真正的古文经。

第一百六

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本系真正的古文经，宋代已经失传，但幸好还能看到它们互异的地方，在陆德明的《释文》及孔颖达的疏中，所以得以摘出，整理在后面，防备等待后世的圣君子慨然愤起，全部黜退梅赜的二十五篇，一律以马融、郑玄、王肃所传的三十一篇本为正统。即使不这样，世间如果有像李阳冰那样的人出现，曾经愿意刻石作篆，完备书写六经，立于明堂，作为不可磨灭的典籍，号称大唐石经的，请他亲手将这三十一篇书于石上，放置在西安府学宫内，让观看摹写的人拥挤堵塞，也未必不是崇尚正统、复古的一种帮助。

《尧典》“宅嵎夷”【郑本“夷”作“防”，马融说“嵎”是海隅，“夷”是莱夷，那么马本起初并不不同。又查考《释文》说：《尚书考灵曜》及《史记》作“禺銕”，是郑玄所书乃依据纬文，“銕”是古“夷”字】

“平秩东作”【马本“平”作“苹”，音普庚反，意思是使】

“宅南交”【郑玄说夏不言“明都”三字是磨损灭失了，孔颖达说伏生所诵与壁中旧本都没有这几个字，并非磨损灭失，王肃因为夏没有“明都”避讳而这样写，即幽暗足以见明，阙文相避如王肃所言，意义可通】

“平秩南讹”【马本“平”作“苹”】

“曰昧谷”【郑本“昧”作“栁”】

“平秩西成”【马本“平”作“苹”】

“平在朔易”【马本“平”作“苹”】

“嚚讼可乎”【马本“讼”作“庸”】

“帝曰我其试哉”【马、郑、王本都没有“帝曰”二字】

“如西礼”【马本“西礼”二字作“初”】

“佥曰益哉”【马、郑、王本“佥”作“禹”】

“臯陶谟天叙有典”【马本“有”作“五”】

“自我五礼有庸哉”【马本“有”作“五”】

“天明畏”【马本“畏”作“威”】

“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马本“艰”作“根”，说根生之食指百谷】

“作防”【马、郑本“防”作“绘”，又查考孔疏说：郑康成注“防”读为“绘”，则郑本起初并不不同，只是读为“绘”罢了】

《禹贡》“岛夷皮服”【郑康成注：鸟夷是东方之民，抟食鸟兽的人，王肃注：鸟夷是东方夷国名，与孔颖达不同，是郑、王本“岛”作“鸟”】

“作十有三载乃同”【马、郑本“载”作“年”】

“厥土赤埴坟”【郑本“埴”作“戠”，郑、王都读曰“炽”】

“瑶琨篠簜”【马本“琨”作“瑻”】

“沿于江海”【郑本“沿”作“松”，“松”当为“沿”，马本作“均”，说均平】

“荥波既猪”【马、郑、王本“波”作“播”，说此泽名荥播】

“导岍及岐”【马本“岍”作“开”】

《甘誓》“天用勦絶其命”【马本“勦”作“巢”，音于小反】

《盘庚中》“诞告用亶”【马本“亶”作“单”，音同“诚”】

《盘庚下》“今予其敷心腹肾肠”【郑本“心腹肾肠”作“忧肾阳”】

“防子用乂雠敛”【马本“雠”作“稠”，说数是也】

“自靖”【马本“靖”作“清”，说洁也】

《牧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马本“迓”作“御”，禁也；又查考孔疏说：王肃读“御”为“御”，是王本又作“御”】

《洪范》“明作哲”【王肃注及《汉书·五行志》都说：悊，智也；是王本“哲”作“悊”】

“无虐防独”【马本“无虐”作“亡侮”】

“曰蒙”【王肃注：雺，天气下地不应闇防也；郑康成以雺者气泽郁郁冥冥也；是郑、王本“防”作“雺”】

“曰绎”【王肃注：圛，霍驿消减如云气；郑康成以圛为明言色泽光明也；是郑、王本“驿”作“圛”】

“曰豫”【郑、王本“豫”作“舒”，郑说举迟也，王说舒隋也】

《金縢》“噫公命”【马本“噫”作“懿”，犹亿也】

“惟朕小子其新逆”【马本“新逆”作“亲迎”】

《大诰》“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马本“猷大诰尔多邦”作“大诰繇尔邦多”；又查考孔疏说：郑、王本“猷”在“诰”下，《汉书》王莽摄位，东郡太守翟义叛莽，莽依此作《大诰》，其书也“道”在“诰”下，是郑、王本仍作“猷”】

“天降割于我家”【马本“割”作“害”】

“不少延”【马读此为句，不为“弗”】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郑、王本于“矧肯构”下也有这十二个字】

《酒诰》“王若曰”【马本作“成王若曰”，徳明说：卫贾以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我认为此“成”字是后录书者加上的，未

译可以遵从；又考察孔颖达的疏解说：马融、郑玄、王肃的本子都有“成”字。《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马融本“付”作“附”】；《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马融本、王肃本“弋”作“翼”，意义相同】；《大诰》：“泆有辞”【马融本“泆”作“屑”，意思是过错】；《无逸》：“严恭寅畏”【马融本“严”作“俨”】；“文王卑服”【马融本“卑”作“俾”，意思是使】；“则皇自敬德”【王肃本“皇”作“况”，意思是况且更加用来敬德】；《君奭》：“迪见冒”【马融本“冒”作“朂”，意思是勉励】；《多方》：“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马融本“迪”作“攸”，意思是所】；“尔罔不克臬”【马融本“臬”作“防”】；《顾命》：“王不怿”【马融本“怿”作“释”，意思是不释疾，不痊愈】；“在后之侗”【马融本“侗”作“詷”，意思是共同】；“王崩”【马融本作“成王崩”，注解说安定百姓、建立政事叫做成】；“四人綦弁执戈上刃”【马融本“綦”作“骐”，意思是青黑色】；“三咤”【马融本“咤”作“诧”】；《康王之诰》：“王若曰”【马融、郑玄、王肃的本子从此以下为《康王之诰》】；《吕刑》：“爰始为劓刵椓黥”【郑玄本“劓刵椓黥”作“膑宫劓割头庶剠”，又考察孔颖达的疏解说：郑康成注解“刵”是断耳，“劓”是截鼻，“椓”是椓破阴，“黥”是羁黥人面。苗民大行这四刑，是说其特别深刻，异于皋陶的做法。这是郑玄的本子，又起初并不异于其他，不知道孔颖达为何自相矛盾】；“俾我一日”【马融本“俾”作“矜”，意思是怜悯】；“王曰吁”【马融本“吁”作“于”，意思是于于】；“惟来”【马融本“来”作“求”，意思是有求请贿赂】；《秦誓》：“惟截截善谝言”【马融本“谝”作“偏”，意思是少，言辞简约损害，明辨奸佞之人】

译查考唐明皇用今文抄写《尚书》，将旧本收藏起来，因此宋代《史》的《艺文志》中就没有三家所注的《古文尚书》。宋代中期虽然偶尔有出土的，但终究不是三家原本，所以宋人说：“古文《尚书》作某字，我都不涉及。”只截取唐代以前人的书籍，摘录编排在后，以补充陆德明、孔颖达二人所未能完备之处。

裴骃《史记注·集解·五帝本纪》：“《尧典》‘四岳’，郑本作‘四岳三载，汝陟帝位’，郑本作‘三年’。”“辑五瑞”，马本“辑”作“揖”，注曰：“揖，收敛也。”“柴”，郑本作“祡”，注曰：“祡，焚烧也。”“贽”，马本作“挚”。“眚灾肆赦”，郑本作“眚烖过赦”，注曰：“眚烖，指给人造成祸患的人，过失即使有害也赦免他。”“俞汝往哉”，郑本“俞”作“然”。“冦贼奸宄”，郑本“宄”作“轨”。“惟明克允”，马本作“维明能信”，注曰：“应当明察其罪，能使人心信服。”“歌永言”，马本作“謌长言”。

《夏本纪·禹贡》‘奠髙山大川’，马本‘奠’作‘定’，注曰：‘确定其等级次序，祭祀礼仪所依据的。’‘岛夷皮服’，郑本‘岛’作‘鸟’。‘济河惟兖州’，郑本‘兖’作‘沇’。‘灉沮防同’，郑本‘灉’作‘雍’，作‘十三有载乃同’，郑本‘载’作‘年’。‘沿于江海’，郑本‘沿’作‘均’，注曰：‘读为沿。’‘沱潜既道’，郑本‘潜’作‘涔’。‘惟箘簵楛’，马郑本‘簵’都作‘簬’。‘三邦底贡厥名’，马本作‘三国致贡其名’。‘终南惇物’，郑本‘惇’作‘敦’，注曰：‘敦物在右扶风武功，至于猪野’，郑本‘猪’作‘都’，注曰：‘都野在武威。’‘名休屠泽’‘导岍及岐’，郑本‘岍’作‘汧’，注曰：‘汧在右扶风。’‘北过洚水’，郑本‘洚’作‘降’，注曰：‘降水在信都。’‘南嶓冡导〇’，郑本‘〇’作‘瀁’，注曰：‘瀁水出陇西氐道，又向东到达澧’，马郑王本‘澧’都作‘醴’。‘溢为荥’，郑本‘溢’作‘泆’。‘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只有郑本‘庶’作‘众’‘底’作‘致’。‘臯陶谟’‘庶明励翼’‘迩可逺在兹’，郑本‘庶’作‘众’‘迩’作‘近’。‘天其申命用休’，郑本‘申’作‘重’，注曰：‘上天将重新任命你以美好应验，指符瑞。’‘在治忽’，郑本‘忽’作‘曶’，注曰：‘曶，是臣子见君主时所持的书策，思考应对命令的。君主也有。’以出纳政教于五官。”

《殷本纪·汤誓》“有众率怠弗协”，马本“弗协”作“不和”。“西伯戡黎不有康食”，郑本“康”作“安”。

《周本纪·牧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郑本‘弗迓’作“不御”，注曰：御彊，御指彊暴。奔作犇。

鲁《周公世家·金縢》：史乃册祝。郑本「册」作「防」，乃命于帝庭。马本「于」作「于我先王」，亦永有依归。郑本「有」下有所字母逸，爰暨小人。马本「爰暨」作为与。注曰：与小人从事，知道小人艰难劳苦。乃或亮隂。郑本作「梁闇」。注曰：楣谓之梁闇，指庐舍。言乃雍。郑本「雍」作「驩」。注曰：驩，喜悦。旧为小人。马本「旧」作「久」。

《费誓》：鲁人三郊三遂。王本「遂」作「隧」。

《宋防子世家》：防子我其〇出狂。郑本「狂」作「徃」。注曰：〇，起也。我其起作出徃也。今尔无指告于颠隮。马本「隮」作「跻」。注曰：跻，犹坠也。

《洪范》：威用六极。马本「威」作「畏」。注曰：说上天所以让人畏惧而用六极。土爰稼穑。王本「爰」作「曰」。从作乂。马本「乂」作「治」。锡汝保极。郑本「汝」作「女」。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王本「邦」作「国」。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郑本「汝俱」作「女皇极之敷言」。马本「皇」作「王」。于帝其训。马本「训」作「顺」。注曰：对于上天是顺从。是训是行。王本「训」作「顺」。注曰：百姓采纳上言而得到中道的，就顺从实行。乃命卜筮。注引郑曰：卜五占之用，指雨、济、圛、雺、克。又说：雨者、济者、圛者、雺者、克者，那么郑本作「圛」在「曰雺」之上。王本也这样。又说：霁。郑本作「曰济」。衍忒。郑本「忒」作「貣」。

译当时人们进行占卜。郑玄本将“作”写作“为”。王公省察一年的情况。马融本将“省”写作“眚”。

译又查考郑玄《周礼》注所引《召诰》：“太保朝至于洛，洛作雒。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作于雒汭。”《吕刑》：“度作刑以诘四方，作度作详刑。”《尧典》：“宅西曰昧谷，作度西曰桞谷。”《禹贡》：“羽畎夏翟，翟作狄。”《臯陶谟》：“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畏，作威。”《洪范》：“谋及庶人，人作民。”《顾命》：“越翼日乙丑，王崩，翼作翌，王崩作成王崩。”《臯陶谟》：“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防，防作缋。宗彞藻火粉米黼黻絺绣，絺作希。”《洪范》：“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作曰雨，曰济，曰圛，曰蟊，曰尅。”《金縢》：“启籥见书，启作开。”又“体王其罔害，罔作无。”又“以启金縢之书，启亦作开。”《尧典》：“平秩东作，四平字俱作辨。”《顾命》：“大辂在賔阶面，四辂字俱作路，缀作赘。”《禹贡》：“溢为荥，溢作泆。”又“荥波既猪作荥播既都。”又“灉沮防同灉作雍。”《甘誓》：“予则拏戮汝，拏作奴。”《费誓》：“杜乃擭敜乃穽，费作□，杜作〇。”《酒诰》：“有正有事无彛酒，正作政。”《尧典》：“肆觐东后，肆作遂。”《禹贡》：“杶干栝柏，杶作壎。”

又查考郑玄《礼记》注所引《大诰》：“越尔御事，尔作”，“乃《禹贡》三百里纳秸服，秸作鞂”，《金縢》：“公曰：体其罔害，罔作”，“无《尧典》防命汝典乐，汝作”，《女牧誓》：“今日之事，不愆于四伐五伐，愆作过无于字”，“又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于作于”《臯陶谟》：“予弗子弗作不”，“又简而防防作辨”，《尧典》：“流共工于幽州，州作洲”，《无逸》：“乃或亮隂云，古作梁闇”，第一百七。

安国《大序》一篇，冠于五十八篇之首，朱子认为它不像西汉人的文章，又说只是魏晋间人所作，又说“传之子孙以贻后代”，汉时没有这样的文章。我直接认为这篇大概是模仿许慎《说文解字序》而作的，看其开头之处还可以见到。至于承袭而讹误，于是说科斗书废弃已久，当时的人没有能认识的，用所听到的伏生书来考论文义，开始知道它的荒谬，可以辨别了。《说文解字序》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初有〇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絶矣。自尔秦书有八体：曰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〇书。汉兴以八体试学僮。新莽居摄时有六书：曰古文，竒字，篆书，佐书，缪篆，鸟虫书。古文者，即孔子壁中书，若以自秦以后鲁恭王壊孔子宅以前无所为古文也者，不知《艺文志》云：‘汉兴，萧何草律，着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輙举劾。六体者，古文、竒字、篆书、〇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萧何固以习古文为一代之功令也，岂得云书废已久，时人无能识乎？北平侯张苍修《春秋左氏传》，多古字古言；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司马迁年十嵗则诵古文，此皆章章明着，不待孔安国以今文字参考而后可识也。”

查考《说文序》以初造书契为黄帝之史仓颉，这自从《易·系辞》及世本来极确。安国《大序》妄以为伏牺氏，孔颖达从而傅防，正可一笔抹摋，详见余潜邱劄记。又查考杜预《左〇》后序说：“太康元年，汲郡人有〇冡者，大得古书，皆科斗文字。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藏在秘府。”杜预时说科斗书久废则可以，孔安国时则不可以。即使《说文序》说：“孔子书六经，左邱明传《春秋》，皆以古文。”接着说：“秦焚灭经书，涤除旧典，而古文由此絶。”这也是说经典的古文断绝罢了，不是说天下人都不能认识它。不然，为什么后又说：“张仓献《左氏〇》，郡国山川，徃徃得鼎彞，其铭即前代之古文，非先孔子壁而出者乎？”只是说汉承秦制，以八体试学僮，不说六体与萧何律悖，我不能不辨。

又查考秀水徐嘉炎《胜力》说我的书《大序》不像西京，不待言，而尤其悖理的，是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邱。上文明明说，都是帝王遗书，既然是帝王遗书，夫子删之定之可以，黜之除之，其可

译通达吗？学士因逃难而流散，怎么如此庸俗？汉朝兴起，设立学校，广泛寻求儒雅之士，以阐明治国的大道，怎么如此卑下萎靡，竟然类似于近代了呢？况且表彰六经，没有比汉武帝更兴盛的了，仅仅因为巫蛊之事，怎么就导致经籍之道衰息了呢？我说：“经籍之道衰息，不过是说不重视这条道路罢了。”这话语气太轻，用来驳斥《大序》，恐怕不足以使其心服。

译又查卫宏《古文奇字序》，在许慎之前，只说秦朝将古文改为篆书；又说秦朝废除古文而设立八体，这已不是古文了，但从未说过汉朝不使用古文。错误源于《说文解字序》中“汉朝用八体测试学童”这句话，不知道汉朝实际是六体，六体中包含古文，与秦朝不同；又错误地认为新莽时期的六书古文奇字等说法，不知道这正是汉朝六体的旧制，并非王莽才开始。太史公在《自序》中说“秦朝拨乱废除古文，焚烧诗书”，接着说“汉朝兴起百年之间，天下遗留的古文古事无不全部汇集”，太史公一隐一显，真相显然。大概秦朝拥有天下只有十五年，仅在这十五年间天下人不习尚古文，汉朝一兴起古文就恢复了。王应麟认为秦朝下令焚书开始禁止古文，距离汉朝兴起才七年。

又查鄞万说：贞一与人讨论《尚书》疑难之处的书信中，有一条说：“哪有因为国家刑狱之事，臣子受命编纂书籍，序传已经写成，却可以搁置不报的道理呢？”这也很好。

又查《说文解字序》说：现在虽然有《尉律》，但不考核小学，不修习，没有人能通晓其说，已经很久了。《尉律》是汉律的篇名，大概汉朝到和帝时，萧何所起草的律法已不再施行，学童不测试古文，只有一两位通晓的人，如贾逵等人，才互相传授古学罢了。到了晋朝，卫恒作《书势》，距离汉朝更远，并说鲁恭王在孔子宅中得到的书籍，当时的人已不再认识古文，称之为科斗书。汉代秘藏，很少能见到。卫恒是否见过《尚书》大序，不可得知。总之那时自有这种议论，散见于各种撰述，更加证明《大序》决非作于汉武帝之时。

又查《潜邱札记》，恐怕世间不流传，仍将其说记载于此。说：孔安国为《尚书》作序，认为伏羲氏创造书契，以代替结绳之政。后来小司马《三皇本纪》、刘恕《外纪》、陈桱《外纪》都沿袭此说。我曾读《易·系辞》，知道这是不对的。《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用书契代替，百官得以治理，万民得以明察。”后世圣人，大概指黄帝、尧、舜，难道是指伏羲氏吗？《世本》说：“黄帝时代开始设立史官，仓颉、沮诵担任其职。”又说：“仓颉造字。”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的史官仓颉，看见鸟兽的足迹，最初创造书契。”皇甫谧《帝王世纪》说：“黄帝垂衣裳，仓颉造文字，然后书契才开始制作。”卫恒《书势》说：“昔日在黄帝时，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二人，开始制作书契，以代替结绳。”又说：“黄帝的史官沮诵、仓颉，远观鸟迹，开始制作书契。”那么书契的制作，断然始于黄帝时代无疑。既然如此，那么说伏羲氏是万世文字之祖的说法，难道不对吗？回答说：这是从画八卦的角度来说的。六书之学，原本于八卦，而八卦的画，不依赖于六书，其先后本来自有区别。

第一百八【缺】

第一百九【缺】

第一百十【缺】

第一百十一

《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用中古文校勘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大概每简二十五字的脱去二十五字，每简二十二字脱去二十二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处，脱落的字有数十个。这段中四句话很难理解。癸亥、甲子年我在京师会见我的朋友胡朏明，就此请教他。朏明喜好精思，常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说：“这不能仓促回答。”过了几天来告诉我：“同样是二尺四寸的竹简，而字数多少不同，为什么呢？”大概伏生抄写这两篇时，《酒诰》大概以若干字为一简，《召诰》大概以若干字为一简，三家沿袭而不敢更改。刘向依据中古文校勘外书，以此之所有知道彼之所脱，但其中有脱字、脱简的区别。脱字者，是传写的遗漏，下文所说的脱字数十个就是这种情况。脱简者，是编次的失亡，《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就是这种情况。必定要说每简若干字的脱去若干字，大概是用字数的相应来证明中古文的可信。那么伏生所藏的与孔壁所出的，每篇每简字数都相同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假如如此，刘向只应当以简计算，不必以字计算了。只有简的字数有多少，那么篇的简数就有增减，古文今文参差不一，所以再说这些来阐明。有人问这两篇脱简始于何时？我认为刘歆移书大常博士说伏生《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那么那时就应当有脱简，不一定是博士官失职所致。又说：“我私下认为古人从老师那里接受经书，经书有多少篇，篇有多少简，简有多少字，终身遵守，不敢违背。等到转写传授给弟子，也不敢略微有所增减。大概减少字数那么简数必定溢出，增加字数那么简数必定亏损，这不是尊敬老师传授、统一记忆的方法。”由此两篇推之，其余篇可知，其他经书也可知了。又过了几天告诉我：“近来读《春秋左传序疏》说：‘简所能容纳的，只有一行字罢了，牍是方版，版比简宽，可以

译每支竹简容纳数行。”这尤其可以证明“平均每支竹简若干字”的说法。因为竹简形制狭长，仅能容纳一行，所以前人只说平均每支竹简若干字，意思已经明白，不必按行数来计算。”我根据上下文相承的文理来推论，那么二十五字是《酒诰》竹简的字数，二十二字是《召诰》竹简的字数，《酒诰》脱失一支竹简，则中古文多出二十五字；《召诰》脱失两支竹简，则中古文多出四十四字。

译查考，我也有一条证据。《宋书·谢灵运传》的论赞说：“在一行之内，音韵全都不同；在两句之中，轻重全都相异。”这里“一简”指的是一行，以两句为一对。如果像我起初怀疑的那样理解为“数行音韵不同”，那岂用特意说明？

又查考《左传》的疏解说：单独拿着一片竹片，称为简；把多片竹片连编起来，才称为策。我曾拿传文来考证，也完全不对。《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南史氏拿着简前往，写下“崔杼弑其君”这五个字，自然一行就能写完，拿着简是合适的。如果《左传》文公十三年，“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也仅仅十二个字，简也能容纳，何必用连编竹简的策略？又杜预在序中说：“大事写在策上，小事写在简牍上罢了。”果真如此，“崔杼弑君”是多么大的事，齐国却写在简上？绕朝赠言给处常说：“只是僚友之间罢了”，却又写在策上，正反两方面都不合理，怀疑可以互称好吗？熊南沙有话说：“古人明确区分各种事物，不曾假借；后世才通融罢了。”

又查考《尚书》的疏引顾氏说：“策长二尺四寸，简长一尺二寸。”这话不知从何而来。我全面考证，策的规格没有定数，长短各有其用途。简则是二尺四寸，所以《范书·曹褒》撰次礼制，写策二尺四寸；《周磐》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束晳《穆天子传》序以前所考证的古尺度，其简二尺四寸，都是定制。只有《班书·杜周》注孟康说：“策三尺，竹简书法律为异。”《南史·王僧辩》有“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又不同至于简容纳字的多少。郑玄注《尚书》是三十字，服虔《左传》注说：“古文篆书，一简八字。”参照三家经文，《酒诰》二十五字，《召诰》二十二字，也各不相同。大多不超过三十字，少的则八字。

又查考顾炎武说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现，文降而为字了。引用秦始皇琅邪台石刻同书文字，以为字字始见。这不知道前此二年，秦初并天下，书同文字。与即位初，吕不韦以所著书布咸阳市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字字已见。郑玄《周礼》注说：“古曰名，今曰字。”《论语》注说：“古者曰名，今世曰字。”《仪礼》注说：“名，书文也，今谓之字。”又当增一笔。说：“三代以上言名不言字矣。”

又查考《盐铁论》说：“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王应麟说律大概书以二尺四寸简，杜周、朱博都举其大数，谓之三尺。汉《礼仪》与《律令》同录，曹褒礼既写以二尺四寸简，律可知也。那么二尺四寸为简定制，大概不是无稽之谈。第一百十二

自从伪孔安国有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及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之说后说易者皆以河图说洪范者皆以洛书纷纭胶葛莫可爬剔甚哉其为经之蠧久矣及读汉五行志刘歆曰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乃知孔出于歆向尝谓魏晋间书多从汉书来者岂无征哉虽然河图八卦是也孔注论语有是说矣要未可尽抹煞盖易系辞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又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图与书同出伏羲之世程子谓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即如前所云伏羲取法固自多矣亦何妨更法图书且图书之法亦不过所谓观鸟兽之文而已远取诸物而已岂得谓龙马出伏羲始能画不然将束手不作易哉至洛书出禹经传都无其事于洪范尤了不相涉祇缘歆当莽时尚符瑞敢为矫诬传论莫确于明初之宋王二老中叶归熙甫及近日黄太冲余故详载其说于左方

查考《宋文宪集》有人问宋濂说：“关子明说：‘河图的文字，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的文字，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邵尧夫说：‘圆的是星，历纪的数目，大概从这里开始吧？方的是土，画州井地的方法，大概从这里开始吧？’这都是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只有刘长民所传的，独反而置之，则洛书的数为十，河图的数为九了。”朱子深以为然，历指序其源流，以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

译敦颐传承了程颢、程颐的学说。他解释《易传》的大意，大致遵循刘牧的观点。至于新安的朱熹，则极力驳斥刘牧的错误，而遵从关朗、邵雍的遗说，并且引用《大戴礼记》中“书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的话来证明洛书，认为“《易传》既然陈述了天地五十五之数，《洪范》又明确说‘天于是赐给大禹洪范九畴’，那么九为洛书，十为河图，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他的说法以经典为依据，似乎足以破除刘牧的疑惑。临邛的魏华父又怀疑朱熹的说法，认为“邵雍不过说：‘圆的是河图之数，方的是洛书之文。’况且‘戴九履一’的卦象，其形状是圆的；五行生成图，其形状是方的。这是九为圆而十为方，怎么知道邵雍不把九当作图，把十当作书呢？”朱熹、张文饶精通邵雍之学，却都把九当作图，十当作书。朱熹以《列子》为证据，张文饶以邵雍为主张。《乾凿度》张衡所传的“太乙下行九宫法”，就是所谓的“戴九履一”，那么这个图流传已久，怎么知道它不是河图呢？等到靖士蒋得之著论，以先天图为河图，五行生成数为洛书，“戴九履一”图为太乙下行九宫。魏华父又认为“刘牧取太乙图为河图确实值得怀疑。先天图的卦爻方位缜密恰当，是天地自然的数理，这必定是古书无疑。但它仅见于魏伯阳的《参同契》，陈抟的爻象卦数还不太明白，到邵雍才大加阐明，蒋得之定为河图虽然没有明确证据，但我心里也赞同他。”这样看来，魏华父虽然怀疑朱熹的说法，但也并没有定见。新安的罗端良曾经拿出图书给人看，说“建安蔡季通在青城山向隐者求得的图，则是阴阳相合，将其分为八份就是八卦；书则是画井文，在方圈之内，完全与前几种不同。”江东谢枋得又从异人那里传授河图，颇推崇八卦，而坎离中画相互交流，似乎像方士抽坎填离的法术。近世的儒者又有与太极图合流的，即河图的说法；又有九十都是河图，但有一合、一散的差异；洛书既然称为书，就决不是图的说法。图书是儒者的要务，如果几种说法不同，为什么呢？濂回答说：众说纷纭不能确定，要质询于经典。经典所说的，虽然相隔万载，也不可改变；经典没有说的，本来就不强求通达。《易传》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尚书·顾命》篇说：“河图在东序。”《论语·子罕》篇说：“河不出图。”所说的不过如此罢了，起初并没有明确说出其数量的多少。谈论其数量多少的，是后世儒者的议论。既然是后世儒者的议论，他们纷纭杂乱而不能确定，也是理所当然的。所谓效法它，古时的圣人只是取那神物中最显著的来画卦陈范，如果没有图书，我没见圣人因此停止。所以程子说观察象也可以画卦，那么其他就可以知道了。起初不必拘泥于图是九还是十，也不必推究它就是太乙下行九宫法，也不必怀疑它是先天图，也不必追究它出自青城山隐者，也不必证实它与太极图相合。只有刘歆以八卦为河图，班固以《洪范》初一至次九六十五个字为洛书，本文大概接近真相。因为八卦、《洪范》见于经典，其含义很明白。如果把现在的图书果真是河图洛书所出，那么几千年来谁传授谁接受，直到宋代陈抟才大显呢？其不然的情况是很明显的。有人说：您所说的话好是好，但郑玄依据春秋纬文所说的“河以通干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难道真的可信吗？濂说：华山杨中立不说过吗，圣人只说图书出于河洛，何曾说过龙兆，又何曾说过九篇六篇呢？这大概是郑玄的浅陋之处。这就是开启司马光及欧阳修的辩论，并怀疑《大传》不是孔子的话的原因。有人说：扬雄《核灵赋》说“大易之始，河序龙图，洛贡龟书”，刘牧也说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程子也说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那么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认为河图授给伏羲，洛书赐给大禹的，都是错了吗？濂说：先儒本来曾对此有疑问，衡量于经典，他们的说法都没有明确的验证。只是河图洛书互为经纬，八卦九章互为表里。所以蔡元定曾说：伏羲只依据河图来作《易》，就不必预见洛书，却已经预先与它相合了。大禹只依据洛书来作《洪范》，也就不必追考河图，却已经暗中与它相符合了。确实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理，不必在其中置入疑问。有人说：世间《龙图序》说是出自陈抟，如果河图由陈抟而传，应当以《龙图》解河图就可以了。而容城刘梦吉极力辩驳它的伪妄，为什么呢？濂说：《龙图序》不是陈抟不能作，这是陈抟的学问，而不是《大易》“河出图”的本意。八卦的设置，不必论孤阴与寡阳，也不必论已合之位与未合之数。有人说：那么《易》的象数，舍弃河图将用什么来阐明呢？濂说：《易》不说过吗：“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说：“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这本来就是象数具于《易》中的样子，不必等待河图然后才明白。有的人无言以对，濂于是私下记下这些说法，而与懂得《易》的人订正。

译仍然把《洛书》归属于《洪范》篇，而没有将其下传于王子充，这一点被尤确所指出。

译又据王忠文集《洛书辨》说：洛书并非《洪范》。从前箕子告诉武王说：“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洪水，扰乱了五行，上帝因此震怒，不赐给他《洪范》九畴，常理因此败坏。鲧被杀，禹于是继承兴起，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畴，常理因此有序。”起初并没有说《洪范》就是洛书。孔子在《易传·系辞》中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效法它们。”从未把洛书当作《洪范》。大概将河图洛书分别对应《易》和《洪范》，而把《洪范》九畴与洛书合二为一，是从汉代儒者孔安国、刘向、刘歆等人开始的。他们的说法认为：“河图，是伏羲氏统治天下时，龙马从黄河出来，背负着图在背上，其数为十，于是伏羲依据它的纹路画出八卦。洛书，是禹治水时，神龟从洛水出来，背负着文字在背上，其数为九，禹于是排列它来确定九畴。”后世儒者认为九畴是帝王的大法，而洛书是圣人的言语，于是都相信它而没有分辨其错误。然而谁知道河图洛书，都是伏羲用来创作《易》的，而《洪范》九畴则是禹自己所叙述的，并不是洛书。从现在看来，把洛书当作《洪范》，有六点不可信。

首先，把河图定为十，就是天一至地十；把洛书定为九，就是初一至次九。况且河图的十，不仅仅说是从一到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的位置在北方，所以一与六都居于北方，因为水的生成在其位。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的位置在南方，所以二与七都居于南方，因为火的生成在其位。东、西、中对应的木、金、土，无不都是这样。至于论及它们的数，一、三、五、七、九，共二十五，是天数，都是白文而为阳为奇；二、四、六、八、十，共三十，是地数，都是黑文而为阴为偶。这些阴阳之理、奇偶之数、生成之位，推演并验证于《易》，没有不合的，称它为《易》，是适宜的。如果洛书是《洪范》，那么在义理上有什么依据呢？不过是因为它的数是九而已。然而一以白文而在下方，被指为五行，那么五行难道有阳与奇的义理吗？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被指为五事，那么五事难道有阴与偶的义理吗？八政、皇极、稽疑、福极，哪里体现它们是阳与奇？五纪、三德、庶征，哪里体现它们是阴与偶呢？又作为阳与奇的数二十五，作为阴与偶的数二十，总共四十五，那么这对于九畴有什么取义呢？因此，阴阳奇偶之数，《洪范》是没有的，而仅仅指着名数的九，认为是九畴，那么洛书作为洛书，直接排列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够了，何必黑白相间而纵横积数为四十五，去效仿河图的做法呢？这是不可信的第一点。

况且河图洛书所列的是数，《洪范》所陈述的是理。在天只有五行，在人只有五事。五事参合五行，是天人的契合。八政，是人用来顺应天的。五纪，是天用来启示人的。皇极，是人君用来建立极道的。三德，是治理用来应变的。稽疑，是以人来听命于天的。庶征，是推究天象来征验于人的。福极，是人感应而天应和的。这样看来，九畴从一至九，所陈述的是三才的至理，是圣人用来参赞天地、经纶治理，极尽于天人感应祸福之际，作为治理天下的方法。它的义理难道在于数吗？难道像《易》所说的天一地十那样含有义理和数，必须有图然后才能明白，可以探求无穷，推演不竭吗？汉代儒者只看到《易传》把河图与洛书并提，而洛书的数是九，就认为是九畴罢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河图的数是十，伏羲画卦为什么只画到八卦就停止了呢？这是不可信的第二点。

前代儒者有话说，河图的从一至十，就是《洪范》的五行，而河图五十五的数，是九畴的子目。河图固然有五行之数，但五行只是九畴之一。如果相信这样的话，那就是要有八个河图，然后九畴才完备。如果九畴的子目，虽然合于河图五十五的数，而洛书的数却只有四十五，假如以洛书为九畴，那么它的子目已经缺了十个了。本图的数不能充足，而等待其他图来补足，那么造化启示给人的，不也太疏漏且遥远了吗？况且九畴言理不言数，所以皇极的一不算少，庶征的十不算多，三德的三不算细，福极的十一不算大。现在却把它们归类计数，而侥幸它们偶合五十五的数，使皇极与庶征的恒常干旱、恒常降雨、六极的忧、贫、恶、弱并列，也都具备一个数的行列，这不是太不伦类了吗？况且它们的数虽然是五十五，但对于阴阳奇偶方位将如何取义呢？这是不可信的第三点。

班固《五行志》列举刘歆的说法，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的原文，以原文为禹所叙述，那么可以认为是龟所背负的；而排列在背上的，则不可以。既然有了这六十五个字，那么九畴的义理与次序，也已经灿烂明白了。难道还会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为戴履左右肩……

译足的形状吗？假如龟背上既有这六十五个字，又有这四十五个数，并列在上面，那么它作为累赘，不也太严重了吗？这是它不可信的地方第四。况且箕子陈述九类大法，首先以鲧堵塞洪水失败作为引子，实在是因为九类大法以五行为首，而五行又以水为首。水没有平定，那么天、地、人三才都不能安宁，这就是常理之所以败坏的原因。水治理好了，那么天地因此得以确立，百姓因此得以安定，政教因此得以成就，然后九类大法才可以施行，这就是常理之所以有序的原因。常理的有序，就是九类大法的有序。大抵《洪范》九类大法，原本出于天。鲧违背水性，扰乱五行，所以上帝震怒，不把大法授予他。禹顺应水性，地平天成，所以上帝把大法赐给他。先说上帝不授予鲧，后说天赐给禹，那么可以看出所谓授予、所谓赐给的，就是九类大法所陈述的三才的至理、治理天下的大法，起初并不是有实物可以验证，有踪迹可以寻求的。哪里是说平定水患之后，上天果然赐给禹神龟而背负着九类大法呢？仲虺说：“上天于是赐给君王勇武和智慧。”《鲁颂》说：“上天赐给周公大福。”说圣人的资质，天下人的长寿，都是上天所赋予的，难道一定要有实物然后才能称为赐给吗？假如上天果然因为禹功业成就，赐给他神龟作为祥瑞，就像《箫韶》奏响而凤凰来仪，《春秋》写成而麒麟出现，那么箕子所叙述的，直接赞美禹的功业就可以了，何必先说鲧功业不成呢？这是它不可信的地方第五。九类大法的纲领，禹加以叙述，就像伏羲、文王画卦一样；而它的条目，箕子加以陈述，就像孔子作《彖》《象》的辞来阐明《易经》一样。武王询问箕子，就像询问姜太公而接受丹书一样。天把这道理赐给禹，禹明白这道理而把它著录在九类大法中，用来垂示万世，作为不可磨灭的经典，哪里有诡异神奇的事情呢？郑康成依据《春秋纬》的文字说：“黄河用来沟通乾卦，吐出天苞；洛水用来流动坤卦，吐出地符。”又说：“河图是龙发起的，洛书是龟感应的。”又说：“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圣人只说图书出于河洛罢了，哪里曾经说过龟龙的事情呢？又哪里有所谓九篇六篇的说法呢？孔安国甚至说上天赐给禹神龟背负着文字出来，这确实是怪异荒谬的了。人神交接、笔迹鲜明的，是王钦若的天书，哪里是用来谈论圣人的呢？这是它不可信的地方第六。那么洛书究竟是什么呢？回答说：河图洛书都是天地自然的数，圣人取用来作《易经》的。与《洪范》有什么关系呢？众说淆乱，质问圣人就停止了。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法它们，这不是圣人的话吗？我用圣人的话来判定圣人的经典，难道还有不信的吗？刘牧曾经说：河图洛书都出于伏羲时代。而河南程子也说圣人看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我因此知道孔安国、刘向、刘歆父子、班固、郑康成等人认为河图授予伏羲、洛书赐给禹的说法，都是不对的。有人说：河图的数就是所谓天一到地十的数，这是对的。洛书的数究竟有什么证据呢？回答说：洛书的数大概也不出这个范围了。所以朱子在《易学启蒙》中，大概详细地论述过。他说：河图用五个生数配合五个成数而处在同一方位，大概是揭示其全体来示人，而阐明其常数的本体。洛书用五个奇数统率四个偶数而各自处在自己的位置，大概是主于阳来统率阴而开创其变数的作用。中为主而外为客，所以河图以生数居中而成数居外。正为君而侧为臣，所以洛书以奇数居正位而偶数居侧位。这是朱子的说法。而我认为洛书的奇偶相对，就是河图的数散开而没有配合的样子。河图的生成相配，就是洛书的数配合而有归属的样子。二者大概是名异而实同。说实同，是因为它们都本于天一到地十的数。说名异，是因为河图的十，洛书的九，它们的指向各有不同。所以从一到五是五行，从六到九是四象。而四象就是水、火、金、木。土分旺于四季，所以不说老少，而五之外没有十，这就是洛书之所以止于九的原因。论其方位，那么一是太阳之位，九是太阳之数，所以一与九相对。二是少阴之位，八是少阴之数，所以二与八相对。三是少阳之位，七是少阳之数，所以三与七相对。四是太阴之位，六是太阴之数，所以四与六相对。这样用洛书的数来论述《易经》，它的阴阳之理、奇偶之数、方位之所，就像符节一样吻合。虽然《系辞》不曾明确地说，但是由此推演，就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朱子也曾说：洛书是圣人用来作八卦的，又说九类大法，又同时出现，那么还是不能不迷惑于汉儒经纬表里的说法。又查看归熙甫《易图论》上篇说：“《易图》不是伏羲的书，这是邵雍的学问。”从前包牺氏统治天下时，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地面的适宜，于是开始作八卦，用来通达神明的德行，用来分类万物的性情。大概用八卦穷尽天地万物的道理，宇宙之间，宏大细微，往来升降，生死消长的缘故，全都著录在卦象中了。后来的人如果用一个说法去探求它，没有不通的，所以虽然阴

译阳数较小，纳甲飞伏，坎离填补，占卜之数只取偶数之类，人人都自以为容易，但归结起来都可以用《易》来解释。我曾经论述过，认为《易》不离开象和数，而象数的变化到了不可穷尽的地步，然而其中有正，有变。卦中明白而显著的是正，旁推而衍生的是变。卦中明白而显著的，这是圣人的创作；执其无端以笼罩天下，旁推而衍生的，这是明达者的阐述。由一个方面以达到圣人，伏羲的创作，止于八卦，因重卦而如此而已。起初没有一定的方法，也没有一定的书籍，而刚柔的上下，阴阳的变态已经极尽了。夏代称为连山，商代称为归藏，周代称为周易，经别之卦，其数目都相同，虽然三代名称不同，而伏羲的《易》就是连山，在连山中就是归藏，在归藏中就是周易，在周易中，未曾另外有所谓伏羲的《易》。后来寻求它的人，就是那些散见于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罢了。现在世上所谓的图学者，认为这是周的《易》，而不是伏羲的《易》，另外在前面画出横图，又左右分析它以象征天气，称为圆图，在其中交错加上八宫以象征地类，称为方图。《易》对于天气地类，已经详细了，何必等到图才看见呢？况且说它一定出于伏羲，既然规划横图成为圆图，又填充圆图成为方图，前面排列六十四于横图，后面排列一百二十八于圆图，太古无言的教化，怎么会如此纷纷扰扰呢？各种经典遭受秦火的灾难，《易》唯独因为卜筮而保存，汉代儒者传授非常明确，虽然对于大义没有超越，但保全残存、守护缺失，惟恐散失，不应该这些图交错重叠环布，远远出于姬周之前，却抛弃而不讨论，而独自流落于方士之家，这难道可以依据为可信吗？大传说：神没有方位，《易》没有形体。卦散于六十四，可以圆可以方。一旦进入圆方的形状，一定有曲折而不能涵盖的，所以散图成为卦，而卦完整；纽结卦成为图，而卦局限。邵雍用步算的方法，衍生为《皇极经世》的书，有分秒直事的技术。他自称为先天之学，固然以此要旨；其防备不背叛圣人，但不可以作为作《易》的根本。所以说：推而衍之的是变，这是邵雍的学问。下曰：有人说，自从孔子赞《易》，现在世上所传的《易大传》，虽然不一定全部出于孔子，但难道没有一二微言在其中吗？你不相信易图是邵雍的学问，这是对的；而邵雍所依据的，是《大传》的文字。不是说：“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吗？这就是他所说的横图。又不是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吗？这就是他所说的伏羲卦位。又不是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説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艮”吗？这就是他所说的文王卦位。说：这不是《大传》的意思，邵雍这样说罢了。《易》的方法，自一而两，两而四，四而八，其相生的顺序就是这样。八卦的象，没有比八物更显著的，而天地，山泽，雷风，水火。这八者，不求为偶，而不能不为偶。帝的出入，传已经详细论述了。以八卦配四时，如果认为是四时，那么东南西北就以此确定，不是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大概说卦广泛论述《易》的象数，自三才以至于八物、四时、人身之众体与天地间之万物，何所不取？这就是所谓的推而衍之。这谁能分辨其为伏羲、文王之别呢？虽然图与传没有违背，但必须因传而为此图，不应当说传为图说。况且邵雍说先天之防在卦气，传为何舍弃，而说“天地定位”？后天之防在入用，传为何舍弃，而说“帝出乎震”？传言卦爻象变详细了，而未曾一言及于图，所可以指以为近似的，又不过如此。自汉代以来说《易》的人，现在虽然不多见，但王弼、韩康伯的书还在，他们解释前面所称诸章，没有以图为说的。大概以图说《易》，自邵雍开始。我怪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为邵雍之《易》也，不可以不论。又后曰：有人说，你认为易图不是伏羲的旧作，已经明白了。至于河以通干，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谓的河图洛书，可以废除吗？大概宋代儒者朱子的说法非常详细，揭示中五的要旨，明确主客君臣之位，顺五行生克之序，辨体用常变之殊，合卦范兼通之妙，纵横曲直，无不相值，可以说精妙了。说，这是我担心其说过于精妙的原因。事有出于圣人，而在学者有不必精求的，河图洛书就是这样。圣人聪明睿知，德通于天，符瑞之生，出于世之所创见，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而说河图洛书，圣人则之者，这是大传所有的。通干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

译“戴九履一”这种数理，并不是《大传》中所记载的内容。用那些名称来契合这些痕迹，又用这些痕迹来印证那些名称，它们不与《大易》并行，也不收藏在博士学官的典籍中，却在千年之后，由山野隐士手持方寸之书，声称古代的河图洛书就是这样的。这种传承本来就已经沉没隐晦、诡秘难明，因而成为学者们所怀疑的对象。虽然他们的学说自认为无所不通，但道理就在人心中，仁者和智者都能看见。无论是龙虎炼丹的经书，金石草木的占卜，还是轨度占算的技术，都随着他们各自的说法而无不合，难道必定都是圣人制定的吗？《大传》说：包牺氏统治天下时，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天地之间，哪里没有图，哪里没有书呢？如果把图展示出来，说：哪是上哪是下，哪是左哪是右，哪是乾兑离震，哪是巽坎艮坤？上天告诉人，岂不显得轻慢？顺着上下的位置定为上下，顺着左右的位置定为左右，顺着乾兑离震定为乾兑离震，顺着巽坎艮坤定为巽坎艮坤，圣人效法上天，岂不显得拘泥？况且他们所说的“效法变化而垂示天象”，仔细分析起来，又有什么恰当之处呢？假如这两幅图真的像现在所流传的那样，那么其中所谓的精微蕴义，圣人本来就已经取来归入《易》中了。在《易》中寻求河图洛书的学说就可以了。子产说：天道遥远，人道切近。天道是圣人独自领悟的，而人道是圣人用来告诉众人的。告诉众人天人合一的道理，就会使他们惊骇困惑；告诉众人人伦常理，就会使他们乐意顺从。所以圣人创作《易》，凡所谓深奥微妙、悠远恍惚的道理，全都推演到日常言语和行为之中，而卦爻的象数、吉凶悔吝的辞句，不也是深刻显明吗！圣人看见转蓬而发明造车，观察鸟迹而创制文字。世人寻求造车和造字的道理，是有的，但一定要去寻求转蓬和鸟迹本身，我未见其合理。孔子赞《易》，删去《连山》《归藏》，而取用《周易》，始于乾卦而终于未济卦，那么河图洛书的排列，鲜明清晰的没有超过这个的了。现在，冶炼所珍贵的是模具；而使用者不寻求模具，而寻求器物。耕种所依赖的是农具；而吃饭的人不寻求农具，而寻求粮食。有了河图洛书而后有《易》，有了《易》就可以没有河图洛书了。所以《论语》说“河不出图”，与凤鸟同为祥瑞罢了；《顾命》说“河图在东序”，与和弓垂矢同为宝物罢了。因此河图洛书不可以过分精研，精研《易》的人，也就是精研河图洛书的人了。正因为不知道它不可过分精研，而想要精研它，所以推测模拟，无所不至，于是有了九宫之法，有了八分井文的画法，有了坎离交流的卦象，以及孔安国、向歆、扬雄、班固、刘牧、魏华父、朱子、张文饶等儒者的论述，有的说九，有的说十，有的合并，有的分开，纷纷不定，又有什么值得辩驳的呢！

译又查归有光《洪范约》说：“《洪范》这本书起源于大禹，由箕子传承下来。圣人神妙地阐明此道，垂示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这必定是上天在危难之中予以佑助，从而启发其智慧，所以箕子认为这是大禹从天那里得到的。汉代儒者解说经典，多采用谶纬之书，于是认为上天确实有所赐予大禹。因此，把洛书作为九畴的，是孔安国的说法；把‘初一’到‘六极’六十五个字作为洛书的，是刘歆、刘向的说法；把‘戴九履一’作为现在洛书的，是关朗的说法。关朗的说法，被儒者所采用。箕子所说的‘天赐予大禹《洪范》九畴’，何曾说过它出自洛书？大禹所列举的，不过是说天人的根本大法，有这九章，从一数到九，只是条目的数量罢了。五行为什么取数一，而五福六极为什么取数九？即使按照儒者所说洛书的数字，纵横变化，其道理非常奇妙，大禹却不采用，而暂且取用从一到九的名称，这必定不是事实。《易经》的道理非常明白，而儒者用河图扰乱它；《洪范》的意义非常明白，而儒者用洛书扰乱它。其起源始于谶纬之书，后来出自养生家，不符合圣人只谈常理而不谈怪异的原则。”《洪范》这本书，以天道治理人事，圣人先于天意行动而天不违背，后于天意行动而顺从天时，不过是顺其自然，如果在其中稍有私智，就是鲧扰乱五行那样了。读《洪范》的人，应当知道天与人浑然一体，我的所作所为就是天道，天的变化昭然若揭，都是我的所作所为。宇宙之间，充满闭塞，无非是气，然后才知道儒者定位天地、养育万物的功业，起初并不在我的本性之外。上天庇佑下民，上天赐予大禹《洪范》九畴，与五纪的天、稽疑的天、庶征的天、五福六极的天，其天是同一个天。九畴并列陈述，如果没有统纪，而意思实际上联络贯通。皇极居中，而以前四畴作为皇极的辅助，后四畴都是皇极所发出的。五行是天道的常理，在五事中敬慎，是用来修养自己；在八政中丰厚，是用来治理百姓；在五纪中协调，是用来敬奉上天。皇极的道理尽在于此，然后以五事施行于八政，而适时运用其鼓舞的权柄，就叫做三德。咨询自己的内心、卿士和庶民，而命令龟卜筮占，就叫做稽疑。观察肃、乂、哲、谋、圣的感应，就叫做庶征。以皇极收敛福气，则有福而没有祸。前四畴要求自己，是治理天下的根本要领；后四畴取之于外，是治理天下的枝叶余绪。箕子在皇极方面论述，在五福方面论述，五事是其可见的端倪。敬农协建，又明念向威，各用一个字概括一畴的意义。下文不过是叙述其条目而演绎它，要不出这九个字之中了。

又查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序说：“《易经》是涵盖天地的书，广大无所不备，所以九流百家的学问都可以混入其中。自从九流百家借它来推行自己的学说，而《易经》的本意反而晦暗了。汉代儒林传，孔子六传至淄川田何，易道大兴，我不知道田何的学说如何。降及焦赣、京房的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的变化，无不具备。我读李鼎祚《易解》，一时诸儒的学说秽芜康庄大道，使观象玩占的道理全部落入盲瞽方技之流，能不悲哀吗！有魏王弼出来注解《易经》，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全部摒弃，大多无关，大概水尽而寒潭清了。然而评论者说他以老庄解易，试读他的注解，简当而没有浮义，何曾笼统含糊，所以能远历于唐，作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磨灭。然而魏伯阳的《参同契》，陈抟的图书，远有端绪，世上喜好奇异的人，轻视王注的淡薄，未尝不以别传私藏之。等到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道于是而大定了。其时康节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的传承，而创立河图先天之说，这也只不过是一家之学罢了。晦庵作《本义》，加之于开卷读易者从之，后世颁之学宫，初犹兼《易传》并行，久而止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士信以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谓象数者又语焉而不详，将夫子之韦编三绝者，须求之卖酱篦桶之徒，而易学之榛芜盖仍如焦京之时矣。自科举之学一定，世不敢复议，稍有出入其说者，即以穿凿诬之。夫所谓穿凿者，必其与圣经不合者也。摘传注之讹，复还经文之旧，不可谓之穿凿也。河图洛书，欧阳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与汉儒异趣，不特不见于经，亦不见于传，先天之方位明与出震齐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于经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一切非经文所有，顾可谓之不穿凿乎？晦翁云：‘谈易者，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

译节制的学问，难道能使整体都陷入蒙蔽吗？世俗儒者过分看重象数之学，认为它是绝学，因此被其欺骗。我逐一疏通辨析，知道它与《周易》根本毫无关联，然后反过来探求程颐的《易传》，这或许也是廓清迷雾的一个方面。

又查考，以前读《论语集注》，其中说《河图》《洛书》是龙马背负着图在伏羲时代出现，我总以为将《河图》专属归于伏羲，实在狭隘，与上文提到的凤鸟等祥瑞不属同一类例。查考晋宋时期的史志及《水经注》，黄帝时代出现过，尧舜禹汤时代出现过，成王周公时代也出现过，并非只有伏羲时代才有。所以《礼记》将膏露、醴泉、器车、凤麟、龙等并列陈述，视其为祥瑞。

推究朱熹的本意，又认为伏羲是等待《河图》出现才画卦，这就更加狭隘了。难道没看到《易·系辞》先说“这是天生神物吗？效法天地变化吗？象征天垂示的吉凶吗？”然后才提到河图、洛书。那么河图洛书，不过是圣人用来创作《周易》的一个方面罢了。所以朱熹后来又说：“图即使不出现在《易》中，也须要防备（其影响）。”

这话的意思是，诸书有的说《图》记载天子的宝器，有的说《图》记载江河山川州界的分野，有的说列宿斗柄的度数，《帝王录》记载兴亡的数目，总之并非只有八卦这一种。只是因为三代以后，凤鸟尚且有出现，《河图》却绝迹了。魏国青龙年间图出现，但不是龙马背负的；宋代朱熹时，龙马出现，但不是背负图的，这就越发让人觉得应当将《河图》专属归于伏羲，伏羲必须等待它才画卦。这种说法的固执，真是到了极点啊。

译又查《洪范》篇第二部分，孔安国都没有说存在错简。宋代苏子聸开始提出这一观点，他说：“从‘王省惟岁’到‘则以风雨’这八十七个字，作为‘五纪’的传文，附在‘五曰历数’下面。等到金代仁山，参考王子益的考定，又把从‘无偏无颇’到‘归其有极’作为‘皇极’的经文，说：‘皇极的敷陈之言，到‘以为天下王’，作为皇极。’传文共一百字，都附在‘皇建其有极’下面。从‘敛时五福’到‘其作汝用咎’这一百四十六个字，附在‘五曰考终命’下面，作为‘五福’的传文。从‘惟辟作福’到‘民用僭忒’这四十八个字，附在‘六曰弱’下面，作为五福六极的总传。读起来颇觉得像韩愈所说的文从字顺，皇甫湜所说的章妥句适。”

《尚书古文疏证》卷七

<经部,书类,尚书古文疏证>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古文疏证》卷八 山阳阎若璩撰 第一百十三

《尚书》古文出自魏晋之间，距离东晋建武元年大约五十三四年才上献朝廷，设立学官。从建武元年下到南宋南渡初年，历时八百一十一年，有吴棫字才老的人出现，开始对此书产生怀疑，真可以说是上天启发他的内心了。这或许就是朱子《大学》序中所说的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吧。他的话说：“伏生在年老时传授经文，而安国为古文作注，又只确定那些可以知晓的部分，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那些不可知晓的部分大概并非没有。却想要凭借这些完全探求作书的本来意图，以及本末先后的意义，这也太难了。而安国所增多的书，现在书目都在，都文从字顺，不像伏生的书那样屈曲拗口，甚至有不可读的。四代的书，作者不一，乃至出自二人之手，就定为两种文体吗？这也难以说通。”又过了二百一十七年，休宁朱升在浙江行省试对策中说：“今文古文，篇章有分有合，词句有难有易。观察其文理的衔接，就可以看出它起初是合并的而现在分开了。观察其体制的巨大差异，就怀疑为什么那部分独自艰难，而这部分独自容易。”像这样的观点，自从朱子、吴才老已经提出疑问，而世上的大儒也已经有明辨并厘正的人了。世上的大儒，指的是临川吴文正，他的叙录盛行于世，这里不再赘述。查吴才老有《书裨传》十三卷，首卷举要，曰总说，曰书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异，曰诂训，曰差牙，曰孔传，共八篇。意思是在差牙、孔传篇内必定另有怀疑古文的地方，不止如上所载的那些，这些没有流传下来，可惜啊！听说归熙甫有《疑古文稿》藏在家中，我三次到他家求购探访，最终也没有拿出来。

又查《书》《裨传》虽然失传，但蔡传《泰誓》篇目下引用吴氏说：“汤、武都以兵受命。然而汤的言辞宽裕，武王的言辞紧迫。汤列举桀的罪状恭敬，武王列举纣的罪状傲慢。学者不能没有遗憾，怀疑这些书是晚出的，或者并非全是当时的原文。”这个吴氏的怀疑，就是吴才老。

又查《草庐全集》中有题《伏生授书图》诗说：“先汉今文古，后晋古文今。若论伏氏功，遗像当铸金。又自防云。呜呼！上天没有泯灭帝王的制度，所以怜惜留下这位老人，直到这个时候。女子也有功劳。书二十八篇，后来析为三十三篇。奇崛难读，有人说女子口授时，济南、颍川语言不同，夹杂自己的意思属读，而失去了真意。呜呼！奇崛是古书的体例，错在哪里可怪？晋隋间古文二十五篇出现，文从字顺，像如今人的语言，不像伏生的书那样奇崛。识者议论其功罪于错，会怎样呢？呜呼！这本来不容易对浅见寡闻的人说。怎么能起吴才老、朱仲晦于九泉之下？”案析为三十三，指晋隋间的书而言，并非真正的孔书。

又查赵氏《松雪斋集》中有书《今古文集注序》，分今文、古文为之集注。说：“嗟夫！书之为书，二帝三王之道就在这里。不幸而亡于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心让伪乱真吗？又幸而发觉其伪，忍心没有论述以明之，使天下后世常受其欺吗？”这是最大的心愿，估计当时识议与之相合者，只有吴草庐一人。所以草庐赠别子昂诗说：‘识君维扬驿，玉色天人表。伏梅千载事，疑谳一夕了。快哉此一夕谈也！’降而其门人杨载为行状，仅说：‘公治《尚书》，为之注，多所阐明。廷臣为谥议，公尤邃于书，作传注以明其防。’即后十五年，何贞立来刻集，也称：‘某尝见公所著书《古今文集注》，皆其盛年手自缮写，人未知之，并无一语及其绝识。’以为古文之可疑，则古文之在当日人为压服久矣。呜呼！聚聋而鼓之，百无当也。然聋极而聪，亦有候存焉。君子讵忍尽绝一世人于门外哉？故每不能已于言。

又查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节也易，由枝节而返根柢也难。窃以考据之学亦尔。予之辨伪古文，吃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