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五

译“曰进”、“曰升”，是指从反卦的内卦前往外卦。后世儒者说古代寓兵于农，井田制废除后，兵与农才开始区分。有人说：考察《春秋》时代，兵与农确实已经分开了。管仲实行参国伍鄙的制度，齐国的三军出自士乡的十五个乡，由国君与国子、高子分别率领，而居住在鄙地的农民不参与。从事农业的人治理田地、缴纳赋税，不隶属于军队。士乡的田地只有兵役赋税，没有田赋税收，类似于后世的军田、屯田。除此之外，更没有供养军队的费用。晋国起初只有一军，接着设立二军，设立三军，又设立三行，设立五军；后来废除二军，随即设立六军，因为新军没有师佐而恢复为三军。军队编制时而增加时而减少，大概是除去他们的军籍让他们回归农业。如果军队全部出自农民，那么农民本来就在，何必屡次改变军制呢？随武子说：“楚国举行荆尸之阵而举兵，商人、农民、工匠、商贾不荒废他们的职业。”这是农民不从军的证据。鲁国设立三军时，季氏征取其乘车的父兄子弟全部征发，孟氏征取一半，将另一半归还给国君，叔孙氏使子弟成为家臣，而将父兄归还给国君。所谓的子弟，是军队中强壮的人；父兄，是军队中年老的人。都是他们向来在军籍中隶属卒乘的人，并非全国所有的父兄子弟。后来废除三军，季氏选择两军，孟孙、叔孙各选一军，都全部征发并进贡给国君。如果从事农业的人缴纳田税，自然仍然归属于国君。所以哀公说：“即使加倍征收，我仍然不足。”三家虽然专权，也只是享用他们的采邑，难道曾经让全国的农民都归属于自己吗？阳虎在壬辰日告诫都城的战车，命令癸巳日到达，这也是军队常靠近国都的证据，那些居住在野外的农民本来就不当兵。卒年八十二岁，所著书有：《周礼疑义举要》六卷，《仪礼释宫增注》一卷，《礼记训义择言》八卷，《深衣考误》一卷，《礼经纲目》八十八卷，《律吕阐微》十卷，《春秋地理考实》四卷，《乡党图考》十卷，《古韵标准》六卷，《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各一卷，《近思录集注》十四卷，《读书随笔》十二卷，《四书典林》四十卷。永为人温和平易，亲近他人，在乡里以孝悌仁让为先，许多人受到感化。曾援引《春秋传》“丰年补败”的道理，劝告乡人捐输谷物设立义仓，实行三十年，全乡的人不知道有饥荒。曾一次到江西，是应学使金德瑛的邀请；一次游历京师，是因为同郡的程编修恂延请他。这时三礼馆总裁方侍郎苞自负其学问，见到永就用所疑惑的《士冠礼》《士昏礼》几件事来询问，永从容回答，苞自负气不服，永只是嘲笑他罢了。荆溪吴编修绂深通三礼，用《周官》的疑义来质询，永因此有《周礼疑义举要》的著作。几年后，程、吴二人都去世了，永在家闲居。正值纯皇帝推崇奖励实学，命令大臣举荐精通经术的儒者，有人推荐永，永极力推辞。当朝廷开设三礼义疏馆时，纂修诸臣听说有《礼经纲目》一书，发公文到郡县抄录送交，以备参考订正。去世后一年，诏令修撰《音韵述微》，刑部尚书秦文恭公蕙田向朝廷请求，命令督臣取他所著的韵书三种进呈，存放在馆中供采择。大概戴编修震在京师，文恭公延请他修撰《五礼通考》，戴君携带有永的书，将《推步法解》全文载入《观象授时》一类，所以文恭公知道永是学者而有此请求。考察永的学问品行，乃是一代通儒，戴君为他作行状，称他的学问自汉代经师郑康成之后，很少能与他匹敌，这不是溢美之辞。然而他所著的《乡党图考》《四书典林》，科举之士窃取其残余，考取高第、登科者有数百人，而永却以明经终老于家，难道是传中所说的？志向与天地相比拟的人，他的命运不吉祥吗？

译金榜，字辅之，又字蕊中，还字盘斋，是歙县人，江慎修的高足弟子。他年少时就有超常的资质，与休宁的戴震（编修）关系亲密友善，秉承老师和朋友的教诲，所以学问有根基，言论没有多余的枝节。乾隆乙酉年，被召试举人，授予内阁中书，在军机处任职。乾隆壬辰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进士，授予翰林院修撰，散馆后便请求休假回家，在林下闲游，著书自娱，专门研究三礼，以郑玄（高密）的学说为宗，不敢掺杂后人的说法，可以说是谨守规矩的儒生了。

戴东原认为《司马法》中关于赋出车徒的两种方法难以贯通，于是举出小司徒关于正卒、羡卒的记载来解释，说：“夏官中各位司马的职掌已经散佚，周人的军赋制度无法考见。其制度有正卒用来征发军旅，有羡卒用来从事田役。至于追捕逃犯，小司徒的职掌是均平土地以核查人民，从而周知他们的数目：上等土地，每户七人中可服役的，有三家；中等土地，每户六人中可服役的，有两家五人；下等土地，每户五人中可服役的，有两家。凡是征发徒役，不超过每户一人，把其余的作为羡卒。只有田役和追捕逃犯时才全力劳作。”又说：“凡是国家大事，征召民众；重大变故，征召余子。这是正卒和羡卒两种卒，按《司马法》计算，大致是十人中赋出一人。”这是大的法则。

《司马法》一说：“六尺为步，百步为亩，百亩为夫，三夫为屋，三屋为井，十井为通，一通为一匹马。三十家出一士、二徒。十通为成，一成百井，三百家出一辆革车，十名士，二十名徒。十成为终，一终千井，三千家出十辆革车，一百名士，二百名徒。十终为同，一同方圆百里，万井，三万家，出一百辆革车，一千名士，二千名徒。”大概每户计算可服役的一人，一成三百家可服役的三百人，而出一辆革车，士和徒共三十人，这就是十人中赋出一人，所谓“凡是征发徒役不超过每户一人”的意思。

另一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一邱十六井有一匹戎马，三头牛，这叫匹马邱牛。四邱为甸，一甸六十四井出一辆长毂，四匹马，十二头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齐备，称为乘马。一甸六十四井，通算上中下等地，确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计算可服役的每家五人，共七百二十人，出一辆长毂，步卒七十二人，也是十人中赋出一人。甲士三人，是军吏，所谓‘只有田役和追捕逃犯时才全力劳作’。”前一种方法，每户可服役一人，十人中赋出一人为正卒；后一种方法，可服役的是每家五人，十人中赋出一人为通正羡之卒。小司徒职掌说：“凡是征发徒役，不超过每户一人。”不说可服役者，是承上文可服役者。每家三人，两家五人，每家二人，是省略文字，不是说每家出一人作为徒役。它说田役和追捕逃犯全力劳作，也不是全力劳作。这每家三人、两人是羡卒。从均平土地到田役和追捕逃犯全力劳作，是小司徒核查民数而辨别可服役者的事。下面说大事征召民众，大故征召余子，是小司徒临事征调的事。

族师的职掌说：“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他们互相担保、接受、共同承担以服役于国事。”士师的职掌说：“掌管乡、合、州、党、族、闾、比的联，以及民人的什伍，使他们互相安顿、接受以从事追捕逃犯的事。”明确联结他们的什伍，十人中赋出一人为卒，于是让居住的人共同承担马、牛、车、辇、兵器等各种用物，这是周人根据土地和人民制定赋税的成法。

孙武说：“兴师十万，不能从事生产劳作的有七十万家。”那是以八家赋出一卒，七家共同承担其用度，所以说“不能从事生产劳作”，这还大致具备周人任用民力的遗意。管子治理齐国，作内政寄军令，卒伍定在里，军政成在郊。其制度士乡十五，开始每家出一人为卒。班固所说的“随时苟且迎合，以求速效之功，所以不能充实王制”就是指的这个。《诗经》颂扬鲁僖公说：“公交车千乘，公徒三万。”与《司马法》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数目相合。《春秋》成公元年作邱甲。解说者认为这是甸所赋的，让邱出，邱十六井，通算上中下等地二而当一，为七十二家，也是每家出一人为卒。

到了战国时，苏秦说临淄城中有七万户，下等户有三名男子，临淄的士卒已有二十一万，开始完全役使家中的正卒和羡卒为卒，祸变就紧迫了。儒者对于《周官》的军数，往往杂引《管子》来解释，而对于《司马法》与《周官》更相表里，反而茫然无法分辨，他们的迷惑太严重了。

小司徒职掌说：“于是经画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承担地事而命令贡赋。凡是税敛的事，这经画主要在于任地合赋，邱、甸、县、都是出赋的定数。”古代一成百井，定出赋六十四井，称为甸。甸的意思是乘，指出兵车一乘。赋法大概起源于此。《刑法志》说：“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去山川、沈斥”

译城池、邑居、园囿、道路，共有三千六百井，定出赋税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一百乘。一封之地三百一十六里，总括十万井，定出赋税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一千乘。天子王畿方圆千里，总括百万井，定出赋税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一万乘。如今在一同之内，出赋税六千四百井，计算起来，作为甸的有一百个，作为县的有二十五个，作为都的有六个多一点。赋税制度完备于一甸之中。小司徒规划土地，必定计算到一都的田地，然后上等、中等、下等土地，平均折算两顷相当于一井。牧官的法度就是这样。郑玄解释其制度，认为是建造都鄙，又提出治理洫、治理浍的说法。我认为大司徒的职责，凡是建造都鄙，划定其地域并挖掘沟渠作为边界，根据户数来制定：不易之地，每户百亩；一易之地，每户二百亩；再易之地，每户三百亩。《周官》中建造都鄙的法度，都在这里了。至于匠人负责沟洫，司险设置国家的五沟、五涂，都在官府掌管其事。使用民力方面，则由均人负责，均衡其力役：丰年，公家每旬用民三日；中年，公家每旬用民二日；荒年，公家每旬用民一日。所谓沿边一里，治理洫十里，治理浍，这不是古制。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一同百里，仅有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税，又与《司马法》中邱乘的制度不合。小司徒有九夫为井的法度，遂人有十夫有沟的法度。土地的险夷形状不同，广狭数目不同，根据地势制定适宜的制度。凡是不能实行井田制的，辅以遂人的法度，从而使土地没有荒废。孟子请求郊野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国都实行十分抽一的赋税，让百姓自行缴纳。国都中城郭宫室较多，道路街巷又比遂人法度规定的宽广，这是适宜的。由此可见，小司徒实际上与遂人联合办事，职掌相通，不因乡、遂、都、鄙而制度不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周礼》中泉府以国服作为利息，元、明两代的一些人认为这是新莽的制度。刘歆将其掺入《周官》，宋代王安石窃取其说作为青苗法，这是《周礼》遗留的祸害。辨析如下：泉府凡百姓借贷，与其所属官吏辨别并授予，以国服作为利息。注解说：有司，是其所属官吏，与之区别借贷百姓的物品，确定其价格授予他们。郑司农说：借贷，是指从官府借本钱，所以有利息，使百姓不获利，以其所借贷的国家所出产的物品作为利息。假设该国出产丝絮，就用丝絮偿还；该国出产细葛，就用细葛偿还。郑玄认为以国服作为利息，是以其对于国服事的税收作为利息。在国家事务中接受园廛之田而借贷万钱的人，则一年出息五百。王莽时百姓借贷以治理产业的人，只计算盈利所得，收取利息不超过年息的十分之一。我认为凡百姓借贷，是指从官府借本钱，先郑的说法是对的。以国服作为利息，是以其对于国服事的税收作为利息，后郑的说法也是对的。泉府是市官的属官，以接受市场的征布为职责，用市场的征布贷给商人，以贾与上经，用征布收敛市场中滞销的货物，意义相同。二者都是体恤商人、繁荣货物，是泉府的职掌。其言凡百姓借贷，是相对于下面的有司而言，称为民，泉府不得与国人借贷。《周官》旅师的职掌说：“掌管聚集郊野的锄粟、屋粟、闲粟，凡是使用粟米，春天分发而秋天征收。”这是贷给国人的，不令出息，因为他们无所取利。商人借贷官财以谋取子母之利，则有利息。农民受田，计算所收者纳税；商人借贷货币，计算所得者出息。其利息或以货币，或以货物，轻重都视田税为差别，这叫做以国服作为利息。朝士凡百姓共同拥有货财的，令以国法执行，后郑解释国法为国服之法，那么共同拥有货财的是借贷本钱，以贾者与经文“凡国家事务的财用取具于此”，指所接受的市场征布，大府所说的关市之赋，以等待王的膳食服饰，就是如此。外府职掌中，其以国服作为利息的，是指余财，下文岁终缴纳余财就是如此。职币职掌之后的儒者，将经文“以国服作为利息”与下文“凡国家事务的财用取具于此”文相联系，错误地合并为一事。至于依托泉府以行其奸诈，于是依据二郑之言赞而辨析如下。又论述禘祭说：“天祭没有比圜丘更大的，地祭没有比方泽更大的，与宗庙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都是禘，见于郑玄解释周官经大司乐。”后儒熟知宗庙有禘，怀疑禘不是祭天地的名称，只有郑玄识古，能述其义。《周语》“禘郊之事则有全烝”，《鲁语》“天子日入监九御，使洁奉禘郊之粢盛”，《楚语》“禘郊不过茧栗，烝尝不过把握”，又说：“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说天子亲舂禘郊之盛，王后亲缫其服。其言禘郊与宗庙烝尝相对，文明禘不是宗庙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与《国语》“禘郊茧栗，烝尝把握”之文合。《表记》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与《国语》“天子

译“亲舂禘郊之盛”这句话，文义是相合的。天地之祭名为“禘”，在这里就明确了。周人每年祭祀天地的仪式，冬至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称为“禘”；惊蛰时在郊外祭祀上帝，称为“郊”；以及在四季于四方郊外迎气，立坛祭祀五帝，总共是七次祭祀。大宗伯用洁净的祭品祭祀昊天上帝，司服在祭祀昊天上帝时穿着大裘礼服并戴冕，祭祀五帝也是如此。典瑞掌管四圭有邸，用来祭祀天和旅祭上帝，这说明昊天与上帝是不同的。掌次在旅祭上帝时铺设毡席和案几，设置皇邸；祭祀五帝时则铺设大次和小次，设置双层帷幔和双层案几，这说明上帝与五帝也是不同的。冬至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以喾配享；惊蛰时在郊外祭祀上帝，以稷配享。《鲁语》因此说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四季迎气祭祀五帝，则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配享。冬至日在圜丘祭祀昊天，《国语》称之为“禘”；《礼记》则通称为“郊”。《郊特牲》说：“郊祭，是迎接长日到来的祭祀，是大报天而尊奉日神。”又说：“郊祭使用辛日，是因为周朝开始郊祭的日子就在冬至。”《祭义》说：“郊祭，是大报天而尊奉日神，以月神配享。”礼学家旧说认为，因为周朝在冬至月郊祭天，此时阳气新开始发挥作用，顺应它而使用辛日。这冬至日在圜丘的禘祭，通称为郊祭。相对于惊蛰时的郊祭来说，所以称为“始郊”。大司乐的职掌说：“凡音乐，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簇为徵，姑洗为羽，使用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至日在地上圜丘演奏这些音乐，如果音乐演奏六变，那么天神都会降临，可以接受礼仪了。经文说“冬至日在圜丘演奏”，这表明惊蛰时的郊祭，没有这种降神的音乐。郑玄将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祭都解释为“禘”。他引用《祭法》：“周人禘喾而郊稷”，认为这是在圜丘祭天，以喾配享。又说人鬼则主祭后稷，这样就把圜丘的禘祭和宗庙的禘祭区别开来，毫无疑义。但他解释《丧服小记》和《大传》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时，又把禘解释为郊祭稷，这与大司乐中宗庙的礼仪、人鬼的交接相违背。《丧服小记》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以其祖先配享，并设立四座亲庙。”汉代韦元成等四十四人上奏议说：“礼制规定，王者刚受天命、诸侯刚受封的君主，都作为太祖，以下五座庙依次毁弃。周朝之所以有七座庙，是因为后稷开始受封，文王、武王受命称王，所以这三座庙不毁，加上四座亲庙共七座。那么周人祖作文王、武王，祖先所从出的神，主祭的是稷。稷是太祖庙，设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享，都是世代不毁的。又向下禘祭四座亲庙，这就是所说的以其祖先配享，并设立四座庙。”《逸礼》说：“在太庙举行禘祭，毁弃庙的主牌升堂合食，并设立两具尸。”又说：“献酒给昭尸如同献酒给穆尸的礼仪。”又说：“毁弃庙的主牌，昭派共用一牢，穆派共用一牢，祝词称孝子孝孙。”这是见于《逸经》的禘祭，毁弃庙的主牌设立两具尸，是昭派共用一尸，穆派共用一尸，祝词称孝子，明确各自在其庙中祭祀，所以在祢庙称孝子。《春秋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祫祭。毁弃庙的主牌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弃庙的主牌都升堂在太祖庙合食。”《曾子问》说：“七座庙没有空虚的主牌，空虚主牌的只有祫祭在祖庙时。”而《逸礼》有七具尸的文字。《礼器》说：“周朝旅酬六具尸。”郑玄注说：“后稷的尸发爵不受旅酬。”这些经传中关于祫祭和禘祭的说法，在周公制礼的时候，文王、武王的主牌还在亲庙中，所以禘祭将迁主牌到太庙，并设立昭穆两具尸。《逸礼》祫祭只有七具尸，那么祫祭的迁主牌没有尸。天子设立宗庙，能够追溯到始祖所从出的神，凡是祭祀都是如此，不仅仅是禘祭。禘祭礼仪盛大，事务繁多，所以称为大祭。《春秋传》说：“鲁国有禘乐。”《明堂位》说：“季夏六月用禘礼祭祀周公。”明确其礼乐与时祭不同。禘祭和祫祭都涉及迁庙的主牌，诸侯则有祫祭而无禘祭，所以记载说：“礼制规定不称王就不行禘祭。”祭天的仪式有禘的名目，以区别于郊祭；宗庙的祭祀有禘的名目，以区别于祫祭。禘、郊、禘、祫，根据散见的文字，可以考证如此。论述感生帝说：“《生民》这首诗已经具备了。”《诗》说：“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说的是后稷感应神灵之气而生。说：“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说：“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说的是后稷得到天的帮助，以成就稼穑之功。说：“载燔载烈，以兴嗣岁。”说：“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说的是后稷开始祭祀，以祈求丰年，而上帝歆享。有时称“帝”，有时称“上帝”，都指天帝。如果像传文解释“帝”为高辛氏的帝，那么跟随帝而见于天，因此生子，这又有什么值得称奇的呢？下文说把他放在隘巷，放在平林，寒冰不也大大违背事实吗？周人祈谷的郊祭，实际上源于后稷的开始祭祀。现在从《生民》这首诗推演，郑玄说郊祭是祭祀感生帝，说法并非没有依据。但《月令》

译孟春时节，便选择吉日向上帝祈求谷物丰收。《春秋传》中孟献子说：“在郊外祭祀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顺利。”因此，在惊蛰时节进行郊祀，郊祀之后才开始耕作。既然说是“祈求谷物”、“祈求农事”，却完全不提及祭祀感生帝，这是因为《诗经》彰显前代的神灵，礼制严格区分历代帝王的祭祀，所以事情有所不同。《大传》说：“君王祭祀祖先所由出的始祖，并用自己的祖先配享。”诸侯祭祀到太祖，大夫、士有大事，则向国君禀告；在祫祭时，祭祀到高祖。这是尊者尊奉统系于上，卑者尊奉统系于下的道理。《丧服小记》说：“君王祭祀祖先所由出的始祖，并用自己的祖先配享。”设立四座亲庙，那么以后稷作为始封之祖，文王、武王受命称王，与四座亲庙相对而言，就是七庙。这两条都是指宗庙中的禘祭，与祭天无关。况且禘祭喾、郊祭稷，礼学家有时将禘混同于郊，却从未将郊混同于禘。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那么祈谷又蒙受了禘的名号了。所以郑玄在《郑志》中回答赵商说：“完全相信也不是，完全不信也不是，这话，我敢援引作为治经的大法。”这是郑玄学说中尤为显著的一点。他关于三江的论述，世上的儒者大多赞同。只有王光禄西沚与藩不以为然。他年老时得了髀痛病，卧床不起，亲手校定《礼笺》十卷，不久便去世了。

译戴震

戴震字慎修，又字东原，是休宁人。祖父戴宁仁，父亲戴弁，都没有做官。戴震十岁才能说话，跟随老师读书，看一遍就能背诵。塾师教他《大学》的章句，他指着经文第一章问老师：“这怎么知道是孔子的话而由曾子记述的？又怎么知道是曾子的意思而由门人记录的？”老师说：“这是朱子说的。”又问：“朱子是什么时代的人？”回答说：“南宋。”又问：“曾子是什么时代的人？”回答说：“东周。”又问：“周朝距离宋朝有多少年？”回答说：“将近两千年。”戴震说：“既然这样，那么朱子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老师不能回答。他读书每一个字，必定探求它的含义。塾师只是粗略地举出传注训解的意思，他不满足。老师厌烦他烦琐，就拿许慎的《说文解字》让他查阅。他学了三年，通晓了其中的含义。于是十三经都通晓了。他跟随父亲到南丰做客，在邵武教导学童。从邵武回来，年纪刚满二十，同县的程中允程洵一见就认为他非凡。当时江慎修来到歙县，见到戴震就称他为儒者。有一天，江慎修列举历法算术中的几件事，说：“我积累了十多年疑惑而没有剖析清楚的，请你为我比较分析，说明其中的道理。”江慎修惊喜地说：“这是当今的定九啊。”戴震二十八岁，补为县学生，家里经常贫困而学业日益精进。著有《考工记图》《屈原赋注》《句股割圜记》，流传于浙江东西部。天台齐侍郎齐召南读了他的书，遗憾不认识他。江南惠定宇、沈冠云两位征君，都与他结为忘年之交。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他在乡试中举，骑着劣马到京城，困顿在旅店，人们都把他看作狂生，几乎连稀粥都供不上。他结交了钱少詹钱大昕，钱大昕称他为天下奇才。秦文恭公秦蕙田编纂《五礼通考》，寻求精通推算历法的人，钱少詹推荐了戴震的名字，秦文恭公邀请他编纂《观象授时》一类。后来高邮王文肃公王昶邀请戴震到家塾教导他的儿子王念孙。一时馆阁中的通达之人，如河间纪庶子纪昀、嘉定王编修王鸣盛、青浦王兰泉先生、大兴朱笥河先生，都与他结为朋友。从此海内都知道东原先生了。他在礼部考试落第，后来朱方伯朱圭邀请他到山西游历，修撰《汾州府志》。乾隆三十八年，奉召充任四库全书馆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乙未，特别命令他与会试中式的考生一同参加廷对，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五岁。生平没有嗜好，只喜欢读书。词义钩棘难通的文章，读上一两次，就豁然开朗。他的学问擅长考辨，确立一个义理，起初像是创获，等到参互考证，确实不可更改。《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去世，而那年夏、秋两季已经两次记载“王猛”。解说者没有人能解开这个疑惑。戴震解说道：王猛和郑忽都是以国名为氏的。王，是诸侯看待王畿的称呼，不是天子的称号。《春秋》凡是记载“王”，就像列国记载其国名；记载“天王”，就像列国记载爵位。所以王人与列国记载的人同为地位卑微者。王猛和郑忽都以国名为氏，郑忽没有即位就出逃，回国后不能记载爵位，记载世子，正是因为他复国。王子猛没有即位称王，所以去世时称“王子”。如果先纠正他的称号为“王”，就不能再称“王子”了。《周髀算经》说北极璇玑有四种游动，又说正北极是璇玑的中心。后人大多怀疑这种说法。戴震解说道：正北极，是《论语》中的北辰，现在人所说的赤道极。北极璇玑，是现在人所说的黄道极。正北极是左旋的枢纽，北极璇玑每天昼夜环绕它形成圆圈。冬至夜半在正北极下面，这是北游的极点；太阳过卯时，在正北极的左边，这是东游的极点；太阳过午时，在正北极的上面，这是南游的极点；太阳过酉时，在正北极的右边，这是西游的极点。这是璇玑一天四次游动的极点。冬至夜半从正北子位开始，昼夜左旋一周又超过一度，逐渐进到四分之一周，那么春分夜半就是东游的极点；再进到夏至夜半就是南游的极点；再进到秋分夜半就是西游的极点。这是璇玑一年四次游动的极点。《虞夏书》说用璇玑玉衡来齐正七政，大概是设置璇玑来模拟黄道极，世人失传了。现在人使用的三角八线之法，本源于勾股，而尊崇西方术数的人就说勾股不能处理三角，戴震驳斥他们说：《周髀算经》说“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三角中没有直角，就不符合矩，没有例子可以比较了。一定要用方法处理它，使其成为勾股为止。八线比例之术，都是勾股法。戴震曾说儒者治经，应当从《尔雅》开始。世上所传的郭璞注已经删节不全，邢昺疏又多疏漏。比如解释“言”：“桄，充也。”六经中没有“桄”字。郑玄注《乐记》《孔子闲居》都训“横”为“充”，“横”“桄”古通用。《尚书》说“光被四表”，《汉书》引作“横被四表”，现在孔安国传还训“光”为“充”，文字讹误但意义不同。解释“言”：“庥，荫也。”就是《诗经》“不可休思”的“休”。解释“木”：“桑，柳丑条”

译，即《诗经》中的“蚕月”。“条桑”的“条”字，庄子说：“已经知道的人，后来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应当依据《释诂》来解释。已经这样做了，他的考证通晓领悟大多像这样。《水经注》错讹混乱很多。王应麟引用经文四件事，其中三件事都是注混淆在经文中，那么经与注的混淆，在南宋时就已经存在了。您独自探寻其体例，区分并辨别它们。说：“经文每提到一条水说‘某水出自某郡县’，这下面不再重复提及水名；注则兼及所接纳的众多河流，所以需要重新提及。”经说“经过某县”，是针对整个县而言；注则详细叙述所经过的曲折路径，所以有一个县反复出现多次。经依据当时的县治，郦道元作注时县邑迁徙流移，所以多称故城。经文中没有说故城的。经的体例说“过”，注的体例说“径”，由此推究，经注混淆的地方可以纠正。阎若璩、顾景范、胡渭虽然善于阅读古书，还没有领悟这个失误，到您才开始厘正它。现在武英殿所刊印的，就采用他的校勘本，天下才再次见到这本书的真面目。曾经论述治学说：“经的最高境界是道，用来阐明道的是言辞，用来构成言辞的是文字。必须由文字来通达言辞，由言辞来通达道，才能得道。”又说：“治经的困难，即使一件事也必须综合全面而核实它。”诵读《尧典》到“乃命羲和”，不知道日月星辰运行的原因，就合上书不能完成学业；诵读《周南》《召南》，从《关雎》开始，不知道古音，勉强使之协韵，就已经龃龉失读；诵读古礼，先读《士冠礼》，不知道古代宫室、衣服等制度，就已经迷失方向，不能辨别其用途；不知道古今地方沿革，那么《禹贡》《职方》的山镇川泽，《春秋》列国的疆域会盟攻战之地，就失去所在；不知道古今推算历法的长处，那么如《夏书》的“辰不集于房”，鲁太史引以为正阳之月，孟夏；东晋古文《尚书》系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郑康成以为周正十月，刘原父以为夏正十月，《春秋》传两记日南至，历代史志记载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终究违背其一，儒者何以识别古今的真伪，辨别笺解的得失，决断鲁历至朔的当否？不知道《少广》《旁要》，那么考工的器物不能依据文字而推究其制度；不知道鸟兽虫鱼草木的名称形状类别，那么比兴的意思就违背；六书的学问，训诂音声从未分离，声与音又经纬纵横应当辨别。魏有孙叔然，创立反切，后来考经论韵，全都使用它。晋人用来翻译西域佛教的语言，佛教的徒众，都学习这种方法，因而窃取为己有，说来自西域，儒者数典忘祖不能记忆。管仲吕不韦说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锺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的根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前，适宜其说法的多凿。又训诫学者二曰私，曰蔽。私生于欲望的失误，而蔽生于知识的失误。异端尚无欲望，君子尚无蔽塞。异端的学问主静，以为达到极致，君子强恕以去私，而问学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于明善。凡生于其心，必发于其事。私者，逞己以纵欲，无良而惨不畏，明无私矣，尚不能无蔽。蔽者，不求诸事情，以其意见信为义理，公而不能明，廉洁而流于刻。《礼记》说：人民有血气心知的本性，而没有喜怒哀乐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性之征于欲，声色臭味而爱畏分。既有欲矣，于是乎有情，性之征于情，喜怒哀乐而惨舒分。既有欲有情矣，于是乎有巧与智，性之征于巧智，美恶是非而好恶分。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举矣。尽美恶之极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尽是非之极致，存乎智者也，圣贤之德由斯而备。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于必然，天下之能举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人之饮食也，养其血气，而其问学也，养其心知，是以贵乎自得。血气得其养，虽弱必强；心知得其养，虽愚必明，是以贵乎扩充。君子独居思仁，公言言义，动止应礼，竭所能之谓忠，履所明之谓信，平所施之谓恕，驯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应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动，正而无邪，以虞其伪。必敬必正，而要于致中和，以虞其偏其谬。戒疏在乎戒惧，去伪在乎慎独，致中和。在乎达礼，精义，至仁，尽伦，天下之人同然而归之善，可谓至善矣。夫以理为学，以

译道以统摄为根本，以心为宗旨，探究它广阔无边，搜索它幽深难明，不如反过来从六经中寻求。这就是《原善》一书之所以撰作的原因。他所撰述的著作有《毛郑诗考正》四卷，《考工记图》二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方言疏证》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句股割圜记》三卷，《策算》一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仪礼正误》一卷，《尔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赋注》四卷，《九章补图》一卷，《古历考》二卷，《历问》二卷，《水地记》一卷，《戴氏水经注》四十卷，《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卷，《文集》十卷，都是由曲阜孔继涵刊刻发行的。先生去世后十多年，高宗皇帝校勘刊刻石经，有一天命令太监拿着先生校勘的《水经注》询问南书房的大臣们说：“戴震还在世吗？”回答说：“已经去世了。”皇上叹息惋惜了很久。当时的人都认为先生如果没死，必定会被任命为纂修官。唉！先生凭借庶吉士的身份得以获得皇帝特别的赏识，也可以说是稽考古道的荣耀了。同时代的学者，同郡的郑牧、方矩、程瑶田、汪龙，郑方两个人，事迹无法得知详细情况。程瑶田字易田，又字易畴，歙县人，乾隆庚辰年举人，担任太仓州校官，著有《通艺录》流传于世。汪龙字蛰泉，乾隆丙午年举人，著有《毛诗申成》《毛诗异义》，都没有刊刻发行。亲自受业的弟子，有高邮王念孙字怀祖，乾隆乙未年进士，授任庶吉士，散馆后改任主事，官至直隶永定河道，精通训诂学，著有《广雅疏证》十卷。他的儿子王引之字伯申，嘉庆己未年姚文田榜以第三名及第，现在担任翰林院侍讲学士，能够继承家学。段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坛人，乾隆庚辰年举人，官至四川巫山县知县，讲求古义，深通小学，著书满屋，刊刻发行的只有《诗经小学录》四卷，《说文解字注》三十二卷。卢文弨、纪昀、邵晋涵、任大椿、洪榜、汪元亮，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向他问学。孔广森，则是姻亲关系而执弟子礼的。段玉裁的女婿叫龚丽正，号闇斋，仁和人，以段玉裁为师，能够传承他的学问，著有《国语韦昭注疏》，嘉庆丙辰年进士，现在担任礼部词祭司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