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三

读诗畧记 诗类

提要

【臣】等谨案：《读诗畧记》六卷，明代朱朝瑛撰写。朱朝瑛著有《读易畧记》，已著录。此书，朱彝尊《经义考》记载为二卷，此本为六册，旧时不分卷数。核对篇页，不止二卷。怀疑原书为十二卷，刊刻时误脱去“十”字，抄写者嫌其繁琐，合并为六册。朱朝瑛论诗，以小序首句为主旨。他的说法认为，亡佚的六篇诗，仅存首句，那么首句作于诗未亡之前，其下内容作于诗既亡之后，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见解与程大昌相同，而辨析比程大昌更加明白，足以决断千古之疑。然而他的训释并不刻意与朱子立异，除了《郑》《卫》淫奔之说不从《诗集传》以外，其他说法有相互违背的，多斟酌以折中。如论《楚茨》为讽刺周幽王的诗，则依据荀子的说法，认为恰在《鼓钟》之后，或许幽王尚好古乐，所以贤士大夫称述旧德，拟《雅》《南》而演奏，以感导幽王的意志。论《抑》为讽刺周厉王的诗，则依据第三章“其在于今”一语，认为应当是卫武公年轻时所作。大体上都参稽融贯，务求持平。他认定《生民》篇中姜嫄踩巨人足迹之事必不可信，也是先儒旧义。至于寻求弃子原因而不得，便援引后世绿绨方底之事来证明，则未免反而失之附会。又颇信《竹书纪年》，屡次引用为证，也违背了说经的体例。然而综合其大旨，不合者占十之二三，合者占十之五六。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錫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读诗畧记卷首

明 朱朝瑛 撰

论小序

诗义到了今天，几乎如同聚讼？作者愈多，附会愈甚，而本旨愈不可究诘了。小序最为接近古义，虽不出于作者自为，大体是采诗者据所闻而记录其略。后人增益，或许失去了其初旨。看亡诗六篇，仅存首语，那么首语作于未亡之前，其下内容作于既亡之后，这是显而易见的。苏辙独取初辞，颇为得之。然而思之不精，仍多拘泥于旧闻，其独创之说又动摇而不安，宜其被朱熹排斥。至于朱熹释诗，又因后人失传，连初辞也废弃了，这如同饭与砂同弃，萧与兰并焚。《易》以发挥理义，尚且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何况诗以涵泳性情呢？所以诗人美刺之意，有见于文辞之中的，也有寄于文辞之外的。如果必执文辞以求之，就是孟子所说的害志。《诗集传》既废小序，只以己意揣摩，于是举诸刺诗，半归于其人自为。看似似乎如此，然而春秋之初，风教未至大坏，即使有安于为恶而不惭者，大体在上之人，举国中一二数而已。人们尚且痛恶而刺之，何况在下者敢作为诗歌播之里巷呢？且出于其人之自为，那么如《桑中》《静女》诸篇，径情率意而出，也不足以成为诗。出于刺者之口，反覆而嗟叹，于此无所嫌，于彼有所警。却说未有刺其人之恶而反效其人之言，以致自陷于所刺之中者，难道不说摈其人之恶而反录其人之诗，恰恰自背其所摈之意吗？假如孔子生于汉唐以后，那么狭邪冶荡之篇，又何可胜录呢？朱熹胸中坦然夷易，无所曲折，言理则得当，言情则固有未尽。所以三百篇之中，《诗集传》所得者，国风十之五，小雅十之七，《大雅》《颂》十之九。而后人好异，竟欲尽举而易之，则又过矣。

诗之有美刺，犹如《春秋》之有褒贬。触于闻见，发于性情，岂如后人夸谀为佞，诋讦为厉者乎？朱熹与吕祖谦论辨淫奔之诗，终不能合。朱熹之义虽正，吕祖谦之说亦未为非。朱熹所嫌者，发人闺门隐僻之事，不符合温柔敦厚之道。然而居上位而载高位者，肆然宣淫而无忌，君子处其国安能默默而已？若《新台》《墙茨》诸篇，已不胜喋喋了。所不可解者，《桑中》《静女》之诗，若为留连佚荡之语，似乎是劝之。然而《静女》序曰“刺时”，则是借男女以寓言，略如《楚辞》所云，其不为刺淫明矣。惟《桑中》序曰“刺奔”，而《左传》亦称“桑中之色”，其为淫奔之事无疑。而玩其辞气，可知诗人之所刺者，是其意，尚未有其事。未有其事而有其意，不可不揭露而破之。盖诗有刺其人者，有刺其俗者，刺其人者，如卫宣公、公子顽之类；刺其俗者，如《桑中》《溱洧》之类。大体卫之沬乡，岁有观会，一若郑之溱洧，皆士女云集，车马骈填，流风相

译习惯于这种风气，把它当作快乐的事而不觉察其中的错误。对于《郑风》，因为记载了具体的淫乱之事，所以罪责连累到上位者。对于《卫风》，虽然没有发生具体的淫乱之事，就指责其内心而斥责说：“这是将无所不至的。”假如让自爱之士听到这些，必定会在内心有所触动，从而停止放纵并自我反省。那么那些流连放荡的言辞，正是用来使他们感到羞愧、起到警戒作用的，又有什么嫌疑和避讳的呢？由此说来，确实东莱先生的说法并非错误。如果不是这样，季札评论音乐，到了《鄘风》《卫风》，都称赞它们的美好而没有贬低的言辞。对于《郑风》，仅仅讥讽其细微之处而没有涉及淫乱，难道《诗经》中邪僻的诗篇在删定之前已经被剔除，反而在删定之后又被收录进来吗？必定不是这样的。朱熹续写《楚辞》，像《高唐赋》之类的作品，尚且斥责而不收录，又何必怀疑孔夫子呢？

译论诗乐

晦翁认为郑声淫靡，针对《郑风》进行辨析的人说：音律构成声，篇章构成诗。如果辞藻纯正而节奏放荡，就是淫声；如果辞藻放荡而节奏严谨，就是正声，不能因为声而连累辞。就像《乐记》所说：“商是五帝之声，商人传承它；齐是三代之声，齐人识别它。”这与《商颂》《齐风》有什么关系呢？这种说法也极为辨析透彻了。然而对于歌唱者来说，或许可以改变其声调，但这并不是针对创作者而言的。创作诗歌的人，以哀心感发的，其辞藻凄凉，其声调也凄凉；以乐心感发的，其辞藻发扬，其声调也发扬；以喜心感发的，其辞藻和柔，其声调也和柔；以怒心感发的，其辞藻凌厉，其声调也凌厉；以敬心感发的，其辞藻庄重正直，其声调也庄重正直；以淫心感发的，其辞藻放荡，其声调也放荡。这是志气相互依存，发自自然而不自知的。如果举其声调而改变它，就不能表达志向；不能表达志向，也就不能感动人；不能感动人，即使是正声，也不足以成为乐了。所以《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无邪。”辞藻也是无邪的，声调也是无邪的。《乐记》所说的“郑卫之音，是乱世之音”，这只有在它们本国才存在，或者流传到他国才存在。鲁国奉行周礼，采集列国的诗歌作为乐歌，那些淫辞淫声，不待孔子删改，早就被排斥不用了。所以季札遍观列国的乐歌，却没有听到一首。所保留的辞藻，都是正辞；所保留的声调，都是正声。虽然未曾用于宗庙，至于宴饮宾客，歌唱以互相赠答的，历历可考。就像郑子展吟诵《将仲子》，子太叔、子齹吟诵《野有蔓草》，子太叔吟诵《褰裳》，子防吟诵《风雨》，子旗吟诵《有女同车》，子桞吟诵《箨兮》，所有这些篇章，都是晦翁所说的淫风。而当时歌唱它们，都受到叔向、赵孟、韩宣子的赞美。叔向、赵孟、韩宣子，是春秋时期的贤大夫，难道他们是鼓励淫佚作为风尚的人吗？孔子所选取的，就是先前贤士大夫所赞美的；孔子所摒弃的，就是先前贤士大夫所排斥的。孔子难道有什么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吗？只是更加详细审慎，集其大成罢了。

风之所以不同于雅，雅之所以不同于颂，不仅仅是家国、天下、朝廷、宗庙的区别，也是音律的变化，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将它们等同。音律的传承已经无法考证，郑氏的《十二诗谱》也不能完全相信。凡是调子以此开始的，必定以此结束，开头结尾是什么声，就属于什么调。如果真的这样，那么宫调之中，商多于宫，可以仍然称为宫吗？商调之中，宫多于商，可以仍然称为商吗？我认为调子就是韵。古人雅淡，不追求繁复的声调和缓慢的辞藻，大抵一句的结尾，就拖长其音来延长它罢了。平声最长，其浊音为宫，清音为商；上声次之为角，去声次之为徵，入声最短为羽。后世用唇、舌、喉、齿、牙来改变它，而五方的口音不能强行统一。所以现在的歌唱者，平仄不协调，清浊不调和，就不能歌唱；而在喉舌之间不太仔细辨别，也可以因俗而识雅，因今而知古了。以此推究，绝学或许可以重新阐明，古调或许可以再创作吗？有人说：“关关雎鸠，四个字都属于平声的清音，恐怕难以用丝竹演奏。”回答说：“古人谐声，在于通变，就像《易经》的象，不能拘泥于固定的要点。”《泮水》第二章，四声通押，当时自有转借的方法，现在不能完全知道，也可以意会。至于用人声来用丝竹演奏，其没有固定音高就更可以知道了。没有固定音高，也就没有固定律吕，就更可以知道了。

论诗用

古代创作诗歌，有赋有比兴，而运用诗歌也有赋有比兴。《射义》说：天子以《驺虞》为节拍，是因为乐官完备，难道不是因为驺虞人无不列队吗？诸侯以《貍首》为节拍，是因为乐防时，难道不是因为貍首至薄，可以进献嘉宾吗？这是指事切近，取义直接，就像创作诗歌的赋体一样。至于说大夫以《采苹》为节拍，是因为乐循法；士以《采蘩》为节拍，是因为乐不失职。用妇女的循法，比喻大夫的循法；用妇女的不失职，比喻士的不失职，这不是比吗？用苹蘩蕰藻这些菜，筐筥锜釡这些器皿，感发大夫士明信的将领，这不是兴吗？然而其中也有不可理解的：乡饮酒以及燕射的礼仪，其合乐都歌唱《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苹》其他诗歌没有涉及的。对于诗义，又取什么？舍什么呢？至于《肆夏》之三，是宗庙的诗，而叔孙豹认为天子享元侯使用它；《文王》之三，是周家受命的诗，而叔孙豹认为两君相见使用它。用宴享来干犯宗庙之乐，为什么不嫌亵渎？用诸侯来干犯天子之乐，为什么不嫌僭越？郑康成说：“享宾有时向上取用。”大概古代的嘉礼、吉

译礼制中，本来就有越级使用高一等级礼制的先例，例如婚礼中士人乘坐墨车，就是越级使用了大夫的礼制；《祭统》中记载夫人佩戴副袆之饰站在东房，就是越级使用了王后的礼制。那么音乐也可能如此，况且夫人越级使用王后的礼制，已经是后世的僭越行为，何况诸侯可以越级使用以逼近天子吗？鲁国三家大夫用《雍》诗撤去祭品，孔子已经明确讥讽他们。而《燕居》篇记载孔子的话说：“两国国君相见，升堂歌唱《清庙》，堂下吹奏《象武》，客人退出时用《雍》诗撤去祭品，以振羽舞。”其他暂且不谈，仅就《雍》这一首诗来说：“助祭的是诸侯公卿，天子庄严肃穆”，既然不适用于三家大夫的厅堂，又怎么会适用于诸侯的宫殿呢？有人或许说：其他事情是借用，撤去祭品则是正当使用；借用可以，正当使用则不可以，是这样吗？如果从《周南》到《豳风》，十三国风没有一首在古礼中被使用过。所以程泰之说十三国风都不入乐，只是徒歌罢了。那么季札在鲁国乐工那里听歌，有时称赞其宏大，有时讥讽其细碎，有时赞美其气势广阔，有时赞美其和乐悠扬，这难道仅仅是从人声角度来评论的吗？怎么能说它们不入乐呢？总之，三百零五篇诗寄托的意旨深远，如果用比兴的意义触类旁通地广泛理解，那么国风被配乐演唱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虽然乱世之音充满怨恨愤怒，但既然经过孔子删定，后来都接近和平中正了。哪里还需要后人在其中另外选择取舍呢？《仪礼》残缺不全，十篇中只存留一二；《周官》一书，已经被后人扰乱。至于小戴所记载的《礼记》，精微的义理不乏，但错杂驳杂之处也时常存在。即使是出自圣人之口，恐怕也还有未定论的地方。如果拿着残缺、扰乱、错杂驳杂的书，把其中提到的，就认为是礼制所采用的，而不考察诗义所格制的限制；把其中没提到的，就认为是礼制不采用的，而不考察诗义所通达的道理，这又与管中窥见的见识有什么不同呢？

译论伪《诗》传

在朱熹之前，没有人不相信《小序》的；自从朱熹的《诗集传》流传开来，《小序》就被废弃了。其间虽然略有异同，大多只是对“淫风”的说法产生怀疑罢了。嘉靖初年，有人伪造了子贡的《诗传》和申培的《诗说》，于是完全更改旧说并加以扰乱。最奇怪的是，把《鲁颂》当作《鲁风》，并选取《鸱鸮》等诗放在篇首，又把《定之方中》当作僖公的诗，附益上去，并题名为《楚宫》。当时好事的人纷纷称赞它，像黄泰泉、季彭山，虽然并不深信，但也无法不被这种说法所迷惑。丰一斋则著《鲁诗正说》，相信得最深。子南禺任性放达而多才，又加以润饰，然而他的书当时还未被世人称道。万历年间，邹肇敏又作《诗传》来阐发推广，依据博引以证明其没有错误，于是阅读的人眼花缭乱而不能明察，目瞪口呆而不能言语，几乎无法辨别真伪了。至于《定之方中》，则是其中尤其以假乱真的。丰一斋称引地理，说楚与堂在今曹县与鱼台两县，都是鲁地，《楚宫》就是《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所记载的“公薨于楚宫”的那个楚宫。季彭山也认为《春秋》记载“城楚丘”而不说“城卫”，是用内辞来记载，大概是鲁国自己筑城，而这首诗中提到的“秉心塞渊”、“騋牝三千”，又与《駉》篇恰好相合，于是断定这是《鲁风》，而《三传》和《小序》的说法都不足相信。近日何某又依据《左传》来驳斥，认为《楚宫》作于襄公时期，而非僖公时期，这是以传证传，本来就是丰一斋、季彭山所不取的。邹肇敏已经辨明，认为这不见于经文，也是出自《左氏》的诬妄之词。至于引用《管子》、《吕览》来互相诘难，且不说《吕览》在《三传》之后，即使《管子》一书也多后人添加，所以桓公封卫一事凡三见而各不相同，一说马三百匹，一说车三百乘，一说车五百乘，其非实录可知。以此相诘难，也不足以使诸子信服。现在用经文来证明经文，诸子的说法自然就会退缩了。《春秋》记载诸侯筑缘陵、筑虎牢，都不记载其国名，又何必怀疑楚丘呢？所怀疑的只是不记载诸侯为异常，那么此后襄公五年的戍陈、十年的戍郑、虎牢，也是与诸侯共同行事而不记载诸侯，《公羊传》说：“不记载诸侯，是因为诸侯陆续到达，无法按次序排列。”比照同类事情来看，其义理就可以看到了。戎狄扰乱华夏，兄弟急难相救，就在其境内迁移他们，固然是尊王之事，不能称之为擅自分封。施予者和接受者都没有过错，这是《春秋》所赞许而《诗经》所颂美的。如果说是鲁国自己筑城，《春秋》所记载的多了，哪个不是防备寇盗？为何唯独歌颂这一件？只要明白《春秋》的大义，这首诗的义理就不待辩明了。地名的相同或不同，更不待辩明了。子贡传与申培说是伪作，又何必再加以辩驳呢？

读诗略记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读诗略记卷一

明 朱朝瑛 撰

国风 周南

“南”，是乐曲的名称。大概是依据当地的土音来创作歌曲。《吕氏春秋》有东、西、南、北四种音律，都是依据其地域来创作的，那么二南的创作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关雎【不详释者俱从集注】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窕窈淑女，君子好逑。

《序》说：这是赞美后妃的德行。朱熹说：“《关雎》这一首诗，文理深奥，如同《易经》中的乾坤二卦。”至于像《葛覃》、《卷耳》，其言辞迫切，专主于一件事，便不像这样。颜伯子说：“琴瑟友之，钟鼓乐之，隐约间有两间太和的气象。”凡人不是嬉笑就是嗔怒，自己揣度闺门寝处，能有这种气象吗？张元岵说：“周朝自姜嫄肇生后，世代都有妇德。文王之圣，能够继承前人的美好，所不可知的是，历代圣母难以继承。”一旦天作之合，大邦有了子嗣，佳儿佳妇，恰好符合宿愿，其庆幸之情岂可胜道？所以寤寐反侧，琴瑟钟鼓，都是王季的真情，太任的实事。宫中的人，亲身遭遇这盛事，不觉手舞足蹈而创作了这首诗。《左传》说：“雎鸠氏为司马，那么它是鸷鸟一类就明白了。”《禽经》说：“雎鸠，是鱼鹰。”“雎”从“且”，不从“目”。诗人用它来兴起后妃，只取义于“关关”，以声音的相应，兴起德行的相匹，并非取义于雎鸠。匹夫匹妇挚爱而有别的人，也很多了，何足以为后妃称道呢？《说文》说：“窈，深远也。”“窕，深肆极也。”孔氏说：“淑女已是善的称呼，那么窈窕适宜指居处。”〇雄、王肃认为：“善心为窈，善容为窕。”这是不对的。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窕窈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寣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窕窈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有芼之。窕窈淑女，钟鼓乐之。

兴意只在“左右”二字，以左右无方，兴起爱慕之心，无处不至。并非一定要以荇菜比喻淑女。“芼”是用菜和羹。《仪礼》中的“銒芼”，《内则》中雉兔皆有芼，就是这个意思。荇，是莼菜一类，《周礼》醢人四豆的实没有它，用来做芼，就像现在的莼羹。

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