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广听録卷三

译出来之后，西汉的儒者都认为周文王在受命第七年去世，所以《史记》中“十年”这两个字都是“七年”的误写。另外，伏生的《尚书大传》明确记载为七年，说周文王受命第一年裁决虞、芮两国的争端，第二年讨伐防国，第三年讨伐密须，第四年讨伐犬夷，第五年讨伐耆国，第六年讨伐崇国，第七年去世，这些都是实指周文王受命而言。如果说这是指周武王即位的第十三年，那么从来就没有这种说法。然而各种经典和传注都无法贯通解释，那么蔡沈注疏中所说的，虽然看似合乎情理，终究是小人的用心。古代的圣人和君王，完全不是这样的。善于读书的人，不可不仔细考察啊。

译十三年春天，春季不在夏历的正月，寅月对应周历的子月。孔颖达的传注认为这是周历的孟春，孔颖达的正义认为这是周历建子之月的十一月，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而蔡沈的注疏必定认为商周改正朔而不改变季节，春季一定在寅、卯、辰三个月，而不在子、丑两个月，这真是无法解释。查考武王兴师讨伐纣王，《国语》明确记载了当时的月份和日期，在兴师之前，伶州鸠说岁星在鹑火，太阳在析木，月亮在天驷。而汉代《律历志》根据三统历推算，说这是周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子日，因为这一天岁星在鹑火，月亮在天驷，太阳在析木，与伶州鸠所说的相合。过了三天就是周十三年正月辛卯初一，伶州鸠所说的辰星在斗柄，星宿在天鼋，是指这一天日月合朔在斗宿前一度，而第二天壬辰日，辰星在天鼋。《武成》所说的“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正是二月二日，因为初一为死魄，初一的第二天为旁死魄，这是对的。于是从这一天推算到二十八日戊午，才到达孟津。《武成》所说的“既戊午，师渡孟津”，与此所说的“大防于孟津”，都在这一天，而史官用春季来记载，那么子月就是春季了。其后过了两天庚申日是二月初一，历经辛酉、壬戌到癸亥是二月四日，甲子是二月五日，一天布阵，一天诛杀纣王，与《武成》、《牧誓》、《国语》及《律历志》各日的记载没有一处不合，何必用武断的方式呢？如果孔颖达的疏以二月庚申初一为辛酉初一，推迟了一天，那么与四日癸亥、五日甲子又不合了。这只是他稍有不谨慎的地方，但在月份和日期上并没有不同。

《武成》原本没有脱漏错误，而宋人必定说它有脱漏错误，程氏、刘氏各有改本，蔡氏则竟然另外刻印一本考定的《武成》放入经书中。查考《武成》大告诸侯，从“王若曰‘呜呼，群后’”以下，叙述公刘、太王、王季以及文王的德行；从“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以下，叙述伐纣时告天地商王逃避罪责、聚集罪恶的祸患。这本是告词的一连串内容，并没有间断，而蔡氏说告诸侯与祷鬼神截然两件事，难道可以漫无分别吗？于是把“底商之罪告皇天后土”一段，移到伐纣之前；把“王若曰‘呜呼，群后’”一段，割裂在克商之后。先祷天地，后告诸侯，何等有条理？然而春秋时昭公七年，芊尹无宇说：“从前先王列举纣王的罪过以告诸侯，说：‘纣是天下逃亡者的主人，罪恶的渊薮。’那么他所说的告皇天后土列举纣王罪过渊薮的，正是他大告诸侯的话，没有两种说法。”又《国语》伶州鸠叙述《武成》，从癸亥布阵，甲子克商后，说“布令于商”，就是大告诸侯；说“昭显文德”，就是历叙先王以及文王的德行；说“底纣之多罪”，就是底商之罪告天地以列举纣王的罪恶，都是大告诸侯的话，并没有祷词。而且前后次序，从“王若曰‘呜呼，群后’”以下，一气顺叙，并没有彼此参差错乱一字。在伶州鸠、芊尹无宇时，一定没有出入屋壁脱漏竹简，如现在所说的，而其文如此。如果不是没有良心，也应当闭口抱憾悔恨了。又“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与“丁未祀于周庙”说是两个时间，于是将“既生魄”一节插入“生明”之后、“丁未”之前。而汉、魏诸儒注《易》卦引此，也是“哉生明”后直接“丁未”此时。孔传之行未过大河，其所据书，并非晋太保郑冲传至城阳臧曹之本，然而其无不同有如是者。唉，圣经一线保守，不足崇尚，敢言改？况且改又必无一通者，徒出丑耳！戒之戒之。

《洪范九畴》是书名，就是天所赐的，《周书》王访于箕子一篇是也。只是这是《夏书》，而陈述此书的是商臣箕子，于是有称《商书》的。总之，天帝授书，本属怪事，而神禹则实有之。观其受书后作两大事，皆用九类畴者，类也。一是治水，舜初分天下为一十二州，而禹忽改为九州，遽于帝舜前自称曰“予决九川”，乃当水初治时，谓水之为患莫如江河，因疏江曰九江，凿河曰九河。及其既治，则制田赋为九等，而田曰九土，贡曰九贡，赋曰九赋。然且曰“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无非九数。是禹治洪水，原取九类以为法，此一事也【如此方与鲧堙洪水本文相合】一是作乐，五帝纪曰“四海戴舜之功，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盖舜屡命禹欲闻六律、五声、八音，而禹以九类之义，合六府、三事为九功，定九功为九叙，以九叙作咏为九歌，遂以九歌而布之金石为九招，且以九招而九变之，谓之九成。则是箫韶九成，虽虞舜之乐，而禹实为之。是

译因为《夏本纪》说“于是天下都尊崇禹所制定的明察法度、音乐歌舞”，而《楚辞·天问》又说“启作为宾客接待商，有九辨九歌”，那么禹传位给儿子启，也同时传下了九招之乐并歌颂其功德。这说明禹创作九韶之乐，也是取九类事物作为法则，这是另一件事。既然如此，禹接受九畴一事，是确凿无疑的。所以五行、三德不见于其他经典，九功、九歌不见于其他传注，而确实是禹首创提出的。只有《禹谟》《洪范》这两篇文献，才出现了五行、九歌的文字。因此禹陈述自己的谋略，也就是用九畴来表述，比如他说“水、火、金、木、土、谷都要修治”，这就是五行；“端正德行、利于使用、丰厚民生”，就是农事运用八政；“治理运用三德”，就是施行三德；“用美善来告诫，用威严来监督”，就是趋向运用五福，威慑运用六极。所以《春秋》中郤缺每每引用这些文字作为《夏书》，并非没有根据。

译自从孔安国说龙马从黄河中出来，伏羲依照它的纹理来画八卦；神龟背负着文字，大禹因此排列它们而成为九类。刘向父子总括继承这种说法，认为五行、五事等名称以及敬用、农用等字，都是洛书所具有的。而班固的《五行志》甚至把“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极”这六十五个字，都当作洛书的原文。于是汉代以后的儒者都众口一词地说河图用来画八卦，洛书用来陈述《洪范》。我不知道洛书是什么东西，它与《洪范》是否相通，都无法确定。然而河图、洛书这两样东西，在《易大传》中有记载说：“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效法它们。”那么它们都出于伏羲时代，而且都用来画八卦，怎么会有一个是夏代出现，一个用来作《洪范》的说法呢？又《春秋纬》说：“河图为乾，为天苞；洛书为坤，为地符。”河图九篇用乾数，洛书六篇用坤数，那么河图是阳九，洛书是阴六。没听说过洛书的数是九类的。况且《易大传》注释洛书，摘取辟日用的十二个月卦来定岁纪，只是用来画卦，并没有其他用途。况且《洪范》原文明明说：“上天于是赐给大禹洪范九畴”，那么上天所赐的是洪范九畴，不是洛书。如果说上天所赐的是洛书，而大禹效法它成为洪范九畴，那么在鲧没有被诛杀时，大禹还没有效法它。即使说“上天于是没有给予洪范九畴”，这是大禹没有效法而先有这本书，太不通了。

于是宋儒没有学问，忽然把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当作洛书。戴九履一，始于《大戴礼》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的文字，就是明堂九室的制度。东汉儒者窃取这种说法，作为太乙下九宫的法度，这在《后汉书》张衡传中还记载着。所以明堂南三宫叫“二九四”，而九宫法则就是戴九、二四为肩；明堂中三宫叫“七五三”，而九宫法则就是中五、左三右七；明堂北三宫叫“六一八”，而九宫法则就是履一、六八为足。没说过这是洛书。宋陈抟偶然拾取这些数字，于是用黑白点标注绘制成图，而妄名为洛书，传授给刘牧、邵雍等人。传到南宋南渡，蔡氏相信它，于是著成《洪范皇极》一书，大力阐发这种说法。无论《洪范》一书有数没有位，五事不必在西南，五纪不必在东南，八政不必左在稽疑，不必右在五行，不履五福，不戴三德，不是西北庶征，不是东北，这与明堂方位阴阳向背完全不相关。而且即使从数字来说，明堂本是大衍（就是陈抟所称的河图）天一坎水，地六乾水，天三震木，地八艮木，地二离火，天七离火，地四兑金，天九坤金，这是大衍生成之数，绝对不可改变。而八卦本体则是地二离火在南，天一坎水在北，天三震木在东，地四兑金在西，坤艮乾巽四维相峙。凡是前后左右四方八面，无非是相刑相克之数。南北水火，东西金木，四维相峙，纯粹以金木水火相冲杀。而明堂大法将要调和阴阳而调节风雨，使向背主客有顺无逆，因此取西南四卦彼此交换，坤兑在南，离巽在西。其在前后左维，则坤九兑四的金可以来生坎一乾六的水，在东西右维，则震三艮八的木可以来生巽七离二的火。而转而相向，则又是水返还金，火返还木，主客相生，连环不已。这是九宫之神，直接本于明堂真公刘瞻原周公相宅的遗法，与八卦方位截然分开。而至于它的数字，则仍然是坎一，离二，震三，兑四，乾六，巽七，艮八，坤九。为什么呢？因为天地生成之数不可改变。现在陈抟只是拾取这些数字而妄称为洛书，蔡氏又只是拾取陈抟的图，而不知道是明堂九宫的数字，于是把戴九当作离，在南则仍然与履一坎克；右七当作兑，在西则仍然与左三震克；二肩为坤，四肩为巽，则仍然与八足艮，六足乾克。这是宫不成宫，卦不成卦，阴阳向背，何所取正？而且假如伏羲以后，孔子以前，无故而有离九、坤二、兑七、巽四的卦数，其离经叛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近代历家舍弃九宫正法，而妄随蔡氏的错误，并且造出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而也认为是洛书，也认为是洪范。洛书、洪范，固然完全不相关，而且即使明堂九宫，显然有成法，在《大戴礼》、《后汉书》、《明堂月令》、《易纬·乾凿度》诸书中，历历可考。而两宋相传，一直讹错，致使《易》、《书》两家各自把它们的图载于《易》、《书》之首，而儒生千万，都俯首接受他们的错误，真可惜啊。

五事配五行，见于《五行传》。然而孔子《说卦》原本就有。《说卦》以震东为木，兑西为金，离南为火，坎北为水，这

译五行在八卦中的体现是这样的。至于它们与五事的配属，则以震卦为足，足就是貌，因为体貌是从足开始的，所以貌属木。又说坎卦为耳，离卦为目，这是因为火向外发光如同眼睛看东西，水向内明澈如同耳朵辨别声音，所以视属火，听属水。又说兑卦为口，口实际上掌管言语，兑又属金，金有声音，所以言语也有声音，这就是言属金。因此伏生的《五行传》说：貌属木，言属金，视属火，听属水。这确实是依据孔子《易传》来解释的。蔡邕的注不知道依据什么，改说：貌润泽属水，言发扬属火，视散漫属木，听收敛属金，这在道理上已经违背，而且在经文和传文中又找不到别的依据，简直是武断。孔颖达的传在解释《尚书序》中“大戊祥桑之祸”时，称之为“貌不恭的惩罚”，而《史记》记载秦二世元年无云而雷，解释说：“《易》中震为雷”，认为这是“貌不恭”，因为震属木，所主在貌，所以雷祸、木祸都称为“貌不恭的惩罚”，这直接依据孔子《易传》而言。即使是视不明，刘歆也认为在《易》中刚而包柔为离，离为目为火，所以火有灾异则视不明，这与八庶征五气所验证的没有不同。蔡邕的注既然毁坏了伏生、刘歆二传，而且与孔子《书》《易》明显相抵触，为何糊涂到这种地步。

译宋代儒者专门诬蔑古代经典存在脱漏和错误，删除《禹贡》，篡改《武成》，无所不至，可以说是罪大恶极了。至于《洪范》篇，从来没有人说它有脱漏错误，而苏轼认为从“王省惟岁”到结尾，因为风雨都属于五纪的内容，应当放在“五曰历数”之后。洪迈又说“五皇极”中，像“敛时五福”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都是九五福的内容，却在此处脱简了。到了明代儒者，甚至有人说“惟辟作福”到“民用僭忒”，应当是“五皇极”的内容，应该移置在“天下王”之下，否则《尚书》整部书不会像有上百种版本的《大学》那样混乱不止了。唉！人不读书，也应当读《史记》，试看《史记·微子世家》全文记载《洪范》一篇，与经文原本并无不同，又何曾有一字前后移易？而小人腹中，动辄改动古经，不也很奇怪吗！

《金縢》篇中有“有丕子之责于天”，孔安国传认为“责”如同《左传》中“施舍己责”的“责”，就是现在所说的债。背负着大子的债于天，天来索取偿还，必须死一个儿子，那么姬旦代替就可以。这是幼稚可笑的话。郑玄认为“丕”就是“不”。三王不爱惜儿子而任其死去，天必定责问他们，那么不如让姬旦代替呢？这是天不想让武王死，而三王死了，尤其没有道理。况且“丕”不是“否”。蔡沈注认为三王有保护元孙的责任于天，不可以让他死。如果想让他死，那么姬旦请求代替，这是对天没有道理，况且必须增加“如欲其死”四个字，这不是解释经书的方法。只有徐仲山日记说：“只有你的元孙某遭遇疾病如此，倘若你们三王认为这虽然是我的元孙，实在是天的大子，他的责任很重，不可以死，那么姬旦请求代替。”这样那么对于“孙子”二字都有关联，文理与语气都通贯了。“责”作“任”解释。太史公说：“这是我的责任。”意义相同。

周公居东二年，孔安国传认为居东是东征，郑玄认为居东是避居在东。两种说法分成了两大门户很久了。年轻时我也主张郑玄的说法，认为三叔散布流言，成王正怀疑周公，无暇顾及而周公反而东征，诛杀管叔、蔡叔，在情理上都觉得不吻合，因此作《国风》省篇于《鸱鸮》诗，极力驳斥东征的说法，长久流传于世。以现在思考，则有完全不同之处。查考禄父叛乱与三叔散布流言，不是两个时间。孟子说周公让管叔监视殷商，管叔带着殷商叛乱。”这是管叔散布流言时，殷商已经叛乱了。所以《书序》说：“武王去世，三监叛乱。”明确是在同一时间。《金縢》只说流言而不说叛乱，是因为成王怀疑周公在于流言而不在于叛乱。哪有流言两年然后才叛乱的，这是不合理的第一个理由。管叔既然与禄父叛乱，那么就没有理由避居坐视，导致长达两年之久，万一形势已经形成，那么东征三年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不合理的第二个理由。这里说居东二年，而《豳风》“东征”的诗则恰说“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孔颖达正义认为居东实际是二年，而行役者合计去来则有三年，是两部经典所说，彼此恰好吻合，那么真是同一件事了。如果不这样，哪有避居如此之久，东征又如此之久，动不动以三年二年计算的，这是不合理的第三个理由。只有居东就是东征，所以只称“东”一个字，而地点已经显现，因为三监在国都的东边。又称“东山”，是指太行山的东边，就是战国所称的“山东”，因为三监卫地在太行山东边。如果避居在东，那么是什么东？认为是东都，那么这时殷商顽民尚未迁往洛邑，尚未建成；认为是东鲁，那么鲁公尚未到封国，周公则留在周都，终身未曾到过鲁国，这是不合理的第四个理由。况且避居是避位而去，如同现在说的避贤。冢宰离位，也是一件大事，而成王不留，二公也不留，难道任其自行离去吗？然而且避居到了两年。从来谈论周公事迹的，只有东征三年一事，并无避位二年一事，这真是后人妄谈，为经传所绝无的，这是不合理的第五个理由。况且罪人也难以称呼了，也只有与禄父一同叛乱才称为罪人。所以正义说：“管叔怀疑公心有异志，是因为不认识大圣罢了，只是开启商朝共同叛乱，他的罪责为重。”现在只知道流言是管叔、蔡叔，就急忙说罪人抓住了，那么所说的罪人是谁？罪人所称的抓住是谁抓住的？这是不合理的第六个理由。况且《鸱鸮》之诗，是管叔、蔡叔已经被诛杀的诗。所应当更加防范的，是殷商顽民尚未平定罢了。这正是营建洛邑迁移百姓，为《召诰》《洛诰》《多士》《多方》所铺垫。而如果说是《鸱鸮》为东征以前的诗，那么“既取我子，毋毁我室”如何解释？诗的“东征三年”，就是书的“居东二年”；诗的“既取我子”，就是书的“罪人斯得”。而现在都反过来，这是不合理的第七个理由。况且郑玄创立这种说法，也没有就《尚书》经文计算一下。而且他的说法很荒唐，不可训诂。郑玄说：武王去世，周公为冢宰三年，服丧结束想要摄政，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就避居东都。成王大量诛杀周公的属党，周公作《鸱鸮》之诗，拯救他的属臣，请求不要剥夺他们的官位土地。等到遭遇风雷之异，开启金縢之书，迎接周公回来。回来乃是居摄之后，

译当初开始东征时，管叔、蔡叔便议论纷纷。如今按照这种说法来推算，那么武王去世后，周公担任冢宰三年，随后遭遇流言，又向东居住两年，才开启金縢之书。接着东征三年诛杀管叔、蔡叔，这样总共已经八年了。考察《尚书大传》记载：“第四年建立卫国国君并分封康叔，第五年营造成周洛邑，第七年制礼作乐。”《洛诰》中所说：“只有周公大力保佑文武受命，共七年。”这是经文记载。经文在七年之间，周公已经完成了东征、营造洛邑、迁徙顽民、发布诰命、摄政等所有事务。此后即将致力于农事并还政于成王，却说东征刚刚回来，就已经过了七年，这不过是小说家的闲谈罢了。况且还没有营造洛邑就说居住在东都，夺取儿子毁坏居室就说成王杀害周公的亲属并剥夺其官位土地，这简直就是齐国东部乡下人的荒诞之言，用这种说法来解释经典，是扰乱正道。这是第八个不正确的理由。

译既然如此，就不应回避也不应拘泥于成法。这是说不诛杀禄父。所谓“居东”，是指东征。意思是驻扎在东方之地，观察时机而后进入，如同留守一般，谨慎行事。此时是奉成王命令前往，《大诰》中所说，周公以成王的命令来告诫天下，正是如此。“罪人斯得”，是指依法惩处禄父，以法度处置管叔、蔡叔。留下《鸱鸮》一诗，是说应当营建洛邑，迁徙殷商的顽民。因此我这个小辈，重新顺应天命进行东征，虽然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镇抚工作尚未完成，成王派人迎接周公，以图革新政局。成王出郊，是指郊祭上天。

至于《康诰》《酒诰》，都是将三监与殷商的旧地封给康叔，然后才谋划迁徙顽民之事。《书传》所说“第四年封康叔，第五年营建洛邑”，正是此意。但考证《左传》与《书序》以及《洛诰》，则告诫康叔作《康诰》，都在周公摄政第七年营建洛邑、迁徙顽民之际。详见《洛诰》中周公受命后的条目。至于汉代《地理志》，以殷、管、蔡为三监，说他们共同监管殷民，那么殷民难道可以由禄父来监管吗？孟子说：“周公派管叔监管殷地，管叔凭借殷地反叛”，那么管叔所监管的殷地，就是他所反叛的殷地。监管者是禄父，反叛者也是禄父。况且管叔及其众弟，指的是蔡叔、霍叔。《蔡仲之命》中所说“降霍叔为庶人”，就是证据。如果只是蔡叔一人，怎能称为众弟？所以《尚书》称三监，只指管、蔡、霍，不包括禄父。《诗经》称四国，则包括禄父了。如果说四国是管、蔡、商、奄，那么当时一同反叛的还有淮夷，难道只有四国吗？周公辅佐成王平定四国、商、奄的叛乱，并将禄父的土地封给康叔于卫国，这在诸经、诸传以及周、秦、汉、魏、晋儒者的说法中都没有异议，因此也可以毫无疑问了。

于是有人根据《康诰》篇中“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的话，说成王不应当称康叔为弟，周公奉成王之命，也不应当自称为弟，却虚构王命冠于篇首，于是武断地认为这是武王告诫康叔的文章。强行依据《史记》“武王克商时，卫康叔封布兹”的说法，而汲冢《周书》也有《卫叔封传》礼句，认为康叔当时能跟随武王伐纣，不必年幼，为何不封？其实康叔晚封，原本不是因为年幼，既然称为康，就已经分得畿内的封国了。况且即使跟随武王伐纣，也不必都受封。毛叔、郑奉明水，但也只分得畿内的毛国，其后完全不再加封。何况《史记》明确说“康叔跟随武王伐纣”，又明确说“周公旦秉承成王命令讨伐诛杀武庚，将殷地分为二，一封信微子启于宋，一封信康叔于卫”，那么《史记》“布兹”一词不足以断定武王封康叔的说法吗？为什么呢？因为史书中另有封康叔的记载。况且蔡氏只知道成王封康叔这一语出自《书序》，却不知道不止于此。《书序》本为《周史》文字，《周礼》所谓“外史向四方传达书名”的就是这本书，本来与本篇诰辞同出一源，原本没有错误。又有最确凿的依据，不容置喙。《春秋》定公四年，晋侯假借王命以防备召陵，想使蔡国在卫国之上，祝鮀争辩说：“武王克商，成王平定天下。周公辅佐王室，治理天下，将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让他们在鲁国任职，以伯禽之命，封于少皥之墟。将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连同武父、圃田、有阎、相土等土地，以《康诰》之命，封于殷墟。这不仅说明成王灭殷后封伯禽、康叔，而且分给殷民土地，历历可数，有名有实。而且《康诰》之作，明确属于此时。这是周史官的记载，左氏得到它来传述《春秋》，好比隆庆、万历年间史官记录国初、洪武、永乐年间封国之事，以本朝史官述本朝分封掌故，哪有比这更确切的？如果不信，天下就没有可信的书了。

大概宋人的大患，全在于依据一个常理来考核古事。圣贤用心所在，常理之外，孟子明确说：“君子所为，众人不识。”一旦依据常理，就是小人的腹见了。所以《康诰》一篇，是周公奉王命所作，但仍以周公之命，其称王，不过是假托之词。至于称“武王寡兄”，徐仲山日记有云：“周公假借武王之命来作词，如同武王合并文王之年来纪岁，这都是不忍心忘记先王的义理。”况且祝鮀明确说：“武王克商，成王平定天下。”成王灭禄父，仍归本于武王之克商，所以诰辞中称“寡兄”，且无一语颂扬武王之德，是有原因的。如果解经者一概武断，那就是焚书了。由此看来，《大诰》中称“宁王”“宁考”“宁人”，不注武王而注文王，都是这个意思，而苏轼、蔡沈都改为武王而不加考察。又《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多言刑罚，而祝鮀说：“武王的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耼季为司空，五叔无官，难道尚年吗？”那么康叔晚封，实在是留在畿内，代替苏忿生任司寇，到封卫时，还兼任其官，所以诰辞屡次提及。而浅陋者又说：《康诰》是武

译周王任命叔为司寇，并非成王分封卫国，那么《康诰》中“封东土，殷民世享”的说法，就不相符合了。解释经书，既要有证据，又要能贯通一致，不能因为这一处而废弃另一处，也不能强行依据某一道理，让天下的书籍都舍弃原有说法来迎合自己。研习古文的人应当明白这个道理。

译《尚书广听录》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广听录》卷四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召诰》中“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孔安国传解释说：“到达丰邑，是为了将迁都之事告知文王庙。”然而，既然告知文王，那么告知武王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蔡沈注说：“丰邑距离镐京二十五里，文武二王的庙都在那里。”那么，丰邑哪里曾有武王庙呢？《诗经》称“文王在丰邑建立城邑，武王居住在镐京”，《竹书纪年》说：“帝辛三十六年，西伯（文王）派遣世子发（武王）营建镐京。”所以武王自从继承文王成为诸侯时，就已经迁都到镐京了。《武成》篇说“王从商地回来，到达丰邑，是为了专门向文王的庙室报告”，这与这里的“至于丰”意思相同。由此可见，武王定都镐京，丰邑不应该有武王庙是明显的。如果丰邑还有文王庙，那是因为旧庙没有毁坏的缘故。

丁巳日，在郊外用牲祭祀，用了两头牛。过了第二天戊午日，在新邑举行社祭，用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这是新邑郊祭和社祭的礼仪，郊祭只祭天，社祭则是祭地，这才是正确的礼仪，也就是所说的“在郊外享祭天帝，在国都祭祀社神”。这里用两头牛，一头是祭天帝的牛，一头是祭后稷的牛。古代凡是祭天，一定要清洗饲养两头牛并占卜，将占卜不吉利的降格作为祭后稷的牛。所谓稷牛，就是后稷配享天帝的牛。至于戊午日的社祭，用牛、羊、猪，因为郊祭用犊牛，社祭用太牢（牛、羊、猪三牲齐全），而且郊祭用一头，社祭用三头，礼仪中有以少为贵的道理，就是这样。蔡沈注却说郊祭是祭祀天地，所以用两头牛，这就好像说这个郊祭是合祭天地的祭祀，这两头牛是天地分祭的牺牲，这太令人惊骇了。礼制中没有天地合祭的，只有《周颂·昊天有成命》篇的小序说这是郊祀天地的诗，这里说的是分祀天地，如《周礼》所说的“南郊”、“北郊”，都使用这首诗，从未说过天地可以同祭。况且郊牛、帝牛，在《郊特牲》及《春秋》诸传中论述得很完备，哪里会有把祭地的牛与天帝并列作为两头的呢？这是武断的说法啊！

《洛诰》这一篇，是《周书》中极大的公案。宋代儒者武断，将成王定都洛邑、周公任命后嗣等旧事全部翻案。凡是《诗》《书》《礼》《春秋》等经典所载的文献，都被他们扫除殆尽。现在为此略作疏正。

《洛诰》分为六节：第一节，从“周公拜手稽首”到“以图及献卜”，是周公告知营建洛邑的话；第二节，从“王拜手稽首”到“拜手稽首诲言”，是成王答谢的话；第三节，从“周公曰：‘王肇称殷礼’”到“无远用戾”，是周公致政请成王定都洛邑的话；第四节，从“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到“四方其世享”，是成王答应即洛邑并留周公辅政、确立周公后嗣的话；第五节，从“周公拜手稽首”到“其永观朕子怀德”，是周公答应随从成王即洛邑，并陈述自己考成洛邑、勉励成王的话；第六节，从“戊辰”到末尾，是史官记事的话。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防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

这段经文原本在《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上，是《康诰》的正文。

蔡沈注将其改移到《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之上，说这是《洛诰》的正文。

历来都说成王诰诫康叔，作《康诰》，而蔡氏改作武王诰诫康叔，那么周公营建洛邑功成，才开始诰诫康叔，就不合情理了。他因袭苏轼的说法，将这四十八字移到《洛诰》篇首。我先前在《康诰》篇中辨明成王诰诫康叔，武王不诰诫康叔，也已经详细说明了。况且《春秋》《左传》记载祝鮀的话，原本就有伯禽、康叔两篇诰辞，都在成王定都洛邑之时。现在《洛诰》中任命伯禽为后，俨然有诰册在洛邑大烝祭、明堂祼献之际宣告，那么伯禽、康叔的诰辞出于同一时间，《尚书》《春秋》两相吻合。这四十八字正是史官作诰时推原其来源的本文，属于《康诰》而不属于《洛诰》。况且《春秋》记载卫国迁都帝丘，甯武子说：“不可以间隔我们成王、周公的命祀”，也只是因为康叔的祭祀，实在是成王、周公有以命之，并不出自武王的命令。那么，初基东国、命祀所本，《康诰》篇首非这四十八字不可。如果说这是《洛诰》的脱简在那里，那么《洛诰》与《召诰》相接成篇，其中的时间前后都联络不断，忽然插入这一节，那么“于惟三月哉生魄”与《召诰》“三月惟丙午朏”杂出，就没有条理了。唉！何必如此呢！

“朕复子明辟” “其基作民明辟”

我将把政权交还给您这位圣明的君主，所以营建洛邑作为开始为民众建立圣明君主统治的地方。蔡沈注：“我将把命令交还给您这位圣明的君主，所以营建洛邑作为开始为民众建立圣明君主统治的地方。”他的说法认为周公没有摄政之事，这个“复”是复命而已。如果说复政，就有过失。然而有“复”，成王没有一天不居君位，有什么可复的呢？王莽居摄，几乎倾覆汉朝国运，都是儒者启导的，不可以不辨明。我认为这个“复”字不始于《洛诰》。《咸有一德》说：“伊尹已经复政于他的君主，将要告老归乡。”也是以复政为复。复政厥辟，正是复政明辟的同义语。难道商朝曾经失去君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