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五

译瑟用小弦发出大声，大弦发出小声，虽然用诡异的言辞来讽喻，但由此可知古人调瑟的方法：黄锺、大吕、太簇、夹锺姑洗、仲吕、蕤宾用一半的长度而位于小弦，林锺、夷则、南吕无射、应锺用全长而位于大弦。这些只有结合管律来讨论声律相生之理，才开始明白。」论述声韵说：「古韵起源于吴才老，而昆山的顾氏尤其精通。然而顾氏考证古音的功夫多，审辨实际音读的功夫浅。我著书来纠正顾氏将韵分为十部的疏漏，将平声、上声、去声都分为十三部，入声分为八部。虞韵属于鱼模韵，我又将其分出归入侯幽韵。顾氏不知道这一点。先韵属于元寒韵，我又将其分出归入真谆韵。而真韵以后的十四个韵应当分为两类，考察《诗经》的用韵，界限分明，顾氏没有审辨清楚。萧韵到豪韵这四个韵读如现在读音的，是一部。我又将其分出归入侯幽韵，在《诗经》中也是界限分明，而顾氏没有审辨清楚。覃韵到盐韵属于添严韵，我又将其分出归入侵韵。从侵韵以后的九个韵，根据口型的宽窄应当分为两类，就像真韵以后应当将十四个韵分为两类一样，顾氏却将它们混为一谈。侯韵的正音接近幽韵，顾氏没有审辨清楚，反而改变其读音以附和虞永的说法，大概是想要弥补他的缺漏吧。

译《易》的彖辞中说到往来上下，后来的儒者称之为卦变，说法各不相同。辨析说：《周易》以反对为次序，卦变应当从反卦中寻求。否卦反转为泰卦，泰卦反转为否卦，所以说“小往大来”，说“大往小来”，这就是例子。凡是说“来”、说“下”、说“反”的，都是从反卦的外卦来到内卦；说“往”、说“上”、说“进”、说“升”的，都是从反卦的内卦前往外卦。

后来的儒者说古代寓兵于农，井田制废除后兵农才开始分开。辨析说：“考察《春秋》时期，兵农本来就已经分开了。管仲实行参国伍鄙的制度，齐国三军征召的士兵，由十五乡的公与国子、高子分别率领，而居住在鄙地的农民不参与。从事农业的人治理田地缴纳赋税，不隶属于军队。乡田只有兵赋，没有田税，类似后世的军田、屯田。此外更没有供养军队的费用。晋国起初只有一军，接着设立二军，设立三军，又设立三行，设立五军；后来废除二军，随即设立六军，因为新军没有师佐，又恢复三军。军队编制既增加又减少，大概是废除他们的军籍让他们回归农业。如果军队全部出自农民，那么农民本来就在，何必屡次更改军制呢？”随武子说：“楚国举行荆尸之礼而发兵，商人、农民、工匠、商贾不荒废他们的职业，这是农民不从军的证据。”鲁国设立三军时，季氏征召其乘车的父兄子弟，全部征发；孟氏征召一半，将另一半归还给公室。叔孙氏将其子弟作为臣属，而将其父兄归还给公室。所说的子弟，是军队中的壮年人；父兄，是军队中的老年人。都是他们素来在军籍中隶属的士卒和车乘人员，并非全国所有的父兄子弟。后来废除三军，季氏选择两军，两位大夫各领一军，都全部征发而进贡给公室。如果百姓是农民，缴纳田税，自然仍然归属于君主。所以哀公说：“两军，我还觉得不足，三家虽然专权，也只是享用他们的采邑，难道曾经让全国的农民都隶属于自己吗？”阳虎在壬辰日告诫都城车辆，命令癸巳日到达，这也是军队常靠近国都的证据。那些居住在郊野的农民，本来就不当兵。

去世时，享年八十二岁。所著书籍有：《周礼疑义举要》六卷，《仪礼釋宫增注》一卷，《礼记训义择言》卷，《深衣考误》一卷，《礼经纲目八十八卷，《律吕阐微》十卷，《春地理考实》四卷，《乡党图考十卷，《古韵标准》六卷，《四声切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各一卷，《近思录注》十四卷，《读书随笔》十二卷，《四典林》四十卷。

永为人温和平易亲近人，在乡里以孝悌仁让为先，很多人受他感化。曾经援引《春秋传》“丰年补败”的道理，劝告乡人输送谷物，建立义仓，实行三十年，全乡的人不知道有饥荒。曾经一次到江西，是应学使金德瑛的邀请。一次游历京师，是因为同郡程编修恂的延请。这时三礼馆总裁方侍郎苞，自负其学问，见到永，就把自己怀疑的《士冠礼》《士昏礼》几件事来询问，永从容回答。苞自负不服，永只是嘲笑他罢了。荆溪吴编修绂深通三礼，用《周官》的疑难问题来质询，永因此有《周礼疑义举要》的著作。几年后，程、吴两位先生都去世了，永在家寂静无为。正值纯皇帝推崇奖励实学，命令大臣举荐精通经术的儒者，有人推荐永，永极力推辞。当朝廷开设三礼义疏馆，纂修各位大臣听说有《礼经纲目》一书，发文给郡县抄录送交，以备参订。去世一年后，诏令修撰《音韵述微》，刑部尚书秦文恭公惠田向朝廷请求，命令督臣取他所著的韵书三种进呈，贮存在馆中以便采择。大概戴编修震在京师，文恭公延请他修撰《五礼通考》，戴君携带有永的书，将《推步法解》全篇，加载在《观象授时》一类中，所以文恭公知道永是学者而有此请求。考察永的学问品行，乃是一代通儒，戴君为他作行状，称他的学问自从汉经师郑康成之后，很少能与他匹敌，这不是溢美的言辞。然而他所著的《乡党图考》《四书典林》，科举应试之士窃取其残余，考取高第获得高科的人有数百人，而永却以明经终老于家，难道就是传中所说的“志向与天地相比拟的人，其人命运不祥吗”？

金榜

金榜，字辅之，一字蕊中，又字盘，歙县人。是江慎修的高弟，年少时有过人的资质，与休宁戴编修震亲近友善。秉承师友的教诲，所以学问有根基，言论没有枝蔓。乾隆乙酉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在机处行走。乾隆壬辰年，以第一人名及第，授修撰。散馆后就请求休假回家，徜徉于林下，著书自娱。专门研究三礼，以高密郑玄为宗，不敢杂以后人的学说，可以说是谨守规矩的儒者了。

戴君东原用《司马法》来解释《出车》、《徒二法》难以贯通，于是举小司徒正卒、羡卒来解释

译周人的军赋制度已无法考证清楚。其制度有正卒用于组建军队，有羡卒用于从事田役。在追捕逃犯等事务中，小司徒的职责是均平土地以核查其人口，从而清楚地知道人数。上等土地，每户七人中有三人可服役；中等土地，每户六人中有五人可服役（即两户五人）；下等土地，每户五人中有二人可服役。凡是征发徒役，不超过每户一人，其余的人作为羡卒。只有在田役和追捕逃犯时才全力劳作。又说：“凡是国家的大事，征召民众；发生重大变故，征召余子。”这正卒和羡卒按照《司马法》计算，大率是十人中赋出一人，这是其大体法则。《司马法》一说：“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十井为一通，一通出一匹马。三十家出一名士，两名徒卒。十通为一成，一成百井，三百家，出一辆革车，十名士，二十名徒卒。”十成为一终，一终千井，三千家，出十辆革车，一百名士，二百名徒卒。十终为一同，一同方圆百里，万井，三万家，出一百辆革车，一千名士，二千名徒卒。大概每户计算可服役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服役者三百人，而出一辆革车，士和徒卒共三十人，这就是十人中赋出一人，所谓“凡是征发徒役不超过每户一人”的意思。另一说：“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邱，一邱十六井出一匹戎马，三头牛，这叫匹马邱牛。”四邱为一甸，一甸六十四井出一辆长毂车，四匹马，十二头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齐备，称为乘马甸。六十四井通算上、中、下等地率，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计算可服役者两户五人，共七百二十人，出一辆长毂车，步卒七十二人，也是十人中赋出一人。甲士三人，是军吏，即所谓“只有在田役和追捕逃犯时才全力劳作”的人。前法每户可服役者一人，十赋一为正卒；后法每户可服役者两户五人，十赋一为通正卒和羡卒。小司徒的职责：“凡是征发徒役，不超过每户一人”，没有说可服役者，是承上文“可服役者”每户三人、两户五人、每户二人，省略了文字，并非说每户出一人作为徒役。它说“田役和追捕逃犯全力劳作”，也不是说这每户三人、两人作为羡卒全力劳作。从“均平土地”到“田役与追捕逃犯全力劳作”，是小司徒核查民数而辨别其可服役者的事。说大事征召民众，大故征召余子，是小司徒临事征调的事。族师的职责说：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联，四闾为一族，八闾为一联，使他们互相担保、互相接受、互相共同承担以服役于国事。士师的职责说：掌管乡、合、州、党、族、闾、比的联伍，以及民人的什伍，使他们互相安定、互相接受以从事追捕逃犯等事。明确联伍什伍，十人中赋出一卒，于是使他们居住的人共同承担马、牛、车、辇、兵器等各种用物，这是周人根据土地和人口制定赋税的成法。孙武说：“兴师十万，不能从事生产的人有七十万家。”那是以八家赋出一卒，七家共同承担其用度，所以说“不能从事生产”，这还略具周人任用民众的遗意。管子治理齐国，制定内政并寄寓军令，卒伍定在里，军政成于郊。其制度士乡十五，开始每户出一人为卒。班固所说的“随时苟且迎合，以求速成之功，所以不能充实王制”就是指此。《诗经》颂扬鲁僖公说：“公交车千乘，公徒三万。”与《司马法》“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数目相合。《春秋》成公元年“作邱甲”，解说者认为这是甸所赋出的，让邱出之。一邱十六井，通算上中下等地二而当一，为七十二家，也是每户出一人为卒。到了战国时，苏秦说临淄城中有七万户，每户三名男子，临淄的士卒已有二十一万，开始尽役其家中的正卒和羡卒为兵，而祸变就迫近了。儒者对于《周官》的军数，往往杂引《管子》来解释，而对于《司马法》与《周官》互相表里的关系，反而茫然无法分辨，真是迷惑得很啊。

译小司徒的职掌说：“于是划分土地，将田野划分为井田和牧地。九夫受田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邱，四邱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以此来承担土地事务并命令缴纳贡赋。凡是税收征敛的事情，这经文中主要在于承担土地事务，合并赋税中的邱、甸、县、都，是确定赋税数额的标准。”古代一个成方百里之地有一百井，确定缴纳赋税的六十四井，称为甸。甸的意思就是乘，是说出兵车一乘。赋税制度大概就发端于此。《刑法志》说：“一同方百里，总共有土地一万井，除去山川、沼泽、盐碱地、城池、居民区、园林、道路，剩下三千六百井，确定缴纳赋税的六千四百井，战马四百匹，兵车一百乘。”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总共有土地十万井，确定缴纳赋税的六万四千井，战马四千匹，兵车一千乘。天子王畿方圆千里，总共有土地百万井，确定缴纳赋税的六十四万井，战马四万匹，兵车一万乘。现在就在同一同之内，缴纳赋税的六千四百井，计算起来，作为甸的有一百，作为县的有二十五，作为都的有六个多一点。赋税制度完备于一甸。小司徒划分土地，必定要计算到一都的田地，然后上等、中等、下等土地平均折算两当一井，牧地的制度就是这样。郑玄解释这种制度为建造都鄙，又提出了治理洫和治理浍的说法。我认为大司徒的职掌，凡是建造都鄙，划定它们的区域并开沟立界，根据户数来制定：不易之地，每家一百亩；一易之地，每家二百亩；再易之地，每家三百亩。《周官》中建造都鄙的方法都具备在这里。至于匠人治理沟洫，司险设立国家的五沟五涂，都在官府掌管其事。使用民力，则由均人平均他们的力役：丰年公事十天用三天，中年公事十天用两天，荒年公事十天用一天。说沿着边沿一里治理洫，十里治理浍，这不是古代的制度。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一同百里只有四千九十六井缴纳田税，又与《司马法》中邱乘的制度不合。小司徒有九夫为一井的制度，遂人有十夫有沟的制度。土地险阻平坦形态不同，宽广狭小数目不同，根据地势制定适宜的制度。凡是不能划分井田的，用遂人的制度来补救，这样土地就没有荒废的。《孟子》说郊野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国中实行十分抽一的税赋，让百姓自行缴纳。国中城墙宫室较多，道路街巷又比遂人的制度宽广，适宜采用这种办法。可见小司徒实际上与遂人共同办事，职掌相通，不因为乡、遂、都、鄙而制度不同，这是很清楚的。

《周礼》泉府一职，以国家规定的赋税作为利息。元明时期的人认为这是王莽的制度。刘歆把它掺入《周官》。宋代王安石窃取这个说法作为青苗法，这是《周礼》遗留的祸害。辩解说：泉府对于凡是借贷的百姓，与其所属官吏辨别清楚后授予，以国家规定的赋税作为利息。注解说：有司，是所属的官吏。与他们分别清楚借贷给百姓的物品，确定价格后给予他们。郑司农说：借贷，是说从官府借本钱做买卖。所以有利息，让百姓不获利，用他们所买卖的国家出产的物品作为利息。假设那个国家出产丝絮，就用丝絮偿还；那个国家出产细葛布，就用细葛布偿还。郑玄认为以国家规定的赋税作为利息，是说用国家赋税事务中的税收作为利息。在国家事务中接受园廛田地而借贷一万钱的，那么一年出息五百钱。王莽时百姓借贷治理产业的，只计算盈利所得，收取利息不超过每年十分之一。我认为凡是借贷的百姓，是说从官府借本钱做买卖。先郑的说法是对的。以国家规定的赋税作为利息，是说用国家赋税事务所征的税作为利息。后郑的说法也是对的。泉府是市场官吏的属官，以收取市场的征布为职，用市场征收的征布借贷给商人，用商贾与上级经手，用征布收购市场滞销的货物，意义相同。这两者都是体恤商人、丰富货物，是泉府的职掌。文中说凡是借贷的百姓，是相对于下面的有司而言，称为民。泉府不得与国人借贷。《周官》旅师的职掌说：掌管聚集郊野的锄粟、屋粟、闲粟，凡是使用粟米，春天分发而秋天征收。这是借贷给国人的，不让他们出利息，因为他们没有可取的盈利。商人借贷官府的财物以权衡子母之利，则有利息。农民受田根据所收纳税，商人借贷钱财根据所得出息。他们的利息有的用钱币布帛，有的用货物，轻重都参照田税来定差等，这就叫做以国家规定的赋税作为利息。朝士一职，凡是百姓共同拥有货财的，命令按国家法律执行。后郑解释国法为国家赋税之法。那么共同拥有货财的是借贷本钱，做买卖的是经文中说的凡是国家事务的财用都从这里取具，指所接受的市场征布。大府所说的关市之赋，用来供给王室的膳食服饰就是如此。外府职掌中，那以国家规定的赋税作为利息的，是指剩余财物。下文岁终缴纳剩余财物就是如此。职币一职之后的儒生，把经文中以国家规定的赋税作为利息与下文凡是国家事务的财用都从这里取具的文字相连属，错误地合并为一件事。至于依托泉府来施行奸邪，于是依据二郑的话来赞颂并辩驳如下。

又论述禘祭说：“祭天的没有比圜丘更大的，祭地的没有比方泽更大的。与宗庙中禘祭祖先所从出的始祖，这三者都是禘。”见于郑玄解释《周官》经文中大司乐的职掌。后来的儒生只知道宗庙有禘祭，怀疑禘不是祭天地的名称。只有郑玄识得古义，能阐述它的意义。《周语》说：“禘祭和郊祭的事，就有全烝。”《鲁语》说：“天子日入时监督九御，让她们洁净地供奉禘祭和郊祭的祭品。”《楚语》说：“禘祭和郊祭不超过茧栗大小的牺牲，烝祭和尝祭不超过把握大小的牺牲。”又说：“天子禘祭和郊祭的事，必定亲自射杀牺牲；王后必定亲自舂捣祭米。诸侯宗庙”

译关于祭祀之事，天子必定亲自射杀祭牛，宰杀祭羊，击打祭猪；夫人必定亲自舂捣祭祀所用的谷物。」又说：「天子亲自舂捣禘祭和郊祭所用的谷物，王后亲自缫丝制作祭祀时的礼服。」文中将禘郊与宗庙的烝尝祭祀并列说明，可见禘祭并非宗庙之祭。《王制》说：「祭祀天地所用的牛角如茧栗般大小，宗庙祭祀所用的牛角如手握般大小。」这与《国语》中「禘郊用茧栗之角，烝尝用把握之角」的记载相合。《表记》说：「天子亲自耕种祭祀用的谷物和秬鬯酒，用来侍奉上帝。」这与《国语》中「天子亲自舂捣禘郊之盛」的记载相合。由此可知，祭祀天地的名称叫禘，在此处已经明确了。周人每年祭祀天地的有：冬至日在圜丘禘祭昊天，启蛰日在郊外郊祭上帝，以及四季在四郊迎气，在兆域祭祀五帝，总共七种祭祀。大宗伯用禋祀来祭祀昊天上帝，司服在祭祀昊天上帝时穿着大裘并戴冕，祭祀五帝也是如此。典瑞掌管四圭有邸，用来祭祀天和旅祭上帝。这说明昊天与上帝是不同的。掌次掌管帷帐，旅祭上帝时张设毡案，设置皇邸；祭祀五帝时张设大次、小次，设置重帟、重案。这说明上帝与五帝是不同的。冬至日禘祭昊天，以喾配享；启蛰日郊祭上帝，以稷配享。《鲁语》说：「因此说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四季迎气祭祀五帝，则以太皞、炎帝、黄帝、小皞、颛顼配享。」冬至日禘祭昊天，《国语》称之为禘；《戴记》通称为郊。《郊特牲》说：「郊祭，是迎接长日到来的祭祀，是大报天而尊奉日神。」又说：「郊祭使用辛日。」周代开始郊祭，是在冬至日。《祭义》说：「郊祭，是大报天而尊奉日神，以月神配享。」礼家的旧说：「说日神是因为周代郊祭天是在月神到来之时，阳气新开始主事，顺应它而使用辛日。」这是冬至圜丘的禘祭，通称为郊名。相对于启蛰而郊来说，所以称之为始郊。大司乐的职掌：「凡是音乐，以圜锺为宫，黄锺为角，太簇为征，姑洗为羽，使用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之和琴瑟、云门之舞。冬日冬至在圜丘演奏，如果音乐演奏六变，那么天神都会降临，可以接受礼仪了。」经文说冬日冬至在圜丘演奏，这表明启蛰而郊，没有这种降神的音乐。郑君解释《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祀为禘，引用《祭法》「周人禘喾而郊稷」，认为这是祭祀天圜丘，以喾配享。又说人鬼则主祭后稷，既然在圜丘之禘、宗庙之禘之间区别明确无疑。他解释《丧服小记》及《大传》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把禘当作郊稷，这与《大司乐》中宗庙之礼、人鬼之交的记载相违背。《丧服小记》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以其祖先配享，而立四庙。」汉代韦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议说：「礼制，王者开始受命、诸侯开始受封的君主，都作为大祖，以下五庙依次毁弃。周代之所以有七庙，是因为后稷开始受封，文王、武王受命称王，所以这三座庙不毁，与亲庙四座共为七座。」那么周人祖祭文武，祖先所从出的神，主祭稷，稷为太祖，庙中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享的都是世世不毁的。又向下禘祭其亲庙四座，这就是所谓「以其祖配享，而立四庙」。《逸礼》说「在太庙禘祭，礼制规定毁庙的祖先牌位升合食而立二尸」，又说「献昭尸如穆尸之礼」，又说「毁庙的祖先牌位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词称为孝子孝孙」。这是见于《逸经》的禘祭，毁庙的祖先牌位立二尸，是昭共一尸，穆共一匹，祝词称孝子，明显是各自在其庙中祭祀，所以在祢庙称孝子。《春秋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祫祭。」毁庙的祖先牌位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庙的祖先牌位都升合食于太祖庙。曾子问：「七庙没有空虚的牌位，空虚牌位的只有祫祭于祖。」而《逸礼》有七尸的记载。《礼器》说「周代旅酬六尸」，郑注说：「后稷的尸发爵不受旅。」这些经传中关于祫禘的记载，在周公制礼之时，文武的牌位尚在亲庙，所以禘祭将牌位迁于太庙，而立昭穆二尸。《逸礼中祫祭只有七尸，那么祫祭的迁庙牌位无尸。天子立庙，可以及其始祖所从出的神，凡是祭祀都是如此，不只是禘祭。禘祭礼仪盛大，事务繁多，所以称为大祭。《春秋传》说：「鲁国有禘乐。」《明堂位》说「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明显其礼乐与时祭不同。禘祫都涉及迁庙的祖先牌位，诸侯则有祫无禘，所以记载说：「礼制，不称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区别于郊；宗庙之祭有禘名，以区别于祫。禘、郊、禘、祫这些名称，根据其散见的文献，可以考证如上。

译论感生帝说：《生民》这首诗已经完备了。《诗》说：“踩着帝王的足迹，脚趾感到欣喜，于是有所选择，有所停留，于是怀孕，于是早起，于是生下，于是养育，这就是后稷。”这是说后稷感应神灵之气而诞生。又说：“后稷从事农事，有辅助之道。”又说：“上天降下良种，有黑黍，有秠，有穈，有芑。”这是说后稷得到上天的帮助，从而成就了耕种之功。又说：“烧柴燎祭，以祈求来年的丰收。”又说：“香气刚刚上升，上帝安居而享受。”这是说后稷开始祭祀，以祈求丰年，而上帝欣然享用。有时称帝，有时称上帝，都是指天帝而言。如果像《传》那样解释帝为高辛氏的帝，那么跟随帝王而见于天，因而生下孩子，这又有什么值得称奇的呢？下文说把他放在隘巷，放在平林，寒冰难道不是大大违背常理吗？周人祈谷的郊祀，实际上源于后稷的肇祀。现在从《生民》这首诗来推演，郑玄认为郊祀是祭祀感生帝，说法并非没有根据。但是《月令》说孟春选择吉日向上帝祈谷，《春秋传》孟献子说：“郊祀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所以惊蛰时郊祀，郊祀后耕作。既然说是祈谷，说是祈农事，却完全不及于祭感生帝，这是因为《诗》表彰先代的圣灵，而《礼》严格百王的祭祀，所以事情不同。《大传》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神，以其祖先配享。”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则省视其君；在祫祭时及其高祖，这是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的意义。《丧服小记》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神以其祖先配享，而立四庙。”那么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称王，与四位亲庙并提，为七庙。这两条都是说宗庙的禘祭，与祭天无关。况且禘喾、郊稷，礼学家有时混淆禘与郊，却从未混淆郊与禘。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那么祈谷又蒙受禘的名号了。所以郑玄在《郑志》回答赵商时说：“全信，也不全信，也不全不信。”这句话，我敢援引作为治经的大法。这是其说法中尤为显著的。

他论三江，世儒大多赞同。只有王光禄西沚与藩不以为然。

年老，得了髀痛病，卧床席间，手定《礼笺》十篇，不久去世。

戴震

戴震字慎修，一字东原，休宁人祖父宁仁，父亲戴弁，都不做官。戴震十岁才能说话，跟随老师读书，过目成诵。塾师教他《大学》章句，右边经文一章，他问老师：“这怎么知道是孔子的话而曾子叙述的？又怎么知道是曾子的意思而门人记录的？”老师说：“这是朱子说的。”又问：“朱子是什么时代的人？”回答说：“南宋。”又问：“曾子是什么时代的人？”回答说：“东周。”又问：“周朝距离宋朝多少年？”回答说：“将近两千年。”戴震说：“那么朱子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老师不能回答。读书一个字，必定求其意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解的意思，他不明白。老师厌恶他烦琐，于是取许慎的《说文解字》让他检阅。学了三年，通晓其义。于是十三经都通晓了。随父亲客居南丰，在邵武教学生。从邵武回来，年纪刚二十，同县程中允程洵一见就认为他奇特。当时江君慎修来到歙县，见到戴震，视他为儒者。一天列举历算中的几件事，说：“我积疑十多年而没有剖析的，你为我比较，说明其原因。”江君惊喜说：“这是现在的定九。”二十八岁，补县学生。家里屡次贫困，而学问日益精进。著《考工记图》《屈原赋注》《勾股割圆记》，流传于浙东西。天台齐侍郎召南读他的书，恨不认识他。江南惠定宇、沈冠云两位征君，都引为忘年交。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乡试中举，骑着劣马到京师，困于旅店，人们都把他看作狂生，几乎不能供给稀粥。结交钱少詹大昕，称为天下奇才。秦文公纂修《五礼通考》，求精于推步的人，少詹举荐戴震的名字，文公延请他纂修《观象授时》一类。后来高邮王文肃公王昶请戴震到家塾，教他的儿子王念孙。一时馆阁通人，如河间纪庶子昀、嘉定王编修鸣盛、清浦王兰泉先生、大兴朱笥河先生，都与他定交。从此海内都知道东原氏了。礼部试不第。后来朱方伯圭招他游历山西，修《汾州府志》。三十八奉召充四库全书馆纂修官。三十九乙未年，特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廷试，授翰林院庶吉士。四十二年五月死于任上，享年五十五岁。

生平没有嗜好，只喜欢读书。词义钩棘，难通的文章，读一两遍，涣然冰释。他的学长于考辨，立一义，初像创获，等到参互考证，确不可易。《春秋》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两书王猛。说者莫得其解，解之曰：王猛与郑忽皆以国氏者也。王者诸侯目王畿之辞，非天子之号，《春秋》凡书王，犹列国之书其国；书天王，犹列国之书爵。故王人与列国书人同为微者。王猛与郑忽同以国，忽未即位而出奔

译回国后不能记载他的爵位，而记载为“世子”，是为了肯定他恢复国家地位。王子猛没有正式即位，所以称他为“王”，因此在他去世时称他为“王子”。如果先确定他的称号为“王”，就不能再称他为“王子”了。”

译《周髀算经》说北极的璇玑有四种游移，又说正北极位于璇玑的中心，后人大多怀疑这种说法。解释它说：正北极，就是《论语》所说的北辰，也就是今人所说的赤道极。北极璇玑，就是今人所说的黄道极。正北极是向左旋转的枢纽，北极璇玑每天每夜环绕它而形成圆规。冬至夜半时，它在正北极之下，这是北游的极限。太阳到达卯位之时，它在正北极的左边，这是东游的极限。太阳到达午位之时，它在正北极的上面，这是南游的极限。太阳到达酉位之时，它在正北极的右边，这是西游的极限。这就是璇玑一天中四次游移的极限。从冬至夜半开始于正北的子位，昼夜向左旋转一周又超过一度，逐渐前进到四分之一周，那么春分夜半就是东游的极限。再前进到夏至夜半就是南游的极限，再前进到秋分夜半就是西游的极限。这就是璇玑一年中四次游移的极限。《虞书·夏书》说“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大概是设置璇玑来模拟黄道极，世人已经失传了。

今人使用的三角八线之法，本来出自勾股定理。而尊崇信奉西方术数的人，就常说勾股不能应对三角形，反驳他们说：“《周髀算经》说，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三角形中没有直角，就不符合矩，没有例子可以相比了。一定要用方法去应对它，使其成为勾股为止。八线比例之术，都是勾股法。

曾经说儒者研究经书应当从《尔雅》开始。世上所传的郭璞注已经删节不全，邢昺的疏又多疏漏。比如解释“桄”为“充”，六经中没有“桄”字，郑玄注《乐记》“孔子闲居”都训“横”为“充”，“横”“桄”古通用。《尚书》“光被四表”，《汉书》引为“横被四表”，现在孔安国的传仍然训“光”为“充”，文字讹误但意义没有不同。解释“庥”为“荫”，就是《诗经》“不可休思”的“休”。解释“条”为“桑柳丑条”，就是《诗经》“蚕月条桑”的“条”。《庄子》说“已而为知者，已而不知其然”，应当根据《释诂》解释“已”为“此”，他的考证通晓领悟大多像这样。

《水经注》错误错乱很多。王应麟引用经文四件事，其中三件事都是注文混杂在经文中，那么经注的混淆，在南宋时就已经存在了。唯独他探寻其中的义例，区分并辨别它们。说经文每提到一条水就说“某水出某郡县”，这下面不再列举水名；注文则兼及所接纳的众多河流，所以必须重新列举。经文说“过某县”，是针对一个县而言；注文则详细叙述所经过的曲折，所以有一个县而多次出现的。经文依据当时的县治，郦道元作注时县邑迁移，所以多称故城。经文中没有说“故城”的。经文的体例说“过”，注文的体例说“径”，由此推之，经注的混淆可以纠正了。阎若璩、顾祖禹、胡渭虽然善于读古书，还没有领悟这个失误；直到他才厘正它。现在武英殿所刊印的，就使用他的校本，海内才开始再次见到这本书的真面目。

曾经论述学问说：“经书的极致是道，用来阐明道的是言辞，用来构成言辞的是文字。一定要通过文字来通晓言辞，通过言辞来通晓道，才能得之。”又说：“研究经书的困难，即使是一件事也必须综合整体来核实它。”诵读《尧典》到“乃命羲和”，不知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运行的原因，那么合上书就不能完成学业；诵读《周南》《召南》，从《关雎》开始，不知道古音，徒然强行协韵，就已经格格不入；诵读古礼，先士冠礼，不知道古代宫室衣服等制度，已经迷失方向，不能辨别用途；不知道古今地方沿革，那么《禹贡》《职方》的山镇川泽，《春秋》列国的疆域会盟攻战之地，就失去所在；不知道古今推算历法的长短，那么如《夏书》的“辰不集于房”，鲁太史引以为正阳之月，即孟夏；东晋古文《尚书》把它系于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郑康成认为是周正十月，刘敞认为是夏正十月；《春秋》传两次记载日南至，历代史志记载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最终违背其一，儒者怎么识别古今的真伪，辨别笺注解释的得失，决断鲁历至朔的当否？不知道《少广》《旁要》，那么考工之器不能根据文字来推求其制度；不知道鸟兽虫鱼草木的名称类别，那么比兴的意思就违背；六书之学，训诂音声未曾分离，声与音又经纬纵横应当辨别。魏国有孙炎创立反切，后来考经论韵，都使用它。晋人用来翻译西域释氏的语言，释氏的徒众都学习这种方法，因而窃为己有，说来自西域，儒者数典忘祖不能记忆。管仲、吕不韦说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的根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前，适宜他们的说法多凿空。

又训诫学者两点：一是私，二是蔽。私产生于欲望的失误，而蔽产生于知识的失误。异端尚且没有欲望，君子尚且没有蔽障。异端的学问主静，认为达到极致；君子强恕以去私，而问学以去弊，以忠信为主而止于明善。凡是产生于心，必定表现在事上。私，是逞己以纵欲，

译没有善行却残忍，不畏惧光明，虽然无私，仍然不能没有蒙蔽。所谓蒙蔽，就是不探究事物的实际情况，把自己的主观意见当作义理，虽然公正却不能明察，虽然廉洁却流于苛刻。《礼记》说：百姓有血气心知的本性，却没有喜怒哀乐恒常的状态，因外物感应而触动，然后内心的术数就显现出来。凡是有血气心知的，因此就有欲望，本性在欲望上的表现，对声色臭味的喜爱与畏惧就区分开了；既然有了欲望，因此就有情感，本性在情感上的表现，喜怒哀乐与悲苦舒展就区分开了；既然有了欲望和情感，因此就有技巧与智慧，本性在技巧智慧上的表现，美丑是非与喜好厌恶就区分开了。生存养育的道理存在于欲望之中，感应沟通的道理存在于情感之中，这两者是自然的符契，天下的事情就都举行了。穷尽美丑的极致存在于技巧之中，驾驭治理的方法由此产生；穷尽是非的极致存在于智慧之中，圣贤的德行由此完备。这两者也是自然的符契，精纯地推究以达到必然的境界，天下的能力就都举行了。君子治理天下，使人们各自得到情感的满足，各自实现欲望的达成，不违背道义。君子修养自身，使情感与欲望统一于道义。遏制欲望的危害比堵塞河流更严重，断绝情感、抛弃智慧，就会充塞仁义。人的饮食，是滋养血气；而人的问学，是滋养心知，因此贵在自得。血气得到滋养，即使虚弱也必然强健；心知得到滋养，即使愚笨也必然明智，因此贵在扩充。君子独处时思考仁德，公开言论时言说义理，行动举止符合礼仪，竭尽所能叫做忠，践行所明白的道理叫做信，公平地施予叫做恕，顺从本性而达到极致，既仁且智，不偏私不蒙蔽。君子在没有应对事务时，恭敬而不放肆，以预防疏忽；事务到来而行动，端正而不邪曲，以预防虚伪。必然恭敬必然端正，而关键在于达到中和，以预防偏颇与谬误。防止疏忽在于戒惧，去除虚伪在于慎独，达到中和在于通达礼义，精研义理至仁，穷尽人伦，天下的人，同样地归于善，可以称为至善了。以理为学问，以道为纲统，以心为宗旨，在茫茫中探索，在冥冥中索求，不如反过来在六经中寻求。这就是《原善》这本书写作的原因。

译他所撰写的著作有《毛郑诗考正》四卷、《考工记图》二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方言疏证》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句股割圜记》三卷、《策算》一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仪礼正误》一卷、《尔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赋注》四卷、《九章补图》一卷、《古历考》二卷、《历问》二卷、《水地记》一卷、《戴氏水经注》四十卷、《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卷、《文集》十卷，都是由曲阜孔继涵刊刻发行的。先生去世后十多年，高宗皇帝校刊石经，有一天命令小太监拿着先生校订的《水经注》询问南书房的大臣们说：“戴震还在世吗？”回答说：“已经去世了。”皇上叹息惋惜了很久。当时的人都认为先生如果没死，必定会担任纂修官。唉！先生以庶吉士的身份得到皇帝特别的赏识，也可以说是研究古学的荣耀了。

同时期的学者同乡郑牧、方矩、程瑶田、汪龙，以及郑方两人，事迹不详。程瑶田字易田，又字易畴，是歙县人，乾隆庚辰年举人，曾任太仓州学官，著有《通艺录》，流传于世。汪龙字蛰泉，乾隆丙午年举人，著有《毛诗申成》《毛诗异义》，都没有刊刻发行。亲自拜师受业的有高邮人王念孙，字怀祖，乾隆乙未年进士，授任庶吉士，散馆后改任主事，官至直隶永定河道，精通训诂学，著有《广雅疏证》十卷。他的儿子王引之，字伯申，嘉庆己未年在姚文田榜中以第三名及第，现任翰林院侍讲学士，能继承家学。段玉裁，字若膺，又字懋堂，是金坛人，乾隆庚辰年举人，曾任四川巫山县知县，探求古义，深通小学，著书很多，刊刻发行的只有《诗经小学录》四卷、《说文解字注》三十二卷。卢文弨、纪昀、邵晋涵、任大椿、洪榜、汪元亮，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向他问学。孔广森，则是姻亲关系而执弟子礼的。段玉裁的女婿叫龚丽正，号闇斋，是仁和人，以段玉裁为师，能传承他的学问，著有《国语韦昭注疏》，嘉庆丙辰年进士，现任礼部词祭司郎中。

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

卢文弨

卢文弨字绍弓，号矶鱼，又号称檠斋，晚年改号弓父，抱经是他书斋的名字，人们称他为抱经先生。他的祖先从余姚迁到杭州，父亲卢存心，是恩贡生，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没有中第。母亲冯氏，是冯景山的女儿。卢文弨生性笃实，小时候不喜欢玩耍，以读书为事。既继承了家学，又得到了外祖父的遗论，已经知道学问的方向了。长大后成为桑调元的女婿，拜他为师，于是学问有了根本，不被异说所迷惑。起初名叫嗣宗，是钱塘县的学生员，后来由余姚祖籍改名为现在的名字，援例进入国子监。乾隆戊午年中顺天举人，壬戌年考授内阁中书。壬申年恩科秦大士榜中第三名及第，授任翰林院编修。丁丑年命在尚书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多次升迁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充任乙酉年广东正考官。不久命提督湖广学政。戊子年因学政言事不合例，部议降职。第二年请假回家奉养双亲。乾隆乙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常州龙城书院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绍弓在京城做官时，与戴震交好。开始潜心研究汉学，精于校勘。归隐田园后二十多年，勤奋从事校勘工作，到老也不衰退。他所校勘的书有：《大戴礼记》《左传》《经典疏文》《逸周书》《孟子音义》《苟子》《方言》《释名》《贾谊新节》《独断》《春秋繁露》《白虎同》《吕氏春秋》《韩诗外传》《顾氏家训》《封氏闻见记》等书。又选取《易》《礼》注疏，《吕氏读节记》《魏书》《宋史》《金史》新唐书》《列子》《申鉴》新序》新论》等书中脱漏的部分，荟萃成一书，名叫《群书拾补》。《抱经堂文集三十四卷》，以及《钟山札记》《龙城札记刊行于世。

纪昀

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年自称石云。是献县人。世代为河间望族。祖父纪天申，有善行。父亲纪容舒，曾任姚安太守。河间是九河故道，天下雨则洼地汪洋成巨浸，夜间有火光。纪天申夜间梦见火光进入楼中而生下纪昀，火光随即隐去，人们认为纪昀是灵物托生。小时候奇特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坐在暗室中，两眼闪烁如电光，不用蜡烛也能看见东西。等到知识逐渐开通，光就收敛了。二十四岁时，乾隆丁卯科解元。甲戌年成为进士，授任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己卯年充任山西乡试正考官。庚辰年充任会试同考官。辛巳年京察，以道府记名。壬午年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命提督福建学政于癸未年授侍读，第二年丁父忧，服阙后充任日讲起居注官，擢升左庶子。戊子年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