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译所谓通达显贵，不过是贪图俸禄罢了！这是被抛弃了。想要宗室成员遵循法度，遵守正道，却任用卑劣无能、年老昏聩的人去辅佐他们，这非常没有道理。汉朝的制度，担任王府官员的，一定要谨慎地选拔人选。像董仲舒在江都国，贾谊在长沙国，田叔在梁国，申公在楚国，王吉在昌邑国，他们的劝谏议论，文采斐然，值得称述，即使诸侯王有邪僻叛逆之心，也还存有畏惧忌惮之意。现在的诸侯王，都正值血气方刚、强壮有力，却不为他们设置贤能的师傅，这是教育的混乱。因此朱高煦在汉王封地造反，朱寘鐇在安化造反，宁王朱宸濠在南昌造反，这并不是因为傅相官来自京城的祸患，而是设置傅相没有选对人。想要宗室成员贤良，不如精心挑选傅相，用礼义来训导他们，选拔京城官员中有德行操守的人来担任。博通古今，明晓当世事务的人来担任。考核他们的优劣，均衡他们的劳逸，外放担任傅相，入朝担任公卿，大致依照汉朝的制度，以不违背祖宗的本意。这样担任傅相的人，会有董仲舒、贾谊那样的美称，而宗室成员会获得河间王、东平王那样的赞誉，国家根基永远稳固，尾大不掉的祸患自然消除。

译○简辅

内阁，就是现在的宰相。这是天子所倚重，用来承接天地、调理阴阳、调和万物、安抚四方少数民族的职位。却只是选取充数的人，这实在毫无意义。《尚书》说：官职不必齐备，关键在于有没有合适的人。意思是说，有合适的人就设立官职，没有合适的人就虚位以待。夏商周三代以前，都遵循这个道理。秦朝开始设置丞相，专任李斯。汉朝以后设置丞相，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人，虽然顺应时势建立了功业，但终究没有达到像伊尹辅佐商王太甲那样，以宏大德行感化君王心志的境界。明太祖深思远虑，鉴于胡惟庸、李善长的败亡，吸取蒙古政权的教训，广泛考察历史典籍，大致仿效周朝制度，废除丞相，设置六部，三公九卿这样的高官，不轻易授予他人。忠诚有功勋如刘基，亲近受敬重如宋濂，终身也没有授予他们丞相之职。明成祖继承皇位，精心选拔英明哲睿之人，当时解缙、杨士奇等七人进入内阁值班，准备顾问，只是代替皇帝发言罢了。洪熙年间以来，授予爵位稍微轻率。然而当时兼任保傅之职的，除了三杨、蹇义、夏原吉、黄福、钱山之外，就没有其他人了。景泰、天顺之后，保傅之职布满朝廷，而师尹大多邪僻，为什么呢？祖宗朝，凡是才德声望出众的人，都能进入参与机密事务。比如黄子澄以太常少卿身份进入，薛瑄以大理少卿身份进入，李贤以吏部侍郎身份进入。而现在，如果不是翰林院官员就不能进入内阁了！祖宗朝，凡是才德声望出众的人，都能进入翰林院，比如宋讷以助教身份进入，胡俨以知县身份进入，杨士奇以审理副身份进入，周是修以纪善身份进入，刘球以仪制主事身份进入。而现在，如果不是考中进士的庶吉士就不能进入翰林院了！那些考中进士的人，只是侥幸获得一时的优势，他们对策的文章大多浮泛，搜集资料迎合时好，稍微触犯忌讳，就被压制放在下等甲第之间。有凭借直言考中进士的，像罗伦、舒芬这类人，反而流落不得志，抑郁而死。而庶吉士的选拔，尤其多徇私情，不符合公众期望。选拔时，一定是权贵的亲信才能入选；留用时，也一定是权贵的亲信才能留用。凡是材识修养高洁的人士，全部被排斥不用。开启侥幸之门，打开奔走钻营之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明成祖储备人才、议论宰相的意图，已经荡然无存了！当这些人尚未得志时，就只趋附权贵之门，排挤同僚，不顾廉耻；当他们得志后，就养成骄横，安于禄位，日久月深，坐享高官显位；爵位达到顶峰，就患得患失，无所不为。六部的政务，进退可否，一定要咨询内阁后才执行。甚至有天子不知道，而内阁先听到的情况。上级蒙蔽，下级遮蔽，作威作福，能不令人畏惧吗！所以议论的人认为，现在的内阁，没有丞相的名号，却有丞相的实权，这完全不符合明太祖不设立丞相的本意，一定要革除它才能治理好国家。唉，这就像因为噎住就废除吃饭，因为翻船就抛弃船只一样！权力寄托的地方，不在此就在彼，如果得到合适的人，何必担心不能治理。如果他有才能，就安置在翰林院，不必要求他是考中进士的庶吉士；如果他有才能，就提拔进内阁，不必要求他是翰林院官员。凡是考中进士的人，一定要选取直言敢谏的，务必采纳公众的期望。庶吉士的选拔，一定要留用端正良善的人，务必采纳公众的期望。打破拘泥固陋的格式，堵塞请托私情的漏洞，担任内阁官员的，必须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而三公九卿的尊贵，不轻易授予，兼收并用，以恢复祖宗的旧制，这样或许才能得到合适的人。

○降交

秦朝制度，尊崇君主，贬低臣下，百官如果没有奉诏令不得上殿，看待他们的君主如同天神。然而汉朝兴起，稍微改变秦朝制度，百官得以被召见议论政事，当面驳斥，在朝廷争辩，拉住车驾接受进言，在殿前策问士人，前席询问，拍腿感叹，即使是疏远的小臣，也能与天子应答，大概还保留着先王的遗风。唐朝的贞观、开元年间，宋朝的庆历年间，无不亲近贤人，礼遇下属，大臣有赐坐的礼仪，有膝下恳请的机会。谏官有入阁议事、对着殿仗宣读弹劾文书的典制，君臣之间的交往和睦融洽。明朝兴起，金华几位先生，辅助皇帝献替得失，虽然身份是君臣，但情谊如同父子。后来又简选杨士奇等七人，以备顾问，下至地方长官，都赐予召见，不仅考察他们的才能，而且能够询问民间疾苦，周知情况真伪。看他们君臣同游的诗歌，也是过去卷阿宴镐那样的盛况。明成祖、仁宗、宣宗对待下属有礼，三杨、蹇义、夏原吉日常侍奉在帷幄之中，在西苑射野鸭，饮酒尽情欢乐，赏花赋诗，雍容的风度可以想象。天顺年间，李贤、王翱，受到亲近信任宠任，涉及机密事务，当面决定可否。孝宗励精图治，日夜操劳，英明哲睿，尊礼元老，多次开设文华殿，讲求政治道理，在平台暖阁，不时宴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称呼为先生，不直呼其名。六部的长官，都是民众赞誉的人，华容刘公刘健，每天三次接见商议谋略，在左右秘密商议，没有人知道君臣一心，虞舜朝廷的和谐，哪里能超过这个。当今天子神圣，削去资历限制而不拘泥，破格提拔奇才，一句话符合心意，立刻跻身华要职位，士人有起家六七年就执掌枢机的，这也是岩穴渭水那样的非常际遇。也曾多次驾临便殿，延见几位大臣；也曾改变容貌礼貌，宴饮赏赐唱和。然而延见有时，没说话几句就退下，天威近在咫尺，等级森严，六部的长官，台谏的官员，文学侍从的官员，都不能参与。恭敬尊大的礼仪已经很丰厚，但向下交往的情意没有沟通，流俗的见解不能深刻认识，不说是天

译如果君主过于辛劳，就说是因为大臣害怕被议论，唉！说这种话的人，不是愚蠢就是谄媚。人的常情，安逸就会产生欲望，有了欲望就会产生骄纵之心；辛劳就会想到艰难，想到艰难就会使谨慎敬业的情怀深切，国家的安危治乱，很少不是由这些原因造成的。所以《尚书》说：不要教导拥有国家的君主安逸纵欲。程颐曾说，与贤士大夫接触的时候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少，就可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古人爱护他们的君主真是深切啊！现在不思考安逸纵欲会导致国家灭亡，却只担心忧虑勤政会劳累君主，这难道是真的爱护君主吗？大臣是天子用来协调政务的人，台谏官是提出建议、纠正过失的人，文学侍从之官是议论思考、启发开导的人，都是天子所亲近信任的人。大臣在面前论述治国之道，台谏官在后面拾遗补阙，文学侍从之臣得以引用经典来应对，依据礼制来议论，当面诘问辩难，不出朝廷之内，即使有谗言邪说也无法施行。况且作为大臣却害怕别人的议论，那还要宰相做什么呢！所以说：说这种话的人，不是愚蠢就是谄媚。如果真的国家有大事，天子召见大臣当面商议，而大臣也可以就此事请求接见文学之臣，轮流应对以备顾问。担任台谏官的人，允许进入内阁参与议论，从容赐座，务必让他们畅所欲言，谋划没有遗漏的顾虑，行动没有过度的举措，政治体制的得失得以详尽了解，群臣的心思术数也就显现出来了。经筵讲学的日子，必定精心挑选端庄良善、忠诚正直、精通经术的人来担任。进呈的讲章，关键在于剖析经书旨意，切合政治道理，删削浮泛抄袭的言论，废除谄媚阿谀的旧习，有疑问，必定辩问折衷，归于最恰当的答案才停止。而在外的方镇、州县长官，在他们来朝见时，特意召见几个人。给予他们清明的询问，以观察他们的才能见识。凡是民间情况的真伪利弊，都周知无遗，上自亲近信任的人直到疏远卑贱的人，就像元气周流于一身，流通联属，没有间隔。美好的谋略得以进告，正直的言论得以上传，壅塞蔽障的祸患消除，太平祥和的吉兆应验。《易经》说：上下交流而意志相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译○诱谏

《尚书》说：“臣下不匡正君过，其刑罚是墨刑。”《春秋传》说：“兴盛的君王奖赏进谏的臣子。”进言渠道的畅通与阻塞，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进言的人受赏，不进言的人受罚，那么进言的渠道还担心不畅通吗？古代的圣明君王，让盲人诵诗，让乐官规劝，设立进献善言的旗帜，设置供人批评的木柱，担心听不到危言危语，不担心进言者有过失。古代的忠臣敢于触犯君威，冒死进谏，剖心而不后悔，烹鼎而不畏惧，担心自己的言论不够正直，不担心听言者不听从自己。夏商周三代以后，善于纳谏的没有谁比得上唐太宗，敢于进谏的没有谁比得上魏征，好啊！唐太宗撰写《帝范》时说：“大臣贪恋俸禄而不进谏，小臣畏惧罪责而不说话，那拥有国家的人，让臣下贪恋俸禄、畏惧罪责，从而听不到忠言，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我明朝效法古代建立官制，特别重视台谏官员的选拔，给事中主管封驳诏令，御史专门纠察弹劾，有才能声望的人才能入选。而且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言论即使不真实也不治罪。因此士人仰慕折槛的风气，人们羡慕引裾的节操，被贬逐刚刚离去，而奏章又接连呈上。比如英宗皇帝北狩被俘，武宗皇帝南巡，伏宫门死谏的人，在朝廷上接连不断。因此王振在前朝浊乱，钱宁在后朝弄权，都包藏祸心，图谋不轨，最终依靠敢于直言的士人，揭发他们的奸恶，得以败亡，这就是谏诤的明显功效。君主没有不愿意治理好国家而厌恶混乱的，然而顺从心意就高兴，逆耳就发怒；臣下没有不仰慕忠诚而羞于谄媚的，然而受到嘉奖就进言，受到震怒就沉默，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君主有容纳言论的胸怀，臣下就有敢于进言的勇气；君主忌讳谈论危亡，臣下就多模棱两可的言辞。所以世间不担心没有魏征那样敢于进谏的人，而担心没有唐太宗那样容纳言论的君主。如果真的让进言的人受赏，不进言的人受罚；言论好的就施行，不好的也宽容对待；用温和的脸色来招引，用平息威严的态度来接纳；放宽忌讳的禁令，减轻指斥的刑罚；不因为顺逆而喜怒，不因为喜怒而刑赏，听言者有唐太宗的明察，那么进言者就会多像魏征那样直率了！

○广荐

乡举里选，是用来敦厚道义行为的；安车束帛，是用来搜求遗逸人才的。汉朝兴起，距离古代不远，兴办廉举孝道，多次诏令有关部门，而四皓的招请，申公的迎接，严光、周党的聘问，还足以激励士风而端正教化根本。自从科举制度兴起，而弓旌招贤的制度废弃，士人的习气卑下，日益污浊浅陋。建国初期选拔士人的途径很广。而刑法新定的典章也很严厉，士人都躲避隐藏，不乐意做官进取，所以设置科目没有定额，而由荐举进入仕途的人很多。高皇帝刚攻下金陵，首先开设礼贤馆，刘基、宋濂、叶琛、王祎、陶安、章溢这几个人，都怀抱辅佐君王的器量，当世的才华，奋起于风云际会之时，志向存于史册，和乐雍容，也是从前稷、契的次一等，王、魏的同辈人。宣德以后，禁令防范逐渐松弛，风雅渐渐衰微，请托繁多滋生，贿赂竞相进献，被荐举的人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而吏员任子，都处于杂流，优秀人才的选拔，全归于科举，形势所重，不得不如此。为什么呢？糊名誊录，拔十得五，网罗高低，很少有遗漏的。法度出于统一，而事情在于至公，确实是不易的良法。然而科举所得，采选浮华而遗弃行实，熟习经义而不通时务，判案不懂律法，对策不通今事，拾取剽窃，以侥幸通过有关部门的考核。儿童所学习的，壮年所考试的，不出章句，浅陋也太严重了！所以担任官职处理事务，往往平庸无能，偶尔有卓越瑰伟、脱颖而出、不被俗学所困的人，也是千分之一二罢了！风气颓败而不可止，习俗恬淡而不知怪，这是有识之士所痛惜的！科举贡举足以得到经学之士了，而孝悌力田、独行其道的，非荐举不能进用。荐举足以得到道义之士了，而宏词博学、明习政务、识达治体的，非制科不能任用。现在当权者，都因循陋习就简，认为经制已经确定，何必取用高皇帝的约束，妄自纷纷更改？曾不知道荐举的典章，本来就是高皇帝的法度，现在不思废坠的应当修明，而只顾虑纷更的无益，不体恤科举的未尽出于公，而只抱怨荐举的多私，以此想要寻求异才，收实用，我看士习日益卑下，而教化更加衰败了！所以想要士人敦厚实行，不如修明荐举；想要士人通晓世务，不如增加制科。制科的法度，或者五年举行一次，或者三年举行一次。诏令天下的士人，凡习知钱谷、甲兵、水利、边务，以至天文、律历、书算、诗赋、技艺，都可以凭借所长自我推荐而登进，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使其专于其职。而荐举的法度，则责成抚按藩臬，或者一郡一人，或者一省一人。其谬举不能胜任的，那么台谏得以纠正，公卿得以论驳，严重的，就罢职不叙。其蔽而不举的，也如此。这样，那么荐举足以搜求遗逸，制科足以罗致异才，而科举贡举所得明于经术的人，兼商用之均，其殿最甄别，其贤不肖如此，那么取士的途径广，而士人无遗才，责实的政治成功，而人无饰行，士习可振而政理足观了！

○崇儒

学校，是俊秀人才的关隘。师儒，是士民的表率。这是风化所从出的地方。

译这是贤才得以进用的途径，却被世俗的官吏所忽视。大概自从党庠、遂序的制度败坏，乡举、里选的意义便逐渐微弱，圣明君王的常典既已毁坏，人才也就渐渐不如古代了！明朝建立以来，推崇儒术，重视教育的根本，乡村社里有学校，郡县有庠序，这就是党遂的规制。太学有老师，国子监有教育，这就是辟雍的遗风。贤良有推荐，年老隐居者有征召，这就是选造的风气。担任祭酒的官员，前有宋讷、胡俨的仪范，后有李时勉、陈敬宗的刚正严厉。督学官，则以陈选享有盛名。主管训导的官员，则以魏骥宣扬美德。亲身修习教化，师道卓然树立。弘治以前，人才可观。自从青衿（学生）的弹劾兴起，而蔬圃（隐居）的感叹产生，内部的太学，按资历计算俸禄，苟且充数占据职位，外部的乡学，官位低微俸禄微薄，庸劣老昏俗人认为贤能的，也不过是把送迎来往当作才能，把升迁散官当作职责罢了！蒙师里社，尤其没有益处，弦歌诵读灭绝停息，教化衰败，人才士风，越来越低下。董仲舒有言，培养士人没有比太学更重要的，现在即使不能得到像宋代胡瑗那样的人，也应当精选天下刚正严厉、端庄厚重、可以为人师表的人来担任，不必一定是翰林院的官员。督学官，建国初年并没有设置。正统年间，黄福建议，才开始设立这个官职。赐予玺书，允许他议论政事。并且命令御史、藩臬官员，不得有所侵扰越权，权力非常重大。现在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大多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进身不正，心中害怕失去官职，而且畏惧御史的弹劾。只听信御史的言论，侵扰不停，事权被移夺，不再有玺书的本意。那么提督的职务，交给御史就足够了，哪里用得着这样纷纷扰扰呢！现在应当精简人员，专门负责长期任职，重申告诫御史不要侵扰。有不遵守敕令的，允许督学官上报朝廷，这样事权不分散而体制统一了。那些主管乡学的官员，凡是府的教授，州的学正，县的教谕，必须由进士担任，而训导则由乡举岁贡的人参选。增加他们的俸禄，优待他们的礼遇，其中卓越出众的，有翰林台谏的选拔机会，而岁贡的惯例必须严格禁止。那些年老昏聩以及不通经术的人，不得滥竽充数。如果滥贡，督学官连坐受罚。再精选弟子员中精通经术、品行修养好的人，来主持里社。这样，党庠、遂序就会兴盛，而优秀的人才就会涌现了。

译○贵士

爵位和俸禄用来勉励有才能和功绩的人，刑罚和威势用来惩治奸邪邪恶之人，这两者是驾驭治理天下的两大防线。然而，如果爵位赏赐泛滥，士人就会争相进取，而淡泊隐退的风气就会衰微；如果刑罚繁多，士人就会苟且求免，而廉洁知耻的道德就会丧失。《礼记》说：“刑罚不施加于大夫。”这是说士人可以处死，但不能侮辱。自秦汉以来，士人的地位日益低贱。李斯身为丞相，被施以五刑；萧何身为侯爵，被戴上枷锁。功勋如周勃、灌婴，才华如司马迁、刘向，都被幽禁囚系，遭受宫刑、剃发、戴铁圈等羞辱，侮辱已经太过分了！王莽篡位时，群臣都歌颂他的功德以美化新朝，为忠义殉国的人，竟然没有一人，贾谊的话也大致应验了。光武帝中兴汉室，矫正偏差过于正直，奖励高尚的节操，礼遇隐逸之士，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更加严酷，而忠义节操反而更加激励，士人都争相赴死以扶持汉室江山。到了宋太祖，以忠厚立国，以廉耻培养士人，等到宋朝灭亡时，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谢枋得等人，跳入东海而不后悔，在燕市受戮而不屈服。由此说来，士人哪里辜负了国家呢！我国刑罚虽然严厉，但培养士人有礼制，犯死罪的，有三次复核的规定，触犯严酷律条的有八议的典章，不依法不施刑，禁止酷吏。一百七十年间，掌管刑罚的人怀着宽平仁恕之心，而以效仿商鞅、周勃的刻薄深重为耻，对有功者有怜悯体恤，而没有罗吉那样的苛酷暴虐，慎重用刑、尊重士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然而，统一的法律有定规，而多头管理的政令却颇为繁杂，士人作奸犯科的，交给刑部、都察院，由大理寺评议。量刑轻重不恰当的，刑科又得以驳正，这也足够了。现在却交给锦衣卫，幽禁在镇抚司，由东厂缉捕，由校尉抓捕。锦衣卫是亲军；镇抚司是武官；东厂是宦官；校尉则是卒隶。让穿甲胄的武夫，侵夺掌管司法文书的文吏职权，让阉割的奴仆这种卑贱之人，掌握逮捕搜捕的权力，借狼虎的威势，来满足他们贪婪的欲望。贿赂多就把重罪减为轻罪，贿赂少就把虚罪诬为实罪，事情涉及宫廷禁地，言论触犯忌讳的，必定用严刑来报复怨恨，断绝性命来灭口，观察意向来决定轻重，窥探喜怒来决定生死，死于拷打的人，数不胜数。像刘球、钟同等人，身体残破尸体毁坏，致使怀有忠义的人愤激不平，畏惧死亡的人怯懦不敢消除刚直之心，挫伤了浩然正气，士风衰败，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凡是案件经过厂卫的，刑部不敢查问，大理寺不敢驳正，刑科不敢纠举，偶尔有执法官吏翻改已成定案的，如薛瑄、丁哲，灾祸几乎难以预料，掌管刑罚的人互相引以为戒。那么国家依靠什么呢？镇抚司、东厂，是朝廷所亲信的，所以把大案交给他们。然而查考过去的记录，没听说他们依据经典遵守法律，有释之、定国那样的贤明；没听说他们揭发奸邪惩治伏罪，有张敞、张广汉那样的才能。马顺、门达、汪直、钱宁，作威作福，覆车相继，成为世人的大祸害。现在不信任士大夫的忠心，却把耳目寄托在爪牙武夫身上；怀疑公卿的私心，却把心腹重任交给阉割的奴隶。狱讼贿赂繁生，而威权转移夺取，怨恨归于皇上，而利益专归于下面。按法律来说侵犯了官员职权，按典章来说破坏了律法，违背了统一的法规，而开启了多头管理的弊端。尤其严重的，是官校在远方抓捕人，公然索取贿赂，厂卫在宫庭杖打士人，立刻死于杖下。事情在远方的，诏令御史抓捕就足够了，何至于纷纷派遣官校四处出动？束缚窘迫侮辱，得到贿赂就活，不得贿赂就死，京朝官有犯罪的，交给法司就足够了，按律当死的，依据律法议罪，杀了他也可以，何至于让官校在宫庭杖打他，横尸示众呢？在圣明的朝代，对士大夫施加捆绑，对卿士施加拷打，恐怕不是用来培养士大夫的廉耻和尊崇朝廷的做法。所以想要士人死忠殉节，不如培养他们的廉耻；想要朝廷尊贵安定，不如爱护培养臣下。有案件，一律交给法司，而厂卫不参与。如果法司破坏法律玩弄文字，而收买人心以结党，故意出入人罪的，必定依法惩处。那么士人中缺乏廉耻的，都会怀有死忠殉节的报效之心了！

○裁阉

《周礼》记载：阍人，王宫每门四人，苑囿游观之地也是如此。寺人，在王的正内，五人。内竖，是寺人数量的两倍，像这样简省。掌管早晚开闭，按时启闭。守卫门、苑囿、御苑、正内、路寝，供给使令罢了，没听说授予他们政事。所以周朝兴盛时，没听说有宦官的祸患。巷伯孟子，是《诗经》《尚书》所称道的。到了伊戾祸害宋国，寺貂扰乱齐国，赵高灭亡秦国，石显败坏汉朝，而刑余之人的祸患不可言说。桓帝、灵帝末年，王甫、曹节、侯览等人，渎乱国家纲纪，操纵威福，废立擅权，高低随心，禁锢忠贤，诛灭陈蕃、窦武，宫闱流血，大盗蜂起，自古刑余之人的祸患，没有像这样极端的！唐朝中期，覆车没有鉴戒，高力士、鱼朝恩、李辅国、程元振，在前肇始祸端，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在后推波助澜，士人并列被杀，道路上横尸，甘露之变，独柳之祸，说起来令人丧气，比东汉末年尤为惨烈！而世俗君主不醒悟，把心腹重任寄托给他们，优厚他们的宠禄。童贯等人，最终导致宋朝灭亡，丧乱相继，没有安宁的时候。我太祖高皇

译皇帝通晓古代史事，深刻鉴察前代的过失，规定宦官的品级不得超过四品，只掌管宫廷禁卫、负责洒扫等杂役罢了。自宣德、正统年间以来，对宦官的优待和假借权力稍有过分，威权福泽逐渐转移到王振、喜宁等人手中，众多宦官权势显赫，凶恶的气焰熏灼，暗中勾结外族首领，图谋危害国家。于是导致英宗北狩，几乎酿成永嘉、靖康那样的祸乱，幸好有王竑等人，言辞危切、神色庄重，借尚方宝剑，在朝堂上揪住马顺，从而消除了身边的变乱。真是壮烈啊！这确实足以在远处缓解陈蕃、窦武的愤恨，在近处洗雪钟鼓、刘健的冤屈。然而吉祥谋逆，在外勾结刘亨、刘彪，事发仓促，处于危险境地后才得以成功。成化、正德两朝，汪直、李广内外勾结作奸犯科，幸而朝政清明，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到了武宗皇帝初年，刘瑾、马永成等人，号称八党，蛊惑圣心，斥逐元老，洛阳侯、华容侯、钧阳侯、洪洞侯等公侯，相继被流放或处死，朝廷空无贤臣，谏臣闭口不言，正直之士缄默不语，杀戮的威势遍布士大夫阶层，搜刮的残酷毒害到百姓，暗中蓄谋异心，肆意施行叛逆行径。如果不是高祖庙神灵庇佑，武宗皇帝独断专行，改变玉玺和器物（象征改弦更张），又有谁能抵御呢？考察古代史事既然如此，验证当今史事又如此，那么国家兴衰的根本，治乱的迹象，就可以清楚地认识了。然而议论的人还说，吕强的清廉忠诚，杨复光的讨伐贼寇，张承业的保全唐朝，光照史册，怎么能缺少这样的人呢。唉！在千百人中寻求一两个这样的人，已经很难了！世上的君主不醒悟王甫、曹节、仇士良、田令孜等人如此之多，却希望吕强、杨复光、张承业这三个人如此之少，难道不是极大的迷惑吗！为什么呢？妇女和宦官的本性阴险狠毒、贼心戾气，贪图利益、不知羞耻，朝夕在君主身边，逐渐侵蚀容易进入，甜言蜜语、柔声细语，首鼠两端，窥探观察意向，动不动就迎合君主的心意，如果不是用极度的光明去洞察，用极度的刚强去决断，不被迷惑沉溺的人太少了！古代对受过刑的人，不让他们在君主身边。《尚书》说：侍奉左右的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秦汉时期的郎中、谒者，多由士人担任，还保留着古意。我朝虽然纯粹使用宦官，但不让他们参与政事，这是为了消除祸患，杜绝危机。如果真能使政令的给予和剥夺，都由天子在上方独自运作，而心腹耳目寄托给忠臣贤士，枢机要务，一概不让他们参与。那些在外镇守、守备、织造等官职全部罢免不用，年老昏聩的淘汰，狠毒狡诈的罢黜，严格禁止阉割，严惩交通外人的罪行，有空缺不补，有罪不赦，大致如同令狐绹的建议，以恢复高祖皇帝的旧制。我预见宫闱肃清，而身边没有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