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

译本朝汉学师承记卷八

黄宗羲

黄宗羲，字太冲，是余姚人，忠端公黄尊素的长子。他生来聪慧异常，幼年读书，不从事科举应试之业。十四岁时，补为博士弟子员。当时魏忠贤把持朝政，残害清流。黄尊素遭到罗织罪名，死在诏狱中，家族面临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危险。黄宗羲奉养祖父和母亲，以孝顺闻名。他读书直到深夜，伏在枕上呜呜哭泣，不敢让父母知道。思宗即位，他带着铁锥，写好奏疏进京申诉冤屈。到了京城，魏忠贤已经死了，朝廷下诏抚恤死于魏党之难的人，追赠官职三品，给予祭葬，荫庇一个儿子做官。于是黄宗羲到宫阙谢恩，上疏请求诛杀曹钦程、李实。因为黄尊素被削去官籍，是曹钦程秉承魏忠贤旨意弹劾所致，而李实则是造成丙寅党祸的首要人物。皇帝下旨，命刑部迅速查究。崇祯元年五月，会审许显纯、崔应元，对簿时，黄宗羲拿出藏在袖中的铁锥，刺向许显纯，鲜血流满全身。许显纯自称是孝定皇后的外甥，律法有“议亲”的条款，请求从轻发落。黄宗羲说许显纯与魏党勾结作乱，忠良之士都死在他手里，几乎颠覆国家，应当与谋逆同罪，按谋逆论处。即使是亲王朱高煦，尚且不免被诛杀，何况是皇后的外亲呢？最终判决二人斩首。当时曹钦程已列入逆案，而李实辩解说原奏疏并非他所作，而是魏党取走他的印信空白文书填写的，所以墨迹在朱印之上，又暗中送给黄宗羲三千两银子，请求不要质证。黄宗羲立即上奏说：“李实今天还能公然行贿，他的辩词哪里值得相信呢？”在对簿时，也用铁锥刺了他。然而丙寅之祸，李实因空白文书填写一事得以减死。案件审结，黄宗羲与一同遇难者的子弟在诏狱中门设祭，哭声如雷，传到宫中。思宗感叹说：“忠臣的孤子，朕的心为之悲伤。”黄宗羲与吴江周延祚、光山夏承锥、牢子叶咨、颜文仲，以及应时而死的两人，都是那些在狱中被害的君子。思宗怜悯他的忠孝，没有治他的罪。黄宗羲在京师，殴打崔应元的胸部，拔掉他的胡须，回家后烧掉胡须并祭奠。在黄尊素的灵位前，才办理丧事。父亲冤屈既已昭雪之后，日夜研读《十三经》、《二十一史》以及百家九流、天文历算、道藏、佛藏，无不深入研究。黄尊素遗命以蕺山刘宗周为师，于是跟随他学习。又约请吴越地区向学的六十多人，共同侍奉讲席，极力排斥陶奭龄援儒入释的邪说。弟弟黄宗炎，字晦木；黄宗会，字泽望，都负有非凡的才能。黄宗羲亲自教导他们，都成为儒者。崇祯年间，再次起用阉党逆党，大家都希望被录用。而在朝诸臣有的推荐霍维华、吕纯如，有的请求恢复涿州冠带，直到阳羡出山，特别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马士英以阮大铖为援手，阉党势力又兴盛起来。即使是东林党人中，如钱谦益因退隐日久，也相附和了。只有南都太学诸生仍坚持清议，于是以阮大铖观望南中、心生异变为由，作《南都防乱揭文》。宜兴陈贞慧、宁国沈寿民、贵池吴应箕、芜湖沈士桂共同商议署名。东林子弟首推无锡顾文端公之孙顾杲，被害诸家推举黄宗羲。缙绅则推举周镳。阮大铖对此怀恨在心。壬午年入京，阳羡想推荐黄宗羲为中书舍人，他极力推辞不就，于是南归。甲申之难，弘光帝立国，阮大铖骤然得势，于是按照揭文列出一百四十人，想要全部杀掉。当时黄宗羲忧虑国势难以支撑，到南都上书，而祸事发生。同邑有阉党者纠集刘宗周及三位弟子。三位弟子是都御史祁彪佳、给事中章正宸与黄宗羲。于是与顾杲一同被逮捕，驾帖尚未发出，而清兵已到，得以幸免。南都归顺清廷，黄宗羲踉跄回到浙东。当时刘宗周已死节。鲁王监国，孙嘉绩、熊汝霖以一旅之师划江而守。黄宗羲纠集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随诸军在江上，人们称他们为“世忠营”。黄竹浦是黄宗羲所居住的地方。黄宗羲请求效法唐代李泌的先例，以布衣身份参军，不被允许。授职方司员外郎，不久因柯夏卿、孙嘉绩等交章论荐，改任监察御史，仍兼理职方司事务。总兵陈梧从嘉兴的乍浦渡海到余姚，纵兵大肆抢掠。王正中代理县事，召集兵民击杀他。陈梧的士兵大声喧哗，有人想罢免王正中的官职以安抚各营。黄宗羲说：“乘乱以谋私利，导致众怒，这是贼人。王正中守土为国保民，有什么罪呢？”监国听从了他的意见。这一年定为监国鲁元年，颁布大统历于浙东。马士英从南京逃脱，在方国安营中想入朝，朝臣都说应该杀他。熊汝霖担心他挟持方国安为患，说：“不是杀马士英的时候，让他立功自赎。”黄宗羲说：“您是无力杀他罢了。春秋时的孔子，难道能对陈恒用兵吗？但不能说他不该杀。”熊汝霖非常惭愧，谢罪认错。黄宗羲写信给总兵王之仁说：“各位为什么不破釜沉舟决战，由赭山直趋浙西，而每天在江中放船击鼓，意在自守呢。小小的三府供养十万军队，怎么能长久坚守呢？”总兵张国柱渡海到达时，诸军大惊，朝廷商议想封他为伯，黄宗羲对孙嘉绩说：“如果封他为伯，那么张国柱会更加横行，况且以后怎么对待有功的人呢？”请求暂署为将军，听从了他的请求，又

译极力请求西进的策略。孙嘉绩将自己统领的士兵全部交给他，与王正中合并军队，得到三千人。王正中是王仁的侄子，凭借忠义自我奋发，黄宗羲与他深交，使得王仁不因私意干扰军务，所以各军与王仁有嫌隙，都不能供给粮饷，而黄宗羲的军队唯独不缺乏食物。查继佐的军队发生叛乱，他披头散发连夜逃跑，投奔黄宗羲，在床下叩拜，黄宗羲出来安抚他的部众，于是与查继佐一同西行，渡海驻扎在潭山，烽火遍布浙西。太仆寺卿陈潜夫率领军队同行，尚宝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吴乃武，都来会合军队。商议从海宁进攻海盐，进而进入太湖，招揽吴中的豪杰，百里之内，牛肉和酒每天送到，一直抵达乍浦，约定崇德的孙奭作为内应。恰逢清军已经戒严，无法前进，再次商议起兵，而王正中的军队在江边溃败，黄宗羲逃入四明山，连结山寨以自固，残兵跟随到达的有五百多人，驻扎在杖锡寺，他改换平民服装秘密出山，想要打听监国的消息，为扈从做准备，告诫部下不要轻举妄动，部下不遵守节制，骚扰山中百姓，百姓暗中焚烧了他的山寨，部将茅翰、汪涵战死。己丑年，听说监国在海上，于是与都御史方端士前往，晋升为左佥都御史，再晋升为左副都御史。当时正派遣使者拜授山寨各营军官，黄宗羲说各营中强大的没有谁比得上王翊，内心忠于王室的也没有谁比得上王翊，应该优厚他的爵位，让他统领各营来捍卫海上，朝臣都认为正确。不久清军包围健跳，城中危险至极，恰逢荡湖的救兵赶到，得以幸免。当时熊汝霖、刘中藻、钱肃乐都已死去，黄宗羲失去军队没有援助，与尚书吴锺峦坐在船中讲学，推算欧罗巴历法罢了。黄宗羲跟随亡命时，母亲还住在故乡，康熙皇帝下诏，凡是前明遗孽不顺从命令的，登记其家人口上报。黄宗羲听说后，担心母亲获罪，向监国陈述情由获得批准，改变姓名回到吴锺峦处，用三板船送行三十里外，在波涛中哭别。这一年监国从健跳到翁州，再次召黄宗羲辅佐冯京第，向日本长崎岛请求援助，未能如愿，黄宗羲作《式微》诗篇以感动将士，于是回到甬上。这时清军主帅治理浙东，凡是名字在名册上与海上有关联的，就立即铲除，黄宗羲虽然闭门隐居，但职位在列卿之中，而江湖侠士多来投奔。冯侍郎冯京第在杜岙结寨，正是黄宗羲的旧部。清军主帅早已听闻这些事。黄宗羲的名字与冯侍郎一起悬挂在通衢大道上示众。有人向清军主帅告发，首先列出黄宗羲的名字。追捕更加紧急。黄宗羲逃匿在草丛中，东迁西徙，屡次濒临危险，然而仍然携带帛书招揽婺州镇将，派遣使者入海告警，命令他们防备却未能成功。弟弟黄宗炎与冯京第交通有据，被抓获，行刑的日子已定。黄宗羲秘密到达鄞县，用计救出了他。慈水寨主沈尔绪案发，牵连黄宗羲。清军主帅派人四处搜捕，于是带着家属潜伏在海角草丛间苟且偷生。等到海上的战事平定后，康熙皇帝如天般的仁德，不再追究前朝跟随亡命的人。黄宗羲才奉养母亲返回故乡，恢复蕺山证人书院的聚会，跟随他讲学的有数百人。他曾说明朝人讲学，沿袭语录的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基，束书不读，只从事游谈。学者必须先穷究经书，经术是用来治理世事的，才不成为迂腐的儒生。又说读书不多，无法验证此理的变迁；读书多而不求于心，又成为虚伪的儒生了。所以接受他教诲的人，不陷入讲学的弊端，不说不切实际的话。他的学问在东南盛行，当时有南姚江、江西二曲之称。二曲，是李中孚。康熙戊午年，下诏征召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先以诗寄给黄宗羲，怂恿他出山。黄宗羲依韵回答说无意出仕。叶方蔼询问黄宗羲的门人陈锡嘏，回答说：“这是要逼迫先生成为谢叠山那样的人。”这件事于是作罢。不久，下诏命令叶方蔼与同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黄宗羲是世家子弟，家中有十三朝实录，又熟悉掌故。叶方蔼与徐元文又推荐黄宗羲，于是与前大理寺评事兴化人李清一同被征召。下诏督抚以礼敦请派遣，黄宗羲以母亲年老和自己老病推辞。叶方蔼知道无法招致，于是请求下诏让浙江巡抚抄录家中所著有关史事的书籍交付史馆。徐元文又延请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及鄞县处士万斯同参订史事。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弟子。黄宗羲戏答徐元文的信说：“过去听说首阳山的两位老人，把孙子托付给姜尚，于是得以三年吃薇菜，脸色不坏。如今我派遣儿子跟随您，可以安置我了。”黄宗羲的学问出自蕺山，虽然是姚江学派，但以慎独为宗旨，以实践为主，不肆意谈论心性，堕入禅门，是姚江学派的诤友。又说南宋以后讲学家空谈性命，不论训诂，教人读经则推崇汉儒，立身则推崇宋学。又说从前贤者辟佛，不检阅佛书，只是肆意谩骂，譬如用兵不深入险地，不能剿灭鲸鲲。于是阅览佛藏，深明其说，所以极力排斥佛教，都能击中要害。国难时，遗老以衣钵隐藏踪迹很久，有的嗣法上堂。黄宗羲说：“这是不甘做异姓的臣子，反而成为异氏的子弟。”黄宗羲晚年喜好佛教，为他反复辩论，极力说明其不可行。大概对于异端学说，虽有托身逃避的人，也不容

译稍微宽容一些吧。黄宗羲性格刚直，在朋友中大多不随便认可，除了周容一人之外，对其他人都有微词。在南都时，看见归德侯侯方域每次宴请都用妓女陪酒，黄宗羲说：“侯方域的父亲还在狱中，他却如此放荡不羁吗？我们如果不说，就是他的损友。”有人说：“侯生性格不能忍受寂寞。”黄宗羲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忍受寂寞，那么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当时的人都赞叹这是极有见地的言论。等到编选明代文章时，有人提议应当剔除方以智的文章，黄宗羲说：“姚孝锡曾经在金朝做官，元好问最终把他列入南宋遗民之列，不把他当作金人，是推究他的本心。侯方域也是这样的。”于是知道他对人要求严格，但也并非不宽恕。他一生勤于著述，年纪超过八十岁，仍然勤奋不止。所著有的《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宋儒学案》《元儒学案》《易学象数论》六卷，辨析河图洛书方位图说的错误；《授书随笔》一卷，是阎若璩询问《尚书》而他回答的内容；《春秋日食历》一卷，《律吕新义》二卷。年轻时选取余姚竹管中肉孔均匀的，截成管来吹奏，知道了十二律中的四个清声，于是写了这本书。《孟子师说》四卷，因为刘宗周有《论语》《大学》《中庸》等解说，唯独没有《孟子》，根据以前听刘宗周讲过的说法，汇集成一本书，所以命名为师说。《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弘光纪年》一卷，《隆武纪年》一卷，《永历纪年》一卷，《鲁纪年》一卷，《赣州失事纪》一卷，《绍武事纪》一卷，《四明山寨纪》一卷，《海外痛哭记》一卷，《日本乞师记》一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记乱》一卷，《赐姓本末》一卷，《汰存录》一卷，即《纠夏考功幸存录》。《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公历假如》一卷，《回历假如》一卷，《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等书。又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岩纪游》、《匡庐游录》、《病榻随笔》、《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可以与十五朝国史互相参证。续写《宋文鉴》、《元文抄》，以弥补吕祖谦、苏轼两家的缺失。《思旧录》、《姚江琐事》、《姚江文略》、《姚江逸诗》、自著年谱、《明夷待访录》二卷、《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诗历》四卷。又分为《南雷文定》、《南雷文约》，合起来共四十卷。《明夷留书》一卷，讲述辅佐君王的方略。昆山的顾绛看见后赞叹说：“夏商周三代的治世可以恢复了。”又想要修撰《宋史》但没有完成，仅存有丛目补遗三卷。黄宗羲以古文自许，有志于修撰《明史》，虽然没有参与修史，但史局遇到大事、疑难事，必定咨询他。他论说文说：“唐以前句子短，唐以后句子长；唐以前用字华丽，唐以后用字质朴；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后如平原旷野。从唐以后是文章的一大变革，然而文章的好坏不与此相关，所改变的是辞藻而已，所不可改变的，即使千古也如同一天一样。”这个论断足以扫除近代人模仿字句的陋习了。晚年喜爱《谢皋羽晞发集》、《注冬青树引》、《西台恸哭记》，大概是悲叹谢皋羽身世凄凉，也是以此自伤吧？康熙戊辰年冬天，在黄道周墓旁营造生墓，中间放置石床，不使用棺椁。子弟对此有疑问，他写了一篇《葬制或问》，援引赵邠卿的例子，不得违背他的命令。自己因为身遭国难，希望迅速腐朽，不想明说。去世那天，遗命只用一床被子一床褥子，就用所穿的角巾深衣入殓，于是没有棺木就下葬了。享年八十六岁，门生私谥为“文孝”，学者称他为“南雷先生”。

译顾炎武本名绛，乙酉年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他为亭林先生。顾氏是江东的名门望族，五代时从吴郡迁到徐州，南宋时迁到海门，后来又回到吴地，于是成为昆山人。他的祖先在明朝正德年间，有工科给事中、广东按察使司佥事凑溱，凑溱的弟弟济，济的儿子济生任刑科给事中，济生的儿子广志任兵部侍郎，侍郎广志生了左赞善绍芳和国子生绍芾。绍芳生了官荫生同应，同应的第二个儿子就是炎武。绍芾生了同吉，同吉早逝，娶了王氏，未过门便守节，以炎武为继承人。炎武出生时双眼瞳孔中间白色边缘黑色，看见的人都觉得奇异。他读书一目十行，性格刚直耿介，绝不与世俗之人交往，只与同乡的归庄交好，一同加入复社，相传有“归奇顾怪”的称号。母亲王氏在襁褓中抚养炎武，抚育他并守节，侍奉婆婆孝顺，曾断指治疗婆婆的疾病。崇祯九年，巡按王一鹗向朝廷请求表彰，朝廷批准了。乙酉年夏天，母亲王氏六十岁，躲避战乱到常熟，对炎武说：“我虽然是妇人，但受了国家的恩惠，如果有大变故，必定以死殉节。”这时炎武正应昆山知县杨永言的征召，与嘉定诸生吴其沆、归庄一起起兵，奉故郧阳巡抚王永祚跟随夏文忠公在吴江，夏文忠公授予炎武兵部司务的职务，未能成功。杨永言逃跑，吴其沆战死，炎武与归庄逃脱。母亲王氏绝食而死，遗言后人不要侍奉两个朝代。第二年，福建使者到来，以职方郎中的职位征召炎武，炎武因母亲未葬，推辞不去。第二年几乎遭遇吴胜兆的祸乱，安葬事宜完毕后，准备去海上，道路受阻无法前行。庚寅年，有仇家想陷害他，他假扮商人从嘉禾逃到京口，于是前往金陵，拜谒孝陵，改姓名为蒋山佣。甲午年寄居在神烈山下，遍游沿江一带，以观赏山川的胜景。有三代仆人陆恩见炎武久不回家，投靠了乡里的豪强。炎武四次拜谒孝陵回来，对陆恩追捕很急，陆恩想告发炎武与海上势力勾结，于是急忙逮捕他，列举他的罪状，把他沉入水中。陆恩的女婿某人又投靠乡里豪强谋报仇怨，用千金贿赂太守，告发炎武与海上势力勾结，不把他交给司法部门审讯，而是在奴仆家中殴打他，情况非常危急。有人向钱谦益求救，钱谦益要求炎武自称是他的门生才答应帮忙。那人知道这不可能，又恐失去时机，于是私自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他。炎武听说后，急忙索要推荐信归还，没得到，就在通衢大道张贴揭文以自辩。钱谦益听说后说：“宁人怎么这么急躁！”当时有位路舍人泽溥，是故相文贞公路振飞的儿子，寄居在洞庭东山，认识兵备使者，为他申诉冤屈，这件事于是得以解决。于是第五次拜谒孝陵，于是向北出发，在章邱长白山下开垦田地。戊戌年，遍游北京，拜谒长陵以下各陵，绘制地图并记录。第二年，再次拜谒十三陵，又想到江南山水有未游之处，于是返回。第六次拜谒孝陵，向东游历到会稽。第二年，又向北拜谒思陵攒宫，从太原、大同进入关内，又向北走到榆林。康熙甲辰年，与李因笃一同拜谒攒宫，写文章祭奠。前往代州开垦田地，常说马援、田畴都是从塞上建立功业，想居住在代北，说：“如果我的沼泽中有牛羊千头，那么江南就不值得怀念了。”但又苦于那里寒冷，只是开创基业，让门人掌管。丁未年到淮上，第二年取道山东进入京师。莱黄培的奴仆姜元衔告发他主人的诗词悖逆案，牵连很多人。又有人把吴人陈济生所辑的《忠节录》指为炎武所作。炎武听说后，快马加鞭赶赴山东，主动请求拘禁勘问。李因笃向有权势的人告急，亲自前往历下解救他。案件释放后，又进入京师。第五次拜谒思陵，从此策马往来河北各边塞十余年。丁巳年，第六次拜谒思陵，之后才在华阴定居。他曾对人说：“遍观四方，只有秦人崇尚经学，尊重处士，坚持清议，而华阴位于关河要冲，即使足不出户，也能见到天下之人，听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报，入山守险，不到十里之遥。如果志在四方，一出关门，也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于是定居于此。王征君山史筑斋邀请他。炎武在华阴置田五十亩，供给早晚食用，又吃沙苑蒺藜觉得很甘甜，说：“吃这个久了，不吃肉不喝茶也可以。”大概是用蒺藜苗佐餐，用蒺藜籽代替茶，所以有这样的话。朝廷开设《明史》馆，大学士孝感熊公赐履主持馆务，写信招揽炎武，炎武回答说：“愿以一死谢公。”戊午年，词科诏令下达，各位公卿争相想招致他。炎武写信给在京师的学生说：“刀绳都在，不要催我死。”第二年，大修《明史》，各位公卿又想推荐他，于是写信给叶学士讱庵，请求以身殉节，得以免除。有人说：“先生何不也听人推荐一次？推荐而不出，名声会更高。”炎武笑着说：“这就是所谓的钓名。现在妇人失去了丈夫，从一而终，死而无憾，难道是想被人知道吗？如果说‘何不让人强行聘娶’，而极力拒绝以表明我的节操，那我没听说过。”昆山相国徐元文兄弟是炎武的外甥。尚书徐乾学未得志时，炎武救济他的困乏。等到一门显贵，写信迎接他南归，为他买田置宅，炎武拒绝不去。有人问他，回答说：“昔年孤身飘摇风雨中，今

译如今亲戚中有人显贵腾达，我想回归孔子那样的车驾，却担心靠近伯鸾那样的灶台。况且我的大夫还没有见到君子，在渭水之滨徘徊度过余生，也就足够了。”庚申年，他的妻子在家中去世，他寄诗挽悼而已。次年他在华阴去世，享年六十九岁，没有儿子，自己立侄子顾衍生为继承人。门人护送灵柩归葬。高弟吴江潘耒收集他的遗书，作序并传播。他撰写的书籍有《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吴韵补正》一卷，《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求古录》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日知录》三十卷，《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两书没有完成。顾炎武留心经世致用之术，游历所到之处，用两匹马两头骡子载书随行。到了西北险塞，东南海边，必定呼唤老兵退卒询问当地情况，如果与平日所闻不合，就打开书检阅考证。他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汇集天下图籍、历代史籍以及小说笔记、明十三朝实录、公文邸报之类，有关朝政民生的，斟酌古今，旁推互证，不尚空谈，期望用于实际。《肇域志》则专门论述山川要害、边防战守之事。大概顾炎武周游西北，将近三十年，边塞亭障都经过亲眼目睹，所以能说得清清楚楚。晚年他专心研究六经，精研深究。住在华阴时，有人请他讲学，他推辞说：“近日二曲因讲学得名，于是招致逼迫，几乎导致凶死。虽然说是威武不屈，然而名声成为累赘已经太过分了。何况东林的覆辙比这更严重吗？”有人求他写文章，他告诉那人说：“文章如果不关乎经术政事，就不值得写。韩文公振兴八代以来的衰败，如果只作《原道》《谏佛骨表》《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叙》而一切谀墓之文都不写，难道不是真正的泰山北斗吗？”在关中论学时他说：“各位是关学的余绪，横渠在蓝田的教学以礼为先。孔子曾说‘用文献丰富我的知识，用礼法约束我的行为’，而刘康公也说‘百姓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因此有动作、礼义、威仪的准则来安定命运’。那么君子做学问，除了礼还有什么途径？”近来讲学的老师专门以聚集门徒树立旗帜为心，而他们的教化不严肃，正忙着应付茅鸱那样的指责尚且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呢？顾炎武生性孤傲，不合时宜，本是南方人，却喜欢住在北方。曾经对人说：“我的本性不能坐船吃稻米，却喜欢吃麦子骑马。”又说北方人，“整天吃饱没事干，不用心思；南方人，整天聚在一起，说话不涉及义理，喜欢耍小聪明。”当时的人认为他的评论切中南北学者的弊病。曾经到京师，东海两位学士邀请他夜间饮酒，他愤怒地说：“古人饮酒占卜白天不占卜夜晚，世间只有淫奔、纳贿两件事都是夜间进行的，哪有正人君子夜间出行的呢？”他的狷介嫉俗就是这样。对于同时代的各位君子，虽然推崇百泉、二曲的苦节，推崇梨洲的经世之学，至于论经评史，也不苟且苟同。

译节甫说：“《记》写成之后，有客人问我：‘明朝一代，拘泥于性理之学，沉溺于八股制义，没有一个人懂得阅读古经注疏。自从黄梨洲起来振兴颓败的学风，顾亭林继承其后，于是求学之士才知道研习古经义理了。所以阎百诗、胡胐明等君子都推崇南雷、昆山。现在你不为他们作传，岂不是数典忘祖吗？’我说：‘黄梨洲是蕺山先生的学问，矫正良知学的弊端，以实践为主；顾亭林是文清先生的后裔，辨明陆王学的错误，以朱子学为宗。所以这两家的学问都深入宋儒的内室，只是认为汉学不可废弃罢了。多有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哪里是真正有真知灼见的人呢？’客人说：‘这两位先生凭借瑰丽奇异的资质，负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希望被当世任用，将功勋名声垂留后世。读书论道，重在大的方面，疏忽于细枝末节，哪里像那些抱残守缺的俗儒、寻章摘句的世俗之士呢？’然而黄氏驳斥图书说的谬误，知道《尚书》古文是伪作；顾氏审察古韵的细微，补充《左传》杜预注的遗漏。能做举世不做的事，难道不是豪杰之士吗？本朝诸儒探究六经的深奥旨意，与两汉风气相同，这两位先生实际上是开创者。菜瓜祭祀饮食之人，芹藻释除瞽宗的祭奠，这是追本溯源的意思。况且像璩氏《四书释地》曲意维护朱熹，胡胐明《洪范正论》直接讥讽刘向，在这边则采取宽容假借的态度，在那边则严格辨别逾越界限的行为，这不是有心偏袒吗？’我说：‘甲申、乙酉之变，这两位先生在波涛险滩之上建立功名，藏身于荒草穷谷之中，不顺从天命，强行挽回人心，发出蛙黾般的愤怒，奋起螳螂般的臂膀，以乌合之众抵挡王者之师，没有不失败的。等到故土成为焦土，横流毒浪之后，还自认为是东林党人，效仿西台的恸哭。虽然是前朝的遗老，实则是周室的顽民，应当列入名编熏胥的条目，怎么能进入儒林传呢？’客人说：‘你的说法太固执了！我们祖宗参赞化育之功，体察生成之德，不但没有加以诛戮，反而招揽他们来归，所以突围的猛兽得以遁迹山林，漏网的长鲸也能在江海间呼吸。这是自古以来未曾有的宽仁厚泽。我们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乙酉这一年不贬低留都的位号，唐王、桂王两位君主都视为窃据；续编即钦定《明史》，也仿照《宋史》甲戌、乙亥的例子，大书特书。所以祁彪佳、熊开元都有列传，考核这两位先生的事迹，与祁、熊是同一流人。现在你不尊崇圣人至公之心，却发表拘泥牵强的议论，为什么见识如此狭隘呢？’我说：‘唉，我错了！’退下来辑录两位先生的事实，写成一卷书，附在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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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鲁国的商瞿子木从孔子那里学习《易》，五传至齐国的田何。田何弟子庄子庄之后，有施、孟、梁邱三家之学。施，即施雔；孟，即孟喜；梁邱，即梁邱贺。又有京氏学，京氏即京房，从梁人焦延寿学习《易》。焦延寿曾从孟喜问《易》，孟喜死后，京房认为焦延寿的《易》就是孟氏之学。翟牧、白生不肯认同，都说“不对”。那么京氏之学，实际上出自焦赣，长于灾异之说，并非孟氏《易》，这是显而易见的。又有费氏《易》，费氏名直，原本以古字和古文《易》传授，没有章句，只以象、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成帝时，刘向典校书籍，考证《易》认为各家学说都祖述田何，大义大致相同，只有京氏不同。又用中古文《易经》校勘施、孟、梁邱的《易经》，有的脱去“无咎”、“悔亡”等字。只有费氏经与古文相同。京兆陈元、扶风马融、河南郑众、北海郑玄、颍川荀爽都传授费氏《易》。沛人高相治《易》，与费氏同时，他的《易》也没有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称出自丁将军。传到高相，丁将军即丁宽，从田何学习《易》，这就是高氏《易》。汉初立《易》，杨氏博士，杨氏字叔元，是田何的弟子。宣帝后立施、孟、梁邱的《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费氏《易》、高氏《易》。民间传授之后，汉时费氏兴盛而高氏衰微了。永嘉以来，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至南齐，用郑玄义，隋唐始专主王弼。至汉晋诸儒之注都亡佚，只有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博采诸家之说，如孟喜、京房、马融、郑玄、荀爽、刘表、宋衷、虞翻、陆绩略存一二。于是卦气、六日七分、游归、飞伏、爻辰、交互、消息、升降、纳甲之变半见等例，藉此可以推寻。无奈王弼、韩康伯清谈，程颐、朱熹理学固结人心，有的诋毁为穿凿，有的斥为邪说，先儒古义弃如土梗了。《易》是卜筮之书，秦火未焚，商瞿受《易》以来，传授不绝，那么汉儒之说以商瞿为祖，商瞿之说即孔子之言。嗟乎，孔子之言可以谓之穿凿，谓之邪说吗？大概《易》自王辅嗣、韩康伯之书流行二千余年，无人发明。汉时师说及东吴惠氏起来导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岂非千秋

译难道要复兴吗？清初的老儒者也有攻击王弼注疏、抨击陈抟图书的人。比如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虽然驳斥陈抟、邵雍的学说，却认为纳甲动爻是伪象，又称赞王弼的注疏简明恰当，没有浮泛的义理。黄宗炎的《周易象辞》《图书辨惑》，也极力驳斥宋人的图书之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了。然而他们不尊崇汉学，都不是笃信之士。只有毛奇龄的《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四书》，颇为尊崇旧旨，不夹杂芜杂的言辞，但把变易、交易作为伏羲的易，在反易、对易之外，又增加移易，作为文王、周公的易，牵强附会，不顾义理，只求辞藻取胜罢了。所有这些书籍，都不收录在此录中。

译《易图明辨》十卷（胡渭撰）；《易说》六卷（惠士奇撰）；《周易述》二十三卷；《易汉学》八卷；《易例》二卷；《周易本义辨证》五卷（惠定宇撰）；《易述赞》二卷（洪榜撰）；《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张惠言撰）；《易音》三卷（顾炎武撰）。

尚书

尚书有两类：一类是今文，由伏生传授；一类是古文，由孔安国传承。书本原本有一百篇，由孔子编次。遭遇秦朝焚书禁学，到了汉代，只有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第一篇《尧典》，将《舜典》合并为一篇；第二篇《皋陶谟》，将《益稷》合并为一篇；第三篇《禹贡》；第四篇《甘誓》；第五篇《汤誓》；第六篇《盘庚》；第七篇《高宗彤日》；第八篇《西伯戡黎》；第九篇《微子》；第十篇《牧誓》；第十一篇《洪范》；第十二篇《金縢》；第十三篇《大诰》；第十四篇《康诰》；第十五篇《酒诰》；第十六篇《梓材》；第十七篇《召诰》；第十八篇《洛诰》；第十九篇《多士》；第二十篇《无逸》；第二十一篇《君奭》；第二十二篇《多方》；第二十三篇《立政》；第二十四篇《顾命》，将《康王之诰》合并为一篇；第二十五篇《吕刑》；第二十六篇《文侯之命》；第二十七篇《费誓》；第二十八篇《秦誓》。又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献上去，共二十九篇。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传授给同郡的张生。张生传授给千乘的欧阳生，欧阳生传授给同郡的儿宽，儿宽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世代相传。到曾孙欧阳高，称为《尚书》欧阳之学。又有夏侯都尉师从张生，传授给族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给族子夏侯胜，为大夏侯之学。夏侯胜传授给堂弟夏侯建，别为小夏侯之学。于是有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直到东汉东京，相传不绝，这就是今文《尚书》。汉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故居，得到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字阅读，都增加了十六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谟》四，《弃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汤诰》八，《咸有一德》九，《典宝》十，《伊训》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煛命》十六。郑康成称为二十四篇，是将《九共》分为九篇的缘故。遭遇巫蛊之祸，不能列入学官，所以称逸书，也称中古文。传承它的人，是都尉朝，朝传授给胶东的庸生，庸生传授给胡常，胡常传授给徐敖，徐敖传授给王璜、涂恽，涂恽传授给桑钦。成帝、哀帝时，刘向父子校理秘书，都见过它。后汉贾徽师从涂恽，传给儿子贾逵。又有孔僖，是孔安国的后代，世代传承其学。尹敏、周防、周盘、杨伦、张楷、孙期，也学习古文。又有扶风杜林得到西州漆书，互相考证，传授给卫宏、徐巡、马融，也传承其学。郑君康成，先师从张恭祖学习古文，后来又游学于马融门下，于是渊源出自孔氏，又通晓杜林的漆书，这就是《古文尚书》，然而增加了十六篇。马融说：“完全没有师说。”大概孔安国用今文阅读，校勘其文字，熟悉其句读罢了。汉儒重视师承，没有师说的，不敢强行解释。那么张楷的注，贾逵的训，马融的传，康成的注，也只是解释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那十六篇都没有注释。所以称为逸书，逸书，不是文字散佚，而是解说散佚而无考证。后来《武成》在建武年间亡佚，到东汉末年，《允征》、《伊训》还有存留，所以康成注《书》，偶尔引用，如《禹贡》注引用《允征》，《典宝》注引用《伊训》之类。到了永嘉之乱，师承之道丧失，两京的逸典，全都灭亡。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说：“晋太保郑冲以古文《尚书》传授扶风苏愉，苏愉传授天水梁柳，梁柳传授城阳臧曹，臧曹传授汝南梅赜。梅赜所上的书，增多古文二十五篇：一《大禹谟》，二《五子之歌》，三《允征》，四《仲虺之诰》，五《汤诰》，六《伊训》，七《太甲上》，八《太甲中》，九《太甲下》，十《咸有一德》，十一《说命上》，十二《说命中》，十三《说命下》，十四《泰誓上》，十五《泰誓中》，十六《泰誓下》，十七《武成》，十八《旅獒》，十九《微子之命》，二十《蔡仲之命》，二十一《周官》，二十二《君陈》，二十三《毕命》，二十四《君牙》，二十五《冏命》。”这是伪《古文尚书》、伪《孔传》。齐建武年间，吴地姚方兴在大航市得到《舜典》一篇，奏上，对比马融、郑玄的注多出一句：“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元德升闻，乃命以位。”二十八字，是将《尧典》的一半分出作为《舜典》，这又是伪中之伪。当时梁武帝担任博士，驳斥它。

译于是（孔壁古文）就不再流传。到了唐代，孔颖达作《五经正义》，采纳了伪孔安国传，又采纳了这种说法，反而斥责郑玄所传的二十四篇是张霸伪造的。张霸伪造的，是一百零二篇。汉成帝时，刘向用古文校对它，发现不对，于是废黜了那本书。《汉书·儒林传》先叙述孔壁逸书，后叙述一百零二篇，那么逸书不是一百零二篇就很明白了。况且逸书和一百零二篇，在刘向父子主持校勘秘府书籍时，都得以见到，怎么会有刘向明知它是伪造的却撰写《别录》，仍然采用张霸的书呢？刘歆撰写《三统历》，叙述《伊训》、《武成》、《毕命》等篇，全是孔壁古文，怎么会有刘歆也明知它是伪造的却反而采用它的说法呢？冲远的说法，可以说是空谈而没有根据了。从此以后，孔颖达的《正义》大行其道，而马融、郑玄的注都失传了。到了宋代，吴棫、朱熹才开始怀疑它的真伪。继他们之后的，有吴澄、郝敬、梅鷟。然而他们都未能抉发其深奥，探究其底蕴。等到本朝阎若璩、惠栋出现，伪古文的说法逐渐衰微，马融、郑玄的学问又在世上显扬了。本朝注解《尚书》的有十多家，不知道伪古文、伪孔传的，一概不予著录。比如胡渭的《洪范正论》，虽然极力攻击河图洛书的谬误，并驳斥汉儒五行灾异之说，却不知道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也出自伏生。胡渭虽然知道伪古文，却不知道五行传不可驳斥，因此将其废黜。

译《古文尚书疏证》八卷，阎若璩撰；《禹贡锥指》二十卷，图一卷，胡渭撰；《古文尚书考》二卷，惠定宇撰；《尚书考辨》四卷，宋鉴撰；《尚书后案》三十卷，王鸣盛撰；《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尚书经师系表》一卷，江艮庭撰。

诗

《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都出自子夏。齐诗，是齐人辕固生所作，其传注号称齐诗。鲁人申培公从浮邱伯那里学习《诗经》，用《诗经》作为训诫，因此用来教学，没有传注可疑的地方就空缺，号称鲁诗。燕人韩婴推究《诗经》的意义，作内、外传万余字，号称韩诗。毛诗，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喜好它。徐整说：子夏传授给高行子，高行子传授给薛仓子，薛仓子传授给帛妙子，帛妙子传授给河间人毛亨（大毛公），毛亨在家为《诗》作故训传，传授给赵人毛萇（小毛公）。小毛公担任河间献王的博士，因为不在汉朝朝廷任职，所以没有列入官学。另一种说法是：子夏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魏人李克，李克传授给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授给根牟子，根牟子传授给赵人孙卿子（荀子），孙卿子传授给鲁人毛亨（大毛公）。《汉书·儒林传》说：毛公是赵人，研究《诗》担任河间献王的博士，传授给同国的贯长卿，贯长卿传授给延年，延年传授给虢徐敖，虢徐敖传授给九江人陈侠。有人说陈侠传授给谢曼卿。这三种说法不同，不知道哪个是对的。东汉郑众、贾逵传授毛诗，马融作注，郑玄作笺，于是毛传大行其道，而齐、鲁、韩三家废黜了。魏国王肃又论述毛诗而非难郑玄，王基驳斥王肃而申述郑玄，孙毓作《诗评》，评述毛、郑、王肃三家的同异，而偏向王肃。陈统又驳难孙毓而申述郑玄和王肃，郑、王两家互相抨击，都本于毛传。从汉朝到五代，没有不本于毛公而另立说法的，有的话，也是有的。自从欧阳修《诗本义》开始，在经义上毫无裨益，专门追求新奇罢了。欧阳修开启了妄乱的头绪，于是攻击小序的不止一人，攻击大序的不止一人。至于毛传、郑笺，则被抛弃得像粪土一样。到了程大昌的《诗论》、王柏的《诗疑》，变本加厉，斥之为异端邪说是可以的。本朝崇尚实学，稽古之士崛起，然而朱鹤龄的《通义》，虽然极力驳斥废除小序的错误，却又采纳欧阳修、苏辙、吕祖谦的说法，大概是喜好广博而不纯正的人。朱鹤龄与同乡陈启源商榷《毛诗》，陈启源又著《稽古编》三十卷，惠征君定宇极力称赞它。他的书虽然宗奉郑学，训诂声音以《尔雅》为主，草木虫鱼以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准则，可以说是专门名家了。然而解释“西方美人”，就盛称佛教东流始于周代，甚至说孔子压抑藐视三皇而唯独尊崇西方；解释“捕鱼的各种器具”，说广泛杀害物命，安然不觉奇怪，不是大觉悟因果的文章。不能挽救这种错误，妄下断语，说伏羲必定不制作网罟，唉，可以说是怪诞不经的言论了。用佛说来解释经典，晋、宋之间往往有这种情况，然而都是袭用其说而改变其面貌，没有明目张胆像这样的。顾震沧的《毛诗类释》，多有凭空臆造的话，不是专门之学，也在删汰之列。

《诗说》三卷，惠周惕撰；《毛郑诗考正》四卷，戴震撰；《诗本音》十卷，顾炎武撰；《诗音表》一卷，钱坫撰；《诗说》三卷，惠周惕撰；《毛郑诗考正》四卷，戴震撰；《诗本音》十卷，顾炎武撰；《诗音表》一卷，钱坫撰。

礼

秦朝焚书坑儒，礼经残缺损坏。汉朝兴起，鲁人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就是现在的《仪礼》。而鲁人徐生擅长礼仪动作，景帝时河间献王喜好古书，得到古礼献给他，古文礼五十六篇，记一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那十七篇与高堂生的相同，而文字多有不同。有人说河间献王开辟献书的途径。有李氏献上《周官》五篇，丢失了冬官一篇，于是悬赏千金也得不到，取《考工记》来补它，就是现在的《周礼》。《礼记》本来是孔子门徒共同撰写所听到的作为此记，后人各有增减。《中庸》是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月令》是吕不韦所撰，《王制》是汉朝博士所作。陈邵《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减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戴圣删减《大戴礼》为四十九篇，这就是《小戴礼》。东汉马融、卢植考校各种同异，附在戴圣的篇章中，去掉其繁重及所叙述简略的而流行于世，就是现在的《礼记》。传授礼经的，从瑕邱萧奋传授给东海孟卿，孟卿传授给同郡后苍及鲁瑕邱卿。那古礼经五十六篇，后苍传授十七篇，所余三十余篇交付书馆，名为逸礼。后苍解说礼，号称后苍曲台记。传授给闻人通汉及戴德、戴圣、庆普。由此礼有大小戴、庆氏之学。庆普传授给夏侯敬，又传授给族子咸。大戴传授给徐艮，小戴传授给桥仁、杨荣。新莽时刘歆担任国师，始立《周官》经。杜子春受业于刘歆，传授给郑兴父子。这是《士礼》、《周官》传授源流。庆氏曲台其亡已久。传授《礼记》的马融、卢植、郑康成，从晋到唐三礼都用郑注。到了宋儒潜心

译理学学者，没有闲暇深入探究名物制度，因此在《礼经》方面无法发表高见，但他们必定想要攻击汉儒，于是就在《周礼》中指责汉儒喜好引用谶纬之学罢了。南宋以后才开始篡改经文，“补亡”的说法便兴起了。《士礼》十七篇文辞古奥艰深，宋代儒者畏惧其难以读懂，另外没有不同的说法。直到敖继公才开始怀疑《丧服传》不是子夏所作，而在注释中暗中攻击郑玄，巧妙地寻求胜过前人。于是郝敬的臆断、奇龄的“吾说”便产生了。元朝延佑年间科举制度的规定，《易》《诗》《书》《春秋》都采用宋儒的新说与汉唐注疏相参酌，只有《礼记》专门使用注疏。直到陈澔编写了《礼记集说》一书，不遵从郑玄的注。于是谈论《礼记》的人都趋向浅显，而不探求古义了。到了本朝，如万斯大、蔡德晋、盛百二虽然对《礼经》研究深入，但有的采纳古注，有的参杂妄说，我都不予采纳。方苞等人就更不值一提了。

译《周官禄田考》三卷[沈彤撰]《禘祫说》二卷[惠定宇撰]《周礼疑义举要》七卷[江永撰]《考工记图》二卷[戴震撰]《弁服释例》十卷[任大椿撰]《车制考》一卷[钱坫撰]《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监本正误》一卷、《石经正误》一卷[张尔岐撰]《仪礼小疏》一卷[沈彤撰]《仪礼释宫谱增注》一卷[江永撰]《仪礼管见》四卷[褚寅亮撰]《仪礼正讹》十七卷[金日追撰]《仪礼图》六卷[张惠言撰]《礼经释例》十三卷[凌廷堪撰]《深衣考》一卷[黄宗羲撰]《明堂大道录》八卷[惠定宇撰]《礼记训义择言》八卷、《深衣考误》一卷[江永撰]《深衣释例》三卷[任大椿撰]

附《三礼总义》

《礼说》十四卷[惠士奇撰]《礼经纲目》八十五卷[江永撰]《礼笺》十卷[金榜撰]

春秋

孔子作《春秋》，为之作传的是左邱明、公羊高、谷梁赤以及邹氏、夹氏。邹氏没有传人，夹氏有目录而无书籍，都不显于世。流传于世的是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左邱明作传，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吴起；吴起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吴期传授给铎椒；铎椒传授给虞卿；虞卿传授给荀况；荀况传授给张苍；张苍传授给贾谊；贾谊传授给他的孙子贾嘉；贾嘉传授给贯公；贯公传授给少子长卿；长卿传授给张敞和张禹；张禹传授给尹更始；尹更始传授给他的儿子尹咸以及翟方进、胡常；胡常传授给贾护；贾护传授给陈钦、刘歆。从尹咸和翟方进那里学习左氏学，刘歆传授给贾徽；贾徽传授给他的儿子贾逵；贾逵接受诏令列举公羊、谷梁不如左氏的四十件事，上奏朝廷。又作《左氏训诂》。于是郑众、马融、服虔都成为左氏学的学者。到汉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上奏《左氏》，才立于学官，于是盛行于江东。东汉中兴时期采用服氏注，后来专用杜氏注，而其他各家的注就废弃了。传授《公羊》的是胡母生、董仲舒；董仲舒传授给褚大、嬴公、段仲温、吕步舒；嬴公传授给孟卿和眭宏；眭宏传授给严彭祖、颜安乐。由此《公羊》有了严、颜之学。几代相传到孙宝。后汉何休为之作注。传授《谷梁》的是瑕邱江公，师从鲁申公，他的学问逐渐衰微。只有荣广、浩星公两人师从他。蔡千秋、周庆、丁姓都跟随荣广学习《谷梁》。蔡千秋又师从浩星公，治学最为笃实。汉宣帝即位，听说卫太子喜好《谷梁》，于是下诏让蔡千秋与《公羊》学家一同解说，皇上认为《谷梁》的说法好。后来又选拔十名郎官跟随蔡千秋学习，恰逢蔡千秋病死，征召江公的孙子为博士。下诏让刘向学习《谷梁》，想让他辅助。江博士又死了，于是征召周庆、丁姓待诏，让他们完成对那十人的传授，十多年后都精通熟悉。于是召集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人，在殿中大规模讨论，评定《公羊》、《谷梁》的同异。萧望之等多数人遵从《谷梁》，由此大为兴盛。又有尹更始师从蔡千秋，传授他的学问，又为《左氏》传作章句十五卷。继承他的是唐固、縻信。到隋朝时，《谷梁》采用范宁的注。这时《左氏》学大行其道，很少人研习另外两家。到唐朝，赵匡、啖助、陆淳开始废弃传注而直接谈论经文，而三传被束之高阁，这是《春秋》的一大厄运。宋代诸儒解说《春秋》，都是啖、赵的追随者罢了。本朝研究《左氏》学的，有吴江朱氏、无锡顾氏；而鹤龄杂取邵宝、王樵的说法，却不采纳贾逵、服虔、震沧的大事表，虽然精当。然而实际上是以宛斯的书为蓝本，而且不知著书的体例，有不必要作表的也作表，甚至像江湖术士的书，用七言诗作歌括，不值一笑。这里不予著录。宋代以后崇尚文章，研究左氏、公谷竟然成为绝学。阮君伯元说：孔君广森深通公羊之学，然而未见他的书，不敢著录。我仿照此例。

《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顾炎武撰]《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马骕撰]《春秋长历》十卷，《春秋世族谱》一卷[陈厚耀撰]《左传补注》六卷[惠定宇撰]《春秋左传小疏》一卷[沈彤撰]《春秋地理考实》四卷[江永撰]

附《三传总义》

《春秋说》十五卷[惠士奇撰]

论语

《论语》者，是孔子应答弟子以及当时人所说的话，或者是弟子之间相互交谈而接听到夫子言语的记录。郑康成说：是仲弓、子夏等人所撰定。汉朝兴起，传授的有《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三家。传授《鲁论》的，有龚奋、夏侯胜、韦贤、韦贤的弟弟韦元成、扶卿、夏侯建、萧望之；《齐论语》则有《问王》《知道》两篇，共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比《鲁论》稍多。传授它的，有王吉、王卿、贡禹、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古论语》出自孔壁中，共二十一篇，有两篇《子张》，次序与齐鲁不同。孔安国为之作传，马融也作了注。张禹从夏侯建那里学习《鲁论》，又从庸生、王吉那里学习《齐论》，择

译顺从善道而加以遵循，称为《张侯论》。包咸、周氏都为其作章句。郑玄依据《鲁论》以及张、包、周三家的篇章进行考证，齐古为之作注。魏国何晏又作了集解。梁、陈、郑、何四家的注本都立于学官。唐代则专用何晏的注本，而郑玄的注本便亡佚了。到了南宋朱熹，才开始将《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合为四书，在世间盛行。凡是四书类以及经总义类的书籍，都附列于此。

译《四书释地》一卷，《四书释地续》一卷，《四书释地又续》二卷，《四书释地三续》二卷，《四书释地余论》一卷[阎若璩撰]《乡党图考》十卷[江永撰]《孟子字义疏证》三卷[戴震撰]《论语后录》五卷[钱坫撰]《论语骈枝》一卷[刘台拱撰]

附经总义

《九经误字》一卷[顾炎武撰]《九经古义》十六卷[惠定宇撰]《群经补义》五卷[江永撰]《经义杂记》三十卷[臧琳撰]《古经解钩沈》三十卷[余古农撰]《经读考异义证》口口卷[武亿撰]《经传小记》三卷[刘台拱撰]

尔雅

《尔雅》一书，张揖说：“《释诂》一篇，是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有的说是孔子所增补，子夏所充实，叔孙通所增益，梁文所补充。”汉代研究此学的儒者，有犍为舍人、刘歆、樊光、李巡、孙炎等人，后来多用郭璞的注，而各家的注都失传了。凡是《方言》《释名》《小学》等书，都附在后面。

《尔雅正义》二十卷[邵晋涵撰]《方言疏证》十三卷[戴震撰]《释名疏证》八卷，《释名补遗》一卷，《续释名》一卷[江艮庭撰]《小学钩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任大椿撰]《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桂馥撰]《别雅》五卷[吴玉搢撰]

附音韵

《音论》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顾炎武撰]《古韵标准》四卷，《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江永撰]《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五卷[戴震撰]《四声均和表》五卷，《示儿切语》一卷[洪榜撰]

乐

古代六籍五经，礼乐并重。周朝衰微，礼制崩坏，音乐衰微。等到秦朝焚烧书籍，音乐的遗留典籍便荡然无存了。汉朝兴起，制氏凭借雅乐的声律，世代担任乐官，能记住其铿锵鼓舞的节奏，却不能说明其中的义理。后来乐人窦公献上了乐章。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作《乐记》，与制氏所传相去不远。内史丞王定传授它，并授给常山王禹。汉成帝时，禹担任谒者，献上了二十四卷《乐记》。刘向校勘书籍，得到《乐记》二十三篇，与禹所献的不同。其道逐渐衰微。魏晋以后，典章制度被废弃。即使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的二十三篇，也已无法得到。于是便成了绝学。本朝众多儒者兴起，搜求考订旧闻。虽然乐制已经消亡，但论述音律的人，寻求周尺、汉尺的遗存，探寻审定律吕、审定音律的宗旨，使两千多年的中断脉络，在宇宙间彰显明白，这难道不是继往开来的伟业吗！像这类著作，不可磨灭。因此另外设立一类，附在卷末。

《律吕新论》二卷，《律吕阐微》十卷[江永撰]《律吕考文》六卷[钱塘撰]《燕乐考原》六卷[凌廷堪撰]

家父在撰写《汉学师承记》之后，又认为传中所载各家的著述，有的不完全关乎经传，有的虽然关乎经术但不纯正，于是选取那些专门论述经术且一本汉学的书籍，仿照唐代陆元朗《经典释文》传注姓氏的体例，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在《汉学师承记》之后，使治实学的人有所取资，探寻其宗旨，大概不至于混淆杂草与禾苗，把石砆当作美玉吧。著录的大致有四条原则：一、言论不关乎经义小学，心意不纯正于汉儒古训的，固然不著录；二、一书虽然存有书名但实际未完成的，不著录；三、一书已经刊行于世但尚未见到的，不著录；四、其人尚存，著述仅附见于前人传记之后的，不著录。凡在此例，不想滥登，固然不是凭主观意见来取舍。决定列目既已承蒙命令，由我缮录，因此不揣浅陋，在末尾写明其义例。嘉庆辛未年十月十六日，男钧谨识。

跋一

古代国家有巡守、封禅、朝聘、燕飨、明堂、宗庙、辟雍的礼仪，天子广泛召集众儒，讲议典礼损益古今的适宜，推演所学以合乎世用，根基于六经，效法四代，先王制作的精义，可以考知。自从后世儒者把读书当作玩物丧志，义理与典章区分为二，度数文辞被弃如敝屣，笺传注疏被束之高阁，更甚者，放纵其创获之见，著为一家之言，缀合王肃的偏颇之词，抛弃郑玄的深奥之论，末学肤受，后世更加迷惑，经学逐渐衰微，大概已有七百年了。本朝汉学昌明，超越前古，阎百诗驳斥伪书，孔梅定九确定历算，胡朏明辨明易图，惠定宇阐述汉易，戴东原集诸儒之大成，著述丰富，显赫于当代，专门之学，在此最为兴盛。至于经史词章、金石之学，贯穿洞悉，无不精通擅长，则是顾宁人在前引导，钱晓征及先父在后继承，可谓千古一时。至于那些矫诬之学，震惊耳目，举世沿袭，不知其非，如汪钝翁私造典故，其他古文词支离抵牾，体例破坏，方灵皐以时文为古文，三礼之学等同于自郐以下，毛西河肆意讥弹，譬如秦楚之无道，王白

译田氏依据汉学与宋学，将其比作《春秋》中的调人（调解者），混淆善恶，似是而非，如果不是大儒，谁能辨别其中的真伪？我同乡的江先生博览群书，通晓著书者的本意，见闻日益广博，义理依据严谨，汇集论述经学家传授的宗旨，编纂成《汉学师承记》一书。将来被史官采纳，流传于世，先生著书立说的功业，自然应当借此而不朽。或者仿效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体例，撰写一篇叙传，列在卷末，也足以摒弃后世儒者猜测揣度的见解，尤其可以与顾炎武、钱大昕以及先父先后辉映。我汪喜孙恭敬地接受教诲，信奉多年，奉命撰写跋文，不敢推辞，谨将我之所知陈述于座右，不知先生是否认为这是知言？嘉庆十七年五月七日，后学汪喜孙记。

译跋二

右边这部《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附录《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卷，是本朝江藩所撰。庆幸当今时代经学修明，清朝定鼎之初，顾亭林、胡朏明、阎百诗诸位先生崛起，远承两汉诸儒的遗绪，笃实淳厚，恪守师法，承先启后，私下受教者众多，这确实是宋元明以来所未有的。郑堂特意著成此书，本朝经师的学问、品行、出处、著作及绪论，搜罗概括毫无遗漏，确实是盛大的事业。阮文达《定香亭笔谈》称：“元和惠征君定宇，经学冠绝天下。郑堂从惠氏弟子余君仲林那里，完全得到了他的传授。”《洪北江诗话》也称他的学问有师法，《珠湖草堂笔记》则称这本书极有史家的体裁。郑堂长期在阮文达幕府，文达撰写《国史儒林传》草稿，第一次以顾亭林居首，第二次以黄梨洲居首，而这本书将两位先生编在卷末，是因为纯粹宗奉汉学，这也可见其体例的严谨。然而像王兰泉侍郎的传记，以及他因用五七言诗章立门户，讥讽他“太邱道广”一事，《洪北江诗诂》称侍郎所选诗一以声调格律为标准，其毛病在于用己律人，而不能各随人之所长，也颇有微词，哪里会像郑堂所说的那样呢？又北江的传记，以及他出示所作古文，指摘他用事舛讹，断断强辩一事，《北江诗话》则称郑堂过毕弇山宫保墓道诗曰：“公本爱才，勤说项；我因自好，未依刘。”也隐然自具身份，可惜他因饥寒所迫，学问不能精进，那就宛然是报复之师了。从前司马子长撰写《郦生传》，不写他游说高祖封六国后裔以成全完美之人之美，是为了成就佳传；又在《子房传》中见到这一点，是记载其实情。这类事情纵然不是凭空捏造，也应当记载，说部等书罗列记载本传，无论有违背史例，也正好证明其修养的不纯。但终究是上下二百年的一大著作，谈论汉学者决不可少的书，读者略去其小疵就可以了。咸丰甲寅年夏五月初一，南海伍崇曜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