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私记卷一
天下之治，始于正风，以风天下，其终也，功徳可以告于神明，终始之义也，故次之以《颂》。《颂》之有鲁，葢生于不足也。商则颂前代之美，不可废也，故附于其后。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请观周乐于鲁，而《豳》居秦上，秦在魏前，陈在唐后。载考《左传》列国聘享赋诗，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寗武子不拜《彤弓》，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及郑六卿饯韩宣子，子齹赋《野有蔓草》，子产赋《羔裘》，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栁赋《萚兮》之类，诗皆未叙于圣人之手，不能无差。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译天下的治理，始于端正风俗，以此教化天下，其最终结果，功德可以昭告神明，这是始终相承的道理，所以接着编排《颂》。《颂》中有鲁颂，大概是因为鲁国礼乐有所不足而产生的。商颂则是歌颂前代的美德，不可废弃，所以附在鲁颂之后。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请求在鲁国观赏周代的音乐，而《豳风》排在秦风之前，秦风在魏风之前，陈风在唐风之后。再考证《左传》中列国聘问宴享时赋诗的情况，如郑国伯有赋《鹑之奔奔》，楚国令尹子围赋《大明》，以及穆叔不拜谢《肆夏》，宁武子不拜谢《彤弓》，郑伯前往晋国，子展赋《将仲子》，郑伯宴请赵孟及郑国六卿为韩宣子饯行，子齹赋《野有蔓草》，子产生赋《羔裘》，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車》，子栁赋《萚兮》等，这些诗都未经圣人整理编排，难免会有差错。哀公十一年，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校正了音乐，《雅》和《颂》才各归其位。
○删诗
尝考经传所引逸诗辞明理正，未见其劣于三百篇也。孔子何以删之？又所存三百五篇之中，如诋君以硕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于所刺之地，几不可训矣。其何以録之？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又曰：“多闻阙疑。”异时尝举史阙文之语而叹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书，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误。如作诗之人可考其意、可寻则録之，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寻则删之。其可知者，虽比兴深逺、词旨迂晦，亦所不废，如芣苢、鹤鸣、蒹葭之类是也。于其所不可知者，虽直陈其事、文义明白，亦不果録，如逸诗翘翘车乘之类是也。于其可知者，虽词意流泆，不能不类于狭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之类是也。其不可知者，虽词意荘重，一出于义礼者，亦不果録，如周道挺挺之类是也。是其録者，非私好也，述而不作也；其删者，非作恶也，阙其所不知也。彼夫子以其可知者传之子夏，以其不可知者付之逸诗。故小序之传有自来也。或谓诗序为卫宏、毛公所作，诸儒多疑之。即为二公所作，然自汉以来经师授受去古未逺，后学所当遵守体认，以求诗人微意，而得其庻几可也。
○毛诗始末
初，孔子以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毛苌。以二公之所传，故名《毛诗》。苌为河间献王博士，以诗授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郑玄取毛氏训诂所不尽及异同者，续为批注。后卫宏受《毛诗》于谢曼卿，因作诗序。又贾逵、马融、郑众俱作《毛诗》传，遂传于世。
○论小序
朱文公解《诗》依古经文，附以己见，中间依小序者，纔十之一耳。马氏曰：「雅颂之序可废，国风之序不可废。葢雅颂词旨易见，故读《文王在上》《于穆清庙》二章以下诸篇，无非文王受命之词，享祀之典，触类可推，于此而复敷衍附会其说，诚为赘疣。若国风之《芣苢》，以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也，而其诗语不过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状而已。《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叹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诗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其所以采掇者为何事，而慨叹者为何说乎？《叔于田》之二诗，序以为刺郑荘公也，而其诗语则郑人爱叔段之辞耳。《扬之水》《椒聊》二诗，序以为刺晋昭公也，而其诗语则晋人爱桓叔之辞耳。此诗之序，其事以讽，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如四诗也，非子云美新之赋，则袁宏九锡之文耳。是岂可以训？而夫子不删之乎？《鸨羽》《陟岵》之诗，见于变风，序以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诗，见于正雅，序以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诗之旨，则叹行役之劳苦，叙饥渴之情状，忧孝养之不遂，悼归休之无期，其辞语一耳。此诗之辞同，意异，而赖序以明者。若舍序以求之，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为正雅矣。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之不可废也，明矣。」
○朱注国风多淫奔之词
夫子删诗，有取《关雎》之为首篇者，为其乐而不淫耳。今考《国风》，朱注凡为男女淫奔自叙者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墠》、《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序本以为刺淫，而文公独以为淫者自作，亦不甚谬。若《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序本别指他事，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者，而文公类以为奔词。如果出于奔词，小序何讳不以直言，而槩以他事？如果不出于奔词，文公亦何所据？类坐以淫荡无耻之事。然则孔子之
译○删诗
曾经考察经传中所引用的逸诗，文辞明白，义理端正，没有见到它们比《诗经》三百篇更差的。孔子为什么要删去它们呢？又在所保留的三百零五篇之中，比如用“硕鼠”、“狡童”来诋毁君主，比如想要讽刺别人的恶行却自己假托那人的口吻，从而陷入被讽刺的境地，几乎无法作为训诫了。孔子为什么要收录它们呢？孔子说：“只传述而不创作”，又说：“大概有不知道却去创作的，我没有这样。”又说：“多听，对疑惑的地方保留。”他曾经举出史书中缺漏文字的例子，感叹世道不如古时。保留《春秋》中“夏五”、“郭公”这样的缺误，不愿意轻易纠正前史的缺失错误。如果作诗的人可以考察其意图、可以探寻其含义，就收录；如果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寻，就删去。那些可以知晓的，即使比兴深远、词旨迂回晦涩，也不废弃，像《芣苢》、《鹤鸣》、《蒹葭》这类就是。那些不可知晓的，即使直陈其事、文义明白，也不果决收录，像逸诗《翘翘车乘》这类就是。那些可以知晓的，即使词意放纵，不能不类似于狎邪之辞，也不删去，像《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这类就是。那些不可知晓的，即使词意庄重，完全出于义礼，也不果决收录，像《周道挺挺》这类就是。因此他收录的，不是出于私人的喜好，而是传述而不创作；他删去的，不是出于厌恶，而是对不知道的地方予以保留。那孔子把他可以知晓的传授给子夏，把他不可知晓的留给逸诗。所以《小序》的流传是有来由的。有人说《诗序》是卫宏、毛公所作，许多儒者对此多有怀疑。即使是这两人作的，然而从汉代以来，经师传授距离古时不远，后学应当遵守体认，以求得诗人的微意，从而大致接近真相是可以的。
○毛诗始末
起初，孔子把《诗》传授给卜商，卜商为之作序，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李克，李克传授给孟仲子，孟仲子传授给根牟子，根牟子传授给荀卿，荀卿传授给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传授给毛苌。因为这两人所传授，所以名叫《毛诗》。毛苌担任河间献王的博士，把《诗》传授给贯长卿，贯长卿传授给解延年，解延年传授给徐敖。郑玄选取毛氏训诂没有完全涉及以及有异同的地方，续作批注。后来卫宏向谢曼卿学习《毛诗》，于是作《诗序》。又有贾逵、马融、郑众都作《毛诗》传，于是流传于世。
○论小序
朱文公解释《诗经》依据古经文，附以自己的见解，中间依据《小序》的，才十分之一。马氏说：“《雅》《颂》的序可以废除，《国风》的序不可废除。大概《雅》《颂》的词旨容易看见，所以读《文王在上》、《于穆清庙》第二章以下的各篇，无非是文王受命的言辞，享祀的典礼，触类旁通可以推知，在这里再敷衍附会那些说法，确实成了赘疣。如果《国风》中的《芣苢》，序说是因为妇人乐有子而赞美后妃，而诗的语言不过是形容采摘芣苢的情状罢了。《黍离》的序说是哀悯周室宫庙的颠覆，而诗的语言不过是慨叹禾黍的苗穗罢了。这些诗不直接说出所作之意，而依靠序来阐明。如果舍弃序去探求，那么它们采摘的是何事，慨叹的是何说呢？《叔于田》的两首诗，序说是讽刺郑庄公，而诗的语言则是郑国人喜爱共叔段的言辞。《扬之水》、《椒聊》两首诗，序说是讽刺晋昭公，而诗的语言则是晋国人喜爱桓叔的言辞。这些诗的序，是用其事来讽喻，起初不说讽刺之意，而依靠序来阐明。如果舍弃序去探求的话，那么像这四首诗，不是扬雄《美新赋》那样的阿谀之作，就是袁宏《九锡文》那样的颂辞了。这难道可以作为训诫吗？而孔子不删去它们吗？《鸨羽》、《陟岵》的诗，见于变风，序说是征役者不堪命而作。《四牡》、《采薇》的诗，见于正雅，序说是慰劳使臣、遣送戍役而作。而深味这四首诗的宗旨，则是感叹行役的劳苦，叙述饥渴的情状，忧虑孝养不能遂行，哀悼归休没有期限，它们的言辞是一样的。这些诗的言辞相同，意义不同，而依靠序来阐明。如果舍弃序去探求它，那么文王的臣民也怨恨他们的君主，而《四牡》、《采薇》就不能算是正雅了。从这几方面来看，就知道序不可废除，是明显的了。”
○朱注国风多淫奔之词
孔子删诗，有选取《关雎》作为首篇的，是因为它快乐而不淫荡。现在考察《国风》，朱注凡是男女淫奔自叙的有二十四首，如《桑中》、《东门之墠》《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序原本认为是讽刺淫乱，而朱文公独自认为是淫者自作，也不很错。如果《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序原本另指他事，首尾没有一个字提到妇人的，而朱文公一概认为是奔词。如果出于奔词，小序为什么不直言，而一概用他事？如果不出于奔词，朱文公又依据什么？一概坐以淫荡无耻之事。然而孔子的
所删者，竟何事也？毋亦惑于郑卫之音，执泥臆见，而使圣经为诲淫之具乎？由是俗儒不以训后学，主司不以命题取士，遂使郑卫古风应读者纔十之三耳。或有指摘而明辨之者，众未尝不笑其迂且狂也。兹不佞据吕氏记并诸疏义，演《小序》而述其大都，未敢轻赘一词，故以俟知者同订之。记中有不注者，俱依朱注【如《谷风》、《偕老》、《考盘》之类】
译被删去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不是被郑卫的靡靡之音所迷惑，固执地拘泥于主观臆断，从而使神圣的经典变成了教人淫邪的工具吗？因此，世俗的儒者不拿它来训导后学，考官也不拿它来命题选拔人才，于是郑卫地区的古风中应当诵读的，才只有十分之三罢了。偶尔有人加以指摘并明确辨析，众人没有不嘲笑他迂腐且狂妄的。现在我不才依据吕氏的记载以及诸家的疏义，阐发《小序》并陈述其大要，不敢轻易增添一字，所以等待有见识的人一同订正。记载中没有加注的地方，都依照朱熹的注解【如《谷风》、《偕老》（应为《鸡鸣》之误，或指《郑风·女曰鸡鸣》中的“与子偕老”）、《考盘》之类】。
○读诗之法
孔子曰：「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夫经非所以诲邪也，而戒其无邪；辞所以达意也，而戒其害志，何也？噫！圣贤之虑逺矣。夫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其辞不能无过，故其于男女夫妇之间，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际，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十五国风为诗，百五十有七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反复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于无邪之训，而以辞害志之过也，而况邶、墉之末流乎？故其怨旷之悲，遇合之喜，虽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辞哀，习其读而不知其旨，易以动荡人之邪情泆志，而况以铺张揄扬之辞，而序淫泆流荡之行乎？然诗人之意，则非以为是而劝之也。葢知诗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虑学者读诗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无邪」之训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邻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则奚邪之可闲乎？是以有害志之戒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戾其意，使章章如《清庙》《臣工》，则奚意之难明乎？以是观之，则知「刺奔」果出于作诗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诗决非淫泆之人所自赋也。
○辨诗本无变风变雅之名
先儒旧说，二南二十五篇为正风，鹿鸣至菁莪二十二篇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时诗，周公所定乐歌之词。邶至豳十三国为变风，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为变小雅，民劳至召旻十三篇为变大雅，皆康昭以后所作。及考安成刘氏曰：「诗人各随当时政教善恶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尝有意于为正为变。后人比而观之，遂有正变之分。所以正风雅为文武成王时诗，变风雅为康昭以后所作，而豳风不可以为康昭以后之诗也。大抵就各诗论之，以美为正，以刺为变，犹之可也。若拘其时事，分其篇帙，则其可疑者多矣。葢孔子删诗，原情据理，顺其自然，故丑好美刺相间而成章，非故以何者为变，何者为正也。譬如列宿之丽天，错综布列，五色成文，而躔次度数毫髪不爽，能使人定时令，察灾祥，有不待言而见者。故善读诗者，不须问其篇章次第是非如何，但玩味圣人垂示劝戒之意，深于诗者也。」
○诗图序略
欧阳修云：「周之诗，自文王始。成王之际，颂声兴焉。周之盛徳之极，文王之诗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系之周公、召公，为《周南》、《召南》。其八篇为小雅，六篇为大雅。武王之诗六篇，四篇为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风。成王之诗五十三篇，其十篇为小雅，十三篇为大雅，三十一篇为颂，是为诗之正经。其后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缺。又六世，厉王政益衰，变雅始作。厉王死于彘，天下无君，周公、召公行政，谓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幽王之下太子宜臼迁于洛邑，号东周，周室益微。而平王之诗贬为风（下同列国），至于桓、荘而诗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摄政，管、蔡作乱，周公及其大夫作诗七篇。周之太史以为周公诗主道，豳国公刘、太王之事故，系之豳，谓国变风。而诸侯之诗无正风，其变风自懿王始作。懿王时，齐风始变；夷王时，卫风始变；次厉王时，陈风始变。厉王崩，周、召共和，唐风始变；次宣王时，秦风始变；至平王时，郑风始变；惠王时，曹风始变；陈，最后至顷王时，犹有灵公之诗，于是止矣。」
○疑雅降为风，诸侯有风无雅颂。
诗以风、雅、颂为三经，王者、诸侯通用之，但其地不同耳，非谓风贱于雅，雅轻于颂，而惟王者兼之也。故有诸侯之风，亦有王者之风。风有风体，凡出自闺门及民情好恶者是也。周、召二南所载，不出乎闺壸里巷之事，词虽尔雅，不得谓之雅，而谓之风。黍离以下，虽多忧国悯时之词，亦系民情好恶，不出于朝廷，亦不得谓之雅，
译○读诗的方法
孔子说：“诵读《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无邪’。”孟子说：“解说《诗经》的人，不要因为文字而损害对词句的理解，不要因为词句而损害对作者本意的把握，要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这才算是真正理解了。”经典并不是用来教导邪恶的，却告诫人们要纯正无邪；词句是用来表达意思的，却告诫人们不要因词句而损害本意，这是为什么呢？唉！圣贤的考虑真是深远啊。《诗经》是抒发情感的，而情感所发出的言辞难免有过失，所以在男女夫妇之间，多有忧愁感伤的意思；而在君臣上下之间，不能没有怨恨激愤的言辞。十五国风中的诗歌，共有一百五十七篇，其中由妇人创作的，男女相悦的言辞，几乎占了一半。即使是《周南》《召南》中的诗歌，如《关雎》《桃夭》等篇，作为正风的开端，然而它们反复咏叹的，不过是情欲私事罢了。汉代儒者曾把《关雎》当作讽刺诗，这都是不明白“无邪”的训诫，犯了因词句而损害本意的错误，何况是邶、墉等国的末流之作呢？所以那种因不得志而悲叹、因遇合而喜悦的情感，虽然是有心之人所不能避免的，但其志向急切，言辞哀伤，习惯诵读却不知其主旨，容易动摇人的邪情放荡之志，何况是用铺张夸饰的言辞，来叙述淫荡放行的行为呢？然而诗人的本意，并不是认为这些行为是对的并加以劝诱。大概了解诗人本意的，没有比得上孔子和孟子的；担心学者读诗而不能得其本意的，也没有比得上孔子和孟子的，因此才有“无邪”的训诫。这是因为言辞不能不接近于邪，如果篇篇都像《文王》《大明》那样，哪里还有邪念需要防范呢？因此有因词句而损害本意的告诫。这是因为言辞不能不违背其本意，如果章章都像《清庙》《臣工》那样，哪里还有本意难以明白的呢？由此看来，就知道“讽刺私奔”确实出自作诗者的本意，而孔子没有删去的诗，决不是淫荡之人自己所作的。
○辨析《诗经》本无变风变雅的名称
先儒旧说，《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为正风，《鹿鸣》至《菁莪》二十二篇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为正大雅，都是文王、武王、成王时的诗，是周公所确定的乐歌歌词。从《邶风》到《豳风》十三国为变风，《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为变小雅，《民劳》至《召旻》十三篇为变大雅，都是康王、昭王以后所作的。等到考察安成刘氏说：“诗人各自随着当时政教的好坏、人事的得失而赞美或讽刺，未曾有意区分正与变。后人比较观察，于是有了正变的区别。所以把正风雅当作文王、武王、成王时的诗，变风雅当作康王、昭王以后所作的，但《豳风》不可以作为康王、昭王以后的诗。大体上就各首诗而言，以赞美为正，以讽刺为变，还可以说得通。如果拘泥于当时的时事，区分篇章卷帙，那么可疑的地方就多了。大概孔子删定《诗经》，依据情理，顺其自然，所以丑好美刺相间而成章，并非故意把哪些定为变，哪些定为正。譬如星宿附着于天空，错综排列，五色形成文采，而运行次序度数毫厘不差，能让人确定时令，观察灾祥，是不待言说就能看见的。所以善于读《诗经》的人，不需要询问篇章次序的是非如何，只要玩味圣人垂示劝戒的意思，就是深于《诗经》的人了。”
○《诗图序》略
欧阳修说：“周代的诗，从文王开始。成王时期，颂声兴起。周代盛德达到极点，文王的诗有三十七篇，其中二十三篇归属于周公、召公，成为《周南》、《召南》。八篇为小雅，六篇为大雅。武王的诗有六篇，四篇为小雅，两篇在《召南》的风中。成王的诗有五十三篇，其中十篇为小雅，十三篇为大雅，三十一篇為颂，这是《诗经》的正经。其后两代，昭王即位，周道开始衰微。又过六代，厉王政事更加衰败，变雅开始产生。厉王死于彘地，天下没有君主，周公、召公执政，称为共和，共十四年。而幽王废黜太子宜臼，宜臼迁居洛邑，号称东周，周室更加衰微。而平王的诗被贬为风（以下同列国），到了桓王、庄王时诗就停止了。起初，成王即位，周公摄政，管叔、蔡叔作乱，周公及其大夫作诗七篇。周的太史认为周公的诗主要讲述道义，涉及豳国公刘、太王的事迹，所以归属于《豳风》，称为国变风。而诸侯的诗没有正风，其变风从懿王时开始产生。懿王时，齐风开始变化；夷王时，卫风开始变化；接着厉王时，陈风开始变化。厉王去世，周、召共和，唐风开始变化；接着宣王时，秦风开始变化；到平王时，郑风开始变化；惠王时，曹风开始变化；陈国最后，到顷王时，还有灵公的诗，于是停止了。”
○怀疑雅降为风，诸侯有风无雅颂
《诗经》以风、雅、颂为三经，王者和诸侯通用，只是地域不同罢了，并不是说风比雅低贱，雅比颂轻贱，而只有王者兼有。所以有诸侯的风，也有王者的风。风有风的体裁，凡是出自闺门以及民情好恶的都是。周、召二南所载，不出于闺闱里巷之事，词句虽然典雅，不能称为雅，而称为风。《黍离》以下，虽然多有忧国悯时的词句，也属于民情好恶，不出于朝廷，也不能称为雅，
而谓之风。非王本无风，降而为国风也。雅有雅体，歌于宗庙、朝廷者是也。诸侯亦有宗庙、朝廷，风既不伦，雅、颂又非其分，将无诗乎？窃疑鲁既有颂，焉知无雅？又焉知列国之无雅、颂乎？其诸侯有风而无雅、颂者，以天子巡狩，国史陈风而采之，故列国有风无雅、颂者，未必无也。以多溢美之词为尊者，自避故不敢闻于天子也。不然，鲁何以有颂之名？妄言姑记，以俟知者。
译于是称之为风。并非周王本来没有风，而是降格成为国风。雅有雅的体制，是在宗庙、朝廷中演唱的。诸侯也有宗庙、朝廷，风既然不合体统，雅、颂又不是他们的本分，难道就没有诗了吗？我私下怀疑鲁国既然有颂，怎么知道没有雅呢？又怎么知道其他诸侯国没有雅、颂呢？那些诸侯只有风而没有雅、颂的原因，是因为天子巡狩时，各国史官陈列风诗供天子采集，所以列国只有风而没有雅、颂，未必是真的没有。因为多用溢美之词来尊崇天子，自己避嫌所以不敢让天子听到。否则，鲁国为什么会有颂的名称呢？妄自议论暂且记下，以等待明白的人指正。
○读诗总论
孔子删诗，断自周文王以下，俱载周事，尊昭代也。商鲁二颂附之耳。及按二南，以《关雎》后妃为首，经则知周室王业之所自。大雅以《瞻卭召旻》为末，简则知周室丧乱之所归。文王以一后妃之贤，而正是四国；幽王专一褒姒之宠，而身死犬戎。吁！亦可畏哉！故十五国风，凡言妇徳邪正，八十余篇，殆居全经之半。而二雅极赞太任、太姒之贤，备道哲妇倾城之戒。及颂亦右文母之典，无非发《二南》之所藏，表全经之大旨也。故《小雅》“天保”以上，治内以驭朝廷，以和兄弟朋友；“采薇”以下，治外以劳王事，以燕大小臣工。文武周公，《关雎》《麟趾》之意，纲纪法度之施，尽于此矣。成康守此以继体，故经内载成王之诗五十三篇。宣王法此以中兴，故二雅美宣王之诗十有六篇。幽厉失此以致丧乱，故刺厉王者六篇，刺幽王者四十有四篇。末复拳拳为幽王“无忝尔祖”之叹。厥旨渊哉！故文武成康由此以享千万年无疆之祀，而颂声作；幽厉不由此以遗千万年不洗之臭，孝子慈孙莫能改也。亦惟不能去谗逺色，以行文武之政耳。
读诗私记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读诗私记卷二
（明）李先芳 撰
○周南召南考
朱注以岐周故地为周公、召公采邑，故有周召之名。由此宣文王之化于南国，故曰「二南」，自北而南也。不言周公统于文王，也不言岐周，而言江汉，就教化所及之地而言也。召南内俱载文王之化，止有甘棠一事，而名为「召南」者，召公布文王之政，善则归君之意也。周南始于《关雎》，而终于《麟趾》者，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也。召南始于《鹊巢》，而终于《驺虞》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见王道之成也。
关雎内求之，不得，恐不得其人，以成内治之功，非慕男女之情也。钟鼓之乐，乐其有后妃之徳，非喜其遂男女之情也。
葛覃，即其为絺为绤，而知其能勤；即澣濯无斁，而知其能俭；因其言告师氏，而知其能敬；因其归宁父母，而知其能孝。关雎之所谓淑，指其徳之全体言也。此所谓勤俭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也。诵「服之无斁」之章，则知周之所以兴；诵「休其蚕织」之章，则知周之所以亡。
卷耳，备酒浆之物。酒醴，乃妇人之职。顷筐，又易盈之器。采而又采，其不盈者，志有所在也。文王从役于外，行彼周行，故至周行，想见其人，而寘其所采也。小雅云：「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言其劳也，与此意同。金罍、兕觥，二器侍于君子，以为合欢之具者也。姑从而酌之，庶几尊俎之间，若有见之者，故少永懐其酌也。意不在酒，在所懐之人耳。其懐也，非慕琴瑟之乐，念行役之乆耳。窃意此非后妃自作，或自作，亦出寓言。丈夫行役，妇人无出闺门之礼也。
樛木葛累，言后妃逮下而下系恋之也。文王有此贤妃，则和气致祥，室家胥庆，故诗人喜内助之贤，有所自而赞扬文王之福，不一而足也。中庸「乐尔妻孥父母，其顺意」略相类，君子仍指文王言。朱注作「小君内子」，颇似牵滞。再按严注，后妃能以惠下逮众妾，无妬忌之心，则众妾得以攀附而上进。后妃如此，乐哉其夫君子，可谓福履安之矣。与余见同。
螽斯继樛木之后，见多子之出于众妾。凡赞扬人者，必称多福多男子。此又文王福履之易见者也。
桃夭见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也
兔罝称公侯，吕氏记云：「文王时周人之诗，极其尊称不过曰公侯而已，重天王也。」亦文王未尝称王之一验，凡雅颂称王者，皆追王后所作耳。
芣苢》小序：「谓和平则妇人乐有子，见王化之始也。」
汝坟调饥，朱注作輖，重也；疏义作朝，俱未安。窃意调如调停之调，言饥而欲处之，有求而未得也。父母孔迩，依集注后说，言父母甚近，不可懈于王事而贻其忧。当纣之时，不知君父之为尊；今被文王之化，虽妇人亦忧王室之如毁，恐亡身以及其亲也。
螽斯言子孙之众也，麟趾表子孙之贤也。
鹊巢，当纣
译○读诗总论
孔子删定《诗经》，断自周文王以下，所记载的都是周朝的事，这是为了尊崇显赫的时代。商颂、鲁颂只是附在后面罢了。考察《周南》《召南》，以《关雎》歌颂后妃为首篇，通过这部经典，就能知道周王室王业的起源。《大雅》以《瞻卭》《召旻》为末篇，通过简略的记载，就能知道周王室丧乱的结局。文王凭借一位后妃的贤德，从而匡正了四方诸侯；幽王专宠褒姒一人，因而身死犬戎之手。唉！这真是令人畏惧啊！所以十五国风，凡是谈论妇女德行邪正的，有八十多篇，几乎占了整部经典的半数。而《二雅》极力赞美太任、太姒的贤德，详尽陈述“哲妇倾城”的警戒。至于《颂》诗也推崇文母（太姒）的典范，无不是抒发《二南》所蕴含的意义，彰显整部经典的大旨。所以《小雅》中《天保》以上，是通过治理内政来驾驭朝廷，以和睦兄弟朋友；《采薇》以下，是通过治理外务来辛劳王事，以宴飨大小臣工。文王、武王、周公，在《关雎》《麟趾》中的意旨，以及纲纪法度的施行，都尽在于此了。成王、康王坚守这些原则来继承皇位，所以经文中记载成王的诗有五十多篇。宣王效法这些原则来实现中兴，所以《二雅》中赞美宣王的诗有十六篇。幽王、厉王背离这些原则导致丧乱，所以讽刺厉王的诗有六篇，讽刺幽王的诗有四十四篇。最后又恳切地发出对幽王“不要辱没你的祖先”的感叹。其旨意深远啊！所以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因此享受千万年无疆的祭祀，颂声兴起；幽王、厉王不遵循这些原则，因此留下千万年无法洗刷的恶臭，孝子慈孙也无法改变。这也只是因为他们不能远离谗言和女色，去施行文王、武王的政治罢了。
读诗私记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读诗私记卷二
（明）李先芳 撰
○周南召南考
朱熹的注解认为岐山、周原的故地是周公、召公的采邑，所以有周南、召南的名称。由此在南方宣扬文王的教化，所以称为“二南”，是从北向南的意思。不说周公统属于文王，也不说岐周，而说江汉，是就教化所及的地方而言的。《召南》中全都记载了文王的教化，只有《甘棠》一件事，而命名为“召南”，是召公颁布文王的政令，善政归于君主的意思。《周南》始于《关雎》，终于《麟趾》，是因为有了夫妇然后才有父子。《召南》始于《鹊巢》，终于《驺虞》，是因为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体现了王道的成就。
《关雎》中寻求配偶，得不到，担心得不到合适的人，以成就内治的功业，并不是羡慕男女之情。钟鼓之乐，是乐其后妃有德行，并不是欢喜其遂了男女之情。
《葛覃》，通过她制作细葛布和粗葛布，就知道她能勤劳；通过她洗涤衣物不知疲倦，就知道她能节俭；通过她禀告女师，就知道她能恭敬；通过她回娘家探望父母，就知道她能孝顺。《关雎》所说的“淑”，是指她德行的整体而言。这里所说的勤俭孝敬，又是各自就某一件具体事情而言的。诵读“服之无斁”这一章，就知道周朝兴起的原因；诵读“休其蚕织”这一章，就知道周朝灭亡的原因。
《卷耳》，备办酒浆的器具。酒醴，是妇人的职责。顷筐，又是容易装满的器具。采了又采，却没有装满，是因为心志有所牵挂。文王在外服役，行走在那周道之上，所以到了周道，想念那个人，就把所采的东西放置在那里。《小雅》说：“轻佻的公子，行走在那周道之上。”是说他的辛劳，与此意相同。金罍、兕觥，这两种酒器侍奉在君子身边，作为合欢的器具。姑且跟着斟酒，希望在酒席之间，仿佛能看到那个人，所以稍微长久地怀念那斟酒的情景。心意不在酒上，而在所怀念的人身上。他的怀念，不是羡慕琴瑟之乐，而是思念行役之久。我私下认为这不是后妃自作，或者是自作，也是出于寓言。丈夫行役，妇人没有走出闺门的礼节。
《樛木》葛藤缠绕，是说后妃恩泽下及，而下级依恋她。文王有这样贤德的后妃，那么和气致祥，全家都庆贺，所以诗人喜于内助的贤德，有所本而赞扬文王的福泽，不一而足。《中庸》“乐尔妻孥父母，其顺意”大致相似，君子仍然指文王而言。朱熹的注解作“小君内子”，颇似牵强滞涩。再考察严粲的注解，后妃能以恩惠下及众妾，没有嫉妒之心，那么众妾得以攀附而上进。后妃如此，她的丈夫君子多么快乐，可以说是福履安定了。与我的见解相同。
《螽斯》接在《樛木》之后，显示多子出自众妾。凡是赞扬人，必定称颂多福多男子。这又是文王福履容易见到的地方。
《桃夭》显示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兔罝》称公侯，吕氏《记》说：“文王时周人的诗，极其尊称不过曰公侯而已，重在尊奉天王。”这也是文王未曾称王的一个验证，凡是雅颂中称王的，都是追尊为王之后所作的。
《芣苢》小序说：“谓和平则妇人乐有子，见王化之始。”
《汝坟》调饥，朱熹注作“輖”，意为沉重；疏义作“朝”，都不妥当。我私下认为“调”如调停之调，是说饥饿而想要处理，有所求而未得。父母很近，依据集注后说，是说父母很近，不可懈怠于王事而贻留忧虑。当纣王之时，不知道君父的尊贵；如今受到文王的教化，即使是妇人也担忧王室如毁，恐怕亡身而连累亲人。
《螽斯》说子孙众多，《麟趾》表彰子孙贤德。
《鹊巢》，当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