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皇纲论卷一

译孔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就感到恐惧。”这也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而言罢了。如果专门是为了诛讨乱臣贼子使他们知道恐惧，那么尊崇贤者、表彰善行的宗旨就缺失了。董仲舒说：“孔子知道时势不再任用他，大道不能施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把它作为天下的准则，贬斥诸侯，声讨大夫，以此来通达王者的事业罢了。”像这样的话，那么孔子继承并阐述尧舜之道的用意，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壶遂说：“孔子的时代，上面没有英明的君主，下面得不到任用，所以作《春秋》，留下空泛的文字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个王朝的法度。”像这样的话，那么《春秋》的文字都是记载实事，不能称之为空泛的文字。况且圣人作经，义理贯通古今，又何必一定要当作一个王朝的法度呢？杜预认为孔子说：“文王已经去世，文化传统不就在我们这里吗？”这是孔子作《春秋》的根本意图。孔子说出这句话，是因为遭遇时世的艰难。认为自己得到了文王之道，拥有文王的文化，不应该不流传给后世，所以这样说。然而这也是泛指各种经典，未必特指《春秋》而言。文中子说：圣人在上位，就实行赏罚；在下位，就进行褒贬。那褒贬，是圣人用来代替赏罚的。这又看不到圣人推行至诚、阐明大道的宗旨，而一经之作，专门在于赏罚。啖助认为《春秋》是为了挽救周朝的弊病，革除礼制的淡薄，以夏道的精神为本，不完全遵守周礼，那么褒贬善恶，用圣人的义理来裁断，就不应该局限于此了。赵氏认为《春秋》的大要只有两个方面而已，一是常典，二是权制。《春秋》依据周礼，那些典礼所不能涵盖的地方，就凭借圣人的精微义理，来确定褒贬，尊崇王室，纠正僭越，举起三纲，提携五常。又说有帝王简易精纯的道理，这得到了《春秋》的宗旨，优于前几位贤人的说法。只是没有认识到圣人，不想寄托于空泛的言论，所以把它归属于具体行事的意思，是不全面的。列举了前几位贤人的说法，其余的就不值得讨论了。况且圣人之道是一以贯之的，前几位贤人的说法都只举出了一端罢了。总括而贯通它们，防备并回归其根本意图，那么《春秋》的义理就完备了。圣帝王的兴隆，没有比尧舜更兴隆的；礼法的完备，没有比三代更完备的。国家有史官，都是尧舜禹汤文武的良善典章。史官组织语言来记载得失，世道昌盛那么政治就美好，世道衰微那么大道就隐微，这也是常理。孔子既然遭遇乱世，凭借自己肩负的圣人才识，没有办法直接彰显，所以依据鲁国史书的文字，寄托在具体行事上，来尽其所蕴藏的志向，来留给后世的圣贤。然而鲁国史书是普通人所作，对于圣贤文武之道，必定有不周全的地方；对于是非得失的道理，必定有不恰当的地方；对于采集记录之间，必定有不合常理的地方；对于憎爱诬蔑讳饰之际，必定有不真实的地方；对于仁义礼法的训诫，必定有不明确的地方；对于褒贬善恶的宗旨，必定有不精微的地方。所以圣人裁取它的文字，建立法制，来成为不可磨灭的书，那么圣人的才识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所以他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皇甫湜认为编年体不如纪传体，甚至说《春秋》的创作，必须依赖《左传》《国语》，这是多么浅陋啊！有人说：左氏认为凡是诸侯有命令告知，就记载在简策上，否则就不记载；军队出师的好坏，也是如此。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鲁国史书所遗漏的本来也很多了。圣人博览群书无所不知，为什么不全部记载下来呢？回答说：孔子修订经典，直接依据鲁国史书，鲁国史书没有记载的，又从哪里记载呢？况且圣人制作金玉般的法度，既然凭借鲁国史书，就不应该杂取其他书籍。为什么呢？想要显示信据的明确缘故。况且从鲁国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间，所记载的事情，圣人的法度已经完备了，才识已经周遍了，褒贬已经精微了，劝戒已经穷尽了。哪里还需要像左氏、司马迁那样的人，务必多取来作为胜出的呢？

译起初，隐公即位。

荀子说：“圣人穷尽人伦，王者穷尽制度。因此，求学的人以圣王为老师。”圣王的盛世，没有比尧舜更盛的了。他们处于天下正统的位置，纯粹地依循大道，不为自己谋私利，就像天地一样。真是圣王的极致，崇高啊！尧看待舜如同看待自己，舜看待禹如同看待自己，哪里还值得议论亲近贤人呢？在尧舜之前也有圣人，但没有那样的时势和那样的人，不能依循大道，充实其志向而将天下公之于众。在尧舜之后也有圣人，但没有那样的时势和那样的人，也不能依循大道，充实其志向而将天下公之于众。尧年老而将帝位传给舜，舜年老而将帝位授予禹，前后相继，好像天意本来就是这样安排的。这就叫做时势。尧、舜、禹的大道，是同一条大道；尧、舜、禹的心，是同一颗心。这就叫做那样的人。以万物之心为自己的心，以天地之德为自己的德，对于自己，没有丝毫的私心。这就叫做依循大道，治理天下，没有不满足其愿望而符合大道的，就像圆规、方矩、墨线一样。这就叫做充实其志向，谁能像这样呢？只有尧舜罢了。所以《尚书》以尧舜二帝为首，因为道德的美好，没有能先于他们的。然而尧继承帝位，禹传位给他的儿子，唯独舜的大道尤其艰难。所以孔子说：“后世即使有兴起的人，虞帝也是赶不上的啊。”达到极点了！大概是没有德行而能称颂的了。治世与乱世的极点，然后可以互相彰显；善与恶的道理到了极点，然后可以互相映衬。因此孔子删减鲁国史书，修撰《春秋》，推究尧舜的事迹，来阐明乱世中的奸邪。唉！道德的美好，没有超过尧舜禅让的；人伦的邪恶，没有大于世子弑杀其君的。现在隐公想要让出桓公的君位，这是超越了父子之间的亲情；而桓公于是弑杀君兄，这是灭绝了臣子之理。那么这与世子弑杀其君的，罪恶是一样的。所以桓公，本来就是天下的大罪人。因此《春秋》唯独对桓公不书写“王”字，显示桓公没有君主，王室没有政令。然而不书写“王”字的义理，是特别为桓公而发出的；归罪于桓公的原因，是特别由隐公而引发的。所以《春秋》之所以从隐公开始，就是这个缘故。有人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何不从桓公开始呢？”回答说：“如果以桓公为开始，就看不到隐公让位给桓公的志向。看不到隐公让位给桓公的志向，那么归罪于桓公的心思就不深切。又看不到隐公不书写葬礼的事情，又看不到桓公急切追求君位的意思。”问：“那么什么算是让位给桓公的志向呢？”回答说：“书写尹氏去世，仲子不举行葬礼，不封夫人爵位，甚至不告祭宗庙，这些都是让位给桓公的志向。不从隐公开始，就无法显现了。”又问：“请问《春秋》也有世子弑杀其君的情况，为什么那时又书写‘王’字呢？”回答说：“《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本来应当详述国内而略写国外。况且隐公以兄长身份让位给弟弟，他的恩德哪里有限量呢？亲情超越了父子，道义则是君臣，而桓公却灭绝天常、抛弃人理，他的行径尤其恶劣。大概如果褒扬善行不明显，那么憎恶恶行就不深切，所以特别不书写‘王’字来记录这件事。至于其他国家，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这是乱世的常事。”又问：“众儒说周王室自从平王东迁，日益微弱，赏罚政令只在京畿内施行，所以从隐公开始，也是因为平王不能中兴的缘故。”回答说：“这是一种说法，但对于开始于隐公的义理，也足以相互印证而阐明罢了。隐公的元年，就是平王的末年。这时楚子初次僭越称王，天子不能征讨他，衰败混乱，实际上从这里开始。所以桓公有无视周王的心思，敢于实行篡弑，是借此机会而发动的。”有人又说：“楚子僭越称王，那么悖逆的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怎么知道圣人不是为了纠正楚国而从隐公开始的呢？”回答说：“楚国是偏僻的小国，有蛮夷的风俗，看到周王室的微弱，因而僭越窃取，那么他的罪恶天下人都知道了。鲁国则是礼义的国家，是周公的后代，而桓公有悖逆的凶德，只有圣明的君王可以诛杀他。这是孔子首先予以纠正的原因。如果是为了纠正楚国而从隐公开始，那么隐公的经文未曾提及楚国，直到庄公十年，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国的军队，才在经文中出现，那么圣人的意图不在于纠正楚国，而在于纠正桓公，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人说：“你引用尧舜的禅让，来阐明隐公的事情，这是与杜预的说法，认为隐公是让国的贤君相类似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让位的名声最高，让位的行径最美，推究这种心志来类比尧舜，哪里遥远呢？然而隐公的才能见识智谋，是昏庸的人，他的行事大多不好。虽然他的让位之名与尧舜相同，这怎么能挽救昏庸的过失呢？”问：“那么他让位给桓公是对的吗？”回答说：“不对。隐公因为自己是庶出长子而自感愧疚，所以想要让位给桓公罢了。如果桓公有圣贤的才能，那么他已经实行了泰伯那样的事迹，还可以。桓公既然不是那样的人，又不明大义，不能遵循礼法的正道，出于私意和偏私的恩惠，想要等同于摄政，谗言和嫌隙一旦开启，最终遭受大祸，那么君子不赞同他。君子尚且不赞同他，何况圣人呢？”

尊崇周王

何休的学说，认为《春秋》贬抑周王而尊崇鲁国，有见识的人已经否定它了，不再另行讨论。谨慎地考察，圣人因为王道衰微，赏罚没有法纪，贤能的人不被任用，罪恶不被诛除，所以采集旧史的文献，裁制成为经典。难道有别的原因吗？只是笃信三纲五常，阐明义理的极致罢了。《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诸子百家不能完备

译明白圣人的意旨，却不知尊崇周王的实质，认为自周朝以来没有例外，说“出”字是将周王与天下隔绝。又认为荣叔归含、召伯防葬，都是周王失礼，所以去掉“天”字来贬斥他。这些都不明白圣人尊崇周王的意旨，不通晓三纲五常义理的极致而说的。天王出居在郑国，必定有缘故。那缘故是什么呢？是为了躲避母弟的祸难罢了。这是直书其事以示讥讽，难道在“出”字上更加贬斥隔绝吗？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见到王子瑕奔往晋国，以及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奔往楚国，都说王者没有内外之分，所以不写“出”字。因此对于天王出居在郑国，以及周公出奔往晋国，都认为是贬斥隔绝。周王虽然不能用礼制约束他的弟弟带，导致作乱，但周王有什么恶行，就立刻贬斥隔绝他呢？周公、楚与伯舆争夺政权，不胜愤怒而出奔，到达阳樊，周王让他返回，三天后又出奔往晋国。如果把“出”当作贬斥隔绝的言辞，那么襄王的恶行就重于王子朝，周公的罪过就甚于王子瑕和尹氏了。查考王子瑕、王子朝、尹氏、召伯、毛伯都是逆乱的臣子。逆乱的臣子应当灭族，没收财产投入污池，这是他们的刑典。所以这几个人只写“奔”，不说“出”来隔绝他们。就像谭子奔往莒国、〇子奔往黄国之类，也是因为国家灭亡而不说“出”，义理与此相同。况且凡是外来奔往鲁国，都写“来奔”，不说“出奔”，这是“来”字与“出”字相对为义罢了。如果《春秋》是郑国的史书，那么必定写为“天王来居在汜”，就像郕伯来奔，因为来到我国，所以不说“出”。那么又可以说不存在王者“来”的情况吗？有人说：如果只写“天王居在郑国”，那么“出”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何必写“出”呢？回答说：凡是诸侯外奔都写“出”，明确是抛弃他的疆土而出。如果卫侯朔出奔往齐国，如果只说奔往齐国，那么“出”的意思也可以知道。圣人为什么还要写“出”呢？又天王居在狄泉，不说“出”，那么就在周地了。这里如果写“天王居在郑国”，那么就在王畿之内，不是郑国了，不合情理是确定的。由此足以知道他们的荒谬。那些说去掉“天”字来贬斥周王的，大概是被阙文所迷惑罢了。况且孔子不隐瞒诸侯及卿大夫的罪恶，那么王室衰微，也就明白了。桓王派遣渠伯纠来聘问，成全桓公的君位，尚且不去掉“天”字，只贬斥渠伯纠称名，何况其他失礼的事情，不严重于此呢？由此看来，他们的荒谬更加固执，不值得怀疑了。

译尊王下

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没有比齐、晋、楚更大的了。楚国僭越称王，本来就不值得取法。而齐、晋的君主，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更兴盛的。所以孟子说：“春秋所记载的事，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所记载的文字，是史官的记录；孔子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窃取来的。’”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是因为他们掌握中原的权力，主宰天下的命运才这样说吗？周王室虽然衰微，但天命并未改变。桓公、文公袭用侯爵之位，本是臣子，却掌握中原的权力，主宰天下的命运，这就像是强势僭越的臣子，哪里值得议论呢？然而圣人因为他们有尊崇周王室、安定中原的心意，所以才这样评价。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谨按：周惠王因为惠后的缘故，宠爱他的儿子王子带，想要废掉太子。于是齐桓公率领诸侯在首止护卫周王世子，以确立他的地位。后来太子即位，这就是周襄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一举匡正天下”。桓公去世后，王子带最终扰乱了周王室，周天子出逃住在郑国，几乎无法返回。于是晋文公率领军队迎接天子，让他回到王城，随后诛杀了王子带。所以《左传》说：“出逃时安定襄王，以显示道义。”由此看来，两位君主的大节就可以看清楚了。这就是圣人褒扬他们的功绩，称赞他们的仁德的原因。又齐桓公在葵丘会盟最为盛大，因为他明确宣示了天子的禁令。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被称为守信，因为他共同激励了对王室的忠诚。凭着东周微弱、不绝如缕的局势，桓公、文公的威势震动天下，最终能够尊崇周王室，安定中原，他们的功绩真是盛大啊。然而他们不能推行至公的真诚，努力遵循王道的正统，征伐由自己发起，赋税贡品由自己专断，这就是他们的罪过了。荀子说：“纯粹就能称王，驳杂就能称霸，说的就是这个。”所以孔子依据桓公、文公的事迹来措辞，以表达其中的义理。义理是什么呢？就是明确君臣的名分，笃行仁义之心，摒弃驳杂，防止流于纯粹罢了。有人问：“那么桓公、文公的功绩是并列的吗？”回答说：“是的。”又问：“既然如此，那么孔子为什么说‘齐桓公正而不诡诈，晋文公诡诈而不正’呢？”回答说：“孔子所说的‘诡诈’，是指一时的权变诡诈，并不是指欺诈。如果专门把诡诈理解为欺诈，那么就应该说‘商汤、周武王正而不诡诈，齐桓公、晋文公诡诈而不正’。圣人就不应该说‘齐桓公正而不诡诈’了。”况且齐桓公用兵胁迫鲁国，让鲁国杀死子纠，又借无名的理由侵犯蔡国，进而讨伐楚国，指责楚国不缴纳王室的贡赋，防备母后的干预，又想听从子华的话。像这类事情，难道不是诡诈吗？晋文公攻打原国以保存信用，避开楚国以显示报答，亲自率领诸侯朝见侍奉天子，难道不是端正吗？只是齐桓公安定太子，是不想让惠王废黜嫡庶的正统，这是他的本意，所以孔子称他“一举匡正天下”。首止的护卫就是这样。因为他还有强势君主的嫌疑，所以称他正而不诡诈。晋文公迎接襄王，是借以求取诸侯信义的名声，并非出于至诚，而狐偃劝他继承文侯的基业，王城的军队就是这样。因为他不本着尊崇王室的道义，所以称他诡诈而不正。唉！圣人在精诚恳切方面彰显，作为大训诫竟然达到这样的极致。而后世还有篡夺的臣子，也就无可奈何了。

春秋皇纲论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皇纲论卷二 宋 王晳 撰

公即位

卿书名氏

称人

公即位

按照礼制，国君去世，嗣子已经即位【这说的是在殡期间即位】，系连先君的最后一年，没有立即改元，这是因为子承父统，臣承君统。《公羊传》说：“依据终始的道义，一年之中不出现两位君主”，这个说法是对的。世子称为“子”，是把他当作君主来对待。遭遇丧事即位的礼仪，没有明确的条文。啖助说：“已经殡殓后嗣子就成为君主，《康王之诰》就是例证。”还没有登上阼阶的位置，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才就位南面并改元，《春秋》所记载的就是这样。谨按：《顾命》记载，四月乙丑，成王去世，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带着干戈和一百名虎贲武士，迎接子钊，延请他进入翼室，主持宗庙祭祀。丁卯日，命令作册制定法度。过了七天，王戴着麻冕，穿着黼裳，从宾客的台阶登堂，太史捧着册命册封王，事情完毕后，诸侯走出庙门等候。《康诰》说：“康王已经担任天子，于是告诫诸侯。”群公都已经听命，快步走出，王脱下冕冠，恢复丧服。它的文辞紧接在《顾命》之后，说“康王已经担任天子”，那么距离册命不久，不能说是逾年即位。况且《顾命》《康诰》的文辞并没有逾年即位的意思，这是啖助附会而成的说法。《公羊传》说：“殡殓后才即位。”杜预说：“《尚书·顾命》是天子在殡殓期间的遗制。”推究这个，也足以作为诸侯礼仪的标准。然而大抵礼仪一定有法度，法度没有不通达的。如果说凡是逾年就应该即位，那么假设诸侯在十二月最后一天去世，五天之后殡殓，那就超过了初一三天。如果等待不殡殓就举行即位礼仪，那么先君去世才一天，忍心这样做吗？这在情理上是不能安心的。谨按：《虞书》记载：“二十八年，帝才去世。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来到文祖庙。称二十八载，是舜在文祖庙接受禅让后二十八年。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是舜的三年。月正元日舜来到文祖庙，孔安国说：‘舜服尧的丧期三年结束，将要执政，所以再次到文祖庙报告。’我私下认为，这是先王的礼仪，嗣君即位的正法。子张问：‘高宗亮阴三年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何必是高宗，古人都这样。国君去世，百官各司其职，听命于冢宰三年。’说古人都这样，就是讥讽现在不这样。三年的丧期，是天下的通丧，天子诸侯理应没有不同，那么古时国君去世，殡殓后嗣子册命为主，在国君去世的次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