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

译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

王鸣盛[金子璞园]

王鸣盛字凤喈，又字礼堂，别字西庄，是嘉定人。他生来聪慧，四岁时跟随祖父在丹徒县学署读书，每天能识记数百个字。县令冯咏把他看作神童。十二岁时，他写四书八股文，才气浩大，已具备名家的风度。十七岁补为诸生，多次考试都获第一名。乡试中副榜，才名显赫。江苏巡抚陈文肃公陈大受招他进入苏州紫阳书院。院长归安人吴大绶、常熟人王峻都赏识他的才华。乾隆十二年，他在乡试中以五经中式，但会试落第。他客居苏州，当时沈文悫公沈德潜以礼部侍郎身份退休，海内英才俊士都出自他的门下。王鸣盛与王侍郎兰泉先生、钱少詹钱大昕、吴内翰吴企晋以及曹仁虎、赵文哲、黄文莲等人相互唱和。沈德潜认为他的才学不亚于嘉靖七子。他又与惠松崖征君惠栋研讨经义，知道训诂之学，必定以汉儒为宗。他精研《尚书》，久而久之便确信东晋所献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伪作，而马融、郑玄所注的才是孔壁出土的《古文尚书》。东晋所献的《泰誓》确实是伪作，而唐人斥为伪《泰誓》的其实并非伪作。《古文尚书》的真伪辨明后，《尚书》二十九篇便清晰完整地存在，知道该从事什么了。十九年，在庄培因榜中以第二名及第，授编修。公卿们争相以礼相待。刑部侍郎秦蕙田编纂《五礼通考》，委托他分修，尤其受到掌院学士蒋文恪公蒋溥的重视。二十三年，天子亲自考核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官员，特设一等一名，提拔他为侍讲学士，充任日讲起居注官。第二年，充任福建正考官，事情尚未完成，就接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任命。回京后，有御史弹劾他乘驿车滥用驿马，被吏部议处，降职为光禄寺卿。不久遭遇母亲丧事回家，于是不再出仕。他在苏州闾门外定居，不与当权者交往，也不与朝中权贵接触。他家原本贫寒，靠卖文写墓志铭来维持生计，其余的一文不取。他闭门读书，日夜探讨。他曾说汉儒解说经书必定遵守家法，也称师法。自从唐贞观年间编纂诸经义疏，家法就亡失了；宋元丰年间以新义取士，汉学几乎断绝。如今好古之士都知道尊崇注疏，然而经注只有《诗经》、三礼以及《公羊传》还是汉人的家法，其余经书则出自魏晋，不够纯正完备。所以他撰写的《尚书后案》以郑玄、马融为主，不得已偶尔采纳伪孔安国、王肃的说法，而唐宋诸儒的说法一概不取。他又撰写《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要在于校勘。校正文字，补正讹误脱漏，审察事迹的虚实，辨别纪传的异同，对舆地、职官、典章制度最为详细，唯独不喜欢褒贬人物，认为空谈无益。又有《蛾术编》一百卷，目录有十项：说录、说字、说地、说制、 say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他的书辨析广博详明，与洪容斋、王深宁不分高下。诗歌推崇盛唐，中年出入于白居易、苏轼的风格，晚年独爱李商隐。他认为李商隐是杜甫之后第一人，亲手编定诗集二十四卷，古文若干卷。晚年因日夜读书不停，眼睛失明，有吴兴的医生用针灸治愈，著书如常，于是自号西沚。享年七十八岁。

金子璞园十六岁时著《尔雅正字》。光禄寺卿王鸣盛在艮庭先生家见到这本书，嘱咐艮庭先生招金子璞园前来拜见，奖赏不止。他曾经对金子璞园说：“我门下的士人中，以金子璞园为第一。我近日见到的好学深思之士，只有你以及李子赓芸、费子士玑三人罢了。”金子璞园名日追，是嘉定的诸生，闭门校书，不求显达。十三经都有校本，而《仪礼》尤为精到，著有《仪礼正讹》十七卷，流传于世。费士玑是吴江人，嘉庆戊午科举人，研究汉易。李赓芸号许齐，是嘉定人，深通小学，乾隆庚戌年考中进士，现在任浙江嘉兴府知府。

钱大昕[钱塘 钱坫]

钱大昕字晓征，又字辛楣，又号竹汀。他的祖先从常熟迁居嘉定，于是成为嘉定人。他生来聪颖，读书一目十行。十五岁成为诸生，有“神童”之称。当时紫阳书院院长是王侍御王峻，他向王光禄西沚王鸣盛询问嘉定的人才，王鸣盛推荐了先生。先生是西沚的妹婿。王侍御告诉巡抚雅蔚文，雅蔚文发文召他到书院，用《周礼》《文献通考》两道论题测试他，他下笔千言，全都切中典要。王侍御赞叹他是奇才。乾隆十六年，高宗纯皇帝南巡，他献赋，在行在召试举人，以补用内阁中书任用。在京师，他与同年长洲人褚寅亮、全椒人吴朗研讨九章算学以及欧洲测量弧三角等各种方法。当时礼部尚书大兴人何翰如，长期统领钦天监事，精通推算，时常来到内阁，与先生讨论李氏、薛氏、梅氏以及西洋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家的术数。何翰如谦逊推辞，认为比不上先生。

先前在吴门时，他与元和惠定字、吴江沈冠云两位征君交往，于是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广泛涉及壬遁、太乙、星命，无不博综深究。乾隆十九年，在庄培因榜中考中进士，散馆授编修。二十三年，考核翰林，

译因二等一名的成绩被提拔为右赞善，不久又升任侍读。二十八年，又因大考一等三名的成绩被提拔为侍讲学士，兼任日讲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任侍读学士，同年冬天被提拔为詹事府少詹事。乾隆皇帝深知他是学识渊博的士人，在他担任侍读学士时，就命令他进入上书房值班，教授皇十二子读书。又奉诏修撰《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等书，他都参与了编纂工作。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年，担任山东、湖南、浙江、河南的主考官。庚辰、丙戌年，担任会试同考官。在担任河南主考官的那一年，被任命为广东学政，第二年夏天因遭父丧离职回乡。先生淡泊名利，仰慕邴曼容的为人，曾说官至四品就可以辞官归隐，所以在守丧居家之后，就称病不再出仕了。嘉庆四年，当今皇上亲理朝政，垂问大昕在家的情况，朝廷重臣写信敦劝他回朝，他婉言谢绝了。嘉庆九年十月二十日，在紫阳书院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译先生深通经史之学，他论述《易》学中先天与后天的学说时说：“《说卦传》是孔子所作，其中说：‘震在东方，巽在东南，离在南方，乾在西北，坎在正北，艮在东北，唯独没有提到坤、兑两方。兑代表正秋，那么必定是正西方了。坤介于离、兑之间，也必定位于西南了。’从伏羲画卦以来，大概就已经有了这种说法。伏羲以木德称王，而传文中说‘帝出乎震’，这说明震在东方、巽在东南的位置，必定出自伏羲，不应当另有其他方位。汉唐以前，儒家和方士都没有人谈论先天图的，宋初方士才开始谈论，而儒家尊崇并相信这种说法，想要借此凌驾于文王、孔子之上，岂不是过于猎奇而歪曲圣人的意思吗？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各自相互对应，本来就不存在方位的说法。后世的儒者援引‘天地定位’这四句话，附会先天图的说法，更是错误的。天高而尊贵，地低而卑下，这是古今不变的位次。地势北高而南低，君主之位在北而面向南，臣子之位在南而面向北，如果真像乾在南、坤在北的说法那样，上下就颠倒得太厉害了，怎么能说是‘定位’呢？”

论述虞氏关于“之卦”的说法说：“之卦”就是变卦。虞仲翔解说《周易》，专门采用旁通和之卦。旁通，是指乾与坤、坎与离、艮与兑、震与巽，相互交变。之卦则是通过两个爻交换位置而得到一个新卦。乾坤是众卦的宗源。复、临、泰、大壮、夔，是阳气增长的卦；姤、遁、否、观、剥，是阴气消减的卦，它们都源自乾坤。而众卦又产生于消息卦。三阴三阳的卦，来自泰卦的有：恒卦是初爻与四爻交换；井卦是初爻与五爻交换；蛊卦是初爻与上爻交换；丰卦是二爻与四爻交换；既济卦是二爻与五爻交换；贲卦是二爻与上爻交换；归妹卦是三爻与四爻交换；节卦是三爻与五爻交换；损卦是三爻与上爻交换。来自否卦的有：益卦是初爻与四爻交换；噬嗑卦是初爻与五爻交换；随卦是初爻与上爻交换；涣卦是二爻与四爻交换；未济卦是二爻与五爻交换；困卦是二爻与上爻交换；渐卦是三爻与四爻交换；旅卦是三爻与五爻交换；咸卦是三爻与上爻交换。二阴二阳的卦，来自临卦的有：升卦是初爻与三爻交换；解卦是初爻与四爻交换；明夷卦是二爻与三爻交换；震卦是二爻与四爻交换。来自遁卦的有：无妄卦是初爻与三爻交换；家人卦是初爻与四爻交换；讼卦是二爻与三爻交换；巽卦是二爻与四爻交换。来自大壮卦的有：大畜卦是上爻与四爻交换；睽卦是上爻与三爻交换；需卦是五爻与四爻交换；兑卦是五爻与三爻交换。来自观卦的有：萃卦是上爻与四爻交换；蹇卦是上爻与三爻交换；晋卦是五爻与四爻交换；艮卦是五爻与三爻交换。临卦二爻变为五爻成为屯卦，观卦上爻变为初爻也成为屯卦；临卦初爻变为上爻成为蒙卦，观卦五爻变为二爻也成为蒙卦。所以不遵循来自临、观卦的规律。对于屯卦，说是坎卦二爻变为初爻；对于蒙卦，说是艮卦三爻变为二爻。遁卦二爻变为五爻成为鼎卦，大壮卦上爻变为初爻也成为鼎卦；遁卦初爻变为上爻成为革卦，大壮卦五爻变为二爻也成为革卦。按规律不应当遵循来自遁、大壮卦的规律，而虞仲翔对于鼎卦说是大壮卦上爻变为初爻，对于革卦说是遁卦初爻变为上爻，这就失去了其本义。我认为鼎卦大概是离卦二爻变为初爻，革卦大概是兑卦三爻变为二爻。临卦初爻变为五爻成为坎卦，观卦上爻变为二爻也成为坎卦；遁卦初爻变为五爻成为离卦，大壮卦上爻变为二爻也成为离卦；临卦二爻变为上爻成为颐卦，观卦五爻变为初爻也成为颐卦；遁卦二爻变为上爻成为大过卦，大壮卦五爻变为初爻也成为大过卦。这四个卦也不能遵循来自临、观、遁、大壮卦的规律。中孚、小过这两个卦，则不是临、观、遁、大壮所能变化的。况且颐、大过、中孚、小过与坎、以及乾坤都是反复不衰的卦，所以另外自成规律。对于颐卦，说是晋卦四爻变为初爻；对于大过卦，说是讼卦三爻变为上爻；对于中孚卦，说是讼卦四爻变为初爻；对于小过卦，说是晋卦三爻变为上爻。而虞仲翔对于大过卦仍然取大壮卦五爻变为初爻，对于颐卦兼取临卦二爻变为上爻，又对于坎卦说是观卦上爻变为二爻，对于离卦说是遁卦初爻变为五爻，这都是自己混乱了规律。一阴一阳的卦，虞仲翔解说《周易》没有涉及。现在依据他的规律推演，那么复卦初爻变为二爻成为师卦，初爻变为三爻成为谦卦，剥卦上爻变为五爻成为比卦，上爻变为四爻成为豫卦，姤卦初爻变为二爻成为同人卦，初爻变为三爻成为履卦，夬卦上爻变为五爻成为大有卦，上爻变为四爻成为小畜卦，每个卦应当各产生两个卦。而虞仲翔对于谦卦说是剥卦上爻变为三爻[蔡君谟的说法]，对于豫卦说是复卦初爻变为四爻，对于比卦说是师卦二爻变为五爻，这是另外选取两个象来解释《周易》的意义。他注释大畜卦说萃卦五爻变为二爻成为临卦，对于丰卦说是噬嗑卦上爻变为三爻，对于旅卦说是贲卦初爻变为四爻，这也是选取两个象来解释《周易》。睽卦本是大壮卦上爻变为三爻，而虞仲翔在解释卦辞时，大概取之于睽卦。又说无妄卦五爻变为二爻，这也是自己混乱了规律。

论述郑氏爻辰的规律说：郑氏爻辰的规律，初九的时辰在子，颐卦初爻说“舍弃你的灵龟”，子对应天鼋，龟是鼋这一类。同人卦初爻说“在门口同人”，随卦初爻说“出门交往有功”，节卦初爻说“不出家门庭院”，子上正对危宿，危宿象征覆盖屋顶，所以有门户的意象。节卦九二“不出家门庭院”，二爻也依据初爻，所以说门。明夷卦初爻说“三天不吃东西”，子对应玄枵，虚宿在中间，所以有不吃东西的意象。九二的时辰在寅，泰卦二爻说“徒步过河”，寅上正对天汉，云汉就是天河。九三的时辰在辰，大壮卦三爻说“削弱它的角”，辰上正对角宿。九五的时辰在申，萃卦五爻说“大人如虎变”

译申位对应参宿，参宿象征白虎。上九的时辰在戌，睽卦上爻说“看见猪背满泥”，戌位对应奎宿，奎宿象征大猪。初六的时辰在未，小过卦初爻说“飞鸟带来凶险”，未位对应鹑首。六三的时辰在亥，亥位对应营室，营室象征清庙，《萃》《涣》两卦的彖辞都说“君王来到宗庙”，指的就是六三。六四的时辰在丑，大畜卦四爻说“给小牛戴上横木”，丑位对应牵牛宿。上六的时辰在巳，小过上爻说“飞鸟离开”，巳位对应鹑尾。小过卦六爻中只有初爻和上爻有飞鸟的意象，这就是其中的道理。解卦上爻说“公侯射落隼鸟”，巳位对应翼宿，翼宿象征羽毛翅膀，有隼鸟的意象。这些都可以用爻辰的方法来推求。郑康成起初学习京氏易学，后来跟随马季长，传授费氏易学，费氏有一本《周易分野》的书，他爻辰的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译关于孔壁中发现的《尚书》比今文多出二十四篇的说法，既然郑康成（郑玄）亲眼见过这些书，为什么不为它们作注呢？回答说：汉代的儒者没有没有师承的学问。古文《尚书》最初从墙壁中取出时，没有人能够通晓它，孔安国开始用今文来诵读它，从而形成了孔氏的学问。然而孔安国并非凭空创造，也是因为他先前已经通晓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古文与今文的文本相差不远，以此证明彼，容易阐发义理。只有那些文义不能相通的地方，才另外作出解释，以此确立其学派。至于多出的那些篇章，既然没有今文可以相互参考，虽然也抄写确定下来，却不为之作训诂。所以马季长（马融）说：“逸失的十六篇，完全没有师承的说法。”从孔安国到卫宏、贾逵、马融等人，都没有对这几篇逸篇作出解释的。郑康成又怎么能将没有证据、不值得相信的说法写在竹简丝帛上呢？就像《礼》的古经有五十六篇，郑玄也亲眼见过，他注释《仪礼》时多用古文参校审定，却不注释多出的三十九篇，也是因为缺乏师承的说法。《左传》得到刘向（刘子骏）开创性地疏通大义，所以流传至今；而逸失的《尚书》、逸失的《礼》没有师承的说法，所以都在永嘉之乱中亡佚了。自从东晋古文《尚书》出现，才有孔安国奉诏为五十八篇作传的说法。假如孔安国真的为逸篇作了传，那么都尉朝、庸生等人必定也兼受此学，为什么在马融、郑玄之前传授古文的人只限于二十九篇呢？朱文公（朱熹）怀疑郑康成不理解逸失的《礼》三十九篇，我过去也不明白其中的缘故，现在因为讨论古文逸篇而一并领悟了。

关于《诗经》，毛传的注释多采用转音，说：古人的读音随着意义转变，所以一个字有时有几个读音。《小旻》中“谋夫孔多，是用不集”，与下句的“犹咎”押韵。《韩诗》将“集”写作“就”，在音韵上协调。毛公虽然没有破字，但将“集”解释为“就”，就是读作“就”的音。《尚书·顾命》中“克达殷集大命”，汉代石经中“集”写作“就”；《吴越春秋》中“子不闻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怜同忧相救，惊翔之鸟相随而集濑下之水回复俱留”，这是“集”有“就”的读音。“瞻卬”中“藐藐昊天，无不克巩”，传注将“巩”解释为“固”，就是转读为“固”的音，与下句的“后”押韵。“载芟”中“匪且有且”，传注将“且”解释为“此”，就是转读为“此”的音，与下句的“兹”押韵。顾亭林（顾炎武）拘泥于一个字只有一个读音，于是说《诗经》中有不押韵的句子，这是不对的。《溱洧》中的“溱”，本来应当写作“潧”，《说文解字》说“潧，水出郑国”，引用《诗经》“潧与洧方涣涣兮”就是证明。现在《毛诗》写作“溱”，是将“潧”读作“溱”，以便谐和音韵。“溱”就是“潧”的转音，不能说《诗经》失韵，也不能依据《诗经》来怀疑《说文解字》。“鲁颂”中“烝徒增增”，传注说“增增，众多”，本于《尔雅·释训》的文字；而《小雅》中“室家溱溱”，传注也说“溱溱，众多”。“潧”与“溱”声音相近，将“潧”转为“溱”，也是为了谐和音韵，与“潧洧”写作“溱洧”相同。

关于《春秋》说：孟子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我曾经对此表示怀疑。是说当时的乱臣贼子害怕吗？那么赵盾、崔杼之类的人，史官本来就已经直笔记录了，不需要等到《春秋》。是说后代的乱臣贼子害怕吗？那么《春秋》以后乱臣贼子在史册中仍然不断出现，我没看到他们能害怕。孟子的话，未免太大而夸张了吧？然而孟子本来就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阐述王道作为后世君王的法则，防范未然，而不是指责已然。太史公说：整顿乱世，使之回归正道，没有比《春秋》更近似的了。又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前面有谗言而看不见，后面有贼人而不知道，做人臣子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遵守常规事务而不知道适宜，遭遇变故而不知道权变。《春秋》的法度施行，乱臣贼子就没有容身之地，所以说他们害怕。凡是篡位弑君的事情，必定有逐渐发展的过程。圣人随着事情的发展，杜绝其萌芽。鲁隐公被弑，在《翚帅师》中有所记载；警戒于子般被杀，在《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邱》中有所记载；这是告诫大夫不得专掌兵权的义理。尹氏拥立王子朝，发生在昭公时代，而在隐公的策书中记载了尹氏去世；崔杼弑君，发生在襄公时代，而在宣公的策书中记载了崔氏出奔卫国；这是告诫卿大夫不得世袭的义理。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两次见于《春秋》，是为无知杀君埋下伏笔。母弟虽然亲近，不可以让他超越本分。赵穿弑君，而让赵盾承担恶名。赵穿的弑君是由于赵盾。胥甲父与赵穿同罪，赵盾对于胥甲父则放逐他，对于赵穿不仅不放逐，反而让他率领军队侵犯崇国。赵盾还能推脱罪责吗？侵犯崇国是小事，不必记载，而记载它的原因是为了纠正赵盾的罪责，并且不让赵穿漏网。郑公子宋弑君，而让归生承担恶名。归生是正卿，而且曾经率领军队打败华元，力量足以制服公子宋，却跟随公子宋作乱，比起赵盾更加严重，不能借口本来没有逆谋。楚公子比弑君，弃疾促成此事，而公子比独自承担恶名，是因为他篡夺君位，而弃疾的罪恶终究不可掩盖，所以用互相杀害的文字，表明他们的罪行相同。然而公子比与弃疾都是楚灵王的弟弟，灵王驱逐公子比而任用弃疾，

译最终死在两个人手中。先记载公子比出逃到晋国，又记载弃疾率领军队包围蔡国。这说明君主的兄弟不能因为个人的喜爱或憎恶来决定赏赐或剥夺。卫国孙宁驱逐了他的国君，所以用“出奔”来记载。孙衎有失去国家的道理。如果贬低孙衎，就似乎是在奖赏公孙剽，所以先记载公孙剽前来聘问，以彰显大义，公孙剽干预正统继承，他的罪过是不可掩盖的。楚国的商臣、蔡国的般弑杀国君，儿子不像儿子，父亲也不像父亲。许国的止没有尝药，并非是大恶，却特别记载为“弒”，以阐明孝子的道义。不是因为国君有失德，所以楚国、蔡国的国君不记载葬礼，而许国独独记载葬礼，这是为了责备楚国、蔡国两位国君不能端正家庭。楚成王的事情，与晋献公大致相同，儿子孝顺就是申生，儿子不孝就是商臣，而晋国随后也有奚齐和卓子的弑君事件。没有家庭不整齐而国家能治理好的，所以晋献公去世也不记载葬礼。记载守门人弑杀吴子余祭，是警戒国君亲近刑罚之人。记载盗贼弑杀蔡侯申，是警戒国君疏远大臣而亲近小人。栾盈进入曲沃，赵鞅进入晋阳，记载这些是为了警戒大城邑与国都抗衡的苗头，人臣不可以独占自己的私邑。楚子虔在干溪被弑，记载了地点，是为了显明征战时间之久。国君亲自出兵，久而不归，灾祸迅速降临是理所应当的。楚国的强大，没有比虔更强的，讨伐吴国，俘获庆封，灭掉赖国，灭掉陈国，灭掉蔡国，史书不断记载，却救不了被弑的结局，这是因为没有德行而只有功绩，是上天所厌恶的。宋襄公使用鄫子，楚灵王使用蔡世子，都特别记载下来，是厌恶他们的不仁。并且以此征验这两位国君的横死，并非是不幸。宋公与夷、齐侯光、楚子虔因为好战而被弑，晋侯州蒲因为诛杀大臣而被弑，经传都先叙述事迹以彰显大义，作为对拥有国家者的警戒，非常深切。《左氏传》说：“凡是弑君，称君，是因为国君无道；称臣，是因为臣子的罪过。”后世的儒者大多把这话当作诟病，我认为国君如果真的有道，怎么会遭到弑杀？遭遇弑杀的国君都是无道的。那些弑君者有明确主名的，记载名字以彰显臣子的罪过；那些地位低微的不记载，是因为不值得记载；没有主名的，也空缺不记载，这是史官谨慎的表现，并非宽恕臣子的罪过。圣人修撰《春秋》，阐述王道，以警戒后世，使国君成为有道的国君，端正心意，修养身心，整顿家庭，治理国家，各得其所，又怎么会有乱臣贼子呢？至于篡弑已经形成，根据事实记载，这是良史的职责，并不是所谓窃取其义。秦汉以后，乱贼在史书中不绝，是因为上面的人没有把《春秋》的大义体现在政事上。所以说只有孟子能懂得《春秋》。

译论述妇人“七出”的说法说：“七出”的条文，是先王用来扶持阳刚、抑制阴柔，从而使家庭伦理不至于陷入困穷和乖离的手段。父子兄弟，是凭借天性结合的；夫妇，是凭借人为结合的。凭借天性结合的，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而凭借人为结合的，可以用去留的道义来制约。尧舜的道，不外乎孝悌；而孝悌的衰败，是从各自偏私自己的妻子开始的。妻子对于丈夫，起初本来是路人，凭借夫妻的情分联结，感情容易亲近。至于丈夫的父母、丈夫的兄弟姊妹、丈夫兄弟的妻子，都是路人，没有一日之恩，只是推及丈夫的亲人而亲近他们，感情本来就不相属了。况且女人的本性，贪婪而吝啬，柔弱而狠毒，而婆婆姑嫂这类人，也是女人，同居而心意不相投，往往是有的。那些真正能安于道义和命运的人，十个中难得有一个。先王设立可以休弃的道义，道义相合就留下，不合就休弃，使能够恪守妇道的人可以坚守从一而终的贞节，否则宁可割舍夫妻之爱，也不要伤害骨肉之恩。所以出嫁叫作“归”，被休弃也叫作“归”，以此来防范百姓，是担心孝道在妻子儿女那里衰败。那么，圣人对女子，压制得不也太厉害了吗？回答说：休弃妻子的道义，不仅仅是为了保全丈夫，也是为了保护普通妇女。后世乡间的妇女，失去公婆的宠爱，被小叔小姑谗言离间，抑郁而死的情况有之；或者她们的丈夫淫乱酗酒凶狠，宠爱溺爱妾室，凌辱逼迫而死的情况也有之。对照古礼，本来就有可以休弃的道义，又何必束缚她们、禁锢她们，把她们置于必死之地才感到痛快呢？先儒告诫寡妇不要改嫁，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认为保全一个女子的名节，事情小；得罪父母兄弟，事情大。所以父母兄弟不可乖离，而妻子可以休弃。休弃后改嫁，不叫作失节。如果过错在妇人呢？不合道义而改嫁，改嫁后仍然困穷，这是自作孽，不可逃避。如果过错不在妇人呢？休弃后嫁到乡里，仍然不失为好妇人，不必强行留住她，使夫妇之道痛苦。自从“七出”的法令不再施行，母鸡司晨的现象日益严重，丈夫被妻子控制，隐忍而不能休弃，甚至导致家破人亡、断绝后代。而审理这类案件的官员，仍然想要让他们复合，知道女子不能侍奉两个丈夫，却不知道违背妇道的人即使侍奉一个丈夫，也不能称为贞烈；知道臣子不能侍奉两个君主，却不知道违背臣节的人即使侍奉一个君主，也不能称为忠诚。这是没有理解先王制定礼法的用意。

论述“性与天道”的说法说：“经典中谈论天道的，都是以吉凶祸福来论述的。《易经》说，天道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春秋左传》说：‘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遥远，人道切近。我不是盲人史官，怎么知道天道？《古文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这就是天道。’天道福佑善人，降祸淫邪之人。《史记》说：‘天道没有亲疏，常与善人同在’，都是这个道理。郑玄注释《论语》说：‘天道是七政变通的占卜，与《易经》《春秋》的意义完全相同。’孟子说：‘圣人对于天道，也只是说吉凶阴阳之道。圣人有所不知，所以称为天命。否则，性与天道，又有什么区别呢？’另一种说法，性与天道，是说性与天相合。《后汉书·冯异传》说：‘我私下思考，按照诏令作战进攻，每次都能如意；有时凭私心决断，没有不后悔的。国家独到的远见，越久越深远，才知道性与天道是不可听闻的。’《管辂列传》说：‘如果不是性与天道，怎么能够背离爻象而凭胸臆行事？’《晋书·纪瞻传》说：‘陛下性与天道，仍然驱使机敏之神于史籍之中。’这也是汉儒相承的说法，而何晏全都未予采纳。

论述孟子“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一句，先儒认为是记录者的错误，说：“汉儒赵邠卿注释《孟子》在此处未曾表示怀疑，宋以后的儒者才怀疑它。”我认为孟子擅长诗书，难道不知道读《禹贡》吗？况且他生于邹峄，淮泗的下流，近在几百里之内，怎么会出错呢？大概天下的水没有比海更大的，而长江仅次于海，所以老子以江海为百谷之王。南方的水都先流入长江，后流入大海。世人只知道毗陵是长江入海的口，不知道朐山以南、余姚以北的海，都是长江的归宿。汉水流入长江两千多里，还有北江的名称；淮河口距离长江口仅五百里，它是长江的下流，有什么可怀疑的？《禹贡》说：“沿着长江大海，到达淮泗。”这就是淮泗注入长江的证据。注入长江，是汇合长江以注入大海，与疏导水流的文字起初并不相悖。《说文解字》说：“江水到会稽山阴称为浙江。”浙江，就是渐江。渐江与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是源头不同而归宿相同。《国语》“吴与越，三江环绕”，韦昭认为是吴松江、钱塘江、浦阳江。钱塘江就是浙江，吴松江、浦阳江也是注入长江而后注入大海，所以都有江的名称。汉儒距离古代不远，他们所说的长江下流不专指毗陵一处，如果知道会稽山阴也是江水所到之处，就不会怀疑淮泗注入长江的文字了。

这是先生解说经义的大致情况。至于辨别文字的训诂，考据古今的音韵，以及天文、地理、草木、虫鱼，散见于《文集》和《十驾斋养新

译《录》一书，不下数万言，文中大多未予记载。他曾说，自从惠栋、戴震的学问盛行于世，天下的学者只研习古代经典，略微涉猎《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三部史书，对这三部史书以下的内容茫然不知，这能称为通儒吗？他所著的《二十二史考异》，大概是有感而发才写成的。他又说，史书的芜杂浅陋，没有比《元史》更严重的了。顾炎武说：“《食货志》《选举志》都是案牍公文”，朱彝尊说：“列传中既然有了速不台，却又有了雪不台；既然有了完者都，却又有了完者拔都；既然有了石抹也先，却又有了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剌出这两人既然已经附在杭忽思、直脱儿的传记里，却又另外为他们立传”，这些都是极其荒谬错误的。金华、乌伤两位公，本来就不是史才，所选的史官，又都是乡野迂腐的书生，不熟悉典章制度，对蒙古语言文字向来没有学习过，所以一动笔就出错，即使给予他们时间，尚且不免遭受秽史讥讽，何况成书的时间不到一年呢？比如太祖功臣首推四杰，而赤老温的传记却缺失；世代尚公主的人中鲁昌、赵郓最著名，而赵郓的传记也缺失；塔察儿、和礼霍孙，至元朝的良臣旭迈杰、倒剌沙，泰定朝的元辅，而史书都丢失了他们的传记；礼乐、兵刑等志都缺失；顺帝一朝的事情，地理志记载顺帝的事情仅有两条，其余也缺失遗漏。列传中重复的，如昂吉儿已经附在也蒲甘卜的传记里，却又另外有昂吉儿传；重喜已经附在塔不已儿的传记里，却又另外有重喜传；阿术鲁已经附在怀都的传记里，却又另外有阿术鲁传；谭澄已经附在他父亲谭资荣的传记里，却又另外有谭澄传，这又是朱氏没有纠正的。其他事迹错乱错误，如仁宗庄懿皇后卒于仁宗朝，未曾尊为皇太后；吾也而围攻益都，跟随的是木华黎的弟弟带孙，并非跟随木华黎；张子良来归附，元帅察罕并非因为阿术段直担任深州长官，是在太祖朝而非世祖朝，这些都是明显荒谬错误的。于是搜罗元人的诗文集、小说、笔记、金石、碑版，重新修撰《元史》，后来恐怕违背朝廷法令，改为《元诗纪事》。

译生平著述流传于世的，有《潜研堂文集》五十卷，《诗集》二十卷，《二十二史考异》一百卷，《潜研堂金�文跋尾》元集六卷、亨集七卷、利集六卷、贞集六卷，《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册，《养新余录》三卷，《日记钞》四册，《补元史氏族表》三卷，《元诗记事》《补元史艺文志》六卷。王先生不专门研究一部经书，但没有哪部经书他不精通；不专门钻研一门技艺，但没有哪门技艺他不精熟。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的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至宋元的金石文字，本朝的典章制度，满洲蒙古的氏族，都研究精深、探究事理，不学习就能完全掌握。古人说：“眼睛看过而能背诵于口，耳朵听过而能熟记于心”，王先生具备这种才能。戴震编修曾对人说：“当代学者，我认为王昶是第二人。”大概戴震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而戴震的学问，以研习经学为宗旨，不读汉代以后的书。至于王先生学问贯通天道人事，博览群书，自开国以来，蔚然成为一代儒学宗师。用汉代儒生来比拟他，虽在高密郑玄之下，但即使是贾逵、服虔也望尘莫及，何况那些比不上贾逵、服虔的人呢？

王先生的弟弟王昶大昭，侄子王塘坫、王东垣、王绎侗、王东壁、王东塾，一门宗族子弟，都研究古学，擅长写文章，可以说是东南地区的望族了。大昭字晦之，又字竹庐，精通经史，著书满屋，刊行出版的只有《后汉书补表》八卷而已。嘉庆元年中孝廉方正科，赐六品顶戴。王东垣是举人，王绎侗、王东壁、王东塾都是生员。

王塘坫，字学渊，又字禹美。为生员时，与诸殿沦、汪青、王鹤溪、王耿仲互相唱和，创作古今体诗。被王光禄西庄、王侍郎兰泉先生激赏。王塘坫内心觉得不足，不想以诗名闻名。等到被选拔进入国子监，考试归来，致力于经史之学。乾隆四十四年中江南乡试，第二年汪如洋榜中进士，按次序应当授官，自己认为不熟悉吏治事务，就选择教职，被任命为江宁府学教授。公务多有空闲，专心致力于撰述。在声音文字、律吕推步之学上，尤其有敏锐的理解力。著有《律吕考》六卷，又著《史记三书释疑》。对于律历、天官家的言论，都探究其本源，并用其他书籍来疏通证明。律书上说“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这几句话，注家都不能理解。司马贞怀疑其数字有误。王塘坫依据《淮南子》《太玄经》来证明，才相信其确实不可更改。又因为《淮南子》天文训一篇多含《周官》冯相保章的遗法，高诱注疏略，很少有所证明，作补注三卷来阐明其旨意。晚年读《春秋左氏经传》，精心研究有所心得，作《古义》若干卷，以补充杜预注的缺漏，并且纠正其错误。他所作的古文叫《述古编》四卷，都流传于世。享年五十六岁。

王坫字献之，年少时聪慧敏捷，有过人的资质，精通小学，游历京师，朱笥河先生延请为上宾。乾隆甲午年中副榜，于是到关中，在毕沅巡抚幕府中，与歙县方子云、阳湖洪亮吉、孙星衍探讨训诂舆地之学。后来任职州判，监修陕西城，授干州州官，得末疾回家，死在苏州。著有《诗音表》一卷，《车制考》一卷，《论语言后录》五卷，《十经文字通正书十四卷，《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献之擅长小篆，不在李阳冰、徐铉之下。晚年右体偏枯，左手作篆尤其精妙，世人收藏他的书法如拱璧一样珍贵。曾经注释《史记》，详细于音训及郡县沿革、山川所在。兵部松筠为陕甘总督时，重视他的学问品德，亲自到卧榻问疾，索要未刊行的著述。献之把《史记注》交给松筠，哭着说：“我病重不起，三十年精力都在这本书上，只求明公怜悯，不要让它像覆车一样被蜡封埋没。”当时松筠有伊犁将军的命令，说：“塞外不能从事刻印，应当录一份副本原稿，必定寄给你。”后来江都韦佩金书城为广西凌云县知县获谴谪塞外戍满南还，松筠知道书城与献之同举于乡，把原稿嘱托书城交给献之。献之捧书哭着说：“我不能再见公了。”等到松筠为两江总督时，献之先四年死，书城也化为异物，松筠都赒恤其家。嗟乎，当今士夫能谦益下士，故旧不遗如松筠者，有几人哉！

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

王兰泉先生[袁廷梼]

先生讳昶，字德甫，号述庵，又字兰泉，又字琴德。他的祖先居住在浙江兰溪，高祖懋忠开始迁居江南松江府青浦县西珠街角镇，于是成为青浦人。父亲士毅，字鸿远，年四十五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