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广听録卷二

译长江与汉水两条河流在寻阳以南汇合成为一条，向东流至扬州地区注入彭蠡泽，又分为三条水道流入大海，因此扬州有“三江”之说。这些都是依据经文而产生的误解。经文记载江汉合流后只是一条江，并没有分成三条，而且这一条江也是独自流入大海，并没有注入震泽，这些都是经文所没有的，不能拿山川陵谷古今变迁作为借口。况且三江、九河既然有具体的数目，就必须实际按照这个数目来对应，不能像朝三暮四那样用狡诈的手段来解释古代经典。查考《禹贡》中“导汉”、“导江”本是两条水，等到导汉水到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就变成一条水了。一条水必定有一个名字，现在这条流入大海的水名叫江呢？还是叫汉呢？汉水既然已经汇入长江，那么汉水就不能再单独命名，如果只称为江，又怎么区别于原本就是长江的那部分呢？因为汉水在北边向南流来汇入长江，所以把它称为北江，那么这个北江就是汉水。如果原本就是长江，那么自从与汉水汇合后向东流经彭蠡泽，再向东流入大海，将怎么命名呢？如果只叫江，就无法安置汉水的名称；如果叫南江，那么是汉水流入长江，而不是长江流入汉水，南北相对抗，这符合主客关系的道理吗？因此把它命名为中江，“中”就是内，不是从外面来的。比如里面的衣服叫中衣，治理内部职事的人叫治中。又“中”指自身，也就是本身。比如《射义》中“侯中”指的是箭靶本身的中心。那么因为本身就是长江，又不是从外面流入的，所以叫中江。这个中江就是大江了。用大江和汉水这两条大水流入大海，而愚妄的注疏却想要增加一条江来凑成三条，不是很可笑吗？于是《汉书·地理志》又沿袭北江、中江的说法，加上南江凑成三条，而对于大江这一条水明明知道没有分成三条流入大海的事，就另外虚构出三条水，却又不能确切指出是哪三条水、叫什么名字，仍然说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面往东流入大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往东到阳羡流入大海，南江从吴县南面往东流入大海。既然没有这些水，又不能找到它们流入大海的途径，在经籍中本来就模糊不清，而古老和现在居住在那里的人也不能自己援引、依据这些说法，这明显是错误地沿袭经文，在北江、中江的基础上加上南江，从而形成三条，这是对孔安国传的小改动，真是梦中又说梦了。

译至于蔡沈注释中关于“松江、娄江、东江”的说法，其本源出自庾仲初《吴都赋》的注。这是用吴地的地理来注释《吴赋》，必定不会涉及其他地方。况且他的意思妄自怀疑《禹贡》中“三江”入海后震泽才安定，那么这三江必定与震泽有关联，因此他把震泽下游的所有水流都拿来凑数，然而仍然少了一条。所谓“东江”，从来就没有这条河，虽然多少有些冤枉错认，但必定找不到，那么也就罢了。何况松江就是吴淞江，与娄江都是震泽的下游，把它们作为三江之一，是可以的；但如果认为它们就是三江的全部，那么儒者的说法就不可听信了。我将用经传来驳斥它。《国语》说：“吴国与越国，被三江环绕。”又说：“与我争夺三江利益的人，不是吴国吗？”假如这里指的是那三江，那么这条车辙般的水流就不能环绕吴国，怎么能环绕越国呢？况且这是吴国的地方，与越国有什么关系，反而说与越国争夺三江的利益，哪有这种道理？我曾经在史馆做馆课文章，我主张韦昭对《国语》的注释说：“三江是指松江、浙江、浦阳江。”扬州西部的水，没有比彭蠡更大的；扬州东部的水，没有比三江和震泽更大的。所以列举彭蠡、震泽以及这三条水罢了，没有多余的事。现在遍寻扬州的大水，有超出彭蠡、震泽、浙江、浦阳的吗？至于长江，那么九江、江汉的重点在荆州，而这里只是借着“沿于江海”一句话顺便提及。大概浙江在扬州是最大的，发源于新都，绵延在太末之间，泛滥防制千余里，滔滔流入大海，比起扬子江的入海口还要宽阔。所以枚乘《七发》所说的“广陵的曲江”，指的是浙江。曲就是折，浙江流出富春山而形成一个转折，因此命名为浙江，天下只有浙江有潮水，所以《七发》极力称赞它。现在试问维扬的地方有曲江吗？维扬的大江有潮水吗？所以浙江是扬州最显著的水，《禹贡》中流入防稽的就是这条江，吴越互相环绕而互相争夺的，也是这条江。至于浦阳江，则专门在越地，汇聚于乌伤，环绕经过诸暨、余姚各县而向北流入大海。春秋时都以此称为“三江”的口，《吴越春秋》所说“范蠡离开越国出三江之口”，正是指这个地方。所以《南史》谢灵运传中有说：“派薛道双集合乡里的健儿在三江之口篡夺他。”可见“三江”这个旧名从春秋到现在没有改变。因此桑钦《水经》妄图寻找南江所在，说南江经过宣城、宁国成为长渎，注入具区（太湖）东面，而松江从这里流出，于是就把松江当作南江，这本来就没有道理。却又说“奇分为三江”。口又向东到余姚入海，那么也是指这个三江口为《禹贡》三江之一，因此详细记载它入海的地方，只是不明白三江口就是浦阳，导致错误地把长渎和松江都归入其中。松江、长渎必定不能越过浙江而到达余姚入海，这是明确的。至于郦道元《水经注》，又妄图寻找东江所在，说临平湖上通浦阳江，下注浙江，名叫东江，那么也明确地把浦阳下游作为东江，作为三江之一。而又不知道临平不能越过浙江而连通浦阳，所以完全不合事实。然而浦阳作为三江之一，桑钦的《水经》、郦元的《水经注》，其踪迹都可以验证。

九江有两种说法，一是大江流到荆州分为九条，这是《禹贡》中的九江；一是庐山南面的彭蠡湖改名为九江，这是汉晋时期的九江。如果宋儒说洞庭湖是九江，那就是杜撰了。为什么说荆州有九江呢？《禹贡》在荆州部分说：“九江孔殷”，那么九江原本在荆州界内。孔安国传云：“大江在这个州界分为九道”，而《正义》说：“大江分而为九江，就像大河分而为九河。”所以桑钦《水经》说：“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详查其地，应当在今天荆州的西边、岳州的北边。而张浈说始于鄂陵，终于江口，防制于桑落洲，总是不离开今天荆州的上下。而从大禹治水以后，不知什么时候淹没，名字存在而形态毁坏，就像九河一样不可踪迹。这考察前儒所说，都是吻合的。至于江的名字，张僧监《寻阳记》说：“一乌、二蚌、三乌臼、四嘉靡、五畎、六源、七廪、八提、九菌。”凡是《寰宇记》《寻阳地记》以及张浈、贾躭、李宗谔都有九江图名，虽然稍有参差错误，但十之七八还是相同的。

至于彭蠡、九江，则始于司马迁作《史记》，有“我登上庐山，观看大禹疏导九江”的话，而刘歆于是说“湖汉九水流入彭蠡”，导致班固《地理志》在庐江郡寻阳下说“禹贡九江在其南”，因此，应劭、郑玄辈都说“九江在庐山外”，于是沿袭久了，竟然把彭蠡当作九江了。《禹贡》分州的文字，九江在荆州，彭蠡在扬州，两者不相干涉。即使疏导汉水、疏导江水，也明确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然后向东防制彭蠡”，所以九江、彭蠡不仅两地不同，还隔着东陵，而混作一条水，这是司马迁的错误，而世人又错误地沿袭，那么直接说“这不是《禹贡》的水道，可以一言断定”。

于是水流既然已经改变，而郡县的

译依靠水名来确立地名的，也逐渐发生变迁，于是门户分立，各自承袭，互相争执。考察秦朝时的九江郡，位于荆州西陵、蕲春之间，汉朝初年废除后又重新设置，于是逐渐迁移到寿春，这时已经接近扬州了。到了新莽改制，竟然把寿春的九江郡改为延平郡，而把江南的豫章郡改名为九江郡，并且把柴桑设为九江亭。于是扬州的彭蠡，才真正成为荆州的九江。然而这个新的九江，并不是旧的九江。到了东汉仍然改回旧制，而晋朝却又把旧的九江郡改为淮南郡。等到惠帝元康元年，割取荆州、扬州的各块土地，合并十个郡并命名为江州，凡是新旧九江都隶属于它。起初治所还在江北岸，后来温峤将治所迁移到湓城。等到永康改元，随即将庐江郡的寻阳、武昌郡的柴桑划出，设置寻阳郡，隶属于江州。到了元帝渡江，又在浔阳郡内设置九江县。于是江南江北的新旧九江，以及九江水、九江郡、九江县，全都汇聚在此地，而固执拘泥的人，甚至拿着《史记》来诘难《禹贡》了。

译如果蔡沈的注解说，详细考察汉代九江郡的寻阳，乃是《禹贡》扬州的疆域，那么汉代九江郡并没有寻阳，寻阳原本属于汉代庐江郡，与九江郡毫无关系。相传汉代设置九江郡在寿春，该地名叫浔水城，与寻阳名字相近，因此就把庐江郡的寻阳说成就是九江郡的寻阳，并非九江郡有寻阳。至于把洞庭湖当作九江，则是宋代胡旦、晁说之等人首创的说法，但始终没有证据。即使他们所引用的湘、沅、澬、澧等河流也杂乱不一，而且反复推究《禹贡》导汉水、导江水的文字，并没有洞庭湖的踪迹可以冤枉地认定。于是他们说东面到达澧水，澧水就是洞庭湖的一部分，是湘、沅、澬、澧中的澧水，那么澧水就是洞庭湖。既然说东面到达澧水，又说经过洞庭湖，这就不相符。又说到达东陵，东陵就是巴陵，是洞庭湖流入长江的出口，那么这个入江口就是长江向东流经的地方，经过洞庭湖在这里，到达巴陵也在这里，这也不相符。像这样，他们的说法就可以废弃了。《水经》说：东陵在庐江郡金菌县西北。云土是地名。韦昭说：云土现在成为县。《汉书·地理志》江南有云杜县，杜就是土字读音的错误。大概云梦是两个泽的名字，《左传》称云中，又称江南的梦，都是指沼泽而言，所以司马相如《子虚赋》说云梦方圆八九百里，横跨长江南北，那里的水很大，而其旁边的土地则加上土字，如南郡枝江、安陆都有云梦城之类。旧注说土兼上下有云土、梦土，史书文字用省略字兼指，这比较合乎情理。如果说云土是指水退去露出土地，那么云梦是大泽，能见到土地吗？

地理志记载，雍州之地没有黑水，有人说在炖煌郡，现在云南四川交界处有泸水，诸葛亮《出师表》所说的五月渡泸，泸，卢是黑色，又名金沙江，因为江沙出产金子。唐代樊绰说：“西夷的水，向南流入海的共有四条，叫区江，叫西洱河，叫丽水，叫弥渃江，都流入南海。”现在丽水也叫丽江，就是金沙江。周兴嗣《千字文》所说的“金生丽水”，《楚辞》所说的“黑水〇沚”，都是指这个地方。

疏导山脉和河流，马融、王肃等人都有三条的说法，以疏导岍山为北条，西倾山为中条，嶓冢山为南条。只有郑玄分为四列，以疏导岍山为阴列，西倾山为次阴列，嶓冢山为次阳列，岷山为正阳列。阴就是北，阳就是南。他把三条分为四条，是说疏导岍山对应黄河，西倾山对应淮河，嶓冢山对应汉水，岷山对应长江，以四大河流对应四大山脉。蔡沈的注改为南北两条，那么还是郑玄的意思，而名称却改变了。

太行山、恒山，就是北岳恒山，在今真定曲阳县西北。《周礼·职方氏》说正北叫并州，镇山叫恒山。注说：“恒山在上曲阳，这是对的。”汉武帝天汉年间，修缮泰山封禅，回来经过祭祀常山，埋藏〇玉。这两件事就在那个地方。有人用恒州、浑源州的恒山来对应，说古代北巡都在浑源，后来因为山顶飞走一块石头到曲阳，而山体两处裂开，中间空像陶器。历代害怕攀登的人，都在曲阳就近祭祀，而浑源就荒废了。这也是传闻不可信的说法。只是北方有两座恒山，哪一个是北岳呢？那么旧儒大多说在曲阳。

敷浅原在本传中说，一名傅阳山，在扬州豫章界。在《国语》注中也说，一名傅阳山，在豫章。在《史记本纪》注中也说，一名傅阳山，在豫章。至于《汉书·地理志》则在豫章郡歴陵县下直接说：傅昜山，傅昜川在县南。古文认为这是敷浅原，大概〇就是敷字，昜就是阳字。傅阳，是敷浅的别名，它的名字，它的地点记载历历在目，而朱熹又想以庐山作为敷浅原，那么所有的书籍都不足为凭了。元代王耕野说：敷浅原恐怕不是庐山，高平叫原，而又名叫敷浅，那么一定是平坦延展，不是高山可知。如果说山的高大可以辨别疆域，那么禹所记载的，只是列举疏浚所及的地方罢了，不是周代职方氏标榜高大的做法。不然的话，豫州的嵩岳，舒州的灊山，江东的茅山、九华山，何尝不高大而不被提及呢？

朱熹认为东面汇合的沼泽是彭蠡，这与水道不合。彭蠡汇聚众水而自成沼泽，并非借助江汉的水才开始形成汇聚。而且彭蠡在江南，不在江北。又说东面迤逦北边防止于汇聚，那就完全相反了。因此引用郑樵的说法，想要删去这两句而没有成功。到了吴澄著书《纂言》，就遵循朱熹的说法，将两句移改作一处，以示删去，那就简直肆无忌惮了。学者贵在虚心，那么也应当略通儒者的学说以求其义理。那说东面汇合的沼泽是彭蠡的，不是说彭蠡是汉水所汇聚的。按孔安国传所说，滙，回也。就是《夏本纪》、《汉书·地理志》都说滙，回也。是说汉水经过彭蠡而回旋罢了。彭蠡自成沼泽，而汉水向东经过而汇聚它，因此说潆洄其中，然后离开的，是什么水为彭蠡呢。那说东面迤逦北边防止于汇聚的，那么北防字不连，而迤北字连。迤北，是靡迤斜逝的形状，是说江水到这里，其向东走的道路稍微向北倾斜，而彭蠡南出，正好防止在回旋之间。大概江向北倾斜而防止于汇聚，并非彭蠡在北而又作此

译汇聚罢了。这乃是经文中容易明白的地方。

译鸟鼠同穴，是同一座山而有四个字的名称。西倾、朱圉、鸟鼠是列举偏名，导渭自鸟鼠同穴，是列举全名。《尔雅》说：“鸟鼠同穴，那鸟名叫防，那鼠名叫鶟。”郭璞说：“鸟常在外面，鼠常在里面，共同在洞穴中居住，所以这座山以此得名。”这是山川禽鸟共有的现象，共同被经文传说所记载，可以证明可以依据的，却还说“鸟鼠与同穴”是两座山，那就未免过于牵强了。《地理志》说：“陇西首阳西南有鸟鼠同穴山，渭水发源于此。”现在临洮渭源县就是汉时的首阳，那地方有鸟鼠同穴山，只是有时称鸟鼠，有时称同穴，也就像《禹贡》中互相称呼一样。舜开始设立十二州，而禹又将其分为九州，这正是《洪范》所说的“天于是赐予禹洪范九畴”，而禹效法九类来治理洪水，因此又改为九观。《禹贡》中凡是山水都加上九字，如九州、九山、九川、九泽就是这样。后来《周礼》《尔雅》都沿用九州，然而《周礼》有幽州、并州而没有徐州、梁州，《尔雅》有幽州、营州而没有青州、梁州，各自对于舜的十二州有不同的取舍，又有所不同。

九河九江还有水可以计数，如果《庄子·天运篇》中的九洛之事，那么洛水哪有九条呢？前人有人说：古代多用九来命名，不一定就是九的数量。太湖一个湖而名叫五湖，昭余祁一个沼泽而名叫九泽。一定要用西倾、鸟鼠来凑足九山，用胡苏、马颊来凑足九河，那么九泽、九渊就无法考究了。《夏本纪》在“导岍及岐”上面加上“导九山”三个字，在“导弱水”上面加上“导九川”三个字，意图用这些山水来凑足九的数量。司马贞注释“九川”，就用弱水、黑水、河、济、江、汉、淮、渭、洛，定为九条水，恰好相合；至于山泽就参差错乱了。于是选取各山以岍、壶口、砥柱、太行、西倾、熊耳、嶓冢、内方、岷山来充当，说都是经文中领头的山。然而文中首先提到的，怎么足以确定数量呢？大概它所疏导的山实际有二十七座，随意选取所涉及的，所到的纵横数之，都不能限定为九，那么何必一定要这样呢？至于九泽，或许用雷夏、大野、彭蠡、云梦、荥波、渮泽、盂猪，恰好是九的数量。然而震泽现在名叫泽，反而不列入九泽的数量，怎么解释呢？《书序》说“夏启作甘誓”，而《庄子》、《说苑》都说禹攻打有扈；《吕氏春秋》又说“夏后相与有扈在甘作战”，只有《史记》说“启即位，有扈不服，于是灭掉它”，这是主张《书序》的说法。后来冯衍赋说“讯夏启于甘泽兮，帝典之首倾”，也说这是启的事。如果王逸注释《天问》，既然认为有扈的牧童击床先出来是启攻打有扈，亲自在床上击杀他，又认为最终灭掉有扈的是浇灭掉夏后相，相遗腹子少康，仍然灭掉有扈，那么既然认为是启，又认为是相的儿子，自相矛盾。而且与《吕览》“夏后相与有扈战于甘”的说法也同也异。汉代儒生解释经书的困难，依据就像这样。有扈声讨罪状，只以五行、三正为借口，而并没有具体的罪状，世人大多不理解。大概有扈的叛乱，是说启私藏禹的天下而不给贤人，所以不服。启因此用天命来折服他，说五德相禅，三正递改，都是天命所行，所谓“天的历数在这里”的，而轻侮抛弃不遵从，是逆天命。天于是断绝他的命了。《家语》孔子回答季康子说：“古代的王者，改朝换代而改变称号，取法五行。”如包牺氏以木德称王，神农以火德称王，类故《汉律历志》说：“尧以火德称王，将天下传给有虞，这是土德，火生土。舜又将天下让给禹，土生金。”这是金德三正，记载说：正朔三次而改变，子月是天正，丑月是地正，寅月是人正。这在轩辕、高辛时早已实行。所以《论语》说：“行夏之时，是说夏朝恰好行人正，得到时的常规。”这是夏虽然继世，而在行为上是金，在正朔上是寅，地行人正统承天历命，在于此。又夏禹天赐洪范，首先重视五行，所以他的陈谋就说：“水火金木土谷。”在治水就说：“六府孔修。”现在进行征伐，也就说：“威侮五行。”大概其世代遵守范书如此。根据书序：“成汤既死，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而孔传说：“成汤儿子太丁未即位而死，所以汤死后太丁的儿子太甲嗣位，就是汤的孙子。”自从孟子有“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的文字，而殷本纪遵循它，说“汤崩，太丁早死，于是立太丁弟弟外丙三年而死，又立外丙弟弟仲壬四年而死，伊尹于是立太丁的儿子太甲。”这两种说法不知道谁是对的，在汉代儒生也不知道该听从谁。孔氏注释《尚书》就依据书序，赵岐注释《孟子》就照本纪。到班固作《律历志》，引用《伊训》篇，而且两说兼作，解释说：“太甲虽然有成汤、太丁、外丙的服丧，竟然以数人连称，不知道他是成汤呢

译是太丁呢，还是外丙呢？如果这样，经书的义理就丧失了。」经书说「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他的祖先就是汤」，为什么说是「恭敬地拜见」？是说将要即位而在灵柩前祭奠。那么所停灵柩的就是汤了。经书说是「汤」，那么即使《尚书序》也不顾，何况《史记·本纪》？有人问：那怎么安置孟子的说法呢？回答说：「以前本来就有解释的人。」外丙在位二年去世，仲壬在位四年去世，这是在汤去世之前尚未继承王位。然而为什么一定要涉及这两个人呢？回答说：古代传位的法则，只有世袭和传弟，殷朝崇尚传弟，那么就一定要传给两个弟弟，所以整个殷朝，共二十八位君主，都是传弟的，而唯独这两个弟弟没有传位，那么又怎么能不涉及他们呢？只有元祀十二月乙丑，宋儒都说商朝以建丑为正，所以夏朝的十二月丑月是正朔，其不改为正月而仍然称为十二月的原因，是因为朔改了而月与时都不改。这是不读书的言论，我已经在《春秋》「春王正月」的条文中详细辨析过了。然而这里太甲既然改元称为元祀，却仍然称为十二月，也一定有说法：说「这十二月是建子之月，即夏朝的十一月，商朝的十二月。如果是建丑之月，即夏朝的十二月，那么在商朝就称为正月了。」那么十二月为什么称为元祀呢？考察周代的制度，遭遇丧事而即位，过了一年才改元，春秋十二公可以验证。如果是商代的制度，那么遭遇丧事即位，过一个月就改元。假如先君在正月去世，那么只有正月是先君的年份，二月就改元了。然而这二月不能改为正月，因为新君元年与先君末年合并这一年而不能分开。先君在十一月去世，那么十一月以前都是先君的年份，只有这十二月、一月是新君元年。然而这一月不能改为正月，因为先君末年合并新君一月而共用这一年，这一月不能为新君所独有。现在根据《世纪》，成汤在丁未十三年去世，那么一定是在建亥十一月去世，而太甲在建子十二月即位改元，所以称为元祀十二月。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就是建丑正月，即太甲二年，不是元年了。然而《太甲中篇》又说：「惟三祀十二月朔」，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也是建子之月，即夏朝的十一月，商朝的十二月。考察《士虞礼》《公羊传》《荀子·三年问》等书，都说：「三年的丧期，二十五个月结束」，结束是说撤去丧服可以改穿吉服而处理政务。太甲从元年十一月服丧，到三年的十月，正好是两个周年，即《丧服小记》所说的「三年之丧，再朞者」，而在这之后又加一个月到二十五个月结束丧期，那么仍然是十二月。所以孔安国传云：「汤在元年十一月去世，到这里二十六个月，三年服丧期满」，所说的二十六个月，是把祥祭后一个月也算在内。然而服丧期满了，所以伊尹用冕服改凶为吉，这是元祀的十二月作为元祀的首月，而三祀的十二月作为三祀的末月。都是十二月，那么都是建子月。

译况且那是建子之月，又有证据可证。人们只知道《伊训》篇记载的是改元即位，却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事。文中说“伊尹祭祀先王”，又说“奉送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这是为什么呢？只有一位成汤，却既称先王，又称厥祖；只举行一次奠殡，却既说伊尹代为祭祀，又说嗣王恭敬拜见，杂乱无章，没有道理。后来我读《汉书·律历志》，才知道伊尹代为祭祀是一件事，是越茀祭天；嗣王恭敬拜见是另一件事，是即位奠殡。所谓“越茀祭天”，正是因为这个月是建子之月，即夏历十一月，正值冬至初一早晨，按礼应当祭天，虽然有先王的丧事，但祭天大事重大，不因王事废掉祭天之事，所以越茀而行，特意派遣冢宰代为祭祀。经文中说“伊尹祭祀先王”，先王指的是契，他是配享祭天的，祭典中所说“商人禘祭喾而郊祭契”就是指的这件事，这是一件事。所谓“即位奠殡”，就像康王即位时，在先君灵柩前住宿三天、祭祀三次，与侯甸群后共同举行奠礼，然后才即位改元，这是嗣王亲自做的，而且恭敬地在成汤的灵柩前，所以说“奉送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厥祖指的是成汤，这是另一件事。那么这十二月本来就是冬至所在的十一月了。《律历志》说：“商十二月乙丑初一早晨冬至，伊尹越茀行事，在方明坛祭祀。”这显然不是建丑商正之月，经文意思很清楚。胡安国本是浅陋的儒生，他所传的《春秋》没有一处不错，而南宋儒者像遵守法律一样遵循他，必定认为三正不改时月。我因此根据各种经典多次辩驳。

唐虞三代都建立七庙，这在《家语》《谷梁传》《荀子》以及《礼器》《王制》《祭法》等书中都有记载。而汉代的韦玄成没有学问，说天子只立五庙，郑玄遵循他的说法，导致王肃提出质疑，刘歆驳斥纠正，是非得失早已清楚明白，然而近代攻击古文《尚书》的人，仍然以太甲七世之庙为疑点。我在庙制及《尚书》冤词中论述得很详细了，只是孔颖达的《正义》不满意郑玄的说法，没有在《礼记》注中辩驳，而在这里稍加阐发。况且《丧服小记》有庶子为王立庙的说法，郑玄误注，孔颖达在《小记》注中不便驳正，反而记载在这里，这也可见前代儒者用心之苦，对经学有益，因此我急切地采纳它。

为什么说庶子为王立庙呢？《小记》说：“王者禘祭他的祖先所从出的始祖，而建立四亲庙。”这是说正规的七庙。正规的七庙，一个始祖，四个亲庙，加上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为二祧，共七庙。接着又说“庶子为王也这样”。《正义》引用王肃等人的说法，认为受命之主是开创基业之王，所以立四亲庙。庶子为王，是指庶子之后从外继位，虽然继承正统的四亲庙，但仍然另外建立自己高祖以下的四庙，就像汉宣帝另外立戾太子、悼皇考之类。这种说法在东汉张纯、朱博等人已经采用，让光武帝立元、成、哀、平四亲庙，又自立四亲庙，以所生父南顿令为皇考庙，祖父钜鹿尉为皇祖考庙，曾祖父郁林太守为皇曾祖考庙，高祖父节侯为皇高祖考庙。这在典制中有记载，在经史中都可以依据。后来宋代的陆佃、陈祥道等人也能称引这种说法，而程颐、司马光议论濮议，明代的杨廷和议论嘉靖大礼，都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这才知道学者贵在通晓经义。《周官》说：“学习古制入仕为官，议论政事以制定法度。”关系重大，不可忽视。详见我的《辨定大礼议》中。

盘庚历数迁都时说：“到现在五次迁都。”孔传认为汤迁亳，仲丁迁嚣，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现在将迁殷，为五次迁徙。前代儒者认为五次迁徙都指先王而言，不能把迁殷随意算在内，所以郑玄、王肃等人都说汤从商迁到亳，为两次迁徙。这都是强行凑足五次迁徙不可得，所以故意拆分一次来凑合。商亳本来是一地，汤从南亳迁到西亳，只是一次迁徙，怎么能把开始居住算作一次迁徙呢？查汲冢古文有盘庚从奄迁到殷的记载，而《殷本纪》又说祖乙迁到邢，意思是当时祖乙居耿之后，因为耿地被河水灾害，又迁到别处，如书序所说“祖乙在耿地被水毁”那样，所谓“毁”，则必定已被水毁坏，不能再居住，可以知道。虽然祖乙所迁之处，是奄还是邢，尚未可定，然而已经迁徙了，那么就是亳、嚣、相、耿已经四次迁徙，加上祖乙所迁为五次，这还是有依据的。如果这样，那么前代儒者所谓盘庚从耿迁到殷的说法，我还认为是解说经文的疏漏。耿在祖乙时已经被水毁了，还能从耿迁吗？

书序：高宗祭祀成汤，有飞雉登上鼎耳而鸣叫。孔传认为是耳朵不聪的异象，这是以鼎耳来占卜。但《洪范五行传》说：“视之不明时，则有羽虫之孽。”雉鸣叫，是羽孽。难道高宗视不明，听又不聪吗？又《汉五行志》刘歆说：“鼎者，三公的象征。鼎靠耳移动，鼎耳是其枢机。”羽虫登上鼎耳，应当有小人居三公之位执政者。高宗正提升傅说为相，《国语》所说“得傅说以来，升之为公”者，而其祥瑞如此，则

译这说法不是把圣人当作小人了。所以我认为五行灾祥的体系不值得相信，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如果荀悦在《申鉴》中又说：“鼎上出现野鸡的异象，是商朝兴起的征兆。”人们把它看作灾祸，而我把它看作祥瑞，又有谁能分辨谁对谁错呢？

译微子称箕子为父师，比干为少师。师，是师保的称呼；父，意为大。父师、少师，就如同周代官制中三公称为太师，三孤称为少师一样。如果认为箕子是微子的叔父，所以有“父”的称呼，那么比干作为叔父却称为少师，这就讲不通了。况且服虔、杜预说箕子是纣王的庶兄，他与纣王究竟是何种亲属关系，并没有定论。伏生的《尚书大传》说：“按照礼制，退休的臣子在乡里施教，大夫担任父师，士担任少师，早晚坐在门塾中教导进出的子弟。”这不过是乡官之长，并不是诸父。他们称为父师，其实就是太师。所以《史记·殷本纪》和《微子世家》都称箕子、比干为太师、少师，这是明显的证据。《孔子家语》说：“比干的官职是少师。”又如《史记》中的太师疵、少师彊，《论语》中的太师摰、少师阳，都是乐官的名称。

微子说：“如今殷朝的百姓竟然抢劫神祇祭祀用的纯色完整牺牲，用来容纳并准备食用，却没有灾祸。”蔡沈的注将“牺牲牷牲”断为一句，“用以容”又断为一句。如果按照孔安国的传所说，牛羊猪叫作牲，器物中的实物叫作用，盗窃天地宗庙的牺牲和用品而互相容纳并行食用，没有灾祸罪责的，那么就将“牺牲牷牲用”断为一句，“以容将食”又断为一句。起初我对此很不以为然，后来思考了一下。牺牲牷牲，就是牲；用，就是黍稷。鼎中的实物叫作牲，器物中的实物叫作用。用与牲相对，器实，就是装在器物中的东西。以容将食，是说用来容纳它们，而牺牲和黍稷都被取来食用。将，就是取的意思。这正是《泰誓》中所说的“牺牲粢盛”，既然被凶恶之人盗窃，那么这段文字并非没有解释。如果按照蔡注所说“用以容”，认为是有司用来互相包庇隐瞒，那么“用以”二字如何解释？既然用了“用”，又用“以”，世上有这样的词例吗？况且这是今文尚书，它的断句都是汉代时的，是晁错亲自从伏生那里受学的。两汉学官既然已经刻录功令，而诸儒学童并没有敢私自篡改的，纵然有不同解释，怎么可以连断句也一并改动呢？

《尚书广听录》卷二

<经部,书类,尚书广听录》>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广听录》卷三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泰誓》说“惟十有三年”，孔安国的传认为这是文王的年号。文王受命到九年去世，武王守孝三年结束，在孟津观兵，又过一年讨伐纣王，合计十三年。而后世儒者大多反对这种说法，蔡沈的注因此改作武王即位的十三年。我认为蔡注未必正确，孔传未必错误，因为武王不可能有十三年。纣王在文王时罪恶已经成熟，文王讨伐密须、黎、崇，殷朝危在旦夕，怎么可能有十三年虚度的道理？至于武王，自从即诸侯位后，接连即天子位十一年就去世了，也不应当有即位十三年的事。《正义》引用《大戴礼记》说：“文王十五岁生下武王”，这是说武王年少，文王只有十四岁。而《文王世子》说：“文王九十七岁去世”，那么在文王去世时，武王即诸侯位已经八十三岁了。于是又过了十三年才讨伐纣王，那就九十六岁了，这样《文王世子》所说的“武王九十三岁去世”，就已经死了三年了。后世儒者读书拘泥，认为文王一定不应当称王，一定不应当受命改元。称王确实可疑，《文王世子》中武王称呼文王为君王，或许是后人追称。《皇矣》诗中“是类是祃”，行天子的礼仪，或许是后人追颂。至于改元，诸侯原本就有，《春秋》列国各自称年，而出国入国也必定改元来记载。比如郑厉公出奔，中间隔了几位君主，难道还沿用旧年号吗？卫献公在外流亡十三年，那么回国后自然应当更始。所以战国时魏惠王、秦惠文王都有后元年，这正是诸侯改元的明显证据。文王自从被囚禁在羑里后，出来被封为西伯，赐予弓矢斧钺，得以专断征伐，那么更新防备，因而改元，谁说不可呢？所以《帝王世纪》说：“文王即位四十一年，岁在鹑火，文王改为受命的元年”，又九年去世。这种说法在《武成》中有记载，《武成》说：“惟九年大统未集”，正是说改元后又过了九年。即《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也与这种说法相合。大概是将九年加上四十一年，正好五十年。文王九十七岁去世，先九年受命，是八十九岁，正是中寿【自七十至八十为下寿，八十至九十为中寿，九十至百年为上寿】中身，就是中寿的意思。所以文王改元原本是经文，况且其称受命都是受天命兴王的意思。《无逸》说：“文王受命”，《武成》说：“我文考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都指受天命而言，与《中庸》“武王末受命”相同。宋代儒者有巧妙立说的，认为受命是受商朝西伯的命令，不是受天命，都不必如此。至于武王，即诸侯位时，已经八十三岁，又四年为天子，为八十六岁，又七年去世，那么正当九十三岁。这样《泰誓》《武成》《无逸》《大戴礼记》《文王世子》《帝王世纪》无一不合。即《史记·周本纪》也说武王即位修文王绪业，九年东观兵，也是指文王的年号而言。《鲁世家》也是如此。其小异者，《古文尚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