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业録卷三
体，孟子得易之用，是体用分为二矣。体用一源，岂有得其体而无其用者哉？岂有无其体而有其用者哉？老子体用皆无，孟子体用皆有。老子清净无为，是易之体已无矣；絶灭理义，是无其用也。孟子存其心，养其性，立其体也；集义养气，扩充四端，达其用也。」
译本体，孟子掌握了《易经》的功用，这样本体和功用就被分成了两截。本体和功用同出一源，哪有掌握了本体却没有功用的呢？哪有失去了本体却还有功用的呢？老子本体和功用都没有，孟子本体和功用都有。老子主张清静无为，这是《易经》的本体已经没有了；断绝灭绝伦理道义，这是没有功用。孟子存养本心，涵养本性，这是确立了本体；积累道义以培养正气，扩充四种善端，这是发挥了功用。
康节本心清明，造化之阖辟往来消长，阅之熟而契之深，故其所言无非此理，卷舒作用无非此事，然亦有侮玩不恭之意。
张横渠言：“太虚不能不聚而为万物，则可；言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则不可。”聚则生，散则尽，物理之自然。岂又散去为太虚者？太虚亦不待万物散而为也。
横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横渠持身谨严，少寛裕温柔之气，亦可见其工夫亲切，但未至自然，终是些病痛。
韩退之极聪明，志大才髙，故程子言：“自孟子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才见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窥见圣人之用，论性亦过于荀、扬。惜乎未得圣贤用功之要，故用力虽勤，多在文字言语之间；自任虽重，于义理本原终未有得。其以博爱为仁，行而宜为义，虽能窥见仁义之用，于仁义之本体有所未覩也。昔孔子言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则人之道乃仁义之所为，以见人之身全体是仁义，命之于天，全之于我，而博爱与行而宜不足以尽之也。子思曰：“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以见仁即人身之理，义即其理之宜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以见人心全体是仁，义乃当行之理。程子言：“心如榖种，仁则其生之性”，则益亲切矣。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徳，是举仁而义在其中”，即程子所谓专言之仁也。又曰：“仁者心之徳，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兼体用而言也。葢孔子、子思、孟子、程子之言极亲极切，朱子之言尤详尤备。惜退之未覩乎此。
韩退之说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则是以记诵为主。其说道理是，其聪明揣度出来。王介甫言读书万倍利，是以功利为主。其说道理亦是聪明想象出来，皆非真知也。然介甫利根尤深，故其为政只被利字做出许多不好事。
明道先生本领纯，察理精，涵养熟，故不动声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熏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也。
颜子明道邻于生知
明道天资髙，本领纯粹，其学自大本上流，出于细微处，又精尽。
明道才大徳盛，当时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运于掌。惜乎，神宗惑于王安石功利之说，而不能用也。当时神宗甚欲有为，亦甚聪明，安石亦才髙，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动了。明道虽去，神宗眷眷怀之。安石亦言感贤诚意，当时被张天祺等攻击太过，遂不能从。故明道深惜此机会，以为两分其罪。
明道十事，他便是要举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纲目，若下手做时，想又精密。
明道行状》云：「狡伪者献其诚，暴慢者致其恭，闻风者诚服，觌徳者心醉。其为政也，道之而从，动之而和，不求物而物应，未施信而民信。」此圣人境界，上事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
明道言：「邵尧夫之学，难以治天下国家。便是他放旷，不可为法于天下。惟修己以敬者，可致笃恭，而天下平。」
明道作康节墓志言：「七十子同尊圣人，所因以入者门戸亦众矣。是未尝以圣学正门庭许他言，先生之道可谓安且成矣。」是康节自成一家。
程子言：「康节空中楼阁」，朱子言：「其四通八达，须实地上安脚更好」。
上蔡记：「明道语言，既得后须放开。朱子疑之，以为既得后心胸自然开泰，若有意放开，反成病痛。愚以为得后放开，虽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开，故流于荘、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颜子之乐，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寻颜子之乐处，是要见得孔、颜因甚有此乐，所乐何事，便要做颜子工夫，求至乎其地，岂有便求自己身上寻乐乎？故放开太早，求乐太早，皆流于异端。」
程子天资髙，其于义理不用甚穷索，只优游涵泳以得之。虽曰反求诸六经，然亦不甚费力。自孔颜以下，所造精粹，未有及之者。
程子本原义理，固受于周子。然下学阶次，精微曲折，而全体圣人，多所自得者。故义理血脉，固在于周子，而承袭孔孟，以继尧舜文武之绪，直以程子当之。
程子发主一之论，与《易》
译邵雍本心清明，对天地造化的开合往来、消长变化，看得透彻且契合极深，所以他所说的无非是这个道理，其舒展收敛的作用无非是这件事，然而也有轻慢不恭敬的意思。
张载说：“说太虚不能不凝聚成为万物，是可以的；说万物不能消散成为太虚，则是不可以的。”凝聚就产生，消散就穷尽，这是事物自然的规律。难道消散后又回到太虚吗？太虚也不等待万物消散才成为太虚。
张载十五岁时，做到“恭敬而安适”却未能成功。这是因为张载修身严谨，缺少宽裕温柔的气度，这也可见他的功夫真切，但尚未达到自然境界，终究有些弊病。
韩愈极其聪明，志向远大才能高超，所以程颐说：“自孟子之后，能凭借如此大的见识去探求的，才见到这个人。”像《原道》等篇章，也窥见了圣人的作用，论性也超过了荀子和扬雄。可惜他没有得到圣贤用功的关键，所以虽然用力勤奋，大多停留在文字言语之间；虽然自任重大，对于义理的根本终究没有获得。他把博爱当作仁，把行为适宜当作义，虽然能窥见仁义的作用，对于仁义的本体却有所未见。从前孔子说确立人的道理是：“仁与义”，那么人的道理就是由仁义构成的，以此表明人的全身都是仁义，由天赋予，由我保全，而博爱与行为适宜不足以穷尽它。子思说：“仁是人，义是适宜。”以此表明仁就是人身上的理，义就是这个理的适宜。孟子说：“仁是人心，义是人路。”以此表明人心全体是仁，义是应当遵循的道理。程颐说：“心像谷种，仁就是它生长的本性”，这就更加亲切了。朱熹说：“仁是本心的全德，是举出仁而义包含在其中”，这就是程颐所说的专指仁。又说：“仁是心的德性，爱的道理；义是心的节制，事物的适宜。”这是兼本体和作用而言的。大概孔子、子思、孟子、程颐的话极其亲切，朱熹的话尤其详细完备。可惜韩愈没有看到这些。
韩愈说读诗书，勤奋就有收获；不勤奋，肚子就空虚；这是以记诵为主。他说的道理是对的，那是他凭聪明推测出来的。王安石说读书有万倍的利益，这是以功利为主。他说的道理也是凭聪明想象出来的，都不是真知。然而王安石利根更深，所以他执政只被“利”字做出许多坏事。
程颢本领纯粹，体察道理精微，涵养熟透，所以不动声色。天下的事，通过自我涵养熏陶，而天下人的心自然感化。他是孔子以下的第一人。
颜回、程颢接近生而知之。
程颢天资高，本领纯粹，他的学问从大本上流出，在细微处又精尽。
程颢才大德盛，当时入朝提出建议，如果按照他的去做，三代的治理可以运于掌上。可惜神宗被王安石功利的学说迷惑，而不能任用他。当时神宗很想有所作为，也很聪明，王安石也才高，所以程颢都要格正他们的心，已经被程颢感动了。程颢虽然离去，神宗仍深深怀念他。王安石也说感念贤者的诚意，当时被张天祺等人攻击太过，于是不能听从。所以程颢深深惋惜这个机会，认为两人各负一半罪责。
程颢的十件事，他就是想要举一世来甄别陶冶。这只是大纲目，如果着手去做时，想必又更加精密。
《程颢行状》说：“狡猾虚伪的人献上诚意，暴戾傲慢的人表现出恭敬，听到风声的人诚心信服，见到德行的人心醉神迷。他执政时，引导他们就顺从，触动他们就和顺，不寻求外物而外物响应，未施予信任而百姓信任。”这是圣人的境界，用声色来教化百姓，是末节。
程颢说：“邵雍的学问，难以治理天下国家。就是因为他放旷，不能作为天下的法则。只有以恭敬修养自己的人，可以达到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
程颢作邵雍墓志铭说：“七十子共同尊崇圣人，所凭借进入的门路也很多。这是不曾把圣学的正门庭许给他说的，先生的道可以说是安适且成功了。”这是邵雍自成一家。
程颐说：“邵雍是空中楼阁”，朱熹说：“他四通八达，必须在实地安脚更好”。
谢良佐记载：“程颢的语言，既得道后须放开。”朱熹怀疑这一点，认为既得道后心胸自然开泰，如果有意放开，反而成为弊病。我认为得道后放开，虽然似乎涉及安排，但弊病尚小。今人未得道前先放开，所以流于庄子、佛家。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颜回的快乐，所以最终导致狂妄。殊不知周敦颐让二程寻找颜回快乐的地方，是要看出孔子、颜回因为什么有此快乐，所乐的是什么，便要做颜回的功夫，求达到那个境地，哪有便在自己身上寻找快乐的？所以放开太早，求乐太早，都流于异端。
程颐天资高，对于义理不用很费力去穷究搜索，只是优游涵泳以得到它。虽然说是反求于六经，然而也不甚费力。自孔子、颜回以下，所达到的精粹程度，没有超过他的。
程颐义理的根本，固然受于周敦颐。然而下学的阶梯次序，精微曲折，而全体圣人，大多有所自得。所以义理的血脉，固然在于周敦颐，而承袭孔子、孟子，以继承尧舜文武的绪业，直接由程颐担当。
程颐发挥主一的议论，与《易经》
斋戒以神明其徳相同。《书》曰：「惟精惟一。」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皆此意也。
译通过斋戒来使精神专一，从而彰显其德行，这与前文所述道理相同。《尚书》说：“惟精惟一。”孟子说：“一定要专心致志地去做，但不要刻意追求成效，不要忘记，也不要急于求成。”都是这个意思。
程子发明「心有主」一句，真是学之要。此便见虚中有实，大本卓然。彼徇于功利者，杂扰而无主；溺于空虚者，寂灭而无主。只收敛专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谓「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学问，常照看一个心在内里，乃异教反观内视之法，其无主一也。
程子在「主一无适」上做工夫，所以其心纯熟精明，以造夫圣也。
程子曰：「凝然不动，便是圣人理定也。」
程子有笃恭而天下平气象
程子教人静坐，所以救学者之偏，亦所以定其纷扰杂乱之心。
程子曰：「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曾点，天资髙，所见大，其言志处髙迈不滞于迹，已胜如颜子；但不如颜子能诚敬存养，既不能存养，并与所见者而失之矣。此颜子所以进于圣，曾点卒归于狂也。上蔡言：「明道先使学者有知识，却从敬上涵养，」亦是此意；但说偏了。此言识得后，须更存养，岂言未识前不涵养？
程子曰：「有主于内，则虚是内里洁净明滢，无昏杂，与无主而虚不同。如人家主人在内，杂乱人不入，故虚。异端言虚，只是空屋无人矣。」
程子言：「横渠门人守礼节，没滋味，如吃木札相似。」言其少穷理致知工夫，于理不深造，非以守礼为不善也。茍能于礼节中深体密察而谨守之，则知行两尽，此理实有诸己矣。
程子言：「敬则无己可克。」朱子言：「敬则仁在其中矣。」皆一意也。
程子之学，是内里本领极厚，渐次廓大，以致其极。朱子之学，是外面博求广取，收入内里，以克诸己。譬如人家，程子是田地基业充实，自然生出财糓，以致富。朱子是广积钱糓，置立田地家业，以致富。用力虽异，其富则一也。但朱子吃了辛苦，明道固容易，伊川亦不甚费力。
程子曰：「敬下驴不起，只是谨密畏慎底意。」
朱子在孝宗时，又与程子时不同。程子之时，只要修举先王之政。南宋时，大段弱削，若不复仇讨罪，则三纲不振，人心沮丧，而国非其国矣。故修徳用贤，练兵举义，此处做得起，家国可振，王道可行。
朱子行状，学问道理，本末精粗详尽，吾每令初学读之。明道行状，形容明道广大详密，然浑化纯全，非工夫积累乆，地位髙者领会不得。吾每欲学者先读朱子行状，有规模格局，方好读明道行状。
心专则不放，故程子主一为敬；容荘则心自一，故朱子荘敬涵养。
朱子直是勇，穷理便直是穷到底，作事直是做彻底。
朱子体段，大相似孟子。但孟子气英迈，朱子气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看来朱子，只任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缩。朱子直是豪气。
朱子注《四书》诗传，先训释文义，然后发明其正意，又旁引议论以足言内之意，或发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释经之法。
参同契》《阴符经》朱子注之甚无谓，使人入异端去，调息箴亦不当作。
参同契》《阴符经》皆能窥测造化之妙，盗窃造化之机，但不合他将来济一身之私，故违乎圣贤大中至正之道，反为学者心术之害。
参同契》欲闗键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聪，目不用明，口不以言，以完养神气于内。此但能养一身之私，而弃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阴符经之言竒怪，葢圣王之道不明，竒怪之士欺世之无人，纵其异说而无所忌惮。说者以参同契、阴符经与易同用，非也。易虽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广大，周遍详悉，非二书可拟。
人以朱子调息箴为可以存心，此特调气耳。只恭敬安详便是存心法，岂假调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朱子曰：「静而常觉，似说重了些子。只说常惺惺、常精明则可。说常觉，便有心分为二底意思。」朱子于《中庸》或问言：「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能觉者，而未有所知觉也。」此为至论。
朱子曰：「人纔敬时，心便在身上了。」又曰：「敬则万理具在。」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朱子说得尽。
礼义人心固有。朱子去逺，而小学家礼好之者甚众。今被陈公甫辈务为髙逺，厌礼节之
译程子阐发“心有主”这一句，确实是做学问的关键。这就体现出虚中有实，根本确立而卓然独立。那些顺从功利的人，内心杂乱而没有主宰；沉溺于空虚的人，寂灭而没有主宰。只要收敛精神、专一不二，就是有主的方法。朱子所说的“自己作为主宰，自己操持、自己保持”，正是此意。现在有一种学问，常常照看一个心在体内，这是异教反观内视的方法，它并没有真正的主宰。
程子在“主一无适”上做工夫，所以他的心纯熟精明，从而达到了圣人的境界。
程子说：“凝然不动，就是圣人理定。”
程子有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的气象。
程子教导人静坐，是为了补救学者的偏差，也是为了安定他们纷扰杂乱的心。
程子说：“认识了此理，用诚敬去保持它罢了。”最像曾点，天资高，所见宏大，他言志的地方高迈而不滞留在迹相上，已经胜过颜回；但不如颜回能用诚敬去存养，既然不能存养，连同他所见的也失去了。这就是颜回能进于圣人，而曾点最终归于狂人的原因。谢良佐说：“明道先让学者有知识，再从敬上涵养”，也是这个意思；但话说偏了。这话是说认识之后，必须更要存养，难道说未认识之前就不涵养吗？
程子说：“内心有主宰，那么虚就是内里洁净明澈，没有昏乱杂念，这与没有主宰的虚不同。就像家里主人在内，杂乱的人进不来，所以虚。异端所说的虚，只是空屋无人罢了。”
程子说：“张载的门人遵守礼节，没有滋味，如同吃木札一样。”这是说他们缺少穷理致知的工夫，对理没有深入探究，并不是说遵守礼节不好。如果能在礼节中深入体察、严密观察并谨慎遵守，那么知和行都尽善尽美，此理就真正存在于自己身上了。
程子说：“敬就没有自我需要克服。”朱子说：“敬则仁就在其中了。”这都是同一个意思。
程子的学问，是内里的本领极厚，逐渐扩大，以至于达到极致。朱子的学问，是外面广泛探求、大量摄取，收入内里，以克服自我。譬如人家，程子是田地基业充实，自然产生财货，以致富裕。朱子是广泛积聚钱财谷物，置办田地家业，以致富裕。用力虽然不同，但富裕的结果是一样的。只是朱子吃了辛苦，明道固然容易，伊川也不甚费力。
程子说：“敬下驴不起，只是谨密畏慎的意思。”
朱子在世孝宗时，又与程子时不同。程子的时代，只要修举先王的政治。南宋时，国家大大削弱，如果不复仇讨罪，那么三纲不振，人心沮丧，国家就不是国家了。所以修德用贤，练兵举义，此处做得起来，家国可振，王道可行。
朱子的行状，学问道理，本末精粗详尽，我常让初学者读它。明道的行状，形容明道广大详密，然而浑化纯全，非工夫积累久、地位高者领会不得。我常想让学者先读朱子的行状，有规模格局，才好读明道的行状。
心专一就不放逸，所以程子以主一为敬；容貌庄重则心自然专一，所以朱子以庄重恭敬涵养。
朱子真是勇，穷理便真是穷到底，做事真是做彻底。
朱子的体段，大相似孟子。只是孟子气英迈，朱子气豪雄。孟子的工夫直截，朱子的工夫周遍。
看来朱子，只任勇猛做向前去，再不退缩。朱子真是豪气。
朱子注《四书》《诗传》，先训释文义，然后发明其正意，又旁边引用议论以补足言内的意思，或发明言外的意思，这深得解释经书的方法。
《参同契》《阴符经》朱子注解得很无谓，使人陷入异端，调息箴也不应当作。
《参同契》《阴符经》都能窥测造化的奥妙，盗窃造化的机枢，但不合他们用来济一身之私，所以违背了圣贤大中至正之道，反而成为学者心术的祸害。
《参同契》想要关闭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聪，目不用明，不以言语，以完养神气于内。这只能养一身之私，而抛弃天下之理。世上自私的人多喜好它，所以害道尤甚。
《阴符经》的话奇怪，大概是因为圣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欺世之无人，纵其异说而无所顾忌。解说者以《参同契》《阴符经》与《易》同用，不对。《易》虽然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广大，周遍详细，不是这两本书可比拟的。
人认为朱子的调息箴可以存心，这只是调气罢了。只恭敬安详便是存心法，岂能假借调息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朱子说：“静而常觉，似乎说重了些子。只说常惺惺、常精明了可。说常觉，便有心分为二的意思。”朱子在《中庸》或问中说：“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能觉者，而没有所知觉。”这是至论。
朱子说：“人才敬时，心便在身上了。”又说：“敬则万理具在。”
礼，是天理的节文，人事的仪则。朱子说得尽。
礼义人心固有。朱子去远，而小学家礼好之者甚众。现在被陈公甫辈务为高远，厌礼节之
卑近烦细，不屑为之，可胜叹哉！
范文正公作事必要尽其方，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则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茍哉？」此范公有脗合圣贤处，故其进退出处超然无累，行藏卷舒过于他人。
译那些低微、浅近、繁杂、细微的事情，都不屑于去做，这难道不值得感叹吗！
范文正公做事一定要竭尽自己的方法，他说：“从我自身出发，应当如此去做，事情成功与否，则有非我所能控制的因素，即使是圣贤也不能一定保证成功，我哪里能苟且行事呢？”这是范公与圣贤相契合的地方，所以他无论是进是退、是出仕还是隐居，都超脱而没有牵累，其行止取舍比他人更为从容自如。
范希文之正气，不待养而刚大，是天姿正大，非学力也。若能深造，则王佐矣。
杨龟山言：「王荆公离内外判，心迹使道常无用于天下。」此最说出荆公学术偏处。
扬子云之言，沈晦见道不明也，辞不厉，所守不确也。
韩退之说：“上下之交，只说得一个事势，成得一个私意，天理之当然，则不知也。”
陆子说道理，多不条畅。说仁，说心，亦偏枯。其作《敬斋记》，亦踈。葢形容敬中工夫，不出，可见其学之偏。
象山天姿髙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见理过于髙大，存心过于简易，故入于禅。其自幼与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敛谨密，其言平实精确，象山必有凌虚驾空之意，故闻伊川之言似有伤其心。其晚年身在此处，能知民间事，又预知死期，则异学无疑。其门人扬简以问答之间，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此非儒者之传授。其行状言：“四时之变化，先生之变化也；天地之广大，先生之广大也；鬼神之不可测，先生之不可测也。”亦过髙之言矣。每读象山之文，笔力精健，发挥议论广大，刚劲有悚动人处，故其遗风余烈流传不冺然细推之，则于圣贤细密工夫不甚分明，故规模腔殻虽大，未免过于空虚也。
东莱先生谓「所以诈为良心」，又谓「天理存于人欲之中」，所论太巧而凿。葢东莱聪明才髙，多为过巧之论，反失了平正道理。葢人之良心，天理根于秉彛之性，虽小人丧灭之余，终有灭不得者，但其为人欲所胜耳。
东莱又谓「有事是而心非者」，此说固善。然论其极，则内外一致，本末一事，未有心非而事是者。荀林父、伯宗不能陈示天理之当然，不过为谋利计功之私，谓之是可乎？五霸假仁义，事虽似是，然谓之假，则不是矣。
许鲁斋天姿纯正，所行自不茍，惜乎未能深造。呉草庐甚聪明，早年甚英鋭，惜乎力行未能终其学。
鲍鲁斋作《天原发微》，虽欲穷深极微，只是不能有诸己；马氏作《文献通考》，虽欲博通古今，但杂而不精，胸中元无权度，故断制多差。
荘孔旸观其诗，只是一个豪旷之士。此风既成，则天下学者皆流于旷阔狂妄之地，为害亦不细。
黄宪天姿甚美，当时士大夫无不心服其徳量，但未见其为学工夫，又未见其言论道理，故今无以考究所造之浅深，想只是姿质纯粹，度量深广，风致髙迈底人，所谓质美而未学者。
世道之所赖有二，一则降衷秉彛，不可冺灭；二则頼圣贤遗训，尚存有志之士，尚可因以感发用功。无此二者，生民之道熄矣。后世教化，全不可恃。
圣贤教人恕，上求仁。恕则物我之私不立，天理流通也。
天地圣人，只一个诚。私意间处，便不诚。诚实理也，不可以人伪杂之。君实虽无伪，然与圣人之诚不同者，于实理未尽也。乃无私之私，无伪之伪也。子路之欺，亦然。
圣人只在天理上行无所损益
圣人与贤人之分，只是一个生与熟间，断与不间断。识得如何未熟，如何间断，从此勉励不息，此是希圣工夫。乆而圣可至矣。
圣贤见道分明，故于天下之事，只是顺理以应之，未尝用一毫智计之私，然动中机会，自然顺治，虽非智计，而智计在其中，后世智计之士，虽极其智计，终是见理不明，会错了。
付此身于天理中，不作聪明，不以造为，挠之即尧舜气象。
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吾心之理与圣人一也。吾之理既与圣人一，又何圣人之不可学乎？不学者，皆自弃也。
今人有聪明，皆不会用，只去杂驳上学，或记诵辞章，或涉猎史传，或泛观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聪明反为心害，其聪明反为不聪明矣。善用聪明者，潜心积累，先从小学、大学、近思録、论语、孟子精思熟究，体验得圣贤心事义理工夫，了然得之于心，然后循序渐进，博学羣书。王勃等聪明与圣贤聪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适足为心之害也。
学只是修身，功业是修身之效，不可以功业为心。以功业为心，非惟失本末先后之序，心亦难收。程子曰：「有颜子之徳，
译范仲淹的正气，不需要刻意培养就能刚强宏大，这是因为他天性正大光明，并非依靠后天学习所得。如果他能进一步深入修养，就能成为辅佐帝王的贤臣了。
杨时曾说：“王安石将内心与外在、动机与行为割裂开来，使得道在天下常常无法发挥作用。”这最准确地指出了王安石学术的偏颇之处。
扬雄的言论，沉滞晦涩，是因为他对道的认识不够明晰；言辞不够严厉，是因为他所坚守的原则不够坚定。
韩愈说：“上下级之间的交往，只讲得通一种事势，成就的是一种私意，对于天理中理所当然的部分，则是不了解的。”
陆九渊谈论道理，大多不够条理通畅。他谈仁、谈心，也显得偏颇枯寂。他写《敬斋记》，也显得疏略。大概是因为他对于“敬”的功夫中的细微之处没有阐发出来，可见他的学问有偏颇。
陆九渊天性资质高，气魄大，用功非常恳切。但他对道理的认识过于高远宏大，存养心性过于简易，所以流入了禅宗。他自幼与程颐不合，是因为程颐收敛严谨细密，言语平实精确，而陆九渊必定有凌空蹈虚的意念，所以听到程颐的话似乎觉得伤害了他的心。他晚年身处民间，能知晓民间事务，又能预知死期，这无疑是异端学说。他的门人杨简在问答之间，忽然省悟到心的清明，忽然省悟到心没有始终，忽然省悟到心无所不通。这不是儒家学者的传授。他的行状中说：“四季的变化，就是先生的变化；天地的广大，就是先生的广大；鬼神的不可测度，就是先生的不可测度。”这也是过于高远的言论了。每次读陆九渊的文章，笔力精健，发挥议论宏大，刚劲有力，有令人惊惧感动的地方，所以他的遗风余烈流传不息。然而仔细推敲，他在圣贤细密的功夫上并不十分明白，所以虽然规模格局宏大，未免过于空虚。
吕祖谦说“所以诈为良心”，又说“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他的论述太巧辩而穿凿。大概吕祖谦聪明才智高，多发表过于巧辩的言论，反而失去了平正的道理。大概人的良心，天理根植于天赋的本性中，即使是小人丧失殆尽之后，终究也有无法磨灭的部分，只是被人欲所压倒罢了。
吕祖谦又说“有事情是对的而心是错的”，这个说法固然好。但推究到极致，内外是一致的，本末是一件事，没有心错而事对的情况。荀林父、伯宗不能陈述天理中理所当然的部分，不过是出于谋利计功的私心，这能说是“对”吗？五霸假借仁义，事情虽然看似正确，但既然说是“假”，那就不是“对”了。
许衡天性纯正，行为自然不随便，可惜没能深入修养。吴澄非常聪明，早年非常英锐，可惜在努力践行方面没能完成他的学问。
鲍彪作《天原发微》，虽然想要穷尽深奥微妙的道理，只是不能将其内化为自己所有；马端临作《文献通考》，虽然想要博通古今，但杂乱而不精专，胸中原本没有权衡标准，所以判断裁制多有差错。
庄孔旸看他的诗，只是一个豪放旷达之士。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天下的学者都会流于旷达狂妄的地步，造成的危害也不小。
黄宪天性资质很好，当时的士大夫没有不从心里佩服他的德行和度量，但没见到他为学的功夫，也没见到他的言论道理，所以现在无法考究他造诣的深浅，猜想他只是资质纯粹，度量深广，风度高雅超迈的人，所谓资质美好但没有学习的人。
世道所依赖的有两点：一是天赋的本性，不可磨灭；二是依赖圣贤留下的训诫，还有志之士还可以借此感发用功。没有这两点，百姓生存的道理就熄灭了。后世的教化，完全不可依赖。
圣贤教导人用恕道，向上追求仁。恕道使得物我之间的私意不成立，天理得以流通。
天地和圣人，只有一个“诚”。私意夹杂的地方，就不诚。诚是实理，不可以人的虚伪掺杂其中。司马光虽然没有虚伪，但与圣人的诚不同的地方，在于对实理没有穷尽。这是没有私意的私意，没有虚伪的虚伪。子路的欺骗，也是这样。
圣人只在天理上行动，没有增减。
圣人与贤人的区别，只是一个生疏与熟练、间断与不间断的问题。认识到如何是未熟，如何是间断，从此勉励不息，这是希求成为圣人的功夫。时间久了，圣人就可以达到了。
圣贤对道看得分明，所以对于天下的事，只是顺应道理来应对，不曾使用丝毫智谋算计的私意，然而行动中合乎时机，自然顺利治理，虽然不是智谋，但智谋在其中。后世的智谋之士，虽然极尽智谋，终究是看道理不明，会错了意。
把自身托付给天理，不卖弄聪明，不刻意造作，这样就是尧舜的气象。
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是因为我心里的理与圣人是一样的。我的理既然与圣人一样，又有什么圣人不可学习的呢？不学习的人，都是自暴自弃。
现在的人有聪明，都不会用，只是去杂乱驳杂地学习，或者记诵辞章，或者涉猎史传，或者泛观诸子百家，用心一错，聪明反而成为心的祸害，聪明反而变成不聪明了。善用聪明的人，潜心积累，先从《小学》、《大学》、《近思录》、《论语》、《孟子》精思熟究，体验得圣贤的心事、义理、功夫，了然于心，然后循序渐进，博览群书。王勃等人的聪明与圣贤的聪明不同的地方，是向外去做，所以正好成为心的祸害。
学习只是修身，功业是修身的效果，不可以把功业作为心之所向。以功业为心，不仅失去了本末先后的顺序，心也难以收敛。程颐说：“有颜回的德行，
自有孟子之事功。」
天下人只一个心，如克己在我，天下归仁，岂非同此心乎？人心不同处，只是私心，因有所蔽而然也。
译自有孟子之事功。」
天下人只有一个心，比如克制私欲在于自己，天下人归向仁德，难道不是出于这颗心吗？人心之所以不同，只是因为私心，由于有所遮蔽才如此。
学者先当理会身心，此是万事之根本。
学要来身上做
慊于己者，不使萌于再。此真能修身者，进于圣人不逺矣。
孟子、中庸多开示道理本原，使人知所信向，方肯下工夫。《大学》、《论语》就教人直截做工夫。圣人教人手段与贤人手段不同。圣人徳盛，人肯信向，就教他做工夫，自能下学上达，到本原上，上下俱了。子思、孟子先将义理大原与效验都开肚破肠说了，方能使人踊跃去做工夫。但《中庸》工夫又更细密切实。
读书一边读一边体验，做做得一两处到身上来，然后诸处亦渐凑得来，乆则尽凑得到身上来，此则是大贤。
有聪明识义理，不能持守，而丧其本心者多矣。虽曰知之未真，然皆因气偏欲汩故也。此持养之功，所以贯乎学之始终，不可须臾舍也。
今人有小可才能也，干些事。圣贤道理充足，如何不做出事来？达而在上，如尧舜文武；穷而在下，如孔子。得时行道，如伊傅周召；不得时，如颜孟程朱。其徳业事功，侔乎天地。以此知，黄宪之流，只是一介善夫也。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学者以此立心，便广大髙明。充之，则是纯儒；推而行之，即纯王之政。
人做得切己工夫，自无许多闲思虑。
当然处即是天理
尽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挠之，便是尧舜气象。
道理只是这个道理，功名事业是偶然。
万物各有自然之理，圣人只是顺之，不曾加得一毫。
理明，后又持守坚固，力行纯熟，此是大贤。
圣贤只依天理做事，所以极其大，与天地参；霸者以智计处事，便小。
欲为天下第一等人，当做天下第一等事。
做当今一个好人须壁立千仭
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然欲道之行、治之善，非真儒不能。
古人老而徳愈进者，是持守得定，不与血气同衰也。今有才气之人，到年老便衰，是无持养之功也。
学至圣人地位方了一生事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古人云：「葢棺吾事毕。」又曰：「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居业録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居业録巻四
（明）胡居仁撰
○帝王第四
古者必徳足以感天下之心，功覆天下之民，斯为天下所宗，而为天子，唐虞三代是也。至孔子，徳虽足以感服天下之心，然无天子之荐，又无百里之地以为因，故功徳不及斯民，所以终为匹夫。自秦而下，以强力奸计而得天下者甚多，此亦时势不同也。葢古者诸侯万国，疆域严固，非首出庶物之人，岂能服万国之心？故孟子以为无不仁而得天下者。自秦立郡县之后，无诸侯翰屏夹辅之势，而奸雄往往以强力智计相角，又不遇圣王之兴以收之，故智力胜者得之，亦势然也。
尧舜生朱均，瞽鲧生舜禹，清浊美恶，双化莫测，虽圣人亦莫能与也。
四凶，尧深知其恶，只是用其才。当时舜、禹、皋陶、稷、契未出，无人可用，故如此。圣人在上，驾驭之，他亦不敢露其恶。
天下事，必君臣相遇，而后可以有为。上者，如汤之于伊尹，髙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太公；次者，如桓公之于管仲，燕昭之于乐毅，髙祖之于子房，先主之于孔明，皆君臣相知相契之深。
文王雝雝，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斁亦保。颜子明道，近之。
文王得太公，便载之后车。是相知相契，深故敬之，至礼之重。
或问：「汤、武同时而生，争乎？让乎？分天下而治乎？共天下而治乎？」曰：「相让而共治。」曰：「以谁为君？」曰：「以年长而功多者为君。」盖圣人无图天下之心，只看道理合如何，安然居之。
桀纣失了君道，故汤武不得已而伐之。盖君者，所以为天下主，代天理物，以养天下之民。今桀纣非惟失君道，又残民害物，乃天地间一大贼也。汤武不幸适在其时，当救民之任，故不得避伐上之嫌，而坐视也。
有圣贤之君，必有圣贤之佐。若中材之君，有圣贤之佐，亦可成王业。太甲、成王是也。
此感而彼应者，心同此理也。处置得宜而人心服者，亦心同此理也。秦汉以下，为治
译做学问的人首先应当理清身心，这是万事的根本。
学问要在自身上践行。
内心感到愧疚的事，不再让它萌发。这才是真正能修身的人，距离成为圣人就不远了。
孟子、《中庸》多开示道理的本原，使人知道所信奉的方向，才肯下工夫。《大学》、《论语》就直接教人直截了当地下工夫。圣人教人的方法与贤人不同。圣人德行盛大，人们愿意信奉，就教他下工夫，自然能由浅入深，直达本原，上下都通达。子思、孟子先将义理的大本原和效验都剖析透彻，才能使人踊跃地去下工夫。但《中庸》的工夫又更加细密切实。
读书一边读一边体验，做到一两处落实到身上，然后其他各处也逐渐能凑合得来，时间久了就全部能落实到身上，这就是大贤。
有聪明能识义理，却不能持守，从而丧失本心的人很多。虽然说这是知得不真切，但都是因为气质偏颇、欲望淹没的缘故。所以持守涵养的工夫，贯穿在学问的始终，片刻也不能舍弃。
现在的人有一点小才能，就干些事。圣贤道理充足，怎么能不做出事来？显达而在上位，如尧舜文武；困顿而在下位，如孔子。得时行道，如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不得时，如颜回、孟子、程颢、朱熹。他们的德行功业，与天地相匹。由此可知，黄宪之类，只是一个善良的普通人罢了。
端正义理，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不计算功利。学者以此立心，便广大高明。扩充它，就是纯粹的儒者；推行它，就是纯粹的王道政治。
人做了切身的工夫，自然没有许多闲杂思虑。
当然的地方就是天理。
尽全天理，不让一丝私意、智巧去扰乱它，就是尧舜的气象。
道理只是这个道理，功名事业是偶然的。
万物各有自然的理，圣人只是顺应它，不曾加上一毫。
理明白了，后来又持守坚固，力行纯熟，这就是大贤。
圣贤只依天理做事，所以极其宏大，与天地并列；霸者用智计处事，就渺小。
想成为天下第一等人，就要做天下第一等事。
要做当今的一个好人，必须像千仞高的山壁一样直立。
大道不行，百世没有善治；学问不传，千载没有真儒。然而想要大道施行、治理善美，非真儒不能做到。
古人年老而德行更加精进，是因为持守得定，不与血气一同衰退。现在有才气的人，到年老就衰退，是没有持养工夫的缘故。
学问达到圣人的地位，才算完成了一生的事。
只要还有一口气，这个志向就不容许稍微懈怠。古人说：“盖上棺材我的事才算完。”又说：“活着我顺从道理做事，死了我就安宁了。”
居业录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居业录卷四
（明）胡居仁撰
○帝王第四
古代必定是德行足以感动天下人心，功业覆盖天下百姓，这才被天下所尊崇，成为天子，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就是这样。到了孔子，德行虽然足以感动服从天下的民心，但没有天子的推荐，又没有百里之地作为凭借，所以功业德行未能惠及百姓，因此最终成为平民。自秦朝以后，凭借强力和奸诈计谋得到天下的人很多，这也是时势不同的缘故。大概古代诸侯万国，疆域严固，不是首出庶物的圣人，怎么能服万国之心？所以孟子认为没有不仁而得到天下的。自秦朝设立郡县之后，没有诸侯作为屏障辅佐的形势，而奸雄往往凭借强力智计相互角逐，又没有遇到圣王兴起来收拾局面，所以智力胜者得到天下，也是势所必然。
尧舜生了朱均，瞽叟和鲧生了舜禹，清浊美恶，双重变化难以测度，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干预。
四凶，尧深知他们的恶，只是任用他们的才能。当时舜、禹、皋陶、稷、契还没有出现，没有人可用，所以如此。圣人在上位驾驭他们，他们也不敢显露恶行。
天下的事，必定君臣相遇，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上等的，如商汤对于伊尹，高宗对于傅说，文王对于太公；次等的，如齐桓公对于管仲，燕昭王对于乐毅，高祖对于张良，先主对于诸葛亮，都是君臣相知相契很深。
文王和乐，在宫中；严肃，在庙中。不显赫也临视，不厌倦也保护。颜子阐明大道，接近于此。
文王得到太公，就把他载在后面的车上。是因为相知相契很深，所以敬重他，礼节极其隆重。
有人问：“商汤、周武王同时而生，是争夺呢？还是谦让呢？分天下而治呢？还是共天下而治呢？”回答说：“相互谦让而共同治理。”问：“以谁为君？”回答说：“以年长而功多者为君。”大概圣人没有图谋天下之心，只看道理应当如何，安然处之。
桀纣失去了君道，所以汤武不得已而讨伐他们。大概君主，是用来做天下主人的，代替天治理万物，以养育天下百姓。现在桀纣不仅失去君道，又残害百姓祸害万物，是天地间的大贼。汤武不幸恰逢其时，当救民之任，所以不能避开讨伐上级的嫌疑，而坐视不管。
有圣贤之君，必定有圣贤之佐。如果是中等才能的君主，有圣贤之佐，也可以成就王业。太甲、成王就是这样。
这边感动那边应和，是因为心同此理。处置得当而人心信服，也是因为心同此理。秦汉以下，为治
者不过处置上做，不知上一截，旣不知上一截，则下一截亦偶中耳，岂能尽得其宜？此先王之治所以难复也。或曰：「老佛亦晓得心同此理，可谓能知上一截，何以反害天下？」曰：「老佛只想象一个道理原头，以为此心此理无不同，非真能知万殊所以一本也。」
译这不过是在具体的处置上下功夫，不了解根本的源头；既然不了解根本的源头，那么下面的具体做法也只是偶尔碰巧符合罢了，怎么能完全得当呢？这就是先王的治道难以恢复的原因。有人问：“老佛也明白心与理相同的道理，可以说他能够了解根本的源头，为什么反而祸害天下呢？”回答说：“老佛只是凭空想象一个道理的源头，认为心与理没有不同，并不是真正能够知道万事万物虽然千差万别却同出一源的道理。”
三代以下之君，汉髙祖天姿最髙，惜乎无眞儒辅相。若得眞儒辅相，三代可复。那时秦法苛虐，不可因战国，又无治天下之法可传。若有眞儒举先王之法，髙祖必肯依从。
汉髙祖只胜得一个无仁义底人，若遇仁者，髙祖便着臣服。韩信只胜得无智勇底人，若遇智勇，韩信计不能施矣。
项羽当初从范増之计，以立义帝，当时亦是时势当如此，君臣之义旣定，岂可更行弑逆？光武之于更始，处得便好，更始本不足以为君，光武汉之同姓，固可中兴，而光武亦不杀之，是善处君臣之变者也。
汉武帝才足以有为，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为，惜乎未学；宋神宗亦欲有为，惜乎汩于功利。人君不务学，便以礼乐制度为琐碎不足为，而欲径趍功利，殊不知天生圣人，代天以施教化；圣人制礼乐，代圣人以成敎化。是天假手圣人，故天不言而万物安；圣人假手于礼乐，故已不劳而教化行。
汉景不杀母弟梁王，亦可为天下后世法。梁王以母之宠，欲求为太子，议臣袁盎持正义以谏止之。及梁王杀袁盎，则罪固当死；然皇后涕泣不食，必至伤生，故景帝宁屈法伸恩。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
隋文帝簒国之君，王仲淹献太平策，可谓不知人。簒弑之人，其身犯大逆，若北面以臣之，即逆党也。稍知义理者不为也。且古之仕者，皆欲行道以济斯民。簒弑之人，其身不正，不可以君天下，又可与之行道乎？
胡氏责唐太宗不能正杨广弑逆之罪，声大义以讨之，此言诚当。茍非其人，道不虚行。太宗以英武之才谋取天下，惜乎无学，未尝穷理正心，去私窒欲，以当然之理处当为之事，伸大义救民命，故用许多智计，甚为鄙陋。其立心殆与窦建徳等无异，但才智勇畧非建徳、世充所及，岂可以汤武之事望之？使其真有圣王之学，必仁义奋发，诚心誓众，声杨广弑逆之罪，毒流四海，军民被害之由，传檄州郡，播告天下，宣谕两京，以为身任方面，不忍视贼不讨，坐视生民困苦死亡而不救，愿与天下豪杰共兴义兵，以行天讨，则义士奋发，生民引领，有征无战矣。
建成、太宗事先儒论之详，推本言之，人之心纯乎天理，乃处得此等事。建成、元吉不足责，太宗与髙祖谋天下，皆是利心。孟子所谓父子兄弟懐利以相接者，当时建成、太宗、元吉各置僚属将佐，势固相轧。若使太宗无利心，兄弟骨肉之间，一以天理相接，至诚事兄爱弟，或庶几焉。如建成、元吉见疑解辞，权位退让，处贫如终，不容寕死而已，不可杀兄以贼天伦。当时太宗自言骨肉相残，古今大恶，亦知惭矣。惜乎人欲胜天理微，处置不去也。
欧阳永叔言：「秦以功力取天下，力则是，功则非。秦以兵力攻取，使生民肝脑涂地，罪莫大焉，何功之有？」
纲目书《周世宗废无额寺院，禁私度僧尼》。夫圣王之制度，皆本于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为天下不易之定准，谓之额可也。今周世宗旣废无额寺院，必存有额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中之必无者，岂可立为定额乎？禁私度僧尼，然则僧尼又可以公度之乎？据事直书，世宗不学之陋，自见矣。
宋太祖分明是簒亦是乗五代之风。五季之时，君臣道絶由唐末藩鎭不臣，沿习以致此极。今日迎新天子，明日迎新天子；今日黄袍加身，明日黄袍加身。宋太祖分明是弑君。自开辟以来，君臣道丧，莫甚于此时。可惜此等英雄人，反做此等事。然自仁宗后，风气渐复，人才之盛，三代以下罕比。此亦气运使然，有眞儒而不用，所以民不被其泽。故儒风振作，过于汉唐，语其治终在汉唐之下。
大抵君臣相合，各从其类。好道之君，方能用有道之臣；好利之君，必用计利之臣。宋神宗，满朝君子，独用安石者，以安石利心与神宗合也。如安石忧财力困穷，而言治财之道；神宗即位初，便言当今以理财为急务。此二人者，利心相契，其行泉府、青苖、市易等法，虽攻之者甚众，终不能破二人功利固结之心也。
宋徽宗画最妙，世传为至寳。徽宗为君，玩物丧志
译夏、商、周三代以后的君主中，汉高祖的天资最高，可惜没有真正的儒者辅佐。如果能得到真正的儒者辅佐，三代那样的盛世是可以恢复的。那时秦朝的法律苛刻暴虐，不能沿袭战国时期的做法，又没有治理天下的方法可以传承。如果有真正的儒者举荐先王的法度，高祖一定会依从。
汉高祖只能战胜没有仁义的人，如果遇到仁者，高祖就会臣服。韩信只能战胜没有智勇的人，如果遇到有智勇的人，韩信的计谋就无法施展了。
项羽当初听从范增的计策，拥立义帝，当时也是时势应当如此，君臣的名分既然已经确定，怎么可以再行弑君篡逆之事呢？光武帝对待更始帝，处理得就很好，更始帝本来不足以做君主，光武帝是汉室同姓，本来就可以中兴汉室，而光武帝也没有杀他，这是善于处理君臣变故的人。
汉武帝才足以有所作为，可惜欲望太多；周世宗才足以有所作为，可惜没有学问；宋神宗也想有所作为，可惜沉溺于功利。君主不致力于学习，就会认为礼乐制度琐碎不值得去做，而想直接追求功利，却不知道上天生出圣人，是代替上天来施行教化；圣人制定礼乐，是代替圣人来完成教化。这是上天借助圣人的手，所以上天不说话而万物安宁；圣人借助礼乐，所以自己不劳累而教化得以推行。
汉景帝不杀他的母弟梁王，也可以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梁王凭借母亲的宠爱，想谋求做太子，议臣袁盎坚持正义劝谏阻止他。等到梁王杀了袁盎，那么罪过本来应当处死；然而皇后哭泣不吃东西，必定会伤害生命，所以景帝宁愿委屈法律来伸张恩德。这也是天理人情的极致。
隋文帝是篡夺国家的君主，王仲淹献上太平策，可以说是不能识人。篡弑之人，自身犯下大逆之罪，如果北面称臣侍奉他，就是逆党了。稍微懂得义理的人都不会这样做。况且古代做官的人，都想施行道义来救济百姓。篡弑之人，自身不正，不可以君临天下，又怎么能和他一起施行道义呢？
胡安国指责唐太宗不能声讨杨广弑君篡逆的罪行，宣扬大义去讨伐他，这话确实恰当。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义就不会空自施行。太宗凭借英武的才略谋取天下，可惜没有学问，不曾穷尽事理、端正心志，去除私欲、遏制欲望，用理所当然的道理来处理应当做的事，伸张大义拯救百姓性命，所以用了很多智谋计策，非常鄙陋。他的用心大概与窦建德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才智勇略不是窦建德、王世充所能比及的，怎么可以用商汤、周武王的事迹来期望他呢？假使他真有圣王的学问，必定会仁义奋发，诚心誓师，声讨杨广弑君篡逆的罪行，毒害流遍四海，军民受害的原因，传布檄文到各州郡，宣告天下，宣谕两京，表示身负方面重任，不忍心看着贼寇不讨伐，坐视百姓困苦死亡而不救助，愿意与天下豪杰共同兴起义兵，来执行上天的讨伐，那么义士就会奋发，百姓就会翘首期盼，有征伐而没有战争了。
李建成、李世民的事，以前的儒者论述得很详细，推究根本来说，人的心纯乎天理，才能处理这类事情。李建成、李元吉不值得责备，李世民与高祖谋取天下，都是出于利心。孟子所说的父子兄弟怀着利心互相交往，当时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各自设置僚属将佐，势力本来互相倾轧。假使李世民没有利心，兄弟骨肉之间，完全以天理交往，至诚地侍奉兄长、爱护弟弟，或许还差不多。像李建成、李元吉被怀疑后辞职，权位退让，安于贫困直到终老，不容忍就宁可死，也不可以杀兄来伤害天伦。当时李世民自己说骨肉相残，是古今最大的恶行，也知道惭愧了。可惜人欲胜过天理微弱，处理不当。
欧阳修说：“秦国凭借功力取得天下，力是对的，功是错的。秦国凭借兵力攻取，使百姓肝脑涂地，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有什么功可言？”
《资治通鉴纲目》记载《周世宗废除没有定额的寺院，禁止私自剃度僧尼》。圣王的制度，都本于天理的自然，而裁成它作为天下不变的定准，称之为定额是可以的。现在周世宗既然废除了没有定额的寺院，必定存有定额的寺院，却不知道寺院是天理中必定不存在的，怎么可以立为定额呢？禁止私自剃度僧尼，那么僧尼又可以公开剃度吗？据事直书，周世宗没有学问的浅陋，自然显现了。
宋太祖分明是篡位，也是乘着五代的风气。五代时期，君臣之道断绝，从唐末藩镇不臣服，沿袭习气导致这种极端。今天迎新天子，明天迎新天子；今天黄袍加身，明天黄袍加身。宋太祖分明是弑君篡位。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君臣之道丧失，没有比这时更严重的。可惜这样的英雄人物，反而做这样的事。然而自从仁宗以后，风气逐渐恢复，人才的兴盛，三代以后很少能比。这也是气运使然，有真正的儒者却不任用，所以百姓没有受到恩泽。所以儒风振作，超过汉唐，论其治理终究在汉唐之下。
大体上君臣相合，各自跟随同类。好道的君主，才能任用有道的臣子；好利的君主，必定任用计谋求利的臣子。宋神宗，满朝君子，唯独任用王安石，是因为王安石的利心与神宗相合。像王安石担忧财力困穷，而谈论治理财物的道理；神宗即位之初，就说当今以理财为急务。这两个人，利心相契，他们推行泉府、青苗、市易等法，虽然攻击的人很多，终究不能打破两人功利固结的心。
宋徽宗画得最妙，世间传为至宝。徽宗做君主，玩物丧志
，如此失天下，宜矣。
向在南昌，与张廷祥论三代以下，有汉髙祖，天姿朴厚，志髙才大，承秦之暴，无法可因，彼时有眞儒者出，举先王之法，庶几可行，惜乎当时无人，虽有张子房，乃杂黄老，智谋有余，非先王之学，韩信等俱是功利，萧何等亦非修身正主之学。其后有汉武帝，志髙才雄，慨然欲大有为，彼时若董仲舒本领纯正，庶几王者之佐，然见道亦不甚分明，亦无以使汉武实下手做工夫，以去私欲而复天理，故汉武虽以有为之姿，终为物欲所胜，而不克成也。至宋神宗，天资明敏，奋然有为，当时有程子等眞圣贤之佐，惜乎为王安石所间，神宗不能信用，安石亦志髙才敏，惜学术不正，若使明道为相，安石为参佐，亦可有为，明道才大徳盛，行道济时，复三代之治，如反掌。故廷祥以为此天地间大机会，惜哉。
译像这样失去天下，是理所当然的。
以前在南昌时，我与张廷祥讨论三代以后的历史，认为有汉高祖，他天性朴实敦厚，志向高远、才能宏大，承接秦朝的暴政，没有现成的法度可以沿袭。那时如果有真正的儒者出现，推行先王的法度，大概还可以行得通。可惜当时没有这样的人，虽然有张良，但他兼杂黄老之术，智谋有余，却不是先王的学问；韩信等人都是追求功利，萧何等人也不是修身正主的学问。
后来有汉武帝，志向高远、才能雄健，慷慨激昂地想要大有作为。那时如果董仲舒的学问纯正，大概可以成为帝王的辅佐，但他对道的认识也不十分分明，也没有办法让汉武帝切实地着手做工夫，以去除私欲而恢复天理。所以汉武帝虽然拥有大有作为的资质，最终却被物欲所战胜，而不能成功。
到了宋神宗，天资聪明敏捷，奋发有为。当时有程子等真正的圣贤作为辅佐，可惜被王安石所离间，神宗不能信任他们。王安石也志向高远、才能敏捷，可惜学术不正。如果让程颢（明道）做宰相，王安石做参佐，也可以大有作为。程颢才大德盛，推行大道以救济时世，恢复三代的治世，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所以张廷祥认为这是天地间的大机会，可惜啊。
尧夫以皇帝王霸并数，便不相伦。葢帝王无异道，是纯乎天理，无一毫人欲之私。霸者元是私意，纵窥测得天理来用，只是假，岂可与帝王同年而语哉？
永乐间，道义名节之士未见，只有许多才子出来弄诗文。
春秋之时，霸主之有功于中国，莫大于齐桓、晋文、晋悼。然桓公之才大，晋文之才雄，悼公之才髙惜其无学力，故天理不明，急于功利。或曰：“使文王为之何如？”曰：“使圣人为之，必率诸侯以循轨度，辅屏王室，朝贡以时，必无不庭之诸侯，僭王之吴、楚、谭、弦、江、虞，必不见灭。信义旣孚，盟歃必不屡用；仁恩旣洽，陈、郑必不肯叛；徳威旣立，荆、楚必不敢慿陵。礼乐征代，自天子出，已则奉命而行，所以赞时王以兴复文、武、成、康之业。必不如桓、文攘天子之权，以济己之私也。”
霸者有一半功便有一半害
霸者虽有功于当时，然三纲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霸者，非有利于己底事皆不做，言与己无干也。不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己，皆吾事也。
圣人不忍生民涂炭，故取霸者之功；圣门明乎修己治人之道，故羞称五霸。
先儒言「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此推其极而言也。
事事存其当然之理而已，无与焉，便是王者事。着些计较，便是私吝心，即流于霸矣。
王道最易行，只要君身修，皇建其有极，王道根本。
天下古今共此个道理，大用之则大治，小用之则小治，小失之则小乱，大失之则大乱。诚者为王，假者为霸，窃者为奸。未有舍此而能济者。
古今败国者，皆自败也。或荒淫，或游畋，或暴虐，或狎小人，或好宫室，或好货聚敛，皆亡国之具也。故为君者，必兢业修身，任贤去奸，爱养斯民，乃保国长久之道。
女色之害，甚酷。小则亡身，大则亡国。纣嬖一妲己，而殷之宗庙社稷灭亡。幽王嬖一褒姒，宗周丧灭。文姜淫而杀鲁桓、齐襄二君。宣姜淫而卫为狄灭。女色之害，可胜言哉！
周公诛管叔，是理当诛。周公虽不欲，然天理所在，周公不得违也。周公之诛管叔，汤武之伐桀纣，皆圣人之不幸，非其本心也。或曰：“何以见汤武不幸处？”曰：“使桀纣贤，汤武为诸侯，岂不自在。”
王介甫诗言「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脱使当年身便死，至今眞伪有谁知」？此是据他地头说，岂有心通乎道而不能知人者哉？当时六军万姓皆知周公之心。诗曰「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又曰「公孙硕肤，赤舄几几」。非能知周公者乎？王莽之奸，虽当时识之者少，然其过服垢弊餙为节俭，假为谦恭，无非矫情干誉之事，包藏祸心之谋。其藏于中者如此，其发于外者必有赧然之色，偏诐文餙之言，亦非难知也。但不遇有道者照之。
先儒言张子房平生事业皆自素书中出，此诚然也。葢其权谋智术，处身处事，进退行藏，与素书无一不合。后世智谋之髙妙，无出于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已而感乎人，有诸中而形诸外，不必全假智谋。明哲保身，亦非全计利害。以此论之，黄张之道不出一私字，圣贤之道不出一公字。
韩信言汉髙帝善将将。汉髙亦非善将将者。古之善将将者，舜征三苖而用禹，汤伐桀而用伊尹，武王伐纣而用尚父，此乃善将将也。如汉髙用计谋以驭韩彭，又使韩彭不得其善终，可谓之善将将乎？或言光武善将将，许多功臣皆得善终。曰：光武亦非善将将者。古之善用人者，尽其才，进其徳，保其身，诚感其心，用尽其才，位称其徳，赏当其功，故各止其所，各安其分，何用许多智计以制服之乎？曰：以韩信之智谋才气，其志又在功利，若非髙帝有以制驭之，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曰：髙帝本领未正，君徳未全，故其所为不过如此。设使本心纯是天理，不以谋天下为心，只以救生民为事，义以举事，诚以感人，四海之内皆引领向风，感于仁，勇于义，况韩彭乎？当初汉髙
译邵雍将帝、王、霸并列计算，便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帝和王没有不同的道，都是纯粹的天理，没有一丝一毫人的私欲。霸者原本就是出于私意，纵然窥测到天理来运用，也只是虚假的，哪里能与帝、王相提并论呢？
永乐年间，讲求道义名节的人士还没有出现，只有许多才子出来卖弄诗文。
春秋时期，霸主对中国有功绩的，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晋悼公更大的了。然而桓公的才能宏大，晋文公的才能雄健，晋悼公的才能高超，可惜他们缺乏学问修养，所以天理不明，急于追求功利。有人说：“假使周文王来做霸主会怎样？”回答说：“假使圣人来做，一定会率领诸侯遵循法度，辅佐屏卫王室，按时朝贡，一定不会有不臣服的诸侯，僭越称王的吴、楚、谭、弦、江、虞等国，一定不会被消灭。信义既然令人信服，盟誓歃血就一定不会频繁使用；仁恩既然融洽，陈、郑两国一定不肯背叛；德威既然确立，荆、楚一定不敢侵凌。礼乐征伐，都出自天子，自己则奉命行事，以此来赞辅当时的君王，复兴文、武、成、康的基业。一定不会像桓公、文公那样，夺取天子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霸者有一半的功，便有一半的害。
霸者虽然对当时有功绩，然而三纲五常终究扶植不起来，所以孔子作《春秋》来阐明这个道理。
霸者，凡是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事都不做，说与自己无关。不知道仁者，把天地万物看作自己，都是我的事。
圣人不忍心百姓遭受苦难，所以取用霸者的功绩；圣人的门徒明白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所以羞于称颂五霸。
先儒说“王道之外没有平坦的路”，全是荆棘；仁义之外没有功利，全是祸殃。这是推究到极致而言的。
每件事都存留其应当如此的理而已，不参与其中，便是王者的事。掺杂一些计较，便是私吝之心，就流于霸道了。
王道最容易实行，只要君主修养自身，建立最高的准则，这就是王道的根本。
天下古今共用这个道理，大用则大治，小用则小治，小失则小乱，大失则大乱。真诚的是王，虚假的是霸，窃取的是奸。没有舍弃这个而能成功的。
古今败坏国家的人，都是自取败亡。有的荒淫，有的游猎，有的暴虐，有的亲近小人，有的喜好宫室，有的贪财聚敛，这些都是亡国的因素。所以做君主的，必须兢兢业业修养自身，任用贤人去除奸佞，爱护养育百姓，这才是保国长久之道。
女色的危害，非常残酷。小的危害是丧失自身，大的危害是灭亡国家。商纣王宠幸一个妲己，殷朝的宗庙社稷就灭亡了。周幽王宠幸一个褒姒，宗周就丧灭了。文姜淫乱而杀害了鲁桓公、齐襄公两位国君。宣姜淫乱而卫国被狄人灭亡。女色的危害，哪里说得完呢！
周公诛杀管叔，是理当诛杀的。周公虽然不愿意，然而天理所在，周公不能违背。周公诛杀管叔，商汤、周武王讨伐夏桀、商纣，都是圣人的不幸，不是他们的本心。有人说：“从哪里看出汤、武的不幸呢？”回答说：“假使桀、纣贤明，汤、武作为诸侯，难道不自由自在吗。”
王安石诗中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至今真伪有谁知”？这是从他们的立场上说的，难道有心通达大道而不能识人的人吗？当时六军万姓都知道周公的心。《诗经》说“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又说“公孙硕肤，赤舄几几”。这不是能了解周公的人吗？王莽的奸诈，虽然当时识别的人少，然而他过分穿破旧衣服装作节俭，假装谦恭，无非是矫情求誉的事，包藏祸心的谋略。他内心藏着这样的念头，他外在表现的一定有羞愧的神色，偏颇文饰的言辞，也不是难以知道的。只是没有遇到有道的人来洞察他。
先儒说张良平生的事业都出自《素书》，这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他的权谋智术，处处行事，进退行藏，与《素书》没有一处不合。后世智谋的高妙，没有超出这个的。但他不知道天理本然的妙处，自身充足而感动他人，内在有而外在表现，不必完全借助智谋。明哲保身，也不是完全计较利害。以此来看，黄、张之道不出一个“私”字，圣贤之道不出一个“公”字。
韩信说汉高祖善于驾驭将领。汉高祖也不是善于驾驭将领的人。古代善于驾驭将领的人，舜征伐三苗而任用禹，汤讨伐桀而任用伊尹，武王讨伐纣而任用姜尚，这才是善于驾驭将领。像汉高祖用计谋来驾驭韩信、彭越，又使韩信、彭越不得善终，能称为善于驾驭将领吗？有人说光武帝善于驾驭将领，许多功臣都得到善终。回答说：光武帝也不是善于驾驭将领的人。古代善于用人的人，尽其才能，进其德行，保其身体，真诚感动其心，用尽其才能，职位称其德行，赏赐当其功劳，所以各自安守本位，各自安守本分，何需用许多智计来制服他们呢？有人说：以韩信的智谋才气，他的志向又在功利，如果不是高祖有办法制约驾驭他，他的祸患不可胜言。回答说：高祖的根本未正，君德未全，所以他的作为不过如此。假使本心纯粹是天理，不以谋取天下为心，只以拯救百姓为事，以义举事，以诚感人，四海之内都伸长脖子向往，感动于仁，勇于义，何况韩信、彭越呢？当初汉高祖
本以利天下为心，韩彭亦以利合。髙帝旣欲谋天下，韩信岂不欲谋国乎？髙帝旣欲为帝，韩信岂不欲为王乎？韩信功利之人，不足道，为汉髙惜也。曰：汤武诛桀纣后遂为天子，何以见其不谋天下？曰：人之所得于天而全具于我者，谓之性。圣人只是尽性，曷尝有一毫利心，舎吾性分之固有以求富贵？贤者且不为，况圣人乎？圣人体具于中，用之发于外者，自不容己，其仁民爱物皆自至诚中出，天下之人仰戴若父母，若婴儿失所，皆涕泣思亲，汤武安得不怜而救之乎？况桀纣暴恶已极，天命已絶，汤武亦不敢逆天而不伐。曰：何以见桀纣天命絶？曰：天命者天理也。君者所以为天下臣民之主，天命之以养斯民者，今乃逆天为暴，则自失君道，自絶其命，不可为君矣。况天命具在人心，人心怨叛如此，则天命之絶可知。曰：周室旣衰，孔子作《春秋》以尊周为义，何也？曰：《春秋》之时，周室旣衰，而先王徳泽未冺，民皆思周，未忘，观《黍离》及《匪风》《下泉》之诗，则可见。虽以齐桓、晋文之盛，犹曰咫尺天颜，践土。犹三觐王，或又曰：「使孔子居桓、文之位，如何？」曰：「只是辅周天子，修明文武、周公之典，以号令天下，率天下诸侯以奉周法，循侯度，兴礼乐，明教化。若攘外安内之功，乃其余事耳。」
译我本以利于天下为心，韩信、彭越也是因利益而结合。高祖既然想要谋取天下，韩信难道不想谋取国家吗？高祖既然想要做皇帝，韩信难道不想做王吗？韩信是追求功利的人，不值一提，可惜的却是汉高祖。问：商汤、周武王诛杀夏桀、商纣之后便成为天子，凭什么看出他们没有谋取天下的私心？答：人从上天获得并在我身上完全具备的，叫做本性。圣人只是充分实现本性，何曾有丝毫利欲之心，舍弃我本性中固有的东西去追求富贵？贤者尚且不做，何况圣人呢？圣人本性具足于内心，其作用发显于外，自然无法抑制，他仁爱百姓、爱护万物，都是从至诚的心中流露出来，天下人敬仰拥戴他如同父母，如同婴儿失去依靠，都流泪哭泣思念亲人，商汤、周武王怎能不怜悯并救助他们呢？况且夏桀、商纣的残暴邪恶已达到极点，上天的意旨已经断绝，商汤、周武王也不敢违背天意而不讨伐。问：凭什么看出夏桀、商纣的上天意旨已经断绝？答：上天意旨就是天理。君主是用来作为天下臣民的主宰，上天赋予他养育这些百姓的使命，如今却违背天理施行暴政，那就自己丧失了君主的正道，自己断绝了上天的意旨，不能再做君主了。况且上天意旨体现在人心之中，人心怨恨背叛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上天意旨的断绝就可以知道了。问：周朝王室既然衰微，孔子作《春秋》以尊崇周朝为义，为什么呢？答：《春秋》的时代，周朝王室虽然衰微，但先王的恩德润泽尚未消亡，百姓都思念周朝，未曾遗忘，看看《黍离》以及《匪风》《下泉》这些诗篇，就可以知道了。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强盛，还说“近在咫尺见到天子容颜，在践土会盟”，还三次朝见周天子，或者又说：“假如孔子处在齐桓公、晋文公的位置，会怎么样？”答：“只是辅佐周天子，修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典章制度，以此号令天下，率领天下诸侯奉行周朝的法度，遵循诸侯的等级制度，振兴礼乐，彰明教化。至于攘除外患、安定内部的功业，不过是其余的小事罢了。”
将相一体，方能成天下之务。韩信、李愬能成其功，以有萧何、裴度恊心于内；宗泽、岳飞不能成功，是为汪、秦沮挠于内也。
诸葛孔明、司马懿智勇相等，只是孔明公平正大之气，非懿所能敌，故懿举中原之兵，不能当偏蜀之师，那时不敢出战，军师已丧，气孔明三年不死，懿成擒矣。
诸葛孔明三年不死，则天下定矣。当时司马懿不敢出，与汉兵战，则三军之气自然沮丧。况孔明屯田足食，因其土以为耕，因其民以为众，推恩立信以镇抚之。吾气旣壮，则贼气自夺。
荀彧有智谋，而从曹操，是不讲学之故；霍光忠智有余，其妻弑许后而不诛，亦是不讲学之故。
刘伯温深护唐太宗，不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伯温智谋之士，不知王道之大，故也。人才难得，当尧之时，人才之盛，生民未有。此后独周为盛，周末孔颜之生，人才亦可谓盛。此后惟宋也。
人为小小功业动其心，只是不识义理。如邓艾下蜀，有甚功业？助簒逆以灭人之国，罪大矣。
谢安，东晋中第一人物，其气英明，惜乎未学，又好尚清雅旷达，无诚心整顿物理，当时有多少当为事，都不做。
陆宣公才极精宻，周遍三代以下，罕及。但唐徳宗庸君，不能尽其才，岂公不以格君心为先务乎？
人才气虽大，不可无学力。如冦莱公，后来因天书复相，是相率为伪，更做得甚事？
为宰相，不能搜访天下贤才而用之，更使谁去为治？朱子言：「吕夷简为相，有范文正不能用，更有甚相业。」
文天祥当宋末，贾似道当国，专权事已不可为矣。后间率兵勤王，又与陈宜中等掣肘，已不是时候。况天祥之才本疎乎。
功臣多不保其终者，盖其始初，君臣只是利心相合，未尝以道合。其所为者多权谋智计，未尝以道义匡其君，故其君亦以权谋智计待之。或君忌其能，臣挟其功，欲保其终，岂不难哉？儒者只务引其君当道，道旣行，则可以保天下之民，岂不能保其身乎？然则扬雄，儒者不保终，何也？雄非功臣，亦非以道事君者。子路之死，程朱之禁，如何？子路亦非能以道事君，程朱是以道事君而不合者。
君子小人不可共治。是善恶邪正必相反也。君子必治，小人必乱者，盖君子之徳足以格君化民，况人以类从。君子用，则贤才举，徳政修，安有不治？小人用，则奸邪进，虐政多，安有不乱？
君子、小人自不相容，其类不同也。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未有君子、小人共治者也。然则尧用四凶，岂不是小人？曰：尧圣人也，圣君徳盛势重，方可因其才而用之。孔明用魏延如何？曰：魏延虽小人，非是大奸恶，故孔明亦因其才而用之。
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互为消长，此治乱所由分。君人者所当精察明辨，以进退之。出仕者亦当自守，不可误入小人之党。与小人为党，终必败也。
进君子，退小人，此为政第一义。然须果断以行之，若是好贤而不能进，恶小人而不能退，反自取祸败。
处小人最难，位髙势重，可以处置小人；才髙徳重，可以处小人。
处小人，不可一向疾恶之，须先以善养之。养之不格，然后从而处置之。
小人败天下，吃紧是移惑君心，又引小人来居要位。
君子以有才为幸，小人以无才为幸。
恃才者，最是人之大病。不惟败事，必不能保身。舎己从人，方做得天下事。
人肯自修，则喜闻过。喜闻过，则能来忠直之士。忠直之士进，则小人退，君子进，则国家之治，本于此。不自修者，则忌闻过。忌闻过，则心好谄谀。好谄谀，则谗谄面谀之人进，君子退矣。国家之乱，本于此。
忠邪不两立，卢杞等黜，然后陆宣公之志方可伸其一二，而唐室之复不旋日矣。
忠贤旣用，奸邪自息；如春阳既长，阴冻自消。
程子曰：「论治须要识体。如修徳、建极、化导臣民，精择宰相，分建众职者，人君之体也。致君泽民，精选人才，进贤退不肖者，宰相之体也。宣布君上徳威，设立政条，分任有司，察民安否利害，以施劝惩，黜陟上司之体也。
译将相同心协力，才能成就天下的事务。韩信、李愬能够成就功业，是因为有萧何、裴度在内部同心辅佐；宗泽、岳飞不能成功，是因为有汪伯彦、秦桧在内部阻挠破坏。
诸葛孔明与司马懿智勇相当，只是孔明拥有公平正大的气概，这是司马懿所不能抵挡的，所以司马懿率领中原的军队，抵挡不住偏安蜀地的军队，那时不敢出战，军师已经丧气，如果孔明三年不死，司马懿就将被擒获了。
如果诸葛孔明三年不死，那么天下就平定了。当时司马懿不敢出来与汉军交战，那么三军的士气自然就会沮丧。况且孔明屯田使粮食充足，利用当地的土地进行耕种，利用当地的人口作为兵源，推行恩德、建立信义来镇抚百姓。我们的士气既然壮大，那么贼寇的士气自然就会丧失。
荀彧有智谋，却跟随曹操，这是不讲究学问的缘故；霍光忠诚智慧有余，但他的妻子杀害许皇后却没有诛杀，这也是不讲究学问的缘故。
刘伯温深切拥护唐太宗，不知道孔子的门徒不谈论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业。刘伯温是智谋之士，不懂得王道的宏大，所以如此。人才难得，在尧的时候，人才兴盛，是百姓未曾有过的。此后只有周朝最为兴盛，周末孔子、颜回出生，人才也可以说是兴盛。此后只有宋朝了。
人因为小小的功业就动心，只是不认识义理。比如邓艾攻下蜀国，有什么功业？帮助篡逆来灭掉别人的国家，罪过太大了。
谢安是东晋第一人物，他的气概英明，可惜没有学问，又崇尚清雅旷达，没有诚心整顿治理事务，当时有多少应当做的事，他都不做。
陆宣公的才能极其精密周全，三代以下很少能比得上。但是唐德宗是平庸的君主，不能让他充分发挥才能，难道陆宣公不把端正君主的心作为首要任务吗？
人才的气概虽然大，不可没有学问。比如寇准，后来因为天书之事再次拜相，这是互相欺骗，还能做成什么事？
做宰相，如果不能搜访天下的贤才而任用他们，还让谁去治理国家？朱子说：“吕夷简做宰相，有范仲淹这样的贤才不能用，还有什么宰相的业绩。”
文天祥处在宋朝末年，贾似道掌权，专权的事情已经不可为矣。后来偶尔率领军队勤王，又与陈宜中等人互相掣肘，已经不是时候了。况且文天祥的才能本来就很疏浅。
功臣大多不能保全善终，大概是因为起初，君臣只是因利益之心相合，未曾因道义相合。他们所做的事多是权谋智计，未曾用道义匡正君主，所以君主也用权谋智计对待他们。或者君主忌惮他们的才能，臣子倚仗他们的功劳，想要保全善终，难道不难吗？儒者只致力于引导君主走上正道，道义既然施行，就可以保全天下的百姓，难道不能保全自身吗？然而扬雄是儒者却不能保全善终，为什么呢？扬雄不是功臣，也不是以道义侍奉君主的人。子路的死，程朱的禁止，怎么解释？子路也不是能以道义侍奉君主的人，程朱是以道义侍奉君主而不被接纳的人。
君子和小人不能共同治理国家。这是因为善恶邪正必然相反。君子必然治理好国家，小人必然使国家混乱，这是因为君子的德行足以端正君主、教化百姓，况且人以同类相从。君子被任用，那么贤才就被举荐，德政就被修明，怎么会不治理好呢？小人被任用，那么奸邪就被进用，暴政就多，怎么会不混乱呢？
君子和小人自然不相容，他们的类别不同。君子进用那么小人就退避，小人进用那么君子就退避，没有君子和小人共同治理国家的情况。然而尧任用四凶，难道不是小人吗？回答说：尧是圣人，圣明的君主德行盛大、权势重大，才可以凭借他们的才能而任用他们。孔明任用魏延怎么样？回答说：魏延虽然是小人，但不是大奸大恶，所以孔明也凭借他的才能而任用他。
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互相消长，这是治乱分别的原因。君主应当精细考察、明辨是非，以此来进退人才。出仕的人也应当自我坚守，不可误入小人的党派。与小人为党，最终必然失败。
进用君子，退避小人，这是为政的第一要义。然而必须果断地实行，如果是喜爱贤人而不能进用，厌恶小人而不能退避，反而自取祸败。
对付小人最难，地位高、权势重，可以处置小人；才能高、德行重，可以对付小人。
对付小人，不可一味地憎恶他们，必须先以善道培养他们。培养而不能感化，然后才去处置他们。
小人败坏天下，紧要的是迷惑君主的心，又引荐小人占据重要职位。
君子以有才能为幸运，小人以无才能为幸运。
倚仗才能的人，最是人的大病。不仅败坏事情，一定不能保全自身。舍弃自己而顺从他人，才能做成天下的事。
人肯自我修养，就喜欢听到过错。喜欢听到过错，就能招来忠直之士。忠直之士进用，那么小人就退避，君子进用，那么国家的治理，根本就在于此。不自我修养的人，就忌讳听到过错。忌讳听到过错，心里就喜欢谄媚阿谀。喜欢谄媚阿谀，那么谗言、谄媚、当面阿谀的人就进用，君子就退避了。国家的混乱，根本就在于此。
忠臣与奸邪不两立，卢杞等人被罢黜，然后陆宣公的志向才能伸张一二，而唐室的复兴也就指日可待了。
忠贤既然被任用，奸邪自然平息；就像春阳既长，阴寒冰冻自然消融。
程子说：“论治必须认识根本。比如修养德行、建立准则、教化引导臣民，精心选择宰相，分设各种官职，这是君主的根本。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精心选拔人才，进用贤人、退避不肖，这是宰相的根本。宣扬君上的德行威严，设立政令条例，分派各部门官员，考察百姓的安危利害，以此施行劝诫惩罚，考核升降上级官员，这是上级官员的根本。”
天生蒸民，立司牧以养之。若纵欲为暴，便失君道。
师保得其人，则君身修；宰相得其人，则百职举。
宰相之职，在于进贤退不肖。进贤退不肖，在于能知人。知人，在于修身。修身，莫先于穷理。穷理者，在于读书论事，推究到极处。
朱子说：「科举虽做了状元，可惜输了这边工夫。」
西山眞氏先心经而后政，经则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为治之道，有二：修身明徳，以感发、作兴其同然之善心，是头一等事；处置得宜，是第二等事。二者不可废一。
朱子曰：「公卿以下士为难，士以不自失为贵。」
世间人才尽有，亦多有肯做功业者，只是理不明，做功业不出。此《大学》以穷理为先也。
先王之世，一道徳，同风俗，故人才只是一様。后世有道学之士，有节义之士，有功名之士，有利禄之士，文人举子，诗人墨客，又有老释异端之徒，倡优技术，杂然混处，所以害道败俗，不可胜言。原其所由，皆因王政不行，小学大学之教不立，故人各以己意为学，传习之久，遂有许多等人物。若政教立，则皆在吾化育之中，所谓节义、功名、利禄、文人、诗人，尽归于道徳，而学者亦有基本可立，不流于异流，倡优技术，亦皆变于正人矣。
或问：「如何得尽知天下之贤？」朱子曰：「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来。有一好人作台谏，不好人自住不得。」
天下人才，要圣人出来得位，收拾，随其所长而用之。茍无圣人在上裁而用之，则清髙者多隐逸，才智者多趋功名，旷大者多入异端。
只一个正大道理，圣王在上，发出来鼓舞得天下人起，区区计谋不足道。
贤才，国之桢干，民社所依以立也。汉以钩党杀许多名士，而国随以亡。宦官亦自剥其庐，其后宦官悉为袁绍所诛，无少长，尽被杀至二千余人。有非宦官因无须而误杀者。
簒弑之君，不能致治者，葢以其悖天理，丧心徳，无以教其下，而有道之贤，必不肯为之臣。智力胜者，仅能把持得住；丧败者，多矣。
天地只是一个生物之心，圣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爱物，自不能已。
天地之情正，大圣人之情亦正大，故不为煦煦之仁，孑孑之义。
为煦煦之仁，孑孑之义者，一则所见小，二则立心私。
程子曰：「圣人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
圣人作事，动循天理，动中机会。循天理，则人心服而化；中机会，则事当而易治。
圣人有忧世之心，无忿世之心。葢世道既衰，上无明主，圣人在下，只得随时尽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长往也。
古之圣贤，只要尽此道理，事业则随所遇，富贵贫贱不足道。
圣贤生于治世，有治世事业；生于乱世，有乱世事业。事业虽殊，其道则一。圣
贤治世，是从天理上展开去，所以人不可及。后世才智之士，用尽气力，只见功业之卑。
今人为利而仕，便不正当了。纵有小小功业，亦不济事。凡处事，只要循理，不可先计较利。
今人自置身于卑污茍贱之中，却要去外面求贵。
才不胜，不可居其位；职不称，不可食其禄。
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大行不加，穷居不损。须要识此。
人要做事业，亦是私意。君子之学，只是明理应事。事当为处，则汲汲为之不倦；不当为处，则截然不为。故禹稷忧，而颜子乐也。
士君子只当守道安贫，以待君上之求，不当自求进。求进则先失其道矣。
在上者身旣修理既明则徳望素着不待政教号令之出而民已归服景仰况于设施之际事得其宜政教号令既出刑罚既施如雨露霜雪又何民之不感悦畏服乎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济者，鲜能保其终。
富盛之久者，自然骄奢淫惰，此盛之所以必衰。
居业録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居业録卷五
（明）胡居仁撰
○古今第五
天髙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葢尊卑上下，贵贱等级，以至仪章度数，皆有一定不易之理，不过假圣人之手而制作之，便成个礼。天下后世遵而行之，其实未制作之时，此礼之体已具也。
天髙地下，
译上天生育万民，设立君主和官吏来养育他们。如果放纵私欲、施行暴政，就违背了为君之道。
师傅和保傅选对了人，君主的自身修养就能完善；宰相选对了人，各种官职就能各司其职。
宰相的职责，在于举荐贤才、斥退不贤之人。举荐贤才、斥退不贤之人，关键在于能够识人。识人，关键在于修身。修身，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了。穷究事理，在于读书论事，推究到极点。
朱子说：“科举虽然考中了状元，可惜在这方面的功夫输了。”
西山真氏先生先讲心性之学而后讲政治，心性之学是身心修养的根本，也是治理天下的根本。
治理天下的方法，有两方面：修身明德，以感发、激发人们共同具有的善心，这是头等大事；处置得当，这是第二等大事。这两方面不可偏废其一。
朱子说：“公卿以下的人以得到士人为难，士人以不丧失自己的操守为贵。”
世间的人才应有尽有，也有很多肯建功立业的人，只是道理不明白，所以建功立业的事做不出来。这就是《大学》把穷究事理放在首位的原因。
先王时代，道德统一，风俗相同，所以人才只有一种。后世有道学之士，有节义之士，有功名之心的人，有利禄之心的人，文人举子，诗人墨客，还有老庄、佛教等异端之徒，以及倡优、技术人员，混杂在一起，因此危害正道、败坏风俗，不可胜数。推究其根源，都是因为王道政治不行，小学和大学的教化没有建立，所以人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求学，传习久了，就出现了这么多类人物。如果政治和教化建立起来，那么这些人都在我的教化养育之中，所谓节义、功名、利禄、文人、诗人都归于道德，而求学的人也有根本可以立足，不会流入异端，倡优和技术人员也都转变为正人君子了。
有人问：“怎样才能完全了解天下的贤才？”朱子说：“只需要用一个好人做宰相，贤才自然会被推举出来。有一个好人做台谏官，不好的人就待不住了。”
天下的人才，需要圣人出来处于高位，加以收拾，根据他们的长处来任用。如果没有圣人在上位裁断和任用，那么清高的人大多隐居，有才智的人大多追求功名，心胸旷达的人大多流入异端。
只有一个正大的道理，圣王在高位，发扬光大并鼓舞天下人兴起，那些小小的计谋就不值一提了。
贤才，是国家的栋梁，是百姓和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汉朝因为钩党之狱杀害了许多名士，国家随之灭亡。宦官也自毁其巢穴，后来宦官全被袁绍诛杀，无论老少，被杀的两千多人。还有不是宦官因为没胡须而被误杀的。
篡位弑君的君主，不能实现大治，大概是因为他们违背天理，丧失心性道德，无法教化下属，而有道的贤人，必定不肯做他们的臣子。靠智力取胜的，仅仅能勉强维持；导致败亡的，就多了。
天地只有一个生养万物的心，圣人完全具备天地的心，所以仁爱百姓、爱护万物，自然不能停止。
天地的情意正大，大圣人的情意也正大，所以不做那种小恩小惠的仁、斤斤计较的义。
做小恩小惠的仁、斤斤计较的义的人，一是所见狭小，二是立心自私。
程子说：“圣人能使天下顺治，并不是能为万物树立法则，只是让万物各安其位罢了。”
圣人做事，行动遵循天理，行动契合时机。遵循天理，那么人心信服并感化；契合时机，那么事情恰当且容易治理。
圣人有忧虑世道的爱心，没有愤恨世道的心。因为世道已经衰微，上面没有明君，圣人在下位，只能随时尽心拯救，不可愤恨世道而长久隐退。
古代的圣贤，只要穷尽这个理，事业则随遇而安，富贵贫贱都不值一提。
圣贤生于治世，有治世的事业；生于乱世，有乱世的事业。事业虽然不同，其道则是一致的。圣贤治理天下，是从天理上展开的，所以常人无法企及。后世的才智之士，用尽气力，只看到功业的卑微。
现在的人为了利益而出仕，就不正当了。即使有小小的功业，也无济于事。凡是处理事情，只要遵循理，不可先计较利益。
现在的人把自己置身于卑污苟贱之中，却要到外面去追求尊贵。
才能不胜任，不可居于那个职位；职责不相称，不可享用那份俸禄。
（道）不因为尧的存在而存在，不因为桀的灭亡而灭亡。大道通行时不增加，穷困隐居时不减少。必须认识这一点。
人要做事业，也是私意。君子的学问，只是明理应事。事情应当做的，就勤勉去做而不疲倦；不应当做的，就坚决不做。所以禹和稷忧虑，而颜回快乐。
士君子只应当守道安贫，等待君主的征召，不应当自己谋求进身。谋求进身就先失去了道了。
在上位的人自身修养完善、道理明白，那么德望一向显著，不等待政教号令发出，百姓已经归服景仰，何况在施行政策的时候，事情处理得当，政教号令已经发出，刑罚已经施行，如同雨露霜雪一样，又有什么百姓不感激喜悦、畏惧服从的呢？
君臣不以道相合，而以功利互相利用的，很少能保持到最后。
富贵昌盛久了，自然会骄傲奢侈、淫逸懒惰，这就是昌盛必然衰败的原因。
居业录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居业录卷五
（明）胡居仁撰
○古今第五
天高地低，万物分散各异，于是礼制实行了。大概尊卑上下、贵贱等级，以至于仪章度数，都有一定的不易之理，不过是借圣人的手来制作，便成了礼。天下后世遵行它，其实未制作的时候，这个礼的体已经具备了。
天高地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