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卷下

○汰异

从前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排斥夷狄；孟子谈论仁义，是为了驳斥杨朱和墨子；董仲舒阐述周公和孔子的学说，是为了贬抑管仲和商鞅；韩愈撰写《原道》，是为了排斥佛教和道教，而佛教和道教的危害尤其严重。韩愈曾说：孟子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那么韩愈的功劳，难道会在孟子之下吗！世俗的儒生支离破碎，沉溺于口耳之学，蒙蔽了教化的本源，知道佛教和道教的危害，却甘心沉溺其中，以清净为宗旨，以虚无为根本，以慈悲为教化，以寂灭为归宿。他们抛弃纲常，蔑视礼法，败坏政事，毁坏五伦的秩序，废弃四民的职分。不养蚕却穿衣，不耕种却吃饭，不读书却做官，不婚配却结合。伤害教化，扰乱常典，危害百姓的祸害，没有比佛教和道教更凶残的了。世间议论的人，都把佛教、道教与我们的儒家之道并列为三教，把释迦牟尼、老聃与周公、孔子并列。唉！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百姓刚产生时，稀少而朦胧，愚昧而浑厚，没有思虑，没有作为。圣人出现，用常理训导他们，用礼法规范他们，用刑罚禁止他们，用政令申诫他们，然后百姓才知道方向。在伏羲、神农、尧、舜的时代，哪里见过所谓的佛教和道教呢！却说并列为三教，欺骗也太严重了！老子的学说，始于周末；佛教的言论，兴起于东汉。周公、孔子的教化衰微，帝王的大道熄灭，然后异端邪说才得售。愚昧的百姓，不探究其根本，却倡导三教并立的说法。唉！这种言论，是佛教和道教的门徒倡导的，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佛教和道教事情的。那么佛教和道教的教化可以就此废除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韩愈曾说：让僧侣道士还俗，烧毁他们的书籍，拆毁他们的寺庙，这是逐渐消除它们的办法。周秦以来，迷惑于老子学说的人，没有比秦始皇、汉武帝更甚的；迷惑于佛教的人，没有比梁武帝更甚的。秦国和梁朝因此灭亡，汉朝因此动乱，这也足以作为鉴戒了！然而庸碌的君主、昏庸的主宰，甘心这样做，重蹈覆辙，接连不断，也可悲哀啊！高皇帝平定天下后，想要彻底消灭佛教和道教的教化，当时的各位大臣，没有傅奕那样的深远见识，却沿袭萧瑀那样的庸俗愚昧，因循苟且，逐渐滋生蔓延，周颠仙、张三丰、天眼尊者之类的人，妖异荒诞、怪乱不经。成化年间以来，继晓、李孜省等人，恣意施行幻术迷惑世人，百无一验，伎俩穷尽、智谋屈尽，最终被杀。文成、五利，相继被诛杀，这也是往事的明显验证。如果有王者兴起，烧毁他们的寺庙，焚毁他们的书籍，让僧侣道士还俗，学习老子、佛教教化的人，必定杀无赦。这样，异端就被淘汰，而百姓就能兴盛了！

○距伪

《礼记》说：天下有道，行为就有枝叶（繁盛）；天下无道，言辞就有枝叶（繁盛）。言辞繁复的，行为就有邪恶；是道的贼害，是政事的蛀虫。周朝衰微，处士横加议论，杨朱、墨子的学说堵塞道路，孟子大声疾呼以驳斥他们，然后人们才知道杨朱、墨子的错误。唐朝末年，佛教和道教的学说横行于中国，上自天子，下至百姓，一致相信它们，韩愈的《原道》用来排斥它们，然后人们才知道佛教和道教的错误。杨朱、墨子、佛教、道教，与我们周公、孔子的道理判若黑白，可以迷惑愚蠢的人，但不能欺骗贤明智慧的人，所以排斥它们比较容易用力。现在的伪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诵读的是周公、孔子的诗书，他们讲习的是程颐、朱熹的传疏，而他们谈论的却是佛教、道教的糟粕，他们所做的却是夏桀、盗跖都不做的事。借道学的美名，来满足他们贪婪奇特欲望，剽窃圣贤的格言，来粉饰他们肤浅荒谬的学说，结党营私而攻击异己，尊崇陆九渊而诋毁朱熹，凡他们所谈论的，不出老生常谈，庸人小孩都知道他们的错误，而喜好名利、追求富贵的士人，却认为这是孔孟复出。纷纷扰扰，像沸腾像疯狂，创建书院以聚集门徒，而学校几乎荒废；撰写语录以迷惑世人，而不讲经史。学士轻视科举学业而不学习，官员抛弃职守而不务正业，把静坐当作存养，把诗歌当作礼乐，互相标榜，私立门户，以谋求终南山式的捷径。利益结合就援引，势力倾覆就排挤，随声附和，臭味相投，牢不可破，似是而非，这不仅仅是紫色夺去正红、郑声扰乱雅乐而已。现在圣君即位，大道为公，而邪说肆意兴起，正统学问淹没荒芜，败坏人心术，祸患惨烈于杨朱、墨子，灾难深重于佛教、道教，世间没有孟子、韩愈，谁能驳斥他们？圣天子曾下达明诏，表示禁止绝灭，但风俗颓败，根深蒂固，势不可止。从前孔子诛杀少正卯，子产诛杀邓析，是厌恶他们扰乱政事。然而也没有诋毁先儒，蔑弃明诏，扰乱王制，蛊惑人心，似是而非，像现在这些伪君子这样的，驳斥他们该怎么办？烧毁他们的书籍，驱逐他们的人，不让他们与中原同列，用明太祖定罪朱季友的理由来定罪他们。希望这样，正统学问就能昌明，异端邪说就能平息，邪说不至于欺骗百姓了！

○抑躁

现在天下最可忧虑的，没有比士人习气的浮躁争竞更严重的了。浮躁争竞的人，进取时恬不知耻，退让时疏远冷漠，而贤与不贤颠倒，教化衰败。风俗败坏，而一同溃败了。《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四个支柱不张弛，国家就灭亡。这难道能不为之寒心吗！建国初期选拔士人，先看重品行而后看重辞藻，奖赏纯朴真实而鄙弃浮华轻薄，士人都避匿，不乐于仕进。千旌贲乎丘团，束帛加乎岩穴，上下久任，内外均劳，大臣有羔羊之风，小臣

译怀着像貂尾那样被轻视的耻辱。掌管选拔官员的人，秉持着公绰那样的廉洁，而在位做官的人，却甘愿像颜驷那样沉滞不升，士人的风气朴实醇厚，多么美好啊！自从长期任职的制度败坏，而快速升迁的弊端滋生，重视内廷而轻视外任，厌恶劳苦而喜好安逸，士人希求清闲的官职，人们争竞要职，地方官希望进入台谏部门，郎署官员图谋翰林院的选拔，把朝廷当作旅馆，剥取百姓的血汗作为钓饵。贿赂公然进行，财物在白天送入，谄媚阿谀成为风气，钻营投机得以得志，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了。厌恶正直、丑化公正，反而遭到讥笑，因此清正自修的人，沉沦屈居在下级官位；淡泊退让的人，隐居在山水之间。而小人结党营私，像鬼怪、像短狐一样害人，鸱鸮在殿廷上呼啸，蝉噪在宫社中沸腾，阴气凝结如冰般坚硬，逐渐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形势所趋，谁能抵挡呢？掌管铨选的人，是衡量人物的标准，是众官的表率。他们的晋升，既然不靠正道，那么约束自己，必定不严格。平素的声望既然轻贱，那么人们多轻视。容易用财物收买，贿赂就容易进入，不到五六年就超迁到美好的职位，既富有又尊贵，士人争相觊觎，奔走于权贵之门，以求必定得到，先后担任此职的人，大多因贪赃而败露。让这样的人去衡量贤与不贤，升降幽暗与光明，好比要求盲人看远处，必定不能做到。这就是官场之所以污浊泛滥，士风之所以败坏，浮躁争竞日益繁多，而廉耻之道消亡的原因。从前鲍宣进用，而王氏收敛手脚；杨绾拜相，而黎干失色。所以表率确立，人们就知道法度；名位器用慎重，士人就修养品行；采纳纯朴，浮华虚伪就屏除；崇尚正直，奸邪就远离；提拔修洁的人，贪浊的人就畏惧；奖赏淡泊退让的人，浮躁争竞就消减；风俗美好，教化就兴盛。四维全部张设，国家就尊贵安定了。

译○久任

汉朝距离古代不远，法律制度尚且简略，官吏都长期担任他们的职务，像仓氏、库氏这类人，以官职为姓氏，所以史书称官吏都老死在任上，子孙继承。整个汉朝时期多有守法循理的官吏，自从长期任职的制度败坏，官吏的弊端就滋生了！如果频繁更换地方长官，那么官吏都会依循资历、计算日子，希望得到升迁，改变他们原本施行的措施，因循守旧、敷衍简陋，甚至没有一整年的计划。而继任者，又喜欢随意更改，政令刚推行就立刻停止，政绩尚未成就就最终罢免，下面的百姓惶恐不安，不再遵守法度，而吏胥得以趁机作恶。送别旧官已经离去，迎接新官尚未到来，那些代理职务的人，肆意侵吞剥削，像狼虎一样贪婪苛刻，不满足就不停止。唉！弊端也太严重了！建国初期，官员都长期任职，朝廷内部从三公、六卿、台谏、郎署，到地方上的方岳、牧守、丞簿、掾史，大抵都是九年三次考核后才按序升迁。那些称职的人，有晋升品级而不更换职务，像蹇义、夏原吉、三杨、胡濙、周忱等公卿，都专任其职、责成其事，上下相安，没有苟且敷衍的意思，历代圣君继承，坚守而不失。自从正德年间以来，宦官擅权，侥幸升迁的途径广泛开启，士人希求终南山那样的捷径，而鄙视贾谊那样的滞涩。然而清议颇为严厉，骤然升迁、快速变化的人，受到众人讥讽，不久就被罢免，长期任职的制度还没有完全败坏。自从卖官鬻爵的条例多次开启，而在京城等待选任的士人，日益停滞壅塞。当权者想要疏通这种情况，于是地方长官频繁更换，升迁调动没有常例，外地的牧守、丞簿，内部的台谏、郎署，大抵不满一次考核就按序升迁。不这样做，那么人多缺少，停滞壅塞的情况会更严重。更严重的，三年考核政绩，那么县令、县丞以下大多不考察他们的才能与否，一概罢免以安置等待选任的士人，下面频繁更换，那么上面必然依次升迁。不过几年，内部拜为京堂官，外部不失为方岳伯的，往往是这种情况。升迁调动既然迅速，那么罢黜也容易，贤愚不分，一点也不爱惜，积薪的比喻，实在令人慨叹！上下苟且，每天每月希望俸禄品级的崇高低微、丰厚微薄，而长期任职的制度败坏到了极点！当今天子英明圣武，深刻洞察这种弊端，也曾一道诏令吏部，实行长期任职的制度。当权者不考察根本，却急忙急忙地补救末流，知道停滞壅塞的人应当疏通，却不知道卖官鬻爵的条例应当禁止；知道守令不可以频繁更换，却不知道方岳不可以轻易罢黜，知道台谏郎署应当长期在职，却不知道公卿不可以轻易退职。所以想要实行长期任职制度的人，必须从大臣开始，上下频繁更换，那么下面就不能依次升迁，而卖官鬻爵的条例必须断绝不再开启，凡是府中的副职，县中的令丞，必须科举贡生才能授予。这样，那么等待选任的人不至于停滞壅塞，而当官的人不敢苟且，各种政绩凝聚，而九年三次考核的制度就可以恒常了。

○惜爵

《礼记》说：大臣守法，那么小臣廉洁。大臣，是百姓的表率，官吏的统帅，天子所尊重信任并以礼教对待的人，品级高而且俸禄丰厚！这还有什么不足，却还要在意小吏的贿赂馈赠，更严重的，看他们贿赂的多少来决定高低，以有无贿赂来判断善恶，这是教人贪婪。假使小吏一两次行贿，拒绝不接受，并且迅速罢黜，那么贪墨的人就远离了！所以贿赂通行，那么硕鼠的风气就滋长；簠簋不整饬，那么羔羊的节操就败坏。大臣从小吏那里索取，小吏从百姓那里索取，禁令毁坏而风俗败坏，上面不守法而下面无耻，利益壅塞而百姓日益贫困，那么国家的丧乱就没有日子了！今天下的凋敝，最严重的莫过于赃吏，而犯赃的官吏多出自小官，从丞簿到杂流，不贪婪的大概百中之一二，这都是出钱买官的人。当国家用度不足时，治理国家的人不曾参与，稍微懂得治国体统的人仔细考虑，而卖官鬻爵的命令下达了。刚开始下令时，认为这只是从富家大室那里获取，百姓不增加赋税，而国家因此充足用度，这是没有伤害的，不曾仔细考虑利益的微小而危害的广大。出钱买官的人，都没有曾参、史鳅的品行，都没有子游、子夏的才艺，都没有伯夷的廉洁，都没有卓茂、鲁恭的政绩，是乡里所说的白丁。而一旦让他们安然地治理百姓，不熟习法令，不通晓文字，流品浊劣而品格卑下，监司不礼遇他们，胥吏不畏惧他们，而这些人也没有升迁的希望，卑贱懦弱，嗜利无厌，看他最初投入官府的钱，一定要数倍后才停止，国家所得的几乎没有，而百姓所损失的无法计算，危害广大而利益微小，政治腐败而百姓耗损，没有超过这个极点的。建国初期，取士的途径很广，而卖官鬻爵的命令不实行，官吏作奸犯科的少，而丞簿以下，又多由进士担任，乡举岁贡的参用，慎重名器。正统以后，朝野多事，战争频繁兴起，权宜的制度兴起，而卖官鬻爵的命令开启。于是有纳粟买马的条例，大概是甚不得已。而出钱拜官的人，不过安置在杂流，本来没有安然为令得亲近百姓的。今天下太平，没有战争之事，甚不得已。而多次开启这个条例，他们参加选任，出钱多的甚至能做大县令，名器的泛滥，流品的混淆，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当权者，稍微注意，凡是以这个条例进身的，都按旧例安置在杂流，而治理国家的人，虽然

译即使迫不得已，也应封闭而不开放，堵塞侥幸获利的途径，断绝越级滥授的源头，惩治贪污腐败的根源，防止衰败动乱的苗头，一举而带来四种好处，说的就是禁止卖官鬻爵。

译○惩墨

司马召实曾说：上天所生的财富，只有这么多，不在官府就在百姓手中。如今天下的仓库，到处空虚，连一年的积蓄都没有，而朝廷的收入，常常苦于不够用，搜刮日益紧迫，而民间日益贫困。农夫劳作辛苦，终年焦灼劳苦却吃不上一顿饱饭，庄稼刚收割，场院和园圃已经空了；破锅里没有稀粥，坏灶台没有炊烟，妻子儿女饿着肚子，相对哭泣。催税的差役下乡，突然像豺虎一样，鞭打不停，子女随之被卖，愁苦万状，说起来令人心痛。如今的财富，下不在百姓手中，上不在官府手里，装满箱子口袋，全都归了贪官污吏。新官上任，首先登记富户，剥削到皮肉，搜刮到骨髓，用严刑胁迫，用密法罗织，千方百计掠夺，不抢光不停手。两浙的百姓，把富有当作祸患，怨恨之声充满道路，想吃了他们的肉。而当权者，正贪图他们的贿赂，礼物一送，立刻登上清要之位，贪浊的风气，在京城煽动，腥秽的臭味，遍布偏远之地，贪官得志，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了。过去桓帝、灵帝时期，崔烈花钱当司徒，史官记载下来以垂示明戒。现在的崔烈，何止千百个，习以为常，恬不知耻。而清修之士，反而遭到嗤笑，廉洁的官吏，多被排斥驱逐，官吏失职，百姓无法生活，堤坝溃决，不知道停止的极限。那些贪官污吏，侥幸不被发觉，拿出十分之一的赃款，就已经足以超越常人占据要职；不幸被发觉，不过是被罢官，严重的，被发配到极边罢了！一旦遇到大赦，得以回归乡里，于是又用他们所有的钱财，购置良田美宅，建造高堂华屋，纳娶妖冶的妾室，豢养顺从的仆役，酣歌燕舞，荡心娱意，穷奢极欲，留给子孙，利益延续几代，在乡里洋洋得意，自认为算计得当，实在是因为赃款巨大而惩罚太轻，利益丰厚而害处很小，引导他们贪婪，有什么可忌惮的呢？我高皇帝洞察民间疾苦，深究教化根本，推崇廉洁的奖赏，严惩贪墨的诛杀，官吏犯赃的，处以极刑，枉法受贿的，判处死刑。于是当官的人畏惧刑罚，治理百姓的人远离罪恶，官吏称职百姓安宁，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后来钞法逐渐壅滞，赃罪处罚太严，诛杀不完，不得已而采用从轻的典章，增加杂犯的条款，而贪官也逐渐放肆了。正统以后，赃贿繁多滋生，又加上例禁。赃款多的被发配戍边，严重的，则远配极边。然而发配不久，诏书赦免就随之下达，司法官员只按数额定罪，而且没有籍没家产的典章，轻重任凭私情，出入徇私舞弊，有赃的不一定被问罪，被问罪的不一定有赃，戍边的不久，犯罪的相继而来，提建议的人纷纷对此感到忧虑，却不知道变通的方法。法律确实不容易改变，条例却可以增加，比如入官给主，本来有定例。而赃款达到巨万的，特别用诏令条例籍没家产，那些因赃罪戍边的，永远不得赦免，并且著为法令。戍边的不得赦免，就不能回去享受所得，而赃款多的必然籍没，就没有东西留给子孙，他们将唯恐犯罪不暇，还有什么利益可图，将会奖赏而不贪婪了。本朝小吏的俸禄很薄，而冗员日益增加，俸禄薄，就不足以养廉，而中等资质的人，很少能自我树立。陈平所说的不接受金钱就没有资金，是形势使然。所以冗员既然增加，那么小吏的俸禄不得不薄，小吏俸禄薄，那么犯赃的人必然多，这是相互因果的趋势。假使天子下达方尺诏书，命令吏部：凡是冗员中无益的，全部淘汰，而就用那些冗员的俸禄，增加小吏的俸禄。又有籍没不赦的条例作为禁令，根本既正，而末流衰止，贪官知道畏惧，百姓大概可以小康了吧！

○节浮

太平时间长久，那么禁令防范就宽松，禁令防范宽松，那么奸伪就滋长，奸伪滋长，那么浮费、冗食，不知道极限而财力匮乏。如今六边的士兵，是朝廷所依赖的，用来捍卫封疆的，却每天吃不上一顿饱饭，敌寇到来，就使京师震恐，人心没有坚定的意志。两浙的农民，是朝廷所依赖的，用来供给军国费用的，却每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年成饥荒，就父亲卖儿子，丈夫卖妻子，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望。人心没有坚定的意志，而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望，就会喧嚣地改变他们乐生的心意，而产生思乱的志向，不逃到塞外，就挺而走险成为盗贼，这不是小事。而当权者，不省察忧虑，安然认为没有忧患，疾病潜伏在膏肓，而饮食如故，这就是扁鹊之所以惊骇而逃跑的原因。每年的收入有常，而违背常理的支出没有节制，那么财力必然匮乏。财力匮乏了，而土木工程不停止。军队多次兴起，最严重的，就是官吏中的冗员日益增加。裁革的诏书还没干，而添置的命令接着下达，额外的人员超过常规，像工部、太常寺、光禄寺、中书科、太医院，都是无赖的渊薮，而耗费钱财的螟蛉。正德年间，官职泛滥到极点，圣天子继位下诏清查，凡是传升、乞升的，全部淘汰无遗漏，四海之内，鼓舞称快！现在几乎恢复旧貌了，武官袭替、比试的方法，只是故事罢了。降革的条例，不曾实行一次，那些带俸的，又比正额多几倍。锦衣卫缉获妖言强盗的升俸，署级不敢请问，而边将上报首级论功的，一年不知有多少。军士失伍，而支粮如故，上下相欺，公私并竭。提建议的人正急切，急切于理财的方法，却不知道节省费用

译说。如果浮滥的费用不加节制，即使积蓄得像山丘一样高，收入像江河一样涌来，但日积月累地消耗削减，最终会导致国家衰败；早晨渗漏晚上泄漏，很快就会枯竭，即使让管仲、商鞅掌管筹算，桑弘羊、孔仅负责会计，也没有益处。古代冢宰制定国家用度，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一定要使国家有九年的储备，然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汉朝的文帝、景帝，亲身实行节俭，天下富足。宋神宗急于使国家富强，却在知人善任方面昏昧，新法纷纷出台，最终奠定了丧乱的基础。由此看来，创造财富不如节约用度，使国家富强不如使百姓富足，已经很明白了！现在应当特别下诏吏部，凡是额外设置的官员，如传升、乞升、添注、填注等，从工部以下，如前面所说的那些，全部革除罢免。再下诏兵部，召集商议后上报，新官的袭替，完全依照旧官比试的规定。而比试的法度必须严格，不符合标准的，不得沿袭旧例；应当降职革职的，必须按例执行；那些滥授功赏的，必须大力裁减。那些军队中没有丁口却有粮饷的，依法清查，使他们不能冒领。再下诏户部，全面统计每年的收入和支出，调节收支，一定要使收入多于支出才可以。凡是营建修缮、赏赐，尚方局、监局每年制造的物料，那些违背常理、不经由正常渠道支出的，全部停止。实行几年后，盐税的盈余和太仓的积蓄，全部用来筹划边防。然后再下令时常减免百姓田租的一半，那么六边的将士都会乐于作战，两浙的农民都会尽力耕种了。这与那些不知道节约费用，却忙于追求财利的人相比，功效相差万倍。

译○革除奢靡

可悲啊！风俗改变人心，而奢靡之风使人愚昧。一个人耕种，十个人吃饭，那么饥饿的人必然很多；一个人养蚕，十个人穿衣，那么受冻的人必然众多，这是必然的道理。如今平民耕种，农妇养蚕，而依靠他们衣食的人却有千百之众，而且不仅仅满足于衣食罢了。搜尽水陆的珍奇，极尽丝织品的华丽，却想让百姓没有饥寒，怎么可能做到呢？曾子说：国家奢靡就展示节俭，国家节俭就展示礼仪，礼仪是节制用度的规范，是禁止奢靡的防线。如今士大夫之家，很少能遵循礼仪，何况普通百姓呢！其中严重的，丧葬、婚嫁竟然与夷狄相同。古时候哭泣时不唱歌，现在却混杂着优伶，由剃度僧人和道士、笙管、铙鼓引导，在应当悲哀的时候反而奏乐。参加葬礼的人，带着妓女互相取乐，主持丧事的人，沉溺酒色流连忘返。古时候婚姻，只有六礼罢了。现在却耗尽资财互相夸耀，借贷以求胜过对方；鞋子用珍珠镶边，发髻用黄金装饰，宝玉翠绿，奇丽惊人，长衫大袖，十天半月就变换样式。在京师是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在两浙是富商大贾，超越礼制，僭越嫌疑，如同王者。因此因为婚丧之事而破产的中产之家几乎没有了。农夫在野外哀号，织女在室内叹息，而权贵子弟，正对精美的肉食感到厌烦而不吃，丢弃华丽的丝绸而不穿，奢靡之风，到了极点！我高皇帝亲身践行节俭，首先重视农桑，服饰居室有等级，婚丧有制度，卑贱不逼迫尊贵，下级不冒犯上级。弘治以前，淳朴未被雕琢，禁令防范还在。自从逆瑾贪财，接着是宁王、彬王，奸赃百万，抄没无数。到了今天，有人拥有邓通那样的铜山，有家拥有郭况那样的金穴，没有和戎的策略，却准备魏绛那样的女乐，蔑视造唐的功勋，却夸耀令公那样的声伎。吃饭的人，嘲笑何曾一餐万钱；掌权的人，讥笑元载八百匹绢。而地方官吏，正竭尽百姓的血汗来奉承他们，上级倡导下级响应，一致形成风气，这就是贾谊流泪、马廖叹息的原因。风俗奢靡而不知道禁止，财物浪费而不知道节制，当官的都贪财，而务农的多从事商业，这也是民穷财尽的时候了。现在不治理以后必然无法应对，如果不幸国家有千里范围的水旱灾害，拿什么来救济呢？所以想要富国，不如使百姓富足，想要使百姓富足，不如节约用度。重视农桑而抑制商业，奖赏廉洁而惩罚贪官。用礼教来示范，用刑罚来威慑，天子公卿在上身先士卒，推崇汉文帝的俭朴来修明高皇帝的法度，那么财物怎么会不像水火一样充足，风俗怎么会不像古代那样淳朴呢！

○端正法度

现在的北方边境，还抵不上中原一个大郡，但敌寇一到，上下震恐，敌寇想要什么，没有不满足的，深入内地，杀戮掠夺殆尽。而沿边各位将领，竟然不敢发一箭抵御敌寇，土崩瓦解的局势已经形成，而当事者不醒悟，提建议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治理了！敌寇曾经每年入侵一两次，水土不服，士兵马匹多死亡，而且所图谋的不过是金帛、妇女、头畜罢了，能有什么作为？唉！说这种话的人该杀，天下的局势如同腹心已经颠倒，而四肢萎缩，筋骨脉络无不患病，外邪一触，死亡立等可待，却还说安逸无事，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燕雀处在堂上，柴堆下放着火啊。现在天下财力耗尽于东南，兵祸兴起于西北，边防日益败坏，而敌虏势力日益强大。吉囊侵扰，士兵不得休息，俺答、阿不孩又联姻了。瓦剌、朵颜、兀良哈、土鲁番等夷族，相继煽动，祸患不可预测。甘肃、延夏、宣大，没有一年不战，山西又残破了！梁镇、马永、刘文、王效，相继老死。勇将快要耗尽，而庸帅得志，骄兵跋扈，公然谋反。许铭、张文锦、李瑾，横遭残酷对待，置之不理。大同六军，内杀主将，而外通酋豪，唐朝的藩镇还不如这样。因此敌寇敢深入，毫无顾忌，长驱直入晋、冀，于是窥视井陉，所过之处残破，杀戮掠夺士民四十余万，长平坑杀，怎能超过这个，这就是大同造成的。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高皇帝的祖训说：凡是赏罚要得当，不得当则人心不服，久了祸患必然产生。这话，真是历代帝王的常训啊！何况军务之事，呼吸之间，存亡立异，赏赐不匹配功劳，士兵就不受鼓励，惩罚不匹配罪行，士兵就不受警戒。鼓励警戒废弛，纪律就败坏，纪律败坏，上下就解体，即使有霍去病、卫青的勇猛，李靖、郭子仪的忠诚，也无能为力。所以孙武斩杀宫嫔，穰苴诛杀庄贾，世宗诛杀爱能，狄青杀陈曙，都是这样的道理。现在六边各位将领，覆军失律，总是隐瞒不上报，即使上报，也不过派官去勘查，轻者罚俸，重者降级罢了。前进有必死的危险，而退却没有失机的杀戮，人情谁不乐生而恶死？这就是士兵听到鼓声就逃跑，看到烽火就溃散的原因。敌寇退去就捡拾遗落物，严重的，俘虏边民作为首级，上报幕府，邀求爵赏，升迁任用子弟，滥及兵部。功劳确实应该奖赏，罪过也应该惩罚，现在舍弃丘山般的罪过不惩罚，只奖赏毫毛般的功劳，谁不效仿以相

译真是令人痛惜啊。山西的战事，尤其令人悲痛愤慨。丁璋率领五千饥饿疲惫的士兵，去迎击十万气势正盛的敌军，手持空弓，冲向刀刃，被剖腹肢解，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山西的士人和百姓无不流泪悲伤！从前李陵率领五千壮士，独自抵挡匈奴，最终沦为降虏，司马迁尚且认为他有国士的风范。凭借丁璋的忠诚壮烈，而朝廷却没有特别的表彰典制，为国事而死者的家属，没有得到优厚的抚恤，这就是忠臣烈士之所以士气沮丧的原因啊！那些错失战机、逗留不前者被斩首，法律极其严酷，如今山西残破不堪，哪里仅仅是错失战机！哭声震动原野，刀箭波及婴儿，头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淌如河，而总兵以下的将领，争先恐后地逃跑躲藏，巡抚大臣，束手无策地坐视不管。大同失守，祸患蔓延至山西，这是谁的罪过，而诛杀刑罚尚未执行，爵位官职依旧如故，刑罚与赏赐如此不公，恐怕不足以鼓舞士气、改变旧有的恶习。假如敌寇再次入侵，又凭什么要求人们拼死效力呢！因此，如果诛罚与赏赐的典制不公正，却希望将士们效命，边境安宁，我担心局势会日益衰败，等到后悔就来不及了。

译○实塞

边境被敌寇困扰的地方，常常苦于兵力不足。兵力不足而地域辽阔遥远，那么戍守的士兵就少，而敌寇出没无常，他们集结而我分散，他们众多而我稀少，这就是敌寇屡次得逞的原因。兵力可以增多，但粮食常常不足，所以没有经历过战事的人，屡次提议增加兵力，却从不担忧粮食匮乏的问题。如果粮食充足，无论是征调还是招募，何必担心没有士兵呢？如今秦、晋、燕、赵，山的东面，河的南北两岸，每年征收的赋税，尚不足以供给军队，而诛求索取、供应百官，宗室藩王、官吏、驿站传递等各项费用，又从这里获取。烽火一旦有警报，常常依赖太仓的储备，等到银两送到，敌寇已经离开了。士兵不能吃饱，而主管官员却往往中饱私囊，边地的仓库日益空虚，士兵战马日益损耗，而浅薄短视的人却急于增加戍守和兵力，我担心士兵不能空腹去迎战敌寇。秦陇、河渭一带，古代号称富饶，肥沃的土地绵延数千里，秦国曾经凭借这一隅之地向北驱逐匈奴，向南吞并六国。如今动用天下的全部力量，却像怕老虎一样畏惧吉囊，头反而在下，脚反而在上，这就是贾谊之所以痛哭流涕的原因啊！建国初期，元朝后裔远遁，仍然每年任命将领，肃清沙漠。明成祖三次征讨迤北，数千里之外竟然看不见敌寇，四方少数民族屯田，一直延伸到河湟地区，牧马直到瀚海，盐商获利，而运输没有阻滞，红粟在仓库中腐烂，牛羊遍布原野；士兵吃饱了却不用出战，马匹肥壮了却不用骑乘，边境的安乐，在永乐、宣德年间达到了极点！正统年间以来，宦官在宫内窃取权柄，而债帅在外部懒惰苟且，边防逐渐松懈，敌寇势力逐渐强大。到了土木堡之祸，丧失军队，国土收缩，受降城、河套沼泽，都被敌寇占据。士兵不能耕种，战马不能放牧，而屯田制度败坏了。屯田败坏则盐商失利，盐商失利，则运输不行，而延夏、甘肃米价飞涨，通常一钟米要两银子，粮食不足，这就是原因。古今谈论充实边塞的人，没有比晁错、贾谊更好的了，虽然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但实在是万世长久的利益，如今他们的言论都在，斟酌增减，效法其意而不拘泥于旧例，根据时势建立制度，因地制宜以便利风俗，招募百姓屯田，凭借屯田储备粮食，凭借粮食增加兵力，凭借兵力制服敌寇。按时供给衣粮，增加戍守兵力，谨慎烽火报警，远设斥候侦察，又特别诏令户部讲求盐法，广泛考察其兴废的根源，而仔细计算其利害的缘故，放宽每年的税额，减少盐引的额度，按时秤量提取，守支没有阻滞，痛革买窝、卖窝的弊端，而略微严格对余盐、私盐的禁令，使灶丁不失所，而富商大贾乐于报中，并且不让老迈贪婪的人来主管。凡是盐税的收入，全部用来供给边军，而营建修缮不急迫的事务，全部停止。筹划几年，那么运输的方法就畅通，而屯田的利益就兴起，富强的局面形成，而祖宗的典章就恢复了。

○均赋

天下的赋税，没有比两浙更重的，而尤其没有比苏州、松江两县更重的。两浙每年的赋税是一百二十万，苏州每年的赋税是三百五十多万。起初因为伪吴张士诚的旧额已经过重，后来因为漕运的费用，凡是正粮一石，又加耗五斗，所以重到这种地步。其他徭役科派，岁料、织造、邮驿、砖厂等各项征收缴纳的，每年也不知道有多少。贪官污吏的侵吞掠夺，豪强地主的兼并，肆意横行而无人禁止，苏州的困苦到了极点！治理百姓的人想拯救它，却没有找到方法，公田变为了丈量，丈量变为了挨号，挨号变为了牵摊，咨询不广泛，考虑不周全，甲可行而乙不可行，早晨下令而晚上更改，利益未获得而害处先滋生，法令未形成而诽谤迅速兴起，这就是改革没有循序渐进，任用非人的缘故。丈量的方法，可以在秦渭、燕赵、山的东面、河的南北两岸实行，而不能在两浙实行，为什么呢？北方沃野千里，土地都方正整齐，容易计算，高皇帝曾经命令徐达等人丈量田亩，事情最终没有成功。至于两浙的土地，环绕着沟渠，交错着坟墓高地，尖斜曲折，难以整齐，世上没有章亥那样的圣人，谁能丈量它！正统年间，周文襄公也曾实行丈量之法，从昆山开始，匹马独行，亲自踏勘田亩，不久又停止，现在昆山有今量同田就是证据。凭借中山王的谋略，文襄公的心计，尚且觉得困难，何况今天呢！其势必然太守责备县令，县令责备丞簿，丞簿责备耆长，耆长责备里甲，得到贿赂就减少多报为少报，没有贿赂就增加少报为多报，私自截断步弓，虚假增加亩角，以迎合上级旨意邀功请赏的，十个人中有九个。挨号的方法，尤为错误。自从洪武到现在，一百七十多年了，田地多次易主，额度屡次更改，那些鱼鳞图册，混乱腐烂，郡县所编造，后湖所收藏的，而且模糊不可依据，却想用民间的图籍作为定论吗！这道命令一下，耆长中狡猾的人，都伪造图籍，涂上灰尘，刷上黑墨，以欺骗上级。甚至移动丘段，改换字圩，得到贿赂就减少官田为民田，没有贿赂就增加升为斗，纷纷混乱，即使是丝团丛棘也无法比喻！不得已而实行牵摊之法。牵摊确实是正确的，取多补少，法令统一，而百姓不至于遭受大害，然而土地有高下，田地有肥瘠，山田则怕旱，水田则怕涝，而坍江、坍

译湖泊坍塌、海水侵蚀，以及长期荒废、抛荒的土地，又不能一概平均对待。有田地就有租税，而城中的田地，那些没有赋税的依然如故，这实在说不通。其方法必须贯通，计算一县的田地，有多少顷、多少亩，每年的赋税是多少，然后审查并平均分配。凡是田地高低、肥瘠差别不大的，统一为一个标准；那些最高或最低的，以及因江河、湖泊、海水坍塌，以及长期荒废、抛荒的土地，也统一为一个标准。而城中那些没有赋税的田地必须一概征收，这样或许利益多而危害少，但这不过是治理的末节罢了。

减免税额既然被视为恩惠，那么增加赋税必然招致怨恨，朝三暮四，无异于狙公哄骗猴子的权术，想要以此来安抚苏州、两浙的百姓是做不到的。所以想要建立万世之利，有三种方法：平均赋税、减免税额、限制田产。

伪吴政权凭借一隅之地对抗天下，天天从事战争，其形势不得不加重赋税以满足用度。高皇帝定都金陵，依靠吴、会地区的粮食，凭借江东地区的财赋。大概是想要减免却未能做到，并非能做到而不愿做。况且现在的天下都是王土，为什么唯独天下的赋税都轻，而苏州、松江的赋税独重呢？

议论的人必定以变乱既定法度为理由。所谓变乱，是防止奸臣专权，扰乱法度、蒙蔽君主、徇私舞弊。现在朝野上下的人，都知道苏州、松江的赋税过重，法度应当变通，却没有人敢说话，是畏惧变乱法度的律令严厉。如果圣明的天子颁布明确的诏书，召集众人商议来推行，又有什么变乱可言呢？

如果不行，那就减免税额吧？议论的人必定说军国所需，一天都不能缺少，增加赋税尚且不足，难道还想减免税额吗！从前汉文帝节俭，实行三十税一的税率，并且时常赏赐百姓减免一半田租。高皇帝也曾多次赏赐百姓减免田租，诏令都在，可以考证。正统、天顺年间，周忱、况钟奏请减免苏州赋税七十二万，为什么唯独在正统、天顺年间可行，而在今天却不可行呢？大概是没有周忱、况钟那样的人罢了！如果确实能使三种冗费去除，盐法整顿，屯田恢复，那么国家财政收入充盈，苏州、松江的赋税额度就可以逐渐减免了。

限制田产的法令虽然看似宽泛迂阔，却尤其紧要切中要害。富人连片拥有田地，而穷人连插锥之地都没有，是因为没有制度约束的缘故。现在应当稍微制定一些限制，使豪强兼并之家有所畏惧忌惮，而穷人拥有恒产，作为生计的来源。选拔循良的官吏作为百姓的长官，让他们用心于农桑。凡是徭役、科派、岁料、织造、邮驿、砖厂等各种征收缴纳的项目，都依次商议减免，那么苏州百姓就能达到小康，而天下也将永远受益了。

译附录：

《世纬》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袁袠撰写。袁袠字永之，号胥台，吴县人，嘉靖丙戌年进士，官至广西提学佥事。《明史·文苑传》附见于文征明传中。这本书共有二十篇，分别是：《官宗》、《遴傅》、《简辅》、《降交》、《诱谏》、《广荐》、《崇儒》、《贵士》、《裁阉》、《汰异》、《拒伪》、《抑躁》、《久任》、《惜爵》、《惩墨》、《节浮》、《节奢》、《正典》、《实塞》、《均赋》。其中的言论都直言不讳，切中时弊，虽然立论不免过于激烈，但忧时感事、发愤著书，也是贾谊痛哭流涕那一类的人。当时人们习惯于安逸，文官恬静武官嬉戏，朝廷正以无事为福，所以袁袠在自序中有“方枘圆凿难以合用，竽瑟喜好不同，空谈无益，只会增加多嘴多舌之弊”的话，而《拒伪》一篇，讲学的人尤其深恨它。然而袁袠说：“现在的伪君子，他们诵读的是周公孔子的《诗》《书》，他们讲习的是程朱的传疏，但他们谈论的却是佛老的糟粕。他们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尊崇陆九渊而诋毁朱熹，等等。”这大概是针对姚江学派的末流弊端，有感而发。从明末的情况来看，袁袠可谓见微知著了，又怎么能因为他的话有害于自己，就指责他排斥压制道学呢？（《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

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一

儒家类

《世纬》

提要

臣等谨案：《世纬》二卷，明代袁袠撰写。袁袠字永之，号胥台，吴县人，嘉靖丙戌年进士，官至广西提学佥事。这本书共有二十篇，分别是：《官宗》、《遴傅》、《简辅》、《降交》、《诱谏》、《广荐》、《崇儒》、《贵士》、《裁阉》、《汰异》、《距伪》、《抑躁》、《久任》、《惜爵》、《惩墨》、《节浮》、《革奢》、《正典》、《实塞》、《均赋》。其中的言论都直言不讳，切中时弊，虽然立论不免过于激烈，但忧时感事、发愤著书，也是贾谊痛哭流涕那一类的人。当时人们习惯于安逸，文官恬静武官嬉戏，朝廷正以无事为福，所以袁袠在自序中有“方枘圆凿难以合用，竽瑟喜好不同，空谈无益，只会增加多嘴多舌之弊”的话，而《距伪》一篇，讲学的人尤其深恨它。然而袁袠说：“现在的伪君子，他们诵读的是周公孔子的《诗》《书》，他们讲习的是程朱的传疏，但他们谈论的却是佛老的糟粕。他们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尊崇陆九渊而诋毁朱熹，等等。”这大概是针对姚江学派的末流极大弊端，有感而发，实在不是排斥正统学问。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世纬》原序

从前孔子说：“我想把它载入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显著。”可悲啊！古人如果怀有才能和德行，何尝不想辅佐圣明君主，建立功业呢？但最终寄托于空泛的言论，这是命运啊。因此君子进则刻写宏大功业于钟鼎之上，退则修撰遗文于简册之中，身体虽然不能亲自践行其道，但文章所垂示的，也足以自我表现，并成为后世的法则。周秦以后，善于谈论治理的人，没有比得上贾谊的，其次则是王通、陆贽，再其次则是苏轼。王通的《太平十二策》已经散失，无法考证。我想考察唐宋的事情，除了陆贽、苏轼还能去哪里呢？想要考察过去而预知未来，怎么能没有空泛的言论呢？这就是《世纬》写作的原因。客人说：“古代写文章的人，不得志才写，所以屈原被放逐而作《离骚》，虞卿穷困而著书。现在圣人在位，人才俊杰进取，言行计从，《世纬》的写作是为了什么呢？”袁子说：“不，不是这个意思。高高在上而远听民意，是天子的职责；叙述官职而颁布俸禄，是大臣的事业；考核功绩而积累辛劳，是各部门的职分；广泛考察而广泛议论，是众士的思虑。古代平民、工匠、商人有批评有劝谏，何况士人呢？我也曾跟随在大夫之后，官职有固定的职责，言论的责任与我无关，未曾能够推开宫门，登上台阶，一抒我的愚见。只因为正值壮年，却得了像狗马一样的疾病，一旦恐怕先于朝露死去，不寄托于笔墨，怎么自我表现？《世纬》共二十篇，言语多带讽刺讥讽，而且脱离实际情况，也知道方枘圆凿难以合用，竽瑟喜好不同，空谈无益，只会增加多嘴多舌之弊。有志于应对世事的人，也请怜悯我的狂妄愚昧，采纳其中可用的部分罢了。”吴县袁袠序

●钦定四库全书《世纬》卷上

（明）袁袠撰

○官宗

宗室日益繁衍而俸禄不够供给，为什么呢？是因为封建的制度败坏而做官的途径断绝了。从前在周朝，同时分封诸侯，同姓封的占十分之七，异姓封的占十分之三，各自治理他们的国家以繁衍王室，入朝为公孤，出朝为牧伯，亲疏相互制约，内外联络，最终依靠他们的力量，享国长久。秦朝败坏周朝的制度，疏远忌恨骨肉，剪除枝叶，二世时国势衰微，彻底灭亡。汉朝兴起，鉴于秦朝的覆辙，增减周朝的制度，虽然有七国之乱，但在王莽、曹操时期，仍然依靠宗室众多强大，南顿、中山的后代奋起徒步，光复大业，这是亲爱亲属的明显验证。唐宋封建的制度废除，而做官的途径还足以补救其流弊，侯王将相遍布内外，所以根本不摇动而枝叶繁茂，最终受到荫庇。我明朝初创，高皇帝鉴于周汉之所以成功，惩罚孤立秦朝之所以失败，宗子分封裂土，犬牙交错，磐石稳固，尊崇他们的位号，安享俸禄，不让他们任职，对内消除七国之乱，对外耸立维城的坚固。每年朝见京师，宴赏有度，十王有舍，宗人有府，诗书礼乐，鲜明可述。做官的途径，禁令防范未曾设立。等到文皇帝，渐渐用文法约束，朝觐的典礼不行，做官的途径因此堵塞。活着的人日益增多，而每年的俸禄有限，分析微弱，下等同平民奴隶，贤愚阻塞，不能自我效命。分封土地则不足，增加俸禄则无供给，触犯法律禁令的人纷纷出现。而议论的人却说宗室不做官是高皇帝的制度，这特别没有深入考察。古代的圣王，没有不以亲爱亲属为首要任务的，所以《诗经》说：“宗子是城墙”，又说：“不要让城墙毁坏”。曹魏窃取天命，忽视远谋，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