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

译本朝汉学师承记卷二

惠周惕[惠士奇 惠松崖]

惠周惕，字元龙，又字研溪，是吴县人。他的祖先居住在扶风，远祖惠元佑迁徙到洛阳。靖康末年，他凭借文林阁学士的身份，跟随宋高宗的仪仗前往临安，于是定居在湖州。惠周惕生了四个儿子，分为四支：叫四七、廿一、三八、小一。三八这一支传了七代到惠伦，才开始迁居到吴县东渚村。再传五代到惠洪，惠洪活到一百零五岁，就是吴地所称的百岁翁。惠洪生了惠万方，惠万方生了惠有声，惠有声生了惠周惕。惠有声，字朴庵，是明代的岁贡生，与同乡的徐枋交好，用九经在乡里教授学生，尤其精通《诗经》。研溪先生从小传承家学，又跟随徐枋、汪琬学习，擅长诗歌和古文辞赋。成年后因贫困而困顿，于是游历四方，与当时的名士交往。秀水人朱彝尊极力称赞他，他的文名因此更加显著。康熙辛未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因为不熟悉满文，改任密云知县，在任上去世。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诗说》以及《研溪诗文集》。

他的儿子惠士奇，字天牧，晚年自号半农人。研溪先生梦见东里杨文贞公前来拜谒，不久就生了惠士奇，于是用文贞公的名字给他命名。惠士奇十二岁就能写诗，有“柳未成阴夕照多”的诗句，被前辈们激赏。二十一岁成为生员，不参加省试。有人问他：“胸中没有学问，何必去应试呢？”于是发奋立志努力学习，早晚不停，于是广泛通晓六艺、九经、诸子以及《史记》《汉书》《三国志》，都能背诵。曾经与名流宴饮聚会，座中有为难他的人说：“听说您熟读《史记》《汉书》，试着背诵《封禅书》。”惠士奇大声朗诵整篇，没有遗漏一个字，众人都惊讶佩服。戊子年乡试考中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编修。癸巳年、乙未年会试两次担任同考官。圣祖曾经问朝廷大臣谁擅长写赋，阁学蒋廷锡用华亭人王顼龄、仁和人汤右曾以及惠士奇三人回答。后来己亥年正月，太皇太后升祔礼成，奉命祭祀炎帝陵、舜陵，按惯例祭祀使臣必须是学士以上才能列入名单，惠士奇以编修的身份得到宠命，确实是异数。庚子年主持湖广乡试，冬天奉命督学广东。雍正元年癸卯，命令留任三年。他曾说：“汉代时蜀郡偏僻简陋，文翁守蜀，挑选子弟入学，派遣优秀士人张宽等人向东学习七经，回来教授学生，后来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扬雄相继兴起，文章冠绝天下。汉代的蜀地，就是现在的广东。”于是毅然以经学倡导，三年之后，通晓经学的人很多，文体因此改变。他又说：“现在的学官，就是古代的博士。博士通晓古今，通达国家体制。现在学官没有博士的才能，学生效法什么呢？”咨询舆论，有海阳进士翁廷资，他的学问品行胜任学官之职，上疏请求补授韶州府教授，得以诱导进用众多士人。吏部认为学臣向来没有题补官员的先例，搁置不执行。世宗特别下旨，惠士奇为官声名好，所推荐的人想必不是徇私，着照所请补授，以后不为例。在任期间升迁为右春坊右中允，越级提拔为侍讲学士，转任侍读学士。丙午年任期届满，返回京城，送行的人像墙一样密集。离开后，广东人设立木主，配享先贤，广州在三贤祠，惠州在东坡祠，潮州在昌黎祠。元旦和生日，学生们整理衣冠入内拜祭，他得到士人的心如此。丁未年五月，奉旨修筑镇江城墙，因为经费耗尽停工而罢官。乾隆元年，奉旨调取来京引见，因为讲续用所欠修城银两，得以宽免。丁巳年六月，补授侍读。戊午年，因病告老还乡。辛酉年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惠士奇深研经术，撰写《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他论《易》说：“《易》始于伏羲，兴盛于文王，完备于孔子，而其学说尚存于汉代。不明白孔子的《易》，不足以谈论文王；不明白文王的《易》，不足以谈论伏羲。舍弃文王、孔子的《易》，而远问伏羲，我不了解这种情况。汉代儒者论《易》，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他们的说法不同，但旨归则一，都不可废弃。现在所传的《易》，出自费直，费氏本于古文，王弼全部改为俗书，又创立虚象之说，于是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灭亡了。《易》者，象也。圣人观象而系辞，君子观象而玩辞。六十四卦都是实象，怎么会有虚象呢？”他论《春秋》说：“《春秋》三传，记事没有比《左氏》更详细的，论断没有比《谷梁》更公正的。韩宣子见到鲁《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了。’那么《春秋》是依据周礼来记事的。《左氏》的褒贬都是《春秋》诸儒的论断，所以记事都真实，而论断或许不公正。《公羊》不信国史，只笃信其师说，师所未言的，就凭意推测，所以所失常多。总之，《左氏》得之于国史，《公羊》《谷梁》得之于师承，虽然互有得失，不可偏废。后世有王通者，喜欢说大话以欺人，于是说：‘三传作而《春秋》散。’于是啖助赵匡之徒”

译争论攻讦《春秋》三传，以伸张他们不同的学说。《春秋》如果没有《左传》，那么二百四十年的历史就盲目不清，如同坐在暗室之中一样。《公羊》《谷梁》两家，就是七十子门徒所传述的大义。后来的学者，应当相信并喜爱它们，选择其中好的部分来遵循。如果只是依据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说法，极力排斥并痛加诋毁，我担心三传被废弃，而《春秋》也会随之消亡。《左传》对《春秋》功劳最大，《公羊》《谷梁》有功也有过。学者相信那些绝对不可信的，怀疑那些绝对无可疑的，这是疑惑到了极点。他论述《周礼》说：“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书的含义存在于训诂中，认识文字审察音韵，才能知道它的含义，所以古训不可更改。”郑玄注经，都遵循古读。大概文字有音义相近而伪造的，所以遵循古读之后，世人不再学习，于是说郑玄喜欢改字，难道是这样吗？郑玄注《三礼》，何休注《公羊》，多引用汉代的制度，因为离古代不远，所以借用来解说。贾公彦对于郑注中“如飞茅”“扶苏”“薄借”“綦”之类的字，都不能疏解所读的字，也不能疏解，就说是遵循俗读，这严重违背了“盖阙”的原则。汉代距离周代远，唐代又距离汉代远，他们的说法不能全部通顺是适宜的，何况宋代以后呢？周秦诸子，他们的文章虽然不完全雅正驯服，但都可以引为礼经的证据，因为他们接近古代。我小时候读《廿一史》，对于天文、乐律两志没有完全通晓。等到担任翰林官，因为新法研究推步的源头，著《交食举隅》二卷，说测量日食的人，先求食限，食限必在两交，离交点近就发生食，远就不发生。有进入食限而不发生食的，没有不进入食限而发生食的。古法不能确定朔日，所以说“食或在晦”。解说的人说日食发生在晦朔之间，月食只在望日，这是知二五而不知十。日月有平行，有实行，有视行。日月的食，也有实食，有视食。实食，是日月在天上相掩的实际度数；视食，是人在地上所见的初亏、食甚、复圆。古法有的知道求实行，不知道求视行；都知道求平朔，不知道求实朔，所以不能确定朔日，原因在此。七政有高卑，所以有恒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认为恒星最高，于是指着恒星为天体。新法在恒星天之外，又有宗动天，符合九重之数。宗动，是七政所共同尊崇的。沈括说日月星辰的运行不相接触，只是气而已，这是不懂历法象数的人，如果日月有气而无体，那么月亮怎么能掩日呢？日高而月低，五星也有高下，高下既然不同，又怎么能相触呢？《春秋》说：“有食之既。”“既”，是有继之辞，不是尽的意思。新法称之为金钱食，日大月小，月不能尽掩日光，所以全食的时候，其中空缺而光溢出外面，形状像金钱。又撰写《琴理数考》四卷，其大略说：“十二律，黄锺至小吕为阳，蕤宾至应锺为阴。阳用正而阴用倍。蕤宾长，小吕短，黄锺中，这是自古相传的旧法。”晋永嘉之乱，有司失传，汉武帝开始改旧法，黄锺长，应锺短，小吕中，从此阳正阴倍的法度断绝。汉魏律小吕一均之下，征调黄锺为宫，有小吕无蕤宾，所以假用小吕为变征。黄锺之黄锺宫为正宫，小吕之黄锺宫为下宫征，最小而以为宫，所以为下宫。隋郑译于是用黄锺正宫代替，擅自去掉小吕，用蕤宾来附会先儒“宫浊羽清”的说法。所谓“宫浊羽清”，是指下征调而言，郑译改为正宫，所以历代的乐都患声高。隋唐以来，只奏黄锺一均，而旋宫的法度废除了。古法尽亡，只存在于琴中。孔疏密取则琴，晖琴之十二律起于中晖，之七音生于宫孔。黄锺从宫孔，黄锺始一上一下，终于蕤宾。琴自中晖，黄锺始一左一右，终于十晖。书成，只有嘉定王进士恪见了喜欢，其余人不能理解。所著有《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及《南中集》《采莼集》《归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时术录》一卷。海内学者称为“红豆先生”“初研溪先生”。从东渚邨迁居郡城东南香溪之北，郡城东禅寺有红豆一株，相传白鸽禅师所种，老而枯了，到这时又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阶前，生意郁然。僧睿目存为绘《红豆新居图》，自题五绝句，又赋《红豆词》十首，和者二百余人。四万名士过吴门者，必停舟访焉，因自号“红豆主人”。所以乡人称研溪先生曰“老红豆先生”，半农先生曰“红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红豆先生”。

译松崖先生，是半农先生的次子。名栋，字定宇，又字松崖。起初是吴江的生员，后来改籍贯归入元和。他自幼志向坚定，勤奋向学，家中藏书丰富，他日夜讲习诵读。从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到佛道两家的经典，没有不深入钻研的。父亲的朋友临川人李绂，一见他就觉得惊奇，说：“仲孺有儿子了。”半农先生担任广东学政，先生跟随他到任所。广东的高才生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六，当时被称为“惠门四子”，经常进入官署讲论文艺，与先生结为莫逆之交。至于学问广博通达，这四个人都自认为远远不及先生。等到半农先生散尽家财修筑城墙，先生往来于京口，饥寒交迫，困顿程度甚至超过了贫寒之士。遭遇父母双丧，他不因贫困而废弃礼仪，终年靠教书维持生计，陶甑里常常积满灰尘，他却安然处之。他非常喜爱典籍，得到一部善本，倾尽所有也不吝惜。有时借书抄录，校勘精细严谨，对于古书的真伪，分辨得如同黑白一样清楚。乾隆十五年，朝廷下诏推举经明行修之士，两江总督文端公尹继善、文襄公黄廷桂联名上奏推荐，其中有“博通经史，学有渊源”的评价。恰逢大学士和九卿索要他的著作，还未及进献就罢官归乡。然而先生对于这两位公卿，并没有半点私交。五十岁以后，先生专心研究经学，尤其精通《周易》。他认为孔子作《十翼》，其中的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代，尚存遗绪。自从王弼兴起，汉学就衰亡了，幸好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中还略存其概。先生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才贯通其主旨。于是撰写《周易述》一书，专门推崇虞翻的学说，参以荀爽、郑玄等家的义理，概括其旨要作为注，推演其学说作为疏。汉学断绝了一千五百多年，至此才重新彰显。书即将完成时，先生病重，于是缺失了从鼎卦到未济卦的十五卦，以及《序卦》、《杂卦》传两篇。孔颖达的《正义》依据马融、陆绩的说法，认为爻辞是周公所作，这与郑玄的学说不同。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明夷》六五说“箕子升”，六四说“王用享于岐山”，都是文王之后的事。唯独先生能辨明这一点。对于《明夷》六五，先生说：“‘箕子’应当依古文作‘其子’。”古音中“亥”也写作“萁”。刘向说：“现在《易》中的‘其子’写作‘荄兹’。”荀爽据此立说，将“萁子”读作“荄兹”，这与“亥子”和“兹”文字不同但音义相同。《三统术》说：“该阂于亥，孳萌于子。该亥也是同一种事物。”六五本是坤卦，坤终于亥，乾出于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所以说“其子之明夷”。马融是俗儒，不识七十子传《易》的大义，将“其”读作“箕”，大概是受《彖传》影响而将五误作天位。箕子是臣，却处在君位，违背了《易》的体例，太荒谬了！谬误流传，始于西汉。博士施仇将“其”读作“箕”，蜀人赵宾阐述孟氏之学，认为“箕子明夷”是指阴阳之气没有箕子，箕子是指万物刚刚萌芽。赵宾依据古义驳难众儒，众儒都理屈。施仇、梁邱贺都嫉妒他。孟喜、施仇、梁邱贺同师田王孙。孟喜未显贵时学问最高，孟喜所传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之书，得自田王孙，而梁邱贺厌恶他，说没有这种事，话传到皇上耳中。宣帝于是认为孟喜是改变师法，中了梁邱贺的谗言。施仇、梁邱贺嫉妒孟喜，并牵连到赵宾。班固作《孟喜传》，也采用施仇、梁邱贺的片面之词，都不是实录。刘向的《别录》还遵循孟氏之学，所以马融、俗说、荀爽独自知道他们的错误，重新采用赵宾的古义。而晋人邹湛以漫无边际、无经据讥讽他。大概魏晋以后经师之道衰败，王肃诋毁郑玄，禘郊之义就乖谬；袁准毁谤蔡邕、服虔，明堂之制就亡失；邹湛讥讽荀谞，《周易》之学就晦暗。郢书燕说，一倡百和，又何必责怪后世的纷纭呢？对于《升》六四，先生说：“文王的爻辞”都依据夏商之制。《春秋》引用《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说：“尧居冀州，虞、夏沿袭之。”《禹贡》冀州治理梁及岐。《尔雅》说：“梁山，是晋国的望祭对象。”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是晋国的望祭对象，说明梁、岐都是冀州的望祭对象。这里的“王”是指夏后氏受命祭告，不是文王。他解说《乾》的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说文》“元”从一，道立于一，创造分天地，化生万物。《乾》初九，积善在下，阳气始生，东方为仁，所以说善之长。阴阳交而后亨，《乾》九二，当上升坤五为天子，所以《文言》再次言及君德。经文中凡说亨的，都指乾坤交。《乾》六爻中二、四、上不正，坤六爻中初、三、五不正。《乾》变坤化，六爻皆正，成为两个既济卦，所以说“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就是利，正就是贞。经文中凡说利贞的，都是爻当位，或者变而正，或者刚柔相易。只有既济一卦六爻皆正，所以说“刚柔正而位当”。《杂卦》篇所说的“既济定也”。具备四德的卦有七个：乾坤变化而成两个既济，屯三爻变革，四爻变皆成既济，随三四易位成既济，元妄三四易位，上爻又变而成。既

译济卦与临卦二升居于五位，三爻又变而成既济卦，所以都讲元亨利贞。其论述占筮的方法说：“《易》称天下之动贞夫一，所以卦爻之动一则正，两则惑。”京氏筮法，一爻变者为九六，二爻以上变为八。晋公子得贞屯悔豫，皆为八，乃是三爻变，不称屯之豫而称八。穆姜遇艮之八，乃是五爻变，不称艮之随而称八，这就是所谓贞夫一。七是蓍草的数，八是卦的数。蓍草圆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知来是卦未成者，藏往是卦已成者，所以不说七而说八。《春秋》内外传中没有筮得某卦之七的记载，因为七是蓍草的数，未成卦也。又因学《易》而悟明堂之法，撰写《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大略说：“《说卦》说，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时。圣人效法它，建立明堂作为治理天下的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用来祭天，堂用来布政。王者承天统物，各在其方以听事，称之为明堂。《月令》就是现在所传的《月令》。古之圣人，生有配天之德，死有配天之祭，所以太皞以下历代称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黄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颛顼以水德。王者在明堂行大享之礼，称之为禘祖宗。其郊祭则行于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总称之为禘者，是因为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郑玄注《大传》“不王不禘”及《诗·长发》“大禘”笺都说：“郊祀天是郊称禘也。”《周颂·雝》序说：“禘太祖也。”郑笺说：“太祖谓文王是祖称禘也。”刘歆说：“大禘则终王是宗称禘也。”董子说：“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礼上溯远祖，旁及毁庙，下逮功臣。圣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祇出，人鬼格，夫然而阴阳和，风雨时，五谷熟，草木茂，群生咸遂，物无疵疠，这就是所谓既济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灵台，下有辟雍，四门有太学。颍容《春秋释例》说：“太庙有八名，肃然清静谓之清庙，行禘祫序昭穆谓之太庙，告朔行政谓之明堂，行飨射养国老，谓之辟雍。占云物望氛祥，谓之灵台。其四门之学，谓之太学。其中室，谓之太室。总谓之宫。”卢植《礼记注》也说：“明堂即太庙，与灵台、辟雍古法皆同一处，近世殊异，分为三耳。”而晋时袁准著论非之，昧于古制矣。王者觐诸侯，或巡狩四岳，则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谓之明堂。荀子所谓“筑明堂于塞外以朝诸侯”，战国时齐有泰山明堂，即方明也。《周书》“朝诸侯则于明堂，觐诸侯则设方明”，故虞禋六宗而觐四岳群牧，《周礼》方明而觐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即明堂六天之神。郑氏谓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详，而禘礼亦废。郑氏知圜丘、方丘之为禘，而不知为明堂。六帝王肃，又误据鲁禘改禘为宗庙之祭，无配天之事。此魏明所以汉四百余年废无禘祀也。禘行于明堂，明堂之法本于《易》《中庸》言“至诚可以赞化育，与天地参”，此明堂配天之义也。又有《易汉学》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义，针砭俗说。于《书》有《古文尚书考》二卷，谓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内有九共九篇，析之为二十四篇。郑康成所传之二十四篇，即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与《汉书》不合，可决其伪。唐人诋郑所传为张霸伪造者，妄也。今文《泰誓》三篇，其略见于太史公书，太史公从安国问故，当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泰誓》，而以今文《泰誓》为伪，亦非也。于《春秋》有《左传补注》六卷，自序云：“尝见郑康成之《周礼》，韦宏嗣之《国语》，纯采先儒之说，末乃下以己意，令学者审其异同。”杜元凯《春秋集解》虽根本前修，而不着其说，又其持论闲与诸儒相违，于是乐逊序义，刘炫规过之书出焉。今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而于古今文之同异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属贾君》，用唐《尚书》说，以贾君为申生妃，令尹蔿艾。猎用世本说，为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

译惠栋原本考证“亳”是“京”的讹误，在广里挖掘壕沟防守城门，采用《续汉书》及京相璠的说法，将防门、广里作为地名；吴句余，采用服虔的说法，认为即吴子余；祭祀万者有两人，采用吴仁杰的说法，认为“二人”应当是“二八”；臧文仲废除六关，将“废”解释为“置”，读音如同《公羊传》中“废其有声者”的“废”，这些都是前人所未曾论述过的。

他又说《公羊传》有严氏、颜氏两家，蔡邕所确定的石经是严氏《春秋》，何邵公所注释的是颜氏《春秋》。石经《公羊传》末尾记载“桓公二年颜氏有所见异辞云云”，僖公三十年“颜氏言君出则己入”，现在何休的本子中都有这些内容。又说“颜氏无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辞也”，现在何休的本子中也有，由此可知何休所注释的是颜氏本。郑康成注释三礼，引用隐公二年“放于此乎”，隐公三年“登戾之”，桓公十一年“迁郑焉而鄙留”，都与何休不同，而与石经相同，大概郑康成所依据的是严氏本。

又说应劭《风俗通》称谷梁子是子夏的门人，杨士勋说谷梁子受经于子夏。查桓谭《新论》说“左氏传世，遭遇战国逐渐衰微，后来一百多年，鲁人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有违背失误”，那么谷梁子并非亲自受经于子夏。古人亲自受业的称为弟子，转相传授的称为门人，那么谷梁子对于子夏，就像孟子对于子思一样。所以魏国糜信注释谷梁，认为谷梁子与秦孝公同时。杨士勋说谷梁子作传，传给孙卿，孙卿传给鲁人申公，申公传给博士江公。查孙卿是齐愍王、齐襄王时人，相当于秦惠王时期，那么他在谷梁子之后。孙卿所注释的书论及天子宗庙数量及赙赗襚含的意义，论述《春秋》善于胥命而言盟诅，不及三王诸侯相见、仁者居守，都本于谷梁说，其传于孙卿可信。

隐公元年传“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僖公二十二年传“过而不改，是谓之过”，二十三年传“以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现在都在《论语》中。传中所载与《仪礼》二记相合的尤其多，所以郑康成说“谷梁善于经者也”。他论述《论语》说：“宣尼说述而不作，在《鲁论》的《乡党》一篇中，一半是礼经，《尧曰》几章全书都是训典，论君臣则人言不废，讥无恒则南国有言，于善人为邦则说‘诚哉是言’，于隐居行义则说：‘吾闻其语素绚，唐棣逸时可诵。’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这是胥臣多闻所叙述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是文王官人所记载的。克己复礼，左氏认为是古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管子认为是古语[见《小问篇》]。参分天下而有其二，是周志的遗文[今《逸周书》即周志，在《程典篇》]。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周任的遗言。推此而言，圣人岂是凭空创作呢？”

他论述《尔雅》说：“《释诂》、《释训》，是周公所作，用来教导成王。”所以《诗经》称“古训是式”。汉代称之为“故训”，又称之为“诂训”。诂训者，即雅言。周代的古训，是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门人记录下来。俗儒不信《尔雅》，而仲山的古训、孔子的雅言都不存在了。

他又撰写《九经古义》十六卷，讨论古字古音，以博取异闻，纠正俗学。又因为范蔚宗《后汉书》缺略遗误，范书流行后《东观汉记》、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诸家之书都亡佚，于是选取《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诸书，作《后汉书补注》十五卷。所有撰述，如王文简公《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盛行于世。评论者认为胜过任渊的注、山谷李壁的注荆公诗。《周易本义辨证》五卷，《太上感应篇注》二卷，也经过好事者刊刻。只有《山海经训纂》十八卷，《九曜斋笔记》二卷，《松崖笔记》二卷，《松崖文钞》二卷，世间没有刊本。又有《诸史会最》、《竹南漫录》都未成书。

卒于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享年六十二岁。先生晚年，卢运使见曾延请至邗上，如《雅雨堂十种》、《山左诗钞》、《感旧集》都是先生亲手审定的。同时与先生友善者，有沈彤，沈大成，大成字学子，号沃田，华亭人，有《学福斋集》。受业弟子中最知名的，有余古农、同宗艮庭两位先生。如王光禄呜盛、钱少詹大昕、戴编修震、王侍郎兰泉先生，都执经问难，以师礼侍奉他。钱少詹为先生作传，论曰：“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

译马融、赵岐等人比不上他。

译沈彤

沈彤，字冠云，又字果堂，是吴江县的秀才。康熙、雍正年间，学士何焯以八股文倡导学者，四方跟随他学习的弟子登记在册的有四百多人。弟子中只有陈季方、陈少章和沈彤最为知名。陈季方擅长文辞，陈少章精通史学，沈彤唯独以探究经义为事，考辨前代儒者的异同以求得真理，写文章不崇尚华丽的辞藻，抒发内心自得即可。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因为写奏赋到半夜，来不及写成诗，没有被选入。有人推荐他参与编修《三礼》及《大清一统志》，经议叙获得九品官职，他因耻于做官，于是回到吴江，闭门研究经学，勤勉不懈地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他对群经都有著述，尤其精通礼学，著有《周官禄田考》三卷。因为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俸禄尚且不够”的疑问，所以他详细考究周代的制度来与欧阳修辩驳。其中关于官爵数量、公田数量、禄田数量的三篇文章，计算特别精密。又因为《仪礼》古人嫌它难读，自唐代贾公彦之后，只有朱熹、李如圭、张淳、黄干、杨复五人专门研究《士礼》，他著有《仪礼小疏》，可惜没有完成全书，只有《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士丧礼》《丧服传》五篇，每篇附有监本勘误，卷末又附有《左右异尚考》一篇。他的学说以郑玄、贾公彦为宗，兼采元代敖继公的注解，然而抨击王夫之的占十分之七，采纳其说的只有十分之二三。沈彤著述谨慎，不轻易下笔，所著的如《尚书小疏》《春秋左传小疏》仅有几十条，与近日士大夫急于成书、遭受粗疏草率批评的人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他的书流传于世的，除了《周官禄田考》《仪礼小疏》之外，还有《吴江震泽二县志》《果堂集》十二卷。沈彤年老无子，穷困而死，享年六十四岁。藩向在京师时，有一位夫己氏问我：“叔嫂之间有丧服吗？没有丧服吗？”我回答说：“根据礼经，叔嫂之间是没有丧服的。”查考《奔丧》篇说：“没有丧服而设位哭丧的，只有叔嫂以及妇人因降等而无服者穿麻衣。”郑玄注：“虽然没有丧服，还是穿着吊丧的衣服加上麻衣、袒露左臂、免冠设位哭丧。”那么叔嫂的丧服，就是吊服加麻袒免，安葬后就除去，没有什么大功之服。夫己氏是鄞县人，万充宗的《叔嫂有服辨》给我看，我大笑说：“你墨守郑玄的学说，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怎么能算是礼学家呢？”万充宗的文章，依据晋代成粲的说法而曲解《丧服传》，说丈夫为兄弟服丧，妻子降一等，以此证明叔嫂有大功之服，并说郑玄不能解释，贾公彦勉强为之解释，我心里知道他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无法回应。南归后读《仪礼小疏》说：“丈夫为兄弟服丧，妻子降一等。郑玄在上文注中说：‘兄弟犹言族亲也。’这兄弟同义，所以不重复出现。贾公彦说：‘妻子跟随丈夫为族亲服丧，即上文丈夫的诸祖父母，见于缌麻章；丈夫的世叔父母，见于大功章；丈夫的兄弟之子不降等，嫂叔又没有丧服。’现在说跟随丈夫降一等，记载那些没出现的，应当是丈夫的从母之类吧？沈彤认为这条是总结上文，并非专门记载那些没出现的。丈夫的姑姊妹见于小功章，贾公彦却遗漏了。至于说从母之类，那么有丈夫的从祖父母，丈夫的从父姊妹之类，都以小功而降等为缌麻。有丈夫的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以及丈夫的从祖姑姊妹出嫁者之类，丈夫都为他们服缌麻，妻子都降等而无服，都包含在其中了。从母，是母亲的姐妹，所以也可以称为兄弟。这可以解开成粲的症结，止息万充宗的狂言。”并且我惭愧自己不能潜心寻究传文及郑玄、贾公彦的说法，以至于被夫己氏折服，才知道果堂研究礼学的精审如此。唉！先辈用心缜密，哪里能比得上呢！

余古农先生

先生名萧客，字仲林，别字古农，是吴县的平民。先生五岁时，父亲在粤西做幕僚不归，母亲颜氏教他读四子书和五经，晚上则教他读《文选》及唐宋人的诗古文。十五岁时，通晓五经，就知道空谈性理对经术没有补益，想读汉唐的注疏。家里贫穷不能藏书，苕溪书棚的徐姓老板认识先生，一天先生到书棚借《左传注疏》，一个月读完归还。徐姓老板惊讶他读得快，说：“你读熟了吗？”先生说：“是的。”徐姓老板随手翻开一卷，让先生背诵，终卷无误。徐姓老板非常惊骇，说：“你是奇人。”赠送给他《十三经注疏》《十七史》《说文解字》《玉篇》《广韵》。于是先生闭门研习经史，博览群书。他生性癖好古籍，听说有异书，一定徒步前往借阅，即使奔波五六十里，也不觉得劳累。因为郭璞注《尔雅》使用旧注而掩盖作者名字，称为攘夺善名无耻，于是采集注疏及《太平御览》诸书中犍为舍人、孙炎、李巡的旧注而为之解释。书没完成，先完成了《注雅别钞》八卷。专门攻驳陆佃《新义》《埤雅》及罗愿《尔雅翼》的错误，兼及蔡卞《毛诗名物解》。礼部尚书沈德潜看到他的书，屈尊与他结交。二十二岁时，

译我将《注雅别钞》呈给松崖先生指正。先生说：“陆佃、蔡卞是王安石新学的代表，人人都知道他们的错误，不值得辩驳；罗愿并非宋代的大儒，也不必辩驳。你读书著书，应当致力于宏大而深远的事情。”先生听后惊觉，于是拿着拜师礼接受学业，自称是他的弟子。吴县朱丈文游藏书丰富，在吴门地区首屈一指，聘请先生教读，让他住在滋兰堂中，得以遍读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又曾在玄妙观阅读道藏，在南禅寺阅读佛藏。平时手里总拿着一本书，从不间断，白天时间不够就用夜晚来补充。因此视力受损，什么也看不见。有人传授他在暗室中静坐，用蓝布蒙住眼睛，存想北斗七宿的方法。一年之后，眼睛虽然能看见，但读书只能读大字本而已。直隶总督方恪敏公观承听说他的名声，邀请他到保定，编修《畿辅水利志》。闲暇时游历京师，与朱学士笥河先生、纪文达公昀、胡文恪公高望相交好，大家都认为他的学问介于顾炎武（深宁）和顾炎武（亭林）之间。因为眼病复发，推荐歙县人戴震代替自己，于是南归，以经学教授乡里，闭着眼睛口授学生，盛况空前。这时江震沧孝廉名筠的，也因为眼病教读，当时的人都称他们为“盲先生”。同郡以经义、诗古文词相互辩论的人，有薛家三先生、汪爱庐先生、彭进士绍升、汪孝廉元亮先生，上下议论风发，如泉涌般不断。薛家三先生说：“鬼谷子是纵横家，舌头像刀剑一样锋利，不可抵挡。”先生相貌奇特雄伟，头顶有两个肉角，眉毛稀疏眼睛大，嘴巴宽大胡须多，像皮革一样。家里悬挂鬼谷子的画像，所以同社中戏称他为鬼谷子。乾隆年间诏令开设四库馆，征召四万名才俊担任校勘工作。有人将山阴童钰和先生的名字上报给金坛，因为一个是诸生，一个是布衣，受限于规定没有成功推荐。先生贫穷疾病交加，再娶没有儿子，去世时四十七岁。他的牢骚不平之气，往往寄托在美人香草上，表现在歌咏中，哀音微弱，有骚人的遗意。生平著述很多，《尔雅释注》《雅别钞》后悔是年轻时的作品，不给人看。《文选音义》也后悔是年轻时的作品，但早已刊行，于是另外撰写《文选杂题》三十卷，又有《选音楼诗拾》若干卷。先生精通选学，因此命名他的楼为“选音”。病重时，将杂题诗集交给弟子朱敬舆，敬舆珍视为枕中秘宝，因此学者很少知道。只有《古经解钩沈》已收入四库经部，当时戴震说这本书有钩而未沉的，有沉而未钩的。然而沉而未钩，确实如戴震所说；如果说钩而未沉，则是戴震的妄言。现在核查他的书，哪有这样的事呢？只有皇侃《论语义疏》，这本书出自撰写《钩沈》之后，且是足利赝鼎，怎么能说是钩而未沉的呢？藩是先生的受业弟子，听先生说：“《钩沈》一书，汉晋唐三代经注的亡佚者，本想全部采集。因为乾隆壬午四月得了虚损病，危险得像朝露，急于成书，于是取旧稿录成付梓。至今感到遗憾，我的精力衰退了，你能完成它，也是经籍的幸运。”藩自从心丧之后，遭遇家庭多故，奔走四方，雨雪满路，饥寒切身，不能专心致志从事编辑。今年已经五十，忽然老了，感叹谋生的艰难，犯不习之罪，辜负师训，能不悲伤吗？

译江艮庭先生

先生名声本，字涛，后来改字为叔澐。他的祖先世代居住在休宁的梅田，后来迁居苏州，又迁到无锡，再回到吴地，于是成为吴县人。先生年轻时与兄长震沧孝廉一同求学，不从事科举应试的八股文写作，研读《尚书》，对古文与今文不相似感到奇怪，又对孔安国的传注平庸低劣且支离破碎感到奇怪，认为安国所作的传注不应该像这样。三十五岁时，先生拜同郡的通儒惠松崖征君为师，得以阅读惠氏所著的《古文尚书考》以及阎若璩的《古文疏证》，这才知道古文及孔传都是晋代人的伪作。于是先生汇集汉代儒者的学说来注释二十九篇《尚书》，汉代注疏不完备的地方，就旁征博引其他书籍，精研古代训诂，写成《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附带补充义理九条，辨识伪字一条。《尚书集注音疏》前后编外有一卷，即《尚书经师系表》。经文、注、疏都用古篆书写。怀疑伪古文始于宋代的吴才老，朱熹之后，吴草庐、郝京山、梅鷟都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直到本朝阎、惠两位征君所著的书籍，才能揭露其作伪的痕迹和抄袭的根源。至于刊正经文，疏通古注，则他们都没有涉及。先生出来集其大成，难道不是伏生、孔安国、马融、郑玄的功臣吗？先生辨析《泰誓》说：《泰誓》今文、古文都有，汉代儒者都诵读学习，马融、郑玄都为之作注。自从东晋伪古文出现，就有了三篇《泰誓》，世间没有具备敏锐眼光的人，于是纷纷信奉，认为是孔壁古文，因而称此为今文，反而怀疑其伪，因此逐渐衰微以至于亡佚。然而其遗留的文字记载了“火流谷至”的事情，而且没有传记中所引用的语句，所以马融虽然为之作注，也不能没有怀疑。现在暂且完整记录马融的说法并加以辩驳。马融在书叙中说：《泰誓》是后来才得到的，考察其文字似乎浅显露骨，又说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约定时间而同时到达，不谋而合说出同样的话。以及火复于上，到达王屋，流为雕五至，以谷俱来，举火神怪，难道不在孔子所不谈论的范围内吗？又《春秋》引用《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用《泰誓》说：“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用《泰誓》说：“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用《泰誓》说：“独夫纣。”《礼记》引用《泰誓》说：“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现在的《泰誓》都没有这些话。我见过的书传很多，所引用的《泰誓》而不在《泰誓》中的非常多，不再一一列举。略记五点以说明，也就知道了。马融的这个说法，孔颖达在正义中辩驳说：考察马融的意思，认为《泰誓》不是伏生所传，所以怀疑它罢了。马融难道没看到伏生的《尚书大传》吗？《泰誓》维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等等。《大传》既然引用了它的文字。它之所以没有流传下来，大概是伏生年老，或许有遗忘，除了所得的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记忆其全部，所以如此。《大传》引用《九共》说：“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无敖。”引用帝告说：“施章乃服。”明显上下能记录其词句而不流传其全文，这是不能记忆的明显证据。那么《泰誓》虽然不出自伏生，不能说不是秦火之前伏生所藏的旧文了。况且《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计算伏生的书二十八篇，三分《盘庚》则为三十篇，加上孔氏多出的二十四篇，才五十四篇，加上《泰誓》三篇，正好五十七篇。没有《泰誓》就不符合这个数目。又李颙《集注尚书》在此《泰誓》辄引孔安国曰，那么孔氏古文也有此篇，安国且作传了。而两汉诸儒备见今文古文的，未曾怀疑《泰誓》有今古文之异。那么今文《泰誓》同乎古文，又可知了。马融只因其后得而怀疑它，那么五十四篇哪里可信呢？若其所称“八百诸侯不期而会”，那么娄敬说高帝曾言之矣。司马子长也录其文于本纪矣，不既信而有征乎？又若火流为雕，以谷俱来，斯乃符命之应，犹龟书马图之属也。孔子《系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记孔子之言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那么符瑞之征，圣人且觊幸遇之，而乃以火流谷至为神怪，谓为子所不语，岂通论乎？且《思文》之诗不云乎：“贻我来麰，帝命率育。”即此以谷俱来之谓。融亦将斥《诗》为诞乎？不然，《诗》则信之，《书》则疑之，进退皆无据矣。融又以《书传》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泰誓》皆无有。又案《汤誓》篇传自伏生，既又出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节，而“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云云”载于《墨子·兼爱》篇，而《汤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国

译注解《论语·尧曰》篇时，不敢断言《汤誓》的原文并非如此，而是说墨子所引用的《汤誓》词句是这样的。又《墨子·尚贤篇》引用《泰誓》说：“寻求伟大的圣人，与他同心协力，来治理天下。”而《汤誓》中也没有这些话。然而，说《汤誓》有散佚的文字是可以的，说《汤誓》是伪书，则不能用这种情况来类比。《泰誓》也是如此，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不仅如此，《大传》引用《盘庚》说：“德行光明啊，汤任用伊尹。”言卑应引用《无逸》说：“他的征兆是天子爵位。”如今《盘庚》《无逸》都还在，却都没有这些话。经文与传文都出自伏生，不应传文记录了这些文字，而经文反而遗漏了这些话。那么伏生传授之后，欧阳、夏侯两派相继有师承，尚且不能没有缺失散佚，何况《泰誓》是经过战火灰烬之后，百年才重新出现，反而奇怪它有遗漏散佚吗？况且传记等书，人人都能看见。如果想要伪造，一定不敢空手暴露自己的意图，也不敢拿出神奇的东西来惊吓人们的视听。将会搜集典籍来供修补缀合，依据义理来作为依靠，以求欺骗后世，就像那伪孔氏所做的了。怎肯故意留下这些破绽，来滋生后人的议论呢？大概是因为当时确实有这样的事，史官据事直书，而没有所顾忌，所以有“火流谷至”的文字。等到后来遗文残缺，传授的人仅守着残存的篇章，而不敢补充辑录，所以没有那些传记所引用的语句，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季长的说法，我认为不对，所以作此辩驳。这又是阎若璩、惠栋两位先生所没有涉及到的。先生精通小学，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宗旨，《说文》中没有的字，一定寻求假借字来代替。生平不写楷书，即使与人往来书信，都写古篆。看见的人惊讶地认为是天书符箓，世俗儒生往往讥笑他，而先生不顾及。曾经撰写《六书说》一篇，自己书写刻石。他关于转注的说法，以五百四十部为建立类别，“一首”以“凡某之属皆从某”为同意相受，确实是前人所未曾阐发的。又有《恒星说》一卷，文中不收录。喜欢写北宋人的小词，也用篆书写下。先生性格耿介，不羡慕荣华利禄，交往的朋友如王光禄鸣盛、王侍郎兰泉、毕制军沅，都看重他的品评，而先生未曾因私事求他们，所以当事者更加敬重他。嘉庆元年，诏令开设孝廉方正科，江苏巡抚费淳首先举荐先生，赐给六品顶戴。去世时享年七十八岁。晚年因为性格不合世俗，举动与时俗相违，取《周易·艮卦》“艮其背”的意思，自号艮庭，学者称为艮庭先生。云藩年轻时跟随古农先生学习，先生去世后，云藩泛览诸子百家，如同涉足大海，茫茫没有边际。先生教他读七经三史及许氏《说文》，于是跟随先生受惠氏《易读书》，有疑问向先生请教，先生指点讲解口授，常常直到深夜四更，还讲论不停，可以说是诲人不倦了。儿子镠，字贡庭，是诸生；孙子沅，字铁君，是优贡生，世代传承他的学问，弟子有几十人。元和顾广圻，长洲徐颋，最为知名。广圻，字千里，号薲邑，是诸生，天资过人，没有不读的书，经史小学，天文历算，舆地之学，没有不贯通的，又能写诗古文词骈体文字，当今海内学者没有人能超过他。颋，字述卿，嘉庆甲子年举人，乙丑年以第二名及第，如今官任翰林院编修。先生老友中交往亲密的，有钱宫詹大昕，褚部郎寅亮，宫詹另有传记。

译褚寅亮

褚寅亮，字搢升，号鹤侣，又字宗郑，是长洲人。乾隆十六年被召试为举人，授予内阁中书，官至刑部员外郎。他与钱大昕是同科进士且为朋友，深通经学，研究礼经近三十年。他曾经说宋代人解说经书喜欢标新立异，把古注看得像泥土草芥一样。只有《仪礼》一书属于朴学，空谈义理的人无法对此措辞，而朱熹、勉斋、信斋又推崇信奉它，所以郑玄的学说没有被异义所混淆。到了元代吴兴人敖继公撰写《集说》，虽然声称采纳先儒的言论，其实除了注疏之外都是逞一己私意。专门研究郑氏学的人，苦于注疏难以读懂，而喜欢敖继公的平易，于是他的书在世上盛行。大概敖继公的本意不在解经，而是有意与康成立异，只是他善于立言，含蓄而不显露，好像无意于排斥攻击，因此人们陷入他的玄妙之中而不醒悟。至于他的解说有不通之处，甚至更改窜改经文，以迎合他的义理，这难道不是无所忌惮吗？他著有《仪礼管见》四卷，其中解说最精妙的，如《乡饮酒记》中“北面者东上”，敖继公将“东”改为“西”，褚寅亮驳斥说：“注文明言统于门，门在东，就不能以西为上。”《乡射记》中“胜者之弟子洗觯升酌，南面坐奠于丰上，降袒执弓，反位”，敖继公认为“袒执弓”一句是衍文，褚寅亮驳斥说：“胜者之弟子就是射宾中年少的人，因为他是胜方，所以袒露手臂执弓，不是衍文。”《燕礼》中“胜觚于宾”，敖继公将“觚”改为“觯”，褚寅亮驳斥说：“凡是献酒用爵的，酬酒用觯。燕礼中宰夫主持献酒，既然不用爵，那么酬酒也不用觯了，怎么可以破觚为觯呢？”《大射仪》中“以耦在还，上射于左”，敖继公依照乡射改为“于右”，褚寅亮驳斥说：“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这是乡射和大射相同的。只是乡射位在楅的西边，从楅向西，那么北就是右；大射位在楅的东边，从楅向东，那么北就是左。敖继公将两者等同，不明白东西的区别。”《丧服记》中“公子为其妻縓冠”，敖继公将“縓”改为“练”，褚寅亮驳斥说：“练冠的缘饰也用縓色装饰，所以《闲传》说‘练冠縓缘’，就其本质而言叫‘练冠’，就其缘饰而言叫‘縓冠’。母亲尊贵所以言其本质，妻子卑贱所以言其缘饰，并非有两种不同。”《士虞礼》中“明齐醙酒”，敖继公认为“醙酒”是衍文，褚寅亮驳斥说：“注明言有酒无醴，根据下文普荐醙酒，也专说酒而不提醴，怎么能妄解‘明齐’为醴，随意删去经文呢？”《特牲馈食礼》中“三拜众宾，众宾答再拜”，敖继公将“再”改为“一”，褚寅亮驳斥说：“乡饮酒中，众宾答一拜，是因为大夫是主人；有司彻中答一拜，是因为大夫是祭主。这是士的礼仪，怎么能用那些情况来类比呢？”褚寅亮精通天文历算之术，尤其擅长勾股和较相求等方法，著有《句股广问》三卷。钱大昕著《三统术衍》，褚寅亮校正刊本中的误字，如“月相求六扐之数”，指出“句六扐”当作“七扐”；“推闰余所在加十得一”，指出“句加十”当作“加七”。钱大昕佩服他的精审。他早年研究公羊何休之学，撰写《公羊释例》三十篇，认为三传中只有公羊是汉学，孔子作《春秋》，本意是为后王制作，诋议公羊的人，实际上是违背经旨。又因为何邵公说礼有殷制、有时王之制与周礼不同，撰写《周礼公羊异义》二卷。又著《十三经笔记》十卷，《诸史笔记》八卷，《诸子笔记》二卷，《名家文集笔记》七卷，藏在家中。乾隆四十年，因病告老还乡，五十五年去世。

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

王鸣盛

王鸣盛字凤喈，又字礼堂，别字西庄，是嘉定人。生来聪敏智慧，四岁跟随祖父在丹徒学署读书，每天认识几百个字。县令冯咏把他看作神童。十二岁时，写四书八股文，才气浩瀚，已有名家风度。十七岁补为诸生，多次考试第一。乡试中副榜，才名显赫。江苏巡抚陈大受招他进入苏州紫阳书院。院长吴大绶、王峻都赏识他的才华。乾隆十二年，乡试以五经中式，会试落第。客居苏州，当时沈德潜以礼部侍郎致仕，海内英才俊士都出自他的门下。他与王兰泉先生、钱大昕、吴企晋以及曹仁虎、赵文哲、黄文莲互相唱和。沈德潜认为他不亚于嘉靖七子。又与惠栋讲论经义，知道诂训，必定以汉儒为宗。精研《尚书》，久而久之才相信东晋的古文确实是伪作，而马融、郑玄所注的确实是孔壁的古文。东晋所献的《泰誓》确实是伪作，而唐人斥为伪《泰誓》的确实不是伪作。古文的真伪辨明后，《尚书》二十九篇清晰完备，知道该从事什么了。十九年庄培因榜中以第二人及第，授予编修。公卿争相以礼相待。刑部侍郎秦蕙田修《五礼通考》，委托他分修，尤其受到掌院学士蒋溥的重用。二十三年，天子亲自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