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皇纲论卷三 宋 王晳 撰
上文无公防者，鲁不预也，扈之防盟是也。若公虽预盟，而但曰公防诸侯盟于某而不序者，公得罪不与公序，直令歃血而已，为辱之甚，不敢直书其事故变文也，文七年扈之盟是也。又书不见公及公不与盟，皆未至深辱，故直书也，沙随、平丘之防是也。其上文书公防某侯、某侯于某，下云同盟于某者，则一防之人尽盟也，若柯陵之盟是也。虽上文书公防某侯、某侯于某，不直言同盟，而又再言诸侯盟于某者，亦公不预也，柷柯之盟是也。其书公防天子之卿某侯、某侯于某，而又言公及诸侯盟于某地者，则天子之卿不预，臯鼬之盟是也。于此例中，又不言公及者，则仲尼特有微旨也，首止、葵丘之盟是也。推此则见圣人制作之体，自有法度，而三传及先儒皆不尽晓，是致圣人之意闇而不章，不亦惜防？其诸解释具见通义。
译上文没有记载“公防”的，是因为鲁公没有参与，扈地的防盟就是这种情况。如果鲁公虽然参与了盟会，但只记载“公防诸侯盟于某地”而没有列出公的位次，这是因为公有罪过而不被允许列入位次，只是让他歃血而已，这是极大的侮辱，不敢直接记载其缘故所以变换了文辞，文公七年扈地的盟会就是这种情况。另外，记载中没有出现“公”字以及公不参与盟会的情况，都是因为还没有达到极深的侮辱程度，所以直接记载，沙随、平丘的防盟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上文记载“公防某侯、某侯于某地”，下文说“同盟于某地”，那么所有参加防盟的人都参与了盟誓，柯陵的盟会就是这种情况。虽然上文记载“公防某侯、某侯于某地”，没有直接说“同盟”，而又再次说“诸侯盟于某地”，这也是鲁公没有参与，柷柯的盟会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记载“公防天子之卿某侯、某侯于某地”，而又说“公及诸侯盟于某地”，那么天子的卿没有参与，臯鼬的盟会就是这种情况。在这种体例中，如果不记载“公及”，那么是孔子特别有微言大义，首止、葵丘的盟会就是这种情况。由此推究就能看出圣人著作的体例，自有法度，而《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前代儒者都没有完全理解，致使圣人的心意晦暗而不彰显，不也是可惜的吗？其他的解释都详细记载在《通义》中。
侵伐取灭
易》曰：「地水师」，取其行险而顺，能以众正之象也。圣哲之士观其象而得用师之术焉。此兵之所由起也，所以征暴乱而肃天下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尔。用之有时，旋即休偃，又所以训戢兵、戒黩武也。是故王者之兵，有征有伐。凡本仁义以名辞往正之曰征，舜征苖，汤征葛是也。加用功力曰伐，若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是也。孔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其正也。春秋之时，王纲絶纽，诸侯擅命，侵伐自出，荡然不制。虽桓公之师，其始亦不能应于王义，后遂有功，周室乃命为侯伯，用师侵伐，虽假王命，其实专之，非正也。至他诸侯，则本非天子之命，而党交力争，以自为侯伯者，皆当世之罪人也。然《春秋》皆书「伐」者，假名辞、用功力也。赵正曰：「凡师称罪致讨曰伐，无名行师曰侵。」此说近之矣。然案当时兵伐之事，多非王命，岂论有名与无名乎？当日称罪致讨曰伐，否曰侵，谓不声辞以致伐，直侵之尔。聊举一二以明其事。宣三年夏，楚人侵郑，传曰：「郑即晋故。」六年春，晋赵盾侵陈，传曰：「陈即楚故。」案此二者，以其叛己之故也。虽有叛己之事，二国不声辞以伐之，即书曰「侵」尔。岂是无名乎？又若以无名之称施于非义，则《春秋》之伐，孰为义乎？但以其称彼之罪以行其伐，亦防于奉辞之体，故云「伐」也。若无辞以称其罪，直行侵犯，事与伐异，故云「侵」也。《诗》曰：「四夷交侵。」是其义也。取者，三传皆以为《易》辞也。赵正曰：「或邑或附庸，凡力得之曰取。」予案二说俱非也。详观经例，归「取」之义，但以好曰「归」，非好曰「取」尔，不施于易与力也。灭者，灭其宗庙社稷也。凡灭人之国而反书「取」者，谓不灭其祀，以为附庸也【此啖赵义】取大邑亦有书「灭」者，诛杀吏民无道之甚，且又大邑不可以同乎小国，故书「灭」以罪之也。
纪师
春秋凡它国用师之事，书之于经者，皆成师以上乃书之也。何哉？重众也。至于鲁，则虽不成师亦书之，重内事也。公羊曰：“将尊师众，称某帅师；将卑师众，称师。”此说是也。施之于内外，俱可通矣。其曰“将尊师少，称将”，谓不满二千五百人者，此则施之于内可也，不可通之于外国也。夫外师皆鲁史承赴告而书也，苟赴告之时不言师数，则鲁史何由知之乎？故凡书卿而不言帅师者，皆不知其师之众寡，则阙之也。又曰：“将卑师少，称人。”此一说则内外俱不可通也。案桓十三年及燕人战，燕师败绩，此人亦称师，则燕师虽少，亦不下二千五百人也，此不可施之于外之明騐也。若施之于内，则不复称人矣。然则凡外师称人、称师，各举重以言之尔。其有不系襃贬重轻，则但称师，晋赵鞅瓦之师是也。内师则凡书卿而不言帅师者，不成师也。若叔老防晋荀偃伐许是也。不书卿而但言师者，则卑者将而师多也。若师及齐师围郕是也。书“及某人伐某”或止书“伐某”者，则卑者将而又不成师也。若及宋人、卫人伐邾与灭项是也。又有公亲行而讳之者，若及邾人战于升陉是也。详此义例，则可以观《春秋》用师之制矣。
战上
春秋侵伐围入，举其文则罪可知也。至于战则不可知之，故书“及”以别其曲直轻重也。何哉？凡鲁与他国战，率以内及外而书之，意者以尊内及外而言之也。既尊内及外，则不以师之客主论之内既不以师之客主论之，则它诸侯之战书“及”者亦然矣。盖尊其“及”之者，外其“及”者，故不以客主论之也。然则《春秋》大抵多是主“及”之者，何也？曰：《春秋》之世，诸侯擅行侵伐，率非义举，故多以主“及”客罪暴乱也。其罪钧者亦然。若暴乱之国为诸侯所伐，则以客“及”主。何休曰：“战言‘及’者，所以别客主直与不直。”此说是也。谷梁曰：“客不言‘及’，言‘及’恶宋也。”何休难之曰：“河曲之战，两不直，故去‘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
译侵略、讨伐、攻取、灭亡
《易经》说：“地水师”，取的是行险而顺、能以众人归于正道的象征。圣哲之士观察这一卦象，从而掌握了用兵的方法。这就是战争产生的原因，用来征讨暴乱、肃清天下。圣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使用武力有时限，随即就停止休战，这也是为了训练和约束军队，警戒滥用武力。因此，天子的军队，有“征”也有“伐”。凡是本着仁义的名义前往纠正的叫做“征”，舜征讨三苗，商汤征讨葛伯就是这样的例子。施加力量去攻打叫做“伐”，像周文王讨伐崇国，周武王讨伐商纣就是这样的例子。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都出自天子。”这就是正当的。春秋时期，王室的法度断绝，诸侯擅自发号施令，侵略讨伐自行其是，毫无节制。即使是齐桓公的军队，起初也不能符合王道的义理，后来虽然建立了功业，周王室任命他为诸侯之长，使用军队侵略讨伐，虽然借用了天子的命令，但实际上是专断独行，并不正当。至于其他诸侯，本来就没有天子的命令，却结党营私、争夺权力，自封为诸侯之长，这些都是当世的罪人。然而《春秋》都记载为“伐”，是因为借用了名义和辞令，使用了武力。赵正说：“凡是军队以罪名为由进行讨伐叫做‘伐’，没有名义就出兵叫做‘侵’。”这种说法接近真理。然而考察当时的战争讨伐之事，大多不是天子的命令，哪里还分有名义还是没有名义呢？当时以罪名为由进行讨伐叫做“伐”，否则就叫做“侵”，意思是不声张辞令去讨伐，只是直接侵犯罢了。姑且举出一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宣公三年夏天，楚国人侵犯郑国，《左传》说：“因为郑国依附晋国。”宣公六年春天，晋国赵盾侵犯陈国，《左传》说：“因为陈国依附楚国。”考察这两件事，是因为它们背叛了自己的缘故。虽然有背叛自己的事情，两国不声张辞令去讨伐，就记载为“侵”。难道是没有名义吗？如果认为没有名义就称为“侵”，那么《春秋》中的“伐”，哪一个是正义的呢？只是因为声张了对方的罪过来进行讨伐，也符合奉辞讨罪的体例，所以称为“伐”。如果没有辞令声张对方的罪过，直接进行侵犯，事情与“伐”不同，所以称为“侵”。《诗经》说：“四方夷族交相侵犯。”就是这个意思。
“取”字，三传都认为出自《易经》的辞句。赵正说：“有的是城邑，有的是附庸，凡是凭借武力得到的叫做‘取’。”我考察这两种说法都不对。详细观察经文的体例，“取”的含义，只是喜欢得到叫做“归”，不喜欢得到叫做“取”，并不用于容易得到或凭借武力得到。
“灭”字，是灭亡对方的宗庙和社稷。凡是灭亡别人的国家却反记载为“取”的，是指不灭绝对方的祭祀，让他们成为附庸【这是啖助、赵匡的观点】。攻取大城邑也有记载为“灭”的，是因为诛杀官吏百姓，无道到了极点，而且大城邑不能与小国等同，所以记载为“灭”来归罪于它。
纪师
春秋时期，凡是其他国家用兵的事情，记载在经书上的，都是成建制的军队以上才记载。为什么呢？因为重视民众。至于鲁国，即使不成建制的军队也记载，是因为重视内部事务。《公羊传》说：“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某帅师；将领卑贱、军队众多，称师。”这种说法是对的。应用于内外，都可以通晓。它说“将领尊贵、军队少，称将”，是指不满二千五百人的，这只能应用于内部，不能通用于外国。因为外国的军队都是鲁国史官根据赴告来记载的，如果赴告的时候不说军队数量，那么鲁国史官从哪里知道呢？所以凡是记载卿大夫而不说帅师的，都是不知道军队的多少，就缺省不写了。又说：“将领卑贱、军队少，称人。”这一种说法内外都不能通晓。考察桓公十三年与燕国人作战，燕军大败，这里燕人也称为师，那么燕军虽然少，也不下二千五百人，这是不能应用于外国的明显证据。如果应用于内部，就不再称人了。那么凡是外国军队称人、称师，都是各举其重来说的。那些不涉及褒贬轻重的，就只称师，晋国赵鞅的瓦师就是这样的例子。内部军队凡是记载卿大夫而不说帅师的，是不成建制的军队。像叔老防备晋国荀偃讨伐许国就是这样的例子。不记载卿大夫而只说师的，是卑贱的人率领而军队众多。像师与齐师围困郕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记载“及某人伐某”或者只记载“伐某”的，是卑贱的人率领而且不成建制。像与宋人、卫人讨伐邾国以及灭项就是这样的例子。还有国君亲自出征而避讳的，像与邾人在升陉作战就是这样的例子。详细考察这些义例，就可以观察《春秋》用兵的制度了。
战上
春秋时期，侵略、讨伐、围困、攻入，列举其文字就可以知道罪责了。至于作战就不能知道了，所以记载“及”来区别曲直轻重。为什么呢？凡是鲁国与其他国家作战，通常以内部及外部来记载，意思是以尊重内部及外部来说的。既然尊重内部及外部，就不以军队的客主来论断内部，既然不以军队的客主来论断，那么其他诸侯的战争记载“及”的也是这样。大概尊重“及”的一方，疏远“及”的一方，所以不以客主来论断。那么《春秋》大多是以“及”的一方为主，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的时代，诸侯擅自进行侵略讨伐，大多不是正义之举，所以多以主“及”客来归罪暴乱。罪责相等的也是这样。如果暴乱的国家被诸侯讨伐，就以客“及”主。何休说：“作战说‘及’的，是用来区别客主直与不直。”这种说法是对的。《谷梁传》说：“客不说‘及’，说‘及’是厌恶宋国。”何休反驳说：“河曲之战，双方都不直，所以去掉‘及’。现在宋国说‘及’，说明直在宋国，不是所
以恶宋也。即言‘及’为恶，是河曲之战为两善乎？”又谷梁以为河曲之战不言“及”，略之也，自相反矣。郑氏释之曰：“‘及’者，别异客主尔，不施于直与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义兵则客直，邲战是也。兵不义则主直，卫人及齐人战是也。”今齐桓卒未葬，宋襄欲兴伯事而伐丧，于礼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齐”也。即实以“宋及齐”，明直在宋，则邲之战直在楚，不以楚“及”晋何也？河曲战不言“及”者，疾其亟战争举兵，故略其先后。啖助曰：“凡外战皆书被伐之国以及来伐者，宋师及齐师战独违常例。”案《左氏》及齐伐宋也。赵氏曰：“《春秋》纪兵无曲直之异，一其非也。兵王者制之，凡战先主人见不服也，谓以主“及”客也。又曰：‘以内及外’，内中夏而外秦楚也。”三子之説俱祖谷梁而言也。愚案：齐有竪貂、易牙之乱，故宋襄公以齐桓之故，遂以孝公伐齐，岂是伐丧乎？其谓邲之战楚为直者，案楚子爵逺在江汉，侵灭小国，浸以彊大，又僣号称王。是时楚子入陈，明年围郑，若无晋国，则楚子当灭中夏诸侯而西取周室矣。赖晋景承文公之业，犹多良臣，政令未衰，兵力犹盛，故楚不能以得志于中夏，晋之力也。是以仲尼凡内诸侯与楚战，必以诸侯及之者，罪其僣乱而抑之也。观楚荘王邲战之事，传文多称其美，岂能赎其僣乱之罪哉？季氏八佾舞于庭，仲尼犹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况楚以子爵僣而称王乎？原之以情，则叛逆之臣也；论之以法，则诛戮之罪也。噫！俗儒但见楚庄彊盛之势，文辞之美，故多称之。非仲尼孰能正其罪哉？故楚子之卒例不书葬，此圣人之义，亦已明矣。郑氏经传洽熟，号为醇儒，但以汉末衰微，世无圣哲，故郑氏独出时辈。然其于《春秋》之意，多不知圣人微旨，又性好《谷梁》，往往回护其知，率类此也。啖助谓是齐伐宋者，案经文上言宋伐齐，下言宋师及齐师战，安得谓之齐伐宋乎？传言齐人将立孝公，不胜四公子之徒，遂与宋人战。盖是齐师伐宋，欲定孝公，齐人内应，既而不克，四公子之徒遂与宋人战，岂是齐伐宋哉？今略言外战书及之事，以明之：荘二十八年三月，衞人及齐人战，卫人逆王命，齐人受赂而还，其罪钧也。僖十八年，宋伐齐及齐师战于甗，讨齐乱也。文二年二月，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伐晋也。七年，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晋悔过复世子，秦不当战也。十二年，晋人、秦人战于河曲，交为主而曲直钧也。宣二年，宋华元及郑公子归生战于大棘，郑受楚命伐宋也。成二年，衞孙良夫及齐师战于新筑，齐伐鲁、衞也。昭十七年，楚人及吴战长岸，吴伐楚也。哀二年八月，赵鞅及郑罕达战于铁，荀寅、士吉射伐君，遂入朝歌以叛，而齐人输之粟，郑罕达送之，赵鞅御之，事乃因赵鞅御之而战，书“鞅及”者，郑助叛臣也。由是观之，大抵以直者及其不直者，以罪轻者及其罪重者，无可疑也。其内战既以内及外，则不分曲直，惟志胜败而已。若大战系于存亡，则胜负皆书败绩，志其重也。其常战胜则书曰：“某败某师于某”，败则但书战略，其轻也。又有曲直灼然者，则变文以示义。若桓十年冬，齐、郑来战于郎，是时鲁全无罪也。十二年冬，战于宋，则是鲁不当徃战，曲也。详此足以知圣人书战之例，昭然矣。
译因为厌恶宋国。如果说‘及’字表示厌恶，那么河曲之战就是双方都善了吗？”另外，《谷梁传》认为河曲之战不写“及”字，是省略了，这自相矛盾。郑玄解释说：“‘及’字，只是用来区分客主罢了，并不用于判断直与不直。直与不直取决于事情本身。正义之师则客方为直，邲之战就是如此。不义之师则主方为直，卫人及齐人战就是如此。”如今齐桓公刚去世尚未安葬，宋襄公想称霸却讨伐丧国，在礼法上尤为违背，所以颠倒文例写成“宋及齐”。如果实际上写成“宋及齐”，表明宋国为直，那么邲之战中楚国为直，为何不写楚国“及”晋国呢？河曲之战不写“及”字，是痛恨他们频繁战争兴兵，所以省略了先后次序。啖助说：“凡是对外作战，都记载被伐之国‘及’来伐者，宋师及齐师战唯独违背常例。”查《左传》记载是齐国讨伐宋国。赵氏说：“《春秋》记载战争没有曲直的区别，一概认为是不对的。战争由王者制定规则，凡是作战，先写主方是因为主方见到不服，所谓以主‘及’客。又说：‘以内及外’，内指中夏，外指秦楚。”这三个人的说法都源自《谷梁传》。我认为：齐国有竖貂、易牙之乱，所以宋襄公因为齐桓公的缘故，于是借齐孝公之名讨伐齐国，难道是讨伐丧国吗？那些说邲之战楚国为直的人，查楚子爵位低微，远在江汉，侵吞灭掉小国，逐渐强大，又僭越称王。当时楚子进入陈国，第二年包围郑国，如果没有晋国，那么楚子将会灭掉中夏诸侯并向西夺取周室。幸亏晋景公继承晋文公的基业，还有许多良臣，政令未衰，兵力尚盛，所以楚国不能在中夏得逞，这是晋国的力量。因此孔子凡是记载中夏诸侯与楚国作战，一定写诸侯“及”楚国，是谴责其僭越作乱而压制它。看楚庄王邲之战的事，传文中多称赞其美德，难道能赎其僭越作乱的罪吗？季氏在庭院中舞八佾，孔子还说：“这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何况楚以子爵僭越称王呢？推究其情，则是叛逆之臣；论之以法，则是诛戮之罪。唉！俗儒只看到楚庄王强盛的势力、文辞的美丽，所以多称赞他。除了孔子谁能纠正其罪呢？所以楚子去世按例不书葬，这是圣人的义理，已经很明白了。郑玄经传熟稔，号称醇儒，但因为汉末衰微，世间没有圣哲，所以郑玄独出时辈。然而他对《春秋》的意旨，多不知圣人微言大义，又喜好《谷梁传》，往往回护其知，大都像这样。啖助说是齐伐宋，查经文上面说宋伐齐，下面说宋师及齐师战，怎么能说是齐伐宋呢？传文说齐人将立孝公，不能战胜四公子之徒，于是与宋人作战。大概是齐师伐宋，想安定孝公，齐人内应，结果未能成功，四公子之徒于是与宋人作战，难道是齐伐宋吗？如今略述外战书“及”的事，以说明之：庄公二十八年三月，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违背王命，齐人接受贿赂而退，罪责相当。僖公十八年，宋伐齐及齐师战于甗，是讨伐齐国之乱。文公二年二月，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是秦伐晋。七年，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晋悔过复立世子，秦不当战。十二年，晋人、秦人战于河曲，交为主而曲直相当。宣公二年，宋华元及郑公子归生战于大棘，郑受楚命伐宋。成公二年，卫孙良夫及齐师战于新筑，齐伐鲁、卫。昭公十七年，楚人及吴战长岸，吴伐楚。哀公二年八月，赵鞅及郑罕达战于铁，荀寅、士吉射伐君，于是进入朝歌叛乱，而齐人输送粮食，郑罕达护送，赵鞅抵御，事因赵鞅抵御而战，书“鞅及”，是因为郑助叛臣。由此看来，大致是以直者及其不直者，以罪轻者及其罪重者，无可疑。其内战既然以内及外，则不分曲直，只记胜败而已。若大战系于存亡，则胜负皆书败绩，志其重。其常战胜则书曰：“某败某师于某”，败则但书战略，其轻。又有曲直灼然者，则变文以示义。若桓公十年冬，齐、郑来战于郎，是时鲁全无罪。十二年冬，战于宋，则是鲁不当往战，曲也。详此足以知圣人书战之例，昭然矣。
战下
左氏曰：「皆陈曰战【公羊谓之偏战，谷梁谓之前定之战，其义一也】未陈曰败某师【公羊谓之诈战，谷梁谓之疑战】此皆未尽其旨也。谨案：鲁败外师，悉书曰「某败某师于某」，凡八，岂尽未陈而诈战乎？荘十年，公败齐师于长勺，传言「战于长勺」，齐人三鼓，则皆陈而战，明矣。昭二十三年，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谓之疑诈，则可矣，而左氏乃曰「不言战，楚未陈也」。案：楚虽未陈，诸国已陈，则何妨书战乎？此虽欲自救其失，适足甚之也。啖助谓未陈之例外，战可通，则圣人修经，何故内外之辞同，而义乃相反乎？亦不通矣。盖战者，两国列陈，彼此相敌，故书战。若此彊彼弱，陈不相敌，则不可书战，但书「败某师」，举重省文耳。《春秋》鲁史，据内为文，故凡鲁胜，悉书曰「败某师」，是不使外师得敌于我也。败则但书「战」，是彼得敌于我之辞也。得敌于我，则鲁败明矣，不言败，讳之也。中国与外域，不言战，不使外域敌中国也，义亦与此同耳。谷梁曰：「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敌。」此说是也。讳敌不讳败，则「王师败绩于某」，不言战，是也，君臣之辞也。讳败不讳敌，则「及邾人战于升陉」，不言败，是也，列国之辞也。且《春秋》用师，皆紊王法，偏战未必是诈，战未必非，同归于危乱而已矣，又焉足为轻重者乎？
春秋皇纲论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皇纲论卷四 宋 王晳 撰
归入
防及
书遂
公至
郊禘
归入
左氏曰：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公羊曰：复归曰出，恶归无恶，复入者出无恶，入有恶，入者出入恶，归者出入无恶。谷梁曰：归为善，自某归次之，入者内弗受也，曰入恶入也，又曰：大夫出奔反以好曰归，以恶曰入。通例曰：归入以恶皆曰复【句絶】归者言国逆而归，复归者虽国逆而其事不善也，入者不为国逆而自外入也，复入者又有恶也。啖赵归入之义亾而纂例，示入者多非善也。愚案诸例不一，其实难通，唯突归于郑，谷梁云：归易辞也，我入邴。公羊云：言入难也。二传各有一说得，仲尼之旨，以此知二传之学博緫前后诸儒之论，以成其书，特此一义，是一人之独见尔。然二学不能专守大义，反攻异端，故致其混乱经意，久误学者。今举诸例不合于经者，以明之。左氏云：国逆而立之曰入者，则郑伯突入于栎，且杀檀伯，岂国逆乎？云复其位曰复归者，则衞侯朔入于衞，何以不言复归？云诸侯纳之曰归者，则蔡季自陈归于蔡，乃蔡人召之，岂诸侯纳之乎？云以恶曰复入者，则盖见栾盈、鱼石，唯此书复入，故云尔。夫书其出奔，又书其复入，皆以险难擅入其国，以据其邑，则罪已明矣，何必以入为恶哉？此左氏之说不通也。公羊云：复归者出恶，归无恶，则衞侯出奔楚不名，以令叔武摄也，复归书衞侯郑自楚复归于卫，以杀叔武也，岂出恶归无恶乎？云复入者出无恶，入有恶者，亦同左氏之说也。云入者出入恶，则许叔入于许，岂有恶乎？云归者出入无恶，则突归于郑，岂无恶乎？此公羊氏之说不通。谷梁云：归为善，自某归者次之，又云：以好曰归，以恶曰入，其意大抵同于公羊。此谷梁氏之说不通也。通例云：归入以恶皆曰复，则郑世子忽复归于郑，岂有恶乎？云归者言国逆而归，则卫逆公子晋何不言归乎？云入者，不为国逆，而自外入也。则夫人姜氏入，岂非公亲逆乎？云复入，又有恶者，亦用▯义尔。此通例之説，不通也。由是观之，则诸説皆不可通，亦已明矣。夫归者，直归己之国尔。平常归己之国，奚复难哉？至有忧患险难，则不可书归，故同外入之例，言入以别异之也。歴观经文前后皆然，其说各具于通义，学者冝详之也。
防及
左氏曰：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防。而桓十六年春，鲁、宋、蔡、卫防于曹；夏伐
译战下
左氏说：“双方都列阵才叫战【公羊称为偏战，谷梁称为前定之战，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没有列阵就叫败某师【公羊称为诈战，谷梁称为疑战】。这些说法都没有完全揭示其中的旨意。我仔细考察：鲁国击败外国军队，全都记载为‘某败某师于某’，共八次，难道都是没有列阵而进行诈战吗？庄公十年，鲁庄公在长勺击败齐军，传文说‘在长勺作战’，齐军击鼓三次，说明双方都列阵而战，这是很明显的。昭公二十三年，吴国在鸡父击败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称之为疑战或诈战，还可以说得通，但左氏却说‘不写战，是因为楚国没有列阵’。考察：楚国虽然没有列阵，但各国已经列阵，那么为什么妨碍记载为战呢？这虽然是左氏想补救自己的失误，却反而使错误更加严重了。啖助认为未列阵是例外，战可以通用，那么圣人修撰经文，为什么对内对外的用词相同，而意义却相反呢？这也讲不通。大概战是指两国列阵，彼此势均力敌，所以记载为战。如果一方强一方弱，阵势不相敌，就不能记载为战，只记载‘败某师’，这是举重省文罢了。《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依据鲁国立场行文，所以凡是鲁国获胜，都记载为‘败某师’，这是不让外国军队与我国势均力敌。如果记载为战，则是对方与我国势均力敌的说法。对方与我国势均力敌，那么鲁国战败就明显了，不写败，是避讳。中原诸侯与外域，不写战，是不让外域与中原诸侯势均力敌，意义也与这相同。谷梁说：‘为尊者避讳势均力敌，不避讳战败；为亲近者避讳战败，不避讳势均力敌。’这个说法是对的。避讳势均力敌不避讳战败，那么‘王师在某地大败’，不写战，是对的，这是君臣之间的用语。避讳战败不避讳势均力敌，那么‘与邾人在升陉作战’，不写败，是对的，这是列国之间的用语。况且《春秋》用兵，都扰乱王法，偏战未必是诈战，战未必不是诈战，同样归于危乱罢了，又哪里足以作为轻重区别的标准呢？
春秋皇纲论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皇纲论卷四 宋 王晳 撰
归入
左氏说：国家迎接而立他为君叫入，恢复他的君位叫复归，诸侯接纳他叫归，因有恶行而回来叫复入。公羊说：复归是因为出奔时有恶行，归是因为出奔时无恶行，复入是因为出奔时无恶行而回来时有恶行，入是因为出奔和回来都有恶行，归是因为出奔和回来都没有恶行。谷梁说：归是善行，从某地归是次一等的，入是因为国内不接受他，说入是厌恶他入，又说：大夫出奔后以友好关系返回叫归，以恶行返回叫入。通例说：归和入因恶行都叫复【句断】归是说国家迎接而返回，复归是说虽然国家迎接但事情不善，入是说不是国家迎接而从外面进入，复入是说又有恶行。啖助和赵匡认为归入的意义已经失传而编纂条例，显示入大多不是善行。我考察各种条例不一，实际上难以讲通，只有突归郑，谷梁说：归是平易的辞，我入邴。公羊说：说入是困难的。两传各有一种说法，仲尼的旨意，由此可知两传的学问广博，总括前后诸儒的议论，来写成他们的书，只是这一义，是一人的独见罢了。然而两学不能专守大义，反而攻击异端，所以导致经意混乱，长久误导学者。现在列举各种条例不合于经文的，来阐明它。左氏说：国家迎接而立他为君叫入，那么郑伯突入栎，并且杀死檀伯，难道是国家的迎接吗？说恢复他的君位叫复归，那么卫侯朔入卫，为什么不写复归？说诸侯接纳他叫归，那么蔡季从陈归蔡，是蔡人召他，难道是诸侯接纳他吗？说因有恶行而回来叫复入，那么大概看到栾盈、鱼石，只有这里写复入，所以说这样。记载他出奔，又记载他复入，都是因为险难擅自进入他的国家，来占据他的城邑，那么罪过已经明白了，何必以入为恶呢？这是左氏的说法讲不通。公羊说：复归是因为出奔时有恶行，归是因为出奔时无恶行，那么卫侯出奔楚国不称名，是让叔武摄政，复归记载卫侯郑从楚国复归卫，是因为杀死叔武，难道是出奔时有恶行而归时无恶行吗？说复入是因为出奔时无恶行而回来时有恶行，也与左氏的说法相同。说入是因为出奔和回来都有恶行，那么许叔入许，哪里有恶行呢？说归是因为出奔和回来都没有恶行，那么突归郑，难道没有恶行吗？这是公羊的说法讲不通。谷梁说：归是善行，从某地归是次一等的，又说：以友好关系返回叫归，以恶行返回叫入，它的意思大致与公羊相同。这是谷梁的说法讲不通。通例说：归和入因恶行都叫复，那么郑世子忽复归郑，哪里有恶行呢？说归是说国家迎接而返回，那么卫迎接公子晋为什么不写归呢？说入，不是国家迎接，而从外面进入。那么夫人姜氏入，难道不是鲁公亲自迎接吗？说复入，又有恶行，也是用同样的义理罢了。这是通例的说法，讲不通。由此看来，那么各种说法都讲不通，也已经明白了。归，是直接归自己的国家罢了。平常归自己的国家，哪里又难呢？至于有忧患险难，就不能写归，所以同外入的条例，说入来区别它。纵观经文前后都是这样，其说法各自在通义中具备，学者应该详细考察它。
防及
左氏说：凡是军队出动，参与谋划叫及，不参与谋划叫防。而桓公十六年春，鲁、宋、蔡、卫在曹地防；夏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