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汉学师承记 清 江藩
序
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老庄之说盛于两晋，然《道德》《庄列》本书具在，其义止于此而已。后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饰而改之，是以晋以后鲜乐言之者。浮屠之书，语言文字非译不明。北朝渊博高明之学士，宋齐聪颖特达之文人，以己之说傅会其意，以致后之学者绎之弥悦，改而必从。非释之乱儒，乃儒之乱释。魏收作《释老志》，后踪迹可见矣。吾固曰：两汉之学纯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
甘泉江君子屏得师传于红豆惠氏，博闻强记，无所不通，心贯羣经，折衷两汉。元幼与君同里同学，窃闻论说三十余年。江君所纂《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嘉庆二十三年，居元广州节院时刻之。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元又尝思，国朝诸儒说经之书甚多，以及文集说部，皆有可采。窃欲析楼分条，加以翦裁引系，于羣经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宁戴氏解《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则系之《尧典》；“宝应刘氏解《论语》‘哀而不伤’即《诗》‘惟以不永伤’之‘伤’”，则系之《论语》八佾篇，而互见《周南》。如此勒成一书，名曰《大清经解》。徒以学力日荒，政事无暇，而能总此事，审是非，定去取者，海内学友惟江君暨顾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书，或不尽传，奥义单辞沦替可惜，若之何哉！
岁戊寅除夕，阮元序于桂林行馆。
国朝汉学师承记[清]江藩撰
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
先王经国之制，井田与学校相维，里有序，乡有庠。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所以耕夫余子，亦得秉耒横经，渐诗书之化，被教养之泽。济济乎，洋洋乎，三代之隆轨也。秦并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圣人之道坠矣。然士隐山泽岩壁之间者，抱遗经，传口说，不绝于世。汉兴，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书》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公，培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礼》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自兹以后，专门之学兴，命氏之儒起，六经五典，各信师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开横舍，延学徒，诵先王之书，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风焉。爰及东京，硕学大师，贾服之外，咸推高密郑君。生炎汉之季，守孔子之学，训义优洽，博综群经，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晋王肃自谓辨理依经，逞其私说，伪作家语，妄撰圣证，以外戚之尊，盛行晋代。王弼宗老庄而注《周易》，杜预废贾服而释《春秋》，梅赜上伪书，费甝为义疏。于是宋齐以降，师承凌替，江左儒门，参差互出矣。然河洛尚知服古，不改旧章，《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若辅嗣之《易》，惟河南青齐间有讲习之者，而王肃《易》亦间行焉。元凯之《左氏》，但行齐地，伪孔传惟刘光伯、刘士元信为古文，皆不为当时所尚。《隋书》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岂知言者哉！唐太宗挺生于干戈之世，创业于戎马之中，虽左右櫜鞬，栉沐风雨，然锐情经术，延揽名流。即位后，仇正五经，颁示天下，命诸儒萃章句为义疏。惜乎孔冲远、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见，去取失当。《易》用辅嗣而废康成，《书》去马郑而信伪孔，《谷梁》退麋氏而进范宁，《论语》则专主平叔，弃尊彝而宝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砾，不亦傎哉！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如欧阳修之诗，孙明复之《春秋》，王安石之新义，是已。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
译《汉学师承记》 清代 江藩
序
两汉经学之所以应当尊崇奉行，是因为它们距离圣贤最近，而佛教、道教的说法尚未兴起。老庄的学说在魏晋两代盛行，然而《道德经》《庄子》《列子》的原书都在，其义理也就仅限于此。后人不能用个人的文字去修饰和更改它，所以晋代以后很少人乐意谈论它。佛教的书籍，语言文字不经过翻译就不明白。北朝渊博高明的学士，南朝宋齐聪颖杰出的文人，用个人的学说附会其意，以至于后来的学者推演它越觉得愉悦，修改它必定遵从。不是佛教扰乱了儒学，而是儒学扰乱了佛教。魏收撰写《释老志》，后来的踪迹就可以看见了。我本来就说：两汉的学问纯粹而精深，是在佛教、道教尚未兴起之前。我朝儒学笃实，致力于做困难的事，致力于探求真理，所以通儒硕学有从少年研习经典，直到白头也不能穷尽的，哪里像早上确立一个宗旨，晚上就形成宗派那样呢？
甘泉江君子屏从红豆惠氏那里得到师传，博闻强记，无所不通，心中贯通群经，折衷两汉。我小时候与江君同乡同学，私下听闻他的论说三十多年。江君编纂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在嘉庆二十三年，我居住在广州节院时刊刻。读这本书就可以知道汉代儒家学派的师承传授，本朝学者经学的渊源，大义微言不违背也不断绝，而佛教、道教的学说也不用攻击就自然破灭了。我又曾经想，本朝诸儒解说经书的著作很多，以及文集说部，都有可取之处。私下想要分门别类，加以剪裁引证，附在群经各章句之下。比如休宁戴氏解释《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广泛覆盖），就附在《尧典》下；宝应刘氏解释《论语》“哀而不伤”即《诗经》“惟以不永伤”的“伤”，就附在《论语》八佾篇，而在《周南》中互相参照。这样编成一部书，名叫《大清经解》。只是由于我的学力日益荒废，政务没有空闲，而能总揽此事，审察是非，决定取舍的，海内学友只有江君和顾君千里等两三个人。将来各家所著的书籍，或许不能全部流传，深奥的义理和孤立的言辞沦丧废弃可惜，那该怎么办呢！
戊寅年除夕，阮元在桂林行馆作序。
《国朝汉学师承记》[清]江藩撰
《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
先王治理国家的制度，井田制与学校相互维系，里有庠序，乡有学校。八岁进入小学，学习六甲、五方、书写计算之事，开始知道家庭中长幼的礼节。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先圣的礼乐，从而知道朝廷君臣的礼仪。因此耕种的农夫和他们的子弟，也能手持农具横置经书，逐渐受到诗书的教化，蒙受教养的恩泽。多么整齐，多么盛大，这是三代隆盛的典范。秦统一天下，焚烧诗书，杀害术士，圣人的道统衰落了。然而隐居在山泽岩壁之间的士人，怀抱遗留的经典，传授口耳相传的学说，没有断绝于世。汉朝兴起，于是出现了淄川田生解说《易》，济南伏生解说《书》，在鲁地申公解说《诗》，在齐地辕固生解说《诗》，在燕地韩太傅解说《诗》，鲁地高堂生解说《礼》，在齐地胡母生解说《春秋》，在赵地董仲舒解说《春秋》。从此以后，专门之学兴起，以姓氏命名的儒家学者出现，六经五典，各自信奉师承，继承守护章句，期望不要失传。西汉的儒士，开设学舍，招收学徒，诵读先王的书籍，穿着儒者的服饰，文雅的样子有洙泗（孔子讲学处）的风范。等到东汉，硕学大师，除了贾逵、服虔之外，都推崇高密郑君（郑玄）。他生在汉朝末年，坚守孔子的学问，训诂义理优厚洽切，博通群经，所以老辈人把他当作前代修行的典范，后辈人不敢有异议。晋代王肃自称辨析道理依据经典，逞弄他的私说，伪造《家语》，妄撰《圣证》，凭借外戚的尊贵，在晋代盛行。王弼推崇老庄而注解《周易》，杜预废弃贾逵、服虔而解释《春秋》，梅赜进献伪书，费直为义疏。于是宋齐以后，师承衰败，江东儒门，参差不齐互相出现了。然而河洛地区还知道服膺古法，不改变旧章，《左传》推崇服子慎（服虔），《尚书》《周易》推崇郑康成（郑玄），《诗》都推崇毛公，《礼》都遵从郑氏。至于王弼的《易》，只有河南青齐一带有讲习的，而王肃的《易》也偶尔流行。杜预的《左氏传》，只在齐地流行，伪孔传只有刘光伯、刘士元相信是古文，都不被当时所崇尚。《隋书》说：“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究枝叶。”这难道是知言的人吗！唐太宗诞生于战乱之世，在戎马中创业，虽然身边带着兵器，栉风沐雨，然而热衷于经术，招揽名流。即位后，校正五经，颁示天下，命令诸儒汇集章句为义疏。可惜孔冲远、朱子奢等人，妄出己见，取舍不当。《易》采用王弼而废弃郑玄，《书》舍弃马融、郑玄而相信伪孔，《谷梁传》退黜麋氏而进用范宁，《论语》则专主何晏，抛弃尊彝而珍视康成。舍弃珠玉而收集瓦砾，不也很荒谬吗！宋初继承唐朝的弊端，而邪说诡言扰乱经典，非议圣人，几乎更厉害。比如欧阳修的《诗》，孙明复的《春秋》，王安石的新义，就是这样。至于濂洛关闽的学说，不探究礼乐的源头，单独标榜性命的宗旨，义疏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