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业録卷五
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此礼乐之本意也。圣人制作，只是因其自然之理，曷尝有一毫私意安排？礼乐既成，则所以节民之欲，感人之心，成人之徳，乃自然之功用。故程子曰：「若达，便是尧舜气象。」
译万物各自分散殊异，于是礼制得以施行。水流不息，融合同一而化育，于是音乐兴起。这就是礼乐的根本意旨。圣人创制礼乐，只是顺应其自然的理则，何曾有一毫私意去刻意安排？礼乐既已确立，那么用来节制百姓的欲望、感化人心的情感、成就人的德行，都是自然的功用。所以程子说：“如果通达（此理），便是尧舜的气象。”
圣人无一事不从道理出来，如礼乐刑政皆道也。后世道不明，礼乐刑政与道判为二物，故礼乐废而刑政倚于一偏也。
凡事有则，循其则即理也。裁而制之，则为法度。法度立，则弊可革。然行之则在得人。久或弊生，又可变而通之，以适于宜。
为治之法，当因事势而裁以天理。
近观三礼，皆是从天理上裁制出来。葢圣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万殊而一本，故许多制度节文，皆是圣人胸中流出。天下后世取以为法，学者须当由是以穷理。
茍非其人，道不虚行。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虽非良法，得贤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皆善，治道成矣。
处天下事，须得其总要。如君择相，相择诸司之长，长择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则天下事自理，此实理之自然，非强安排。如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生万。葢道理是如此，圣人只倚他这道理做，非圣人所造为也。
封建乃古圣人择贤以分治公天下之心也。使生民各有主，主各爱其民，上下维持以图久安至善之法。天子又有庆让、锡命、征讨之法以统御之。及天子无道，然后乃敢纵恣吞并，然亦不敢不自爱其民也。若不爱其民，则众不为用。故中才之主亦知爱其民以固邦本。惟昏愚之甚，然后肆其虐，又必有仁贤智勇起而救之，汤武是也。其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亾则虐民者必更之。立贤主以养其民。周衰，圣王不作，无有能伐暴救民者。及吞并已尽，秦以天下为己私，乃立郡县以为治，此亦势使然也。葢以秦之昏暴，固不能行先王之政，虽行封建，未必得人以主其国养其民，民必不服，国必生乱。借使能服，亦以土地人民自私，因秦之暴而叛焉。故曰「茍非其人，道不虚行，徳必如禹汤文武方能行之」，又必得仁厚有徳为诸侯，方能君国子民以承天子休命。论者以为封建不可复，诬矣。但郡县得人，亦可为治，固不必封建也。
今人多言古道不可行于今，此乃见道不明，徇俗茍且之论。古今之道一也，岂有可行于古，不可行于今？但古今风气淳漓不同，人事烦简有异，其制度文为不无随时斟酌而损益之。若道之极乎天地，具于人心者，岂有异哉？不能因时损益以通其变者，正为道不明也。孔子所谓“百世可知者”，岂欺后世哉？故《明道十事》皆言非有古今之异者也。
明道所论十事，条理详备，先王之法尽于此矣。当时若能用之，从容三代之法可复。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封建诸侯与之分治，是也。秦始皇以私心得天下，以天下为己之私物，岂做得封建事？又虑封建之后，诸侯各专其土地人民，难以制驭，与李斯寻得一个建郡县底法度来行，如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无不聴顺，免尾大不掉之患，以为可以传之无穷，故肆其恶，无所忌惮，不二世而亡。殊不知封建之法行，各国诸侯把持得紧，各爱其人民土地，猝难变动，因可夹辅王室，此法不行，故陈涉一起，荡然无制。此固是秦无徳，不行封建，使行他亦不能得好人去做诸侯，诸侯背叛，他亦做不得天下主，故封建之壊，亦是世变至此不得不壊。郡县之设，亦是事势至此不得不设。但建国则根本固难变动，然统治之法，又不如郡县易行。茍得其人，二法皆可也。
封建诸侯，先儒以为当复者，又有以为不可复者。以为可复者，使民各有主，以赖其爱养，区域周密，无天下土崩之患。以为不可复者，恐世袭封爵，或多骄滛害民，或据有土地人民，天子难制，易为乱叛，故无一定之论。愚尝思之，惟孟子有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则此法非圣王不能行之，审矣。然井田之法，所制民产以养民，虽中才之主皆当勉力行之，故孟、程、张、朱皆急于井田，缓于封建。或曰：“设行封建，当依孟子言百里，当依《周礼》言五百三百。”曰：“但当百里，曰郡县，可行井田乎？”曰：“可。”曰：“王莽何以不
译圣人没有一件事不是从道理中产生的，比如礼、乐、刑、政都是道的体现。后世道不明朗，礼、乐、刑、政与道被割裂为两样东西，所以礼乐废弛，而刑罚政令偏颇于一端。
凡事都有准则，遵循它的准则就是理。裁断并制定它，就成为法度。法度确立，弊端就可以革除。然而实行法度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时间久了或许弊端产生，又可以变革并通达它，以适应时宜。
治理国家的方法，应当根据事情的情势，用天理来裁断。
近来观察《周礼》《仪礼》《礼记》这“三礼”，都是从天理上裁断制定出来的。因为圣人的心理是一个，但作用不同；天下的事情千差万别，但根本只有一个，所以许多制度细节，都是从圣人胸中流露出来的。天下后世把它作为法则，求学的人必须由此来穷究事理。
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不会凭空实行。纵然有良法美意，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去实行，反而会成为弊政。虽然不是良法，如果得到贤才去实行，也能挽救一半。人和法都完善，治理之道就成就了。
处理天下事务，必须抓住总纲。比如君主选择宰相，宰相选择各部门长官，长官选择他们的属官，自然能得到合适的人。得到合适的人，天下事务自然治理好，这是理的自然体现，不是强行安排的。就像太极生出两仪，两仪生出四象，四象生出八卦，进而生出千变万化。因为道理就是这样，圣人只是依靠这道理去做，并不是圣人所创造出来的。
分封制是古代圣人选择贤人来分别治理、秉持公天下之心的一种制度。让百姓各有君主，君主各自爱护自己的百姓，上下相互维持，以求长久安定和至善的方法。天子又有庆赏、封赐、征讨的方法来统御他们。等到天子无道，他们才敢放纵兼并，但也不敢不爱护自己的百姓。如果不爱护百姓，众人就不会为他们所用。所以中等才能的君主也知道爱护百姓以巩固国家根本。只有极其昏庸愚昧的君主，然后才肆意暴虐，又必定有仁德贤明、智慧勇敢的人起来拯救他们，商汤和周武王就是这样。所谓“兼并弱小的，攻打昏暗的，夺取混乱的，侮辱灭亡的”，那么暴虐百姓的人必定会被更替。树立贤明的君主来养育百姓。周朝衰微，圣王不再出现，没有能讨伐暴政、拯救百姓的人。等到兼并已经殆尽，秦朝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于是设立郡县来治理，这也是形势使然。因为秦朝昏庸暴虐，本来就不能实行先王的政治，即使实行分封制，未必能得到合适的人来主持国家、养育百姓，百姓必定不服从，国家必定生乱。假使能服从，也会把土地人民当作私产，因为秦朝的暴政而叛乱。所以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不会凭空实行，德行必须像禹、汤、文、武那样才能实行”，又必须得到仁厚有德的诸侯，才能治理国家、视民如子，以承受天子的恩命。议论的人认为分封制不能恢复，这是诬蔑。但是郡县制如果得到合适的人，也可以治理好，本来就不一定非要分封制。
现在很多人说古道不能在今天实行，这是因为对道认识不明，迎合世俗、苟且敷衍的言论。古今的道是一样的，哪有能在古代实行，不能在今天实行的？只是古今风气淳朴与浇薄不同，人事繁杂与简略有差异，其制度文饰不免要随时斟酌而增减。至于道极于天地，具备于人心的部分，难道有差异吗？不能因时增减以通达变化的人，正是对道认识不明。孔子所说的“百世可知”，难道欺骗后世吗？所以《明道十事》都说没有古今的差异。
程颢所论述的十件事，条理详细完备，先王的法则都在这里了。当时如果能采用，从容不迫地恢复三代的法度是可以的。
有公天下的心，才能做公天下的事，分封诸侯与他们共同治理，就是这样。秦始皇以私心得到天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物，怎么能做分封的事？又担心分封之后，诸侯各自专断土地人民，难以控制，与李斯找到一个建立郡县的法度来实行，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无不听从顺从，免除尾大不掉的祸患，以为可以传给无穷后代，所以肆意作恶，无所忌惮，不到两代就灭亡了。却不知道分封制的法度实行，各国诸侯把持得紧，各自爱护自己的人民土地，突然难以变动，因而可以夹辅王室，这种法度不实行，所以陈涉一起事，就荡然无制。这固然因为秦朝无德，不实行分封制，即使实行他也得不到好人去做诸侯，诸侯背叛，他也做不了天下君主，所以分封制的败坏，也是世道变化到这一步不得不败坏。郡县的设立，也是事势到这一步不得不设立。但是建立国家则根本稳固难以变动，然而统治的方法，又不像郡县制容易实行。如果得到合适的人，两种方法都可以。
分封诸侯，先代儒者有的认为应当恢复，有的认为不能恢复。认为可以恢复的，是让百姓各有君主，依靠他们的爱护养育，区域严密，没有天下土崩的祸患。认为不能恢复的，是担心世袭封爵，或许多有骄奢淫逸害民的，或许占据土地人民，天子难以控制，容易作乱叛变，所以没有一定的结论。我曾经思考，只有孟子有话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度不能自行。”程颐说：“必须有《关雎》《麟趾》那样的心意，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那么这种法度不是圣王不能实行，确实如此。然而井田制，所规定的百姓产业以养育百姓，即使是中等才能的君主都应当勉力实行，所以孟、程、张、朱都急于实行井田制，对分封制则较为缓和。有人说：“如果实行分封制，应当依据孟子的说法是百里，还是依据《周礼》的说法是五百、三百？”回答说：“如果只是百里，说是郡县，可以实行井田制吗？”回答说：“可以。”回答说：“王莽为什么
后世以智力取天下，其治天下，乃把持制驭之术，未甞有爱养斯民之诚心，如何行得封建？其所封子弟功臣，皆是个享富贵之人，其害民叛上，必矣。故后世封建非理不可行，乃势不可行。秦始皇李斯言立诸侯，是更树兵。张子房说汉髙徳业事功俱不及周武王，如何封得六国后？是李斯、子房见得事势透。
凡正官，须要才徳兼全，方可为佐贰。官可截长补短用。
凡佐贰官，必须命于朝。僚属，则令长官自择。六部则一正三副，命于朝；监司则一正二副；郡则一正一副，命于朝；邑则惟正官，命于朝。其余僚属，大者荐闻，小者自辟。如此，则君相事亦简，亦不患不得人。盖君子小人各从其类，长贰君子，必不肯用小人为僚属。
官不得人，虽多何益？非但虚费禄食，必生事扰民。
朱子曰：「上之人曽不思量，时文一件，举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教？设学校，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
朱子曰：「今敎官只敎人做科举时文，若科举时文，他心心念念要争功名，若不敎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设官置吏，费廪禄教他？做也须是当职底人，怕人不识义理，须是要敎人识些。如今全无此意。」
天下古今，只着一个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读着书，便要求中科；释子诵着经，便要求一个福；禅子坐着禅，便要求自己一个快乐。那里尚有天理？
或问天下之事，大正则难，如学校间可小正。朱子曰：「大处不正，小处越难正。」
明道敎养选举法，简易明白，复古得贤，如反掌。伊川学制，则因时制而裁酌之，未免于课卷文字。朱子贡举议，则欲救一时之弊，然终是费力。葢半夹界事最难做，须得君相有力量，一依先王之法，斟酌而行之，自然不费力。
明道先生曰：「古者政教始于乡里，故欲复族党比闾之法。」朱子曰：「古人比闾之法，眞个能行，礼以帅之，民都是教了底。如一大川水，分数小川去，无不流通。后世有圣贤作，必须法古，从底做起，始得。」
古者乡举里选，法非但可以为朝廷得人，又可尽教养激励渐磨之道。闾族乡党，既励于徳行道艺，则风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兴？人才何患无成？朝廷必得人为治也。
得贤之道，须如《周礼》宾兴，明道选举，方无所遗。其次莫如搜访荐举。如舜举于厯山，伊尹举于莘野，傅说举于岩下，太公举于渭濵孔明举于南阳，皆因求访荐举而得。葢不世出之才，道髙名重，茍访求之，无不可得。但恐才徳未著者，须用宾兴选举法，方可无遗。非但无遗，又有作兴奬励之实，使贤才日盛。今之科举，非徒不能得贤，反废人进修之实。或谓程明道、朱文公皆出于科第，岂可不为得人？曰：使科举果可得贤，则程朱为状元矣。
茍不能行成周乡举里选法，只行荐举法，亦可得人。今之科举全无用处荐举虽不及乡举里选犹可激励人自去进善。但不如周官教养振作之详备若只以文词取士，使人日趋于纎巧薄劣，是蔽絶其为善之心，使之流于不善也。
古人以徳行、道艺教人，即以此取士。又从乡里教起，故取士用乡举里选之法。汉犹近古，用孝亷科、贤良方正科举士，是尚徳行。用茂才科、经义科举士，是兼才学。此尽好，但不若《周礼》宾兴之尽善。后世纯用文词取士，空言无实。进士是隋炀帝做起，殿试是则天、武后做起。
朱子言：「宋之铨法，为挨排法；科举为信采法。言非推用贤才之道。」
朝廷不以徳行取士，天下学校根本先壊了。非惟不能成人才，又壊人才。吾在绍兴与朱綖说：「今之秀才，有六七分天资，及入学校年久，又壊了一半，只有二三分天资。」綖以为然。
朝廷以文章取士，故士子亦心心念念，日夜去拟题目作文章，故学官皆闲了。设若朝廷以徳行才能取士，则人必皆奋励以进，其才修其徳，又何患人才不兴，风俗不美？故干纲一振，万类皆从，人存政举，又何难哉！
以文词取士，不过空言无实，岂能得人？不若推访论荐，乃能尽众人公道。其得人必胜，如词科必欲
译后世凭借智谋武力夺取天下，治理天下时，只掌握控制驾驭的手段，从未有过爱护养育百姓的诚心，怎能推行封建制？所分封的子弟和功臣，都是贪图富贵的人，他们祸害百姓、背叛君主，是必然的。所以后世封建制并非在道理上不可行，而是形势上不可行。秦始皇和李斯说设立诸侯，是再树立敌对势力。张良劝说汉高祖，认为他的德行、功业、事功都不及周武王，怎能分封六国后代？这是李斯、张良看清了时势。
凡是主官，必须才德兼备，才能担任副职。官员可以截取长处、弥补短处来任用。
凡是副职官员，必须由朝廷任命。僚属，则让长官自行选择。六部设一个正官、三个副官，由朝廷任命；监司设一个正官、两个副官；郡设一个正官、一个副官，由朝廷任命；县只设正官，由朝廷任命。其余僚属，重要的推荐上报，次要的自行征辟。这样，君主和宰相的事务也简便，也不担心得不到人才。因为君子和小人各自聚集同类，正副长官若是君子，必定不肯任用小人做僚属。
官员任用不得其人，即使再多有什么益处？不仅白白耗费俸禄，必定生事扰民。
朱子说：“上面的人不曾思量，科举时文这一件事，考生自己本来就着急，何必还要教？设立学校，正好教他们理会本分的事业。”
朱子说：“现在的教官只教人做科举时文，如果是科举时文，他们心心念念要争夺功名，如果不教他们，你说他们自己会不会做？何必设置官吏，耗费俸禄去教他们？做教官的，应当是尽职的人，担心人们不认识义理，必须教人认识一些。如今完全没有这种心意。”
天下古今，只因为一个“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读书，就要求考中科举；僧人诵经，就要求得福报；禅者坐禅，就要求自己获得快乐。哪里还有天理？
有人问天下的事，大体端正就难，如学校间可以小处端正。朱子说：“大处不正，小处越发难正。”
程颢的教养选举法，简易明白，恢复古制得到贤才，如同翻掌一样容易。程颐的学制，则因时制宜而裁酌，难免涉及课试文章。朱子的贡举议，是想挽救一时的弊端，但终究费力。大概处于新旧交替之间的事最难做，必须君主和宰相有力量，完全依照先王的法度，斟酌施行，自然不费力。
程颢先生说：“古代的政教始于乡里，所以想恢复族党比闾的制度。”朱子说：“古人比闾的制度，真能实行，用礼来统率，百姓都是受过教育的。就像一大川的水，分流成小川，没有不流通的。后世有圣贤兴起，必须效法古代，从基层做起，才行。”
古代乡举里选，这制度不仅能为朝廷得到人才，又能尽到教养、激励、渐次磨砺的道理。闾族乡党，既然在德行、道艺上受到激励，那么风俗怎能不淳厚？教化怎能不兴盛？人才何必担心不成？朝廷必定能得到人来治理天下。
得到贤才的方法，必须像《周礼》中的宾兴、程颢的选举，才没有遗漏。其次没有比搜访荐举更好的了。如舜在历山被举荐，伊尹在莘野被举荐，傅说在岩下被举荐，姜太公在渭水边被举荐，诸葛亮在南阳被举荐，都是因求访荐举而得到的。大概不世出的才俊，道高名重，如果访求，没有得不到的。只是担心才德未显的人，必须用宾兴选举法，才能没有遗漏。不仅没有遗漏，又有作兴奖励的实效，使贤才日益兴盛。现在的科举，不仅不能得到贤才，反而废除了人们进修的实效。有人说程颢、朱熹都出身科第，怎能说科举不得人？回答说：如果科举真能得到贤才，那么程颢、朱熹就是状元了。
如果不能实行成周乡举里选法，只实行荐举法，也能得到人才。现在的科举完全没有用处，荐举虽然不及乡举里选，还可以激励人自己去进善。只是不如《周礼》教养振作那样详备。如果只凭文词取士，使人日益趋向纤巧浅薄，这是遮蔽断绝他们为善的心，使他们流于不善。
古人用德行、道艺教人，就用这个标准取士。又从乡里开始教化，所以取士用乡举里选之法。汉朝还接近古代，用孝廉科、贤良方正科举士，是崇尚德行。用茂才科、经义科举士，是兼顾才学。这都很好，只是不如《周礼》宾兴那样尽善。后世纯用文词取士，空谈无实。进士是隋炀帝开始的，殿试是武则天开始的。
朱子说：“宋朝的铨选法，是挨排法；科举是信采法。这不是推用贤才的道理。”
朝廷不以德行取士，天下学校的根本先坏了。不仅不能成就人才，又毁坏人才。我在绍兴对朱绂说：“现在的秀才，有六七分天资，等到进入学校时间久了，又毁坏了一半，只有二三分天资。”朱绂认为是对的。
朝廷以文章取士，所以士子也心心念念，日夜揣摩题目写文章，所以学官都闲了。假如朝廷以德行才能取士，那么人们必定都奋励进取，修养才能，培养德行，又何必担心人才不兴盛，风俗不美好？所以纲纪一振，万物都顺从，人在政举，又有什么难的呢！
以文词取士，不过是空谈无实，怎能得到人才？不如推访论荐，才能尽众人公道。其得到人才必定胜过，如词科必定想要
今学校之政，全无可观，教养之法已废。间有些好人出来，皆是天资自美，若不入徳行一科，学校全整理不得。
五伦，万古不易之道；经界，万古不易之利；人才，万古为治之本；法度则可因时损益。
昔见策问有曰：「学所以明人伦。」颜路在庑，不应颜渊在堂；曾子、子思在堂，不应曾晳、伯鱼在下。答者只曰：「以传道为重。」此亦不是道。岂有重于父子者？子在上，父在下，安乎？礼可以义起，宜别立一堂于圣殿之后，以祀颜路、曾晳、伯鱼，乃为正也。
祭祀所以崇徳报功，合升程朱于四配之下，以成七配。若礼殿狭，难设位，则十哲乃世俗论，可列在庑。只用颜子配享，曾子至朱子六人升配于堂，庶几允当。夫程朱之徳无愧颜孟，功亦不在颜孟之下。
塟可以无椁，无蝼蚁之地则可。江南多蚁，必须椁。依家礼用灰隔，尤妙。贫甚不能具者，用石灰炭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和拌，以周棺可也。不然，必为蝼蚁所食。
声是天地自然之声，律度量衡皆起于此，而数在其中。黄锺之律容秬黍一千二百，是圣人先以声定律之，管后以秬黍积之。知其然，然后可因是而造度量衡，非是以秬黍制律。况地有肥瘠，年有丰凶，黍因有大小，安可执以为定？惟程子谓「止有秬黍」，彼时适当此数，故以定律管，非律由秬黍制也。
今天下第一无用是老释，第二无用是俗儒。所作诗对，与时文如农工商贾，皆有用处，皆有益于世。如农之耕，天下頼其养；工之技，天下赖其器用。商虽末，亦要他通货财。如老释与俗儒在天下，非但无用，又害了人心。昔见一俗儒作诗贺人寿，过数日其人将去糊窓壁，此儒吃恼。吾曰：“也只好糊窓子，更好作何用？”诗以理性情，文以载道义，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会，所以无用也。
人著书，才有一毫为名，便是悖逆天理。古人著书，皆不得已。如耒耜、陶冶，生民所赖；菽粟、布帛，生民所急。若无益于世，着之何用？况诡诞浮华，害于世者乎？
某在佑圣观，见壁间题曰：「逆则处处生颠倒，顺则头头合自然。」居仁加两字曰：「逆理则处处生颠倒，顺理则头头合自然。」
作诗文，要巧便，离道，只要道理条畅，叙事详明，观四书六经可见。
明道学校养士札子，就本原上做，故末自正。朱子私议，从时弊上救，便难。
天下人才，风教繋于朝廷。当今以科举文辞取士，多少英豪俊迈，压从那边去？此风浸久，益盛。隋焬帝开此端，王教不行，多由于此。
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泽，足以供天下之材用。但力要勤，用要节，取要时而已。
井田什一，汉虽三十税一，然豪强兼并，贫人尽力耕种，富者分去一半，是十分而税五。汉文帝尽赦田税，贫民未尝受惠，荀悦之论是也。王莽欲行井田，然簒逆之贼，君子不为，用小人在位，吏縁为奸，骚乱天下。苏氏、叶氏、马氏皆以为真不可行，误矣。唐太宗口分授田，遂致贞观之治。若圣王得人，任职举井田而行，画成区数，随髙低长短、阔狭，每区以百畆为率，每畆以百步为率，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八口、九口，中者七口、六口，下者五口，未至五口，或过乎九口，别行区处。或曰：田之数不可益，人之生无穷，只恐将来人多田少，养不给，如何？曰：天地间气，只生得天地间许多人，旣生之，必能养之。将海内之田区画已定，籍记天下人口之数而加减之，只要均平，不拘多少，多则每区十人亦可，少则每区四五人亦可，当以田为母而区画已有定数，以人为子而增减以受之。
天下之衣食，尽出于农工商，不过相资而已。故程子举先王之法，合当八九分人为农，一二分人为工商。今以数计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师、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机织本女子之事，今机匠以男为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饥困？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将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货财有无，其余尽驱之于农。既
译如今学校的政令，完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教化养育的方法已经废弛。偶尔有些好人出现，都是天资本性美好，如果不设立德行这一科目，学校就完全无法整顿。
五伦，是万古不变的道理；经界（土地制度），是万古不变的利益；人才，是万古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度则可以根据时势进行增减调整。
过去看到策问中有说：“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明晓人伦。”颜路在廊庑，不应颜渊在正堂；曾子、子思在正堂，不应曾皙、伯鱼在下方。回答的人只说：“以传承道统为重。”这也不是正道。难道有比父子关系更重的吗？儿子在上方，父亲在下方，怎么合适呢？礼仪可以根据义理来确立，应当在圣殿后面另外设立一个堂，用来祭祀颜路、曾皙、伯鱼，这才是正确的。
祭祀是为了尊崇德行、报答功绩，应当将程颐、朱熹升配到四配之下，以形成七配。如果礼殿狭窄，难以设置席位，那么十哲本是世俗的看法，可以列在廊庑。只用颜子配享，曾子到朱子六人升配到正堂，大概才恰当。程朱的德行无愧于颜回、孟子，功绩也不在颜回、孟子之下。
安葬可以没有外棺，只要没有蝼蚁的地方就可以。江南多蚂蚁，必须有外棺。依照《家礼》用灰隔开，尤其巧妙。非常贫穷无法具备外棺的，用石灰炭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混合搅拌，围绕棺材即可。不然，一定会被蝼蚁啃食。
声音是天地自然的声音，律、度、量、衡都起源于此，而数理蕴含其中。黄钟律管的容量容纳一千二百颗秬黍，这是圣人先以声音确定律管，之后才用秬黍来累积验证。知道是这样，然后才可以据此制造度、量、衡，而不是用秬黍来制定律管。况且土地有肥沃贫瘠之分，年成有丰收歉收之别，黍子因此有大有小，怎么可以固执地把它当作标准呢？只有程子说“只有秬黍”，那时恰好符合这个数目，所以用来制定律管，并不是律管由秬黍制定的。
如今天下第一无用的是老子和佛教，第二无用的是俗儒。他们所作的诗对，与时文就像农、工、商、贾一样，都有用处，都对世道有益。比如农夫耕种，天下依赖他们供养；工匠技艺，天下依赖他们的器物使用。商人虽然是末业，也需要他们流通货物钱财。比如老子和佛教以及俗儒在天下，不仅无用，还害了人心。过去看到一个俗儒作诗祝贺别人长寿，过了几天那人要把诗拿去糊窗户墙壁，这个儒生很恼火。我说：“这也只能糊窗户，还能做什么用呢？”诗是用来调理性情的，文章是用来承载道义的，又有什么过错呢？他们不在身心性情上体悟，所以无用。
人著书，只要有一毫为了名利的念头，就是悖逆天理。古人著书，都是不得已。比如耒耜、陶冶，是百姓所依赖的；菽粟、布帛，是百姓所急需的。如果对世道没有益处，著书有什么用呢？何况那些诡诞浮华、危害世道的呢？
我在佑圣观，看见墙壁上题写着：“逆则处处生颠倒，顺则头头合自然。”居仁加了两个字说：“逆理则处处生颠倒，顺理则头头合 natural。”
作诗文，要巧妙便利，脱离道义，只要道理条理通畅，叙事详细明白，看四书六经就可以知道。
明道先生的《学校养士札子》，是从根本做起，所以末节自然端正。朱子的私下议论，是从时弊上补救，就困难了。
天下的人才，风俗教化系于朝廷。当今用科举文辞选拔士人，多少英豪俊迈之士，都被压制到那边去了？这种风气浸染久了，更加盛行。隋炀帝开了这个头，王道教化不能推行，多是由于这个原因。
天下的田地，土地足以供给天下的衣食；天下的山泽，足以供给天下的材用。只是力气要勤劳，用度要节制，取用要适时而已。
井田制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汉朝虽然实行三十税一，但是豪强兼并土地，穷人尽力耕种，富人分去一半，实际上是十分而税五。汉文帝完全赦免田税，贫民未曾受惠，荀悦的论断是对的。王莽想实行井田制，但是他是篡逆的贼人，君子不为之，任用小人在位，官吏借机作奸犯科，骚乱天下。苏氏、叶氏、马氏都认为井田制真的不可行，错了。唐太宗口分授田，于是导致了贞观之治。如果圣王得到贤人，任职推行井田制，划分成区域数目，随着高低长短、宽窄，每区以百亩为标准，每亩以百步为标准，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八口、九口人，中等七口、六口人，下等五口人，不到五口人，或者超过九口人，另外进行区域安排。有人说：田地的数目不能增加，人的生育无穷无尽，只怕将来人多田少，供养不够，怎么办？回答说：天地之间的气，只生得下天地之间这么多人，既然生下了，必定能养活他们。将海内的田地划分确定，登记天下人口的数目而加减，只要均平，不拘多少，多则每区十个人也可以，少则每区四五个人也可以，应当以田地为本而区域划分已有定数，以人为末而增减来接受。
天下的衣食，全部出自农、工、商，不过是相互资用而已。所以程子列举先王的法度，应当八九分人做农夫，一二分人做工商。如今按数目计算，工商占了一半，又有等待哺食的士兵以及僧、道、尼、巫、师、祝，以及富盛之家，都不耕种而吃饭。织布本来是女子的事，如今织工由男子来做，耕种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天下怎么不饥荒困顿呢？应当除了百官士人之外，只让一分人做工商，以通器物用度货物钱财的有无，其余全部驱使他们做农夫。
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则水旱凶灾无患，是谓太平。今无一年之食，多只吃得半年，又去生货，这半年食始能接新榖。若有水旱，便难存活。
井田之法不行，田地多被富豪有智谋者用银榖买而兼并之，愚民常少衣食。
要天下富足，须要使人人去耕，又要使人人有田耕。今天下不耕而食多于耕者，如何人不贫穷？
天下之民所以贫困者，虽因田地不足，然亦非一端。或因赋敛重，或力役繁，或用度奢侈，或游手者多，或水旱虫蝗，或坐食者众。今工商多而农少，亦贫困之一端也。
若要人民殷富，国赋不乏，须分田置井，务农重榖，轻省徭役，使民得以尽力耕耨，去冗食之官与坐食之兵，在上者躬行节俭，限贵贱之等，变奢靡之俗，然后储积可广，虽遇凶年，民无饥困矣。
凡饥荒之时，在上者便当恻怛忧闵，以救民为急，发仓廪以济之，方可固结民心，不怨上，思乱。
厯观为盗者，多是游民、懒惰者为之，强者为强盗弱者为窃盗故先王必禁游民，使之有业効勤为先也。
天下只有公私、义利两端。周官泉府，买货之滞于民者，及民之急于用，则出而卖之，皆所以便民。其心公，其事义。后世有市易、和买，皆私利于己。古有平籴，榖贱则籴之以厚农，榖贵则以原价粜之以救民，皆公而义。后世则至于和籴、强配，皆私而利。
君道在养民，井田不可不复古。教民之道在学，故学校当复古。兵民既分，食者众，生者寡，故寓兵之法必复古。三者复古，其余则随时斟酌以适宜可也。
古者民即军，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后世既无寓兵于农之法，遂有长征兵。今又有世袭军，故有民户、军户。
古者三时务农，一时讲武，此圣王寓兵于农，万世之良法。今既不行此法，亦当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费。今百官禄薄，百姓穷困，皆因养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处立屯，如戍兵就在近边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屯。每一兵拨田一区，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粮税，使自食其榖，又可以养父母妻子。春夏秋则就在屯所，少暇小习战法；冬则入边城，大讲武备。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则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运，则国自富民自足矣。
王介甫保甲法非不善，但小人为官，虐害百姓，训练频数，有违农时，骚然成扰，民不堪苦。若得人行之，因农隙田狩，以讲武事，有何不可？
兵不可妄动，必诛暴伐罪乃可出。故三代以前出师，皆有誓，所以声明所讨之罪，以一我三军之心，晓我三军之意，齐其号令，严其纪律。彼之君民既知已罪，则气自丧，心自离。故仁义之兵，理不可敌。后世多忿欲之兵，无词可执，或有词可执者，亦因天理不明，不能剖破奸雄乱贼之心，事罪恶以昭告军民远近，以壮我师之气，以服敌人之心。是以苦于战鬬，而不足以正天下。
圣王之兵，有征无战，又无许多诡计者，非是迂阔，是他师出以正，仁义素孚于人心，行阵整肃，号令严明，兵士奋勇效死，敌人望而畏服。又吾之所以征之者，非欲杀彼之民，乃诛其害民者。彼民岂肯愿与我战？此一个天地生物之心，无物我彼此之间，逺近华夷，莫不感戴。岂真若宋襄于泓之战，迂愚无道，反辱身败师乎？孙子曰：“兵，诡道也。”谓诡则不可，用竒则有之。或仓卒用师，或敌人强盛，有不得不用竒也。终是用竒必有杀伤之患，非圣人心也。但恩信不及，所以制服其势者，不得不如此。所以杀其人，不若制其势；制其势，不若服其心。
古之圣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敌国皆知之。虽或诛暴救乱，不得已而兴师，彼之人民皆心服，谁肯与我为敌？此是个大兵法。人不识，只有孟子识得透。
黄石公《素书》始终只是一个私。或曰：「素书先说道徳仁义礼，如何谓之私？」曰：「道徳仁义礼非私。」石公以私见窥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窥所用，非眞道徳仁义礼也。
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为诛暴，禁乱，吊民，伐罪而设。主之须是仁义之人，智勇可用。于暂时亦利
译古代百姓有九年的粮食储备，那么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也没有祸患，这叫做太平盛世。如今没有一年的粮食储备，大多只够吃半年，还要去借贷，这半年的粮食才能接上新粮。如果遇到水旱灾害，就难以存活。
井田制不再施行，田地大多被富豪和有智谋的人用银钱粮食购买并兼并，愚昧的百姓常常缺乏衣食。
要使天下富足，必须让每个人都去耕种，又要让每个人都有田地可耕。如今天下不耕种而吃粮的人多于耕种的人，怎么能不贫穷呢？
天下百姓之所以贫困，虽然是因为田地不足，但也不止这一个原因。有的是因为赋税沉重，有的是因为劳役繁多，有的是因为用度奢侈，有的是因为游手好闲的人多，有的是因为水旱虫蝗灾害，有的是因为不劳而食的人多。如今工商业者多而农民少，这也是导致贫困的原因之一。
如果要使人民殷实富裕，国家赋税不匮乏，必须划分田地恢复井田制，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减轻徭役，让百姓能够尽力耕种除草，裁减冗官和坐食俸禄的士兵，在上位者亲身践行节俭，限制贵贱等级，改变奢靡的风俗，然后储备才能广泛，即使遇到灾年，百姓也不会饥荒困顿。
凡是饥荒的时候，在上位者就应当心怀悲悯忧虑，以救济百姓为急务，打开粮仓来救济他们，这样才能稳固民心，使百姓不怨恨上级，不产生叛乱的想法。
纵观那些做盗贼的人，大多是游民和懒惰者所为，强壮的人做强盗，弱小的人做窃贼。所以先王必定禁止游民，让他们有职业，以勤勉为先。
天下只有公私、义利两个方面。《周礼》中的泉府，收购滞留在百姓手中的货物，以及百姓急需使用的物品，就拿出来出售，这都是为了便利百姓。他们的用心是公道的，行事是合乎道义的。后世有市易、和买，都是为了谋取私利。古代有平籴法，粮食便宜时就收购以厚待农民，粮食贵时就以原价出售以救济百姓，这都是公道且合乎道义的。后世却发展到和籴、强配，都是自私且谋利的。
君主的道理在于养育百姓，井田制不能不恢复。教化百姓的道理在于学习，所以学校应当恢复。士兵和百姓既然分开，吃粮的人多，生产的人少，所以寓兵于农的制度必须恢复。这三者恢复了，其余的则根据时势斟酌以适宜即可。
古代百姓就是军队，无事时耕种，有事时作战。后世既然没有寓兵于农的制度，于是有了长期征调的士兵。如今又有世袭军户，所以有民户、军户之分。
古代三个季节务农，一个季节讲习武事，这是圣王寓兵于农、万世的良法。如今既然不实行此法，也应当实行屯田法，以免除坐吃空饷的费用。如今百官俸禄微薄，百姓穷困，都是因为供养那些坐等吃饭的士兵。屯田应当在近便的地方设立，比如戍边士兵就在靠近边境的地方耕种屯田，郡兵就在靠近郡城的地方耕种屯田。每个士兵拨给一块田地，其收入可以养活六七口人，免除他们的粮税，让他们自食其力，又可以赡养父母妻子。春夏秋就在屯所，有空闲时小范围练习战法；冬天则进入边城，大规模讲习武备。田地都由官府安排，这样不仅免除了坐吃空饷的祸患，还免去了漕运，那么国家自然富足，百姓自然自给自足。
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并非不好，只是小人做官，虐待百姓，训练频繁，违背农时，搞得骚动不安，百姓不堪其苦。如果由合适的人来推行，趁着农闲田猎，来讲习武事，有什么不可以呢？
军队不可以轻举妄动，必须诛讨暴虐、讨伐罪人才可以出兵。所以三代以前出兵，都有誓师，用来声明所讨伐的罪行，以统一三军的心志，晓谕三军的意图，整齐号令，严明纪律。敌方的君民既然知道自己的罪行，那么士气自然丧失，人心自然离散。所以仁义之师，在道理上是不可战胜的。后世多是出于愤怒欲望的战争，没有正当理由，或者虽有正当理由，也因为天理不明，不能剖开奸雄乱贼的心，将罪恶昭告远近军民，以壮大我军的士气，以征服敌人的心。因此苦于战斗，而不能匡正天下。
圣王的军队，只有征伐没有战斗，又没有那么多诡计，这并不是迂腐空泛，而是他们出兵正义，仁义早已深入人心，阵型整肃，号令严明，士兵奋勇效死，敌人望风畏服。而且我们征伐的目的，不是为了杀害他们的百姓，而是诛杀那些害民的人。他们的百姓岂肯愿意与我们作战？这是一种天地生物之心，没有物我彼此的界限，无论远近华夷，无不感戴。难道真的像宋襄公在泓水之战那样，迂腐愚昧无道，反而辱身败军吗？孙子说：“用兵是诡道。”说用诡计是不可以的，但用奇兵是有的。或者仓促出兵，或者敌人强盛，有不得不用奇兵的时候。终究是用奇兵必有杀伤的祸患，这不是圣人的本心。只是因为恩信不及，所以制服其势力，不得不如此。所以杀人，不如制服其势力；制服其势力，不如征服其心。
古代的圣王，心与天地相同，那种生养万物的心，敌国都知道。虽然有时诛暴救乱，不得已而兴师，他们的人民都心服，谁肯与我们为敌？这是一个大兵法。人们不认识，只有孟子看得透彻。
黄石公的《素书》始终只有一个“私”字。有人说：“《素书》先说道德仁义礼，怎么说是私呢？”回答说：“道德仁义礼不是私。”黄石公以私见窥探它，以私意运用它，所以是私。然而他所窥探和运用的，并不是真正的道德仁义礼。
战争，是圣人不得已才使用的。是为了诛暴、禁乱、吊民、伐罪而设立的。主持战争的必须是仁义之人，智勇可用。在暂时也是有利的。
兵虽主之以仁义，亦须法律谋议具全，方可用。
兵虽曰威克厥爱，然爱行乎其中，不知此则必有败亡之祸，无以全其生，故仁义之兵愈严。
兵法言：须使兵士畏将，过于畏敌。此言虽是，亦偏。须更使爱将如爱父兄也。然此是说家计事，须使敌人亦知畏爱，方好。问：羊陆何如？曰：羊佑是私意，故程子以为敌国相倾之谋。问：圣贤如何？曰：圣贤兵以义动，自不用许多机阱。所谋者，欲其归于义也，非私也。
若朝廷君相不得其人，虽有善战之才，不可为之战也。虽使战胜，终必败亡。
以寡击众者，只是这边谋议定，那边谋议不定；这边人心奋勇，那边人心懈惰；这边队伍整，那边队伍乱。再无别法。
天下事，不善处置，则小变成大。邓茂七、叶宗流、黄萧羊，若当初处置得宜，一县尉足以制之。及发也，茍得其人，郡兵足以制之。及其猖獗，费伤许多兵力。若王道既行，仁义既兴，则民安物阜，贤能在位，百邪俱息，自无此等事。以此思之，王道不行，太平难致。汉、唐、宋仅得小康，下此皆危亡之国也。故非陈胜能起兵，秦自起也；非黄巾能为乱，汉自乱也；非黄巢能为乱，唐自乱也；非红巾能为乱，元自乱也。
兵主于诛暴，禁乱，安民，故以不杀人为本。其杀人者，不得已也。此亦是以生道杀人。
杀降最不好，恶莫大焉。一则残忍害仁，二则阻人悔过，絶人生路，三则适足以坚敌人之志。
杀降，夷族，屠城，此三者，至不仁，至惨酷，古无是事，五刑之不载，先王所不行也。
擒盗贼，明赏罚为先。昔皋陶明象刑，而三苖服。刑赏既明，功罪既着，能否既分，则人心自奋，勇气自倍，贼势自消，此其本也。设机制胜，在临时。
朱子曰：「今尽力养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农既分之后，计其所费，则是无日不用兵也。愚谓若寓兵之法不行，且兴屯田法，可省坐食之费。」
屯田之法，须如古者井田，官买田为之，分成区域。每区所入，可食六七人。令军人移家就佃，选贤能为之师，修明战法，敦尚仁义。有事则战，无事则耕。非惟可免馈运，可以渐复井田。
古人七家出一兵，是远征。如辅卫国家，则人人皆当尽力，人人皆当讲武。故田与追胥竭作。
先王之兵，在于救民，伐暴，禁乱，保邦；后世之兵，在于利己，杀人，逞忿，快欲。
感化者，圣王为治之本；刑赏者，圣王劝惩之具，驭众之柄也。天下之大，生人之众，虽逺近贤愚不等，然莫不本于一理。圣人在上，尽此理于己，安有不感化者哉？然善者爵而赏之，恶者威而刑之，亦此一理中之散而万殊者。圣人岂有意为之哉？理之当然也。然刑当乎理，众莫不惩；赏当乎理，众莫不劝。故此又为驭众之柄也。
兵刑皆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徳政未孚，顽暴未化，只得着如此处置，故二者皆极其矜恤，戒惧。
君子不待刑，而常存戒惧，故自能立教；小人则必待刑，方有所戒惧，故刑所以弼教。
今武官世袭，军人世袭，兵安得不弱？如祖父智勇兼全，可为武官，子孙或愚弱，可供职乎？祖父壮健，可为兵，或子孙小弱，亦可为兵乎？只合文武合一，兵农合一，遴选贤能为之主。治无事时，修立教化，务农讲武；有事时，则简练精壮者以为兵。
今因兵食广，浮费多，以致官禄薄。再立均徭、皂隶月钱，亦是加赋之意。
居业録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居业録卷六
（明）胡居仁撰
○天地第六
为学规模节序，无如《大学》；造化规模节序，无如《先天圗》。
先天以为水泛地，故地不沈。日昼升天，夜入水，此诬也。朱子谓天以刚风旋滚，得地在内不陷。岐伯曰：大气举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气，天地自相依附。三说皆通，邵说尤精当。
天依形，地附气，此二语说得天地规模最精切。凢有气者，尽属天；有形者，尽属地。凢物皆然，气属阳，形属阴。天只是气，有甚形质？地则有形质矣。地虽有形质，非附乎气，必不能存立。天之气，亦必依地之形以行
译用兵虽然以仁义为主导，但也必须法律、谋略和议论都完备齐全，才可以动用。
用兵虽然说威严胜过慈爱，但慈爱必须施行于其中，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必然有败亡的祸患，无法保全生命，所以以仁义为本的军队越是严明越好。
兵法说：必须让士兵畏惧将领，超过畏惧敌人。这话虽然正确，但也偏颇。还必须让士兵爱戴将领，如同爱戴父兄一样。然而这只是从自家内部事务来说的，必须让敌人也知道畏惧和爱戴，才好。问：羊祜和陆抗的情况怎么样？答：羊祜是出于私意，所以程子认为那是敌国相互倾轧的计谋。问：圣贤如何？答：圣贤用兵以道义为行动准则，自然不用那么多权谋陷阱。他们所谋划的，是想让敌人归顺道义，而不是出于私心。
如果朝廷的君主和宰相不是合适的人选，即使有善于作战的人才，也不可以为他们作战。即使让他们战胜，最终也必然败亡。
以少击多的情况，只是这边谋略已定，那边谋略未定；这边人心奋勇，那边人心懈怠；这边队伍整齐，那边队伍混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天下的事情，如果不妥善处置，小患就会变成大祸。邓茂七、叶宗流、黄萧养这些人，如果当初处置得当，一个县尉就足以制服他们。等到事态爆发，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选，郡兵就足以制服他们。等到他们猖獗起来，就耗费损伤了许多兵力。如果王道得以施行，仁义得以兴起，那么百姓安居、物产丰富，贤能之人处在职位上，各种邪气都平息，自然没有这类事情。由此思考，王道不施行，太平就难以实现。汉、唐、宋仅仅达到小康水平，低于这个水平的都是危亡的国家。所以不是陈胜能起兵，而是秦朝自己激起兵变；不是黄巾能作乱，而是汉朝自己作乱；不是黄巢能作乱，而是唐朝自己作乱；不是红巾能作乱，而是元朝自己作乱。
用兵主要在于诛杀暴虐，禁止动乱，安定百姓，所以以不杀人为根本。那些杀人的人，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这也是用保全生命的原则去杀人。
杀害投降的人最不好，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一是残忍伤害仁德，二是阻碍人悔改过错，断绝人的生路，三是恰好足以坚定敌人的意志。
杀害投降者，夷灭族类，屠戮城池，这三件事，极其不仁，极其惨酷，古代没有这种事，五刑中不记载，先王也不这样做。
擒拿盗贼，以明确赏罚为优先。从前皋陶明确象征性的刑罚，三苗就臣服了。刑罚和奖赏既然明确，功劳和罪过既然显著，能者和不能者既然区分开来，那么人心自然振奋，勇气自然加倍，贼寇的势力自然消减，这是根本所在。设置机制取胜，在于临时应变。
朱子说：“现在尽力供养军队，常有供给不足的忧患。自从兵农分离之后，计算他们的花费，那就是没有一天不用兵。我认为如果寓兵于农的法令不施行，就兴起屯田法，可以节省坐吃闲饭的费用。”
屯田的法令，必须像古代的井田制，由官府购买田地来实行，划分成区域。每个区域的收入，可以供养六七个人。命令军人迁移家属去耕种，选拔贤能的人作为长官，修明作战方法，崇尚仁义。有事时就作战，无事时就耕种。不仅可以免除粮草运输的负担，还可以逐渐恢复井田制。
古人七家出一名士兵，这是为了远征。如果是辅佐保卫国家，那么人人都应当尽力，人人都应当讲求武备。所以种田和追捕盗贼都竭尽全力。
先王的军队，在于拯救百姓，讨伐暴虐，禁止动乱，保卫国家；后世的军队，在于谋取私利，杀人，发泄愤恨，满足欲望。
感化，是圣王治理国家的根本；刑罚和奖赏，是圣王劝善惩恶的工具，驾驭众人的权柄。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虽然远近贤愚不同，但无不根本于一个道理。圣人在上位，在自己身上穷尽这个道理，哪有不被感化的呢？然而善良的人给予爵位和奖赏，邪恶的人施加威严和刑罚，也是这同一个道理中分散而呈现万千差异的部分。圣人难道是有心这样做吗？这是道理本来如此。然而刑罚符合道理，众人没有不受到惩戒的；奖赏符合道理，众人没有不受到鼓励的。所以这又是驾驭众人的权柄。
用兵和刑罚都是圣人迫不得已才使用的，道德教化尚未普及，顽固暴虐之人尚未感化，只得这样处置，所以这两者都极其谨慎体恤，戒慎恐惧。
君子不等待刑罚，而常存戒慎恐惧之心，所以自然能确立教化；小人则必须等待刑罚，才有所戒慎恐惧，所以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
现在武官世袭，军人世袭，军队怎么能不衰弱呢？如果祖父智勇双全，可以做武官，子孙如果愚笨软弱，能胜任职务吗？祖父强壮健康，可以做士兵，如果子孙弱小，也能做士兵吗？只应该文武合一，兵农合一，选拔贤能的人作为主管。在太平无事时，修立教化，务农讲武；在有事时，就挑选精壮的人作为士兵。
现在因为军队供养广泛，额外开支多，导致官员俸禄微薄。再设立均徭、皂隶的月钱，也是增加赋税的意思。
居业录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居业录卷六
（明）胡居仁撰
○天地第六
做学问的规模次序，没有比得上《大学》的；造化的规模次序，没有比得上《先天图》的。
《先天图》认为水泛滥地面，所以地面不沉没。太阳白天升上天，夜晚进入水中，这是诬蔑的说法。朱子说天以刚劲的风旋转滚动，使得地在内部不陷落。岐伯说：大气托举着它。邵子说：天依附于形，地附着于气，天地自然相互依附。这三种说法都通顺，邵子的说法尤其精当。
天依附于形，地附着于气，这两句话说得天地规模最精切。大凡有气的，都属于天；有形的，都属于地。大凡事物都是这样，气属于阳，形属于阴。天只是气，有什么形质呢？地则有形质了。地虽然有形质，如果不附着于气，一定不能存在。天的气，也必须依附地的形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