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久战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卷十二廪实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如必推敝处主持，亦不敢辞。祸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为大虑。沪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软媚者，请邀之来皖一行。
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句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
第就各省海口论之，则外洋之通商，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行销于中华。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行销于口岸。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盐务亦起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吾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众商请开三子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卷十三峻法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之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卷十四外王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
译作战，靠的是勇气，第二次击鼓勇气就衰退了，第三次击鼓勇气就耗尽了。曾国藩对这几句话，常常体会思考。大概用兵没有其他巧妙之处，只是常保持有余不尽的气势罢了。孙权攻打合肥，被张辽击败；诸葛亮攻打陈仓，被郝昭击败，都是起初气势过于锐利，逐渐走向衰竭的缘故。只有荀彘攻取逼阳，士气已经耗尽却又重新振奋；陆抗攻取西陵，预料城池不能立刻攻下，于是蓄养锐气，先准备外援，等待城内敌人自己崩溃。这是善于运用气势的人。
卷十二 廪实
勤俭自我约束，习惯于劳累和艰苦，可以处在安乐之中，也可以处在贫困之中，这才是君子。我担任官职二十年，不敢稍微沾染官宦的习气，饮食起居，还坚守清寒朴素的家风，极其节俭也可以，稍微丰盛也可以，太过丰盛就不敢了。凡是做官的人家，由节俭进入奢侈容易，由奢侈返回节俭困难。你年纪还小，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习惯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劳刻苦节俭约束，没有不兴盛的；骄傲奢侈倦怠懒惰，没有不败落的。
大体上军政和吏治，如果不是财力充足，竟然无从下手。自从王安石因为谈论利益被正直的人所诟病，后来的君子都回避理财的名声，以不谈有无、不谈多寡为高尚。实际上补救时局的艰难，绝对不是贫穷坐困所能做到的。叶适曾经说，仁人君子不应该把理财置之不讲，确实是通达的言论。
对外事务本来难以处理，但根本离不开孔子的忠、信、笃、敬四个字。笃，就是厚道。敬，就是谨慎。信，只是不说假话罢了。然而却极难做到。我们应当从“信”字下手，今天说定的话，明天不要因小利害而改变。如果一定要推举我主持，也不敢推辞。祸福置之度外，只是以不了解外国情况为大虑。上海如果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于软弱媚俗的人，请邀请他到安徽一行。
从正理来说，就是孔子所说的以忠敬对待蛮夷之道。从权谋来说，就是勾践受辱以骄纵吴人的方法。听说此前上海的兵勇多被洋人侮辱轻慢，自从阁下带领湘淮各勇到防地，从来没有受侮之事。孔子说能治理好国家，谁敢侮辱他。我们如果整齐严肃，各种事务修明，他们也就自然不至于无端欺凌。既然不被欺凌，那么处处谦逊，自然没有后患。安抚远方的道理在这里，自强的道理也在这里。
仅就各省海口来说，外洋的通商，正与内地的盐务相同。通商是把海外的土产，行销于中国。盐务也是把海滨的盐场产品，行销于口岸。通商始于广东，经由福建、浙江到江苏、山东，到达天津。盐务也起于广东，经由福建、浙江到江苏、山东，到达天津；我们以“耕战”二字立国，西方各国以“商战”二字立国，用兵之时，就加重征收众商的赋税；无事之时，就顺从众商的意愿。众商所请求的，他们的国君没有不应允的。他们的公使代为向中国请求，必定应允才罢休。众商请求开放三个口岸，不仅方便洋商，也取其方便华商。中外贸易，互通有无，购买外洋器物，尤其名正言顺。
卷十三 峻法
世风既然浇薄，人人各怀不安分之志，平时制造谣言，希望四方有事而想要作乱，稍微用宽仁对待他们，他们更加嚣张放肆，白天在都市劫掠，把官长看得如同无物。不用严刑峻法治理，那么鼠辈纷纷兴起，将来就没有办法应对了。因此一心实行严酷手段，希望挽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哪里懂得喜好杀戮，实在是时势所迫，不这样就没有办法铲除强暴而安抚我们弱小的百姓。放牧马的人，去掉害马的马罢了；放牧羊的人，去掉扰乱羊群的羊罢了。治理百姓的道理，难道唯独不是这样吗。
医生治疗瘘疮，严重的必须挖去腐肉而生长新肉。今天的劣等军官和瘦弱士兵，大概也应当加以简汰，以挖去腐肉，严格训练，以生长新肉。不遵循这两条道路，那么武备的松弛，几乎不知道会走到什么地步。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是制定一条法律，总须切实实行，而且常常实行。
以精微的意图，施行我威严严厉的事，期望死者没有怨恨，生者知道警戒，然后内心才安宁。对待他们的办法，有应该宽大的两条，有应该严厉的两条。应该宽大的：一是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富裕时，就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困时，就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是不与争功，遇到胜仗，把全部功劳归给他们，遇到保举案件，用优厚的奖赏笼络他们。应该严厉的：一是礼节疏淡，往来宜少，书信宜简，话不可多，感情不可亲密；一是剖明是非，凡是他们部下的军官士兵有与官姓争讼，而恰好在我们的辖境，以及来诉告的，必定要判决曲直，毫不假借，请求他们严加惩治。应该宽大的，是利，是名；应该严厉的，是礼，是义。四者兼备，而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不能相处的悍将了。
卷十四 外王
敌夷占据土地求和，深可令人发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于自立自强，不在于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不挠的气节，临财有不沾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