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国朝汉学师承记》 清代 江藩 撰

序

两汉经学之所以应当尊崇奉行，是因为它距离圣贤最近，而且佛教、道教的说法尚未兴起。老庄的学说在两晋时期盛行，然而《道德经》《庄子》《列子》等原书尚存，其义理仅限于此而已。后人不能用个人的文字去修饰更改它，所以晋代以后很少有人乐意谈论它。佛经的文字语言，不经过翻译就不明白。北朝那些渊博高明的学士，宋齐时期那些聪颖杰出的文人，用个人的学说附会佛经的意思，以至于后来的学者推演它越觉得愉悦，更改它必定遵从。不是佛教扰乱了儒学，而是儒学扰乱了佛教。魏收撰写《释老志》，后来的踪迹就可以看出来了。我本来就说，两汉的学问纯粹而精微，是在佛教、道教尚未兴起之前。我朝儒学笃实务实，对于难以确定的事情力求其正确，因此通儒硕学有人从少年时期研究经书，直到白头也不能穷尽，哪里像早上确立一个宗旨，晚上就形成宗派那样呢？甘泉江君名子屏，从红豆惠氏那里得到师传，博闻强记，无所不通，心中贯通群经，折衷两汉之学。阮元年轻时与江君同乡同学，私下听闻他的论说三十多年。江君编纂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在嘉庆二十三年阮元在广州节院时刊刻。读这本书就可以知道汉代儒家各家的家法传承，以及我朝学者经学的渊源，大义微言不违背、不断绝，而佛教、道教的学说也不攻自破了。阮元又曾经想，我朝各位儒者解说经书的著作很多，以及文集、说部都有可取之处，私下想要分门别类，加以剪裁，引证系联在群经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宁戴氏解释《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就系于《尧典》；宝应刘氏解释《论语》“哀而不伤”即《诗经》“惟以不永伤”的“伤”，就系于《论语》八佾篇而在《周南》中互相参看。这样编成一部书，名叫《大清经解》。只是由于学力日益荒废，政务无暇，而能总揽此事，审辨是非，决定取舍的，海内学友只有江君以及顾君千里等两三个人。将来各家所著的书籍或许不能全部流传，深奥的义理、孤立的言辞沦丧废弃可惜，那该怎么办呢？戊寅年除夕，阮元在桂林行馆作序。

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

先王治理国家的制度，井田制与学校相互维系，里有塾，乡有庠。八岁进入小学，学习六甲、五方、书写计算等事，开始懂得家庭中长幼的礼节。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先圣的礼乐，从而懂得朝廷君臣的礼仪。因此耕种的农夫和他们的子弟，也能拿着农具横抱着经书，逐渐受到诗书的教化，蒙受教养的恩泽。人才济济，气象宏大，这是三代隆盛的典范。秦朝兼并天下，焚烧诗书，杀害术士，圣人之道衰落了。然而隐居在山泽岩壁之间的士人，怀抱遗留的经书，传授口说，没有在世间断绝。汉朝兴起，于是有淄川田生讲授《易》，济南伏生讲授《书》，在鲁地申公讲授《诗》，在齐地辕固生讲授《诗》，在燕地韩太傅讲授《诗》，鲁地高堂生讲授《礼》，在齐地胡母生讲授《春秋》，在赵地董仲舒讲授《春秋》。从此以后，专门之学兴起，以姓氏命名的儒者出现，六经五典，各自信奉师承，继承守护章句，期望不要失传。西汉的儒士，开设学舍，招收学徒，诵读先王的书籍，穿着儒者的服饰，文雅的样子有洙泗之风。到了东汉，硕学大师，除了贾逵、服虔之外，都推崇高密郑君。他生于汉朝末年，坚守孔子的学问，训诂义理优长洽通，广博综合群经，所以老辈人把他当作前代贤人，后辈人不敢有异议。晋朝王肃自称辨析事理依据经典，逞行他的私说，伪造《家语》，妄撰《圣证》，凭借外戚的尊贵，在晋代盛行。王弼推崇老庄而注解《周易》，杜预废弃贾逵、服虔而解释《春秋》，梅赜献上伪书，费直为义疏。于是宋齐以后，师承衰微，江东儒门，参差不齐互相出现了。然而河洛地区尚且知道服膺古法，不改变旧章，《左传》则信服服子慎，《尚书》《周易》则信服郑康成，《诗经》则共同主张毛公，《礼》则共同遵从郑氏。至于王弼的《易》，只有河南青齐之间有讲习的，而王肃的《易》也偶尔流行。杜预的《左氏传》，只在齐地流行，伪《孔传》只有刘光伯、刘士元相信是古文，都不被当时所崇尚。《隋书》说：“南方人简约，得其精华；北方学问深奥芜杂，穷究其枝叶，哪里是懂得言辞的人呢！”唐太宗在战乱之世崛起，在戎马之中创业，虽然身边带着弓袋箭囊，栉风沐雨，然而热衷于经术，延揽名流。即位后，校正五经，颁布示天下，命令诸儒汇集章句为义疏。可惜孔冲远、朱子奢等人，妄出己见，取舍失当。《易》采用王弼而废弃郑康成，《书》舍弃马融、郑玄而相信伪《孔传》，《谷梁传》退黜糜信而进用范宁，《论语》则专主何晏，抛弃尊彝而珍视康成。舍弃珠玉而收取瓦砾，不是太荒谬了吗！宋朝初期继承唐朝的弊端，而邪说诡言扰乱经典，非圣，几乎更严重。如欧阳修的《诗》，孙明复的《春秋》，王安石的新义，就是这样。至于濂、洛、关、闽的学说，不探究礼乐的源头，单独标榜性命的宗旨，义疏诸书，束之高阁，视如糟粕，弃如弁髦。大概遵循礼法则有余，

译考察镜鉴则显得不足了。元明交替之际，朝廷以八股文取士，古代学术几乎断绝。而有明三百年间，各地的优秀人才，被束缚在帖括之中，把讲解八股的章句当作经学，把类书当作广博见闻，长夜漫漫，视天下如梦幻，真是可悲啊！在当时，难道没有通达明智、志向见识出众的人吗？然而他们都拘泥于所习得的技能，以求取富贵，这就是儒者中少有通才、学问多鄙俗的原因。我世祖章皇帝手握天命符瑞，承受图箓，拨乱反正，讨伐罪恶、慰问百姓，以武德平定四海，以文治垂范千古。顺治十三年，敕令大学士傅以渐撰写《易经通注》，因为《永乐大典》繁冗芜杂粗陋，刊正其错误，补其缺漏，编成此书，颁给学官。圣祖仁皇帝继承皇位，削平残余叛乱，亲自征讨西番，平定三藩之乱，永远清平天下。然而在万机政务之余，潜心于典籍，愉悦于文艺，阐明五音六律的精微，考究八线九章的术数，天赋睿智，典学宏深，是自古以来的未有。康熙十九年，敕令大学士库勒纳等人编纂《日讲四书解义》；每日讲解《书经解义》。二十二年，敕令大学士牛钮等人编纂《日讲易经解义》。三十八年，奉敕撰写《春秋传说汇纂》。五十四年，又敕令大学士李光地等人撰写《周易折中》。六十年，又敕令大学士王顼龄等人撰写《书经传说汇纂》，又敕令户部尚书五鸿绪等人撰写《诗经传说汇纂》。凡是御纂的群经，都兼采汉、宋先儒的说法，参考异同，务求最恰当，远承千载的薪火相传，成为万世不可更改的巨典。世宗宪皇帝处于升平之时、安宁之世，天未亮就寻求治国之道，深夜读书。虽然早年通晓佛道三乘，然而特别重视七经。即位之后，就刊行圣祖钦定的《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都在卷首加上御制序文。又编定圣祖的《日讲春秋解义》。雍正五年，御纂《孝经集注》，折衷各家言论，编成大法，推究武王周代达孝的渊源，探究天地明察的道理，所以能心契孔子曾子，权衡纯正与驳杂。至高宗纯皇帝在位六十年，长久推行教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方面成就十全，文德方面广布四海。财富与大地相当，尊贵与上天比高。盛德日日更新，文章日日丰富。乾隆元年，诏令儒臣排纂《圣祖日讲礼记解义》。十三年，钦定《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二十年，大学士傅恒等人奉敕撰写《周易述义》《诗义折中》。三十年，大学士傅恒等人奉敕撰写《春秋直解》。对于《易经》不涉入虚渺之说和术数之学；观察卦象则取互体以阐发古义。对于《诗经》则依据毛亨、郑玄，追溯孔子门徒传授的渊源，事情必有证据，义理必有本源，臆说武断，一概不取。对于《礼记》则以郑康成为宗，探究孔颖达、贾公彦的精微，综合群儒的同异，本于天地，经国治民，治法完备了。对于《春秋》则采三家之精华，斥责董仲舒的迂谬，阐发孔子的本意，确实是百王的大法。经学之外，考证石鼓，辨正大昌，纠正用修的谬误，刊刻石经，洗刷开成、广政的粗陋，又刻御制说经文于太学，都是治经的门径，论古的关键。所谓悬挂于日月，鲜明如丹青。于是读书之士，负笈求学之人，都知道崇尚实学，不务空言，游心于六艺之园，驰骋于仁义之路。我皇上广布文教，崇尚经术，登明堂，坐清庙，依次让群臣奏报得失，天下民众，随风而化，欣然兴起道义而改变习俗，家家怀有克让之风，人人传诵康哉之歌。多么伟大啊，多么兴盛啊！大概只有历代圣君相承，文明演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所以四海九州，勤学待问的人，都沐浴在菁莪的雅化中，汲取古义的精微。缙绅硕彦，青紫盈朝；缝掖巨儒，弦歌在野。担簦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可谓千载一时了。藩绾在吴郡读书授经，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位先生，阐明象数制度的本源，声音训诂的学问，才知道经术一坏于东西晋的清谈，再坏于南北宋的道学。元明以来，此道更加晦暗，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位先生继起于歙县，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明。闲暇时日整理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唉，三代之时辅佐治理庶务，必举荐鸿儒之德。魏晋以后，辅佐邦国，都取才于科目。经明行修之士，命运偶至，得策名廊庙；若数乖运舛，纵学穷书圃，思极人文，未有不委弃草泽，终老邱园者也。甚至饥寒切体，毒螫肤，筮仕无门，赍恨入冥。虽千载以下，哀其不遇，岂知当时绝无过而问之者哉？是记于轩冕则略，记学行山林则兼志高风。非任情轩轾，肆志抑扬，盖悲其友麋鹿以共处，候草木以

译同样是被雕刻的。

译阎若璩（张弨、吴玉搢、宋鉴）

阎若璩，字百诗，祖先居住在太原县西寨村。五世祖开始迁居淮安。祖父阎世科，是明朝万历甲辰年的进士，官职做到布政司参议。父亲阎修龄，是郡学的生员。阎若璩出生时，阎世科非常喜爱他，常常把他抱在膝上，抚摸他的头顶说：“你相貌文雅，将来能成为一代儒者，来光耀我们家族吗？”阎若璩生来口吃，天性迟钝。六岁进入小学读书，读上千遍也不能背诵。十五岁那年，冬夜读书，遇到疑难阻塞不通，心中愤懑难以入睡。更漏滴到四更，寒气很重，他坚持坐着深思，心中忽然开朗，从此聪明颖悟超出常人。这一年他补入学官弟子。当时著名的士人如李太虚、方尔止、王于一、杜于皇，都打破辈分与他交往。阎若璩研究经史，寒暑不辍。他曾汇集陶贞白、皇甫士安的话，题写在所居屋子的柱子上说：“有一样事物不知道，就认为是深深的耻辱；遇到人就询问，很少有安宁的日子。”他立志就是这样。二十岁时，读《尚书》读到古文部分，就怀疑二十五篇是伪作。潜心研究二十多年，才完全找到其中的关键所在，写成《古文尚书疏证》。他论述中最精辟的观点是：《汉书·艺文志》说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得到古文《尚书》，孔安国用来考订二十九篇，多出十六篇。《楚元王传》也说逸书十六篇。天汉年间之后，孔安国献出这些书。西汉时期记载的古文篇数就是这样。而梅赜所献出的却增加了二十五篇，这在篇数上就不符合。杜林、马融、郑玄都是传授古文的人。根据郑玄的说法，增加的是《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嗣征》《黄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所以也称二十四篇。现在晚出的书没有《汨作》《九共》《典宝》等篇，这在篇名上就不符合。郑康成注解《书序》，对《仲虺之诰》《太甲》《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都注为“亡”，而对《汨作》《九共》《典宝》《肆命》等篇都注为“逸”。逸，就是孔壁中的书。康成虽然说是从张恭祖那里受书，但他的书赞说：“我的先师棘下生子安国，也喜欢这门学问”，那么他的渊源出自安国是很明显的。现在晚出的书与郑玄的名目互相不同，这果真是安国的旧本吗？又说：古文从孔氏传下来，只有郑康成所注的得其真；今文从伏生传下来，只有蔡邕石经所刻的得其正。现在晚出的书“宅嵎夷”，郑玄作“宅嵎昧谷”；“郑作柳谷”；“心腹肾肠”，郑玄作“忧肾”。阳劓刵斀黥，郑玄作膑宫劓割头庶黥，与真正的古文已经不同了。石经残碑遗字见于洪适《隶释》的有五百四十七字，用现在的孔书来校对，不同的很多。碑文说高宗享国百年，与现在书中的五十有九年不同。孔序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文则以传叙为次序，那么又与今文不同。这样才知道晚出的书既不像古文也不像今文，既不是伏生也不是孔氏，而是别立一家的学者。班孟坚说司马迁从安国问故，所以《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等篇多古文说。许慎《说文解字》也说其称书孔氏。现在用《史记》《说文》与晚出的书相校，又很不合。安国注《论语》“予小子履”，认为这是墨子引《汤誓》，其辞如此，不说这出自《汤诰》，也不说与《汤诰》小有差异。那么“予小子履”等语不是真正的古文《汤诰》，这是确定的。他的注解虽然有“周亲不如仁人”一句，在《论语》中解释说“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微子、箕子，来则用之”，在《尚书》中解释说“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诠释相差如此之大，难道是一人的手笔吗？又说：古代没有夷族之刑，即使是苗氏的暴虐，也只是肉刑罢了。有这种刑罚是从秦文公开始的。伪造古文的人偶然看到荀子有“乱世以族论罪，以世举贤”的话，就把它窜入《泰誓》篇中。无论纣王的恶行不像这样严重，还是轻易给三代以上加上惨酷不德的刑罚，是多么不仁啊。荀卿说：“诰誓不及五帝。”《司马法》说：“有虞氏戒于国中，夏后氏誓于军中，殷誓于军门之外，周将交刃而誓之。”当虞舜在上，禹纵征有苗，怎么会有会后誓师之事？这也不足信。《司马法》说：“入罪人之地，见其老弱，奉归无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药医归之。”三代的用兵以仁为本，像这样，怎么会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之事？既读陈琳檄吴文说“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锺会檄蜀文说“大兵一发，玉石俱碎”，才知道当时自有这样的话，那么这本书出自魏晋之间，又是一个佐证。又说：《武成》篇先写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该月的二十八日，后接癸亥、甲子，已是二月的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这不是今文书的写法。《洛诰》称乙卯，《费誓》两称甲戌，这是周公、伯禽口中的话，指这一天有这件事罢了，难道是史家纪事的体例吗？又说：《书序》《益稷》本名《弃稷》，马、郑、王三家本都是这样，大概别是一篇，中多载后稷与

译关于契的言论。扬雄在《法言·孝至》篇中说，符合稷和契的称为忠谟，符合皋陶的称为嘉谟。扬雄亲眼见过古文，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后来出现的《尚书》将《皋陶谟》的一半析出作为《益稷》，那么稷与契起初并没有一言半语，扬雄难道是凭空捏造的人吗？他辨析孔安国传是伪作时说：三江流入大海，未曾流入震泽，孔安国说长江从彭蠡分为三支，共同流入震泽，这是错误的。金城郡是汉昭帝设置的，孔安国死于汉武帝时期，而传文中说积石山在金城西南，这难道不是后人作伪的证据吗？传文的义理多与王肃的注相同，这是孔安国窃取王肃的说法，而不是先有孔安国的说法而王肃采纳它。汉代儒者解说六宗，人人说法各异，王肃回答魏明帝时，才采用《家语》中孔子说“所宗者六”的话，王肃以前未曾听说过，而伪传中已经有了，这不是孔安国窃取王肃的说法又是什么呢？他的论述可以说是真实而有证据的。康熙元年，他初次游历京师，合肥龚尚书龚鼎孱为他宣扬美誉，由此知名。不久改回太原原籍，成为廪膳生。昆山顾炎武游历太原，用所撰写的《日知录》与他商讨，他当即修改订正了几条，顾炎武内心折服。不久出游巩昌，与秀才陈寿善一夜之间共同写成七言绝句百首，名为《陇右倡和诗》。十七年，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未中，留在京师，与长洲汪编修汪琬反复辩论诘难，汪琬著《五服考异》，成若璩纠正他的错误，汪琬虽然改正，但依然维护旧说，对人说：“百诗（成若璩字）有亲人在世，却喋喋不休地谈论丧礼吗？”成若璩听说后说：“王伯厚曾说，夏侯胜善于解说礼服，说的是丧服之礼。萧望之以礼服教授皇太子，那么汉代不把丧服作为忌讳。唐代奸臣认为凶事不是臣子应当谈论的，删去了《国恤》一篇，有识之士非议他们。讲经的学者，怎么可以拾取他们的唾余呢？”昆山徐赞善徐乾学问说：“在史书中有证据，在经书中也有证据吗？”成若璩说：“查考《杂记》，曾申问曾子说：‘哭父母有固定的声音吗？’申是曾子的次子。《檀弓》记载，子张死了，曾子有母亲的丧事，穿着齐衰去哭他。孔子去世时，子张还在世，见于《孟子》。子张去世时，曾子才为母亲服丧。”那么孔子在世时，曾子的母亲还在，可以知道《礼记》所载《曾子问》一篇，正是他母亲在世的时候。徐乾学叹服，三十一年，成若璩客居福建归来，徐乾学邀请他到京师，作为上宾，每当诗文写成，必定请他裁定，说：“阎先生学问有师承法度，不是吴志伊等人所能比及的。”合肥李公李天馥也说：“诗文不经百诗勘定，不可以轻易示人。”等到徐乾学带着《尚书》回到家乡，奉敕修撰《一统志》，在洞庭东山开局，后来又移到嘉善，后回到昆山。成若璩都参与其中。成若璩精通地理之学，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如指掌。曾说：“孟子说读书应当论其世，我说还应当论其地。”年少时读《孟子》，怀疑滕定公去世，派然友到邹国，问孟子为什么迟缓不及事，等到长大后亲自到那里，才知道故滕国城在今县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邹县东南二十六里，相距仅百里，所以早晨出发晚上到达，早晨见孟子晚上就返回复命了。于是撰写《四书释地》六卷，《释地余论》一卷，又依据《孟子》七篇，参以《史记》等书，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晚年名声更加显著，学者称为潜邱先生。世宗在潜邸时，亲手写信邀请他到京师，握手赐坐，称呼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索取观看他所著的书。每次进献一篇，没有不称赞好的。病重时，请求移到外面，挽留他不可，于是用大床作为车舆，上面施加青纱帐，二十人抬着他出去，移居城外十五里，如同卧床席上，不觉其行。享年六十九岁，当时是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世宗派遣官员料理他的丧事，亲自制作挽诗四章，有“三千里路为余来”的诗句。后来写文章祭祀他，有说：“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成若璩以诸生身份而受到圣主特别的赏识，可以说是得到了稽古的荣耀了。平生擅长考证，遇到有疑难义理，反复穷究，一定要得到解答才罢休。曾对弟子说：“从前在东海公府中夜饮，公说：‘今晨直起居注，皇上问古人说“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处。’当时不能回答，我举出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语出何书耳。过了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因李靖逗留，诏令斩他，许绍为他请求而免死，后率兵破开州蛮，俘获五千，帝对左右说：“使功不如使过，果然。”认为即出于此，又过了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谏更始使者不要斩太守，说：“夫使功不如使过。”章怀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学问之无穷，尤其不可以没有年寿啊。天性多否定少肯定，词科五十人中，只赞许吴志伊的博览，徐胜力的强记而已。如李天生说他杜撰故事，汪钝翁说他私造典礼。所信服的人有三位：曰钱受之，黄太冲，

译顾炎武。然而阎若璩评论顾炎武时说：“这位老人年纪大了，不足以作为标准。”评论何焯时说：“何焯这类人粗略地对待《日知录》，指出其中的错误不一而足。”阎若璩指摘《日知录》一卷的事，见于《潜邱札记》中。我听说这件事，顾君千里说：“曾经见过初版时亭林刊印的《广韵》，前面有校勘者的姓名，列有学生阎若璩的名字，那么阎若璩曾经带着礼物拜在昆山（顾炎武）门下。但是阎若璩所著书中不称亭林为老师，难道是亭林去世后他就背离了他的老师吗？”他所著的《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潜邱札记》流传于世。他的儿子阎咏也能写文章。

译同时，山阳有一位叫张弨的人，字力臣，隐居经商，师从昆山的顾炎武，专心研究文字学。他在娄机《汉隶字原》校本的序言中说：“自从隶书改变篆书以求简省，碑刻各家便随意增减点画，改换偏旁，喜好怪异，贻误后学。如今全都以《说文解字》为标准，在《汉隶字原》中选取正体，用朱笔标出。那些虽属破体但不违背正体的，也标出。那些虽不符合正体但接近正确的，也点出。那些完全错误的，则依据《说文解字》驳正。那些原碑无误而《汉隶字原》抄写致错的，也加以校正。”

他论及“辞”字说：“‘辞’是辞讼的‘辞’，若是辞受的‘辞’则从‘受’，而文词的‘词’又另作别论。”论及“怀”字说：“‘怀’是怀想的‘怀’，若是怀抱的‘褱’则不从‘心’，而袖子的‘褱’又另作别论。”论及“麟”字说：“‘麟’，是大母鹿，并非西狩所获之物。四灵之一，才是‘麟’字。”论及“氤氲”二字说：“按篆法应当写作‘壹壸’，但隶书中没有‘壸’字，所以借作‘烟煴’。又借‘煴’为‘缊’。至于‘氤氲’是俗字，‘絪’也是俗字。”论及“雕”字说：“‘雕’作为‘雕’，就像‘鸡’作为‘鸡’，本是一字，而‘雕’则是雕琢的意思。如今反而将‘雕’与‘雕’分为二字，而将‘雕’与‘雕’合为一字，这是极大的谬误。”论及“华”字说：“古时写作‘蕐’，通用作‘蕐’。宋齐以南没有‘花’字，北朝魏齐交替之际才开始有。”论及“强”字说：“‘强’，是弓有力的意思。‘强’则是‘蚚’，并非‘强’。”论及“累”字说：“系累的‘累’，省写为‘累’，并非积累的‘絫’。”论及“序”字说：“庠序的‘序’，是学校的名称，并非次序的‘叙’。”论及“草”字说：“‘草’是象形字，若是‘草’则是斗栎的果实，另为一字。”论及“气”字说：“凡是天气、地气的‘气’都写作‘气’，加‘米’是气廪的‘气’。如今妄以‘气’为‘气’，而加‘食’字为‘饩’，是赘余的文字。”论及“俊”字说：“千人之材称为‘俊’，若是‘隽’则是肥肉。‘<隽-隹>’弓的横体，引弓射鸟，所以叫‘得隽’，并非‘俊’。如今在‘隽’旁加‘人’，通用作‘俊’，是大谬误。”论及“黻”字说：“黑与青相间的纹样，‘市’是上古遮前的皮，其字象形。‘市’的重文是‘<韦冘>’，并非‘█’。后世在‘市’上加‘草’为‘芾’，是错误的。又将‘韦’改为‘系’为‘绂’，也是错误的。汉人不懂，妄自使用。宋代的米芾名‘芾’，而《通书》中写作‘黻’，都是错误的。”他的书大致如此。力臣虽然不了解古人假借通用的说法，但谨守许慎的《说文解字》，辨别凭空造作的字，其学识远超过戴侗、杨桓。他酷爱金石文字，遇到荒村野寺、古碑残碣埋没在杂草丛中的，无不椎拓。曾登上焦山，乘江潮归壑，前往山岩之下，垫着落叶而坐，仰读《瘗鹤铭》，聚集四块石头绘成图，连同宋人补刻的字，考证为顾况所书，援引证据非常确凿。力臣书法效法唐代贤者，世人称其为能品。他为顾炎武抄写《广韵》及《音学五书》，现在世上流传的雕版就是这些。

力臣之后有吴玉搢，字藉五，号山夫。他考据书籍文字的异同，选取字体中假借通用的，按韵编排，各注出处，为之辨证，著有《别雅》五卷。他也痴迷金石，与力臣嗜好相同，作《金石存》十卷。乾隆年间游历京师，秦大司寇秦蕙田邀请他到味经轩中，校定《五礼通考》。后来以廪贡生的身份担任凤阳训导，去世。

又有安邑的宋半塘，传承钱大昕的学问。半塘名銮，字符衡，世代居住在运城。生来聪慧，善于读书。乾隆甲子年在乡试中举，戊辰年考中进士，铨选授任浙江常山县知县。三年后调任鄞县，在鄞县任职七年，因廉洁能干升任广东南雄府通判，代理连州知州，又代理澳门同知，又代理潮阳县知县。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声誉，士民建立生祠歌颂他的遗爱。因父母年老告老还乡，行囊中没有多余财物，只携带数千卷书而已。归田后，弟弟某担任确山县令，写信招他，他到确山，死在官署中。半塘精通经术，尤其擅长文字学，认为钱大昕《古文尚书疏证》文词繁复而不典雅，重新辑录《尚书考辨》四卷。曾说：“经义不明，是因为不讲究文字学。不讲究文字学，那么形声无法辨别，而训诂就没有依据了。《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始祖，取而疏解它，治经的人大概会有所凭借吧？”他采集经史、方言、《释名》、《玉篇》、《广韵》、《水经注》等书为《说文解字疏》，详尽丰富，辨析广博。又增加附借，完备三门。如水部“沛”字，本是辽东水名，附训为泽，借训为大、为仆，这些都见于经传。若见于史书的，如《汉书·礼乐志》“神哉沛”，颜师古注：“沛，疾也。”司马相如《封禅文》“沛然改容”，颜师古注：“感动。”又《大人赋》“沛艾赳”，注：“张揖曰：沛艾駊騀也，则谓之备也。”这是宋氏一家的学问。附者，《说文》无此训，以经注

译训，加以增补，所以称为“附”。至于借用例证与附益没有区别，又不是通假字中的“借”，想必当时必定有一种说法来安置它，只是无法得闻了。家中还藏有《易见》《尚书汇钞》《汉书地理考》《诗文集》。儿子葆淳，字帅初，又字芝山，乾隆甲午年优贡生，癸卯年举人，任隰州学正，按惯例授国子监助教。学问渊博通达，擅长诗歌和古文辞章，生性喜爱金石，隶书、行楷、山水画都达到了能品水平，继承了家学。当时阳城太守张古余与芝山交好，太守名敦仁，“古余”是他的字。乾隆甲午年举人，乙未年考中进士，戊戌年补应殿试，以知县任用，如今官至吉安府知府。在学问上无所不涉猎，深研经术，尤其精通天文历算，是北方的儒者。

译胡渭，原名渭生，字胐明，又字东樵，世代是德清人。曾祖父胡友信，是明朝隆庆戊辰年的进士，曾任广东顺德县知县，有治理政事的声誉，擅长古文，与归有光齐名，世人称为思泉先生。父亲胡公角，是天启甲子年的举人。渭生十二岁时丧父，母亲沈氏带着他躲避盗寇到山谷间，虽然遭遇颠沛流离，仍然手不释卷，读书不停。十五岁时成为县学的生员，考试成绩优异，补为增生，多次参加省试未能考中，于是进入太学。曾经在益都冯文毅公家中担任家庭教师。胡渭潜心研究经书义理，尤其精通地理之学。昆山的徐尚书干学奉诏修撰《一统志》，在洞庭山开设书馆，聘请胡渭与黄仪、徐子鸿、顾祖禹、景范、阎若璩、阎百诗等人分郡县编纂辑录，因此得以广泛阅览天下的郡国书籍。又与徐子鸿等人互相观摩切磋，关系友好，学问因此更加精进。胡渭素来研习《尚书·禹贡》，认为伪孔安国传、孔冲远以及蔡沈在地理方面的解释都有疏漏错误。例如三江应当以郑康成的说法为主，庾仲初的话不足采信；“浮于淮泗达于河”中的“河”，应当依据《说文解字》解释为“菏”；“荥波既猪”中的“猪”，应当依据郑康成的原本解释为“播”；梁州的“黑水”与导川的“黑水”不可混为一谈。因为脚病在家闲居，广泛考察典籍及古今注释，考证其异同并加以折中调和，依据经文确立解释，分章别句，写成《禹贡锥指》二十卷。“锥指”一词，取自《庄子·秋水》篇中“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的意思，表示所见有限。又说《禹贡》中的山川没有地图就不明白，而汉永平年间赐给王景的地图以及晋司空裴秀的地图都已经失传，宋代程大昌的《禹贡山川地理图》世间没有流传的版本，而合沙郑氏东卿的《禹贡二十五图》世间也很少见到，而且对于郡国山川未能精细审慎，先儒旧说与经文不符的不能加以纠正，于是依据九州五服、导山导水的文字，用地志、水经加以验证，参考传记记载，计算里程绘制方格，制成地图四十七幅，古今水道山脉条理分明，分析细致，如同聚米画沙一般，就像亲身经历过、亲眼目睹过一样。汉唐以来河道迁徙，虽然不是《禹贡》时的旧貌，但关系到民生国计，所以在导河一章中，备考历代决口泛滥改道的踪迹，论述近期淮河黄河的形势。说清口不利，海口更加堵塞，加上淫雨涝灾，导致淮河上游一时同时决口，洪泽等湖冲击高堰，人力仓促难以支撑，必然决开山阳、盐城、高邮、宝应等湖，淮南海口沙壅更加严重，为祸尤其猛烈。近期治理黄河，是遏制它不让它向北而是向南流入淮河以便漕运罢了，向南流，不是黄河的本性，东冲西决，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这不是治理黄河和漕运的正确方法。假如会通河有时不使用，那么黄河可以向北流。提前告诫百姓，凡是田舍坟墓处于水流冲击处的，全部迁移到其他地方，官府供给费用。两岸的堤坝，增高低矮处，加厚薄弱处，更在低洼处建立遥堤，使洪水到来时，能够左右游荡，波流宽缓而不紧迫，然后任凭黄河流向。决开金龙口注入张秋，向东北经由大清河流入渤海，不烦劳人力。他的说法可称为卓越的理论，岂是那些不通时务的迂腐儒生所能做到的呢？曾说《诗》《书》《礼》《春秋》都不可没有图，只有《易》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的画，就是图。八卦的次序方位，乾坤三索出震齐巽两章已经说尽了。怎么会有先后天之别呢？河图的图像，自古没有流传，从哪里拟议？洛书的文字，见于《洪范》五行九宫，起初并不是为《易》而设的。《作易图明辨》十卷，又说《洪范》是古代圣人传下来的，如同日月挂在天上，有眼睛的人共同看见，而偶尔有晦暗不明、闭塞不通的地方，是先儒曲解的说法造成的危害。汉代儒者的《五行传》专门主张灾异，用瞽史矫饰诬妄的说法，扰乱彝伦攸叙的经典，这是危害之一。洛书的本文具在《洪范》中，宋代儒者创设为白黑之点，方圆之体，九十之位，书也变成了图。而且说《洪范》的道理通于《易》，刘牧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蔡元定两者互换名称，这是危害之二。《洪范》原本没有错简，而宋代儒者任意改窜，将“庶征王省惟岁”以下移到五纪的传中，将“皇极敛时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合并为五福六极的传，这是危害之三。《作洪范正论》五卷，又《作大学翼真》七卷，论述格物致知的意义，解释《在邦畿》章内本无缺文，无需补缀，他的议论端正，可称为通儒了。康熙己卯年，因为再从侄胡会恩在京师做官，于是再次游历京城。礼部尚书李振裕，侍讲学士查升，都认为他是当代儒宗。不久因年老多病回乡，查升供奉内廷。闲暇时以《禹贡锥指》进呈，皇上阅览后嘉奖他。询问年龄籍贯，回答说：浙江人，六十多岁，是礼部侍郎胡会恩的叔叔。四十二年，皇帝南巡，胡渭撰写《平成颂》一篇，献给行在，有诏书嘉奖，召至南书房直庐，赐给食物和书扇，又御书“耆年笃学”四个大字赐给他。禁直诸臣都说这是一时的旷世盛典。五十三年正月九日，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黄仪，常熟人，笃信古学，放经史

译对于地理学及各家地理著作，没有不深入钻研的。他认为《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各条河流，只说了它们的源头和归宿，而中间流经的地方无法得知。只有《水经注》详细记载了这些，然而如果不绘图阅读，读者就不能在心里和眼中完全明白。于是反复推敲研究，每一条河流都单独绘制一幅图，比如某条河发源于某县，向某个方向流，经过某县的某个方向，到某县与某条河汇合，在某县流入某条河，没有一项不具备。阎若璩见到这些图，爱不释手，赞叹道：“郦道元，是千古以来第一位知己啊！”

译顾祖禹，无锡人，迁居常熟，客居在钓渚渡，依附范九鼎，后来居住在胶山黄守中家中。父亲顾柔谦，字刚中，精通史学，著有《山居赘论》一书。顾祖禹年少时秉承家训，不从事科举应试的概括性学习，经史都能背诵如流水。他喜好远游，足迹遍布天下，没有遇到什么机遇，便归来闭门著书。撰写《历代州域形势》九卷，《南北直隶十三省》一百十四卷，《川渎异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共一百三十卷。又用开方法绘制地图四卷，命名为《读史方舆纪要》。凡是《职方》《广舆》等书，沿袭错误、承袭谬误的，都一一驳斥纠正，详细记载山川险要及古今战守的事迹，而景物名胜都略去不记。读他的书，可以不走出家门而周知天下的形胜之地，研究地理学问的人没有能超过他的。世人所称的三大奇书，这是其中之一。其二则是梅文鼎的《历算全书》，李清的《南北史合钞》。然而《合钞》本是人们容易做到的，李书尤其嫌疏漏，怎么能与顾氏、梅氏的书并称鼎足呢？

张尔歧，字稷若，自号蒿庵居士，济阳人。年轻时是县里的生员，谦逊有志向，喜爱学习，擅长古文辞，著有《天道论》《中庸论》《笃终论》，被当时的人所称道。三十岁时，读《仪礼》，感叹说：“汉初高堂生传授《仪礼》十七篇，武帝时有李氏得到《周官》五篇，河间献王用《考工》补《冬官》，共成六篇，上奏之后又在鲁淹中得到古经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相同，其余三十九篇没有师说。汉《志》所载传授礼学的十三家，他们所阐发的都是《周官》及这十七篇的宗旨。十三家中只有小戴、大戴，近代列入经书用来取士，而二礼反而日益衰微。大概先儒对《周官》怀疑与相信各占一半，而对《仪礼》则苦于难以阅读，所以如此。那些怀疑《周官》的人，尚且以新莽、荆国为借口，《仪礼》则是周公所制定，孔子所记述，当时圣君贤相、士君子所遵行的，可以断然不怀疑的，却因为难以阅读就废弃它，可以吗？”因为郑康成的注文古奥质朴，贾公彦的释义漫衍繁杂，学者不能寻找其头绪，于是将经与注按章节分开，确定其句读，疏通其节次，摘录其要点，取其明白的注文为止，有疑难义理则凭意断之，也附在末尾，起初命名为《仪礼郑注节释》。后来改名为《仪礼郑注句读》，又参校审定监本脱误共二百余字，并考校石经脱误共五十余字，作《正误》二篇附在后面。成书之时，年龄五十九岁了。昆山顾炎武游历山左，与张尔歧友善，读他的书并为之作序，亲手抄录一本藏在山西祁县所设立的书堂中。曾经写信给汪琬称：“尔歧的学问，根本在于先儒，立言简练恰当。”又在与友人论师道的信中写道：“唯独精通三礼，卓然成为经师，我不如张稷若。”他被顾炎武推崇重视到如此程度。张尔歧闭门著书，因此世上没有知道他的人。平生交往的朋友，除了顾炎武之外，只有长山刘友生、乐安李象先、关中李中孚、王宏撰四人而已。所著书籍有《夏小正传注》一卷，《吴氏仪礼考注订误》一卷，《弟子职注》一卷，《老子说略》二卷，《济阳县志》九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闲话》二卷，《春秋传议》未完成。晚年萧然物外，不与世俗交往，自己撰写墓铭后去世。

马骕，字宛斯，一字骢，御邹平人。顺治己亥年进士，在京师候补选官，凭借才望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后来担任淮安府推官，不久奉命裁撤，改任灵壁县知县，有善政。在任上去世，士民都哭泣，并且向上号哭说：“愿意世世代代奉祀。”于是得到部里的檄文，在名宦祠中祭祀。马骕年少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聪慧敏捷，记忆力强，对于书籍无不精研，而尤其癖好《左氏春秋》，将叙事改为编年体，引出开端竟至结尾，条理贯通如一，传称之为《左传事纬》，共数万言。又选取太古以来及亡秦之事，综合经史诸子，钩括裁纂，辅以图考，参以外录，称之为《绎史》，分为五部：一是太古三皇五帝，共十篇；二是三代夏商西周，共二十篇；三是春秋十二公时事，共七十篇；四是战国春秋至亡秦，共五十篇；五是外录，记载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共十篇。合计一百六十篇，每篇为一卷。他的书最为精妙，当时的人称为“马三代”。顾炎武读此书，感叹说：“必定是流传之作。”康熙四十四年，仁皇帝南巡，到达苏州，一天垂问马骕所著的书，命大学士张玉书寻找原版。第二年四月，派人携带白银二百两到邹平，购买书版送入内府。

同时有王尔膂，字襄哉，号止庵，又号泡斋，掖县生员。读经推崇汉学，认为郑夹漈说汉人穷究经义而经义消亡，这话大错特错。汉儒有家法，七十子的大义，依靠汉人得以保存。穷究经义而经义消亡，应当

译在魏晋以后。大概荀虞的《易》学被王辅嗣混淆，马融、郑玄的经书亡佚于伪托的孔氏，贾逵、服虔的《春秋》学被杜元凯淆乱。幸存下来的，只有毛亨、郑玄的《诗》，何休的《公羊传》，郑玄的《三礼》罢了。研究经学应当以毛亨、何休、郑玄为主，然后再参考六朝、唐、宋、元、明各位儒者的见解，选择其中好的观点加以折中，大概就可以了。他论述读史的方法，是以正史为主，而以野史作为旁证。例如《前汉书》《后汉书》之外，有荀悦、袁宏的《汉纪》；《三国志》之外，有萧常的《续汉书》、谢陛的《季汉书》；《晋书》之外，有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南北史》、《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隋书》之外，有许嵩的《建康实录》；《新唐书》之外，有刘煦的《旧唐书》、范祖禹的《唐鉴》；《五代史》之外，有尹洙的《五代春秋》、范垧的《林禹吴越备史》、句延庆的《锦里耆旧传》、马令和陆游的《南唐书》；《宋史》之外，北宋有王禹偁的《东都事略》、曾巩的《隆平集》；南宋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梦莘的《北盟会编》、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元史》之外，有苏天爵的《名臣事略》。所有这些书籍，都应当互相参证考订，以了解其中的得失，这也是一时学者所应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