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广听録卷四

译况且这《洛诰》的原文里也有这样的记载。成王说：“我小子将退位，就在周地即位为君。”“卽辟”的意思，就是就位而成为君主。也是因为周公将政权归还，所以成王才开始就位。“卽辟”与“复辟”在文义上是相当的。况且“开始作为百姓的明君”这句话，是周公当时所说的；“治理好四方新建立的政权”这句话，是周公进献此言时所说的。既然经文中出现了相同的文字，就不应有不同的解释。为什么呢？文字既然相同，那么含义就不能不同。何况是经文的原文呢？况且天下只有好听的话最不可信，有了丧失之后才有恢复。试问那所谓的“复命”，这“命”又有什么丧失而需要恢复的呢？至于“居摄”这件事，自古以来就有。《伊训》说：“百官各自总领职责，听从冢宰的指挥。”《蔡仲之命》说：“只有周公担任冢宰，整顿百官。”这是常有的事。如果说王莽颠覆汉朝，都起源于儒者“居摄”这两个字，那就大错特错了。古代圣人的行事，哪一件没有被人当作借口？王莽只是以接受禅让为法则，哪里顾得上“居摄”？华督杀害宋公，也是以消除民怨、平息战事为借口，这（借口）是商汤和周武王（式的）。乱臣贼子，效法的是尧、舜、汤、武罢了，难道会效法冢宰吗？

译王肇称殷礼

殷礼，是殷人的礼制。

蔡注说“殷礼，是盛大的礼制”，这与“五年再殷祭”中的“殷”字相同。

周公营建洛邑，制定大礼，迁徙殷人，这是三件大事。营建洛邑既已完工，那么最紧要的就是制定大礼，所以向成王报告居洛之事，首先提及行礼。这里说“殷礼”，是因为开国定礼，原本就兼采前代制度而加以增减，况且治理殷地的顽民，尤其适宜用殷家的旧制来引导和教诲他们。这与“大惇典殷献民”是同一个意思。如果说这是盛大的礼制，那么音乐盛大称为“殷乐”，却不称为“殷礼”。因为礼由人心产生，所以从“防”从“殳”都从“中”字出来，《易经》中“殷荐于上帝”就是如此。至于礼，有三千三百条，曾经有人称盛大的礼为“殷礼”吗？曾子问：“君主丧服除后而后举行殷祭”，与《春秋》中“吉禘五年而再殷祭”，都是指禘祭而言，意思是大的祭祀。“殷祭”不是“殷礼”的祭祀，可以说“殷礼”，但不能说“殷”。蔡注如此错误，全书多有，我唯独辨析这一条，是因为他解释“殷”字的用意别有所在。说法见后文。

记功宗以功作元祀 惇宗将礼

记录诸臣的功劳，功劳大的作为大祭祀的对象。惇，是尊崇；宗，是大礼。

蔡注说功宗是功劳尊显的人，惇宗就是功宗的宗？与下文的宗礼相同。

这正是称殷礼的第一点。殷礼崇尚功臣的祭祀，比如伊尹、伊陟配享皇天，盘庚说“我在先王那里大享，你的祖先也跟随我一起受享”之类，都是功臣从祀的典故。所以《周礼》中有功臣在大烝祭中受祭，由司勋掌管。以及《祭法》中有“法施于民则祭之，以死勤事则祭之”等条文，都是周公借鉴殷礼而制定的，借此来劝勉成王作为居洛亲政的一件事。然而并不命名为宗礼。蔡氏既然把“功宗”的“宗”解释为尊义，对于“惇宗将礼”也说“惇宗就是功宗的宗”，却又说与下文的“宗礼”相同。下文的“宗礼”是指大礼，难道“惇大”是大礼吗？推究他的意思，大概是想要混淆各个“宗”字而创造一个“宗礼”，认为记录“功宗”的祭祀，名叫“宗礼”。而要确定“宗礼”，则又应当先制定一个安置周公的礼制，作为后来改经、改读的张本。这不过是想大大违背古事，以为周公留守洛邑与孔传不同，却不知自己的狡计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唉，他的用心也太苦了。说法见后文。

王说：“我小子退朝后，就回到周京，任命公的后人。”

当时周公交还政权，成王请周公居洛，而周公只答应居洛而不答应交还政权，所以说：“我小子退朝后，便当赴洛，以就君于周。”但公不可离去，我应当任命公的后人，指的是封伯禽。大概此时成王在镐京，说自身当赴洛，为周公立后，以为立后就可以让周公长留在周作王国的卿。

蔡注说当时成王在洛，自身当还镐京，反而留周公治洛。后，是留守、留后的意思，先儒说封伯禽作为鲁国的后任是不对的。考察《费誓》中“东郊不开”，是在周公东征之时，那么伯禽就国大概已经很久了。

这样经文和传文就全都反变了。三代虽然遥远，但《诗》《书》《礼》《春秋》所传，自有一定之事，一定之时。比如成王即位，周公居摄，这是定事。居摄三年遇到四国之变，又是定事。东征三年灭四国，又是定事。于是居摄七年营建洛邑，又是定事。那年就交还政权请王居洛，又是定事。越明年成王在洛，迁徙殷顽民，又是定事。就在当年伐淮夷、商奄，五月回镐京，又是定事。所以历来书传都说：文王居丰，武王治镐，成王宅洛，并没有说周公留洛的。况且就居洛一事，成王与周公两次来洛，一在摄政七年三月营洛，一在摄政七年冬十二月至明年夏五月就回宗周，这是居洛。那么成王、周公同居洛仅仅六个月而已，又何曾有成王先归、周公留洛一事？况且他们两次来洛，一次是周公营洛而王先归，一次是王与公同归，都不得有留公在洛的时候。如果说就是七年十二月赴洛而王归、公留，那么次年迁殷，王公都在，直到王亲伐淮夷、践奄，到五月才还镐京，不得在十二月王先归。如果说就是次年五月成王践奄之后而王归、公留，那么命后的册命已在去年十二月王伐奄后，在次年五月，不得此时留公，而旧冬大祭就已告留公之册了。凡此都是事与时必不可问的。

况且后有后礼？周制凡封国授爵传子都名叫后，这在三礼中屡次提到。所以《春秋》中鲁庄公病重问后于叔牙，秦穆公称重耳不没为后。如果说只告诉周公其后，就像庄叔对叔孙穆子说“其为子后”一样，是对的。如果留后而称后，这是什么礼呢？礼无后名，而三代以前又并无留后之事，乃以后字缀留字而称为留后，则

译真是奇怪到了极点。留后并不是太平盛世中的官职名称。查考《唐志》，节度使专横跋扈不肯交接职务，有的由儿子掌握兵权，有的由士兵喧哗胁迫，自行选择将吏来向朝廷请求任命，这三种情况都称为留后。这种弊端在唐代元和年间以后才开始出现，而当时的天子无力阻止，只好听任他们留任，史家当即讥讽这是姑息养奸的政策。竟然把成王时期的比干扰乱朝政，与周公这样的大圣人被加上叛将的名号相提并论，其无理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至于又知道难以通达理解，便用留后中的“留”字来牵强附会到留守上。留守与留后截然不同。留守这一名称起源于东汉和帝南巡，张禹以太尉兼卫尉的身份留守京城，而隋朝大业九年，代王侑留守西京，因此确立了留守的名称，历经唐代、五代以及宋代，沿袭不断。然而夏商周三代没有这种事，也没有这个官职。三代实行巡守制度，没听说设立过留守的人，这是没有这种事。《春秋》记载国君外出，也有留守的宗族卿大夫，但不称为留守，这是没有这个官职。况且经文里只有一个“后”字，仅凭一个“后”字就诬陷古人担任“留后”，并且又凭借“留”字诬陷“留后”是“留守”的官职，蔡叔也就是蔡流，蔡也就是蔡邦，蔡也就是蔡非，这难道不是笑话吗？

译况且那些说封伯禽为周公后嗣的说法，在诸经中都有记载，并非孔安国传注的私意之言。《公羊传》说：“周公为什么在鲁国设立太庙？因为封鲁公作为周公的后嗣。周公在前拜，鲁公在后拜。说：‘生前奉养周公，死后作为周公的主祭者。’这就是任命周公后嗣的依据。”祝鮀说：“成王选拔建立有明德的人，以作为周室的藩屏，分给鲁公大路、大旂、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殷民六族，让他们在鲁国任职，分给他们土地、典籍、百官和彝器，任命伯禽并封他在少皥的故地。”任命伯禽，就是《命伯禽》的诰命，如同《君牙》、《君陈》一类，用他的名字作为诰命的名称，这就是下文“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的依据。那诰命是什么呢？《鲁颂》说：“王说叔父，建立你的长子，让他做鲁国的侯，大大开拓你的疆域，作为周室的辅佐。”这就是诰辞的依据。那么任命公的后嗣，在《尚书》中有其事，在《春秋》中有其册，在《诗经》中有其诰辞，这也是经文的实情，确实可以依据的。在这里还要违背其文辞，反对其事实，就是背叛经典了。经典可以背叛，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背叛的了。

如果说《费誓》所说的东郊在周公东征的时候，此时伯禽封国已经很久，那么商奄、淮夷不止一次叛乱。蔡氏只知道靠近鲁国东郊的只有这淮夷，却不知道他们叛乱的时间不同。《大诰》序说：“武王去世，三监和淮夷叛乱，周公奉王命征讨他们”，这是东征时淮夷的叛乱。这时伯禽还没有封国。《多方》序说：“成王从奄地回来，因为淮夷又叛乱，成王东伐淮夷，开始平定奄地”，这是东郊未开时淮夷的叛乱。这是伯禽刚就国之后。那么《费誓》的写作，正是在殷顽民初迁、淮夷再叛之际，与此前东征四国时相距甚远，用这个来抵斥那个，只是自己搞错了罢了。宗庙之礼尚未确定，也未能安定周公的功业。于是保全文武所受之民，治理作为四辅。

王说：“为什么公不能离去呢？因为确定大礼，迁移殷民，都是我的公事。没有确定大礼，那么公的功业就不安定，不能离去。文武所受之殷民，我将借公作为四辅来治理并保全他们，不能离去。这是要将公进升为冢宰兼太师。四辅，就是师、保、疑、丞。”

蔡注说宗礼是功宗之礼，没有确定功宗之礼，所以未能安定周公的功业。敉公，就是安定其功的意思，如下文“命宁者也”，乱为四辅，治理作为宗周的四辅，后三辅，大概本于此。但说四辅，那么留后在洛邑就明白了。

这就是成王、周公都以迁移殷民为事，而连带说到确定大礼罢了。蔡氏一定要训释大礼为宗礼，说成王想用功宗之礼来安定周公，那么也就是确定宗礼罢了。却又说应当确定一个宁礼来作为敉，字训作宁。根据他的训义，本想确定宗礼来安定公，功业重在宗。反而要确定宁礼，那么又重在宁而不重在宗了。起初改殷礼为盛礼，既而又改宗礼为功宗之礼，现在又改功宗之礼为宁礼，不过是想把经文“命宁”二字改为“宁公礼”罢了。然而经文中没有宁字，忽然取经中“敉”字的训义改为“宁”字，而以此图谋改窜，在那边是无忌惮，而在别人看来，就是所谓的作伪，心劳日拙，何必如此呢？上有皇天，前有圣贤，难道真的以为防防就可以欺骗吗？

四辅二字见于天文历法，著于《文王世子》等书。所谓设立四辅及三公者，就是太师、太保的职任。大概这时召公为太保，成王想要进升周公为冢宰而为太师，所以这样说。蔡氏却以东都来对应，说丰镐是三辅，加上东都就是四辅，总想证实自己留后治洛的说法，认为这就是洛邑的名称。殊不知三辅是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丰镐只有二辅，已经不合了。况且这是汉后的称呼，在秦改郡县时，只称其地为内史，而不称三辅。即使《汉地理志》也不以此作为名称。直到后来称之久，记载形胜的人沿袭它，有《三辅黄图》一书流传于世。而成王口中却要添一辅来命名东都，奇怪啊。

周公拜手稽首说：“王命令我来，承保你文祖受命的民众，以及你光烈考武王，〇我恭敬。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治理作为四方新辟，做周恭先。我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做周孚先。”

这是周公答应王留任同来洛邑以迁移殷民。大概成王责备公虽有定礼迁民两事，而迁民最重，所以公答应留任而专以迁民回答。说王命令我来洛邑保此文武所受之殷民，治理作为四辅，所以大我之恭承。我说这是王事，王来洛邑而惇典殷民之贤者以治理为新辟，那么恭承之倡在王了，何必治理作为四辅呢？我不过回答此殷民为民孚之倡而已。承保受命民与诞保受民对文，乱为新辟与乱为四辅对文。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伻来毖殷，乃命宁【此与下二节蔡注章句属

译读，与原本不同，见后】

译至于制定礼制，我早已与保民一同推行了。我曾制定礼制授予成王，成就我彰显先王典刑的功业，这是为了竭尽祖先的德行。我曾派遣成王来到洛邑，谨慎对待那些殷朝的顽民并考虑迁移他们，这是为了命令保民。这同时回答了关于制定大礼的问题。徐仲山说：“《中庸》说：周公成就了文王、武王的德行，这就是周公制定礼制。”两个“乃”字是互文见义。

成王赐给我两壶黑黍香酒，说：“这是明洁的祭祀。”我拜手稽首，接受美好的赏赐。我不敢久留，便用这香酒祭祀文王、武王。恩惠深厚且有序，没有遭遇疾病，万年都厌足于您的德行，殷民因此得以长寿。

况且我曾储备这两壶香酒，想着辅助成王进献祭品，而不敢长久留存，已在落成宗庙时，及时祭祀了文王、武王两位先王。然而祝辞也常常说是成王自己修德，让殷民在这宗庙中长成。大概“考”就是“成”的意思。《竹书纪年》记载宣王八年，初次落成宗庙。《诗经》小序说：“《斯干》篇，是关于落成宗庙的。”就是此意。当时洛邑落成宗庙的祭祀，由周公主持，因此责备成王要安抚殷民，并提及此事，以表达他称颂祝祷的心意，并非叙述实际发生的事。

成王派遣使者告诫殷民，使他们万年承续恩德，永远观仰我子孙的德行。

那么成王迁来殷民，使殷民万年承续恩德、观仰德行而不废弃，事情的关键在于成王而已。

蔡沈注释说：“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十字与上文连作一节，“伻来毖殷，乃命宁”连下文，“予”断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则禋于文王、武王。”

解释认为这是谨慎对待殷民并命令安抚周公。苏氏说：“用黑黍酿酒，混合郁鬯，是用来灌祭的。宗庙的礼仪，没有比灌祭更盛大的。成王派人来告诫殷民，并且用两壶黑黍香酒安抚周公。”说：“‘明禋’、‘休享’是什么意思？对待周公如同对待神明一样。古代有大宾客时用享礼，礼仪中的酒清澈，人渴了也不喝；肉干，人饿了也不吃。所以享礼有完整的牲体进献，难道不是敬意到了极点吗？那么这种礼仪就像祭祀一样吗？”

这便是在创设事务中又创设事务，在制定礼仪中又制定礼仪了。推究其最初的本意，不过是想反驳前人的传注，思考创设周公留守治理洛邑的事罢了。既然已经留守，就必然要记载功绩、尊崇礼制，赐予黑黍香酒，美好地享用。起初以功臣之礼对待他，既然就任，便以神明之礼享祭他。于是有了周公留守的事，又有成王赐给周公黑黍香酒的事；有留守的礼，又有这安抚周公的礼。创设的事务日益增多，制定的礼仪也日益出现。我曾问姜垚说：“你也知道古代有安抚的礼仪吗？”姜垚说：“有的。”我惊讶地说：“什么？”姜垚说：“妇人回娘家省亲，不就是吗？”我一笑作罢。那么在三千三百种礼仪中，除了妇人回娘家省亲之外，又有这一种礼仪，固然属于极大的谬误。他随意妄言，我也姑且随意辩驳。自古以来，九命大臣赐予黑黍香酒，并不单独赐予，必定与车马、弓矢等一同赐予。现在只赐予黑黍香酒，这是无礼之一；即使赐予黑黍香酒，也必定有圭瓒作为副件。黑黍香酒用于灌祭，圭瓒则是行灌祭的器具。《王制》说：“诸侯赐予圭瓒，然后才能使用黑黍香酒；未赐予圭瓒，则向天子借用黑黍香酒。”所以《诗经》称宣王赐给召虎“赐予你圭瓒和黑黍香酒一壶”，《尚书序》称平王赐给晋文侯“黑黍香酒和圭瓒”。现在没有圭瓒，将用什么来行黑黍香酒的灌祭？这是无礼之二。况且黑黍香酒不是自己饮用的，是用来使父祖神灵愉悦的。所以《诗经》称“赐给你先王”，《尚书》称“追念孝敬先王”。现在却用这来享祭周公，这不是安抚周公，实际上是活祭周公。这是无礼之三。只有这黑黍香酒，周公储备用来祭祀文王、武王，所以用两壶。两壶者，文王一壶，武王一壶。如果只是赐给大臣，那么《诗》《书》所称无不说是“黑黍香酒一壶”。现在安抚周公一人却用两壶，难道是祭祀两位周公吗？还是因为备物贵偶？冠冕、绥带、乘雁必定成双吗？【王莽九锡仿效《洛诰》，也用两壶，这是错误的】这是无礼之四。根据他所引用的苏轼之说，说古代有大宾客时用享礼，礼仪中的酒，清澈，人渴了也不喝，肉干，人饿了也不吃。难道不是敬意到了极点，那么这种礼仪就像祭祀一样吗？那就大错特错了。古代只有享礼，没有灌礼。享，就是进献，备办物品的极致，有完整的牲体进献，有蒸熟的肉进献，完全像侍奉神灵，但实际上有饮有食，多馈赠而献飨，这就是所谓的进献。现在只行灌礼，而不行进献礼，这是《易经》《观卦》所说的“灌而不进献”，这是无礼之五。况且即使这灌而不进献，古代必定有相应的礼仪。查《礼器》：“诸侯相互朝见，灌祭用郁鬯，没有笾豆的进献。”这是在朝享之后，进献食物之前，只用香酒互相酌饮，以叙说芬芳的情意。现在以君臣、叔父的关系而仿佛敌国，专门叙说芬芳，在君臣之间已经太轻慢，在叔父之间已经太亵渎，这是无礼之六。况且他所派来的使者，是为了命令安抚而来吗？为了命令安抚而来，就不应该又告诫殷民了。古代凡是行轻礼，有时一个使者兼行两种礼仪。安抚周公不是轻礼，而且是安抚周公的礼仪。告诫殷民是事务，事务和礼仪没有兼行的。现在说一个使者兼行两种礼仪，不可以；说一个使者兼行事务和礼仪，就更不可以了。这是无礼之七。况且行事行礼，必定有先后次序。现在以安抚周公为先，却说先告诫殷民，是要先告诫殷民而后安抚周公吗？还是要先安抚呢？况且他所做的安抚，是成王安抚他；告诫殷民又是谁告诫呢？

译使者不自己谨慎，反而让国君去谨慎，那么就不会有这件事。这既没有次序，又没有着落，这是无礼的第八点。况且史书的措辞，必定有体例和要点。说“明禋拜手稽首休享”的，是国君说的话。现在把它当作周王说的话，那就是让君主向臣子拜手稽首，让君主向臣子献享。这在臣子身上，必定是听到就惊惧，谈及就警惕，想要叙述就战战兢兢，一定不敢说出口的，却反而叮叮当当，详尽地陈述和解说。难道认为周王不知道吗？还是夸耀他呢？还是借此宣扬，让朝廷内外的人都听到呢？这在当时的情势下，没有一处是恰当的，这是无礼的第九点。胡乱编造一种礼仪，已经不堪，就在这一种礼仪中，其无礼之处，又有九点。可以吗？不可以吗？

译戊辰日，成王在新邑举行烝祭以祭祀岁神，用一头红牛祭祀文王，用一头红牛祭祀武王。成王命令作册逸宣读册命，祝辞只告知周公的后人，成王作为宾客参与杀牲燎祭，众人全都来到。成王进入太室，举行灌鬯之礼。

这是史官的文字。戊辰，是周公摄政七年十二月的戊辰日。王在新邑，此时成王已经在洛邑。孔颖达的传注认为这一天成王到达洛邑，这是错误的。烝祭岁，是指在戊辰日占卜举行烝祭，而这一天是成王亲政元年的岁首，所以称为“岁”。大概烝是冬季祭祀的名称，周制冬季祭祀在子月改换历法的月份，虽然是冬祭但实际在岁首，其名称为春。如《周礼》仲冬大阅，于是享用烝祭，而《春秋》桓公八年记载“春正月己夘烝”，因为夏历的冬就是周历的春。只是摄政七年，根据长历推算，那年有闰月，虽然这十二月就是夏历十月建亥之月，但到了戊辰日，已经交到了次月的节气，是亲政元年改换岁数的日子，那时已经是春天了。所以成王在这天举行烝祭，而且以岁首朝享的方式，所以加享二王，所谓文王红牛一头，武王红牛一头，就是这样。所以烝祭与岁祭总是春祭，而记录其月日仍然说在十二月，史文非常明白。孔传认为戊辰是十二月晦日到洛邑，次日为亲政元年的朝会就举行岁祭，不仅人事来不及，那么斋戒等礼节将如何施行？如果又占卜日子，那么与戊辰在十二月，各种史文都不符合了。至于王命作册，则是成王命令作册，逸祝册，则是在祭祀时史官逸宣读这册命，只告知周公其后人，史官自解说是“宣读这册命只告知周公的后人罢了”。大概古代封国在祭祀时，祭统说“爵赏有德而禄赏有功”，一定在太庙，而且一定在祭祀日实行，表示不敢专断。现在伯禽封鲁，实在是在此时，作册读册就是《春秋》祝鮀所说的“命伯禽的册命”，而且其命法则在一献后，君主降立阼阶之南，面向南，受命者面向北，史官从君主右边拿着册命宣读，那么在周公留后防备的情况下，可能在大祭日实行此礼吗？至于王宾杀禋咸格，则是殷王之后以成王有杀牲燎祭大祭与群后一起来，《诗》《烈文》序所说的“成王即位诸侯助祭者”，正是这成王亲政即位洛邑的一次祭祀。那么《诗》《书》《春秋》都是明证了。至于王入太室祼，太室，是明堂的中室。当时周公营建洛邑，正在洛都建造明堂，作为新君朝享之地，于是就在这祭祀，而成王进入太室亲自主持灌鬯之礼。旧传认为太室是清庙五室之一，那么清庙是明堂太庙的通称。朝左太庙，有五室。只有明堂九室，除去四维外，那么东南西北都名叫太庙，而中间一室名叫太室，总共为五室。所以郑玄说称明禋者，就是明堂禋享的意思，而称文祖，就是在明堂祖述文王。虽然他的话近乎穿凿，但也不是没有依据。

成王命令周公后人作册逸诰，在十二月。

史官又专门记录命后之时，重视它。

只有周公大保文武受命只有七年。

又专门记录周公摄政之时，重视之又重视之。如果说：“周公为文武保天命，已经七年了，此后保殷民罢了。”

尚书广听録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广听録卷五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多士继洛诰之后，先营洛而后迁殷。古事是这样，经文也是这样。蔡氏又说先迁殷而后营洛，这有什么依据呢？多士文说：“我这时迁移居住西，你们小子于是兴起跟随你们迁移。”怎么解释呢？

无逸叙述殷贤王在高宗之后，其次及祖甲。按祖甲就是高宗的儿子，祖庚的弟弟。《国语》说殷事有“帝甲乱之”的话，而史本纪也有“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淫乱，殷道衰”的话。所以孔氏注《无逸》改作太甲，固然与前中宗、高宗叙次有违背，而郑玄注《漆书》于是造为故事，说祖甲是武丁子，有兄祖庚，贤，武丁欲废兄立弟祖甲，而祖甲以为不义，逃于人间，所以说“不义惟王，久为小人”，那么荒诞极了。正义说：“武丁贤主，无容有废长之事；祖庚又贤嗣，则又非所当废之人。且祖甲逃遁，谁所传说？武丁废立事出何书？妄造此语，是负武丁而诬祖甲也。”其说甚明，而蔡注无学，则又袭郑说以为得计，而不知经文与《国语》两无碍者。经云：“其在祖甲，不义惟王，爰曁小人。”言祖甲少行不义，爰及非类，此正《国语》所谓“乱之”，本纪所谓“淫乱”也。乃作其卽位而改行，率德，遂知稼穑之艰难，有何不可？此本后事，而《国语》与本纪偶未详耳。吾以经为主，而间取《春秋》间人所言以相质证，则诸书尽通，而乃造古事以诬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