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皇纲论卷四 宋 王晳 撰
郑，言防不言及。杜氏遂以为讳纳不正，故从不与之例。又见伯主侵伐，亦有与谋而书防者，遂以为盟主之命，则上行乎下，虽或先谋，皆从不与之例。此盖傅防传文，实非通论。案经称防、及，则其与谋也，从可知矣，岂有不与乎？果若本非期约，则当书曰「某侯来防公」，如定十四年「邾子来防公」，此例是也。公羊曰：「防，犹聚也；及，我欲之也。」又曰：「汲汲也。」谷梁曰：「防者，外为主；及者，内为主也。」二传文虽不同，义亦相近。案僖四年「及江人、黄人伐陈」，是时齐桓帅诸侯伐楚，执袁涛涂，遂命鲁伐陈，岂是我欲之乎？又桓十七年「公与邾仪父盟」，至秋「及宋人、卫人伐邾」，此乃宋志，岂是内为乎？荘八年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又岂是内为主而我欲之乎？由是观之，则三传之説俱不通矣。杜氏又曰：「传唯以师出为例，而刘、贾、许、颍滥以经诸「及」字为义，欲以彊合，所以多错乱也。」愚案：经凡盟、防、战、伐俱言防、及，而左氏唯以师为义，则仲尼何故于盟、防亦分防、及乎？诸儒自不通《春秋》制文之体，遂纷乱尔。谨详此「防」、「及」之例，凡盟与伐并皆通用。盖「及」者，鲁先至；「防」者，彼先至，而鲁往防尔。何者？若首止之防，公己先至，诸侯在后，即不可以言「公防诸侯」，故以「公及」之；若诸侯有一人先至，即公在后，不可言「公及诸侯」，故以「公防」之。又以公之寡，则公先至者少，故书「及」者少也；以诸侯之众，则公后至者多，故书「防」者多也。义既当然，仍有明据。若「雉门及两观灾」，亦以先后而言，与此同也。况凡「及盟」、「及伐」之类，诸侯一心，善恶同之，故止以先后为义。唯战「及」则异于是，以两相仇敌，须分曲直轻重，故变其例，以直及不直，以罪轻及罪重。若以先及后，则当以客及主，盖不可通之于经。况此义亦有据焉。若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是以尊及卑也。尊卑曲直之义，亦相类也。其有己，书防例于上【句絶】下欲明鲁与诸侯盟，则但书及以我及外，且不嫌也。若定四年，公防诸侯于召陵，书「公及诸侯盟于臯鼬」；襄三年，公防诸侯同盟于鸡泽，书「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是也。义例昭然，无足疑矣。
译《春秋》记载郑国之事，用“防”而不用“及”。杜预于是认为这是为了避讳接纳不正当的人，所以都遵循不与鲁国共同行动的例子。又看到霸主侵伐时，也有参与谋划而记载为“防”的情况，于是认为这是盟主的命令，那么上级命令下级，即使事先有谋划，也都遵循不与鲁国共同行动的例子。这大概是附会《左传》的传文，实在不是通晓大义的论断。查考《春秋》经文称“防”、“及”，那么参与谋划的情况，由此可以知道了，难道有不参与的吗？如果原本没有约定，就应当记载为“某侯来防公”，如定公十四年“邾子来防公”，这就是例子。《公羊传》说：“防，意思是聚集；及，是我想要这样。”又说：“急切的样子。”《谷梁传》说：“防，是外方为主；及，是内方为主。”两传的传文虽然不同，意义也相近。查考僖公四年“及江人、黄人伐陈”，当时齐桓公率领诸侯讨伐楚国，逮捕袁涛涂，于是命令鲁国讨伐陈国，这难道是我想要这样吗？又桓公十七年“公与邾仪父盟”，到秋天“及宋人、卫人伐邾”，这是宋国的意图，难道是以内方为主吗？庄公八年夏天“师及齐师围郕”，郕国向齐军投降，又难道是以内方为主而我想要这样吗？由此看来，那么三传的说法都不通了。杜预又说：“《左传》只以军队出动为例子，而刘炫、贾逵、许慎、颍容等人随意把经文中所有的‘及’字作为意义，想要强行凑合，所以多有错乱。”我查考：经文中凡是盟会、防会、战争、讨伐都讲“防”、“及”，而《左传》只以军队为意义，那么孔子为什么在盟会、防会也区分“防”、“及”呢？各位儒生自己不通晓《春秋》制定文辞的体例，于是纷乱罢了。谨详细考察这“防”、“及”的例子，凡是盟会与讨伐都通用。大概“及”是鲁国先到；“防”是对方先到，而鲁国前往防会。为什么呢？如果像首止的防会，鲁公已经先到，诸侯在后，就不能说“公防诸侯”，所以用“公及”；如果诸侯有一人先到，鲁公在后，不能说“公及诸侯”，所以用“公防”。又因为鲁公人数少，所以鲁公先到的情况少，因此记载“及”的少；因为诸侯人数多，所以鲁公后到的情况多，因此记载“防”的多。意义既然应当如此，还有明确的证据。像“雉门及两观灾”，也是以先后而言，与此相同。况且凡是“及盟”、“及伐”之类，诸侯一心，善恶相同，所以只以先后为意义。只有战争“及”则不同于此，因为双方仇敌，须要分辨曲直轻重，所以改变例子，以正直及不正直，以罪轻及罪重。如果以先到及后到，那么就应当以客及主，大概不能通用于经文。况且这意义也有证据。像宋督弑杀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是以尊贵及卑贱。尊卑曲直的意义，也相类似。如果有自己，书防例子在上面【句断】下面想要说明鲁国与诸侯盟会，那么就只书“及”以我及外，而且不嫌忌。像定公四年，鲁公防诸侯于召陵，记载“公及诸侯盟于臯鼬”；襄公三年，鲁公防诸侯同盟于鸡泽，记载“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就是这样。意义例子明显，没有值得怀疑的了。
书遂
春秋书遂凡二十有一，左氏不解，而于文十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防晋赵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防雒戎盟于暴。释之云「遂防伊雒之戎」，殊不知圣经之体制也。杜氏于「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以为各受命于公子结；「遂及齐侯、宋公盟」，乃用公羊之说，以为专辞，自相差谬矣。若以为各受命，则衡雍曁暴之盟，岂是一受命而再举公子遂乎？若以为专辞，则祭公遂逆王后于纪，茍无王命，则祭公焉敢擅逆后乎？推之人情，必不然也。谷梁曰：「遂者，继事之辞。」此但觧遂字，而不原圣人所以书遂之意，殊亦未备。赵氏用谷梁义，而于「晋侯侵曹，晋侯伐衞」下释云：「不言遂者，非因侵曹而伐卫也。」案左氏，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衞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以此言之，则是因侵曹而伐卫，明矣。若谓凡诸「遂」字，但以继事而书，无他义例，则何故不遂书伐卫而再举晋侯乎？又衡雍与暴之盟，壬午至乙酉三日尔，既无他义例，则何故不书遂，乃烦其文再举公子遂乎？如谷梁义，固浅矣。杜氏曰：「再举晋侯，两国俱来告。」此亦不然，盖其本因各举侵伐之命，故不可书遂。若一举本谋侵曹伐卫，则虽两国俱来告，亦何妨书遂乎？赵氏又谓僖四年齐桓伐楚，是尊周室也，然怒蔡兴师，假名及楚，非其诚，故书曰「遂」，则反以书遂为讥也。若是，则侵曹伐卫再举晋侯，岂圣人襃其诚乎？不当然也。谨案公羊一事而再见者，卒名及先目后凡之例，其义皆通，则书遂之义，亦犹是也。盖《春秋》记事，凡二事一举，则称遂；二事各举，则具文。验之前后，无有或异者。若晋侯侵曹，命令已举，卫不假道，遂再举伐卫之令，则须具文，不可尽遂也。公子遂受命防晋赵盾盟，又受命防雒戎盟，与此同也。余无此义例，但当书遂，而聊举一二以明之。僖二十八年，公侯【云云】于温，天王狩。于河阳下，文诸侯遂围许。盖晋侯始伯，防诸侯朝王，以讨不服，则防温围许，本因一举，故言遂也。是时曹伯襄复归于曹，遂防诸侯围许，盖伯主复之之后，即时赴防，故亦言遂。宣十八年，公孙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亦因聘晋之举，其义一也。余各具于通义，学者详之。
公至
诸侯世嗣宗庙社稷之重，其将出也，必告庙而后行；其反也，又有告至之礼，所以谨出入，愼安危也。《王制》曰：“诸侯将出，冝乎社，造乎祢。”曽子问曰：“诸侯相见，反必亲告于祖祢，是也。”《春秋》书“公至”，即其事也。三传之说各异，左氏云：“告于庙，故书”，此得其粗者也。公谷则縁其事以为说，或谓之危，或谓之恶，或谓之久，或谓之逺，或谓之得意，或谓之不信，此皆傅防之谈，非实仲尼之旨也。啖助曰：“凡公行书至者，八十有二；不书至者，九十有四。此因时君告庙不告庙也。告庙则书之于防，故《春秋》书之，以示功过，且志其去国逺迩迟速也。其余不告，或耻，或怠也。”此据左氏而云也。昭二十六年春，公至自齐，居于郓；又云“公至自防”。二十八年，公如晋，次于干侯，又书“公至自干侯”。是时季氏据国，公亡在外，则岂因告庙然后书之乎？盖公虽在外，然其如齐、晋也，季氏与国人无容不知，故史官得以书之尔。防此则知凡公之出入，史皆书也。但仲尼修经之时，凡曽告庙者，则存之以记得礼；其不曽告庙者，则不书以示失礼而讥之也。隐公之时，自嫌非正，凡于其至俱不行告庙之礼，故仲尼亦不书之，以明其失也。其昭公在外亦书之者，此乃仲尼痛闵昭公，疾恶季氏，特书之以志其变尔。故鲁卿凡被执辱而归者，亦书至焉，其义一也。公谷二传见有此义，故妄为之说，殊浅陋也。其有二事者，谷梁曰：“二事偶则以后事致，后事小则以先事致。”啖助曰：“或致前事，或致后事。”盖夫子择其重者志之也，此不通矣。案例凡围灭重于侵伐，襄十八年诸侯围齐而书“公至自伐齐”，若举重则何
译《春秋》记载“遂”字共有二十一处，左氏对此没有解释，而在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与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乙酉，公子遂与洛水戎人在暴地结盟。左氏解释说“遂”是“防”，指伊水、洛水一带的戎人，这完全不知道圣经典籍的体例。杜预在解释“公子遂前往京师，于是前往晋国”时，认为这是分别接受了公子结的命令；在解释“遂与齐侯、宋公结盟”时，却采用公羊说的观点，认为这是专断的辞令，这就自相矛盾了。如果认为分别是接受命令，那么衡雍和暴地的结盟，难道是一次受命却两次记载公子遂吗？如果认为是专断的辞令，那么祭公遂从纪国迎接王后，如果没有王命，祭公怎敢擅自迎接王后呢？推究人情，必定不是这样。谷梁说：“遂，是承接前事的辞令。”这只是解释了“遂”字，而没有推究圣人记载“遂”字的用意，实在不够完备。赵氏采用谷梁的观点，而在解释“晋侯侵曹，晋侯伐卫”时说：“不记载‘遂’字，是因为不是因侵曹而伐卫。”查考左氏记载，晋侯将要伐曹，向卫国借路，卫人不答应，晋侯从南河渡河，侵曹伐卫，由此说来，这是因侵曹而伐卫，是很明显的。如果说凡是“遂”字，只是承接前事而记载，没有其他义例，那么为什么不记载“遂伐卫”而再次提及晋侯呢？又衡雍与暴地的结盟，从壬午到乙酉只有三天，既然没有其他义例，那么为什么不记载“遂”，反而烦琐地再次提及公子遂呢？按照谷梁的观点，确实浅陋了。杜预说：“再次提及晋侯，是因为两国都来报告。”这也不对，大概是因为分别记载了侵伐的命令，所以不能记载“遂”。如果一开始就记载了侵曹伐卫的本谋，那么即使两国都来报告，又有什么妨碍记载“遂”呢？赵氏又说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是尊崇周王室，但因为愤怒于蔡国而兴师，借名伐楚，不是诚心，所以记载为“遂”，这就反而把记载“遂”当作讥讽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侵曹伐卫再次提及晋侯，难道是圣人褒奖其诚心吗？显然不是这样。谨按公羊传中，一件事再次出现，有卒名和先目后凡的体例，其义理都相通，那么记载“遂”字的义理，也与此相同。大概《春秋》记事，凡是两件事一起提及，就称“遂”；两件事分别提及，就详述其文。检验前后，没有不同的。如果晋侯侵曹，命令已经发出，卫国不借路，于是再次发出伐卫的命令，那么必须详述其文，不能全部用“遂”。公子遂受命与晋国赵盾结盟，又受命与洛水戎人结盟，与此相同。其余没有这种义例的，只应当记载“遂”，这里姑且举出一二来说明。僖公二十八年，公侯等在温地，天王在河阳狩猎，下文记载诸侯于是围攻许国。大概晋侯刚开始称霸，防止诸侯朝见天王，以讨伐不服从的，那么防止在温地、围攻许国，本来是因为一次行动，所以说“遂”。这时曹伯襄复归曹国，于是防止诸侯围攻许国，大概霸主恢复曹国之后，立即前往防止，所以也说“遂”。宣公十八年，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于是逃奔齐国，也是因出使晋国的行动，其义理是一样的。其余都在通义中详细记载，学者可以详加研究。
诸侯世代继承宗庙社稷的重任，他们将要出行时，必定告祭宗庙然后出发；他们返回时，又有报告到达的礼仪，这是为了谨慎出入，慎重安危。《王制》说：“诸侯将要出行，适宜在社坛祭祀，在父庙告祭。”曾子问：“诸侯相见，返回必定亲自告祭祖庙和父庙，是这样吗。”《春秋》记载“公至”，就是这件事。三传的说法各不相同，左氏说：“告祭于宗庙，所以记载”，这只是得其大概。公羊和谷梁则依据这件事来解说，有的说是危险，有的说是厌恶，有的说是时间久，有的说是路途远，有的说是得意，有的说是不信，这些都是附会之说，不是孔子真正的旨意。啖助说：“凡是公出行记载‘至’的，有八十二次；不记载‘至’的，有九十四次。这是因为当时国君告祭宗庙或不告祭宗庙。告祭宗庙就记载在简册上，所以《春秋》记载它，以显示功过，并且记录其离开国家的远近迟速。其余不告祭的，或者是羞耻，或者是懈怠。”这是依据左氏说的。昭公二十六年春，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地；又说“公从防地回来”。二十八年，公前往晋国，驻扎在干侯，又记载“公从干侯回来”。这时季氏把持国政，公流亡在外，那么难道是因为告祭宗庙然后才记载吗？大概公虽然在外，但他前往齐国、晋国，季氏和国人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史官得以记载罢了。由此可知凡是公的出入，史官都记载。但孔子修订经文时，凡是曾经告祭宗庙的，就保留下来以记录合礼；那些不曾告祭宗庙的，就不记载以显示失礼而讥讽它。隐公的时候，自己嫌恶不是正统，凡是他回来都不进行告祭宗庙的礼仪，所以孔子也不记载，以表明他的过失。昭公在外也记载的，这是孔子痛惜昭公，憎恶季氏，特意记载以记录这种变故罢了。所以鲁国卿大夫凡是被执辱而归的，也记载“至”，其义理是一样的。公羊和谷梁二传见到有这个义理，所以妄加解说，实在浅陋。对于有两件事的情况，谷梁说：“两件事偶合，就用后事来致；后事小，就用先事来致。”啖助说：“有的致前事，有的致后事。”大概孔子选择重要的来记录，这不通达。例如凡围灭重于侵伐，襄公十八年诸侯围齐而记载“公至自伐齐”，如果举重
以不言“至自围齐”乎？襄十年防吴于柤，遂灭偪阳，而书“公至自防”，则何以不言“至自灭偪阳”乎？僖四年诸侯侵蔡，蔡溃而书“公至自伐楚”，不曽战，则蔡溃为重，何不言“至自侵蔡”乎？由是言之，则非举重也，明矣。盖经书至者，以其告庙而书也。所书之文，则用告庙之辞也。若辞称至自伐楚，即以伐楚书；若辞称至自侵蔡，即以侵蔡书。足明圣人所书之文，皆纪其实，况事迹自明，何假更用举重之义哉？
译难道是因为没有记载“至自围齐”吗？襄公十年在柤地抵御吴国，随即灭掉偪阳，而经文记载“公至自防”，那么为什么不记载“至自灭偪阳”呢？僖公四年诸侯入侵蔡国，蔡国溃败，而经文记载“公至自伐楚”，并没有发生战斗，那么蔡国溃败是重事，为什么不记载“至自侵蔡”呢？由此说来，那么（经文）并不是选取重事来记载，这是很明显的。大概经书记载“至”，是因为向宗庙报告而记载的。所记载的文字，则是采用向宗庙报告的辞令。如果辞令称“至自伐楚”，就记载伐楚；如果辞令称“至自侵蔡”，就记载侵蔡。足以证明圣人所记载的文字，都是记录实际情况，况且事迹本身已经明白，何必再借用选取重事的义理呢？
郊禘
成王追尊周公，赐鲁以重祭郊禘是也。儒者或谓君臣名器者，礼之大分也。成王不当赐鲁以天子之祭，故仲尼修经，凡遇郊禘之失礼而书之，以示讥也。愚谓此书盖失之矣。夫武王甫定天下而崩，成王在襁褓，周公以圣人才识，膺顾托之重，摄王政，制典礼，隆周道，致太平，敎育成王，逮乎成人，然后一明复辟之义。其功徳岂有量哉？是故成王欲尊宠周公，无以称其意，故赐鲁以郊禘。子孙承之，则尊宠周公之意无穷。己也，奚拘以常礼而忽天下之度乎？议者何不见监诸尧舜之事而思乎？且仲尼之经，亦无讥郊禘之旨，但衰乱之世，既僣且慢，则其罪焉。故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盖以僣慢而言之也。经书吉禘于庄公，僣也；鼷防食郊牛角，慢也。非谓讥郊禘也。故常时之郊禘不书，则常事不书也。假使成王之赐果为失礼，则王命固已乆矣，后王可俾鲁侯废先王之命而止之乎？鲁之嗣君，又可废先王之命而慢其祖乎？以此又知罪不在鲁故也，则圣人之不讥郊禘，无所疑矣。学者知成王尊宠周公之义，因谓赐鲁以郊禘，使得用天子之礼，旂章日月，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此明堂位之文】又谓鲁以周公故，特置文王庙【此杜氏义】亦皆失之矣。谨案成王命鲁以郊禘者，专欲尊宠周公尔。若使鲁侯世得用天子之礼，则不惟僣乱而无纪，反是尊宠其后代子孙，岂是尊宠周公乎？且郊之祭也，必以祖配。故周之郊也，以后稷配。今既鲁郊，则何故祖后稷而已为配乎？其禘礼则《明堂位》云：「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此说是也。鲁亦无文王之庙。儒者见禘是王祭，故云然。夫郊者，祭天之名；禘者，祭先王之号。是皆天子之事也。诸侯不得郊天禘其先王。成王追思周公之徳，于其薨后，赐鲁以郊禘之祭。郊必以祖配，是尊宠周公，使配天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是尊宠周公，使配文王也。于是尊宠周公之意，无有穷己，子孙承之，世世不絶也。其鲁侯之所自用，车服制度则有常矣，又何乖君臣名器之分乎？其左氏之学，谓礼不卜常祀，凡郊则为非礼，此说是也。公谷之学，乃谓三卜不从，当不郊，或免牲为礼，恐不然矣。果若三卜不从而不郊，或免牲以为礼，则何故国之重祭，且本王命，当歳行之？岂以三卜不吉而遂止之乎？案礼，吉事先近日，辟不敏也；凶事先逺日，辟不懐也。则夫卜葬日者，岂以卜不吉而遂不葬乎？必不然也。则郊当三卜，先卜上辛，不吉；次卜中辛，又不吉；则卜下辛，又不吉，则于三卜之中，择其差胜者用之，以表诚慤之义，但不当不郊尔。以此知公谷之说无所据也。或曰：果若从左氏，谓不郊为非礼，则何故未尝书「春秋三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乎？曰：「春秋」适无此一节事尔，何足疑而难之乎？
春秋皇纲论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皇纲论卷五 宋 王晳 撰
灾异
罪弑
杀大夫
日月例
传释异同
灾异
春秋书灾异以记其变，若日食、星陨、地震、山崩之类，此天地之变者也。霜雹、火灾、水旱、螽螟之类，此天地之灾者也。持日月之食，乃数之常，▯次所定，无毫厘之差，然春秋何以书日食同之灾变乎？夫日者，至阳之精，至明之体，人君之象也。因其亏食，即同之灾变而书者，盖圣人假此以示训，谓日之髙明，犹有侵食之者，况人君乎？欲使人君覩之而知自戒惧尔。是故月食不书，独取日义而书之也。其星陨、地震、山崩，则非常之变也。余则常行之灾也。非常之变，人君所当惧；常行之灾，人君所当忧。大要在徳政而已。左氏凡日食、火灾，多用术数之说。董仲舒、刘向、刘歆五行之传及何休之注，悉引前后事迹，参错傅防，巧索异端，以效其説，异乎诸子之好怪也不亦甚乎？故一切不取。噫！圣人难言性命，不语怪神，天人之道相去不逺，但观当世所行之事，则治乱兴衰之迹昭矣，何必胶柱于一端，纷挐于异说哉
译郊禘
成王追尊周公，赐给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的重礼，就是这种情形。儒者有的说，君臣的名分与器物，是礼制中最大的分别。成王不应当赐给鲁国天子的祭祀，所以孔子修撰经典，凡是遇到郊祭、禘祭失礼的地方就记载下来，以示讥讽。我认为这种记载大概是错误的。武王刚刚平定天下就去世了，成王还在襁褓之中，周公凭借圣人的才能见识，承受顾命托付的重任，代理王政，制定典礼，弘扬周道，实现太平，教育培养成王，等到他成年，然后才明确复位的意义。他的功德难道有极限吗？因此成王想要尊宠周公，没有别的办法来表达心意，所以赐给鲁国郊祭和禘祭。子孙继承下来，那么尊宠周公的心意就无穷无尽了。自己又何必拘泥于常规礼制而忽视天下的法度呢？议论的人为什么不参照尧舜的事迹来思考呢？况且孔子的经典，也没有讥讽郊祭、禘祭的宗旨，只是在衰乱的时代，既僭越又轻慢，那才是罪过。所以孔子说：“鲁国的郊祭、禘祭不合礼制，周公的遗风大概衰微了。”这是从僭越轻慢的角度来说的。经书记载在庄公时举行吉禘，这是僭越；鼷鼠啃食郊祭用的牛角，这是轻慢。并不是说讥讽郊祭、禘祭本身。所以平常时候的郊祭、禘祭不记载，是因为常事不记载。假使成王的赐命果真是失礼，那么王命已经很久了，后来的君王可以让鲁侯废除先王的命令而停止祭祀吗？鲁国的嗣君，又可以废除先王的命令而轻慢他的祖先吗？由此又知道罪过不在鲁国，那么圣人不讥讽郊祭、禘祭，就没有什么可疑的了。学者知道成王尊宠周公的意义，因此认为赐给鲁国郊祭、禘祭，使得鲁国可以使用天子的礼制，旗帜上有日月图案，在郊外祭祀上帝，以后稷配享【这是《明堂位》的文字】，又说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特别设立文王庙【这是杜预的意见】，也都是错误的。仔细考察成王命鲁国举行郊祭、禘祭，专门是为了尊宠周公罢了。如果让鲁侯世代使用天子的礼制，那么不仅僭越混乱而没有纲纪，反而是尊宠了周公的后代子孙，这难道是尊宠周公吗？况且郊祭，一定要以祖先配享。所以周朝的郊祭，以后稷配享。现在既然鲁国举行郊祭，那么为什么只以祖先后稷配享呢？至于禘礼，《明堂位》说：“用禘礼在大庙祭祀周公。”这种说法是对的。鲁国也没有文王的庙。儒者看到禘祭是天子的祭祀，所以这样说。郊，是祭天的名称；禘，是祭先王的称号。这都是天子的事。诸侯不得郊祭上天、禘祭其先王。成王追思周公的功德，在他去世后，赐给鲁国郊祭、禘祭。郊祭必以祖先配享，这是尊宠周公，让他配享上天。禘祭，是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源头，这是尊宠周公，让他配享文王。于是尊宠周公的心意，没有穷尽，子孙继承下来，世代不绝。至于鲁侯自己使用的车马服饰制度，则有常规了，又有什么违背君臣名分器物的分别呢？左氏之学，认为礼制不占卜常规祭祀，凡是郊祭就是非礼，这种说法是对的。公羊、谷梁之学，却说三次占卜都不吉，就不举行郊祭，或者释放牺牲算是合礼，恐怕不是这样。如果真的三次占卜不吉就不举行郊祭，或者释放牺牲算是合礼，那么为什么国家的重要祭祀，且本是王命，应当按年举行？难道因为三次占卜不吉就停止吗？考察礼制，吉事先选近日，避开不敏捷；凶事先选远日，避开不怀念。那么占卜葬日，难道因为占卜不吉就不埋葬吗？一定不是这样。那么郊祭应当三次占卜，先卜上辛，不吉；再卜中辛，又不吉；再卜下辛，又不吉，那么在三次占卜中，选择相对较好的日子使用，以表示诚恳之意，只是不应当不举行郊祭罢了。由此知道公羊、谷梁的说法没有依据。有人说：如果真的听从左氏，认为不举行郊祭是非礼，那么为什么不曾记载“春秋三月三次占卜郊祭不吉于是释放牺牲”呢？回答说：“春秋”恰好没有这一节事情罢了，哪里值得怀疑而诘难呢？
春秋皇纲论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皇纲论卷五 宋 王晳 撰
灾异
罪弑
杀大夫
日月例
传释异同
灾异
春秋记载灾异以记录变故，像日食、星陨、地震、山崩之类，这是天地的变故。霜雹、火灾、水旱、蝗虫之类，这是天地的灾害。日食和月食，是历数中的常事，运行次序所确定，没有毫厘的差错，然而春秋为什么把日食和灾变同等看待而记载呢？太阳，是至阳的精气，至明的形体，是人君的象征。因为它的亏缺食蚀，就把它和灾变同等看待而记载，大概是圣人借此来示训，说太阳的高明，尚且有侵食它的，何况人君呢？想要使人君看到而知道自我警戒恐惧罢了。所以月食不记载，只取日食的意义而记载。星陨、地震、山崩，是非常变故。其余则是常行的灾害。非常变故，是人君所应当恐惧的；常行的灾害，是人君所应当忧虑的。大要在道德政治而已。左氏凡是日食、火灾，多用术数的说法。董仲舒、刘向、刘歆的五行传以及何休的注，全都引用前后的事迹，参差错杂附会，巧取异端，以验证他们的说法，和诸子喜欢怪异相比，不是更严重吗？所以一概不采纳。唉！圣人难以谈论性命，不谈怪异神灵，天人之道相距不远，只要观察当世所做的事情，那么治乱兴衰的迹象就昭然若揭了，何必固执于一端，纷乱于异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