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四库全书世纬卷上

译思念亲贤而不加任用，将大权向下授予，导致皇位转移至司马氏手中。《诗经》说：“根本先被拔除。”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譬如悬挂的黎珠、结绿这样的珍宝，价值连城的夜光宝珠，如果托付给他人，固然不如留给子孙后代更为稳妥。因此，巩固根本没有比亲近亲人更好的了，亲近亲人没有比尊崇贤才更好的了。尊崇贤才的方法在于责成保傅（负责教导的官员），并将优秀的人才选拔到乡学，每三年考核一次，再升入学宫，在乡里进行考试，由大宗伯（礼官）向天子推荐，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依据德行给予俸禄。贤能的人得到进用，不贤的人遭到贬退，而考核升降的法度与疏远的人同等，那么忠诚勤勉之心就会产生，奸邪叛逆的节操就会消亡。况且做官的人有俸禄，那么每年的俸禄就充足；不做官的人有教化，那么刑法就可以减少。施行亲近亲人的名义而享受尊崇贤才的利益，这有什么不做的呢？

译○遴选王府师傅

查考《皇明祖训》，凡是亲王及子孙中才能足以出仕的，由宗人府将名单上报，授任后都按照常规选官之法办理，这是高皇帝的本意。如今宗室中有才能的人得以在朝廷做官，而仪宾、长史等官职却不能担任京朝官，这难道是祖宗的法度吗？宣德年间曾有旨意，汉王府的亲戚不许选官，这大概只是针对汉王府而设的。弘治初年，布政使雍泰与秦王府联姻，得以担任宣府都御史；建国初期，杨士奇以审理副的身份入朝担任翰林编修，周忱以长史的身份累官至尚书；弘治年间，雷霖以德府长史的身份升任提学副使，这些都是证据。因为与宗室联姻的人不能担任京朝官，所以士大夫家族与宗室联姻的很少；因为在王府做官的人不能担任京朝官，所以王府师傅大多不成器，这不是小事。如今做王府师傅的人，大多老死在封国，终身不被吏部铨选部门录用；必定是庸劣的人才会被任命，昏聩的人才会被安置，这些人也对显达绝望，只是贪图俸禄罢了。这是抛弃他们。想要宗室遵循法度、遵守道理，却任用庸劣昏聩的人做他们的师傅，这很不合理。汉朝规定，在王府做官的人必须慎重挑选，如董仲舒之于江都王，贾谊之于长沙王，田叔之于梁王，申公之于楚王，王吉之于昌邑王，他们的谏诤议论斐然可述，即使诸侯王有邪心逆节，也还存在畏惧忌惮之意。如今诸侯王都血气方刚，却不为他们设置贤能的师傅，这是教育的混乱。因此，高煦在汉王反叛，寘鐇在安化反叛，宸濠在南昌反叛，这不是因为王府师傅担任京朝官造成的祸患，而是任用师傅不得其人。想要宗室贤能，不如遴选王府师傅，用礼义来训导他们；选择京朝官中有德行的人，就让他们担任；博通古今、明晓当世事务的人，就让他们担任；考核他们的优劣，均衡他们的劳逸，出外做王府师傅，入朝做公卿，大致仿效汉法，以不违背祖宗的本意。这样，担任王府师傅的人会有董仲舒、贾谊那样的称誉，而宗室会获得河间王、东平王那样的美誉，国家的根基永远稳固，尾大不掉的祸患自然消除。

○简选辅臣

内阁就是现在的宰相，是天子用来承接天命、治理阴阳、调和万民、安抚四夷的，却只选取充数的人，这很不合理。《尚书》说：“官职不必齐备，只要有合适的人。”意思是说，有合适的人就授予官职，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三代以前都遵循这个道理。秦朝开始设置丞相，专任李斯；汉朝以后设置丞相，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人，随时代建立功业，固然没有达到辅佐帝王、匡正人心的境界。高皇帝深思远虑，鉴于胡惟庸、李善长的败亡，吸取元朝末年的教训，广泛考察历史典籍，大致仿效周朝制度，废除丞相而设置六部，三公九卿的高官不轻易授予他人。忠诚有功勋的如刘基，亲近受尊敬的如宋濂，终身也没有授予他们丞相之职。文皇帝继承皇位，精心选拔英明哲士，当时解缙、杨士奇等七人入直内阁，只是备顾问、代皇帝发言罢了。洪熙以来，爵位授予稍显轻率，但当时兼任保傅的除了三杨、蹇义、夏原吉、黄福、钱山之外，没有其他人了。景泰、正统之后，保傅满朝，但师尹大多邪僻。为什么呢？祖宗朝凡是才德声望高的人，都能入朝参与机务，如黄子澄以太常少卿入朝，薛瑄以大理少卿入朝，李贤以吏部侍郎入朝；而如今，不是翰林院官员就不能进入内阁。祖宗朝凡是才德声望高的人，都能进入翰林院，如宋讷以助教入朝，胡俨以知县入朝，杨士奇以审理副入朝，周是修以纪善入朝，刘球以仪制主事入朝；而如今，不是考中进士的庶吉士就不能进入翰林院。考中进士的人，侥幸获得一时的优势，他们的对策大多浮泛，拾人牙慧，迎合时好，稍触忌讳就被压制列入下甲；偶尔有以直言考中进士的，如罗伦、舒芬之类，又流落不得志，忧郁而死；而庶吉士的选拔，尤其多徇私情，不符合公众期望；他们的选拔，必定是权贵的私人才得以入选；他们的留任，也必定是权贵的私人才得以入选。凡是材识修洁的士人，全部被排斥不用，开启侥幸之门，开辟奔走之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文皇帝储备人才、议论宰相的本意，荡然无存了。当他们尚未得志时，只趋附权贵之门，排挤同僚，不顾廉耻；他们既得志后，就养骄安禄，日久月深，坐致高位显爵；爵位已达极致，就患得患失，无所不至；六部的政务，进退可否，必定咨询后才执行，甚至有天子不知道而内阁先知道的情况。上级蒙蔽下级，作威作福，能不畏惧吗？所以议论的人认为，如今的内阁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实，这绝非高皇帝不立丞相的本意。必须革除它，然后才能治理好国家。唉，这是因噎废食，惩前毖后而弃舟啊。权力的寄托，不在此就在彼，如果得到合适的人，何愁治理不好？如果他有才能，就安置在翰林院，不必要求他是考中进士的庶吉士；如果他有才能，就提拔到内阁，不必要求他是翰林院官员。凡是考中进士的人，必定选取直言敢谏的，务必采纳公众的期望；庶吉士的选拔，必定留用端方正良的，务必采纳公众的期望；打破拘泥的陋规，堵塞请托的私门；担任内阁官员的，必定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而三公九卿的尊贵，不轻易授予；兼收并用，以恢复祖宗的旧制，这样或许能得到合适的人选。

○降低君臣交往的门槛

秦朝制度尊崇君主、贬低臣子，百官没有奉诏不得上殿，看待君主如同天神一样。汉朝兴起，稍微改变秦朝制度，百官得以召见议论政事，当面驳斥、在朝廷争辩，阻止车驾以接受言论，亲临殿前以策问士人，前席之问、拊髀之叹，即使是疏远的小臣，也能与天子应答，大概还保留着先王的风范。唐朝的贞观、开元，宋朝的庆历，无不亲近贤人、礼待下属，大臣有赐坐的礼仪、造膝的请求，谏官有入阁议事、对仗读弹章的典制，君臣交往和睦融洽。明朝兴起，金华几位先生辅佐朝政，虽然身份是君臣，但情谊如同父子；后来又简选杨士奇等七人备顾问，下至地方长官，都赐予召见，不仅考察他们的才能，还能询问民间疾苦，周知事情的真伪；看他们君臣同游的诗歌，也是往昔卷阿宴镐的盛况。文皇帝、仁宗、宣宗对待……

译下有礼，三杨、蹇、夏昔日侍奉于帷幄之中，在西苑射鸭，饮酒极为欢乐，赏花赋诗，那种雍容的气度可以想象。天顺年间，李贤、王翱被亲近信任、宠幸任用，涉及机密政务，当面决定可否。孝宗皇帝励精图治，日夜思虑，尊崇礼遇元老，多次在文华殿讲求政治道理，在平台、暖阁不时召见宴饮，对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称呼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六部之长都是百姓称颂的人。华容刘公白天三次被召见，商议机密大事，左右侍从没有人听闻。君臣一心，如同虞舜朝廷的“都俞”（和谐应和），哪里能超过这个呢？当今皇帝神圣英明，打破资历限制而不拘泥，破格提拔奇才，一句话合乎心意，立刻登上显要职位，有士人从起家到掌握国家大权不过六七年的，这也是像姜尚、张良那样非常难得的际遇。也曾多次在便殿召见两三位大臣，也曾改变神色以礼相待，宴饮赏赐，唱和诗歌。然而召见有时，往往没谈几句就退下了。天威近在咫尺，殿堂台阶之间等级森严，六部之长、台谏官员、文学侍从之官，都不能参与。恭敬盛大的礼节已经优厚，但上下交往的情谊尚未贯通。世俗的看法不能深刻认识，不说天子过于辛劳，就说大臣害怕议论自己的人。唉，说这种话的人，不是愚昧就是谄媚。人的常情，安逸就会思虑欲望，欲望就会产生骄纵之心；辛劳就会思虑艰难，艰难就会使兢业谨慎的情怀深切。安危治乱，很少不由此产生的。所以《尚书》说：“不要教导安逸欲望，要有国家的法度。”程颐曾说：“接见贤士大夫的时候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少，就可以涵养气质而熏陶德性。”古人爱护他们的君主，真是深切啊！现在不思虑安逸欲望会丧失国家，却只担心忧劳会劳累君主，这不是真正爱护君主的人。大臣是天子用来调和阴阳、治理国家的，台谏是进献善言、废止恶政的，文学侍从之官是讨论思考、启发开导的，都是天子所亲近信任的。大臣在前面论述大道，台谏在后面拾遗补阙，文学侍从之臣得以引用经典来应对，依据礼制来议论，当面互相诘问辩难，不出一个厅堂，即使有谗言也不会施行。况且作为大臣，如果害怕别人的议论，那还要那些辅佐的大臣干什么呢？所以说，说这种话的人，不是愚昧就是谄媚。如果真的国家有大事，天子召见大臣当面商议，而大臣也能因事请求觐见，文学之臣讨论应对以备顾问，担任台谏的官员允许进入内阁参与议论，从容赐坐，务必尽情陈述意见，谋划没有遗漏的顾虑，行动没有过分的举措，政治体制的得失得以穷尽，群臣的心术也就显现了。经筵日讲，一定要精选端庄善良、忠诚正直、精通经术的人担任讲官，进献讲章的关键在于剖析经义，切中政治道理，剔除浮泛抄袭的言论，废除谄媚阿谀的旧习，有疑问一定要辩问，折中调和，归于最恰当的道理而后停止。而在外的方岳守令，在他们来朝见时，特别召见几个人，赐予清问，以观察他们的才能见识，凡是民间的情伪利病，都全面知晓。上自亲近信任的人，下到疏远卑贱的人，如同元气周流于一身，疏通联属，不再有间隔。美好的谋略得以进告，正直的言论得以上传，壅塞蔽障的祸患消除，太平和乐的祥瑞应验。《易经》说：“上下交感而他们的志向相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诱谏

《尚书》说：“臣下不匡正君过，其刑罚为墨刑。”《传》说：“兴盛的君王奖赏进谏的臣子。”言论通道的畅通与阻塞，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进言者受赏，不言者受罚，那么言论通道还担心不通吗？古代的圣明君王，让蒙瞍（盲人乐师）诵读，让工瞽（盲人乐官）规劝，树立进献善言的旗帜，设置供人批评的木牌，担心的是危言正论不被我听到，而不是厌恶进言者的过失和揭发。古代的忠臣，敢于触犯龙鳞，尝试虎口，剖心而不后悔，烹鼎而不畏惧，担心的是自己的言论不正直，而不是担心听言者不听从自己。夏商周三代以后，善于纳谏的没有谁比得上唐太宗，敢于进谏的没有谁比得上魏征。唐太宗撰写《帝范》真是好啊，其中有说：“大臣贪恋禄位而不进谏，小臣畏惧罪责而不说话。”那拥有国家的人，如果让臣下贪恋禄位、畏惧罪责，而听不到忠言，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我们明朝考察古制建立官制，特别重视台谏官员的选拔，给事中主管封驳，御史专门纠察弹劾，士人有才德声望的才能入选，而且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进言，言论即使不实也不治罪。因此士人仰慕折槛的风气，人们羡慕引裾的气节，被贬逐的人刚走，奏章疏文就接连呈上。像英宗皇帝北狩、武宗皇帝南巡时，伏阙死谏的人接连不断。所以王恕、曹元在前方浊乱，钱宁、江彬在后方便弄权，他们都包藏祸心，图谋不轨，最终依靠敢于直言的士人发觉其奸邪，得以败亡，这就是谏诤的明显效验。君主没有不愿意治理好国家而厌恶混乱的，然而顺从心意就高兴，逆耳就愤怒；臣下没有不仰慕忠诚而羞于谄媚的，然而受到嘉奖就进言，遇到震怒就沉默，这是人之常情。因此上面有容纳言论的君主，下面就有敢于进言的臣子；上面忌讳谈论危亡，下面就多模棱两可的言辞。所以世间不担心没有魏征那样敢于进谏的人，而担心没有唐太宗那样容纳言论的君主。假如进言者受赏，不言者受罚，言论好的就施行，不好的也宽容对待，以温和的脸色来招引，以平息威严来安抚，放宽忌讳禁令，宽恕指斥的诛罚，不因为顺逆来决定喜怒，不因为喜怒来决定刑赏，听言者有唐太宗那样的明察，那么进言者就多像魏征那样正直了。

○广荐

乡举里选是为了敦厚道义，安车束帛是为了搜求遗逸的人才。汉朝兴起，离古代不远，兴起廉吏、孝子的举荐，多次诏令有关部门，招揽四皓、迎接申公、聘请严光、周党，还足以激励士风而端正教化根本。自从科举制度兴起，弓旌招揽的制度就废弛了，士人的习气日益污浊浅陋。建国初期，取士的途径很广，而刑法的典章也很严厉，士人都躲避隐藏，不喜欢做官进取，所以设科没有定额，而通过荐举进身的很多。高皇帝刚攻下金陵，首先开设礼贤馆，刘基、宋濂、叶琛、王祎、陶安、章溢等几位，都怀抱辅佐君王的器量，是当世的杰出人才，奋起于风云际会，志向存于史册，雍容和乐，也是过去稷、契的同类，王、魏的辈流。宣德以来，禁令逐渐松弛，风雅渐渐衰微，请托繁多滋生，贿赂竞相进献，被荐举的人多不是合适的人选，而吏员、任子都处在杂流之中，优秀人才的选拔一概归于科举，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为什么呢？糊名誊录，拔十得五，网罗高低，很少有遗漏的，法度出于划一，事情在于至公，确实是不可改变的准则。然而科举所获得的人，采选浮华而遗弃品行，熟习经义而暗于时务，判案不知律法，策论不通今事，拾取剽窃以侥幸通过有关部门，儿童所学习的，壮年所考试的，不出章句，陋劣到极点了。因此当官处理事务，往往平庸无能，偶尔有卓越瑰伟、脱颖出众、不被俗学所困的人，也是千分之二三。风气颓败而不可阻止，习俗因习惯而不觉奇怪，这是有识之士所痛惜的。科举足以得到经学之士，而孝悌力田、独行者，不通过荐举就不能进身；荐举足以得到品行道义之士，而宏词博学、明习政务、识达治体的人，不通过制科就不能任用。现在当权者都因循陋习、简化手续，认为经制已经确定，哪里还用得着取法高皇帝的约束，胡乱纷纷更改？他们不知道荐举的典章本来就是高皇帝的法度。现在不思废坠的应当修复，而只担心更改的没有益处，不忧虑科举的未必完全出于公正，而只抱怨荐举的多有私弊。像这样想要寻求异才，收得实用，我看士人的习气日益卑下，而教化更加衰败了。所以想要士人敦厚实行，不如修明荐举；想要士人通晓世务，不如增加制科。制科的法度，或许五年举行一次，或许三年举行一次，诏令天下的士人，凡是熟习钱谷、甲兵、水利、边务，以至天文、律历、书算、诗赋、技艺的，都可以凭借所长自我推销而登进，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使他们专于其职；而荐举的法度，则责成抚按、藩臬，或许一郡一人，或许一省一人，那些谬举、不胜任的人，台谏可以纠正，公卿可以论驳，严重的就罢职不予叙用，那些蔽塞而不举荐的也这样。这样那么荐举足以搜求遗逸，制科足以罗致异才，而科举所得明于经术的人，兼而用之，均其考核，甄别其贤不肖，这样那么取士的途径广，而士人无遗漏的人才；责实的政治成功，而人无装饰的品行；士风可以振作，而政治治理足以观览了。

○崇儒

学校是俊秀人才的关口，师儒是士民的表率，是风化所自出的地方，是贤才所由进身的途径，而俗吏忽视它。大概自从党庠遂序的制度败坏，而乡举里选的意义就微弱了；圣明君王的常典既已毁坏，而人才也渐渐不如古代了。明朝兴起，崇尚儒术，敦崇教化根本，乡社有学，郡县有庠，就是党遂的规制；成均有师，国子有教，就是辟雍的遗风；贤良有荐，耆逸有征，就是选举的风气。官祭酒的前面有宋讷、胡俨的仪轨，后面有李时勉、陈敬宗的刚严；督学的陈选擅其名声，司训的魏骥扬其美德，身教能够修明，师道卓然树立，弘治以前人才可观。自从青衿之刺兴起，而蔬圃之叹出现，内部的成均循资计禄，苟且充位；外部的乡学官卑禄薄，庸碌昏聩，世俗所认为贤能的，也不过送迎以为能，升散以为职罢了。蒙师里社尤为无益，弦诵灭息，教化陵迟，人才士

译学习风气日益败坏，董仲舒曾说：“培养士人，没有比太学更重要的了。”现在即使不能得到像宋代胡瑗那样的人才，也应当精心挑选天下刚正严厉、端庄稳重、可以为人师表的人来担任太学教官，不必非要是翰林院出身的人。

督学这一官职，在建国初期是没有的。正统年间，黄福建议才开始设立这个官职，赐予玺书，允许他议论政事，并且命令御史、布政使、按察使不得侵扰越权，其权力非常重大。如今担任此职的人，大多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职位，晋升不正，内心担心失去官职，而且畏惧御史的弹劾，只听命于御史，侵扰不停，事权被转移剥夺，不再有玺书赋予的权威。既然如此，那么提督的职责交给御史就足够了，何必如此纷乱呢？

现在应当精简督学人员，专门负责并长期任职，重申告诫御史不得侵扰，有不如告诫的，允许督学者上报朝廷，这样事权就不分散，体制统一了。

那些掌管地方学校的人，凡是府的教授、州的学正、县的教谕，必须由进士担任，而训导则由乡试举人和岁贡生参选。增加他们的俸禄，优待他们的礼遇，其中卓越出众者有入选翰林院、台谏的资格。而岁贡生的例规必须严格禁止，那些年老昏庸以及不通晓经术的人，不得滥竽充数，如果滥贡，督学者要连带受罚。

再精心挑选弟子员中精通经义、品行修养好的人来主持乡里社学。这样，乡学、庠序就会兴盛，优秀的人才就会涌现了。

译○贵士

爵位和俸禄是用来勉励有才能和功绩的人，刑罚和威势是用来惩治奸邪恶人的，这两者是驾驭世道的两大防线。然而，如果爵位滥授，士人就会竞相进身，恬淡退让的风气就会衰微；如果刑罚繁多，士人就会只求苟且免罪，廉洁知耻的道德就会丧失。《礼记》说：“刑罚不上大夫”，这是说士人可以杀，但不能侮辱。自秦汉以来，士人的地位日益卑贱。李斯身为丞相，却遭受了五刑；萧何身为侯爵，却被捆绑囚禁。功勋如周勃、周亚夫，才学如司马迁、刘向，都被幽禁囚系，遭受宫刑、剃发、戴钳等侮辱，已经太过分了。王莽篡位时，群臣都歌颂他的功德以美化新朝，于是死忠殉国的人竟然没有一个。贾谊的话也大致应验了。光武帝中兴汉室，矫枉过正，奖赏高洁的节操，礼遇隐逸的贤人。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更加严厉，但忠义节操却越发刚烈，士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赴死，以扶持汉室江山。到了宋太祖，以忠厚立国，以廉洁知耻来培养士人，等到宋朝灭亡时，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谢枋得等人，蹈海而死也不后悔，在燕市受戮也不屈服。由此说来，士人哪里辜负了国家呢？

我们国家刑罚虽然严厉，但培养士人却很有礼制。犯死罪的有三层复核的规定，触犯严酷律条的有八议的典章。不依法不施刑，禁止酷吏，一百七十年来，掌管刑罚的人怀着张释之那样平恕的心态，而以周亚夫、周勃那样的刻薄为耻。有功者有怜悯体恤，而没有罗吉那样的苛虐。慎重用刑、尊重士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然而，统一的法律是确定的，但各部门的政令却颇为繁杂。士人作奸犯科的，交给刑部，由都察院评议，由大理寺审核，轻重不恰当的，刑科还可以驳正，这也足够了。现在却把犯人交给锦衣卫，幽禁在镇抚司，由东厂缉捕，由校尉抓捕。锦衣卫是亲军，镇抚司是武官，东厂是宦官，校尉则是士卒。让穿甲胄的武夫侵犯掌管司法的官吏，让阉人奴仆的卑贱身份掌握逮捕拘捕的权力，借狼虎的威势来满足他们贪婪的欲望。贿赂多就把重罪判轻，贿赂少就把无罪诬为有罪。事情触犯宫禁忌讳的，一定用严刑来报复怨恨，用断命来灭口。观察意向来决定判决的轻重，窥伺喜怒来决定人的生死。死于拷打的人不可胜数，像刘球、钟同等人，身体残破，尸骨毁坏，致使怀有忠心的人愤激不平，畏惧死亡的人怯懦不敢消除刚直之心，浩然正气受到挫伤。士风衰败，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凡是经过厂卫审理的案件，刑部不敢查问，大理寺不敢驳正，刑科不敢纠举。偶尔有执法的官吏翻改已成的案件，像薛瑄、丁哲那样，灾祸几乎难以预测，掌管刑罚的人互相引以为戒。那么国家依靠什么呢？镇抚司、东厂是朝廷所亲信的，所以把大案交给他们。然而查考过去的记录，没听说他们有像张释之、杜周那样依据经义守法的贤能，没听说他们有像张敞、杨恽那样揭发奸邪的才能。马顺、门达、汪直、钱宁作威作福，覆车接踵，成为世人的大祸害。现在不信任士大夫的心，却把耳目寄托在爪牙武夫身上；怀疑公卿的私心，却把心腹重任交给阉人奴仆的卑贱者。狱讼贿赂滋生，威权转移，怨恨归于皇上，利益专断于下。按法则这是侵夺官权，按典章这是破坏法律，违背了统一的规定而开启了多门的弊端。尤其严重的是，官校在远方捕人，公然索取贿赂；厂卫在朝廷杖打士人，当场死于棍棒之下。事情在远方的，下诏让御史去抓捕就足够了，何至于纷纷派遣官校四处出动？束缚窘迫侮辱，得到贿赂就活，不给贿赂就死。京朝官有罪，交给法司就足够了。按律该死的，依据律法议罪，杀了也可以，何至于让官校在朝廷杖打，横尸于外？以圣明的朝廷，对衣冠士大夫施加捆绑，对卿士施加拷打，恐怕不是培养士大夫廉洁知耻、尊崇朝廷的做法。因此，想要士人死忠殉节，不如培养他们的廉洁知耻；想要朝廷尊贵安定，不如爱护培养臣下。他们有罪，一律交给法司，厂卫不参与。如果法司破坏法律、舞文弄法、卖恩立党、随意出入人罪，一定要依法惩治，那么士人中那些缺乏廉洁知耻的人，都会怀有死忠殉节的报效之心了。

○裁阉

《周礼》规定，阍人（守门人），王宫每个门四人，苑囿游观之地也这样。寺人（内官），王的正内五人，内竖（小内官）是寺人数量的两倍。像这样简省。他们负责早晚按时启闭，守卫门苑、御苑、正内、路寝，供给使令罢了，没听说授予他们政事。所以周朝兴盛时，没听说有宦官的祸患。《巷伯》、《孟子》、《诗》、《书》所称道的，到了伊戾祸害宋国，寺貂扰乱齐国，赵高灭亡秦国，恭显败坏汉朝，而刑余之人的祸患不可言说。桓帝、灵帝末年，王甫、曹节、侯览等混乱国家纲纪，操纵威福，废立皇帝，擅权专断，高低由心，禁锢忠贤，诛灭陈蕃、窦武，宫闱流血，大盗蜂起，自古刑余之人的祸患没有像这样极端的。唐朝中叶，覆车没有借鉴，高力士、鱼朝恩、李辅国、程元振在前肇祸，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在后推波助澜，衣冠士人被杀，道路上横尸，甘露之变，独柳之祸，说起来令人丧气，比起东汉末年尤为惨烈。而世主不醒悟，把心腹重任寄托给他们，优厚他们的宠禄。童贯之徒最终导致宋朝灭亡。丧乱相继，没有安宁的时候。我太祖高皇帝洞察古事，深刻鉴戒前人的过失，监局的官员不超过四品，掌管宫禁，准备洒扫罢了。宣德、正统以来，优待稍有过分，威福逐渐转移。王振、喜宁等宦官权势显赫，凶焰熏灼，暗中勾结外国，图谋危害社稷，致使英宗北狩，几乎造成永嘉、靖康那样的祸患。还依靠王竑等人危言正色，借尚方剑在朝廷上揪住马顺，以消除肘腋之变，真是壮烈啊！固然足以远解陈蕃、窦武的愤恨，近雪钟同、刘球的冤屈。然而吉祥构逆，外连曹吉祥、曹石，事发仓促，危急之后才成功。宪宗、孝宗两朝，汪直、李广表里为奸，幸好朝政清明，不太害事。到了武宗初年，刘瑾、马永成等号称八党，蛊惑圣心，斥逐元老，洛阳、华容、钧阳、洪洞诸公相继被窜逐诛杀，朝廷一空，谏臣闭口，直士卷舌，杀戮的威势遍及缙绅，诛求的惨毒波及百姓，暗中蓄谋异志，肆意进行逆迹。如果不是高庙神灵，武宗独断，改弦更张，谁能抵御呢？

译考察古代的事情既然像那样，验证当今的事情又如此，那么国家兴替的根本原理、动乱的迹象，确实可以辨识了。然而议论的人还说，吕强的清廉忠诚、杨复光的讨伐贼寇、张承业的保全唐朝，在史册上光彩昭著，怎么可以稍微忽视呢？唉！在千百人中寻求十分之一的人才，已经很难了。君主不醒悟，像王甫、曹节、仇士良、田令孜这样的人那么多，却希望像吕强、杨复光、张承业这样的三个人这么少，这不是非常糊涂吗？为什么呢？因为宦官的品性阴险狠毒、乖张暴戾，贪图利益、不知羞耻，朝夕在君主身边，潜移默化容易侵入，用甜言蜜语、柔和声音，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窥探观察君主的意向，动不动就迎合君主的心意。如果不是用极度的明察来洞察，用极度的刚断来决断，不被迷惑沉溺的人是很少的。古代受刑的人不在君主身边，《尚书》说：“侍奉左右的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秦汉时期的郎中、谒者多由士人担任，还保留着古人的遗意。我们国家虽然完全使用宦官，但不让他们参与政事，这就是消除祸患、杜绝危机的原因。如果真能使政令的给予和剥夺都由天子独自在上掌控，而心腹耳目寄托给忠诚贤能的人，关键机要的事务一概不让他们参与，那些在外镇守、守备、织造等官职全部罢免不用，年老昏聩的淘汰他们，凶狠狡诈的罢免他们，严格禁止阉割，严惩交通外人的罪行，有空缺不补，有罪不赦，大致像令狐绹的建议那样，以恢复高皇帝的旧制，我就能看到宫闱肃清，而身边没有祸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