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

译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各位大臣，特别设立一等一名，提拔为侍讲学士，担任日讲起居注官。第二年，担任福建正考官，尚未完成事务，就接到任命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命令。回到京城，有御史弹劾他乘驿车时滥用驿马，受到吏部的议处，降职为光禄寺卿。不久遭遇母亲丧事回家守孝，于是不再出仕。在苏州闾门外选择居所，不与当权者交往，也不与朝廷权贵接触。家中本来贫寒，靠卖文章写墓志铭来维持生计，其余的一文钱也不取。闭门读书，从早到晚探讨学问。他曾说汉代儒生解说经书必定遵守家法，也称师法。自从唐代贞观年间编撰各经义疏，家法就消亡了；宋代元丰年间用新义选拔士人，汉学几乎断绝。如今喜好古学的士人都知道推崇注疏，然而经注中只有《诗经》、三礼以及《公羊传》还是汉代的家法，其他经书的注疏则出自魏晋，不够纯正完备。所以他撰写的《尚书后案》，以郑玄、马融的学说为主，不得已偶尔采纳伪孔安国、王肃的说法，而唐宋诸儒的学说一概不取。又撰写《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要在于校勘。校正文字，补正讹误脱漏，审察事迹的虚实，辨别纪传的异同，对舆地、职官、典章制度最为详细，唯独不喜欢褒贬人物，认为空谈没有益处。又有《蛾术编》一百卷，目录有十项：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这本书辨析广博、详细明白，与洪迈、王应麟不相上下。诗歌推崇盛唐，中年时在白居易、苏轼的风格间出入，晚年唯独喜爱李商隐。认为他是杜甫之后的一人，亲手编定诗集二十四卷，古文若干卷。老年因为日夜读书不停，眼睛失明，有吴兴的医生用针灸治愈，著书如常，于是自号西沚。享年七十八岁。

译藩十六岁时撰写了《尔雅正字》。光禄在艮庭先生家中见到这本书，嘱咐艮庭先生招藩前往拜见，对藩的奖赏没有停止。光禄曾经对藩说：“我门下的士人中，以金子璞园为第一。我近日见到好学深思的士人，只有你以及李子赓芸、费子士玑三人罢了。”璞园名日追，是嘉定的诸生，闭门校勘书籍，不追求显达。十三经都有他的校本，而《仪礼》尤其精到，著有《仪礼正讹》十七卷，流传于世。士玑是吴江人，嘉庆戊午科举人，研究汉代易学。李赓芸号许齐，是嘉定人，深通小学，乾隆庚戌年考中进士，现在担任浙江嘉兴府知府。

钱大昕[钱塘 钱坫]

钱大昕字晓征，又字辛楣，又号竹汀。祖先从常熟迁徙到嘉定居住，于是成为嘉定人。生来聪慧，读书十行同时阅读。十五岁成为诸生，有神童的名声。当时紫阳书院院长王侍御峻，向王光禄西沚询问嘉定的人才，西沚用先生来回答。先生是西沚的妹夫。王侍御告诉巡抚雅蔚文，雅蔚文发公文召先生到书院，用《周礼》《文献通考》两篇论文来测试他，先生下笔千言，全都切中典要。王侍御赞叹他是奇才。乾隆十六年，高宗纯皇帝南巡，先生献赋，皇帝在行在召试举人，以内阁中书补用。在京师，与同科进士长洲褚寅亮、全椒吴朗讲明九章算术以及欧洲测量弧三角的各种方法。当时礼部尚书大兴何翰如，长期统领钦天监事，精于推算历法，时常来到内阁，与先生讨论李氏、薛氏、梅氏以及西方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家的术数。何翰如谦逊推辞，认为不如先生。先前在吴门时，与元和惠定宇、吴江沈冠云两位征君交游，于是精研古代经义、声音训诂之学，旁及壬遁、太乙、星命，没有不广泛综合而深入研究的。乾隆十九年庄培因榜考中进士，散馆后授编修。二十三年大考翰林，以二等第一名的成绩提升为右赞善，不久升任侍读。二十八年，又因大考一等第三名提升为侍讲学士，充任日讲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补侍读学士，那年冬天提升为詹事府少詹事。纯皇帝深知他是绩学之士，先生担任侍读学士时，就命令他入直上书房，教授皇十二子读书。又奉敕修撰《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都参与纂修之列。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年，充任山东、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年，充任会试同考官。主考河南那年，授广东学政，第二年夏天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先生淡泊名利，仰慕邴曼容的为人，曾经说官做到四品就可以归隐田园，所以奉讳居家之后，就称病不再出仕了。嘉庆四年，当今皇上亲政，垂询钱大昕居家的状况，朝中权贵写信敦劝他回朝，先生婉言谢绝。嘉庆九年十月二十日在紫阳书院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先生深通经史之学，他论述《易》先天后天之说时说：“《说卦传》是孔子所作，其中说：‘震在东方，巽在东南，离在南方，乾在西北。’坎在正北，艮在东北，只有不见坤、兑二方。兑为正秋，那么必定在正西方了。坤介于离、兑之间，也必定在西南方位了。伏羲画卦以来，大概已经有了这种方位。伏羲以木德称王，而传说称帝出乎震，那么震东、巽东南的方位，必定出于伏羲，不应当另有方位。汉、唐以前，儒家与方士都没有说过先天图的。宋初方士才开始说，而儒家尊信这种说法，想要用它来凌驾于文王、孔子之上，岂不是好奇而诬蔑圣人吗？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各自相对，本来没有方位可言。后儒援引‘天地定位’四句话，附会先天之说，尤其是不对的。天高而尊贵，地下而卑贱，这是古今不变的方位。地势北高而南下，君位在北而面南，臣位在南而面北，如果真的像乾南、坤北的说法，上下颠倒得太厉害了，怎么能说是定位呢？论述虞氏之卦的说法，说之卦就是变卦。虞仲翔解说《易》，专门取旁通与之卦。旁通，是指乾与坤、坎与离、艮与兑、震与巽交相变化。之卦则是以两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是诸卦的宗主。复、临、泰、大壮、夬，是阳息卦；姤、遁、否、观、剥，是阴消卦，都来自乾坤，而诸卦又生于消息卦。三阴三阳的卦，来自泰卦的，是九恒初四易；井初五易；蛊初上易；丰二四易；既济二五易；贲二上易；归妹三四易；节三五易；损三上易。来自否卦的，是九益初四易；噬嗑初五易；随初上易；涣二四易；未济二五易；困二上易；渐三四易；旅三五易；咸三上易。二阴二阳的卦，来自临卦的，是四升初三易；解初四易；明夷二三易；震二四易。来自遁卦的，是四无妄初三易；家

译人卦初爻与四爻互换；讼卦二爻与三爻互换；巽卦二爻与四爻互换。从大壮卦变化而来的，是四爻与畜卦上爻互换；睽卦上爻与三爻互换；需卦五爻与四爻互换；兑卦五爻与三爻互换。从观卦变化而来的，是四爻与萃卦上爻互换；蹇卦上爻与三爻互换；晋卦五爻与四爻互换；艮卦五爻与三爻互换。临卦二爻变为五爻成为屯卦，观卦上爻变为初爻也成为屯卦。临卦初爻变为上爻成为蒙卦，观卦五爻变为二爻也成为蒙卦。所以不遵循从临卦、观卦变化的通例，在屯卦中说“坎卦二爻变为初爻”，在蒙卦中说“艮卦三爻变为二爻”。遁卦二爻变为五爻成为鼎卦，大壮卦上爻变为初爻也成为鼎卦；遁卦初爻变为上爻成为革卦，大壮卦五爻变为二爻也成为革卦。按通例不应从遁卦、大壮卦变化而来，而虞仲翔在鼎卦中说“大壮卦上爻变为初爻”，在革卦中说“遁卦初爻变为上爻”，这就失去了本来的义理。我认为鼎卦大概是离卦二爻变为初爻，革卦大概是兑卦三爻变为二爻。临卦初爻变为五爻成为坎卦，观卦上爻变为二爻也成为坎卦；遁卦初爻变为五爻成为离卦，大壮卦上爻变为二爻也成为离卦；临卦二爻变为上爻成为颐卦，观卦五爻变为初爻也成为颐卦；遁卦二爻变为上爻成为大过卦，大壮卦五爻变为初爻也成为大过卦。这四个卦也不能遵循从临卦、观卦、遁卦、大壮卦变化的通例。中孚、小过这两个卦，则不是临卦、观卦、遁卦、大壮卦所能变化而来的，况且颐、大过、中孚、小过与坎、离、乾、坤都是反复不变之卦，所以另外自成通例。在颐卦中说“晋卦四爻变为初爻”，在大过卦中说“讼卦三爻变为上爻”，在中孚卦中说“讼卦四爻变为初爻”，在小过卦中说“晋卦三爻变为上爻”。而虞仲翔在大过卦中仍然取大壮卦五爻变为初爻，在颐卦中兼取临卦二爻变为上爻，又在坎卦中说观卦上爻变为二爻，在离卦中说遁卦初爻变为五爻，这都是自己打乱了他的通例。一阴一阳的卦，虞仲翔解说《周易》时没有涉及。现在依照他的通例道理来整理，那么复卦初爻变为二爻为师卦，初爻变为三爻为谦卦，剥卦上爻变为五爻为比卦，上爻变为四爻为豫卦，姤卦初爻变为二爻为同人卦，初爻变为三爻为履卦，夬卦上爻变为五爻为大有卦，上爻变为四爻为小畜卦。每个卦应当各自生出两个卦。而虞仲翔在谦卦中说剥卦上爻变为三爻[蔡君谟说]，在豫卦中说复卦初爻变为四爻，在比卦中说师卦二爻变为五爻，这是另外取两种卦象变化来作为义理。他的注解说大畜卦是萃卦五爻变为二爻形成临卦，在丰卦中说噬嗑卦上爻变为三爻，在旅卦中说贲卦初爻变为四爻，这也是两种卦象变化。睽卦本来是大壮卦上爻变为三爻，而虞仲翔在击辞中大概取之于睽卦，又说无妄卦五爻变为二爻，这也是自己打乱了他的通例。论述郑玄爻辰的通例说：郑氏爻辰的通例，初九的时辰在子位，颐卦初爻说“舍弃你的灵龟”，子位对应天鼋，龟属于鼋类。同人卦初爻说“在门前与人同心”，随卦初爻说“出门交往有功”，节卦初爻说“不出门户庭院”，子位上方正对危宿，危宿象征覆盖房屋的屋顶，所以有门户的意象。节卦九二说“不出家门庭院”，二爻也依据初爻，所以说门。明夷卦初爻说“三天不吃东西”，子位对应玄枵，虚宿在中间，所以有不吃东西的意象。九二的时辰在寅位，泰卦二爻说“涉水过河”，寅位上方正对天汉，云汉就是天河。九三的时辰在辰位，大壮卦三爻说“羸弱其角”，辰位上方正对角宿。九五的时辰在申位，萃卦五爻说“大人如虎变”，申位上方正对参宿，参宿象征白虎。上九的时辰在戌位，睽卦上爻说“看见猪”，猪背负泥土，戌位上方正对奎宿，奎宿象征大猪。初六的时辰在未位，小过卦初爻说“飞鸟带来凶险”，未位对应鹑首。六三的时辰在亥位，上方正对营室，营室象征清庙，萃卦、涣卦的彖辞都说“君王到达宗庙”，指的是六三。六四的时辰在丑位，大畜卦四爻说“童牛的牿”，丑位上方正对牵牛星。上六的时辰在巳位，小过上爻说“飞鸟离之”，巳位对应鹑尾。小过卦六爻只有初爻和上爻有飞鸟的意象，这就是其中的义理。解卦上爻说“公侯射隼”，巳位上方正对翼宿，翼宿象征羽毛翅膀，有隼的意象。这些都可以用爻辰来推求。郑康成起初学习京氏易，后来跟随马季长，传授费氏易。费氏有一本《周易分野》，他的爻辰之法是从哪里来的呢？论述孔壁书增多二十四篇，郑康成既然亲眼见过，为什么不为之作注？回答说：汉代儒者没有没有师承的学问。古文《尚书》最初从屋壁中获得，没有能通晓的人，孔安国开始用今文来读它，从而形成了孔氏之学。然而安国并非能自己创造，也是因为他先通晓伏生的书，古今文本相差不远，以此证明彼，容易阐发。只有文义不能相通的，才另外为之解说，以命名其学说。至于增多的书籍，既然没有今文可以相互参考，虽然也抄写定型但不作训诂，所以马季长说“逸失的十六篇完全没有师说”。从安国到卫、贾、马诸位先生，都没有解说这些逸篇的，郑康成又怎么能把没有证据不可信的学说写在竹帛上呢？就像《礼》的古经五十六篇，郑康成也亲眼见过，他注《仪礼》多用古文参定，而不注增多的三十九篇，也是因为无师说的缘故。左氏传得到刘子骏开创通晓大义，所以流传至今；而逸书、逸礼没有师说，所以都亡失于永嘉之乱。自从东晋古文出现，才有安国奉诏为五十八篇作传的记载。假如安国真的为逸篇作传，那么都尉朝、庸生等人必定兼受其学，为什么马、郑以前传授古文的都只限于二十九篇呢？朱文公怀疑郑康成不理解逸《礼》三十九篇，我过去也不明白其中的缘故，现在因为论述古文逸篇而一并领悟到了。论述《诗》毛传多转音，说“古人音随义转，所以字有时有几个读音”。《小旻》“谋夫孔多”，是用

译“不集”与“犹”、“咎”押韵。《韩诗》将“集”写作“就”，在音韵上更为协调。毛公虽然不改动文字，但将“集”解释为“就”，也就是按“就”的音来读。《尚书·顾命》中“克达殷集大命”，汉代石经将“集”写作“就”。《吴越春秋》中“子不闻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怜，同忧相救。惊翔之鸟，相随而集；濑下之水，回复俱留”，这里的“集”有“就”的读音。《瞻卬》篇中“藐藐昊天，无不克巩”，传注将“巩”解释为“固”，即转用“固”的音，与下句的“后”押韵。《载芟》篇中“匪且，有且”，传注将“且”解释为“此”，即转用“此”的音，与下句的“兹”押韵。顾亭林拘泥于一个字只有一个读音，于是认为《诗经》中有不押韵的句子。这是不对的。《溱洧》中的“溱”，本来应当写作“潧”。《说文解字》记载“潧水出自郑国”，并引用《诗经》“潧与洧方涣涣兮”作为证据。现在《毛诗》写作“溱”，是因为将“潧”读作“溱”，以协调音韵罢了。“溱”就是“潧”的转音，不能说《诗经》失韵，也不能依据《诗经》来怀疑《说文解字》。《鲁颂》中“烝徒增增”，传注说“增增，众多”，本于《尔雅·释训》的文字。而《小雅》中“室家溱溱”，传注也说“溱溱，众多”。“潧”与“溱”声音相近，将“潧”转为“溱”，也是为了协调音韵，与“潧洧”写作“溱洧”的道理相同。《春秋》说：“孟子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我曾对此表示怀疑，如果是说当时的乱臣贼子害怕，那么赵盾、崔杼之类的人，史官本来就已经直笔记录了，不需要等到《春秋》才害怕。如果是说后代的乱臣贼子害怕，那么《春秋》之后乱臣贼子在史册中仍然不绝，我没看到他们能害怕。孟子的话，莫非过于夸大吗？然而孟子确实说《春秋》是天子的事，阐述王道作为后世君王的法则，防范未然，而不是指责已然。太史公说：“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又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了解《春秋》。”前面有谗言而看不见，后面有贼人而不知道，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了解《春秋》。坚守常道却不知适宜，遭遇变故却不知权变。《春秋》的法度施行，乱臣贼子就没有容身之处，所以说“害怕”。凡是篡弑的事情，必定有逐渐形成的过程，圣人随着事情的发展，杜绝其萌芽。鲁隐公被弑，在“翚帅师”时予以警戒；子般被杀，在“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邱”时予以警戒，这是大夫不得专掌兵权的义理。尹氏立王子朝，发生在昭公时期，却在隐公的策简中记载“尹氏卒”；崔杼弑君，发生在襄公时期，却在宣公的策简中记载“崔氏奔卫”，这是卿大夫不得世袭的义理。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两次出现在《春秋》中，是为无知杀君埋下伏笔。即使是最亲近的母弟，也不可以让他超越本分。赵穿弑君，却让赵盾承担恶名，赵穿的弑君是由于赵盾。胥甲父与赵穿同罪，赵盾对胥甲父则放逐他，对赵穿不仅不放逐，反而让他率领军队侵犯崇国，赵盾还能推卸罪责吗？侵犯崇国是小事，不必记载，却记载了，是为了端正赵盾的罪责，并且不让赵穿漏网。郑国公子宋弑君后回国，归生承担恶名，归生是正卿，而且曾经率领军队击败华元，力量足以制服公子宋，却顺从公子宋的叛逆，比起赵盾，更加严重，不能借口本来没有叛逆的阴谋。楚国公子比弑君，弃疾促成此事，却只有公子比承担恶名，是因为他奸夺君位，但弃疾的罪恶终究无法掩盖，所以用互相杀害的文字来记载，表明他们的罪行相同。然而公子比和弃疾都是楚灵王的弟弟，灵王驱逐公子比而任用弃疾，最终死在两人手中。先记载公子比逃奔晋国，又记载弃疾率领军队包围蔡国，表明君王的兄弟，不可以凭爱憎来给予或剥夺。卫国孙宁驱逐他的国君，用“出奔”的文字来记载，因为衎有失去国家的道理。贬低衎，则似乎有奖励剽的嫌疑，所以先记载公孙剽来聘问，以显示大义，公孙剽干预正统，他的罪行不可掩盖。楚国商臣、蔡国般弑君，儿子不像儿子，父亲也不像父亲，也许许止不尝药，不是大恶，却特别记载“弑”，以阐明孝子的义理，并非因为君王有失德，所以楚国、蔡国的君王不记载葬礼，而许国单独记载葬礼，以此来责备楚国、蔡国两位君王不能端正家庭。楚成王的事情，与晋献公大致相同，儿子孝顺就是申生，儿子不孝顺就是商臣，而晋国不久也有奚齐和卓子的弑君事件，没有家庭不整齐而国家治理好的，所以晋献公去世也不记载葬礼。记载阍人弑吴子余祭，警戒君王亲近刑余之人；记载盗贼弑蔡侯申，警戒君王疏远大臣而亲近小人。栾盈进入曲沃，赵鞅进入晋阳，记载这些以警戒大都邑与国都抗衡的萌芽，人臣不可以专有其私邑。楚子虔在干溪被弑，记载地点，表明用兵时间之久。君王亲自出征，久而不归，灾祸接踵而至是理所当然的。楚国的强大，没有比虔更强的，讨伐吴国，抓获庆封，灭掉赖国，灭掉陈国，灭掉蔡国，史书不断记载，却救不了被弑的命运，这是因为没有德行而只有功劳，是上天所厌恶的。宋襄公使用鄫子，楚灵王使用蔡世子，都特别记载，厌恶他们不仁，并且以此证明两位君王的横死，并非不幸。宋公与夷、齐侯光、楚子虔因为好战而被弑，晋侯州蒲因为诛杀大臣而被弑，经文都先写文字以显示大义，以此来作为拥有国家者的警戒。

译，达到非常深切的程度了。《左氏传》说：“凡是弑杀国君，如果称国君的名字，是因为国君无道；如果称臣子的名字，是因为臣子的罪过。”后来的儒者大多把这句话当作诟病，我认为国君如果真的有道，怎么会遭到弑杀？凡是遭遇弑杀的，都是无道的国君。那些有明确主谋的弑君者，史书写下他们的名字，是为了彰显臣子的罪过；那些情节轻微的，史书不记载，是因为不值得记载。没有明确主谋的，也空缺不写，这是史官谨慎的表现，并不是宽恕臣子的罪过。圣人修撰《春秋》，阐述王道，用来警戒后世，使他们的国君成为有道的国君，端正内心，修养身心，治理家庭，管理国家，各得其所，哪里还会有乱臣贼子呢？至于篡位弑君已经既成事实，根据事实记录下来，这是优秀史官的职责罢了，并不是所谓窃取其义理的人。秦汉以后，乱臣贼子在史书中不绝，是因为在上位的人无法将《春秋》的义理体现在政事上罢了。所以说只有孟子能真正懂得《春秋》。

论述妇人“七出”的说法说：“七出的条文，是先王用来扶持阳刚、抑制阴柔，从而使家庭伦理不至于陷入困窘和乖谬的。”父子兄弟，是凭借天性结合的；夫妇，是凭借人为结合的。凭借天性结合的，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而凭借人为结合的，可以用去留的道义来制约。尧舜的道，不外乎孝悌；而孝悌的衰败，是从各自偏爱自己的妻子开始的。妻子对于丈夫，起初本来是路人，凭借家庭之恩情联结，感情容易亲近。至于丈夫的父母、丈夫的兄弟姊妹、丈夫兄弟的妻子，都是路人，没有一天的恩情，只是推及丈夫的亲人而亲近他们，感情本来就不相属了。况且妇人的本性，贪婪而吝啬，柔弱而狠毒，而婆母姑嫂这类人，也是妇人，同居一室而意志不相投合，往往是有的。那些真正能安于道义和命运的人，十个人中难得有一个。先王设立可以休妻的道义，道义相合就留下，不合就休弃，使那些能坚守妇道的人可以保持从一而终的贞节，否则宁可割舍夫妻之爱，也不要伤害骨肉之恩。所以出嫁叫作“归”，被休弃也叫作“归”，以此来防范百姓，担心他们的孝心因妻子而衰败。

那么圣人对女子，压制得不也太厉害了吗？回答说：休妻的道义，不仅仅是为了保全丈夫，也是为了保护普通妇女。后世乡里的妇女，失去公婆的宠爱，被小叔小姑谗言离间，抑郁而死的情况有之；或者她们的丈夫淫乱酗酒凶狠，宠幸溺爱妾室，凌辱逼迫而死的情况也有之。按照古礼，本来就有可以休妻的道义，又何必束缚她们、禁锢她们，把她们置于必死的境地才觉得痛快呢？先儒告诫寡妇不要改嫁，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认为保全一个女子的名节，事情小；得罪父母兄弟，事情大。所以父母兄弟不可背离，而妻子可以休弃。休弃后改嫁，不叫作失节。如果过错在妇人呢？不合而改嫁，改嫁后仍然穷困，是自己造的孽，不可逃避。如果过错不在妇人呢？休弃后嫁到乡里，仍然不失为善良的妇人，不必强行挽留她，使夫妇之道变得痛苦。自从七出的法度不再施行，母鸡司晨的现象日益猖獗，丈夫受制于妻子，隐忍而不能休弃，甚至导致家破人亡断绝后代。而审理这类案件的官员，仍然想要让他们复合。知道女子不能侍奉两个丈夫，却不知道违背妇道的，即使侍奉一个丈夫，也不能说她是贞烈的。知道臣子不能侍奉两个君主，却不知道违背臣节的，即使侍奉一个君主，也不能说他是忠诚的。这是没有理解先王制定礼制的用意。

论述“性与天道”的说法说：“经典中谈论天道的，都是以吉凶祸福来说的。”《易经》说天道减损盈满而增益谦卑，《春秋传》说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遥远，人道切近。我不是盲眼史官，怎么知道天道？《古文尚书》说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这就是天道。天道福佑善人，降祸淫邪之人。《史记》说天道没有亲疏，常常帮助善人，都是这个道理。郑康成注释《论语》说：“天道是七政变化通达的占卜，与《易经》《春秋》的义理完全相同。”孟子说：“圣人对于天道，也是指吉凶阴阳的道理。圣人有所不知，所以说这是天命。否则性与天道，又有什么区别呢？”另一种说法认为“性与天道”是说“性与天相合”。《后汉书·冯异传》：“臣私下思考，按照诏令征战，每次都如意；有时凭私心决断，没有不后悔的。国家独到的明智，越久越深远，才知道性与天道不可得知。”《管辂列传》说如果不是性与天道，怎么能够背离爻象而凭心胸行事？《晋书·纪瞻传》：“陛下的性与天道，仍然驱使机敏之神于史籍之中。”这也是汉代儒者相承的说法，而何晏都不采纳。

论述《孟子》中“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认为是记录者的错误。说：“汉代儒者赵邠卿注释《孟子》在这段文字，未曾产生怀疑。宋代以后的儒者才怀疑它。我认为孟子擅长诗书，难道不知道读《禹贡》吗？况且他出生在邹峄，淮泗的下游，近在几百里之间，怎么会出错？”大概天下的水，没有比海更大的，而长江就是仅次于海的。所以老子把江海看作百谷之王。南方的水，都先流入长江，后流入大海。世人只知道毗陵是长江入海的口子，不知道朐山以南、余姚以北的海，都是长江的归宿。汉水流入长江两千多里，还有北江的名称。淮河河口距离长江河口只有五百里，它是长江的下游，有什么可怀疑的？《禹贡》说：“沿着长江

译海，到达淮河、泗水。”这就是淮河、泗水注入长江的证据。所谓注入长江，是指汇合长江之水后注入大海，这与《尚书·禹贡》中导引水流的记载并不相违背。《说文解字》说：“长江水流到会稽山阴称为浙江。浙江，就是渐江。渐江与长江源头不同而得名。江，是指源头不同而归宿相同。”《国语》说：“吴国和越国，被三江环绕。”韦昭认为三江是吴松江、钱塘江、浦阳江。钱塘江就是浙江，吴松江、浦阳江也是先注入长江然后再注入大海，所以都有“江”的名称。汉代儒者距离古代不远，他们所说的长江下游并不专指毗陵一处，如果知道会稽山阴也是长江水流到的地方，那么对于淮河、泗水注入长江的记载就不会有疑问了。这是这位先生解释经书的大致观点。至于辨别文字的训诂，考订古今的音韵，以及天文、地理、草木、虫鱼等知识，散见于《文集》《十驾斋养新录》中的，不下数万言，因为文字太多就不一一载录了。他曾经说，自从惠栋、戴震的学问盛行于世以来，天下的学者只研习古代经典，略微涉猎《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三部史书以下的就茫然无知，这能称为通儒吗？他所著的《二十二史考异》，大概是有感而发的作品。他又说，史书的芜杂浅陋，没有比《元史》更严重的了。顾炎武说“《食货志》《选举志》都是案牍文书”，朱彝尊说“列传中既然有了速不台，又有雪不台；既然有了完者都，又有完者拔都；既然有了石抹也先，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剌出两人，既然附在杭忽思、直脱儿的传记里，又另外立传”，这些都是极其荒谬的。金华、乌伤两位公，本来就不是史才，所选拔的史官，又都是乡野迂腐的书生，不熟悉典章制度，对蒙古语言文字向来没有学习过，所以一动笔就出错。即使给他们时间，也难免遭受秽史的讥讽。何况成书的时间，又不到一年呢？比如太祖功臣首推四杰，而赤老温的传记却缺失；世代尚公主的鲁昌、赵郓最著名，而赵郓的传记也缺失；塔察儿、和礼霍孙、至元朝的良臣旭迈杰、倒剌沙、泰定朝的元辅，而史书都缺失了他们的传记；礼乐、兵刑等志书都缺失；顺帝一朝的事情，地理志记载顺帝的事仅有两条，其余也缺漏。列传中重复的，如昂吉儿已附在也蒲甘卜的传记中，又另有昂吉儿传；重喜已附在塔不已儿的传记中，又另有重喜传；阿术鲁已附在怀都的传记中，又另有阿术鲁传；谭澄已附在其父谭资荣的传记中，又另有谭澄传。这些都是朱彝尊没有纠正的。其它事迹错乱错误，如仁宗庄懿皇后卒于仁宗朝，未曾尊为皇太后，吾也；而围攻益都，跟随的是木华黎的弟弟带孙，不是跟随木华黎；张子良来归附，元帅察罕不是因为阿术段直担任深州长官，是在太祖朝，不是世祖朝；这些都是明显的谬误。因此搜罗元人的诗文集、小说笔记、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后来恐怕有违朝廷禁令，改为《元诗纪事》。生平著述流传于世的有：《潜研堂文集》五十卷，《诗集》二十卷，《二十二史考异》一百卷，《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元集》六卷，《亨集》七卷，《利集》六卷，《贞集》六卷，《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养新余录》三卷，《日记钞》四卷，《补元史氏族表》三卷，《元诗纪事补元史艺文志》六卷。先生不专门研习一部经书，但没有哪部经书不通晓；不专门攻研一门技艺，但没有哪门技艺不精通。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的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到宋元的金石文字，本朝的典章制度，满洲蒙古的氏族，都研精究理，无不精通。古人说：“眼睛看过就记在心里，耳朵听过就铭记在心”，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戴震编修曾经对人说：“当代学者，我认为王昶是第二人。”大概戴震自己以第一人自居。然而戴震的学问，以研习经学为根本，不读汉代以后的书；如果先生学问贯通天人，博览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成为一代儒学宗师。用汉代儒者来比拟，他在高密郑玄之下，即使是贾逵、服虔也望尘莫及，何况不及贾逵、服虔的人呢？

译先生的弟弟大昭，堂弟塘坫、东垣、绎侗，以及子侄东壁、东塾，这一门族中的众多子弟，都研习古学，擅长写文章，可以说是东南地区的杰出人物了。大昭字晦之，又字竹庐，精通经史，著述丰富，但刊行出版的只有《后汉书补表》八卷而已。嘉庆元年，他应孝廉方正科考试，被赐予六品顶戴。东垣考中举人，绎侗、东壁、东塾都是生员。

塘，字学渊，又字禹美。他在为生员时，与诸殿沦、汪青、王鹤溪、王耿仲互相唱和，创作古今体诗歌。受到王光禄西庄、王侍郎兰泉先生的激赏。塘内心感到不满足，不想以诗名显扬。等到他被选拔进入国子监，考试归来，便全力致力于经史之学。乾隆四十四年，他在江南乡试中举，第二年汪如洋榜考中进士，按次序本该担任知县，但他自认为不熟悉行政事务，便选择担任教职，被选授为江宁府学教授。公务大多空闲，他专心致力于撰写著作。对于音韵文字、律吕推算之学，尤其有独到的见解。著有《律吕考》六卷。又著有《史记三书释疑》，对于律历、天官家的言论，都探究其本源，并用其他书籍来疏通证明。律书上说“九宫、八商、七羽、六角、五宫、九徵”，这几句话，注家都不能理解。小司马（司马贞）怀疑数字有误。塘依据《淮南子》《太玄经》加以证明，这才确信其确实不可更改。他又认为《淮南子·天文训》一篇，多包含《周官》中冯相氏、保章氏的遗法，高诱的注疏缺略，很少有所证明，于是作补注三卷，以阐明其旨意。晚年研读《春秋左氏经传》，精心研究有所心得，作《古义》若干卷，以补充杜预注的缺失，并纠正其错误。他所作的古文，名为《述古编》四卷，都在世间流传。去世时享年五十六岁。

坫字献之，年少时聪颖敏捷，有过人的资质，精通小学（文字音韵之学），游学京师，朱笥河先生将他奉为上宾。乾隆甲午年中副榜，于是到达关中，在毕巡抚沅的幕府中，与歙县人方子云、阳湖人洪亮吉、孙星衍讨论训诂与地理之学。后来担任州判，监修陕西城，被授干州州判，因患末疾（足部疾病）回家，在苏州去世。著有《诗音表》一卷，《车制考》一卷，《论语后录》五卷，《十经文字通正书》十四卷，《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献之擅长小篆，不在李阳冰、徐铉之下，晚年右半身偏瘫，用左手写篆书尤其精妙，世人收藏他的书法如同拱璧一样珍贵。他曾注释《史记》，详细考证音训以及郡县沿革、山川所在。兵部侍郎松筠担任陕甘总督时，看重他的学问品德，亲自到床前问疾，索要未刊行的著作。献之将《史记注》交给松筠，哭着说：“我病重不起，三十年的精力都倾注在这本书上，只求明公怜悯，不要让它在覆车中毁掉。”当时松筠有伊犁将军的任命，说：“塞外不能从事刻印，应当抄录一份副本原稿，一定寄给你。”后来江都人韦佩金（字书城）担任广西凌云县知县，获罪被贬戍守塞外，期满南归，松筠知道书城与献之是同乡同榜，便将原稿托付给书城交给献之。献之捧着书哭着说：“我不能再见到您了。”等到松筠担任两江总督时，献之已先四年去世，而书城也已去世，松筠都赈济抚恤了他们的家人。唉，当今士大夫中能够谦逊礼遇下层士人，不遗忘故旧像松筠这样的人，有几个人呢！

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

王兰泉先生[袁廷梼]

先生名昶，字德甫，号述庵，又字兰泉，还字琴德。他的祖先居住在浙江兰溪，高祖懋忠开始迁居到江南松江府青浦县西珠街角镇，于是成为青浦人。父亲士毅，字鸿远，四十五岁没有儿子，在杭州灵隐寺祈祷，梦见有人赠送兰花。第二天买兰花回家，过了二十多天，兰花长出两枝，一枝出土就枯萎了，另一枝长一尺六寸，茂密像巨大的竹子。到了夏天，紫燕栖息在屋柱上，同巢但不同的窝。到了冬天，陆太夫人怀孕生男孩却没能养活，而钱太夫人生下先生，大家都认为是兰花的征兆和燕子的吉兆。先生生来聪慧，四五岁时能背诵周伯弜的《三体唐诗》，为人演说杨用修的《廿一史弹词》，娓娓不倦。十八岁参加学使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这一年得到韩柳文集、归震川集、张炎《山中白云词》，读后喜爱，于是全力致力于古文辞。二十一岁遭遇外祖父丧事，先生侍奉病榻日久，哀痛劳累以致消瘦。居丧期间读礼，不写诗文。守丧期满，游学吴中，蒋恭棐、杨绳武看到先生的诗文，说他是宋文宪公之后第一人。在紫阳书院肄业，当时跟随惠征君定宇游学，于是潜心经术，讲求音韵训诂之学。这时沈尚书归愚担任院长，选录先生及王光禄凤喈、吴舍人企晋、钱少詹晓征、赠光禄寺少卿赵升之、曹学士来殷、上海黄芳亭、泌阳令文莲七人的诗，称为吴中七子。流传到日本，大学头默真迦看到后心悦诚服，附在番船上给沈尚书写信，又给每人各寄一首相忆诗，一时传为艺林盛事。乾隆十八年癸酉乡试中举，十九年甲戌考中进士，归班候选。秦尚书蕙田延请先生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