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译看见意旨，如丹漆柱梁、雕刻椽子、天王求车、齐侯献防这类情况就是如此。第五种是惩恶而劝善，追求名声却灭亡，想要掩盖却更明显，如记载齐豹为盗、三个叛徒的人名这类情况就是如此。推究这五种体例来探寻经传，触类旁通并加以引申，附于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之中，王道的正统，人伦的纲纪就完备了。有人问：“《春秋》通过交错文字来体现义理，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经文中应当有事情相同但文字不同却没有义理的情况。先儒所传授的，都不是这样。”回答说：“《春秋》虽然用一字来褒贬，但都需要几句话来构成言辞，不像八卦的爻可以错综变化为六十四卦。本来应当依照传文作为判断。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很多，现在遗留的文字可见的有十几家，大体上辗转相互沿袭，进不能错综经文以穷尽其变化，退不坚守丘明的传文。对于丘明的传文有不通达的地方，都隐而不说，反而浅薄地引用《公羊》、《谷梁》，恰好足以自乱阵脚。我之所以与众不同，是专门修习丘明的传文来解释经文。经文的条理贯通必定出于传文，传文的义例总归在于凡例。推究变例以端正褒贬，简略《公羊》《谷梁》二传而去除异端，这大概是丘明的志向。如果有疑惑错乱之处，就详细论述并留待后贤。然而刘子骏开创通达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都是先儒中的美者，最后有颍子严，虽然浅近也复成名家，所以特别列举刘、贾、许、颍的违背之处以显示同异。将经文之年与传文之年相互附会，比较其义理类别，各自随之解释，名为《经传集解》。又另外汇集各种体例，以及地名、谱系、历数，相互作为部类，共四十部，十五卷，都显示其异同，从而解释它们，名为《释例》。将要让学者观看所聚集的异同之说，在《释例》中详细解释。”有人问：“《春秋》的创作，《左传》及《谷梁》没有明文，解说者认为仲尼从卫国返回鲁国修《春秋》，立为素王，丘明为素臣。谈论《公羊》的人也说贬低周室而尊鲁国为王，行为正直而言辞谦逊，以避开当时的祸害，所以文字隐微，义理隐蔽。《公羊》经文止于获麟，而《左氏》经文终于孔丘去世，请问您以何为准？”回答说：“与我所听到的不同。仲尼说：‘文王既死，文不在这里吗！’这是制作的根本意图。叹息说：‘凤凰不飞来，黄河不出图，我完了！’大概是哀伤当时天子的政治。麟凤五灵，是王者的吉祥瑞兆。现在麒麟出现不合时宜，空有其应验而失去其归宿，这是圣人所以感动的地方。在获麟这一句绝笔，是因感动而起，本来所以作为终结。问：‘那么《春秋》为什么始于鲁隐公？’回答说：‘周平王，是东周的起始之王；隐公，是让国的贤君。考察其时代则相接，谈论其地位则列国，推本其起始则是周公的后代。如果平王能祈求上天永命，继承开创中兴；隐公能继承宣扬祖业，光启王室；那么西周的美好可以追寻，文武的踪迹不坠。所以依据其历数，附会其行事，采用周朝的旧制，以成全王义，垂范将来。所书写的王，就是平王；所使用的历法，就是周正；所称呼的公，就是鲁隐。哪里有什么贬低周室而尊鲁国为王的说法呢？’孔子说：‘如果有用我的人，我大概会成为东周吧！’这就是其义理。至于制作的文字，所以彰明过往考察未来，情感见于言辞。言辞高深则防范深远，言辞简约则义理广博，这是常理，并非隐藏。圣人包罗周身的防范，既已作之后，又再次隐讳以避开祸患，这不是我所听到的。子路想让门人做臣，孔子认为欺天，而说仲尼是素王、丘明是素臣，又不是通达的言论。先儒认为制作三年，文章完成导致麒麟出现，已经妖妄；又引用经文直到仲尼去世，也近乎诬蔑。依据《公羊》经文止于获麟，而《左氏》中小邾射不在三叛的数目中，所以我认为是因感动于麒麟而作，作始于获麟，那么文字止于所起之处，才符合事实。至于反袖拭面，称‘吾道穷’，也不采纳。”

译《公羊传》序言

从前孔子曾说：“我的志向在于《春秋》，我的行为准则在于《孝经》。”这两部学问，是圣人思想的极致，也是治理天下的关键事务。传述《春秋》的著作并非只有一本，它是针对乱世而创作的，其中包含许多非常奇特、令人惊异的议论，解说者感到疑惑，以至于出现违背经文、随意发挥、违反传文、互相抵触的情况。这种趋势虽然受到诘问，却不得不广泛流传，因此讲解诵读老师言论的人多达百万，仍然有不理解的地方，当时还加上讥讽嘲弄的言辞，援引其他经典，搞错了句读，把没有的说成有的，非常可怜可笑的事情，多得无法尽数记载。因此，那些研究古学、重视文章的人被称为俗儒，甚至使得贾逵抓住空隙奋笔疾书，认为《公羊传》可以被取代，《左氏传》可以被推崇。遗憾的是先师们观察听取意见时犹豫不决，大多追随两种不同的创见。这是世俗的多余之事，这难道不是固守文字、坚持己见导致失败、失去依据的过错吗！我私下为此感到悲伤已经很久了。过去我大致依据胡母生的条例，大多得到了正确的理解，所以于是加以概括整理，使其符合规范。

《谷梁传》序言

从前周朝王道衰微，天道纲纪断绝，礼制崩坏，音乐废弛，伦理道德混乱。弑君篡位、盗窃国家的行为在各国有之，淫乱放纵、破坏道义的人比比皆是。因此妖异灾祸因祸端而产生，民俗受其影响而变迁，阴阳因此失去常态，日月星辰因此盈缩失常，山川河流因此崩塌枯竭，鬼神因此出现灾祸疾病。所以父子之恩缺失，便有了《小弁》的讽刺；君臣之礼废弃，便有了《桑扈》的讽喻；夫妇之道断绝，便有了《谷风》的篇章奏响；骨肉亲情离散，便有了《角弓》的怨恨彰显；君子之路阻塞，便有了《白驹》的诗篇赋写。上天垂示天象，显示吉凶；圣人制定训诫，记载成败。希望君主警戒谨慎自己的行为，增进修德行善的政治。大概是教诲你时诚恳耐心，听我时却轻慢疏远，履霜知冰，是逐渐形成的。四方蛮夷交相侵扰，华夏与戎狄混同。周幽王因暴虐遭遇祸患，周平王因微弱东迁。征伐不遵从周天子的命令，号令出自权臣的门庭。所以两观设立而臣下的礼制消亡，朱干设置而君主的权力丧失。下级凌驾上级，上级衰微，僭越逼迫达到极点，天下动荡不安，王道完全丧失了。孔子目睹沧海横流般的乱象，于是感叹道：“文王既已去世，文化传统不就在我们这里吗？”意思是文王的道统丧失，复兴它的人在于自己。于是向乐师请教以纠正《雅》《颂》，依据鲁国史书修撰《春秋》，将《黍离》列入国风，使王德齐备于诸侯，以此来表明他不能恢复雅正，政治教化不足以覆盖众诸侯。当时正值隐公时期，所以借此作为开端。涵盖天地化育万物，赞助人道幽微的变化，列举得失以彰显升降黜陟，阐明成败以树立劝诫，拯救衰颓的纲纪以继承三皇五帝的道统，鼓动美好的风气以扫除游荡的尘俗。一个字的褒扬，恩宠超过华衮的赠予；片言的贬斥，耻辱超过市朝鞭挞。德行所助益的，即使浅薄也必定申张；道义所抑制的，即使尊贵也必定屈服。所以依附权势、隐藏罪过的人，无处逃避其罪责；潜修德行、独自运作的人，无处隐藏其名声。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宏大准则，是百代君王的通用法典。先王的道统既已断绝，麒麟感应教化而来应验，因为事情完备而终结篇章，所以在这年停止笔耕。成就天下的事业，确定天下的邪正，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春秋》的传注有三种，但作为经书的防备只有一种。臧否不同，褒贬殊致。大概是九流分立而微言隐没，异端兴起而大义乖离。《左氏传》认为鬻拳以兵谏是爱戴君主，文公纳币是用礼；《谷梁传》认为卫辄拒绝父亲是尊崇祖先，不接纳子纠是内部邪恶；《公羊传》认为祭仲废黜君主是行使权变，妾母称夫人为合乎正道。以兵谏为爱君，是君主可以被胁迫；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以被防备；以拒父为尊祖，是儿子可以背叛；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敌可以被容纳；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以被窥伺；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以被等同。像这类情况，伤害教化、损害道义，是不能强行贯通的。凡是传注以通达经义为主，经义以必然恰当为理。至当没有第二种，而三传说法不同，怎么能不抛弃那些滞碍不通的，选择好的而跟随呢？既然不都恰当，那么固然可能都有失误。如果至言幽深绝妙，选择好的无从跟随，怎么能不全部舍弃以求宗本，依据道理来通达经义呢？虽然我所认为对的，道理未必完全恰当，怎么能因为难以得到恰当的解释，而自我断绝于希望通达的道路呢！而汉朝兴起以来，杰出硕大的儒者，各自相信所习得的，是非纷乱交错，标准裁定没有确定，所以有父子意见不同的争论，石渠阁分争的学说。废兴取决于好恶，盛衰继之于辩才。这大概不是通达方圆的至理，确实是君子所叹息的。《左氏传》华丽而丰富，它的缺点是迷信；《谷梁传》清峻而委婉，它的缺点是短浅；《公羊传》辩驳而裁断，它的缺点是俗陋。如果能够丰富而不迷信，清峻而不短浅，裁断而不俗陋，那就是深通其道的人了。所以君子对于《春秋》，终身研习而已。升平之末，岁次大梁，先君北巡回驾，停驻于吴地，于是率领门生、故吏、我的兄弟子侄，研究讲解六经，接着研究三传。《左氏传》有服虔、杜预的注解，《公羊传》有何休、严彭祖的训释。解释《谷梁传》的虽然接近十家，都是肤浅末学，未经师匠指导。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用《左氏》、《公羊》来解释此传，文义违反，这危害太大了。于是于是商讨名例，敷陈疑滞，广泛展示诸儒同异之说。昊天不吊，泰山其颓，匍匐墓次，死亡

译没有哪一天，日月流逝，我踮起脚跟期盼，得以看见呼吸。于是与几位学士以及众子弟，各自记录所知晓的内容，并陈述其意旨。学业尚未完成，严霜在夏天落下，堂弟杨雕去世，两个儿子也夭折了。上天实在夺去了我的亲人，还有什么痛苦比这更甚呢！如今整理众子弟的言论，各自记下他们的姓名，命名为《春秋谷梁传集解》。

译程子传序

上天降生百姓，必定会有超群出众的人才兴起，成为他们的君主和首领，治理他们，使争夺止息；引导他们，使生养顺利；教化他们，使伦理分明。这样之后，人道才能确立，天道才能成就，地道才能太平。二帝及以前的时代，圣贤相继出现，顺应时势有所作为，顺应风气的适宜，不超越时代去开导世人，各自因时制宜建立政令。等到夏、商、周三王相继兴起，三重制度已经完备，子、丑、寅历法的建立，忠、质、文风尚的更替崇尚，人道已经完备，天道已经周全。圣王既然不再出现，拥有天下的人虽然想要仿效古人的事迹，也不过是凭私意妄为罢了。政事的谬误，秦朝以亥月为正；道义的悖逆，汉朝专靠智力和权势维持世道，哪里还知道先王的道呢？孔子处于周朝末年，因为圣人不再出现，顺应天意、应合时势的治理不再有了，于是作《春秋》，作为百代君王不可更改的大法，这就是所谓“考察三王的制度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质问鬼神而没有疑虑，等待百世后的圣人而不迷惑”的。先儒评论说：“子游、子夏不能增添一个字。”不是字句不需要增添，而是他们的言论不能参与其中的深意罢了。这个道理，只有颜回曾经听闻过。“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辂车，穿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舞”，这就是它的准则。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看待，认为只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就不知道了。《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这些大义虽然重大，像日星一样光明，却容易看见。只有那些微妙的言辞、隐含的意义，以及因时制宜的举措，才是难以理解的。有的抑制，有的放纵；有的给予，有的剥夺；有的进用，有的退黜；有的隐微，有的显扬，而能合乎义理的正安，文质相称的中道，宽猛适宜的准则，是非公正的标准，这才是裁断事物的权衡，衡量道义的模范。观察百物之后，才能认识造化的神奇；聚集众材之后，才能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想从一件事、一个义理去窥探圣人的用心，不是上等智慧的人是不能做到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沉浸，默识心通，然后才能探求其精微之处。后来的君王如果懂得《春秋》的大义，即使德行不如禹、汤，还可以效法三代的治理。自从秦朝以后，这种学问没有流传，我哀叹圣人的志向在后世不被明白，所以作传来阐明它，使后来的人通晓其文辞而探求其义理，领会其意旨而效法其运用，那么三代盛世也可以复兴了。这部传，虽然未能穷尽圣人的深奥内涵，但希望学者能由此入门。宋崇宁二年癸未四月乙亥，河南程颐正叔作序。

胡氏传序

古代各国各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春秋》是鲁国的史书罢了。孔子在此基础上加以笔削，就成了史书之外传达心志的重要典籍。而孟子阐发其宗旨，称其为天子之事，是因为周朝王道衰微，纲纪崩坏，乱臣贼子接连出现在当世，人欲放纵而天理灭绝。孔子是天理所在之处，如果不以匡正天下为己任，那还能有谁呢？五常之道不敦厚，是他应当叙述的；五礼不被采用，是他应当排定的；五服制度不彰明，是他应当命定的；五刑不被使用，是他应当讨伐的。所以说：“文王死后，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圣人以天自居，文化的兴衰在于自己，难道由别人决定吗？所以说：“我想把它载入空泛的言论，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空泛的言论只能承载道理，体现在行事中才能见到其作用。因此借鲁国史书来寄托王法，拨乱反正。叙述先后的伦理，这样五常之道从此可以敦厚；排定上下的名分，这样五礼从此可以采用；有德行的人必定被褒扬，这样善行从此可以劝勉；有罪过的人必定被贬斥，这样恶行从此可以惩戒。他的志向在于治理天下，他的功绩配得上抑制洪水、抵御戎狄、放逐龙蛇、驱赶虎豹，其大要都是天子之事。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本书遏制了泛滥的人欲，保存了即将灭绝的天理，为后世考虑得极其深远；怪罪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那个位置却寄托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南面之权，使得乱臣贼子抑制欲望而不能放纵，因此感到痛心。所以《春秋》体现在具体行事中，不是空泛言论可比。公正好恶，就发扬了《诗》的情志；斟酌古今，就贯通了《书》的事迹；常道规范，就体现了《礼》的经义；根本忠恕，就引导了《乐》的和谐；彰显权变制度，就穷尽了《易》的变化。百代君王的方法制度，万世的准则，都在这本书里。所以君子认为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学习这部经典的人，确实掌握了穷究事理的关键；不学习这部经典，在处理大事、决断大疑时，能不迷惑的人是很少的。自从先圣的门人以文学著称，如子游、子夏，尚且不能增添一个字，大概是因为确立义理的精微到了这种程度。距离圣人已经很久，想要凭借遗留的经典窥测圣人的用意，哪里容易呢？然而时代虽有先后，人心所认同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得到了这种共同认同的道理，即使跨越宇宙，也如同亲眼见到圣人亲自教导一样，而《春秋》的权衡尺度就在自己手中了。近代推崇王氏的新说，定为国家的正统，唯独对于《春秋》，科举不以此取士，学校不以此设官，经筵不以此进读，决断国家大事的人无所依据，天下人不知何去何从，人欲日益增长，天理日益消亡，其效果使得乱贼恣意妄为，没有人能遏制。唉！到了这种极端的地步！孔子亲手笔削、拨乱反正的书，也可以

译可以出发了。上天赋予圣人学问，推崇并信奉这部经典，于是趁此时机奉行诏命，我冒昧地不自量力，恭敬地记述所听到的内容，撰写解说进献。虽然其中细微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或许未能完全贯通，但尊崇君父、声讨乱贼、驳斥邪说、端正人心、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风俗，这些大体的法度大致具备，希望对于圣王治理天下的志向，能有一点小小的补益。

译《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原序

《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凡例

一、凡是孟春之月，惯例记载季节；正月，惯例记载“王”。如果事情发生在二月，就记载“春王二月”；事情发生在三月，就记载“王三月”。事情发生在春季，就不具体提及月份。如果没有大事，就记载季节、记载首月。那些没有记载的，大概是竹简缺失的缘故。

一、凡是周王朝的公卿，惯例记载爵位；大夫，惯例记载表字；上士、中士，惯例记载名字；王子，则记载“王子某”；下士，惯例记载“人”。

一、凡是列国的卿大夫，受一命官爵的，惯例记载“人”；受再命官爵的，惯例记载名字；受三命官爵的，惯例记载姓氏、记载名字。公子、公孙，则记载公子某、公孙某。受四命官爵的，惯例记载表字。宋国的卿，惯例记载官职。

一、凡是朝见聘问，各国来鲁国，惯例记载“来朝”，那些没有完成礼仪的，只记载“来”。国外各国互相朝见，惯例记载“如”。鲁国前往各国，惯例记载“如”。鲁国的卿大夫士出使他国，惯例记载“如”。他国来鲁国，惯例记载“使来聘”，地位低微的只记载“来聘”。

一、凡是结盟、讲和，以鲁国为主，惯例记载“及”；以他国为主，惯例记载“防”。以他国为主的，必须先列出顺序。歃血为盟，惯例记载“盟”；讲和修好，惯例记载“防”；众人共同结盟，惯例记载“同盟”，这是齐国霸业未成、晋国霸业已衰的时候。没有完成礼仪的，惯例记载“遇”；互相命令的，惯例记载“胥命”。鲁国前往他国结盟，事先没有约定的，惯例记载“会盟”；事先有约定的，惯例记载“涖盟”。他国来鲁国结盟，事先没有约定的，惯例记载“来盟”；事先有约定的，惯例记载“使来盟”。

一、凡是征伐，将领尊贵、军队众多，惯例记载“某帅师”；将领尊贵、军队少，惯例记载“某伐某”，鲁国则只记载“主将名氏伐某”；将领卑贱、军队众多，惯例记载“某师”，鲁国则只记载“师”；将领卑贱、军队少，惯例记载“某人”，鲁国则只记载“伐某及某战”。不知道将领名氏和军队多寡的，也记载“人”。国君亲自率领军队，惯例记载“爵位”。声张罪状进行讨伐，惯例记载“伐”；秘密出兵侵犯边境，惯例记载“侵”；包围其城邑，惯例记载“围”；抵达其国都，惯例记载“入”；颠覆其宗庙社稷，惯例记载“灭”；迁移其百姓，惯例记载“迁”。列阵相敌，惯例记载“战”；用奇诈取胜，惯例记载“败”；杀之无遗，惯例记载“殱”；民众混乱逃散，惯例记载“溃”；车兵步兵大败，惯例记载“败绩”。屈服归顺，惯例记载“降”；想要前进而停止，惯例记载“次”；已经离去而追击，惯例记载“追”。使用他国的军队，惯例记载“以”；救援他国的危急，惯例记载“救”；全部俘虏，惯例记载“取”；活捉得到，惯例记载“获”；拘禁囚禁，惯例记载“执”。聚集军队守卫，惯例记载“戍”；修筑其外郭城墙，惯例记载“城”。

一、凡是鲁国夫人开始迎娶，惯例记载“女”；有婆婆，惯例记载“妇”；进入国都，惯例记载“夫人”；告祭宗庙，惯例记载“至”。那些不记载迎娶的，是因为前往迎娶的不是卿；不记载“妇”，是因为没有婆婆；不记载姓氏，是因为竹简脱落；不记载“至”，是因为没有举行告祭宗庙的礼仪；都不记载的，也是文字缺失的缘故。

一、凡是鲁国女子嫁给各国，惯例记载迎娶、记载归宁。前来迎娶的不是卿，则只记载归宁。王姬或者王后派遣鲁国主持婚事者，惯例记载迎娶、记载归宁。只有齐人来归子叔姬、夫人姜氏归于齐，是因为儿子被弑杀而自身被休弃，所以记载“来归”、“归于”，以表明不是出逃。

一、凡是崩、薨、卒、葬，天王惯例记载“崩”，鲁国国君及夫人惯例记载“薨”，各国国君合称“薨”，但根据他们送来的讣告谦辞说“某爵某卒”，所以惯例记载“卒”。卿大夫惯例记载“卒”。鲁国未逾年的国君惯例记载“卒”。各国安葬则举出谥号来告知，所以惯例记载谥号。从天王到列国，记载崩、卒而不记载葬的，是因为送来讣告而鲁国没有前往吊唁；不记载卒、葬的，是因为没有送来讣告而鲁国也不前往。

一、凡是各国杀害大夫、公子，惯例记载“国”；地位低微的人杀害，惯例记载“人”；作乱的人杀害，惯例记载“盗”。只有晋国世子申生、宋国世子痤被谗言陷害自杀，而罪责归于国君，所以记载爵位。

一、凡是郊祭、禘祭、望祭、雩祭、尝祭、祫祭、烝祭，都是记载其超越礼制、不合时宜的过失。

一、凡是大阅、治兵、搜狩，都是记载其非常规、不合时宜、不合地点的过失。

一、凡是鲁国的灾异、重大变故，本来没有惯例记载，有的、本来有而严重的，惯例记载“多”，非常规的，惯例记载“大”。

一、凡是各国灾异重大变故来告知，惯例记载“某国某灾某异”，听说而知晓的，则只记载“某灾某异”。

一、凡是螟虫、螣蛇、螽斯、蝝虫，都因为它们危害庄稼，所以记载。

一、凡是兴建工程有旧制而更改的，惯例记载“新”；没有旧制而开始建造的，惯例记载“作”。修缮旧城，惯例记载“城”；创立新邑，或者新建台苑，惯例记载“筑”。僖公的南门，定公的雉门及两观，更改旧制而改变其规制，所以记载“新作”。

自从晋国杜氏注解《左传》，才开始有凡例的说法，选取经文事情相同、辞句相同的，计算其数量凡有多少，而不考察其义理。唐代陆氏师从啖助、赵匡，作《纂例》一书，虽然分析详细完备，然而也没有从义理方面论述。等到程子作传，分别义理和体例，学者才开始得知。我如今遵循程子的学说，以事情相同、义理相同、辞句相同的，确定为例十六条。凡是记载经文的事情

译义理如此，而文辞的体例也如此，这就是所谓的“例”。如果有义理不同而文辞相同，事情相同而文辞不同的情况，则分别记载在各事之下，不能拘泥于固定的体例。比如“殊防”，文辞虽然相同，但义理却不同。为周王世子而殊防，是表示尊敬而不敢与之并列，意思是说“周王世子在这里，诸侯前往防地，不敢与世子并列”；为吴国而殊防，是表示压制而不使其并列，意思是说“诸侯各自设防，然后才为吴国设防，不使吴国与诸侯并列”。又如“来归”、“归”、“复归”，“归”字虽然相同，但义理却不同。妇人出嫁称为“归”，而记载为“来归”，则表示被休弃；各国国君和大夫出逃后又回来，则记载为“归”，而记载为“复归”，则表示义理上不应当再回来。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和仲子的赗赠，秦人来送僖公和成风的襚赠，这是讥讽他们过时后才到达的过失。至于季子来归，齐人来归还郓、讙、讙、隂的田地，这又是喜悦其归还，用不同的文辞来嘉奖他们。所有这些，都是文辞相同而义理不同的情况。又如国君出逃这一件事，如果是国内出逃则记载为“逊”；弑君这一件事，如果是国内弑君则记载为“薨”且不写地点；杀害公子这一件事，如果是国内杀害公子则记载为“刺”。所有这些，都是事情相同而文辞不同的情况。又如交换田地记载为“假”，修筑虎牢城不连属郑国，戍守虎牢却说是郑国，因为防地而讨伐却记载为“朝”。所有这些这类情况，就是程子所说的微言大义、因时制宜的地方，这些都是不能拘泥于固定体例的。学者如果真能熟读玩味程子的传注以求其意，至于深入探究、反复思考，一旦豁然贯通，或许可以窥见圣人用心的一小部分，又哪里需要我多此一举地赘述呢。

译《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凡例

程子、朱子关于《春秋》的纲领论述

程子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确立百代君王不可更改的根本大法。所谓考察夏、商、周三代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质问于鬼神而不疑惑，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迷惑的，就是这部书。”

程子说：“五经承载大道，《春秋》则是圣人运用大道的体现。五经之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经是判决，传是案卷，用传来考证经中的事迹，用经来辨别传的真伪。”

程子说：“阅读《论语》一书，就能知道圣人内心安于仁德。记载在《春秋》中的，无非都是这个道理。孔子为《周易》作赞，也就是他修订《春秋》的宗旨所在。”

程子说：“《春秋》的编撰，不过是依据鲁国的史书，同时兼记周、齐、晋、宋等国的事情。其中尊卑大小的统属秩序，井然有序，没有丝毫不顺；详尽记载了治乱得失、僭越作乱的变化，严密地遵循条理，无一不是法度。所以说：‘如果不是圣人，谁能修订它呢？’”

程子说：“孔子因感怀麒麟而作《春秋》，有人说不是这样，怎么解释？”回答说：“《春秋》不妨碍是因感怀麒麟而作，然而即使麒麟不出现，《春秋》难道就不作吗？孔子的意图本来就有定见，因为这件事，所以书的完成也以此作为终结，大概必须有一个发端之处。”

程子说：“《春秋》是裁断事物的权衡，衡量大道的模范。想通过一事一义来窥探圣人的用心，不是上智之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沉浸，默识心通，然后才能探求其精微之处。后人通晓其文辞而探求其义理，得其义理而效法其运用，那么三代的治世也是可以恢复的。”

朱子说：“《春秋》是圣人依据史实来记载事情，让人自己观看作为鉴戒罢了。其中记载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其中的义理是讨伐乱臣贼子。如果想要寻求一个字来作为圣人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的专门依据，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

朱子说：“孔子作《春秋》，用来讨伐乱臣贼子，那么致治的方法就垂范于万世，这也就是一种治世。当时鲁国的史书，孔子取来加以删改，其中的义理就大白了。孔子又何尝有意用某个字让人知道劝善，用某个字让人知道畏惧，用某个字有什么微言大义，让人弄不明白，足以褒贬荣辱来对待人呢？不过是像现在的史书一样，直书其事，善恶了然在目，观看的人知道惩戒和劝勉，所以乱臣贼子有所畏惧而不敢触犯罢了。”

朱子说：“《春秋》十二公，时代各不相同。如隐公、桓公之时，王室刚刚东迁，号令不行，天下像星辰一样分散没有主宰。庄公、僖公之时，齐桓公、晋文公交替称霸，政令出自诸侯，天下开始有统一。宣公之时，楚庄王强盛，主持中原盟会，诸侯服从齐国、晋国的，也都朝拜楚国。到了成公之世，晋悼公出来整顿，楚国才开始退去，接着吴国、越国又强盛，进来争夺霸权。定公、哀公之世，政令都出自大夫，鲁国有三家，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宋国有华氏、向氏，任他们肆意妄为。”又说：“《春秋》初年，周天子尚略有战伐之类的事情，到后来都没有了，只是诸侯抗衡。诸侯才无可奈何，又被大夫出来做主；大夫才无可奈何，又被陪臣出来做主。”

朱子说：“《春秋》固然应当以类例相通，但也必须先随事情观察义理，反复沉浸，让心胸开阔，义理贯通，才有意味。如果不是义理明白、精微，那么只是比较得失、考证同异，心绪反而离散，与读史传搜集旧事没有什么不同。大体上这部经书简略深奥，立论虽然容易，贯通却很难。圣人的言语，平易中有精深处，不可穿凿附会以求速成，也不可苟且粗略地看过去。”

朱子说：“左氏曾见过国史，考证事情颇为精细，只是不知道大义，喜欢以成败论人，都不以理的是非来裁断。《公羊》、《谷梁》考证事情很疏漏，然而义理却胜过左氏。胡安国的《春秋传》大义正确，也有牵强之处，然而议论有开合的精神。”

《春秋集传释义大成》纲领

《春秋》世次图说

“伯”的名号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当王道流行，诸侯国接受职分的时候，从未有过。自从东迁日久，王室的恩泽壅塞而下属的权力张扬，正理微弱而力争兴起，徒有振兴王室的称号，却不遵循尊敬君主的节操，这就是“伯”的名号确立的原因吧？齐桓公实际上开创了这件事，所以以桓公为始。然而称霸并不是美事，《春秋》为什么给予他呢？大概是贬斥他的过错而记录他的功劳罢了。且以齐桓称霸来看，桓公凭借方伯的国家，任用贤良的辅佐，迅速会合诸侯，在波流风靡之中整顿中原的纲纪，使王室已经卑微而稍微尊崇，四夷已经抗拒而稍微平息，诸侯群起而大致安定，所以《春秋》不能不记录他的功劳。然而约束诸侯，几乎到了改变常道的地步，盟誓征讨，都专断施行，使王室更加卑微，王迹更加熄灭，所以《春秋》不能不贬斥他的过错。功过不相掩盖，这就是霸者的事情。等到宋襄公继齐桓公之后，霸业虽然未成，而盟誓必先序宋的，是《春秋》给予他以内属中原的地位；楚国虽然强盛，而不得主持盟誓的，是不让夷狄扰乱华夏。自此四年之后，晋文公继起，城濮一战，关乎夷夏的盛衰；王畿两次盟会，平

译周王室内部发生祸乱。可惜其统治天下的时间短暂，虽然成就功业迅速，却不能长久。自襄公以后，历代君主主持夏盟，春秋时期深切关怀晋国的原因，实在是因为深切忧虑天下局势。到了灵公、成公、景公、厉公的时代，晋国的霸权逐渐衰落，但在盟会中仍然首先排列晋国，这难道不是把霸权授予它吗？等到悼公兴起，在八年之间，九次会合诸侯，虽然多次与楚国相遇却不与之交战，以诚心待人，郑国不敢背叛长达二十四年，这也差不多可以媲美齐桓公、晋文公的功绩了。然而楚国虽然衰弱，吴国却在末期扩张势力，由士匄、荀偃主持盟会，那么政权就落到了大夫手中，世道变迁更加衰落，这又是霸权的大坏。到了平公、昭公、顷公、定公时期，越来越衰落败坏，不如其他诸侯国。但直到黄池之盟，春秋仍然把霸权给予晋国，那么虽然晋国不能称霸，但春秋仍然没有断绝晋国的霸权。大概不是为了晋国，而是为了王室，为了天下。所以我称有十三位霸主。

译周朝本是黄帝的后裔，姓姬。后稷教导百姓耕种，因有功绩而开始受封。从后稷到周文王历经十五代，才开始称为西伯。周武王末年，开始讨伐商朝而拥有天下。从周武王到周平王历经十三代而东迁。周平王四十九年，即鲁隐公元年，《春秋》从此开始。又从周敬王到周赧王历经十代，被秦国所灭。从周武王到周赧王共三十六代，总计八百六十七年：其中四百年在《春秋》之前，二百四十二年在《春秋》之中，二百二十五年在《春秋》之后。后稷最初受封于邰，在今奉元路长安县故邰城。公刘建都于邠，也写作豳，在今凤翔府路邠州。太王迁都于岐，在今凤翔府路岐山县。周文王、周武王建都于酆鄗，在今奉元路长安县，酆在灵台乡，鄗在昆明池。周平王东迁到周成王所营建的洛邑，又名王城，在今河南府治所。周敬王建都于狄泉，也称王城，在今河南府以东二十多里的故洛城。

鲁国，姓姬，爵位为侯，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有大功勋。周成王任命他为冢宰，食邑在扶风雍县东北，在今陕西行省凤翔府扶风县。后来将他的儿子伯禽封于曲阜，这就是鲁侯。从伯禽到鲁隐公历经十三代，而《春秋》写成；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历经十二代，鲁哀公十四年捕获麒麟，《春秋》至此终结；又从鲁哀公到鲁顷公历经九代，被楚国所灭，共计三十四代。曲阜，汉代为豫州刺史所管辖的鲁国，唐代为山南西道兖州曲阜县，宋代为京东西路袭庆府仙源县，今为山东道济宁路兖州曲阜县，东面有故鲁城。

齐国，姓姜，爵位为侯。出自炎帝后裔伯夷，辅佐大禹治理水土，有功绩，赐姓姜氏，称为吕侯，国都在南阳宛县，在今河南府路南阳府。商朝末年，太公吕望辅佐周武王平定天下，有功绩，被封于营丘，这就是齐侯。从太公到齐僖公历经十二代，齐僖公九年，即鲁隐公元年。从齐僖公到齐简公历经十三代，齐简公四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又历经三代到齐康公，被田氏篡夺，共计二十八代。营丘也称临淄，汉代为青州刺史所管辖的北海郡，唐代为山南东道青州临淄县，宋代为京东东路青州临淄县，在今山东道益都路临淄县。

晋国，姓姬，爵位为侯，出自周武王的小儿子、周成王的同母弟唐叔虞。最初受封于唐，又迁到太原，南面有晋水，也称晋阳，后来改称为晋。晋穆侯的儿子晋文侯迁都于翼，因此称为翼；次子成师分封于曲沃，称为曲沃。从唐叔虞到晋鄂侯历经十三代。晋鄂侯二年，即鲁隐公元年。从晋鄂侯到晋侯缗历经四代。鲁庄公十六年，曲沃武公灭掉翼，先前的晋国于是灭亡。曲沃出自晋穆侯的小儿子，名叫成师。晋穆侯的孙子晋昭侯将成师封于曲沃，称为桓叔。成师的儿子叫庄伯，庄伯的儿子开始称为武公，杀死晋侯缗而灭掉翼。周庄王任命他为晋侯，迁都于绛，这就是新晋。从晋武公到晋定公历经十五代。晋定公三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又历经六代，韩、魏、赵篡夺晋国而瓜分其土地。两晋共计三十八代。太原，汉代为并州刺史所管辖的太原郡，唐代为河东道并州，宋代为河东路太原府。晋阳县在今河东山西道太原路平晋县，也有故唐城。曲沃在今平阳路绛州曲沃县。翼在今平阳路绛州翼城县。绛即绛州城，晋景公迁都新田，也称绛，在今平阳路绛州绛县。

宋国，姓子，爵位为公，出自商王帝乙的长子启，在微地受封，称为微子，在今怀孟路武涉县。周武王攻克商朝，将武庚封于殷。武庚叛乱，周成王诛杀武庚，将微子封于商丘，为宋公，以奉祀殷朝。从微子到宋穆公历经十三代，宋穆公七年，即鲁隐公元年。从宋穆公到宋景公历经十三代，宋景公三十六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又从宋景公到宋偃王历经七代，被齐、魏、楚所灭。从微子到宋偃王，共计三十三代。商丘，汉代为豫州刺史所管辖的梁国睢阳县，唐代为河南道归德军，宋代为南京应天府，在今河南府路归德府。

卫国，姓姬，爵位为侯，出自周文王的小儿子康叔。周武王分封殷朝遗民，将康叔封于河、淇之间，这就是卫侯，建邑于商墟。从康叔到卫桓公历经十三代。卫桓公十三年，即鲁隐公元年。从卫桓公到卫出公历经十五代，世纪内除去黔牟、戴公算十三代。卫出公十三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卫出公之后又历经十二代，被秦国所灭，共计三十八代。商墟，汉代为司〇校尉所管辖的河内汲郡朝歌县，唐代为河北道卫州卫县，宋代为河北西路卫州卫县，在今河东山西道卫辉路新乡县故朝歌城。卫文公迁都楚丘，在今东昌路曹州楚丘县。卫成公迁都帝丘，在今东昌路濮州观城县。

郑国，姓姬，爵位为伯。出自周厉王的小儿子友。周宣王将友封于王畿内的咸林之地，这就是郑桓公。儿子郑武公跟随周平王东迁，后来夺取虢、

译郐国的土地，定都在溱水、洧水之间，将旧有的国号施于新的城邑，这就是新郑。从桓公到庄公共三代。庄公二十三年，是鲁隐公元年。从庄公到声公，除去子婴计算，共十三代。声公二十年，是鲁哀公十四年。声公之后又历经八代，被韩国所灭，总共二十三代。咸林在今天奉元路华州郑县。溱水、洧水，是郑国的都城。汉代属于司〇校尉管辖的河南郡荥阳宛县。唐代属于河南道郑州新郑县。宋代属于京西北路郑州新郑县。在今天汴梁路钧州新郑县。

译曹国，姬姓，伯爵，出自周文王的儿子曹叔振铎。传到桓公，是第十一代。桓公十五年，即鲁隐公元年。从桓公到伯阳，共十五代，鲁哀公八年，宋国灭掉曹国，总共传了二十六代。汉代时，属于兖州刺史管辖的济隂郡定陶县。唐代时，属于河东道曹州定陶县。宋代时，属于京东西路兴仁府定陶县。在今东昌路曹州定陶县。

陈国，妫姓，公爵，后来国家削弱，自行改为侯爵。出自帝舜的后代，传到阏父时，担任周武王的陶正，武王将长女大姬嫁给他的儿子胡公满，并将他封在大皥的故地。从胡公到桓公，共十一代，桓公二十三年，即鲁隐公元年。从桓公到湣公，共十二代，湣公二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在鲁昭公八年，楚国灭掉陈国，五年后又复国。又在春秋之后三年，湣公被楚国所灭，连同陈佗，共二十四代。大皥的故地，汉代时，属于豫州刺史管辖的頴川郡，唐代时，属于河南道陈州陈县，宋代时，属于京西北路陈州宛丘县，在今汴梁路陈州宛丘县。

蔡国，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的儿子叔度。武王将叔度封在蔡地。从叔度到宣侯，共九代。宣侯二十八年，即鲁隐公元年。从宣侯到成侯，共十二代。成侯十年，即鲁哀公十四年。成侯之后又传了三代，被楚国所灭，共二十三代。蔡国的都城，汉代时，属于豫州刺史管辖的汝南郡，唐代时，属于河南道蔡州上蔡县，宋代时，属于京西北路蔡州上蔡县，在今汴梁路汝寜府上蔡县。后来迁都到州来，在今淮西道安丰路霍丘县。

北燕，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召公奭。辅佐文王、武王有功，担任周太保，在召地受封食邑，在今奉元路〇厔县。成王将他的儿子封在幽、蓟之地，这就是燕伯。从召公到穆侯，共九代。穆侯七年，即鲁隐公元年。从穆侯到献公，共十七代。献公十二年，即鲁哀公十四年。献公之后又传了十二代，被秦国所灭，共三十八代。燕、蓟之地，汉代时，属于幽州刺史管辖的涿郡蓟县，唐代时，属于河北道幽州卢龙军节度范阳郡蓟县，宋初属于辽国，为燕京析津县。金国灭掉辽国后，将其归还给宋朝，改名为燕山府。不久又归属金国，改名为永安。金国迁都于此，将县名改为大兴。今大都路大兴县有古燕城。

秦国，嬴姓，伯爵，出自伯益，第十九代孙非子在汧水、渭水之间为周孝王养马，受封为附庸。传了六代到襄公，因对平王有功，开始接受岐山、丰邑的土地，列为诸侯，这就是秦伯。襄公的儿子文公四十四年，即鲁隐公元年。从文公到悼公，共十五代，悼公十年，即鲁哀公十四年。悼公之后九代到昭襄王，开始灭掉周朝。从昭襄王到子婴，共六代，被汉朝所灭，共二十七代。非子开始受封的地方，汉代时，属于梁州刺史管辖的天水郡陇西县秦亭，唐代时，属于陇右道秦州陇城县，宋代时，属于陜西秦鳯路秦州陇城县，在今巩昌路秦州成纪县故始昌城。文公定都岐山、陇山，在今巩昌路陇州。德公迁都到雍，在今奉元路兴平县。孝公开始定都咸阳。西汉建都长安，为京兆。东汉设置雍州，属于司〇校尉管辖的京兆郡咸阳县。唐代定都长安，为京兆咸阳县。宋代时，属于陜西永兴军路京兆府咸阳县，在今奉元路咸阳故城。始皇阿房宫所在地在咸阳县，二世望夷宫所在地在泾阳县。如今的奉元城，是前汉以及西魏、后周、隋、唐所定都的地方。

楚国，芈姓，子爵，出自祝融的后代。鬻熊对周朝有功，文王、武王、成王将他的孙子熊绎封在荆蛮之地，赐给丹阳城作为封邑。从熊绎到熊通，共十三代，改国号为楚，僭越称王，这就是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即鲁隐公元年。从武王到惠王，共十二代，惠王八年，即鲁哀公十四年。惠王之后又传了十代，被秦国所灭，共三十五代。丹阳，汉代时，属于荆州刺史管辖的武陵郡，唐代时，属于淮南道夔州，宋代时，属于荆湖北路归州，今湖北道辰州路归州，有故丹阳城。后来迁都到枝江，也叫丹阳，在今江陵路枝江县。文王迁都到郢，今江陵路江陵县故郢城。平王在郢建城，在今江陵路安陆府。襄王迁都到鄀，在今襄城路冝城县。

吴国，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的长子太伯，与弟弟仲雍让位给王季，逃到荆蛮之地。太伯去世，仲雍继位。武王封周章为吴子。从太伯到夀梦，共十九代，在鲁成公六年，开始见于《春秋》。从夀梦到夫差，共七代。夫差十五年，即鲁哀公十四年，《春秋》至此结束。八年之后被越国所灭，共二十六代。吴国的都城，汉代时，为吴国，后改为吴郡，属于扬州刺史管辖。唐代时，为江南浙西道苏州。宋代时，为两浙路平江府。在今浙西道平江路府治。

〇国，姒姓，公爵，后来国家削弱，自行改为伯爵，又改为子爵。出自夏禹的后裔，周朝封二王之后，得到东楼公，封在雍丘，以奉祀禹。从东楼公

译到了武公的第八代。武公十一年，是鲁隐公的元年。从武公到湣公共十代。湣公六年，是鲁哀公十四年。湣公之后又传了六代，被楚国所灭，总共传了二十四代。雍丘，汉代属于兖州刺史管辖的陈留郡雍邱县，唐代属于河南道汴州雍丘县，宋代属于开封府雍丘县，在今河南江北行省汴梁路〇县。

译滕国，姬姓，侯爵，后来国力削弱，自行改为子爵。出自周文王之子叔绣，开始受封。从叔绣到宣侯共十一世，鲁隐公七年开始见于《春秋》。从宣侯到隐侯共八世，而《春秋》结束。又从隐侯之后六世，被齐国所灭，共二十四世。滕国，汉代为豫州刺史所管辖的沛国公丘县，唐代为山南道徐州滕县，宋代为京东西路徐州滕县，在今山东道益都路滕州滕县。

许国，姜姓，男爵，出自尧时四岳伯夷的后代。周武王封其后裔文叔于许。十一世到庄公，鲁隐公十一年开始见于《春秋》。从庄公到子结共八世，子结元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后来被楚国所灭。许都，汉代为豫州刺史所管辖的颍川郡许昌县。汉献帝定都于许。唐代为河南道许州长社县。在今河南江北行省汴梁路许州。

邾国，曹姓，本是附庸国，后来自行改为子爵，出自陆终的后代。周武王封其后裔孙曹挟于邾，不知世代次序。到仪父时，鲁隐公元年见于《春秋》。从仪父到隐公共八世。隐公二十五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后来被鲁国所灭，改称邹邑。汉代为豫州刺史所管辖的鲁国邹县。唐代为山南西道兖州邹县。宋代为京东西路袭庆府邹县。在今山东道益都路滕州邹县。

莒国，嬴姓，子爵，出自少昊的后代。周武王封兹舆期于莒。从兹舆期到兹丕公共十一世，开始见于《春秋》。庚舆之后，衰微不再见于记载。又从庚舆之后到第四世，被楚国所灭，共二十一世。莒国，汉代为青州刺史所管辖的高密郡莒县，唐代为山南东道密州莒县，宋代为京东东路安化军莒县，今山东道益都路莒州，有故莒子城。

薛国，任姓，侯爵，后来国力削弱，自行改为伯爵。黄帝之后奚仲开始受封，到仲虺居住在薛，担任商汤的左相。周武王再次封其后代为薛侯。不知世代次序，到薛侯来朝见，开始见于《春秋》。在其朝见、防地可考证的，只有五位国君而已。薛国，宋代以前都隶属于徐州，今沛县之北、徐州之西，是其故地。

春秋各国根据《左传》考证，共计一百二十四国，而其中世代次序可知的，只有二十国而已。其余各国的都城、爵位、姓氏都见于释义，现在不再记录。最难考证的是，舒有群舒，所以有舒鸠、舒庸、舒蓼，这是越的总称，又有于越、南越、百越；狄的总称，又有北狄、长狄、赤狄、白狄；戎的总称，又有徐戎、山戎、犬戎、陆浑戎、骊戎、戎蛮。凡此之类，都是难以考证的。大概如今距离古代非常遥远，不敢随意臆测，存疑即可。

《公羊传》自董仲舒、胡母生传授，不久便大盛，儒者往往用它来决断国家大事。《谷梁传》，由鲁申公传授，到宣帝时才设立学官。《左传》，由张苍、贾谊传授，而张敞、刘公子都研习它，到平帝时才设立学官。这两家最后出现，所以不能盛大。

春秋集传释义大成世次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卷一 元俞〇撰

隐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亲声子，在位十一年，被公子翚所杀，弟弟桓公即位。谥法：不居其位曰隐。程子曰：“《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孔子的道既然不能在天下施行，于是凭借鲁《春秋》确立百王不变的大法。平王东迁，在位五十一年，最终不能复兴先王的功业，王道断绝了。”孟子曰：“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正好在隐公之初，所以始于隐公。”朱子曰：“《春秋》，记事者必定标明年份以统领事件。一年有四季，所以交错举出作为所记之事的名称。王者踪迹消亡，是指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诗》亡，是指《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啖氏曰：“幽王、厉王虽然衰微，雅尚未变为风。平王之初，人们习染余化。等到教化改变、风气转移，衰败日久，如果以太平之政来衡量，则家家户户不可胜诛。所以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

【左氏传】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孟子去世，继室立声子，生下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来手上有纹路，写着“为鲁夫人”，所以仲子嫁给我，生下桓公而惠公去世，因此隐公即位而奉养他。《胡氏传》：“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译现在考察，《邶》《鄘》等篇以下，大多是春秋时期的诗歌，然而却说《诗经》衰亡之后《春秋》才作，这是为什么呢？自从《黍离》降格为《国风》，天下就不再存在《雅》诗，王者的诗歌也就消亡了。《春秋》作于鲁隐公时期，正值《雅》诗消亡之后，这正是《诗经》终结之处，也是《春秋》开始之始。鲁隐公时代的开始，也就是周平王时代的终结。」又考察《小雅·正月》篇，是讽刺周幽王的，其中说“显赫的宗周，被褒姒毁灭”。等到鲁孝公末年，周幽王已经被犬戎杀害。鲁惠公初年，周王室已经东迁。《春秋》不在鲁孝公、鲁惠公时期开始作的原因，是因为东迁之初，流风余俗尚存。郑武公入朝担任司徒，胜任其职，说明当时尚能任用贤才；晋侯在危难中捍卫周王，周王赐给他黑黍香酒，说明当时尚有礼命；周王说“你回去视察你的军队，安定你的国家”，说明诸侯尚来朝见；义和去世，谥号为文侯，说明列国尚有请命之礼。等到周平王在位日久，不能在政治上自强，抛弃同宗亲属，因此有《葛藟》篇中疏远兄弟的讽刺；不安抚百姓，因此有周人用束薪蒲楚讥讽的言论。到了他晚年，背离正道更加严重，竟然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向下赠送诸侯妾室的丧礼财物，于是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人心绝望。祭伯没有王命却私下交往，武氏子没有王命却请求赙赠，以至于郑庄公身为卿士，任用与否不出于公心，而是用空话欺骗他。等到他怨恨周王夺取政权，就有交换人质的举动，如同敌国一般。王纲解纽，萎靡不振，都从周平王开始。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朝廷是风化的源头。平王的儿子和母亲遭遇不幸，正后亲身遭受褒姒之难，被废黜流亡，宗国颠覆，由此可以推知。平王不仅不以此为戒，反而赠送财物宠幸妾室，这是拔除根本、堵塞源头，自我毁灭的行为。《春秋》在这里，大概是出于不得已，假托始于鲁隐公，其哀伤周室衰微，虽然还有继位的君王，也不能再复兴了。孔子曾说：“如果有人用我，那将会是复兴东周吧？”这就是《春秋》拨乱反正、尊崇一王之法的原因。我曾经探究过，鲁隐公、鲁桓公之间，政权出自诸侯，但尚未肆意横行，小国没有被拘捕或灭亡，各国尚知有王室。等到鲁庄公、鲁僖公以下，霸政兴起，盟会、防备、征伐都由霸主主持，严重的甚至拘捕国君，毁灭社稷，这与王政有什么关系？再后来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吴越兴盛，陪臣强大，变化日益极端。所以全面论述这些，以著录于篇章】

译己未年，隐公元年春，周历正月。元，就是开始。元年，是隐公执政的起始之年。春，是天时的运行。古代史书没有记载季节的，唯独鲁国史书在月份前冠以四季，所以交错列举季节与月份，命名为《春秋》。王正月，是周历以子月为正月的月份。孔子担忧王道不能施行，于是依据鲁国史书进行笔削修订，以此来遏制人的私欲、保存天理，确立百代君王不可更改的法度。程颐说：“元年，是隐公的起始之年。春，是天时。正月，是君王所确立的。周历的正月并非春季，只是借用天时来确立义理罢了。记载‘春王正月’，好像是说上奉天时，下承王正这样。”董仲舒所说的“大道最根本的源头出于天，向天寻求开端”就是这个意思。尧的重大政事，首先恭敬顺从昊天，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君王所施行的必须本于天来匡正天下，而臣下奉行王政，就是用来侍奉天的。明白了这个义理，就知道君王与天同样伟大，而人伦大道就确立了。《春秋》是天子之事。周平王时期，王道已经断绝，借周王来匡正王法，所以记载为“春王正月”，此后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褒贬之事，都符合天理。朱熹说：“根据《周礼》，有正岁，有正月，那么周朝实际上是将元月改为春正月。孔子所说的实行夏历，只是因为它不顺，想要改从寅月为正。”又在答复吴晦叔的信中说：“《春秋》是鲁国史书，应当使用当时天王的月份。”项氏说：“春不是春，正月不是正月。不是却记载它们，是因为什么时候和哪个月必须像这样才是正确的。不用王冠在春前面，是因为王改正月份但不改变季节。用王冠在正月前面，是为了显示当时天王的月份与时令相违背。显示时令与正月的相违背，是为了教导后世不要相违背。”我观察项氏的这个说法，阐发程子、朱子的意思非常明白，而其他说法的错误，不必辩论就自然明白了，学者应当详细体味。程颐说：“鲁国十二位国君，不记载即位的有四位，是隐公、庄公、闵公、僖公；记载即位的有八位，是桓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春秋》的义理，没有比端正根本、匡正起始更重要的，所以即位这件事，是圣人特别谨慎的。古代诸侯虽然世代继承，但必须禀承天子的命令然后才能即位，不敢专断。周平王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行于诸侯，诸侯的继承人都是专断自立而不向天子请示，如后面的成公、襄公、昭公、哀公，都是从先君那里接受国家而不向天子请示的。隐公唯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进入《春秋》的开始，圣人就用王法剥夺他，而大义就举出来了。如果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也不记载即位，那么就和那些在国内不接受先君传位的人没有区别了，所以这五位国君记载即位，是说他们还继承正统而有所接受。至于庄公、闵公、僖公，都是在国内没有接受，在上没有承奉。至于桓公、宣公、定公三位，则是彰显他们自立。桓公是杀害隐公而自立，宣公是公子遂杀害恶及视而自立，定公是由季氏拥立。如果不记载他们即位，就无法阐明他们自立的罪过。胡安国说：“《春秋》首先废黜隐公以阐明大法，大概是本于程子的言论。”《左传》认为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摄政。既然称元年，活着称公，死了称薨，哪里有摄政呢？《公羊传》认为是成全隐公的心意，又说：“桓公年幼而尊贵，隐公年长而卑贱。”隐公、桓公都是庶子，哪里有卑贱尊贵之分呢？隐公让位给桓公是不正确的，圣人为什么要成全他的心意呢？《谷梁传》虽然阐发了让位给桓公不正确的心意，固然正确，但不如程子的论述深刻显著。《左传》说：元年春，周历正月，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摄政。《公羊传》说：元年是什么？是国君的起始之年。春是什么？是年度的开始。王者指谁？指文王。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是王的正月。为什么说王的正月？是为了大一统。鲁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是为了成全鲁公的心意。成全鲁公什么心意？鲁公将要平定国家而归还给桓公。为什么归还给桓公？因为桓公年幼而尊贵，隐公年长而卑贱。他们尊卑的差别很微小，国人都不知道。隐公年长又贤能，众大夫拥戴隐公而拥立他。隐公如果推辞即位，就不知道桓公将来是否一定能即位；而且如果桓公即位，就担心众大夫不能辅佐年幼的君主。所以凡是隐公的即位，是为了桓公而即位。隐公年长又贤能，为什么不适宜即位？立嫡子以年长不以贤能，立儿子以尊贵不以年长。桓公为什么尊贵？因为母亲尊贵。母亲尊贵那么儿子为什么尊贵？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谷梁传》说：即使没有大事，也必须举出正月，是为了谨慎起始。鲁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是为了成全鲁公的志向。怎么成全？是说国君不取公位。国君不取公位为什么呢？将要让位给桓公。让位给桓公正确吗？回答说：“不正确。”《春秋》成全人的美德，不成全人的恶行。隐公不正确却成全他，为什么呢？将要厌恶桓公。厌恶桓公什么呢？隐公将要让位而桓公杀害他，那么桓公就恶了。桓公杀害而隐公让位，那么隐公就善了。善那么他的不正确为什么呢？《春秋》崇尚义理而不崇尚恩惠，相信正道而不相信邪道。孝子宣扬父亲的美德，不宣扬父亲的恶行。先君想要给桓公，是不正确的，是邪道。虽然这样，既然战胜了邪心而给隐公，已经探明先君的邪志而最终给桓公，这就是成全父亲的恶行。兄弟是天伦，作为儿子接受父亲的，作为诸侯接受君主的，已经废弃天伦而忘记君父来施行小恩惠，

译这是小道。至于隐者，可以说他轻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但践行大道则还没有做到。胡氏传注说：即位的第一年必定称为元年，这是为了彰显人君的作用伟大啊！乾元是万物赖以开始的根源，这是天的作用；至大啊！坤元是万物赖以生长的根源，这是地的作用。人居于天地之间，便能与天地并列为三。所以体察元道是人主的职责，而调和元道是宰相的事务。元就是仁，仁是人的本心。《春秋》深刻阐明其作用，应当从尊贵者开始，所以治理国家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心，以此来端正朝廷和百官，远近就没有不归于正道的了。《春秋》确立文辞，兼有叙述和创作。查考《舜典》记载元年日期，《商训》称元年为元祀，这部经书书写元年，所谓效法二帝、彰明三王，是叙述而非创作。将“正”排在“王”之后，“王”排在“春”之后，这是立法创制，出自圣人的裁断，没有沿袭前人的旧文，不是史册原有的文字了。查考《左氏传》说：“王周正月。”周朝以大统历法以建子之月为岁首，那就是冬十一月。在周朝之前以建丑之月为正，其记载开始即位说“惟元祀十有二月”，由此可知月份没有改变；在周朝之后以建亥之月为正，其记载开始建国说“元年冬十月”，由此可知时节没有改变。建子之月并非春季也很明显了，那么用夏朝的时令来冠于周朝的月份，为什么呢？圣人告诉颜回如何治理国家，就说“实行夏朝的时令”；作《春秋》以经世致用，就说“春王正月”，这是体现在行事中的验证。有人说：“不是天子不议定礼制，孔子有圣德却没有天子的地位，更改正朔可以吗？”回答说：“有这样的说法。不也说《春秋》是天子的事吗？用夏朝的时令来冠于月份，是为后世垂示法度；用周朝的正朔来记载史事，是显示没有天子的地位，不敢独自专断。这是防微杜渐啊。”在“正”字前加上“王”字，公羊传所说的“大一统”就是这个意思。国君过了一年才改元，必定举行告庙的礼仪；国史主要记载时政，必定书写即位的事情。而隐公却缺失了这些，这是孔子删削的结果。古代诸侯继承世代袭封，那么对内必定有所承继；爵位土地受之于天子，那么对上必定有所禀受。对内不承继先君的国家，对上不禀受天子的命令，众大夫攀附拥立自己于是便即位，这是与争乱开端，而篡弑由此产生。《春秋》首先贬斥隐公以彰明大法，父子君臣的伦理就端正了。

三月，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隐公，即鲁隐公。张氏说：“鲁国是侯爵却称公，这是臣子的说法。其他国家则依从其本爵，后面仿照此例。”及，表示鲁国是主方。邾，曹姓，最初封为附庸国。后来改为子爵，国都在今益都路滕州邹县。邾子克，字仪父，附庸国的君主，称字，等同于王朝的大夫。盟，歃血立誓。蔑，杜氏说：“是鲁地的姑蔑。”在今大名路开州濮阳县。瑕丘，程子说：“盟誓用来结信，出于人情，先王并不禁止。后世屡次盟誓却不守信，那就是罪过了。诸侯互相盟誓，是乱世的事情。”凡是盟誓，以鲁国为主方称“及”，以外邦为主方称“防”。在鲁地，即使外邦为主方也称“及”，是他们来而鲁国与之结盟。两国以上则称“防”，是他们盟誓而鲁国前往参加。《左氏传》：邾子克，没有受到周王的册命，所以不书写爵位。称仪父，是尊重他。隐公摄政想要与邾国交好，所以举行蔑地之盟。《公羊传》：及是什么意思？是参与。防、及、曁都是参与的意思。为什么有的说防，有的说及，有的说曁？防是最的意思，及是急切的意思，曁是迟缓的意思。及，是我想要；曁，是不得已。仪父是谁？是邾娄的君主。为什么称名？是称字。为什么称字？是褒奖他。为什么褒奖他？因为他与隐公结盟。与隐公结盟的人很多，为什么唯独褒奖他？因为他是可以褒奖的。他为什么可以褒奖？因为他循序渐进。昧是什么？是地名。《谷梁传》：及是什么意思？是鲁国以此作为志意。仪，是字。父，如同傅，是男子的美称。为什么不称邾子？因为邾国上古微弱，没有受到周王的爵命。不记载日期，是因为盟约被背弃了。眛，是地名。《胡氏传》：鲁国是侯爵，而其君主称公，这是臣子的说法，《春秋》遵循周朝的文辞而不改变。我所想要的称及。邾，是鲁国的附庸。仪父，是其君主的字。为什么称字？因为是中国（中原）的附庸。王朝大夫惯例称字，列国受命的大夫惯例称字，诸侯的兄弟惯例称字，中原的附庸惯例称字，这是常规。圣人根据是非确定褒贬，则有惯例应当称字却贬黜而称名，惯例应当称人却进升而称字，这是变通。常规是道的正统，变通是道的中道。《春秋》的大义，是以公天下、讲信修睦为事务，而杀牲歃血以鬼神为质，则不是所尊重的。所以盟誓有不得已的情况，急切想要盟誓，厌恶隐公的私心。有人说褒奖他首先与隐公结盟而书写其字，这是错误的。

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郑，姬姓，伯爵，国都在今汴梁路钧州新郑县。郑伯，是庄公寤生。君主亲自出征，惯例书写爵位。克，是战胜。段，是名，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再次受命，惯例书写名。鄢，杜氏说：“是郑地，今汴梁路鄢陵县。”程子说：“郑伯失去了为君之道，没有兄弟之义，所以称郑伯而不称弟。克，是战胜，说战胜表明段很强，使他变强，所以导致了他的恶行。”

译不记载“奔”，是因为道义上不把他看作逃亡。」《左氏传》记载：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妻，名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来，惊吓了姜氏，所以取名叫寤生，于是姜氏讨厌他。姜氏喜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把制地作为封邑。庄公说：“制地是个险要的城邑，虢叔就死在那里。别的城邑尽管吩咐。”姜氏又请求把京地作为封邑，庄公让共叔段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祭仲说：“都城的城墙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规定：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地不合法度，不符合先王的制度，您将无法忍受。”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怎么躲避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点为共叔段做打算，不要让他势力滋长蔓延。蔓延开来，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无法清除，何况是您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必定会自己垮台，您姑且等着吧。”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境地区同时服从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两属的情况，您将怎么办？想把国家给太叔，我就去侍奉他；如果不给，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庄公说：“不用，他将会自取灭亡。”太叔又把两属的地方收归为自己的城邑，一直扩展到廪延。子封说：“可以动手了，他的势力雄厚将得到民众。”庄公说：“不义就不会亲近，势力雄厚就会崩溃。”太叔修整城墙，聚集粮草，修缮铠甲兵器，准备好步兵和战车，将要偷袭郑国都城。姜氏准备为他做内应。庄公得知了他们的日期，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领战车二百辆去攻打京地。京地的人背叛了太叔段，段逃到鄢地。庄公又在鄢地攻打他。五月辛丑日，太叔出逃到共国。《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像弟弟，所以不称弟弟；像两个国君，所以用“克”；称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导；这是郑庄公的本意。不记载出逃，是因为难以措辞。于是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并向她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不久又后悔了。颍考叔是颍谷的封疆官，听说了这件事，向庄公进献物品。庄公赐给他食物，他吃的时候把肉留下。庄公问他，他回答说：“小人有母亲，都吃过小人的食物，没吃过君王的肉汤，请允许我把它带回去给她。”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送东西，唯独我没有！”颍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告诉了他原委，并且告诉他后悔的事。颍考叔回答说：“君王有什么担忧呢？如果挖地直到泉水，在隧道中相见，谁说不行呢？”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庄公进入隧道赋诗说：“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走出隧道赋诗说：“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于是母子关系恢复如初。君子说：“颍考叔，是纯孝的人，爱他的母亲，恩惠延及庄公。《诗经》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公羊传》问：“克”是什么意思？是杀的意思。既然是杀，为什么称“克”？是为了夸大郑伯的罪恶。为什么要夸大郑伯的罪恶？母亲想立他，他却杀了他，如果不给他封邑就行了。段是什么人？是郑伯的弟弟。为什么不称弟弟？因为他当国君。为什么记载地点？因为他当国君。齐人杀无知，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因为在国内。在国内即使当国君，也不记载地点。不当国君，即使在国外，也不记载地点。《谷梁传》问：“克”是什么意思？是能够的意思。能够什么？能够杀。为什么不直接说杀？是为了显示段有徒众。段是郑伯的弟弟。怎么知道他是弟弟？杀世子或母弟要称君，因为称君，就知道他是弟弟。段是弟弟，却不称弟弟；是公子，却不称公子，这是贬低他。段失去了子弟的道理，轻视段而更加严厉地指责郑伯。为什么更加严厉地指责郑伯？是因为郑伯处心积虑，最终导致杀弟。在鄢地，说明距离很远，就像从母亲怀中夺过来杀掉一样，这是严厉指责。那么作为郑伯，应该怎么做？缓慢追击，放走盗贼，这是亲近亲人的道理。《胡氏传》记载：用兵是大事，必须君臣合谋然后行动，就应当称国；任命公子吕为主帅，就应当称将；出动战车二百辆，就应当称师。这三者都没有称呼，而专归于郑伯，这是罪过在郑伯。还觉得不够，又记载“克段于鄢”。“克”是力胜的词。不称弟弟，视同路人。在鄢地，说明郑伯逼迫得太紧了。做君主的亲人没有反叛之心，段将以弟弟篡夺兄长，以臣子攻打君主，是必诛之罪。而庄公只是不能胜过他的母亲罢了，为什么放纵叔段，把罪责移给庄公，举法如此，失于轻重呢？回答说：“姜氏在武公在世时，就常想立段。等到武公死后，姜氏作为国君嫡母主持内政，段作为宠爱的弟弟多才多艺主持外政，国人又喜欢并归附他，庄公恐怕他最终会排挤自己，成为后患。所以给他大邑而不为他做打算，纵使他失道以至于作乱，然后以叛逆之罪讨伐他，这样国人不敢跟随，姜氏不敢主持，而太叔的宗籍应当断绝，不能再居住在父母之国，这是郑伯的本意。王政以善养人，推广他的行为，使百姓兴起仁爱而不苟且。何况以恶养天伦，使他陷于罪过，趁机剪除他呢？《春秋》推究至深的隐微，首先诛责其意图，以端正人心，显示天下为公，不可以私意扰乱。垂训的意义重大啊。”秋七月，天王派宰咺来归还惠公仲子的〇【天王，是周平王。宰，是氏；咺，是名。是周天子三命的大夫。三命的大夫例应书氏书名。惠公，是鲁君隐公……的父亲，薨葬在《春秋》之前。仲子，是惠公的妾，桓公的母亲，不是夫人，所以不记载卒〇。丧

译赠送车马给丧家叫做赗。经文记载“惠公仲子”，是将两者兼而赠之。如果只赠惠公，则显得迟缓失礼；如果只赠仲子，则混淆了嫡庶之分；两者兼赠更是违背礼道。程子说：“诸侯没有再娶正妻的惯例，仲子不能算作夫人，所以不称她为夫人，也不记载她的卒葬。”又查《左传》说：“惠公的原配夫人是孟子。宋武公生了仲子，仲子嫁到鲁国，生了桓公。”那么仲子就是惠公的妾室，桓公的母亲。《谷梁传》说：“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室。”这是主观臆测。大概是因为文公九年记载“秦人归还僖公成风的禭赠”，而成风是僖公的母亲，《谷梁传》据此也认为仲子是惠公的母亲。殊不知这里是将惠公兼而赠赗，那里是将僖公兼而赠禭，并不是说她们是母亲。《左传》又把仲子和子氏当作同一个人，并说是预办凶事，这也是错误的。啖氏说：“诸侯的母亲在天子那里，难道有活着就归还赗赠的道理吗？连分不清豆子和麦子的人尚且不会这样，何况周平王呢？”这也说明子氏不是仲子。况且子氏是隐公的夫人，而隐公的母亲是声子。《公羊传》和胡安国认为仲子是桓公的母亲，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吴先生（吴澄）说：“宰是姓，咺是名。三命以上的官员惯例是书氏、书名，这并不是贬斥。圣人根据事实直书，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何必等到写出宰咺的名字才算贬斥呢？”赵先生（赵匡）说：“诸家认为尊崇仲子的是惠公，尊崇成风的是僖公，所以记载‘惠公仲子’、‘僖公成风’，这种说法也过于穿凿。周王室因为仲子的丧事，于是兼赠惠公；秦国因为成风的丧事，于是兼赠僖公。所以直书其事以显示其不合礼。如果惠公已经尊崇仲子为夫人，为什么不在经文中记载她的卒葬呢？”《左传》说：迟缓！况且子氏还没有去世，所以称名。天子七月下葬，同轨（天下）的诸侯都到；诸侯五月下葬，同盟的诸侯到；大夫三月下葬，同位的官员到；士一个月后下葬，外姻亲属到。赠送死者赶不上尸体，吊唁生者赶不上哀痛，预办凶事，是不合礼的。《公羊传》说：宰是什么？是官职。咺是什么？是名字。为什么用官职连称？宰是士。惠公是什么？是隐公的父亲。仲子是什么？是桓公的母亲。为什么不称夫人？因为桓公还没有即位。赗是什么？丧事中有赗。赗，大概是用马，包括乘马和束帛。车马叫赗，货物钱财叫赙，衣被叫禭。桓公还没有即位，那么诸侯为什么来赠赗？因为隐公为桓公而立，所以以桓公母亲的丧事告知诸侯。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说“来”是什么意思？是赶不上丧事。说“惠公仲子”是什么意思？是兼而赠之，不合礼。为什么不说“及仲子”？因为仲子地位卑微。《谷梁传》说：母亲因儿子而称氏。仲子是什么？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室。按礼，赠赗别人的母亲可以，赠赗别人的妾室不可以。君子以可以接受的言辞接受了它。其心意赶不上丧事。赗是什么？乘马叫赗，衣衾叫禭，贝玉叫含，钱财叫赙。胡氏传：上古顺应时势定称号，所以名字有三种变化。《春秋》以天自处，创立制度确立名分，将王系于天，作为万世的法则，其义理完备了。〇宰称宰咺，是名字。王朝公卿书官职，大夫书字，上士中士书名字，下士书人。咺位居六卿之长却书其名，为什么呢？仲子只是惠公的妾室。以天子的尊贵，向下赠赗诸侯的妾室，这是把帽子戴在鞋子上，人伦的大经被扰乱了。天子是纪纲法度的宗主；六卿是纪纲法度的守护者。在朝廷上议论纪纲法度，就参与谋划；在邦国间颁布纪纲法度，就专掌其事。而奉命去赠赗诸侯的妾室，这是败坏法纪从王朝开始。《春秋》重视嫡妾的区别，所以特意贬斥而书其名，以显示宰咺不像个宰。有人说：僖公的母亲成风，也是庄公的妾室。她去世时，天子派荣叔归还含玉并赠赗；她下葬时，天子派召伯来助葬〇。向下赠赗诸侯的妾室而书宰的名，荣叔、召伯为什么书字而不书名呢？在前面赠仲子时书宰的名〇，在后面葬成风时天子不称天，其法度严厉啊】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宋，子姓，公爵，国都在今归德府。宿，风姓，男爵，国都在今东平路须城县，即古无盐城。书“及”，指鲁国地位卑微的人；宋人，也是地位卑微的一命之官。宿，是国名，宋国没有宿邑，《谷梁传》错了。地名用国名，宿国也参与了，参预结盟的端倪显现了。】程子说：“称‘及’称‘人’，都不是卿。”《左传》说：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宋军。桓公即位后寻求和解。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开始通好。《公羊传》说：谁与之结盟？是鲁国地位卑微的人。《谷梁传》〇：及是什么意思？是内部地位卑微的人。宋人，是外部地位卑微的人。地位卑微的人结盟不记日期。宿，是邑名。胡氏〇：内称“及”，外称“人”，都是地位卑微的人。地名用国名，宿国也参与了。地位卑微的人结盟会合不记载于《春秋》，这里记载，是因为有宿国的国君参与。凡是记载结盟的都是厌恶它。有人说：“周官有司盟，掌管盟载的法度；诅祝起草誓词，玉府提供器物，戎右执行事务，太史收藏盟约。”苏公也说：“拿出这三样东西，来诅咒你们。”结盟是为了结信，出于人情，先王尚且不禁止，却说凡是记载结盟的都是厌恶它，可以吗？回答说：结盟是为了结信，不是先王所希望的，但不禁止。等到德行衰微，想禁止却做不到。《春秋》之时，会盟歃血，其盟载确实由司盟掌管，还

译不认为这是善行，更何况私下互相约定发誓，轻慢鬼神，触犯刑律政令，从而养成倾覆危乱的习气呢！如今鲁国既然已经与仪父、宋国人结盟了，随即又背叛了他们，信用在哪里呢？凡是记载结盟的，都是表示厌恶。】冬季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祭，是姬姓的伯爵国，在今汴梁路郑州管城县故祭城。祭伯，是王畿内的诸侯，担任周王的卿士。来，是来朝见鲁国。不记载“朝”，是因为没有完成朝见的礼仪。程子说：“当时诸侯不修习朝觐之礼，丧失了人臣的道义，这是周王应当惩治的。祭伯作为周王的臣子，不能辅佐匡正典章刑罚，反而与鲁国交往，又前来朝见，所以不承认他的朝见，以彰显他的罪过。先儒有‘周王臣子没有外交’的说法，这是很错误的。如果天下有道，诸侯遵循法度，哪里会有内外界限？他们互相交好，乃是常礼。然而放弃官职职守而远道去朝见，是没有这种道理的。《周礼》所说的世代互相朝见，是指邻国而言。”《左氏传》说：“这不是周王的命令。”《公羊传》说：“祭伯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不称‘使’？是因为他出奔。出奔为什么不说出奔？因为天子没有外臣，说出奔就有外臣的说法了。”《谷梁传》说：“来，是来朝见。为什么不说是朝见呢？王畿内的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离开防地与诸侯交往。不认为他的外交正当，所以不承认他的朝见。聘问用的弓矢不出边境，束脩之肉不经过国境，因为有至尊的天子，不能有二心。”胡氏传：“根据《左氏传》说：‘这不是周王的命令。’祭伯是王畿内的诸侯，担任周王的卿士，来朝见鲁国，而直接记载为‘来’，不承认他的朝见。人臣的道义在于没有私交，大夫没有君命不越过国境，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杜绝朋党的根源，作为后世侍奉君主而有二心者的明确警戒。只有这个道义不施行，然后才有借助外部权力，如缪留对韩宣惠所说的话；私下交结议论，如庄助结交淮南王；倚仗强大的藩镇作为援助以胁迫朝廷，如唐代卢防对于高骈、崔〇对于宣武、昭纬对于邠岐的情况了。《春秋》对于王畿内诸侯的朝聘告赴，都予以贬斥而不承认，正是为了端正根本，哪里会有诬蔑上级、行私情、自植党羽的祸患呢】公子益师去世【公子，是鲁孝公的儿子，名叫益师。公子受三命，按例记载为公子某，不记载日期，是史文缺漏。三传的说法不同，《左氏传》中鲁公不参与小敛的说法尤其荒谬。程子说：“诸侯的卿，必定受命于天子，当时不再请求任命，所以诸侯的卿都不记载官职，不承认他们为卿。称公子，是因为因为是公子所以被派任为卿。只有宋国是王者的后裔，得以任命官职，所以唯独宋国的卿记载官职。卿，是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人，他的去世，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在这里可以看到君臣的道义了。有的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沿袭旧史。古代的史书记事简略，日月有时不完备，《春秋》沿袭旧史，有可以删减而不能增补的情况。《左氏传》说：‘众父去世，鲁公不参与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因为年代久远。所见之事用不同的措辞，所闻之事用不同的措辞，所传闻之事用不同的措辞。’《谷梁传》说：‘大夫去世记载日期，是正当的；不记载日期，是厌恶。’《胡氏传》：‘凡是公子、公孙，名字登上史册，是贵戚之卿。不记载官职，是因为侍讲程颐后来都称氏，认为不承认他们因为公子的缘故而自任为卿。古代诸侯大夫都由天子任命，卿去世必定记载，这是《春秋》尊重大臣的意思。不记载日期，《公羊传》认为是因为年代久远，然而公子彄年代也久远却记载了日期，那就不是因为年代久远；《谷梁传》认为是厌恶，然而公子牙、季孙意如令人厌恶却记载了日期，那就不是因为厌恶；《左氏传》认为是因为鲁公不参与小敛，然而公孙敖死在外面而鲁公在国内，叔孙婼死在国内而鲁公在外面，不参与小敛是明显的，却记载了日期，所以《左氏传》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这大概是看到恩数有厚薄吧】

译庚申，鲁庄公二年春季，鲁庄公在潜地防备戎人。戎，是氐、羌的分支。如今济南路济阳县有戎城，大概是徐州的戎人。防，是讲和但不结盟。潜，杜预说：“是鲁国的土地。”郑玄说：“庐州府治所，元朝时名叫潜山。然而庐州是舒国，不是鲁国的土地，应当在今安庆路潜山。”程颐说：“周王室衰微之后，四方边远的国家，竞相有散居在中原的。方伯和大国，阐明大义而排斥他们，是合乎道义的；其余的诸侯国，谨慎地巩固封疆守卫就可以了。如果与他们和好，以避免侵扰，这不是所说的辨别嫌疑、防止细微的祸患，而是容纳他们侵扰。所以《春秋》对内外之别的辨别尤其谨慎。鲁庄公防备戎人，是不合乎道义的。”《左传》说：“重修惠公时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结盟，鲁庄公推辞了。”《谷梁传》说：“防，是以外族为主。有智慧的人考虑，合乎道义的人行动，有仁德的人守卫，具备这三者，然后才可以出师防备。防备戎人，是使鲁庄公陷入危险。”胡安国说：“戎以称号举出，是将其视为外族。天没有不覆盖的，地没有不承载的，天子与天地并列为三。《春秋》是天子的事业，为何唯独将四方边远地区视为外族呢？回答说：‘中原有外族，就像白天有黑夜，阴有阳一样。白天短则黑夜长，阴盛则阳衰，它们交替消长，是常理；它们不容许凌乱的，也是常理。’将其视为外族，也是让他们各自安守本分。无不覆盖承载的，是王德的本质；内重中原而外轻四裔的，是王道的运用。持这种说法的人，懂得内外之别的界限，并且明白驾驭戎人的道理。记载‘防戎’，是讥讽鲁庄公。”

夏季五月，莒国人侵入向国。莒，已姓，子爵。国家在今益都路莒州莒县。莒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用军队抵达其国都，惯例记载为“入”。向，爵位和姓氏缺失。杜预说：“龙亢县东南有向城。”在今益都路沂州。《左传》、《公羊传》认为是国家，《谷梁传》认为是鲁国的邑，大概是附庸国。程颐说：“天下有常道，礼乐征伐出自天子。春秋时期，诸侯擅自互相侵伐，兴兵去侵伐别人，罪过明显。《春秋》直接记载其事，而责备常在遭受侵伐的一方。大概对方加兵于己，就应当引咎自责，或者自谦并晓之以礼义，如果无法避免，就巩固封疆，向天子方伯报告。如果愤怒而与之交战，就以交战者为主。这是处理自己、杜绝祸乱的方法。”记载“莒人”，是地位低微的。凡是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为“某帅师”；将领尊贵、军队少，称为“某伐某”；将领地位低、军队众多，称为“某师”；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称为“某人”；不知道众寡和将帅名氏，也称为“某人”。记载“入”，是进入其国都。侵犯别人的边境尚且称为暴虐，何况进入别人的国家呢？《左传》记载：莒子娶向国的女子，向姜在莒国不安而回国。夏季，莒国人侵入向国，把姜氏接回。《公羊传》：入是什么意思？得到而不居住。《谷梁传》：入，是内部不接受。向是我国的邑。

无骇率领军队侵入极国。无骇，鲁国大夫，再命，惯例记载名字。帅师，是将领尊贵、军队众多。极，鲁国附庸小国，姓氏、爵位、地点都缺失，不能强行解释。程颐说：“古代卿都由天子任命，春秋时期，诸侯自己任命。赐予族名的就记载族名，不记载族名的没有赐予。赐予族名的，都是受命的人，世代为卿。”《左传》记载：司空无骇侵入极国，费防父战胜了他。《公羊传》：无骇是谁？展无骇。为什么不记载氏？是贬低。为什么贬低？痛恨开始灭亡他国。开始灭亡他国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在此之前就有了。在此之前为什么从这里开始？是假托开始。为什么假托开始？因为这是《春秋》的开始。这是灭亡他国，为什么说“入”？内部的重大罪恶，避讳。《谷梁传》：入，是内部不接受。极，是国家。如果以侵入他国为志向，别人也会侵入他了。不称氏，是灭亡同姓，贬低。胡安国说：《左传》说：“莒子娶向国的女子，向姜在莒国不安而回国，莒国人侵入向国，把姜氏接回。”这就是所谓的案件。《春秋》记载说：“莒国人侵入向国。”这就是所谓的防备。从事实来说，入，是到达其国都；从道义来说，入，是违背而不顺从。莒称人，是小国。无骇不称氏，是没有赐予族名。记载帅师，是使用大众。没有王命而侵入他国城邑，逞其私意，显示出诸侯的不臣；擅自兴兵而征讨不加，显示出天子的不君。依据事实直接记载，道义自然显现。

秋季八月庚辰，鲁庄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记载公及，是以鲁国为主。戎，就是之前在潜地防备的戎人。唐，杜预说：“鲁国的土地，在今济南路济州鱼台县，就是棠。”程颐说：“戎人扰乱华夏，却与他们结盟，是不合乎道义的。”《左传》说：秋季，在唐地结盟，重修与戎人的友好关系。胡安国说：考察《费誓》提到淮夷、徐戎，这大概是徐州的戎人，长久居住在中国，在鲁国东郊的人。韩愈说《春秋》严谨，君子认为他深得旨意。所谓严谨是什么？严谨，没有比内外之别的辨别更严谨的了。所以成就于日的，必定以事系日，而此前在蔑地结盟不记载日期，在宿地结盟不记载日期；此后在蔑地结盟不记载日期，在石门结盟不记载日期，唯独在唐地结盟而记载日期，是严谨的表现。

九月，纪履緰来迎娶女子。纪姜，姓侯，爵位国家在今益都路临朐县东、寿光县西。履緰，

译纪是官职，大夫是名字。再次任命时，按照惯例书写名字。《公羊传》、《谷梁传》以及胡安国都说是“大”。

译那只有左氏认为裂繻是作为卿的身份，这是臆测的说法。程子说：“并非凡是任命卿都记载名字，因为他是奉君命来迎接夫人的，在鲁国所以称‘女内’。”

女子嫁作诸侯夫人，就记载‘逆’、记载‘归’，以表明这是重大的事情。如果来迎接的不是卿，就只记载‘归’罢了，显示出其礼仪的简薄。先儒们都认为诸侯应当亲自迎接，所谓亲迎，是指在所住的馆舍迎接，所以有亲自驾车、授绥的礼仪，哪有抛弃宗庙社稷，远适他国去迎接妻子的呢？不只是诸侯如此，卿大夫也是如此。《诗经》称文王在渭水亲迎，未曾出境。左氏说‘卿为君逆也’。”公羊说：“纪履緰是什么人？是纪国的大夫。为什么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那么称什么？称父兄师友。宋公派公孙夀来纳币，那么他称主人是什么缘故？是理屈词穷。理屈词穷是什么缘故？是没有母亲。那么纪国有母亲吗？回答说有。有母亲为什么不称母亲？因为母亲不能与外邦通婚。外邦迎娶女子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讥讽开始不亲迎。开始不亲迎，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在此之前就有了。在此之前为什么从这里开始？是借这里作为开端。为什么借这里作为开端？因为这是《春秋》的开端。女子为什么有时称女，有时称妇，有时称夫人？女子在本国称女，在路上称妇，进入夫国称夫人。”谷梁说：“迎娶女子，是亲近的事情。派大夫去，是不合正道的。用国氏称呼他，是因为他前来与我交接，所以君子提升他的称谓。”胡氏说：“考察谷梁子说‘迎娶女子是亲近的事情，派大夫是不合正道的’。鲁哀公问：‘戴着冕亲自迎接，不也太隆重了吗？’孔子回答说：‘结合两姓的友好，作为宗庙社稷的主宰，君主为什么说已经太隆重了呢？《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这是世子亲迎；《韩侯娶妻，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这是诸侯亲迎。有了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夫妇是人伦的根本。迎娶女子必须亲自去，派大夫是不合正道的。进入《春秋》的开端，记载宰咺归赗以讥讽扰乱法度，记载履緰迎女以记录变常，众妾的名分确定了，大婚的礼仪严肃了。”

冬十月，伯姬嫁到纪国。伯姬，是鲁惠公的女儿。妇人称出嫁为归，归于纪，是嫁给纪侯。朱子说：“妇人内属于夫家，所以把出嫁称为归。”程子说：“送行的人虽然是公子公孙，如果不是卿就不记载。”公羊传：“伯姬是什么人？是内女。说‘归’是什么意思？妇人称出嫁为归。”谷梁传：“礼仪上，妇人称出嫁为归，返回称为来归，这是顺从人的意思。妇人在家受父亲支配，出嫁后受丈夫支配，丈夫死后顺从长子。妇人不单独行动，必定有随从。伯姬归于纪，这怎么像是单独行动的言辞呢？回答说：单独并非行动。我们的伯姬归于纪，所以记录它。为什么不记载‘使’呢？因为迎娶的道理细微，不值得多谈。”

纪子伯与莒子在密地结盟。密，杜氏说：“是莒国的邑，即现在的益都路密州。”伯，左氏作帛。程子说：“这是缺文，应当说纪侯某子某伯盟于密。左氏附会防地作帛，杜氏认为是裂繻的字。《春秋》没有大夫排在诸侯之上的，公羊、谷梁都作伯，据此应当是断简缺文。”左氏传：“这是鲁国的旧例。”公羊传：“纪子伯是什么人？没有听说过。”谷梁传：“有人说纪子伯与莒子一起与他结盟，有人说年同爵同，所以纪子以伯为先。”胡氏传：“凡是缺文，有依据大义删削而非缺文的，有原本依据旧史沿袭而不能增加的，也有先儒传授承误而不敢增加的。如隐公不书即位，桓公不书王，赗葬成风王不书天，吴楚之君卒不书葬之类，都是依据大义删削而非缺文。甲戌己丑，夏五，纪子伯莒子盟于密之类，有人说先儒传授承误而不敢增加。对缺文存疑而谨慎地谈论其余部分就可以了，一定要曲折地为之解说就穿凿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去世。夫人，是隐公的夫人。杜氏认为是桓公的母亲，大概桓公的母亲是仲子，不是夫人。公羊认为是隐公的母亲，然而隐公的母亲是声子，也不是夫人。应当以谷梁的说法为是。程子说：“隐公夫人薨，有上坠之声。妇人顺从丈夫，公在位所以不书葬，在这里可见夫妇之义了。”公羊传：“夫人子氏是什么人？是隐公的母亲。为什么不书葬？成全公的意思。成全公的什么意？儿子将不能终为君，所以母亲也不能终为夫人。”谷梁传：“夫人薨不记地点。夫人，是隐公的妻子。卒而不书葬，是矢人的义理，顺从君主的意思。”胡氏传：“考察谷梁子说：‘夫人子氏，是隐公的妻子。卒而不书葬，是夫人的义理，顺从君主的意思。’邦君的妻子，国人称她为小君。卒则书薨以表明齐等，先卒则不书葬以表明顺从。有了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夫妇，是人伦的根本。进入《春秋》的开端，在子氏书薨不书葬，明示大伦。如果知道这个义理，那么夫人妇道而家道就正了。”

郑国人攻打卫国。郑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声罪致讨称为伐。卫，是姬姓，侯爵国，在今卫辉路汲县故朝歌

译城。程子说：“卫国已经臣服，所以没有发生战斗。卫国既然臣服，就可以免于讨伐了；但郑国擅自发动战争，这是王法所不容许的。”《左氏传》说：“这是为了讨平公孙滑的叛乱。”胡氏传注说：“查考《左氏传》，郑共叔发生叛乱，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卫国人替他攻打郑国，夺取了廪延。到了这时，郑国人攻打卫国，是为了讨平公孙滑的叛乱。大凡用兵，宣告罪行进行讨伐称为‘伐’，秘密行军进入敌境称为‘侵’，两军交战称为‘战’，包围城邑称为‘围’，攻入国都称为‘入’，迁移朝廷和市场称为‘迁’，摧毁宗庙和社稷称为‘灭’，用欺诈手段战胜对方称为‘败’，全部俘虏称为‘取’，轻装快速突袭称为‘袭’，敌人撤退后追击称为‘追’，集结军队防守称为‘戍’，凭借弱国依附强国并能左右其行动称为‘以’，这些都是记录事实来表明轻重。国内军事行动失败称为‘战’，记载灭亡称为‘取’，特意使用委婉的措辞，是为了替君主隐瞒。征伐，是天子的重大权力。现在郑国没有天子的命令，即使有可以执着的理由，也是王法所禁止的，何况是为了报复私怨呢？不记载‘战’，程氏认为是因为卫国已经臣服。卫国既然臣服，就可以免于讨伐了。这个义理，凡是记载‘伐’而不记载‘战’的情况，都可以贯通理解。”

译辛酉。鲁隐公三年，春季，周历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不记载朔日，是经文缺漏。程子说：“月，是周历的月份。事情发生在二月，就记载‘王二月’；发生在三月，就记载‘王三月’。没有大事发生，就记载季节、记载首月。大概是有大事发生，就侧重于记载事件；没有大事发生，就保留天时、王历的朔日。天时完备，那么一年的功业就能成就；王道存在，那么人伦道理就能确立，这是《春秋》的大义。日食，就是发生了日食，不必再去推求是什么造成的。太阳，是君王的象征，却被侵食，这是君王之道所忌讳的，然而日食有固定的规律，是灾异而不是怪异。星辰凌犯历次也是如此。”朱子说：“历法规定周天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天体向左旋转于地上，一昼一夜，就运行一周而又多出一度。太阳和月亮都向右运行于天上，一昼一夜，太阳运行一度，月亮运行十三又十九分之七度。所以太阳一年运行一周天，月亮二十九天多一点运行一周天，又逐渐追上太阳并与之会合。一年总共会合十二次。正会合时，月光完全消失而成为晦日；会合之后，月光重新恢复而成为朔日。朔日后、晦日前各十五天，太阳和月亮相对，月光正满而成为望日。晦日和朔日时，太阳和月亮会合，东西同度，南北同道，那么月亮遮掩太阳，就发生日食。望日时，太阳和月亮相对，同度同道，那么月亮冲犯太阳，就发生月食。这些都有固定的规律。然而君王修养德行、施行政令，任用贤人、去除奸佞，能使阳气旺盛足以战胜阴气，阴气衰弱不能侵扰阳气，那么日月运行虽然有时应当发生食象，但月亮常常避开太阳，所以其迟速高下必定有参差而不正相会合、不正相对的情况，因此应当发生食象却没有发生。如果国家没有政令，不任用善人，使臣子背叛君父，妾妇凌驾于丈夫之上，小人凌辱君子，夷狄侵扰中国，那么阴气旺盛阳气微弱，应当发生食象就一定会发生。虽然说运行有固定规律，但实际上是非常的变乱。”《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录怪异。日食，为什么有时记载日期有时不记载日期，有时说朔有时不说朔？回答说：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是食正朔。那些有时记载日期有时不记载日期，是食象发生在朔日之前或之后。发生在朔日之前，是朔日在前；发生在朔日之后，是朔日在后。”《谷梁传》说：“只说日不说朔，是食象发生在晦日。说‘日有食之’，是什么意思呢？吐露的是外壤，食入的是内壤，空缺而不见其壤，是有食象发生。有内辞，也有外辞。有食象发生，是内于日。那些不说‘食之’的是什么意思呢？知道那不可知的，就是知。”胡氏传：“经文记载日食三十六次，距离现在有一千多年。”这是精通历法推算的人所能考证的，其运行有固定规律。然而每次日食必定记载，是为了向后世展示治理历法、明确时日的法则。有固定规律就是灾异而不是怪异，然而每次日食必定记载，是为了向后世展示遇到灾异而恐惧的心意。太阳，是众阳之宗，人君的表率，而发生食象，是灾祸罪过的象征。能够谨慎对待天的警戒，那么虽然有其象征却没有其应验；不能畏惧上天，灾祸罪过的到来就必然了。凡是经文所记载的，或是妾妇凌驾于丈夫之上，或是臣子背叛君父，或是政权在臣下手中，或是外族侵扰中国，都是阳气微弱阴气旺盛的证明。因此《十月之交》，诗人用来讽刺；日有食之，《春秋》必定记载，以告诫人君不可忽视天象。）三月庚戌日，周天子驾崩。（周平王驾崩，太子泄父先于平王去世，孙子姬林即位，这就是周桓王。程子说：“崩，是向上坠落的样子。四海之内都应当奔赴丧礼，鲁君不去，罪恶极大，不可胜诛，不记载而自见。”《左氏传》：“壬戌日驾崩，周人报丧说是庚戌日，所以记载庚戌。”《公羊传》：“为什么不记载〇？天子记载崩不记载〇，必定是其时。诸侯记载卒记载〇，有天子存在，不能必定其时。为什么有时说崩，有时说薨？天子说崩，诸侯说薨，大夫说卒，士说不禄。”《谷梁传》：“高说崩，厚说崩，尊说崩。天子的崩，是因为尊贵。说崩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在民众之上，所以说崩。为什么不称名？因为是大上，所以不称名。”胡氏传：“崩，是向上坠落的样子。《春秋》历经十三个王，桓、襄、匡、简、景，记载崩记载葬的，是报丧到达鲁国，前往参加丧礼的。平、惠、定、灵，记载崩不记载葬的，是报丧虽然到达，鲁国不前往参加丧礼的。庄、僖、顷，崩〇都不记载的，是王室不报丧，鲁国也不前往的。诸侯为天王服斩衰，礼节应当以所闻先后来奔丧，现在平王驾崩，周人来报丧，而隐公不前往，这是无君，其罪应诛，不记载而自见。”有人说：“万国至多，封疆至重，天子的丧事，不能越境奔丧，而在国内修服，卿供吊送之礼，葬毕卒哭而除丧，合乎礼节吗？”查《周书·康王之诰》，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再拜趋出，王反丧服。这些奔成王之丧的，怎么能认为在国内修服就可以呢？所以周人有丧，鲁人也有丧，周人前往吊唁，说是派人也可以；鲁人不前往，说是应当亲自前往的，不可以派人代替。诸侯岁时或朝觐于京师，或会同）于方岳，或从兵革征讨之事，越境逾时，不以为难，

译为什么唯独在奔丧这件事上显得困难，而轻视君臣之间从始至终、无论生死的情义呢？这大大违背了先王的礼制，丧失了《春秋》的道义。】夏季四月辛卯日，尹氏去世【尹氏，是周朝的大夫。《左传》写作“君氏”，认为是声子，并且说：“因为是为公的缘故，所以称君氏。”如果这样，那么成风也应当记载为君氏，怀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公羊传》、《谷梁传》以及胡氏都认为尹氏是周朝的大夫。赵氏说：“《公羊传》讥讽世卿的说法是正确的。”程子说：“尹氏，是周王的世袭卿大夫。古代任用官员依据德行，授予爵位依据功绩，世袭俸禄但不世袭官职，因此杰出的人才在位，各项事业都兴盛。等到周朝衰微，士人都世袭官职，政治因此败坏。尹氏世代担任王官，所以记载他的去世称为尹氏，以此显示其世代相承。”《左传》说：“君氏去世，是声子。没有向诸侯报丧，没有在寝宫反哭，没有附祭于姑母，所以不称薨。不称夫人，所以不记载葬礼。不写姓氏，因为是为公的缘故，所以称君氏。”《公羊传》说：“尹氏是谁？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称尹氏？是贬斥。为什么贬斥？讥讽世卿。世卿不符合礼制。外国的卿大夫不记载去世，这里为什么记载去世？因为天王驾崩，他是诸侯的主君。”《谷梁传》说：“尹氏是谁？是天子的卿大夫。外国的卿大夫不记载去世，这里为什么记载他的去世？在天子驾崩时，他是鲁国的主君，所以含蓄地记载他的去世。”胡氏传注说：“尹氏，是天子的卿大夫，世代掌握朝政大权，成为周朝动乱的阶梯。《家父》诗中讽刺的‘掌握国家的权柄，不公正怎么办’指的就是他。因为他报丧以及拥立子朝，后来子朝逃往楚国，都只以氏来记载，是为了记录世卿不符合礼制，作为后世的鉴戒。有人问：‘世卿不符合礼制，《裳裳者华》这首诗为什么还要作呢？’回答说：‘功臣的后代，世袭他们的俸禄；世卿的官职，继承他们的职位。俸禄是用来报答功劳的，所以可以世代延续；职位是用来尊崇贤人的，所以应当选拔合适的人。官职不选拔合适的人，世代授予权柄，党羽众多，威福下移，大奸大恶之徒盘踞而难以清除，君主孤立无援，国家不灭亡，那是侥幸。’《春秋》在记载周朝时写了尹氏、武氏、仍叔之子，在记载鲁国时写了季友、仲遂，都是记录他们不符合礼制。《公羊传》的这种说法，必定有所传承。】秋季，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武氏子，是周朝大夫武氏的儿子。记载武氏，与记载尹氏的意义相同。赠送丧事所需的财物称为赙。程子说：“武氏，是周王的卿士，称武氏，显示其世袭官职。周平王驾崩，诸侯不供给丧事所需，所以武氏派遣他的儿子向各国征求财物。记载此事以显示天子失道，诸侯不臣服到了极点。”《左传》说：“君王尚未安葬。”《公羊传》说：“武氏子是谁？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称武氏子？是讥讽。讥讽什么？父亲去世，儿子尚未受命。为什么不称使者？因为正值丧期，尚未即位为君。武氏】

译武氏子前来请求助丧财物，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丧事是不应该有所求取的，请求助丧财物不符合礼制，这大概是与下层百姓相通的做法。《谷梁传》说：武氏子，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卿大夫。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称他为武氏子？因为丧期未满，嗣君尚未受封爵位。在尚未受封爵位时就派遣他，是不合正道的。为什么不记载“派遣”呢？因为此时没有君主。送给死者车马器物叫作赗，送给生者财物叫作赙。记载“归给”他们，是符合正道的；记载“求取”他们，是不合正道的。周王室虽然不应当求取，但鲁国不可以不给予；鲁国虽然可以不给予，但周王室也不可以求取。所谓“求”，意味着能否得到还不确定，这是对双方都进行讥讽。《胡氏传》说：武氏子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不记载“派遣”？因为正值丧期，嗣君尚未正式即位，这不是天子的命令。嗣君在丧事初期就已确定，为什么说尚未即位呢？古代君主去世，嗣君在谅闇之中，百官总领政务，听命于冢宰三年。百官总领政务并听命，这就是代理处理军国大事。因为不是天子的命令所以不记载“派遣”，《春秋》的微言大义就在这里！以此来谨慎对待天下的通丧之礼，而严明君臣的名分。赙是用财物，这是生者所需要的。君主向臣下索取，不直接说“求”，而说“求赙”、“求车”、“求金”，都是为了彰显天王失道的过错。上位者失道，那么下位者就不会像臣子那样恭敬了。八月庚辰日，宋公和去世。宋穆公名叫和，是宋宣公的兄长。与夷被立为国君，这就是宋殇公。张氏说：“记载‘卒’是从外部记录，遵循赴告的礼仪。”我因此认为，根据他们前来赴告，谦辞说“某爵某卒”。程子说：“吉凶庆吊，友好和睦，是邻国的常礼，也是人情所应当做的。诸侯去世，是国家的重大变故，前来告知就记载。”《左氏传》说：宋穆公生病，召见大司马孔父，把宋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舍弃与夷而立我为君，我不敢忘记。如果凭借大夫的福佑，我能保全首领而死，先君如果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话回答呢？请您奉立他，主持国家社稷，我即使死了，也没有悔恨。”孔父回答说：“群臣愿意奉立冯。”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我贤能，让我主持社稷，如果抛弃德行而不谦让，这是废弃先君的举荐，怎么能说是贤能呢？光大先君的美德，可以不努力吗？您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于是让公子冯出居到郑国。八月庚辰日，宋穆公去世，宋殇公即位。君子说：“宋宣公可以说是知人善任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君位，这是用道义来命令的。《商颂》说：‘殷商承受天命都很适宜，承受百种福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谷梁传》说：诸侯去世记载日期，是符合正道的。《胡氏传》说：外国诸侯去世，国史根据赴告而后记载，圣人全都保留而不删削，为什么不删削呢？《春秋》是天子的事业。古代诸侯之间的邦交，有频繁的聘问，世代相互朝见，大概是王事相互遵循，就有友好的情谊；等到寿命终结、朝代更替，就有吊唁抚恤的礼仪，这是诸侯用来和睦邻国的方法。周代的制度，天子哭诸侯，大宗伯作为上相，司服为天子制作缌麻丧服，宰夫掌管国家的吊唁事务、戒令以及币帛器物财用，这是天子用来安抚诸侯的方法。凡是诸侯去世，都保留而不删削，那么对待邻国和诸侯的道义就显现出来了。去世有时记载日期有时不记载日期，为什么呢？谨慎就记载日期，怠慢就记载季节，大体上是这样的。去世有时记载名字有时不记载名字，为什么呢？参加盟会就在盟书上记载名字，聘问就在简牍上记载名字，没有参加盟会聘问而没有凭证的，即使使者前来告知丧事，他的名字也无法得知。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沿袭旧史而不改变的。诸侯去世叫作薨，大夫去世叫作卒，五等邦君为什么记载为卒？孔子作《春秋》，就有变革而不沿袭的地方。周王室东迁，诸侯放纵，独占其国而向上不请示命令，圣人奉行天意讨伐来端正王法，就有贬黜的刑罚了。根据他们的赴告，特别记载为卒，不承认他们是诸侯。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冬季十二月，齐侯和郑伯在石门结盟。齐国，姜姓，侯爵，国都在今益都路临淄县。石门，杜氏说：“齐地，济南临邑县济水之门。”在今济南路。这大概是特殊的盟会。程子说：“天下没有王，诸侯不守信义，多次相互盟誓，所以助长祸乱。”所以外国诸侯结盟，前来告知就记载。陈氏说：“记载齐郑在石门结盟，是为了记录诸侯的联合；到定公七年，记载齐郑在咸结盟，是为了记录诸侯的离散。”《左氏传》说：“这是重申卢地的盟约。”《胡氏传》说：盟会，是常事，为什么记载呢？在《春秋》的乱世，是常事；对于圣人的王法，则是非常之事。有虞氏没有对百姓施加信用而百姓就信任，夏后氏没有对百姓施加敬意而百姓就敬重，殷人作誓而百姓开始背叛，周人作防而百姓开始怀疑。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与三代的英明君主，我没有赶上，但有志向往。”诸侯盟会，前来告知就记载而不删削，大概是因为这是非常典，而有心向往天下为公的时代吧？所以凡是记载盟会的，都是厌恶它。癸未日，安葬宋穆公。刚死时没有谥号，赴告用名字，所以记载名字；安葬时举谥号来告知，所以记载谥号。张氏说：“安葬是从内部记录，前往吊唁就记载。”程子说：“诸侯告知丧事，鲁国前往吊唁安葬就记载。”《春秋》之时，都不请示而私自定谥号，称私谥，是为了罪责他们的臣子。

译《公羊传》说：“〇，为什么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不及时而记日，是渴葬；不及时而又不记日，是慢葬；过时而记日，是隐讳；过时而不记日，叫做不能葬；当时而不记日，是正常；当时而记日，是危险而不能葬。”这里所说的“当时”，有什么危险呢？宣公对缪公说：“论我对与夷的爱，不如对你的爱；论作为国家宗庙的主君，与夷不如你。何不最终让你做国君呢？”宣公死后，缪公即位。缪公驱逐他的两个儿子庄公冯和左师勃，说：“你们是我的儿子，活着不相见，死了不相哭。”与夷又对缪公说：“先君之所以不把国家给臣下而把国家交给国君，是因为国君可以担任国家宗庙的主君。现在国君驱逐自己的两个儿子，而打算把国家交给与夷，这不是先君的本意。况且如果儿子可以被驱逐，那么先君也会驱逐臣下了。”缪公说：“先君不驱逐你，是可以知道的。我立在这里，只是摄政，最终会把国家交给与夷。”庄公冯弑杀了与夷。所以君子推崇居守正道，宋国的祸乱，是由宣公造成的。《谷梁传》说：“记日葬，是因为有缘故，是危险而不能葬。”《胡氏传》说：“外国诸侯的葬礼，其事则因鲁国防地的记载而书写，其义则圣人有的保留有的删削。为什么有的保留有的删削？因为这是春秋时期天子的事。传文说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者至。同盟，是指同方岳之盟的人，他们生前讲求防同之好，死后有葬送之礼，这是诸侯用来和睦邻国的。查考周代制度有职丧，掌管诸侯的丧礼，临视其禁令，安排其事务。凡是诸侯及诸臣葬于墓的，就由家人授予兆域，为之戒道，而均布其禁令，这是王者用来怀柔诸侯的。外国诸侯的葬礼，有的保留有的删削，而交好邻国、对待诸侯的道义就显现了。葬而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为什么呢？完备则书日，简略则书时，大致如此。卒而有的葬有的不葬，为什么呢？有怠于礼而不葬的，有削弱其君而不葬的，有讨伐其贼而不葬的，有讳其辱而不葬的，有惩治其罪而不葬的，有避其号而不葬的。宋殇公、齐昭公发生动乱，史书已记弑杀，而经书不记葬，这是讨伐其贼而不葬的。晋国主持夏盟，在景公时告丧已记日，而经书不记葬，这是讳其辱而不葬的。鲁宋盟防，未曾不同，而三世不记葬，这是惩治其罪而不葬的。吴楚之君记卒的有十个，也有亲自送到西门之外的，而经书不记葬，这是避其号而不葬的。怠于礼而不往，削弱其君而不防，没有其事，缺其文，这是鲁史的旧例。讨伐其贼而不葬，讳其辱而不葬，惩治其罪而不葬，避其号而不葬，这是圣人删削《春秋》的法度。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

译壬戌。鲁隐公四年春季，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戊申，卫国州吁杀害了他的国君完。夏季，鲁隐公与宋国国君在清地相遇。

译防认为，即使在仓促之间，也应当存有恭敬严肃之心。《春秋》记载“遇”，是私下为之约定，将自己比作不期而遇的人，只是想要简化礼节罢了。如果简略轻慢，没有国君应有的礼节，那么就没有人能够主持大局了。所以记载国内相遇的有四次，都记载了“及”，好像说以此方及彼方一样；记载国外相遇的有三次，都记载了爵位，好像说以尊贵的一方及卑下的一方一样。其用意在于认为没有人能够主持大局，这与古代不期而遇的情况不同。所以凡是记载“遇”的，都是厌恶他们没有人君相见应有的礼节。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宋公、陈侯，是国君亲自率领军队；蔡人、卫人，是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较少。陈国，妫姓，公爵的后裔，国家衰弱，自己改称侯爵。国都在今汴梁路陈州宛丘县。蔡国，姬姓，侯爵。国都在今汴梁路汝宁府上蔡县。宋国主持军队讨伐郑国，是为了讨伐公子冯。程子说：“宋国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所以与诸侯一起讨伐他。挟持诸侯去讨伐郑国，本来就是一种罪过；而卫国弑杀了自己的国君，是天下应当诛讨的对象，却与宋国修好并一同讨伐别人，其罪恶更加严重了。”《左传》记载：“宋殇公即位时，公子冯出逃到郑国，郑国人想要接纳他。等到卫国州吁即位，打算向郑国报复先君的怨恨，并向诸侯求取宠信以安抚国内百姓，派使者告诉宋国说：‘您如果讨伐郑国以除去您的祸害，您做主，我国率领军队与陈、蔡跟随，这是卫国的愿望。’宋国人答应了。当时陈、蔡正与卫国和睦，所以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包围其东门，五天之后撤军。鲁隐公问众仲说：‘卫国的州吁能成功吗？’众仲回答说：‘我听说用德行来安抚百姓，没听说过用动乱来安抚的。用动乱，就像整理丝线却把它搅乱一样。州吁依仗武力而安于残忍，依仗武力则没有民众支持，安于残忍则没有亲近的人，众叛亲离，难以成功。武力就像火一样，不收敛将会自焚。州吁弑杀了他的国君而虐待他的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不致力于美好的德行，却想通过动乱来成就功业，必定不能幸免。’”胡氏传：“《春秋》的法则是诛杀首恶，这次军事行动的首谋在卫国，却让宋国主持军队，为什么呢？前面已经记载州吁弑君，其罪恶已经至极，到这里依仗武力报复怨恨，不论述也可以了。但是邻国的诸侯听说卫国有大变，难道就放任不管吗？田常弑杀简公，孔子沐浴上朝，告诉哀公，请求讨伐他。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去告诉那三位大夫，他们不同意。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那么邻国有弑君逆乱之事，声讨罪状，前往讨伐，即使先发动而后听说也是可以的。宋殇公不体恤卫国有弑君的灾难，想要安定州吁而听从他的邪说，这是放纵人的欲望、灭绝天理，不是人应该做的。所以以宋公为首，各国跟随，显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必须先治理其党羽的法度。这个义理实行，作恶的人就孤立了。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害怕了。’”

秋天，翚率领军队，会同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翚，是鲁国的公子，名叫翚，再次被任命为大夫的人。再次任命按例要书写名字，所以不称公子。宋国主持军队，所以记载“防”和“伐”。程子说：“宋国虐待其百姓，卫国是应当诛杀的贼人，却与他们一同讨伐别人，其罪恶相等。再次列举四国，是强调他们的罪恶。《左传》认为是再次讨伐，是荒谬的。”翚不称公子，是因为他是弑君逆乱之人，积累其强横邪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辨别应当早做，所以去掉他的公子称号。隐公不能早做辨别，因此招致祸患。《左传》记载：“秋天，诸侯再次讨伐郑国。宋公派使者来请求出兵，隐公推辞了。羽父请求出兵会同他们，隐公不答应，羽父坚持请求才出兵。所以记载‘翚帅师’，是痛恨他。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夺取了他们的庄稼后返回。”《公羊传》：“翚是谁？是公子翚。为什么不称公子？是贬低他。为什么贬低他？因为他参与了弑杀隐公。他参与弑杀隐公是怎么回事？公子翚谄媚隐公，对隐公说：‘百姓安于您，诸侯悦服您，何不最终做国君呢？’隐公说：‘不。我打算修治涂裘，我将在那里终老。’公子翚担心如果这话传到桓公耳中，于是对桓公说：‘我替您探听隐公的口风了。隐公说：我不回去了。’桓公说：‘那么怎么办？’回答说：‘请发动事变，在钟巫祭祀时弑杀隐公。’弑杀隐公就是这样。”《谷梁传》：“翚是谁？是公子翚。为什么不称公子？是贬低他。为什么贬低他？因为他参与了弑杀国君，所以贬低他。”胡氏传：“根据《左传》，诸侯谋划讨伐郑国，宋公派使者来请求出兵，隐公推辞了。羽父请求出兵会同他们，隐公不答应，羽父坚持请求才出兵。《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踩到霜，是阴气开始凝结；顺着这个趋势发展，就会到坚冰。臣子弑杀国君，儿子弑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是因为没有早做辨别。宋人来请求出兵而隐公推辞，羽父请求出兵会同而隐公不答应，推辞而不答应，是合乎义的。翚用不义之事强迫他的国君，坚持请求才出兵，没有国君之心已经显露了。公子、公孙，升为贵戚之卿的人，其根基牢固，难以驾驭异姓之卿，何况翚已经让他主持军队而违抗命令呢？隐公不能早做辨别，罢免他的兵权，还让他率领军队。因此”等到钟巫之祸发生，《春秋》在这里去掉他的公子称号，以谨慎地警示“履霜”之戒。《春秋》确立义理非常精微，言辞极简严而不冗余。好像说“翚帅师，防伐”

译郑国，难道还不明白吗？再次列举四个国家，为什么言辞如此繁复而不怕麻烦呢？言语的重复，其中必定有极大的善恶之分。四个国家结党，鲁国再次出兵防御，一同讨伐无罪的国家，想要安定弑君的贼子，这是罪恶的极致。言语不足以表达而再次陈述，圣人的情感就显现出来了。天地创造万物，造化之神运作其精神；《春秋》讨伐贼子，圣人的笔触书写其意旨。再次列举四个国家，而诛讨乱臣的法度就严厉了。

九月，卫国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卫人，指卫国的人。杀州吁，是讨伐他弑君的罪行。濮，杜预说：“陈国的地方，水名。”郑玄说：“濮水在曹国和卫国之间。”程颐说：“称卫人，是众人的意思，指举国上下杀他。”《左传》记载：州吁不能调和民心，石厚向石碏询问安定国君的方法。石碏说：“朝见天子是可以的。”石厚说：“怎样才能得到朝见的机会？”石碏说：“陈桓公正受到周天子的宠信，陈国和卫国关系和睦，如果去朝见陈国并请求引荐，必定可以得到机会。”石厚跟随州吁前往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很小，我年老无能，做不了什么。这两个人，确实杀害了我们的国君，敢请你们图谋他们。”陈国人逮捕了他们，并请求卫国派人来执行死刑。九月，卫国人派右宰丑在濮地杀死了州吁。石碏派他的家臣獳羊肩在陈国杀死了石厚。君子说：“石碏，是忠臣。厌恶州吁而让石厚参与，大义灭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公羊传》说：为什么称“人”？这是讨伐贼子的措辞。《谷梁传》说：称“人”来杀，是杀有罪之人。州吁的被杀，消除了嫌疑。记载月份，是慎重之意。在濮地，是讥讽丢失了贼子。胡安国的《春秋传》说：讨伐郑国称“人”，是责备的措辞；杀死州吁称“人”，是众人的意思。知道这样说的原因是，讨伐郑国的战役，公孙文仲是主将，却改变文字称“人”，这是指国人听从州吁号令，跟随文仲向南行进的人，所以说是责备之词。至于杀死州吁，是石碏谋划的，并派右宰丑执行。改变文字称“人”，这是人人都有讨伐贼子的心愿，也是人人都可以讨伐的，所以说是众人之词。《公羊传》说：“称‘人’是什么意思？是讨伐贼子的措辞。”这个意义是对的。在濮地，是怜悯卫国的人，彰显诸侯的罪责。卫国丢失了赋税，却说彰显诸侯的罪责，为什么呢？因为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立即讨伐，是因为四个国家联合出兵，想要安定他的地位，所以很久之后才能在濮地杀死他，这不是诸侯的罪责又是什么？用讨伐贼子允许众人参与，而用丢失赋税责备邻国，与贼子同流合污的人就少了。所以说：“《春秋》成书，乱臣贼子就害怕了。”

冬季十二月，卫国人拥立晋。晋，是卫庄公的儿子，名晋，是桓公的弟弟。卫国人拥立他，这就是宣公。程颐说：“诸侯的立君，必须接受天子的命令。当时虽然没有接受天子的命令，也应当接受先君的命令。卫国人因为晋是公子，可以拥立，所以拥立他。《春秋》不赞同这种做法。即使是先君的子孙，不由天子或先君的命令，也不可以拥立。”《左传》记载：卫国人从邢国迎接公子晋。宣公即位，记载为“卫人立晋”，表示众人之意。《公羊传》说：晋是谁？是公子晋。立是什么意思？立是不应该立的。为什么称“人”？是众人拥立他的措辞。那么是谁拥立他的？是石碏拥立他的。石碏拥立他，为什么称“人”？是众人想要拥立他。众人虽然想要拥立他，但拥立他是不对的。《谷梁传》说：卫人，是众人的意思。立，是不应该立的。晋的名字，是厌恶的意思。为什么称“人”来拥立他？是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得到众人支持就是贤德。贤德为什么说是不应该立？《春秋》的道义，诸侯参与立君而不参与选贤。胡安国的《春秋传》说：人，是众人的意思。立，是不应该立的。晋虽然是诸侯的儿子，对内不接受先君的传位，对外不接受天子的命令，众人认为应该立就自立，可以吗？所以《春秋》对卫人特别记载“立”，用来彰显擅自拥立国君的罪责；对晋断绝其公子的身份，用来明确独占国家的错误。以此垂示法度，而父子君臣的道义就明白了。没有做儿子而不接受父亲传位的，没有做诸侯而不接受天子命令的。癸亥日。

五年春天，鲁隐公在棠地观看捕鱼。矢，应当作观。三传都说观。棠，就是唐。现在济宁路济州鱼台县有观鱼台。程颐说：“诸侯如果不是为了王事民事，不远离都城。远离都城观看捕鱼，是不合道义的。”《左传》记载：臧僖伯劝谏说：“凡是物品不足以讲习大事，其材料不足以备办器用，那么君主就不去获取。君主是将百姓纳入规范事物的轨道的人。所以讲习大事来度量规范，称为轨；选取材料来彰显事物的文采，称为物。不合规范不合事物，称为乱政。乱政频繁实行，所以导致败亡。所以春天搜捕、夏天苗猎、秋天狝猎、冬天狩猎，都在农闲时节来讲习大事。三年治理军队，进入国境振旅，归来饮至，以清点军实。昭示文章，明辨贵贱，区分等级，顺应长幼，习练威仪。鸟兽的肉不上祭坛，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上器物，那么公就不射猎，这是古制的规定。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器用的资材，是皂隶的事情，官司的职责，不是君主所应涉及的。”公说：“我将巡视土地。”于是前往陈列鱼网观看捕鱼。臧僖伯称病没有跟随。记载说：“公矢鱼于棠。”是不合礼的，而且说明是远离都城的地方。《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远离都城。公为什么远离都城观看捕鱼？登来之

译也。价值百金的鱼，鲁隐公去观看。登临而来观看的是什么？这是赞美其美好盛大的言辞。棠邑是什么？是济水北岸的城邑。《谷梁传》说：常规的事情称为“视”，非常规的事情称为“观”。按照礼制，尊贵的人不亲自处理小事，卑贱的人不独占大功。捕鱼是卑贱者做的事，隐公去观看，是不合正道的。《胡氏传》说：齐景公问晏子：“我想去转附、朝舞两地游览，沿着海岸向南，直到琅琊，我该怎么做才能比得上先王的巡狩呢？”晏子回答说：“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巡狩，是巡视诸侯所守的疆土；诸侯朝见天子叫述职，是陈述所任的职事。没有不是为公事而行的。春天巡视耕种并补助不足，秋天巡视收获并帮助匮乏。所以诸侯如果不是为王事就不出行，如果不是为民事就不出行。现在隐公轻慢抛弃国家政事，远离政务而纵情游乐，僖伯的忠言不被采纳，也就罢了，反而又为他寻找借口，这是放纵欲望而不能以礼法克制自己，怎么能不招致钟巫之祸呢？”特意记载“观鱼”，是讥讽他。】

夏季四月，安葬卫桓公【卫桓公被弑杀，到这时过了十四个月才安葬。程子说：“卫国发生动乱，所以安葬迟缓。称他为桓公，是显示卫国国人私自定的谥号。鲁国派人前往防备，所以记载。送终是大事，一定要在正寝进行，不能死在妇人的手中。曾子更换席子而后去世，难道是随便的吗？死后加上不合正道的谥号，懂得忠孝的人会这么做吗？”《左氏传》说：卫国发生动乱，所以安葬迟缓。《谷梁传》说：记载月份安葬，是有原因的。《胡氏传》说：卫国发生动乱，所以安葬迟缓。鲁国派人前往防备，所以记载。圣人保留而不删削这条记载，是因为弑君逆贼已经被讨伐了。谥号是行为的痕迹，用来记录实际的德行、垂示劝诫。定名为幽、厉，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代也不能更改。失去君位而被弑杀，为什么称为桓？爵位只有五等，都是周王册命的。卫国本来是侯爵，为什么称公？这是显示臣子没有请示周王而私自定谥。程氏说：“送终是大事，一定要在正寝进行而不能死在妇人的手中，难道是随便的吗？死后加上不合正道的谥号，懂得忠孝的人不忍心这么做。”《春秋》对于诸侯去世，按照王法记载为“卒”；至于安葬，则依照私谥称“公”。有的变革有的沿袭，前面用来贬斥不顺从王法的诸侯，后面用来罪责不忠不孝的臣子，言辞明显而义理微妙，都是为了遏制人欲、保存天理，使大位归于正道】

秋季，卫国军队进入郕国【郕国，是姬姓伯爵国，在今济宁路单州任城县。卫师，是将领地位低而军队众多。程子说：“卫国凭借动乱得以立君，不思安国保民之道，不把尊崇周王放在首位、把居丧守孝看得重要，反而兴兵结怨，进入别人的国家，记载这是失道的行为。”《左氏传》说：卫国动乱时，郕国人侵犯卫国，所以卫国军队进入郕国。《公羊传》说：为什么有的说率师，有的不说率师？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某率师；将领尊贵军队少，称将；将领卑贱军队众多，称师；将领卑贱军队少，称人。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不说率师，记载其中重要的。《谷梁传》说：入，是内部不接受。郕，是国家。将领卑贱军队众多称师。《胡氏传》说：称师，是记录其使用众多兵力，而立意不同。有夸耀其盛大而称师的，如“齐师、宋师、曹师在邢地筑城”之类；有彰显其暴虐而称师的，如楚灭陈、蔡，公子弃疾主兵，而称“楚师”之类；有厌恶其无名不义而称师的，如“驻扎在郎地等待陈、蔡，以及齐国围攻郕”之类。卫宣公继州吁暴乱之后，不施行德政，巩固根本体恤百姓，反而毒害民众临阵作战，进入别人的国家，失去了君道。记载“卫师入郕”，是彰显其暴虐】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考，是宫庙建成而祭祀。仲子，是惠公的妾，桓公的母亲。不是夫人，所以不附祭于宗庙而另设宫庙祭祀。初，是开始。六羽，是六佾。妇人没有武功，所以献羽舞而不跳武舞。朱子说：“佾舞是行列，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程子说：“诸侯没有再娶，仲子不能成为夫人。春秋初期，还对此有疑问，所以另设宫庙祭祀她。”考，是宫庙建成而祭祀，记载这是为了显示不合礼制。成王赐给鲁国使用天子礼乐祭祀周公，后世于是群庙都用。仲子另设宫庙，所以不敢同群庙一样用六佾。记载“初献”，显示此前用八佾是僭越。孔子认为鲁国的郊祀禘祭是周公之道衰微，使用天子礼乐祭祀周公，是成王的过错。】

《左氏传》说：将要举行万舞，隐公问众仲用多少羽舞。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舞，是用来节制八音而行八风的，所以从八以下递减。”隐公听从了。于是初次献六佾舞，开始使用六佾。《公羊传》说：考宫是什么？考是入室，开始祭祀仲子。桓公还未即位，为什么祭祀仲子？隐公为桓公立嗣，所以为桓公祭祀他的母亲。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是成全隐公的心意。初献六羽。初是什么？是开始。六羽是什么？是舞。初献六羽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讥讽开始僭越诸侯的礼制。六羽为什么是僭越？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诸公是什么？诸侯是什么？天子三公称公，王者的后裔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天子三公是什么？是天子的宰相。天子的宰相，为什么只有三个？陕山以东，由周公主管

译从陕地以西的地区，由召公主持；一位相国在朝内辅佐。开始僭越诸侯的礼制，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吧？在此之前呢？在此之前，为什么却从这里开始？僭越诸侯的礼制，还可以说得过去；僭越天子的礼制，就不可说了。《谷梁传》说：“考”是什么意思？“考”就是建成。建成作为夫人的宫室。按照礼制，庶出的儿子继位为君，要为他的母亲修建宫室，让公子主持祭祀。在儿子时祭祀，到孙子时就停止。仲子是惠公的母亲。隐公作为孙子却修缮她的宫室，这不是隐公的本意。初次进献六佾的舞蹈。初，是开始的意思。《谷梁子》说：“舞夏，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初次进献六佾，是开始僭越礼乐了。”《尸子》说：“舞夏，从天子到诸侯都用八佾。初次进献六佾，是开始严厉地僭越礼乐了。”胡氏《春秋传》说：“考”是开始建成并祭祀的意思。称她为仲子，是因为惠公想以爱妾为夫人，隐公想以庶出的弟弟为嫡子。圣人认为诸侯不再娶，按照礼制没有两个正妻。孟子进入惠公的宗庙，仲子没有祭祀的地方，另外建立宫室来祭祀她，这是不合礼制的。所以趁着她前来吊唁而正名分，称为“仲子的吊唁”；趁着她宫室建成而正名分，称为“仲子的宫室”，这样夫人与众妾的名分就确定了，隐公摄政让位的实情就辨明了，桓公篡位弑君的罪过就昭示了。活着时用姓氏系连名号，用名号系连姓氏；死后用谥号系连名号，用姓氏系连谥号，这是夫人。活着不称名号，死后不称谥号，只举姓氏和名字，这是妾。凡是宫庙，如果不是记载灾异或失礼就不记载。初次进献六佾，是开始使用六佾。不称为佾而称为羽，是因为佾是干和羽的总称。羽用来象征文德，干用来象征武功。妇女没有武事，所以只奏文乐，因此称为羽而不称佾。初，是事情的开始。鲁国僭越天子的礼乐已经很久了，这是成王过分赏赐而伯禽接受，是不对的。在大庙用来祭祀周公，已经是非礼，后来众公都僭越使用。仲子因为是别宫，所以不敢与众庙相同而降低使用六佾。记载初次进献，是为了说明在此之前使用八佾的僭越。诸侯在上僭越，大夫在下僭越，所以最后季氏在庭院中舞八佾，三家在祭祀结束时唱《雍》诗，上下再也没有区别了。圣人根据事情记载，是为了匡正天下的大典。

邾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邾国人、郑国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邾国是主战方，所以排在郑国前面。程子说：“宋国人夺取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告诉郑国说：‘请君王向宋国发泄怨恨，我国愿意做向导。’邾国排在前面，是因为邾国是主战方。《左传》说：宋国人夺取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告诉郑国说：‘请君王向宋国发泄怨恨，我国愿意做向导。’郑国人率领周王室的军队防备宋国，攻打宋国，进入其外城，以报复东门之战。宋国人派使者来报告情况。鲁公听说军队进入外城，打算去救援，问使者说：‘军队到哪里了？’回答说：‘还没有到达国都。’鲁公发怒，于是停止救援，对使者说：‘君王命令我共同忧虑国家的危难，现在问使者说‘军队还没有到达国都’，这不是我敢知道的。’《胡氏传》说：根据《左传》，宋国人夺取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告诉郑国说：‘请君王向宋国发泄怨恨，我国愿意做向导。’那么主战方是邾国，所以虽然是附庸小国也排在郑国前面。凡是排列上下次序，按照国家的大小，是遵循礼制的常规；而在盟会、防备、征伐时，以主战方为先，是顺应事情的变化。那么卫国州吁告诉宋国去攻打郑国，事情与此相同，而圣人以宋国为主战方，为什么呢？这是《春秋》拨乱反正的大法。凡是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必须彻底断绝他们的党羽。”

螟虫。虫子吃禾苗的芯叫螟，大概是蝗虫的一类，危害庄稼成为灾害，所以记载。程子说：“记载螟虫、记载螽斯，都是因为灾害，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公羊传》：为什么记载？记录灾害。《谷梁传》：虫灾。严重的记载月份，不严重的记载季节。《胡氏传》：虫子吃禾苗的芯叫螟，吃叶子叫螣，吃茎节叫贼，吃根叫蟊。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先。《诗经》说：“螟螣”，危害庄稼。《春秋》记载螟虫，是记录灾害，圣人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而近代的王安石竟然说治理百姓的人不必论奏灾害之事，这又是为什么呢？太严重了，他不研究圣人的经典，欺骗当时的人而误导天下和后世。

冬季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鲁孝公的儿子，名叫彄，谥号僖伯，后来成为臧氏，就是臧僖伯。《左传》：臧僖伯去世。鲁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安葬他时增加一等礼遇。《谷梁传》：隐公不册封大夫，这里称他为公子彄是什么意思？是先君的大夫。《胡氏传》：根据《左传》，臧僖伯去世，鲁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安葬他时增加一等礼遇。用《公羊传》三世说来考察，这是所传闻的时代，而记载日期，可见恩礼之厚明显。鲁公将要去棠地观看捕鱼，僖伯劝谏而不听，就称病不跟随，可以说是忠臣了。安葬他时增加一等礼遇，这就是所谓的称职。然而隐公不敢忘记他的忠诚，却不能听从他的话，与郭公一样，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以至于亡国，是一样的，他的遭遇是应该的。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围，是用军队包围城邑。长葛，是郑国的城邑，现在汴梁路许州长葛县，这是报复的军队。程子说：“攻打国家而包围城邑，是肆意施暴。”

译《左传》记载了宋军包围长葛的战役。《公羊传》说，对于城邑通常不说“围”，这里为什么说“围”呢？是因为宋国势力强大。《谷梁传》说，攻打国家通常不说“围城邑”，这里为什么说“围”呢？是因为包围的时间长久。攻打不拖延时日，作战不追逐溃逃的敌人，惩罚不屠杀已经投降的人。掠夺人口、驱赶牛马叫做“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叫做“伐”。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说，所谓“围”，就是包围城邑，断绝其往来的使者，禁止其砍柴采薪的路径，城防坚守不投降，以至于经过一年之久都不解除包围。诛讨乱臣、讨伐贼子是可以的，长葛是郑国的城邑，有什么罪过呢？经文中在此处记载“围”，而在后面记载“取”，宋人的恶行就显露无遗了。

译【甲子】鲁隐公六年春天，郑国人来改变仇敌关系，重新达成和平。郑国是一个地位低微的国家。赵先生解释说：“渝，是改变的意思。渝平，就是改变仇敌关系而重新和平。”隐公在做太子的时候，曾在狐壤与郑国交战，被郑国俘虏。四年，隐公与宋国、卫国一起讨伐郑国，这说明与郑国结下了仇怨。然而五年时郑国讨伐宋国，攻入宋国的外城，宋国来求救，使者言辞失当，隐公发怒，于是没有出兵救援，郑国因此前来通好释怨，到了八年归还祊地，十年又防备齐国、郑国讨伐宋国。如果说郑国与鲁国绝交，那么二年时郑国为何又来归还祊地呢？《公羊传》、《谷梁传》将“渝”字写作“输”，胡氏也是这样认为的。程子说：“鲁国与郑国修好，后来迫于宋国、卫国的压力，于是与他们一起讨伐郑国，所以郑国前来绝交，渝平，就是改变之前的和平状态。普通人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作为国君却违背约定，这是极其可耻的。”《左传》说：“这是重新达成盟约。”《公羊传》说：“翰平是什么意思？输平，就是毁弃盟约。为什么说毁弃盟约？是败坏了盟约。说：‘我败坏了盟约。’我与郑国人并没有盟约。我与郑国人，为什么没有盟约？狐壤之战，隐公被俘。那么为什么不记载战争？是为了避讳被俘。”《谷梁传》说：“输，是毁坏的意思。平，是说以道义达成盟约。来输平，就是没有最终达成盟约。”胡氏传解释说：“输，是进献的意思。平，是盟约。郑国人为什么向鲁国进献盟约？是为了用利益相结，解怨释仇，离间宋国、鲁国的同盟。隐公尚未即位时，与郑国人在狐壤交战，被俘。元年与宋国在宿地结盟，四年在清地相遇，秋天防备宋国军队讨伐郑国，宋国、鲁国结为同盟，与郑国有旧怨，这是显而易见的。五年郑国人讨伐宋国，攻入其外城，宋国来告急，鲁国想要救援，使者言辞失当，隐公发怒而停止。那年冬天，宋国人讨伐郑国，包围长葛，郑伯知道鲁国正好有可以利用的间隙，所以前来进献盟约。那么这是善举吗？回答说：‘平，解怨释仇，固然是善举。输平，用利益相结，就要贬斥了。’怎么知道是用利益相结呢？后来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而鲁国进入其地；防备郑国人讨伐宋国，得到郜地和防地，而鲁国又夺取这两个城邑，由此可知输平是用利益相结，所以要贬斥。诸侯修睦，是为了藩屏王室，所主张的是义。如果为了利益，让做臣子的怀着私利侍奉君主，做儿子的怀着私利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私利侍奉兄长，诸侯必定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必定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家族？’士和百姓必定说：‘怎样有利于我自己？’上下互相争夺利益，不达到篡位弑君、掠夺抢夺就不会满足。所以特别称输平，以表明治国者必须端正道义。不谋求私利，是杜绝亡国败家的根本。】夏天五月辛酉日，隐公与齐侯在艾地会盟。艾地，杜氏说：“是齐国的地方，现在益都路宁海州牟平县有艾山。”记载会盟，以齐国为主。程子说：“开始与齐国和平。”《左传》说：“开始与齐国和平。”秋天七月。程子说：“即使没有大事也必须记载首月，以完备四季而成岁月。”胡氏传解释说：“四种德行完备而后成为乾卦，所以《易经》说：‘乾，元、亨、利、贞。’一种德行不备，那么乾道就熄灭了。四季具备而后成为一年，所以《春秋》即使没有大事，季节过去也要记载。一个季节不具，那么一年的功业就亏损了。既记载季节又记载月份，是因为季节是天时，月份是王月。记载季节又记载月份，显示天人的道理相合。《易经》不是说吗：‘君子实行这四种德行，所以说乾，元、亨、利、贞。’如果上下不同致，天人殊观，圣学不传，那么《春秋》的含义就隐没了。”冬天，宋国人夺取长葛。程子说：“宋国人包围长葛，快要满一年了，其虐待百姓无道到了极点，而天子不惩治，方伯不征讨，郑国看着其百姓的困危而不能保有、赴诉，最终丧失其城邑，都是罪过。宋国的强取，不可胜诛。”《公羊传》说：“国外夺取城邑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时间长久。”《谷梁传》说：“国外夺取城邑不记载，这里记载什么呢？因为时间长久。”胡氏说：“宋国人倚仗强大包围城邑，长期役使大众，夺取非所有，其罪过显著。在王朝不能施加九伐之威，在列国不能修连帅之职，郑人的土地，是天子所命，先君所受，不能保有而失去。这是上无天王，下无方伯，而郑国也无君。宋人强取，以王法而言，不可胜诛；以天理而言，不善的积累显著了。起初，穆公将国家托付给与夷，使其子冯出居在郑国。殇公即位后，忌恨冯而讨伐郑国，不也是逆天理吗？《春秋》将宋国列为用兵之首，因为殇公的罪过重。明年，郑国人报复宋国，将邾国列为首位，因为郑伯的罪过轻。至此，宋国又举兵讨伐郑国而包围其城邑，肆意暴虐，不善的积累已经显著而不可解。其被乱臣弑杀，岂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凡此类都直书于防，考察其行事而善恶的报应可以考证而知，天理是不假的。”

【乙丑】鲁隐公七年春天，周历三月，叔姬嫁往纪国。叔姬是鲁国的女子，伯姬的陪嫁媵妾，所以不记载迎娶。程子说：“伯姬是纪侯夫人，叔姬是其娣，在家等待成年，现在才出嫁。娣出嫁不记载，现在记载，是怜悯她没有善终。”《谷梁传》说：

译为什么不说“逆”呢？因为违背礼制的道理细微，不值得称道罢了。」胡氏传：「叔姬是伯姬的妹妹，并非正夫人，那么为什么要记载呢？古代诸侯一次娶九个女子，必须让她们同时到达，这是为了确定名分，堵塞混乱的根源。现在叔姬在宗国等待成年，不与正妻一同前往，这不符合礼制的常规，所以予以记载。眉山苏辙认为记载叔姬是称赞她贤德。如果贤德不能记载，一定要尊贵才能记载，那就是以地位来轻视德行。小国没有大夫，至于接待我国使者就记载，这是地位不能废弃事务。地位不能废弃事务，难道唯独可以废弃贤德吗？如果叔姬不返回宗国，而回到酅地以保全妇道，她的贤德就可知了。贤德而得以记载，也是《春秋》的法则】滕侯去世【滕，姬姓，侯爵，后来国家削弱，自己改为子爵。国家在今益都路滕州。不记载日期，不记载名字，是史文缺漏。记载去世不记载安葬，是因为滕国前来报丧而鲁国没有去防送安葬。程子说：「不记载名字，是史官缺漏。」左氏传：「不记载名字，是因为没有结盟。凡是诸侯结盟，于是称名，所以去世就带着名字报丧，告知终嗣，以延续友好、休养生息，这叫做礼经。」公羊传：「为什么不记载名字？因为是弱小的国家。弱小的国家那么称侯为什么呢？不嫌忌。《春秋》贵贱不嫌忌相同的称号，美恶不嫌忌相同的言辞。」谷梁传：「滕侯没有名字。年少叫世子，年长叫君，这是狄人的道法。那些不正统的就称名。」胡氏传：「滕侯记载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安葬？怠慢礼制，削弱其君主而不安葬的，滕侯、宿男之类就是这样。古代〇交往有固定的制度，不因国家的强弱而有谨慎或怠慢，不因情感的疏密而有厚薄。《春秋》时代则不同于此。晋，是北边的国家；楚，是南边的郊野。土地并非同盟而亲自前往等待其〇；滕，是邻境；宿，是同盟。讣告虽然到达，却曾经不加以体恤，难道不是因为其疆域〇小吗？怠慢礼制而不前往，削弱其君主而不防送，没有其事而缺漏其文，这是鲁国史官的旧例。圣人没有增加或减损，保留其去世，缺漏其安葬，意义自然显现了。去世从外部记录，不记载去世并非外部；安葬从内部记录，不记载安葬并非内部】夏天，修筑中丘的城墙【城，是修缮旧城。中丘，杜氏说：「鲁地，今益都路密州安丘县。」程子说：「为民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他们。」】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百姓劳力充足，那么生养就能顺利；生养顺利，那么教化就能推行而风俗美好。所以治理政事以百姓劳力为重。《春秋》凡是使用民力，必定记载其所兴建的工程。不合时宜且损害道义，固然是一种罪过；即使合时宜且合乎道义，也必定记载，表明劳役百姓是重大的事情。后世的君主知道这个意义，就知道慎重使用民力了。然而有使用民力很大却不记载的，是为了教化的意义深远。僖公修缮泮宫、恢复閟宫，并非不使用民力，然而不记载。这两者，是复古兴废的大事，是国家的先务，像这样使用民力，是应当使用的。君主知道这个意义，就知道治理政事的先后轻重了。凡是记载「城」的，是修缮旧城；记载「筑」的，是新建。记载「城中丘」，是使用民力不合时宜，不是君主应有的用心。以后仿照此例。左氏传：「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公羊传：「中丘是什么？是内部的城邑。修筑中丘为什么记载？因为要着重记载。」谷梁传：「修筑城墙是为了保护百姓。百姓多而城墙小就增筑城墙。增筑城墙没有止境。凡是记载修筑城墙的，都是讥讽。」胡氏传：程氏说：「为民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他们。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百姓劳力充足，生养顺利，教化推行，风俗美好。所以治理政事以百姓劳力为重。《春秋》凡是使用民力，必定记载其所兴建的工程。不合时宜且损害道义，固然是罪过；即使合时宜且合乎道义，也记载，表明劳役百姓是重大的事情。君主知道这个意义，就知道慎重使用民力了。凡是记载『城』的，是修缮旧城；记载『筑』的，是新建。修筑中丘使用民力不合时宜，不是君主应有的用心】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年，是齐僖公的弟弟夷仲年。未被任命，按例称「弟」。来聘问，是带着礼物与鲁国通好。程子说：「凡是不称公子而称弟的，或者责备他失去兄弟之义，或者罪责他因为弟弟的宠爱而宠任过度。」左氏、公羊传都说：「年，是齐僖公的同母弟。」先儒关于同母弟的说法，大概是缘于礼文有立嫡子同母弟的说法。那说同母弟，大概是说嫡子，并非以同母为更加亲近。如果以同母为更加亲近，是不懂人情，接近禽兽之道了。天下不明白这个意义已经很久了。僖公宠爱年，他的儿子尚且礼秩如同嫡子，最终导致篡弑的祸患。记载「弟」，表明他因为弟弟的宠爱而宠任过度。左氏传：「结艾之盟。」公羊传：「称弟为什么呢？同母弟称弟，同母兄称兄。」谷梁传：「诸侯的尊贵，弟兄不能以亲属关系相通。称弟，是因为他来接洽我国，举出他尊贵之处。」胡氏传：兄弟是先公的儿子不称公子，是贬斥。记载盟约、记载率领军队而称兄弟的，罪责他们有宠爱的私心；记载出奔、记载归来而称兄弟的，责备他们淡薄友爱之义。考察这些事，《春秋》的情意就可见了。年是齐僖公的同母弟。程氏说：「先儒说同母弟，大概是缘于礼有立嫡子

译同母弟之文。称其为同母，大概是因为他是嫡子，并非认为这样就更亲近。这个义理长久以来就不明确了。僖公偏私于同母弟，宠爱程度不同于其他弟弟，恩惠延及到他的儿子，地位竟然与嫡子相等，而襄公贬斥他，于是酿成了篡位弑君的祸患。所以圣人在记载鲁国来聘这件事时，特意改变措辞，称“弟”以示贬斥。」郑国的语来盟、黑背率师，都是谴责他们的偏私。《尚书》说：“对于弟弟不念上天显示的德行，就不能恭敬他的兄长；兄长也不念抚育子女的辛劳，对弟弟就非常不友爱。”上天因此使我民众陷入极大的混乱。陈光逃奔楚国而自称弟弟，是不念抚育子女的辛劳了；盗贼杀死卫国的絷而自称兄长，也是不念上天显示的德行了。秦鍼、宋辰，都是责备他们情谊淡薄。仁人对待兄弟，断绝偏私的牵连，笃行友爱恭敬的道义，人伦端正而天理得以保存，这就是《春秋》用来训诫天下和后世的意义啊。

秋季，鲁公攻打邾国【这是为宋国讨伐。国君亲自率领军队，惯例书写爵位。程子曰：“根据《左氏传》，是为宋国讨伐。擅自发动军队，为别人而攻打别人，是非常不义的。”《左氏传》：为宋国讨伐。《胡氏传》：奉辞致讨称为伐。根据《左氏传》，鲁公攻打邾国，是为宋国讨伐。宋人先前夺取了邾国的田地，所以邾国人进入郛地。鲁国与仪父在元年已经在昧地结盟了，邾国人有什么罪可以声讨？只是借托言辞来攻打他们罢了。经文中书写“伐”，并不是主战者都有可执着的理由，被伐者都有可讨伐的罪行。传文说：“想要强加罪名，还担心没有借口吗？”鲁国为宋国讨伐，非常不义，却称攻打邾国，这就是所谓的强加罪名，却不知道渝昧之盟的背弃，不需要贬斥就自然显现了。】

冬季，周天子派凡伯来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把他带回去【天王，是周桓王。来聘，是带着礼物赏赐给鲁国。凡，是姬姓，伯爵的封国，在今卫辉路新乡县。凡伯，是诸侯中担任王朝卿士的人。戎，是陆浑之戎。地在今河南府路洛川县陆浑山。楚丘，杜氏说：“是卫国的土地，今东昌路曹州楚丘县。”《左氏传》、《公羊传》都说：“戎人拘捕了凡伯。”只有《谷梁传》认为戎是卫国。啖氏说：“如果卫国确实拘捕了天子的使者，却改称为戎，这是为卫国掩盖罪恶。应当以《左氏传》、《公羊传》为正确。”程子曰：“周礼规定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诸侯不修臣职而天子去聘问，不符合天子的体统。楚丘，是卫国的土地。伐，显示其人多势众。天子的使者，道路经过卫国，而戎人得以凭借人多势众攻打他，卫国不能救援，其罪过可想而知。说‘以归’，就不是拘捕，而凡伯也有失节的罪过。《左氏传》：起初，戎人朝见周王，向公卿分发礼物，凡伯不接待。冬季，周王派凡伯来聘问，返回时，戎人在楚丘攻打他，把他带回去。《公羊传》：凡伯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士大夫。这次聘问，为什么说攻打他？是拘捕他。拘捕他却说攻打他，是什么缘故？是夸大其词。为什么要夸大？不认可外族拘捕中原人士。为什么记载地点？是夸大其词。《谷梁传》：凡伯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士大夫。国家之间称伐，这一个人却称伐，是什么缘故？是尊重天子的命令。戎，是卫国。称戎为卫，是因为他攻打】

译天子的使者，被贬黜并遭到戎人的侵伐。楚丘，是卫国的城邑。被带回去，总比被拘押要好。胡氏传注说：“国家被说成‘伐’，这里一个人也被说成‘伐’，可见他是率领着部众的。楚丘，是卫国的地方。‘以归’，是委婉的说法。在楚丘（被伐），是谴责卫国不救助天子使臣的祸患；‘以归’，是谴责凡伯失节，不能在职位上殉难。周朝的官制规定：敌对国家的宾客到来，关尹要上报，候人要引导，司徒要准备役徒，司寇要查问奸邪，佃人要堆积柴薪，火师要监督燎祭；如果是尊贵国家的宾客到来，就按等级增加一等的防备；至于天子的官吏到来，则由各级长官亲自临事处理。如今凡伯秉承天子命令，作为过境的宾客来到卫国，却遭到戎人的侵伐并被带回去，这是蔑视先王的官制而没有君父之心。所以《旄丘》被收录在《国风》中，显示卫国不能修持方伯的职责。戎人在楚丘侵伐凡伯并把他带回去，显示卫国不救助天子使臣的祸患。卫国被狄人灭亡，是有原因的。”丙寅。

八年春季，宋公、卫侯在垂地相会。“遇”，是没有诸侯相见之礼的。垂，杜氏说：“是卫国的太丘。”现在东昌路曹州济阴县有垂亭。《左氏传》说：“齐侯打算调停宋、卫两国，有约定的日期。宋公带着礼物请求卫国，希望先相见，卫侯答应了，所以在太丘相会。”《谷梁传》说：“没有约定日期而防备着相见叫做‘遇’。‘遇’，是心意相投的意思。”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庚寅，我国进入祊地。宛，是郑国的大夫，名字。再命，按例要书名。祊，是郑国朝宿的城邑，现在益都路沂州费县。古费废城在县城西北。来归祊，是把祊地给鲁国。郑国大概想用祊地交换许地，而鲁国接受了。圣人认为鲁国接受得不顺理，所以特意写“入”。程子说：“鲁国有朝宿的城邑，在王畿之内，叫许；郑国有朝宿的城邑，靠近鲁国，叫祊。当时王政不修，天子不巡狩，鲁国也不朝见。郑国想用祊地交换许田，各自取靠近自己的，所以派宛来归还祊地。开始把祊地给鲁国，没有说交换。朝宿的城邑，是先祖从先王那里受赐的，怎么可以互相交换呢？郑国来归还而鲁国接受，他们的罪过是一样的。‘入’，是内部不接受的意思，道义上不可以却强行进入。”《左氏传》说：“郑伯请求停止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是不祭祀泰山了。”《公羊传》说：“宛是谁？是郑国地位低微的人。邴是什么？是郑国汤沐的城邑。天子在泰山有事，诸侯都跟随。泰山之下，诸侯都有汤沐的城邑。说‘入’是什么意思？表示困难。记日期是什么意思？表示困难。说‘我’是什么意思？说‘我’，不是独指我，齐国也想要。”《谷梁传》说：书名宛，是为了贬低郑伯，厌恶他割让土地。“入”，是内部不接受的意思。记日期说“入”，是厌恶进入的人。邴，是郑伯受命于天子祭祀泰山的城邑。《胡氏传》说：郑伯想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以前来输送平邑的，是用言语请求的，没有进入土地。到现在来归还祊地，土地已经输送了，没有交换许田。周朝制度，六年五服一朝，所以在天子郊外有朝宿的地方；又六年，天子按时巡狩，诸侯各自朝见方岳，所以在泰山旁边有汤沐的城邑。诸侯在王畿之内、方岳之下都有这样的地方吗？成王因为周公有大的功勋劳绩，所以特别赐给他许田，作为朝宿的地方，如果都有，天子的郊外也不足以作为他们的土地了。宣王因为郑伯是母弟懿亲，所以特别赐给他祊田，作为汤沐的城邑，如果都有，泰山旁边也不足以作为他们的城邑了。祊靠近鲁国，许邻近郑国，各自用靠近自己的互相交换，怎么不可以呢？由此看出郑国有无君之心，认为天王不再能巡狩了；由此看出郑国有无亲之心，而敢把先祖受赐的城邑给人。说“我入祊”，祊不是我国所有的。“入”，是不顺理的话，道义上不可以却强行进入。

夏季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去世。蔡宣公，名考父。儿子封人继位，就是桓公。《谷梁传》说：诸侯记日期去世，是正礼。

辛亥，宿男去世。因为是同盟国所以来报丧，不书名，是缺文。元年与宋人结盟，而《谷梁传》认为未能同盟，是错误的。《谷梁传》说：宿，是小国，未能同盟，所以称男去世。《胡氏传》说：天子驾崩，告知诸侯就不书名；诸侯去世，用名字报丧而区别于太上，是礼。古代死了不谥号，不以名字为讳。周人用谥号代替名字，于是有了讳礼，所以君主去世报丧给其他国家，就说“寡君不禄，敢告执事”。春秋之时，遵用此礼，凡是报丧的都不以名字了。经书记载其终，即使是五霸强国，齐桓、晋文之盛，没有不以名字书写的，这是仲尼笔削的。报丧不以名字而书写名字的，是与鲁国通好的；通好而不书名的，是旧史失误；未通好而书名的，有所证明。所以传此义的，记在《礼》篇，说：“诸侯不生名。”活着就不书名，死了就书名，区别于太上，显示君臣尊卑的等级，大概是礼的中正。诸侯去世报丧不以名字，而仲尼改革它，必定以名字书写，改变了周制。《春秋》，是鲁国史书，圣人修撰的。孟子说“作”之类，也是这个意思。

秋季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宋国主持盟会，所以

译先序。参盟始于此。瓦屋，杜氏说：“周地，即今东昌路博平县。”程子说：“宋国是主盟者，与郑国断绝关系。”《左氏传》：为了解除东门之战的怨恨，这是合乎礼的。齐侯派人来告知三国和解。鲁公派众仲回答说：“您解除三国的战图，以安抚他们的百姓，这是您的恩惠。我们国君听到了您的命令，怎敢不承受您的明德。”《谷梁传》：外盟不记日期，这里为何记日期？诸侯的参盟从这里开始，所以谨慎地记下日期。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胡氏传：程氏说：“宋国为主盟，与郑国断绝关系。”大道隐没而天下为家，然后才有诰誓；忠信淡薄而人心怀疑，然后才有诅盟；盟诅烦琐而契约混乱，然后才有交换质子。至此倾危的风俗形成，百姓无法立足。《春秋》革除淡薄而崇尚忠信，在参盟上记下日期，是谨慎其开端。周官设有司盟，掌管盟载的法度。凡邦国有疑虑，就在防同请盟，听命于天子，这也是圣人对待衰世的意思罢了。德行又进一步衰败，诸侯放纵，他们屡次结盟不等待防同，他们的私约不经过天子，口血未干就背弃盟约的人有了，最终到了交换质子，还有不信守的人。《春秋》谨慎参盟，赞许胥命，赞美萧鱼之防，以诚信待人而不怀疑，大概有志于天下为公的时代，凡此类也改变了周制】八月，葬蔡宣公【程子说：“太快了。诸侯五月而葬，不到期限，是简慢。”《公羊传》：死为何记名而葬不记名？死遵从正礼，而葬遵从主人。死为何记日而葬不记日？死有赴告，而葬不告。《谷梁传》：记月，是因为葬的缘故】九月辛卯，鲁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称及，以鲁国为主。莒人，是地位低微的人。浮来，杜氏说：“纪地，东筦县有包来山，在今益都路沂州。”程子说：“邻国交往，讲好修睦即可，何必要结盟？鲁公委屈自己与臣属结盟，道义上不安。”《左氏传》：为了成就纪国的友好。《公羊传》：鲁公为何与地位低微的人结盟？称人则跟随而不怀疑。《谷梁传》：可以说公与人，不可以说公与大夫。胡氏传：莒是小国，人是地位低微者，而鲁公与他们结盟，所以特意说及，以讥讽失礼，并且表明不是大夫的罪过。《易经》说：“谦卑而尊贵显耀，卑下而不可逾越。”隐公可谓谦卑了，为何讥讽他失礼？回答说：谦卑亨通，君子以此减少多的增加少的，称量事物公平施予。委屈千乘之尊，向下与小国的大夫结盟，难道是称量事物公平施予的意思吗？太卑下而可逾越，不是谦德了】螟【虫灾。国家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虫害庄稼，则百姓将缺粮，这是国家的大事。凡螟、螣、螽、蠡，都是害庄稼的，所以都记下。程子说：“民以食为命，所以有灾必记】冬十有二月，无骇死【无骇，是鲁公子做大夫的，再命例记名。胡氏认为未赐族，不对。柔、挟、溺之类，都是再命的。《左氏传》：羽父请求谥号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回答说：“天子建立德行，因出生赐姓，分封土地而命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也如此。”公命以字为展氏。《公羊传》：这是展无骇，为何不氏？痛恨开始灭族，所以终身不氏。《谷梁传》：无骇之名，未曾听闻。有人说隐公不爵大夫，有人说故意贬低。胡氏传：无骇记名，未赐族。诸侯之子做大夫，则称公子；其孙做大夫，则称公孙；公孙之子与异姓之臣，未赐族而身为大夫，则称名，无骇、侠之类是；已赐族而使之世为大夫，则称族，如仲孙、叔孙、季孙之类是。古者置卿必求贤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犹近古，故无骇与侠皆记名。其后官人以世，无不赐之族，或以字，或以谥，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礼亡矣。至于三家专鲁，六卿分晋，诸侯失国出奔者相继，职此由也。按礼，天子寰内诸侯世其禄而不嗣，然则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岂礼也哉？观《春秋》所书，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乱之效明矣】

译【丁卯】鲁隐公九年春季，周天子派遣南季前来鲁国聘问。南是氏，季是字，他是周朝的大夫。周朝的大夫在史书中通常记载其字。程子说：“《周礼》规定：‘大行人按时进行聘问，以巩固诸侯间的友好关系。’王道的施行，通过时常的聘问，来褒奖安抚诸侯，这是常礼。春秋时期，诸侯不修习臣子的职分，朝见天子的礼仪废绝，这是王法应当治理的。不能端正典章刑罚，反而去聘问他们，而且没有得到回应，背离正道太严重了！”《谷梁传》说：“南，是氏，属于姓；季，是字。聘，就是问。聘问诸侯，是不合正道的。”胡氏传：“查考《周礼》：‘行人：天子对待诸侯，有时聘问以结好，间或问候以传达意志。’那么《谷梁传》为什么独独说‘聘问诸侯，是不合正道的’？古代诸侯对于天子，每隔一年进行一次小聘，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聘，每五年朝见一次。天子对于诸侯，不能如此冷淡，所以也有聘问的礼仪。隐公即位到现在已经九年了，史书没有记载派遣使者去周朝，那就是未曾聘问；也没有记载隐公去京师，那就是未曾朝见。一次不朝见就贬低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他的封地。像隐公这样，剥夺爵位、削减封地是可以的，但刑罚却不执行。反而派遣使者去聘问，这大概就是被认为不合正道的原因吧？经文中记载‘公如京师’的有一次，‘朝于王所’的有两次，‘卿大夫如京师’的有五次。仅举鲁国一国，那么天下诸侯怠慢不臣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记载天王来聘问的有七次，赐命的有三次，赗葬的有四次，那么询问其他诸侯国以及齐、晋、秦、楚等大国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天子的不象天子到了这种地步，征伐怎么能够不出自诸侯呢？诸侯的不象臣子到了这种地步，政事怎么能够不出自大夫呢？君臣上下的名分改变了，陪臣掌握国家命脉，夷狄控制中原诸夏了。其根源都在于天王失去了威福的权柄。《春秋》在这里，大概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罢了。”

三月癸酉日，下大雨，打雷闪电。庚辰日，下大雪。大雨，是异常情况。震，是雷。电，是雷的光。下大雪，也是异常情况。既然已经雷电交加大雨了，又接着下大雪，这八天之间，阴阳失调，记载下来以记录异常。朱子说：“阴气凝聚在内部不能出来，就奋击而成为雷；阳气伏在阴气内部不能出来，就爆裂而成为电。阴阳蒸郁而形成雨，阳气与阴气结合则形成雪。”程子说：“阴阳运动有常规而没有差错，凡是失去法度，都是人为感应的结果。所以《春秋》灾异必定记载。汉代儒生传承这种说法却不通达其道理，所以所说的多属妄言。三月下大雨打雷闪电，是不合时令，是灾害；下大雪，是非常之大，也是灾害。”《左氏传》说大雨成霖，伴随雷电，记载这是开始。下大雪，也是如此，记载这是时令失序。凡是雨下了三天以上称为霖，平地积雪一尺称为大雪。《公羊传》说：“大雨打雷闪电，为什么记载？记录异常。有什么异常？不合时令。下大雪，为什么记载？记录异常。有什么异常？异常严重。”《谷梁传》说：“震，是雷。电，是霹雳。下大雪，记载这是灾数。八天之间两次出现大变异，阴阳错乱运行，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雨记载月份，是为了表明正朔。”胡氏传：“雷电，是阳气的爆发；雨雪，是阴气的凝聚。周朝的三月，是夏历的正月。雷不可以发出，电不可以显现，却大雷大电，这是阳气失节。雷已经发出，电已经显现，雪就不应当再降，却下大雪，这是阴气放纵。阴阳运动，有常规而没有差错，凡是失去法度，都是人为感应的结果。现在阳气失节而阴气放纵，公子翚的祸端萌发了，钟巫之难也萌芽了。《春秋》灾异必定记载，虽然不直接说其应验，但应验都存在于其中。只有明了天人相互感应的契机、响应的道理，才能见到圣人记载的用意。”

挟去世。挟，是鲁国大夫，名。再命，按例记载其名，与无骇、柔、溺相同。不记载日期，是缺文。《公羊传》说：“侠是什么人？是我们大夫中未曾受命的人。”《谷梁传》说：“侠，是被侠的人。不称大夫，是因为隐公不封爵大夫。隐公不封爵大夫，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他没有成为真正的国君。”

夏季，修筑郎城。郎，杜氏说：“是鲁国的地方。”即今济宁路钜野县。程子说：“不合时令。”《左氏传》说：“记载这是不合时令。”胡氏传：“城，是抵御暴乱、保护百姓的地方，而筑城有制度，劳役有时令。大城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邑没有百雉的城墙，这是制度。鲁国曾经筑费城、筑郈城，后来又拆毁了，那就是越礼而不合制度了。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而准备事务，大火星出现而动用民力，水星昏时正中而栽种，冬至而完工，这是时令。隐公筑中丘城、筑郎城，都在夏季，那就妨害农务而不合时令了。筑城不逾越制度，劳役不违逆时令，还应当分配财物、平整版干、称量畚筑、估量土物、商议远近、略定基址、揣测厚薄、测量沟洫、备足干粮、度算官吏、估量工期、确定日期，不违背计划，然后才可以进行。何况失去时令制度，妄自兴作大工程，没有爱护养育百姓的意思，其罪过的轻重就显而易见了。”

秋季七月。没有大事，按例记载季节，记载首月。《谷梁传》说：“没有大事，为什么记载？不遗漏时节。”

冬季，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防，杜氏说：“是鲁国的地方。”即今益都路沂州费县防田。《左氏传》说：“谋划讨伐宋国。”《谷梁传》说：“防，是以外为主的地方。”胡氏传

译《周官·行人》说：“在特定时节设防，以发布四方禁令。”这是指不合时宜地会合诸侯，用来禁止天下不义的行为。各国为什么会有“防”这个名称呢？凡是史书称“防”的都是表示讥讽，意思是这不是王事，而是私自设防聚集。《左传》称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凭借周王命令讨伐他，派人来告知命令，在防地设防，谋划讨伐宋国，在中丘约定为师的日期，这也能说是非王事吗？回答说：“凭借周王命令讨伐宋国，却在王都听从征讨的禁令，即使召陵的举动也不及这样。起初私自相约在防地谋划，中间私自结盟在邓地约定为师的日期，最终趁敌国战败而谋取大利，夺取两座城邑归为己有。奉行周王命令讨伐不服从者果真像这样吗？”《春秋》记载“防”和“伐”而不区别其文辞，就是因此。

译【戊辰】鲁隐公十年春季，周历二月，鲁隐公在中丘设防，防备齐侯和郑伯。夏季，公子翚率领军队设防，抵御齐人、郑人攻打宋国。六月壬戌日，鲁隐公在菅地击败了宋国的军队。战斗尚未结束，就攻取了郜地；辛巳日，又攻取了防地。秋季，宋国人、卫国人侵入郑国。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攻打戴国，郑伯出兵攻取了戴国。冬季十月壬午日，齐国人、郑国人侵入郕国。

鲁隐公十一年春季，滕侯、薛侯前来朝见。薛侯说：“我受封在先。”滕侯说：“我是周王室卜正的后代。薛是庶姓，我不能排在后面。”

译鲁隐公派羽父向薛侯请求说：“您和滕君，就像寡人的嘴唇一样重要。周朝谚语说：‘山上有树木，工匠就会测量它；宾客有礼仪，主人就会选择他。’周朝的宗盟，异姓诸侯排在后面。如果寡人到薛国朝见，不敢与各位任姓诸侯按年龄排序。如果您能屈尊赐福给寡人，那么我愿意请求把滕君排在您后面。”薛侯答应了，于是滕侯的位次排在薛侯之后。《公羊传》说：这里说“朝”是什么意思？诸侯前来叫“朝”，大夫前来叫“聘”。为什么同时提到两者？因为滕、薛是小国。《谷梁传》说：天子没有事，诸侯互相朝见，这是正当的。考察礼制修养德行，是用来尊崇天子的。诸侯前来朝见，时机是正当的。单独说，是同时到达；连续列举，是都到了。胡氏传：诸侯朝见诸侯，符合礼制吗？孔子说：“国君为了两国交好，设有反坫。”《周礼·行人》说：凡是诸侯之间的邦交，殷商时期互相聘问，世代互相朝见。然而称为“殷”，是取其中道而不逾越；称为“世”，是终诸侯一世而互相朝见一次，这作为礼制也是节制了。周朝衰微，典章制度大坏，诸侯放纵恣意，没有礼义之交，只看强弱。从鲁国的事来看，有的来朝见而不回报其礼，有的屡次前往而不接纳使其归来，都不符合中聘世朝的制度了。况且列国向天子陈述职守，大概缺失了，而互相朝见聘问，可以吗？凡是大的国家来聘问，小的国家来朝见，一概记载而不删削，都是为了表示讥讽。滕、薛二君特别提及，又是讥讽他们旅见。不是天子不旅见诸侯，隐公安然接受而不推辞，也可见隐公的心志荒废了。

夏季，鲁隐公在时来防备郑伯。【时来，杜氏说：“郑地荥阳黎城。”现在汴梁路郑州荥阳县有古黎城。“夏”字下面，公羊传、谷梁传有“五月”二字。程子说：“谋划讨伐许国。”】

秋季七月壬午日，鲁隐公和齐侯、郑伯进入许国。【许国，姜姓，男爵国，在现在汴梁路许州。国君亲自率领军队，所以书写爵位。程子说：“书写‘及’，是以内国为主。如果不是以内国为主，就先书写防备讨伐，后书写进入。”《左氏传》：郑伯将要讨伐许国，在大宫授发兵器。公孙阏和颍考叔争夺车驾，颍考叔夹着车辕逃跑，子都拔起荆棘追赶他，到了大逵，没追上，子都发怒。颍考叔拿着郑伯的旗帜蝥弧率先登城，子都从下面射他，顚瑕叔盈又拿着蝥弧登城，四周挥舞旗帜呼喊说：“国君登城了！”郑国军队全部登城。于是进入许国。许庄公逃到卫国。齐侯把许国让给鲁公。鲁公说：“您说许国不恭敬，所以跟随您讨伐它。许国已经伏罪了，虽然您有命令，寡人不敢参与。”】

于是鲁公和郑国人商量，郑伯派许国大夫百里奉着许叔居住在许国东边，说：“上天降祸给许国，鬼神实在对许君不满，而借我的手来惩罚寡人。寡人只是连一两个父兄都不能供给充足，哪敢把许国作为自己的功劳呢？寡人有弟弟，不能和睦协调，而让他到四方糊口，何况能长久拥有许国呢？您就奉着许叔来安抚柔顺这些百姓吧，我将派获来辅佐您。如果寡人得以死在地下，上天如果以礼悔祸于许国，不如让许公重新奉祀他的社稷，只有我们郑国有请求拜谒时，像旧日的姻亲关系，他能降低身份来顺从我们。不要让其他家族实在逼迫住在这里，来和我们郑国争夺这块土地。我们的子孙连覆灭都来不及，何况能祭祀许国呢？寡人派您住在这里，不只是为许国考虑，也是姑且用来巩固我们的边疆。”于是派公孙获住在许国西边，说：“凡是你的器物用度和财物，不要放在许国。我死后，就赶快离开。我们的先君刚在这里建立城邑，王室已经衰微了，周朝的子孙一天天失去他们的次序。许国，是大岳的后代。上天如果已经厌恶周朝的德行了，我们怎么能和许国争夺呢？”君子认为郑庄公在这里有礼。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稷，排列人民，利于后嗣的。许国没有法度而讨伐它，服罪而宽恕它，估量德行而安置它，衡量力量而行动，观察时机而动，不连累后人，可以说是知道礼了。胡氏传：书写“防”则讨伐许国本是郑国的意图，书写“及”则进入许国是鲁公想要的。隐公即位十一年，天王派使者来聘问两次，而没有曾经朝见京师，这是罪一；平王崩逝不奔丧助葬，致使武氏子来求赙赠，这是罪二；礼乐征伐出自天子，而擅自兴兵，为宋国讨伐邾国，为郑国讨伐宋国，这是罪三；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于天王，下传之于先祖，而夺取郜及防，进入祊地交换许田，这是罪四；现在又进入别人的国家而驱逐其国君，这是罪五。这五种不义之事，是人臣的大恶，而隐公兼而有之。那么不善的灾祸，难道只是始于惠公、成公，到桓公吗？隐公的积累也不能掩盖了。如果隐公能以礼治国，而自强于善，哪有钟巫之难呢？所以《春秋》所载，从人事来说，是非善恶的痕迹施于前，而成败吉凶的效果见于后；从天道来说，则感应之理明白了，不可不考察。

冬季十一个月壬辰日，鲁隐公去世。【翚弑杀隐公而书写“薨”是什么意思？是避讳国家的丑恶。然而不书写地点，那么他被弑杀也就明白了。不书写安葬，是因为贼人没有讨伐。《左氏传》说不书写安葬是因为不成丧礼，在义理上不安适，应该以公羊传、谷梁传为是。程子说：“国君在路寝去世，见到卿大夫而去世，是正当的去世。在燕寝去世，是不正当而去世。薨不书写地点，是弑杀。”】

译如果不讨伐弑君之贼，就不记载葬礼，这是认为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左传》记载：羽父请求杀死桓公，以此谋求大宰的职位。隐公说：「因为他年纪还小，我将把君位传给他。让他去营建莬裘，我打算在那里养老。」羽父感到恐惧，反而向桓公进谗言诬陷隐公，并请求杀死隐公。起初，隐公还是公子时，与郑国人在狐壤交战，被郑人扣留。郑人将他囚禁在尹氏家中，隐公贿赂尹氏，并在其主神钟巫面前祈祷，于是跟随尹氏回国，并立钟巫为主神。隐公祭祀钟巫，在社圃斋戒，住在寪氏家中。羽父派刺客在寪氏家中杀害了隐公，拥立桓公并讨伐寪氏，有人因此被杀。不记载葬礼，是因为丧礼没有完成。《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葬礼？是为了隐讳。隐讳什么呢？是因为被弑杀。被弑杀为什么不记载葬礼？《春秋》的原则是，弑君之贼不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认为这是没有臣子的表现。子沈子说：「君主被弑，臣子不讨伐贼人，就不是臣子；儿子不报仇，就不是儿子。葬礼是生者的事情。《春秋》中君主被弑而贼人未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认为这与臣子的责任无关。」隐公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地点？是不忍心提及。隐公为什么没有正月？因为隐公打算将君位让给桓公，所以不拥有正月的纪年。《谷梁传》说：隐公去世不记载地点，是因为缘故。为了隐讳，不忍心记载地点。为什么不记载葬礼？君主被弑，贼人未被讨伐，不记载葬礼，以此归罪于臣下。隐公十年没有正月，是因为隐公不自正。元年有正月，是用来匡正隐公的。胡安国的《春秋传》说：导致隐公让位建国，不合正道，这是惠公的罪过；导致桓公弑君，几乎没能及早决断，这是隐公的过失。既然已有防人交乱其间，忧患的迹象已经明显，却说「让他去营建莬裘，我打算在那里养老」，这是犹豫拖延，没有及早辨明，其遭遇祸患是理所当然的。隐公被弑，鲁国史书的旧文必定如实记载，其中说「公薨」的，是孔子亲笔修改的。古代史官以直笔为职责，不避讳国家的丑恶。孔子删削旧史，依据圣心判断，对于鲁君被弑，删去而不记载，这是因为国史是史官的职责，《春秋》是万世的法则，它们的用途本来不同。不记载弑杀，显示臣子对君父有隐避其恶的礼节；不记载地点，显示臣子对君父有不掩盖事实的忠诚；不记载葬礼，显示臣子对君父有讨伐贼人、报仇雪恨的道义。不是圣人不能做到，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贼人不被讨伐、仇人不被报复就不记载葬礼，那么丧服就不能除去，睡在草垫上、枕着兵器，没有终结的时候。这是常理。用这个法则来讨伐罪人，极其严厉。所以说：「《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