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皇纲论卷五 宋 王晳 撰
？或曰：春秋何以不书祥瑞乎？愚案：祥者，善之感也；瑞者，信之符也。则天地顺，日月明，隂阳和，风雨时，鸟兽蕃，草木茂，万物之性靡有不得其所者，是天地之正也。正则祥瑞也，变则灾异也，岂有它哉？又曰：然则国风何以録驺虞、麟趾？仲尼何以叹鳯鸟、河图欤？曰：驺虞与麟皆仁兽也。周召之正风録此二诗，以为闗睢、鹊巢之应者，感王化之成而云也。麟趾之诗，其叙曰：闗雎之化行，则无犯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详此是太平之公子，则有礼义如麟也。此虽衰世之公子，为感文王之化，亦如此太平之公子，故云然也。驺虞之诗，其叙曰：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殖，搜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详此是仁化既行，物无天伤之患，如此驺虞之仁，故云然也。诗之大义，以此兴而言尔，而说者遂误以为应徳而至，失之矣。但太平之世未必有驺虞，衰乱之时未必无麟。但此二兽实仁义之兽而已。至于鳯鸟、河图，窃详仲尼之旨，则知是圣人盛徳之瑞，太平神化之符也【仲尼但言凤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不言麟与驺虞也】仲尼之言及此者，以明王不兴而已，道不振，故伤之尔，非以己无天命而云也。君子悉之。
译有人问：《春秋》为什么不记载祥瑞呢？我考察认为：祥，是善行所感召的结果；瑞，是诚信的符验。那么天地顺遂，日月光明，阴阳调和，风雨应时，鸟兽繁衍，草木茂盛，万物的本性没有不得到恰当安处的，这就是天地的正道。正道就是祥瑞，变异就是灾异，难道还有别的吗？又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国风》为什么收录《驺虞》、《麟趾》？孔子为什么感叹凤鸟、河图呢？回答说：驺虞和麟都是仁德的野兽。《周南》《召南》的正风收录这两首诗，作为《关雎》《鹊巢》的应验，是因为感念王化成就而说的。《麟趾》这首诗，它的序言说：《关雎》的教化施行，就没有人违犯非礼，即使是衰乱时代的公子，也都像麟趾时代那样诚信宽厚。详细考察，这是太平时代的公子，就有礼义像麟一样。这些虽然是衰乱时代的公子，因为感念文王的教化，也像太平时代的公子一样，所以这样说。《驺虞》这首诗，它的序言说：《鹊巢》的教化施行，人伦已经端正，朝廷已经治理好，天下完全受到文王的教化，那么各类生物繁衍滋生，打猎合乎时节，仁德像驺虞一样，那么王道就成就了。详细考察，这是仁德教化已经施行，万物没有夭折伤害的祸患，像驺虞这样仁德，所以这样说。《诗经》的大义，是用这些来兴起比喻罢了，而解说的人却误以为是因为应和德行而到来，这就错了。只是太平盛世未必有驺虞，衰乱之时未必没有麟。只是这两种野兽确实是仁义的野兽罢了。至于凤鸟、河图，我仔细考察孔子的旨意，就知道这是圣人盛德的祥瑞，太平神化的符验【孔子只说凤鸟不来，河图不出，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并没有提到麟和驺虞】。孔子说到这些，是为了表明王道不兴起，大道不振作，所以悲伤罢了，并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天命而说的。君子应当完全明白这一点。
罪弑
啖助曰：「凡鲁君见弑止，皆书薨，不可斥言也。它国公子簒，大夫弑，必书名，志罪也。称国以弑，自大臣也，不书大夫，君无道也。称人以杀，自贱人也，亦恶其君也。称盗以弑，非君之恶也，以目罪人之贱者也。不书其君，罪已彰矣。据此，君有道则大臣称名，卑者称盗；君无道则大臣称国，卑者称人。其理昭然，不足疑也。三传之义例，皆不安矣。」愚案：啖子之说理，亦未尽。仲尼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此伤为人君、为人父，不能以礼防微杜渐，而痛乱臣贼子之事也。噫！弑父与君，天下之罪一也。经书弑君，则罪名已着，不可更以它文余意论其罪之浅深也。然则仲尼旣显其弑君之罪矣，又异其文者，所以罪其君，各以轻重而言，之所以戒人君也。或曰：「君被弑，岂尽君之罪乎？」曰：「凡被弑之君，皆可罪也。何者？身为国君，嗣守宗庙，有社稷之重，有臣民之众，当以礼自防，以徳自固，无礼无徳以至于乱，是皆有罪焉尔。其轻重则各系乎其人。若乃未至失道之君，则大臣称名，卑称盗；无道之君，则大臣称国，卑称人也。」其无道之君，若晋弑其君州蒲，不书大夫名者，以君无道，泛责之尔。泛责之者，所以贬君也，明非专执政之咎也。然其杀君之罪，亦安所逃乎？其卑称人者，略之也。盖君无道，贼乱之所资也，不待彊臣，微者皆可以为难矣。故称人者，亦所以贬君也。虽贬君，然其弑君之罪犹在也。其未至失道之君，不幸而有乱臣贼子之事，若衞完、宋与夷之类，则非君所自致，但失其防焉尔。故书弑君之名，以显其君之未至失道也。其卑者，既不可书名，故直以盗贼目之，是大臣不义与盗同也。圣人襃贬之旨，其至矣哉！或曰：「晋灵公不君，赵盾非实弑，犹书盾以弑，则州蒲虽失道，亦与灵公无异，何为不显？」卿名似为掩恶乎？噫！善哉，问也。夫《春秋》假行事以示敎，原情意以明微。盾为正卿，亡不出竟，则君臣之义未絶也。君臣之义未絶，而族人弑其君，盾于是而复，且不讨贼，则是不能以大义灭亲，而同乎赵穿之意也。故圣人特以弑君之罪加之尔。意者，惧后世有奸杰之臣为隂谋狡计之事，故明微以示敎，此圣人之变例也。夫弑州蒲者，书偃也。书偃当国政，而其子亦为卿，名迹尽见诸经，则虽称“国弑”，乃此人也，亦岂可全谓之掩恶乎哉？
杀大夫
诸侯之义，无专杀大夫，何也？以其膺王命，执国政，爵尊禄厚，不比羣吏故也。春秋之时，虽非王命之卿，然国之股肱，是亦卿也。则春秋凡杀大夫，皆讥之也。其被杀者，罪有轻重，不可混同，故圣人异其文以别之也。凡系之君，则称君；系之君与执政，则称国；杀之当，则称人；贼其上，则称盗。其称君以杀者，则恶其君不慈友于子弟，亏亲亲之恩也。称国以杀者，则其杀之者与其杀者俱可责也。称人以杀者，则略之而无所讥也。盖国有典刑，当讨有罪也。称盗以杀者，则疾夫卑贱之人贼害其上也。凡此之例，皆书被杀者名氏，谨其事也。又有但称国杀大夫而不书大夫名氏者，盖阙文也。其称人以杀而不书大夫名氏者，以其国乱略之也。何以知其然哉？夫称人者，非君与执政之为也，讨罪之辞也。今不书大夫名氏，则非讨罪也。虽称人以杀，而实非讨罪，故去其名氏，则善恶襃贬之归无所寄焉，直志其国乱而已。此圣人之大意也。近儒或谓曹大夫春秋皆不书名氏，以其微弱贱之也。则庄二十六年曹杀其大夫，盖不可书杀其大夫某人，故略也。此说未可通也。夫曹大夫不书名氏，以其微弱略之则可也，谓不可书曹杀其大夫某人则不然也。夫莒亦小国也，未尝称名氏，则公子意恢何以书乎？又僖二十五年宋杀其大夫，岂是微弱略之乎？又谓文七年宋人杀其大夫者，盖恶其处污君之朝不能彊谏又不能去，故略之也。特其书以官者甚之也。此说近之，然不
译罪弑
啖助说：“凡是鲁国国君被杀，都只记载‘薨’，不可以直言斥责。其他国家的公子篡位、大夫弑君，必定记载名字，是为了记录罪行。称国名来记载弑君，是出自大臣之手，不记载大夫的名字，是因为国君无道。称‘人’来记载杀害，是出自卑贱之人之手，也是厌恶其国君。称‘盗’来记载弑君，并非国君的过错，是用以指斥罪人的卑贱。不记载其国君的名字，是因为罪行已经彰明。根据这些，国君有道的，大臣就称名，卑贱者称盗；国君无道的，大臣就称国名，卑贱者称‘人’。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不值得怀疑。《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义例，都不妥当。”
我按：啖助所说的道理，也不完全正确。孔子说：“国君用礼来使唤臣子，臣子用忠心来侍奉国君。”又说：“臣子弑杀他的国君，儿子弑杀他的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渐积累形成的。”这是哀伤作为国君、作为父亲的人，不能用礼来防微杜渐，而痛心于乱臣贼子的行为。唉！弑父与弑君，是天下一样的罪行。《春秋》记载弑君，罪名已经确立，不可以再用其他文字和余意来讨论罪行的深浅。然而孔子既然已经显明了弑君的罪行，又区别其文字，是为了归罪于国君，根据轻重来说，这是用来警戒人君的。
有人说：“国君被杀，难道全是国君的罪过吗？”回答说：“凡是被害死的国君，都可以归罪。为什么呢？身为国君，继承宗庙，有社稷的重任，有众多的臣民，应当用礼来自我防范，用德行来自我巩固，无礼无德以至于动乱，这都是有罪的。其轻重则各自取决于其人。如果尚未达到失道的国君，则大臣称名，卑贱者称盗；无道的国君，则大臣称国名，卑贱者称‘人’。”
那些无道的国君，如晋国弑杀其君州蒲，不记载大夫的名字，是因为国君无道，泛泛地责备罢了。泛泛地责备，是为了贬低国君，表明并非专由执政者的过错。然而那杀君的罪行，又怎能逃避呢？那卑贱者称‘人’，是略写罢了。大概国君无道，是贼乱所凭借的，不等待强臣，微贱者都可以造成祸难。所以称‘人’，也是为了贬低国君。虽然贬低国君，但那弑君的罪行依然存在。
那些尚未达到失道的国君，不幸而有乱臣贼子的事，如卫宣公、宋与夷之类，并非国君自己招致的，只是失去了防范罢了。所以记载弑君的名字，以显明其国君尚未达到失道。那卑贱者，既然不可以称名，所以直接以盗贼看待他，这是大臣不义与盗贼相同。圣人褒贬的宗旨，真是至极啊！
有人说：“晋灵公不像国君，赵盾并非实际弑君，却记载赵盾弑君，那么州蒲虽然失道，也与灵公没有不同，为什么不显明？”记载卿的名字似乎是掩盖恶行吗？唉！问得好。《春秋》借行事来示教，推原情意以明细微。赵盾是正卿，逃亡没有出边境，那么君臣之义还没有断绝。君臣之义没有断绝，而族人弑杀其君，赵盾于是复职，且不讨伐贼人，这就是不能以大义灭亲，而与赵穿的意思相同了。所以圣人特意以弑君的罪名加在他身上。意思是，害怕后世有奸雄之臣做阴谋狡计的事，所以明察细微以示教，这是圣人的变例。
那弑杀州蒲的，记载了偃。记载偃掌管国政，而他的儿子也是卿，名迹都见于经书，那么虽然称“国弑”，就是这个人，又怎能完全说是掩盖恶行呢？
杀大夫
诸侯的道义，没有专权杀大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承受王命，执掌国政，爵位尊显俸禄优厚，不比群吏的缘故。春秋之时，虽然不是王命之卿，但是国家的股肱，这也是卿。那么春秋凡是杀大夫，都讥讽它。那被杀的人，罪行有轻重，不可以混同，所以圣人区别文字来区分他们。凡是系于国君的，就称国君；系于国君与执政的，就称国名；杀得恰当的，就称‘人’；贼害上级的，就称‘盗’。那称国君来杀的，是厌恶其国君不慈爱友爱子弟，亏损亲亲之恩。称国名来杀的，是那杀人者与被杀者都可以责备。称‘人’来杀的，是略写而没有讥讽。大概国有典刑，应当讨伐有罪的人。称‘盗’来杀的，是痛恨那卑贱之人贼害其上级。凡是这些例子，都记载被杀者的名氏，是谨慎其事。
又有只称国名杀大夫而不记载大夫名氏的，大概是缺文。那称‘人’来杀而不记载大夫名氏的，是因为其国动乱而略写。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称‘人’的，不是国君与执政者所为，是讨罪的言辞。现在不记载大夫名氏，就不是讨罪。虽然称‘人’来杀，而实际上不是讨罪，所以去掉其名氏，那么善恶褒贬的归属就没有寄托的地方，只是记载其国动乱而已。这是圣人的大意。
近儒有人说曹国大夫在《春秋》中都不记载名氏，是因为其微弱而轻视他们。那么庄公二十六年曹杀其大夫，大概不可以记载杀其大夫某人，所以略写。这种说法不能通。曹国大夫不记载名氏，是因为其微弱而略写是可以的，说不可记载曹杀其大夫某人则不然。莒也是小国，未曾称名氏，那么公子意恢为什么记载呢？又僖公二十五年宋杀其大夫，难道是微弱而略写吗？又说文公七年宋人杀其大夫，大概是厌恶其处在污君之朝不能强谏又不能离去，所以略写。特别记载其官职的是加重语气。这种说法接近，然而不
可谓罪之而略之也。果若罪宋大夫处污君之朝不能諌不能退，则何故不书名氏为掩其过乎？又既曰甚之而不书名氏，则罪将安所归乎？盖亦思之未熟而云也。其谓特书以官为甚之者，此义是也。何哉？彼司马者，卿之典兵者也。此尚为国众所杀，其乱可知也。则书司马者，甚之之意也。左氏之例，以书名者，皆是罪之，故谓不书名者为无罪尔。既曰无罪，则书官者必是襃之，故迷而不反也。或曰：「春秋之杀大夫多矣，岂无善人贤士邪？」今一云可责，无乃太过乎？噫！处衰乱之世，不能以礼进退，失明哲保身之戒，以被害者，皆非君子之所与也。虽泄治之忠谏，郤宛之直而和，然不免责者，以其失中道，接佞人，不可以训后世故也。《易》之剥曰：「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王辅嗣曰：「亢激伤忤，以陨其身。身既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至徳哉！圣人之及此焉者，为后世之贤人君子也。
译这可以说是既归咎于他，又宽恕了他。如果真的认为宋国大夫身处昏庸君主的朝廷，既不能劝谏又不能退隐，是有罪的，那么为什么不记载他的姓名来掩盖他的过错呢？况且既然说加重责备却不记载姓名，那么罪责又该归咎于谁呢？这大概是思考不周全而说出的话。至于认为特意记载官职是加重责备的说法，这个义理是正确的。为什么呢？那位司马，是掌管军队的大夫。连他都遭到国人杀害，可见动乱的程度了。因此记载“司马”二字，含有加重责备的意思。左氏的体例，凡是记载姓名的，都是归咎于他，所以认为不记载姓名就是无罪。既然说是无罪，那么记载官职就一定是褒扬，所以陷入迷误而不能醒悟。有人问：“春秋时期被杀的大夫很多，难道没有善良贤能的人吗？”现在一概说他们可受责备，恐怕太过分了吧？唉！身处衰乱的时代，不能依礼制进退，失去明智之士保全自身的警戒，因而被害的人，都不是君子所赞许的。即使是泄治那样忠诚劝谏，郤宛那样正直温和，也不能免于责备，因为他们失去了中庸之道，结交了奸佞之人，不足以作为后世的训诫。《易经·剥卦》说：“顺从而止息，是观察卦象的结果。君子崇尚消长盈虚的变化，这是天道的运行。”王弼说：“刚亢激烈伤害违逆，导致自身毁灭。自身既已倾覆，功业又未成就，这不是君子所崇尚的。”这是多么高尚的德行啊！圣人之所以达到这种境界，是为了后世贤人君子的缘故。
日月例
啖助曰：「公谷多以日月为襃贬之例，皆穿凿妄说也。假如用之，则无一事可通者，明非春秋之意审矣。左氏唯卿卒以日月为例，亦自乖戾。杜预云：『凡朝聘防遇、侵伐、执杀、土功之属例不书日；盟、战、败、入、灭、崩、薨、卒、葬、弑君、日食之类例多书日。』自文公以前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书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数略同，日数加倍，故知乆逺遗落不与近同。助窃谓公羊所谓『不日逺也』，亦乆逺多遗落也。凡例当书日而不书者，盖谓遗阙；其例不当书日而书者，皆有意也。予案《春秋》记事之书也，以事系时，名曰《春秋》。凡大变、大危、大恶之事，则必书日以谨之；中事则但志之以月；小事则直繋之于时，以次略之尔。犹今之法家，大辟之案则必敷条考式，文致周详以谨之也；中刑次之，小刑则又略之，其大纲然也。胡旦曰：『以日月四时为详略，以凡例新意为襃贬』，此说是也。然旧史必有遗落者，不可规定其例，故仲尼于书罪恶之际，泛其责者，则亦去日以略之。若灭入例书日，而宋人、卫人入郑，楚人灭江之类，但系之于时，不与吴入楚、楚子灭萧之类同也。若或附防事迹，曲求义例，则烦碎不通，为敝滋甚。又有因事理文势当书日者，若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之类是也。外葬亦不当书日，凡书日皆有义也。其内事亦自有详略，若取郜、取防书日，取邿、取鄫不书日，明哲之士以意详之可也。」
传释异同
仲尼修经之后，不久而卒，时门弟子未及讲授，是故不能具道圣人之意。厥后书遂散传，别为五家，于是异同之患起矣。邹郏无文，独左氏善览旧史，兼该众说，得《春秋》之事迹甚备。其书虽附经而作，然于经外自成一书，故有贪惑异说，采掇过当，至于圣人微旨，颇亦踈略，而大抵有本末，盖出于一人之所撰述也。公谷之学，本于议论，择取诸儒之说，系于经文，故虽不能详其事迹，而于圣人防旨多所究寻，然失于曲辩赘义，鄙浅丛杂，盖出于众儒之所讲说也。自汉崇学校，三传迭兴，以贾谊之才，仲舒之文，向歆之学，厥犹溺于师说，不能防通，况于余哉？其专穷师学，以自成一家者，则何氏、杜氏、范氏而已。何氏则诪张瞽说，杜氏则胶固传文，其稍自觉悟者，唯范氏尔，然不能洞逹以防经意。又郑康成不为章句，特缘何氏兴辞，曲为二传解纷，不顾圣人大旨。而六艺论又言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防，谷梁善于经，亦非通论也。呜呼！自仲尼没后，千余年间，至李唐，独有啖助、赵正尔，君子之道不亦鲜乎？二子相继，贤而有断，能▯明圣人之意，指擿三传之谬，固有功矣。然探圣人之意或未精，斥三传之谬或太察，可谓入圣人之门而游乎宫庭之间者也。其堂奥则未可知也，然亦度越诸子逺矣。左氏于获麟以后，续经至孔丘卒，伪也。又好以一时言貌之恭傲与卜筮巫梦之事，推定祸福，靡有不验，此其敝也。及经外之传无取乎经者，今一切不取，又有广録杂乱不实之语，混合其间，固当裁取其文，以通经义，如玉之有瑕，但弃瑕而用玉，不可并弃其玉也。二传亦然，其大义虽失，内有数句可用者，亦裁而用之，以遵君子宏通之义。噫！圣人之言如江如河，诸儒泝防，妄入畎浍；圣人之心如日如星，诸儒纠纷，云障雾塞。今则复江河之正道，覩日星之光明。好学君子，亦有乐于是欤？
春秋皇纲论卷五
译日月例
啖助说：“《公羊传》和《谷梁传》大多把日、月作为褒贬的条例，这都是穿凿附会的妄说。假如采用这种说法，那么没有一件事能讲得通，这明显不是《春秋》的本意，是确凿无疑的。《左传》只有把卿大夫去世按日、月作为条例，这也自相矛盾。杜预说：‘凡是朝见、聘问、防地相遇、侵伐、拘捕杀戮、土木工程之类，条例上一般不记载日期；盟会、战争、败绩、攻入、灭国、天子崩、诸侯薨、卿大夫卒、安葬、弑君、日食之类，条例上大多记载日期。’从鲁文公以前记载日期的有二百四十九处，鲁宣公以后记载日期的有四百三十二处，年数大致相同，日期数却加倍，所以知道年代久远，记载多有遗落，与近世不同。我私下认为，《公羊传》所说的‘不记日期是因为年代久远’，也是指年代久远多有遗落。凡是条例上应当记载日期而没有记载的，大概是记载缺失；那些条例上不应当记载日期却记载了的，都是有意为之。我考察《春秋》是记录史事的书籍，将史事系于时间，才叫作《春秋》。凡是重大的变故、重大的危险、重大的罪恶之事，必定记载日期以表示慎重；中等的事，只记载月份；小事，就直接系于季节，依次简略处理罢了。这就像现在的法律家，死刑案件必定详细列举条款、考究法式，文字详尽周密以表示慎重；中等刑罚次之，小刑则又简略，其大体原则就是这样。胡旦说：‘以日、月、四时作为详略的标准，以凡例和新意作为褒贬’，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旧史必定有遗落的地方，不能规定死板的条例，所以孔子在记载罪恶的时候，对于责任泛泛的，也去掉日期以简略处理。比如灭国、攻入按理应当记载日期，而宋人、卫人攻入郑国，楚人灭江之类，只系于季节，不与吴人攻入楚国、楚子灭萧之类相同。如果或者附会防微杜渐的事迹，曲折地探求义例，就会烦琐破碎而不通，弊端更加严重。又有因为事理、文势应当记载日期的，比如鲁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且打雷闪电，庚辰大雨雪之类就是。外国诸侯安葬也不应当记载日期，凡是记载日期都有深意。国内的事也有详略，比如取郜、取防记载日期，取邿、取鄫不记载日期，明智的人用心详加推究就可以了。”
传释异同
孔子修订《春秋》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当时门下的弟子来不及讲授，所以不能详尽地阐述圣人的本意。后来书籍于是散佚流传，分为五家，于是异同的祸患就产生了。《邹氏》和《郏氏》没有文字流传，只有《左氏》善于阅览旧史，兼收并蓄各种学说，得到《春秋》的史实非常完备。它的书虽然依附经文而作，但在经文之外自成一体，所以有贪多惑于异说，采撷过度的情况，至于圣人的微言大义，颇为疏略，但大体上有头有尾，大概是出于一人之手撰述的。《公羊》和《谷梁》的学问，本于议论，择取诸儒的说法，系于经文，所以虽然不能详述史实，但对于圣人的微言大义多有探究，但失于曲解辩论、赘余义理，鄙陋浅薄、杂乱无章，大概是出于众儒的讲说。自从汉代崇尚学校，三传交替兴盛，凭借贾谊的才学、董仲舒的文采、刘向刘歆的学问，尚且溺于师说，不能融会贯通，何况其他人呢？那些专门穷究师说，以自成一家的人，只有何休、杜预、范宁罢了。何休则虚妄夸大、胡说八道，杜预则固守传文，稍微自觉醒悟的，只有范宁，但他不能透彻通达以符合经文的本意。又郑玄不注章句，特意沿袭何休的言辞，曲折地为两传解纷，不顾圣人的大旨。而《六艺论》又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微言，《谷梁》善于经文，也不是通论。唉！自从孔子去世后，一千多年间，直到李唐，只有啖助、赵匡二人，君子之道不也太少了吗？二人相继，贤能而有决断，能够阐明圣人的本意，指摘三传的谬误，确实有功。然而探求圣人的本意或许不够精微，斥责三传的谬误或许过于苛察，可以说是进入了圣人的门庭而在宫墙之间游历了。至于堂奥深处则不可知，但也远远超过诸子了。《左氏》在获麟以后，续经至孔丘去世，是伪作。又喜欢用一时的言语容貌的恭敬傲慢与卜筮巫梦之事，推定祸福，没有不灵验的，这是它的弊端。至于经文之外的传文与经文无关的，现在一概不取，又有广泛收录杂乱不实的话语，混合其中，固然应当裁取其文，以通达经义，就像玉有瑕疵，只丢弃瑕疵而使用玉，不可连玉一起丢弃。两传也是这样，其大义虽然失传，内有几句可用的，也裁取而使用它，以遵循君子宏通的大义。唉！圣人的言语如江如河，诸儒逆流而上，妄入沟渠；圣人的心如日如星，诸儒纠纷，云障雾塞。现在则恢复江河的正道，看见日星的光明。好学的君子，也有乐于此道的吧？
春秋皇纲论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