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纬卷下

译觊觎权贵之门奔走以求必定得逞，先后担任此职的人大多因贪赃而败露。像这样的人，却指望他们能评判贤愚、升降官员、明辨善恶，这就好比要求盲人看远处的东西，必定是做不到的。这就是官制之所以污浊泛滥、士风之所以败坏、浮躁争竞日益繁多而廉洁知耻之道消亡的原因。从前鲍宣进用，王氏便收敛手脚；杨绾为相，黎干便吓得失色。所以，表率树立，人们就知道法度规范；名位器用慎重，士人就会修养品行检点；选拔纯朴之人，浮华虚伪就会屏除；推崇正直之人，奸邪就会远离；提拔修洁之人，贪婪污浊就会畏惧；奖赏恬淡退让之人，浮躁争竞就会消减。风俗美好，教化兴起，礼义廉耻四纲得以张举，国家就能尊贵安宁了。

译○久任

汉朝距离古代不远，法制尚且简略，官吏都长期担任其职务。像仓氏、庾氏这类，都是以官职为姓氏，所以史书记载官吏都老死在任上，子孙继承，直到汉朝结束，多有循吏。自从久任之法败坏，官吏的弊端就滋生了。如果频繁更换长官，官吏都会按资历计算日期，希望升迁调任，他们施行的措施因循苟且简略，甚至没有整年的计划，而继任者又喜欢频繁更改，政令刚施行就立刻废止，政绩未成就中途停止，下面的人惶惶不安，不再有法度操守，而吏胥得以趁机作奸犯科。送别旧官已去，迎接新官未来，代理职务的人肆意侵吞牟利，像狼虎一样贪婪苛刻，不满足就不停止。唉，弊端也太严重了！

建国初期，官吏都长期任职，在内如三公、六卿、台谏、郎署，在外如地方长官、牧守、丞簿、掾史，大抵九年三次考核后才升迁。称职者有晋升俸禄而不改任，像蹇义、夏原吉、三杨、胡濙、周忱等公卿，都是专任责成，上下相安，没有苟且敷衍的意思。历代圣君继承，坚守而不失。自从正德以来，宦官擅权，侥幸之路旁开，士人希求终南山那样的捷径，而鄙薄贾谊那样的滞涩。然而清议颇为严厉，骤然升迁、快速变化的人，遭到众人讥讽，不久就被罢免，久任之法还没有大坏。自从卖官鬻爵的条例多次开启，而在京城等待选任的士人日益停滞壅塞，当权者想要疏通他们，于是长官频繁更换，升迁调任没有常例。在外如牧守、丞簿，在内如台谏、郎署，大抵不满一次考核就升迁，不这样，那么人多缺少的情况就会更严重。更严重的是，三年考核政绩，令丞以下大多不考察其才能与否，一概罢免，用来安置等待选任的士人。下面频繁更换，上面必然依次升迁。不过几年，在内拜为京堂官，在外不失为地方长官，往往是这样的。升迁调任既快，罢黜也易，贤愚不分，毫不爱惜，积薪的比喻实在令人慨叹。上下苟且，每日每月希望俸禄的高低厚薄，久任之法败坏到了极点。当今天子明圣，深刻洞察此弊，也曾下诏吏部实行久任之法。当权者不考察根本，而急于救治末流，知道停滞壅塞的人应当疏通，而不知道卖官鬻爵的条例应当禁止；知道守令不可频繁更换，而不知道地方长官不可轻易罢黜；知道台谏郎署应当长期任职，而不知道公卿不可轻易退职。所以想要实行久任之法，必须从大臣开始。上面不频繁更换，下面就不能依次升迁，而卖官鬻爵的条例必然封闭不再开启。凡是府中的副职、县中的令丞，必须由科举贡生授予。这样，等待选任的人不至于停滞壅塞，而当官的人不敢苟且敷衍，各种政绩就能凝聚，九年三次考核的法度就可以恒常了。

○惜爵

《礼记》说：大臣守法则小臣廉洁。大臣是百姓的表率，官吏的统帅，天子所尊信礼敬的人。俸禄高且厚，这还有什么不足，却还屑于小吏的贿赂馈赠，甚至根据货贿的多少来决定高低，根据有无来决定好坏，这是教人贪婪。假使小吏一再行贿，拒绝而不接受，并且迅速罢黜，那么贪墨的人就远离了。所以贿赂通行，则硕鼠之风滋长；簠簋不整，则羔羊之节败坏。大臣从小吏处获取，小吏从百姓处获取，禁令毁坏而风俗败坏，上面不守法度而下面无耻，利益壅塞而百姓日益贫困，国家的丧乱指日可待。当今天下凋敝，最严重的莫过于赃吏，而犯赃的官吏多出自小官，从丞簿到杂流，不贪的盖百之一二。这都是入钱买官的人。当国家用度不足时，治国者不曾与稍微懂得治体的人熟计，而卖官鬻爵的命令下达了。起初下令时，认为这只是从富家大室获取，百姓不加赋税而国家足以用度，这是没有伤害的。不曾熟计其利微而害广。入钱买官的人，都没有曾参、史鱼那样的品行，都没有子游、子夏那样的才艺，都没有伯夷那样的廉洁，都没有卓茂、鲁恭那样的政绩。这是乡里所谓的白丁，而一旦让他们居高临下治理百姓，法令不熟悉，文字不通晓，流品浊劣而品格卑下，监司不礼遇，胥史不畏惧，而这些人也没有升迁的希望，卑贱懦弱，嗜利无厌，看他最初投入官府的钱，必数倍而后止。国家所得无几，而百姓所损无数，害广而利微，政蠹而民耗，没有超过这个极点的。

建国初期，取士的途径很广，而卖官鬻爵的命令不行，官吏作奸犯科的少，而丞簿以下又多由进士担任，乡举岁贡的参用，慎重名器。正统以后，朝野多故，战争频繁，权宜之制兴起，而卖官鬻爵的命令开启，于是有纳粟买马的条例，盖甚不得已。而入钱拜官的人不过安置在杂流，固未尝有居高临下为令、亲近百姓的。当今天下太平，没有战争之事，甚不得已，而多次开启此例。其就选者，入钱多的且得为大县令，名器的滥觞，流品的淆乱，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司衡者稍加注意，凡以此例进者，都按旧例安置在杂流，而治国者虽甚不得已，也封闭而不开放，堵塞侥幸之路，断绝冒滥之端，惩治贪墨之源，防止衰乱之渐，一举而四利附焉，禁鬻爵之谓也。

○惩墨

司马君实有言：天所生之财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今天下仓库所在空虚，没有一年的积蓄，而官府收入常苦于不足用。箕敛日益紧急，而田野日益穷困。农夫劳作辛苦，终年焦劳，不得一饱。禾稼刚收获，场圃已空。破锅无粥，败灶无烟，妻儿空腹相对而泣。催科隶下，突如豺虎，鞭挞不已，子女随鬻，愁苦万状，言之痛心。今日之财，下不在民，上不在官，盈箱累袋，一归贪墨。下车视篆，首籍富户，剥削及肤，敛括入髓，胁以峻刑，罗以密法，百计掠夺，不尽不止。

译停止两浙百姓因富有而招致怨恨，道路上充满诅咒，人们恨不得吃他们的肉；然而当权者正从贿赂和馈赠中获利，只要贿赂一送，立刻就能获得清贵的官职。贪污腐败的风气在京城盛行，腥臭污秽的气息遍布偏远之地，贪官得志的情况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了。

过去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崔烈花钱买得司徒之位，史官记载此事以作为明确的警戒。现在的崔烈何止有百千之多？习以为常，恬不知耻，而清廉修身的士人反而遭受讥笑，廉洁的官吏大多被排斥驱逐。官员失职，百姓无法生存，江河倾覆堤坝溃决，没有人知道停止的极限。

那些贪污的官吏，侥幸没有败露，那么拿出他们财产的十分之一，就足以跻身清贵之位并占据要害部门；不幸败露，也不过是剥夺官职，严重的发配到极边之地。一旦遇到大赦，就能回到家乡，于是又用他们拥有的财产购置良田美宅，建造高大的宫室，蓄养妖艳的妾室，役使顺从的仆役，纵情歌舞，放纵心意，穷极奢华欢乐，留给子孙，利益延续数代。他们在乡里扬扬得意，自认为得到了好处，这完全是因为赃款巨大而惩罚太轻，获利丰厚而危害极小。引导他们贪污，他们有什么忌惮的呢？

我高皇帝洞察民间疾苦，深究教化根本，推崇廉洁的奖赏，严惩贪污的诛杀。官吏犯赃的，处以极刑；枉法受贿的，判处死刑。于是当官的人畏惧刑法，治理百姓的人远离罪恶，官吏称职，百姓安定，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境界。

后来钞法逐渐壅滞，赃罪的判罚过于严苛，诛杀不完，不得已而采用从轻的典制，增加杂犯的条款，于是贪官也逐渐放肆了。正统以后，赃贿滋长，又增加条例禁止，赃款多的发配戍边，严重的则远配极边。然而发配不久，诏令赦免就随之下达，掌管刑罚的人只按罪行定罪，而且没有没收家产的典制，轻重任由情面，出入徇私舞弊，有赃的人不一定被追究，被追究的人不一定有赃，戍边的人不久，犯罪的人相继出现。提建议的人纷纷议论，认为这是弊病，却不知道变通的方法。

法律确实不可轻易改变，但条例可以增加。如入官给主，本来有固定的法律，而赃款达到巨万的，特别用诏令条例没收家产；那些因赃罪戍边的，永远不得赦免，并且著为法令。戍边的人不得赦免，就不能回家享受他们的收入；而赃款多的必定没收，就无法留给子孙。他们将畏惧罪行还来不及，还有什么利益可图？将会奖赏廉洁而不贪污了。

本朝小吏的俸禄很微薄，而冗员日益增加。俸禄微薄就不足以供养廉洁，而中等资质的人很少能自我树立。陈平所说的“不接受金钱就没有资本”，是形势使然。因此冗员既增加，那么小吏的俸禄不得不微薄；小吏俸禄微薄，那么犯赃的人必然多，这是相互因果的趋势。

假如天子颁布诏书，命令吏部将所有无益的冗员全部淘汰，而立即用这些冗员的俸禄增加小吏的俸禄，又有没收家产不赦免的条例作为禁令，根本既正，末流自然衰止，贪官知道畏惧，百姓大概可以稍微安定了吧？

译○节制浮费

承平时间长久，禁令防范就会宽松；禁令防范宽松，奸诈虚伪就会滋生；奸诈虚伪滋生，浮滥的开支和冗员的俸禄就不知道极限，而财力必然匮乏。如今六边的士兵，是朝廷依靠他们来捍卫边疆的，却每天不能吃饱；敌寇到来，京师震惊恐惧，人们没有坚定的守土之志。两浙的农民，是朝廷依靠他们来供给军国费用的，却每天不能吃饱；遇到饥荒，父亲卖儿子，丈夫卖妻子，饿死在路边的人相望。人们没有坚定的守土之志，饿死在路边的人相望，就会喧嚷着改变他们乐生的心意，而产生作乱的念头；不逃跑投奔敌人，就挺身成为盗贼，这不是小事，而执政者却不醒悟，安然无忧地认为没有祸患，疾病潜伏在膏肓，饮食却像这样，这就是扁鹊惊骇而逃走的原因。每年的收入有定数，而违背常理的支出没有常规，财力必然匮乏；财力匮乏了，而土木工程不停止，军队频繁出征，其中最严重的，是官员中冗员日益增加，裁革的诏书墨迹未干，添补的命令随即下达，额外的人员超过常规编制，像工部、太常寺、光禄寺、中书科、太医院，都是无赖之人的渊薮，而耗费钱财的害虫。正德年间，官场泛滥到了极点，圣天子继承皇位，下诏清理核查，凡是传升、乞升的全部淘汰无遗漏，海内外鼓舞称快。如今几乎又恢复旧貌了。武官袭替比试的方法，只是旧例罢了，降革的条例竟然一次也没有实行，那些带俸禄的人数又比正额多出几倍。锦衣卫缉获妖言强盗的，升俸署级，没有人敢质问；而边将上报首级论功的，每年不知有多少。军士脱籍而领取粮食像往常一样，上下互相欺骗，公私财力都枯竭了。进言的人正急于理财的方法，却不知道节制费用的道理。浮费不节制，即使积蓄像山丘，来源像江河，日削月减，最终导致衰败；朝渗夕泄，立刻见到枯竭。即使让管仲、商鞅执掌筹算，桑弘羊、孔仅主管会计，也没有益处。古代冢宰制定国家用度，量入为出，一定要使有九年的积蓄，然后才可以治国。汉代的文帝、景帝亲身实行节俭，海内富庶；宋神宗急于富国，却暗于知人，新法纷纷出台，最终奠定丧乱的根基。由此看来，生财不如节用，富国不如使百姓富足，已经很明白了。现在应当特别下诏吏部，凡是额外的官员，如传升、乞升、添注、填注，自工部以下如前所说的那些，全部革除罢免。再下诏兵部集议上报，新官的袭替一律像旧官一样比试，而比试的方法必须严格，不符合标准的不得袭职；条例规定应降革的，必须按例执行；功赏滥用的，必须大力裁减；军队中没有丁口却有粮饷的，依法清理，使他们不能冒领。再下诏户部，总计每年的收入和支出，加以调节，一定要收入多于支出才可以。凡是营建修缮、赏赐、尚方监局每年制造的物料，违背常理没有常规的支出，全部罢免。实行几年，盐税的盈余和太仓的积蓄，全部用来筹划边防，再下令当时免除百姓田租的一半，那么六边的士兵都乐于作战，两浙的农民都尽力耕种了。这比起不知道节制费用而惶惶然追求财利的人，功效相差万倍。

○革除奢靡

风俗移人而奢靡耗财，令人痛心啊！一个人耕种，十个人吃饭，那么饥饿的人必然多；一个人养蚕，十个人穿衣，那么受冻的人必然众，这是必然的道理。如今一个平民耕种，一个平民养蚕，而吃穿的人却有千百，这些人又不只是吃穿而已，穷尽水陆的珍奇，极尽丝织品的纤巧华丽，而想使百姓没有饥寒，怎么可能做到？曾子说：“国家奢靡，就向百姓展示节俭；国家节俭，就向百姓展示礼制。”礼制是节制用度的规范，禁止奢靡的防范。如今士大夫之家很少能遵循礼制，何况普通百姓呢？大的方面，丧葬婚娶动辄超过古制。古代哭泣时不唱歌，如今却夹杂优伶，由僧道引导，笙管铙鼓齐鸣，当哀反乐，参加葬礼的人带着妓女互相娱乐，主持丧事的人沉湎酒色流连忘返。古代婚姻只有六礼，如今却倾尽资财互相夸耀，借贷以求胜过对方，鞋子用珍珠镶边，发髻用金饰装饰，宝玉翠绿，奇丽骇人，长衫大袖，十天半月就变换样式。京师则是世袭禄位的家族，两浙则是富商大贾，越礼逾制，僭越模仿王者。因此，大户人家的婚丧一次，中等人家破产的几乎没有了。农夫在野外号哭，织女在室内叹息，而贵游子弟正厌弃粱肉而不品尝，丢弃纨縠而不穿用，奢靡到了极点。我们高皇帝亲身实行节俭，首要重视农桑，服饰居室有等级，婚丧有制度，贱不逼迫贵，下不干扰上。弘治以前，淳朴未雕，禁令防范还在。自从逆瑾贪赃枉法，接着宁王、彬王奸赃百万，抄没无数，到了今天，人有邓通的铜山，家有郭况的金穴，没有和戎的策略，却准备魏绛的女乐，蔑视造唐的功勋，却奢侈令公的声伎。临食的人嘲笑何曾的万钱，执筹的人嗤笑元载的八百，而地方官吏正竭尽百姓的膏血来奉承上级。上倡下应，一致同风，这就是贾谊流泪、马廖叹息的原因。风俗奢靡而不知道禁止，财力耗散而不知道节制，当官的都贪赃枉法，而耕田的人多从事末业，这也是民穷财尽的时候。趁现在不治理，以后必然无计可施。如果不幸国家有方圆千里的水旱灾害，拿什么来救济呢？所以想要富国的，没有比使百姓富足更好的；想要使百姓富足的，没有比节制用度更好的。重视农桑而抑制末业，奖赏廉洁而诛杀贪墨，用礼教来示范，用刑禁来威慑，天子公卿在上亲身实行作为先导，推崇汉文帝的俭朴来修习高皇帝的法度，那么财力怎么会不像水火一样充足，风俗怎么会不像古代一样淳朴呢？

○端正典制

如今的迤北，还抵不上中国的一个大郡，而兵至则上下震恐，任其所欲，没有不如其意的，深入内地，杀掠殆尽，而沿边诸将竟然不敢发一箭来抵御敌寇，土崩瓦解的局势已经形成，而执政者不醒悟，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治理了。他们曾经每年一两次入侵，水土不服，士马多死亡，而且所图不过金缯子女头畜罢了，能有什么作为？唉，说这种话的人可以斩首。天下的形势，就像腹心已经颠倒，而四肢痿

译筋骨脉络无不患病，外邪一旦触及，死亡立即可待，却还认为安逸无事，这正是古人所说的燕雀处在堂上，火种放在柴堆之下啊。

如今天下财力在东南枯竭，兵员在西北消耗，边防日益败坏，而敌势日益强大。济农侵扰，士兵没有喘息之机；谙达、阿布该又缔结婚姻；卫拉特、朵颜、乌梁海、土鲁番各部相继煽动，祸患不可预测。

甘肃、延安、宣府、大同没有一年不战，山西又遭残破。梁震、马永、刘文、王效相继老死，勇将即将耗尽，而债帅得志，骄兵跋扈，公然谋划叛逆。许铭、张文锦、李瑾横遭惨酷对待，却被置之不问。

大同军队内杀主将，外通敌国，唐代的藩镇尚且不如此。因此敌人敢于深入，毫无顾忌，长驱直入晋冀，进而窥视井陉，所过之处残破杀掠，士民四十余万人死亡，长平之战的坑杀又怎能超过这个？这都是大同造成的。

有功不赏，有罪不诛，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高皇帝的祖训说：“凡是赏罚，必须得当，不得当则人心不服，久了祸患必然产生。”这话真是历代帝王的常道。

何况军务之事，呼吸之间，存亡立异。赏赐不配功劳，士兵就不受鼓励；诛罚不配罪过，士兵就不受惩戒。鼓励与惩戒废弛，纪律就败坏；纪律败坏，上下就解体。即使有霍去病、卫青的勇猛，李光弼、郭子仪的忠诚，也无能为力。

所以孙武斩杀宫嫔，穰苴诛杀庄贾，世宗诛杀爱能，狄青杀陈曙，都是懂得这个道理。

如今六边诸将覆军失律，总是隐瞒不报，即使上报，也不过派官员去勘查，轻者罚俸，重者降级罢了。

前进有必死的危险，后退却没有失机的杀戮，人情谁不乐生而恶死？这就是士兵听到战鼓就奔逃，看到烽火就溃散的原因。

敌人退去，就拾取遗落之物，甚至俘虏边民作为首级上报军府，邀求爵赏，升迁官职、荫及子孙，泛滥到兵部。

功劳确实应当赏赐，罪过也应当惩罚。如今舍弃如山丘般的罪过不诛，只奖赏毫毛般的功劳，谁不效仿以互相欺蒙？

山西之事尤其令人痛愤。丁璋率领五千饥疲的士兵，迎战十万气势正盛的敌人，挥动空拳赴向白刃，被剖腹肢解，无一人逃脱。山西士民无不流泪。

昔日李陵以五千壮士独自抵挡匈奴，最终成为降虏，司马迁还认为他有国士之风。丁璋如此忠壮，国家却没有特殊的典制，死事之家不蒙优恤，这就是忠臣烈士丧气的原因。

失机逗留者斩，法律极重。如今山西残破，何止是失机？哭声震动原野，刀箭波及婴儿，骷髅堆积如山，流血涌流成河，而总兵以下争先逃匿，巡抚大臣束手坐视。

大同既已败坏，祸延山西，是谁的过错？而诛杀未行，爵位依旧。刑罚赏赐如此，恐怕不能鼓舞士气而改变旧习。

假使北兵再次入侵，又凭什么要求人们拼死效力呢？

因此，诛赏的法度不正，却要求将士效命、边疆安宁，我担心它日益衰败，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译○实塞

边境被敌人困扰的地方，常常苦于兵力不足。兵力不足而地域辽阔遥远，那么戍守的人就少，而敌人出没无常。敌人聚集而我军分散，敌人众多而我军寡少，这就是敌人屡次得逞的原因。兵力可以增多，但粮食常常不足。所以没有经历过战事的人屡次提议增加兵力，却从不考虑缺乏粮食的问题。如果粮食充足了，无论是调发还是招募，还担心没有士兵吗？现在秦、晋、燕、赵、山以东、河之南北，每年征收的赋税，尚不足以供给军队，而诛求供应、宗室藩王、官吏、驿站传递等各种费用，又从这里取用。烽火一旦报警，常常仰赖太仓的银两。银两到了，敌人就撤去了，士兵不能吃饱，而主管官员却装满了口袋。边境日益空虚，士兵和马匹日益损耗，而浅薄短视的人急于增加戍守和兵力。我担心士兵不能空腹去抵御寇敌。秦、陇、河、渭一带，古代称为富饶，沃野千里，秦国曾经凭借一隅之地，向北驱逐匈奴，向南吞并六国。现在举倾天下的全力，却畏惧济农之策，如同虎头反而居下，虎足反而居上，这就是贾谊痛哭流涕的原因。建国初期，元朝后裔远遁，尚且每年派遣将领肃清沙漠。明成祖三次征讨迤北，数千里之外，曾不见敌人，边疆守卫在四方蛮夷之地，屯田一直延伸到河湟，牧马一直到达瀚海，盐商获利而运输畅通无阻，红粟腐烂在仓库，牛羊遍布野外，士兵吃饱而不用作战，马匹肥壮而不用骑乘，边境的快乐，在永乐、宣德年间达到了极致。正统年间以来，宦官在内窃弄权柄，债帅在外懒惰偷安，边防逐渐松懈，敌势逐渐增强。等到土木堡之祸，丧失军队，国土收缩，受降城、河套一带，全被敌人占有。士兵不能耕种，马匹不能放牧，而屯田制度败坏了。屯田败坏，那么盐商就失利；盐商失利，那么运输就不通畅，而延绥、陕西、甘肃的米价飞涨，通常一钟米要两银子。粮食不足，这就是原因。古今谈论充实边防的人，没有比晁错、贾谊更好的了。虽然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但实际上是万世长久的利益。现在他们的言论都在，斟酌损益，学习他们的意图而不拘泥于旧法，根据时势建立制度，因地制宜以便风俗。招募百姓屯田，依靠屯田储存粮食，依靠粮食增加兵力，依靠兵力制服敌人。按时供给衣粮，增加戍守，谨慎烽火信号，远设侦察哨所。又特别诏令户部讲求盐法，广泛考察其兴废的根源，而仔细计算其利害的原因。放宽每年的课税，减少盐引的额度，按时秤量提取，守支没有阻滞，彻底革除买卖盐引的弊端，而略微严格禁止余盐和私盐，使灶丁不失所，而富商大贾乐于报中。并且不让年老昏聩、贪婪墨守的人来主管。凡是盐课的收入，全部用来供给边防，而营建修缮不急之务，一切停罢。筹划几年，那么运输的方法就通畅，屯田的利益就兴起，富强的局面就形成，而祖宗的法典就恢复了。

○均赋

天下的赋税，没有比两浙更重的，而尤其没有比苏州、松江更重的。松江两个县而已，年赋一百二十万；苏州的年赋三百五十多万。起初是因为伪吴张士诚的旧额，已经过重，后来因为漕运的费用，凡是正粮一石，又加耗五斗，所以重到这种地步。其他徭役、科派、岁料、织造、邮驿、砖厂等各种征收缴纳的，每年不知有多少。贪官污吏的侵吞掠夺，大户人家的兼并，肆意横行而没有人禁止，苏州的困苦到了极点。治理百姓的人想拯救它，却没有找到方法。公田变为丈量，丈量变为挨号，挨号变为牵摊。咨询不广泛，计虑不周全，甲可行而乙不可行，朝令而夕改，利益没有获得而祸害先滋生，法令没有形成而诽谤迅速兴起。这就是改革没有循序渐进、任用非人的缘故。丈量的方法，可以在秦、渭、燕、赵、山以东、河之南北实行，而不可在两浙实行。为什么呢？北方沃野千里，土地都方正平直，容易计算。高皇帝曾经命令徐达等人丈量田亩，事情最终没有成功。至于两浙的田地，环绕着沟渠，交错着坟墓高地，尖斜曲折，势难整齐。世上没有章亥那样的人，谁能一步步丈量呢？统泰之间，周文襄公也曾实行丈量之法，从昆山开始，匹马独行，亲自踏勘田亩，不久又停止了。现在昆山有今量同田，就是这种情况。凭借中山的谋略，文襄的心计，尚且觉得困难，何况今日呢？形势必然守令责成县丞，县丞责成簿尉，簿尉责成耆长，耆长责成里甲。得到贿赂就减多为少，不贿赂就加少为多。私自截断步弓，伪造增加亩角，以迎合上级旨意，邀功请赏的，十之有九。挨号的方法尤其错误。自从洪武至今日，一百七十多年了，田地多次易主，定额屡次更改。鱼鳞图册变乱潮湿腐烂，郡县所编造、后湖所收藏的，且已模糊不可依据，而竟然想用民间的图籍作为定准吗？这道命令一下，耆长中狡猾的人，都伪造图籍，涂上灰尘，刷上黑墨，以欺骗上级。甚至移动田块，改换字圩，得到贿赂就减官为民，不贿赂就加升为斗，纷纷变乱，即使丝线纷乱、荆棘丛生，也无法比喻。不得已而实行牵摊之法。牵摊确实是正确的，取多补少，法令统一而百姓不至于大受伤害。然而土地有高下，田地有肥瘠，山田怕旱，水田怕涝，而坍江、坍湖、坍海以及长期荒废抛荒的，又不可一概平均。有田地就有租税，而城中的田地，其没有粮税的依然如故，这很不合理。法令必须通计一县的田地，为顷为亩的有多少，年赋有多少，而审慎平均。凡是田地高下肥瘠不大相远的，通为一则；那最高最下的，以及坍江、坍湖、坍海和长期荒废抛荒的，又通为一则；而城中的没有粮税的，必须一概征收，这样大概利多而害少。但这只是治理末节罢了。减额的人既然认为是恩惠，那么加赋的人必然认为是怨恨。朝三暮四，无异于狙公之术，而想要缓解苏州、两浙百姓的困苦，是做不到的。所以想要修成万世之利的，有三种方法：均赋、减额、限田。伪吴以一隅之地对抗天下，日事战争，其势不得不重赋以足用。高皇帝定都金陵，依靠吴会的谷粟，凭借江东的财赋，大概是想要减额而未能，不是能减而不愿减。

译况且如今的天下都是皇上的土地，为什么天下的赋税都轻，唯独苏州、松江特别重呢？议论的人一定会以破坏既定法度为理由来反对。所谓破坏法度，是为了防止奸臣专权、扰乱法纪、蒙蔽皇上、谋取私利。现在朝廷和民间的人都知道苏州、松江的赋税过重，法度应当变通，却没有人敢提，是害怕“破坏法度”这条律令处罚太重。如果圣明的天子颁布明确的诏书，汇集众人的意见来推行，又有什么破坏法度的问题呢？

如果没有办法，那就减少税额吧？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国家军需一天都不能缺少，增加赋税尚且不够，怎么能想要减少税额呢？从前汉文帝节俭，实行三十税一的税率，并且时常赏赐百姓免除一半的田租；汉高祖也曾经多次赏赐百姓免除田租。当时的诏令都在，可以考证。正统、天顺年间，周忱、况钟奏请减少苏州赋税七十二万石，为什么唯独在正统、天顺年间可以实行，而在今天就不可以实行呢？大概是没有周忱、况钟那样的人罢了。如果确实能够裁减三种冗员，整顿盐法，恢复屯田，那么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充足，苏州、松江的赋税额度就可以逐渐减少了。

限制田产的法度虽然看起来宽泛迂阔，但尤其重要而迫切。富人连片拥有田地，而穷人没有立足之地，是没有制度的缘故。现在应当稍微制定一些限制，使豪强兼并土地的人有所畏惧忌惮，而穷人拥有固定的产业作为生计的来源。选拔循良的官吏来治理百姓，让他们用心于农业和蚕桑。凡是徭役、科派、岁料、织造、邮驿、砖厂等各项征收，都依次商议减少，那么苏州百姓就能达到小康，天下也将永远受益了。

译世纬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