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

译七经，又用来教授学生，此后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扬雄等人相继崛起，文章冠绝天下，汉朝的蜀地，就是如今的广东。于是（惠士奇）坚定地以经学倡导教化，三年之后，通晓经学的人很多，文风因此大为改变。他又说现在的学校教官，相当于古代的博士，博士通晓古今，深明国家体制，如今学校教官没有博士的才能，学生有什么可以效法的？他咨询舆论，发现有海阳进士翁廷资，其学问品行胜任学校教官之职，便上疏请求补任韶州府教授，得以诱导激励众多士人。吏部认为学政官员向来没有题补官员的先例，因此搁置不予执行。世宗特别下旨：“惠士奇在任上的名声很好，他所举荐的人，想必不是徇私，着照所请补授，以后不再作为先例。”他在任期间升迁为右春坊右中允，破格提拔为侍讲学士，转任侍读学士。丙午年任期届满返回京城，送行的人像墙一样密集。他离开后，广东人设立木牌位让他配享先贤，广州在三贤祠，惠州在东坡祠，潮州在昌黎祠。元旦和他的生日，学生们都整理衣冠入内拜祭，他得士人心如此。丁未年五月，奉旨修筑镇江城墙，因经费耗尽停工而被罢官。乾隆元年，奉旨调取进京引见，因讲续用所欠修城银两，得以宽免。丁巳年六月，补任侍读。戊午年，因病告老还乡。辛酉年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译先生深研经学，撰写了《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他论述《周易》时说：“《周易》发端于伏羲，兴盛于文王，完备于孔子，而其学说在汉代尚存。如果不明白孔子所传的《易》，就不配谈论文王；如果不明白文王所传的《易》，就不配谈论伏羲。舍弃文王、孔子所传的《易》，却去远求伏羲，我是不能理解的。”汉代儒者谈论《易》，如孟喜用卦气说，京房用通变说，荀爽用升降说，郑康成用爻辰说，虞翻用纳甲说，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但宗旨归趣是一致的，都不可废弃。现在所流传的《易》，出自费直，费氏原本依据古文，王弼却全部改为俗体字，又创立了虚象的说法，于是将汉代的学问彻底清空，而古学也就灭亡了。“《易》就是象。圣人观察象而系以辞，君子观察象而玩味辞。六十四卦都是实象，哪里会有虚象呢？”他论述《春秋》时说：“《春秋》三传，记事没有比《左传》更详尽的，论断没有比《谷梁传》更正确的。韩宣子见到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了。’那么，《春秋》是依据周礼来记事的。《左传》中的褒贬都是《春秋》诸儒的议论，所以记事都真实，但议论或许不够公正。《公羊传》不信国史，只笃信其师说，老师没有说到的，就凭主观臆测去推测，所以失误常常很多。总之，《左传》得之于国史，《公羊》《谷梁》得之于师承，虽然各有得失，不可偏废。后世有个叫王通的人，喜欢说大话来欺骗人，竟然说：‘三传一出，《春秋》就散失了。’于是啖助、赵匡等人争相攻击三传，以伸张他们的异说。如果《春秋》没有《左传》，那么二百四十年的历史就茫然无知，如同坐在暗室之中一样。《公羊》《谷梁》两家，就是七十子门人所传的大义。后来的学者，应当相信并喜好它们，选择其中好的地方去遵循。如果仅仅依据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说法，极力排斥并痛加诋毁，我担心三传被废弃，《春秋》也会随之灭亡。《左传》对《春秋》功劳最大，《公羊》《谷梁》有功也有过，学者相信它们必然不可信的地方，怀疑它们必然无可疑的地方，疑惑得太厉害了。

他论述《周礼》时说：“礼经出自孔壁，多有古字古音。经书的含义存在于训诂中，字音审定才能知道其含义。所以古训不可更改。”郑康成注解经书，都遵循古读。大概字有音义相近而伪误的，所以读音遵循古法，后世不学无术的人，就认为康成喜欢改字，难道是这样吗？康成的《三礼》、何休的《公羊》多引用汉代的制度，因为离古代不远，所以借用来解说。贾公彦对于郑注中“如飞茅”“扶苏”“薄借”“綦”之类的字，都不能疏解所读的字，也不能疏解，就说“依俗读”，这非常违背不知则阙的原则。汉代距离周代远，唐代又距离汉代远，他们的说法不能全部通达是理所当然的。何况宋代以后呢？周秦诸子，他们的文章虽然不完全雅正驯顺，但都可以引为《礼经》的佐证，因为他们接近古代。

幼年时读二十一史，对于天文、乐律两志未能完全通晓。等到在翰林院任职，因为研究新法推步的原理，撰写了《交食举隅》两卷。说测量日食，先要求出食限，食限必定在两交点。离交点近就发生食，远就不发生。有进入食限而不发生食的，没有不进入食限而发生食的。古代的方法不能确定朔日，所以说“食有时在晦日”。解说的人说日食发生在晦朔之间，月食只在望日，这是只知二五而不知十啊。日月有平行、有实行、有视行。日月的食也有实食、有视食。实食，是日月在天上相互遮掩的实际度数；视食，是人在地上所看到的初亏、食甚、复圆。古代的方法或许知道求实行，不知道求视行；都知道求平朔，不知道求实朔，所以不能确定朔日就是因此。七政有高有低，所以有恒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亮天。古人认为恒星最高，于是把恒星指为天体。新法在恒星天之外，又有宗动天，符合九重天的数目。宗动，是七政所共同尊崇的。沈括说“日月星辰的运行不相碰撞，只是气罢了”，这是不懂历象的人。如果日月只有气而没有形体，那么月亮怎么能遮掩太阳呢？太阳高而月亮低，五星也有高低。高低既然不同，又怎么能相互碰撞呢？《春秋》说“有食之既”，“既”是接续的辞，不是尽的意思。新法称之为“金钱食”，日大月小，月亮不能完全遮掩日光，所以全食的时候，中间空缺而光溢出外面，形状像金钱一样。

又撰写了《琴理数考》四卷，其大略说：十二律，黄钟至小吕为阳，蕤宾至应钟为阴。阳用正律，而阴用倍律。蕤宾长，小吕短，黄钟居中，这是自古相传的旧法。晋朝永嘉之乱，有司失传，汉武帝开始改变旧法，黄钟长，应钟短，小吕居中，从此阳正阴倍的法度断绝。汉魏律，在小吕一均之下，征调黄钟为宫，有小吕无蕤宾，所以假用小吕为变征。黄钟的黄钟宫为正宫，小吕的黄钟宫为下宫征。最小而以为宫，所以为下宫。隋朝郑译于是用黄钟正宫来对应，擅自去掉小吕，用蕤宾，来附会先儒宫浊羽清的说法。所谓宫浊羽清，是指

译从征调的角度来说。将译改为正宫，因此历代音乐都苦于音高过高。自隋唐以来，只演奏黄钟一均，而旋宫转调的方法就被废弃了。古代的方法全部失传，唯独在古琴中保留下来。孔疏的密度，取法于琴徽。古琴的十二律起于中徽，七音生于宫孔。黄钟从宫孔开始，黄钟起始一上一下，终于蕤宾。古琴从中徽开始，黄钟起始一左一右，终于十徽。书稿完成后，只有嘉定王进士恪看到后感到欣喜，其余的人都不能理解。

译所著作品有《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以及《南中集》《采莼集》《归耕地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时述录》一卷。海内学者称他为红豆先生。起初，研溪先生从东渚村迁居到郡城东南香溪的北岸。郡城东禅寺有一株红豆树，相传是白鸽禅师种植的，已经老朽枯死了。到了这个时候，红豆树又长出了新枝，研溪先生移来一枝种在台阶前，生机盎然。僧人睿目存为他绘制了《红豆新居图》，他亲自题写五言绝句，又创作《红豆词》十首，唱和的人有二百多人。天下名士经过吴门时，必定停船拜访，因此他自号红豆主人。所以乡人称研溪先生为老红豆先生，半农先生为红豆先生，松崖先生为小红豆先生。

松崖先生，是半农先生的次子。名栋，字定宇，又字松崖。起初是吴江的学生员，后来又改籍归入元和。自幼志向坚定，勤奋向学，家中藏书丰富，日夜讲读诵习。从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到佛道两家的典籍，没有不深入钻研的。父亲的朋友临川人李绂，一见他就觉得惊奇，说：“仲孺有子矣。”学士在粤东主持学政，先生跟随他到任所。粤中的高才生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六，当时被称为惠门四子，常常进入官署讲论文艺，与先生结为莫逆之交。至于学问渊博通达，四子都自认为远远不及先生。等到学士倾家荡产修筑城墙，先生往来于京口，饥寒困顿，比贫寒之士还要严重。遭遇两次丧事，不因贫困而废弃礼仪，终年靠教书自给自足，陶器上常常积满灰尘，他却坦然处之。他雅爱典籍，得到一部善本，倾尽家财也不吝惜。有时借书阅读并亲手抄录校勘，对古书的真伪精审辨别，清楚得像分辨黑白一样。乾隆十五年，朝廷下诏举荐经明行修之士，两江总督文端公尹继文、文襄公黄廷桂联名上章推荐，有“博通经史，学有渊源”的评价。恰逢大学士九卿索要他的著作，还没来得及进献就罢官归乡。然而先生与这两位公侯，并没有半面之识。五十岁以后，专心研究经术，尤其精通《易经》。他认为孔子作十翼，其中的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到汉代，还有留存。自从王弼兴起，汉学就消亡了，幸好李鼎祚的《集解》中略传其梗概。先生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才贯通其旨意。于是撰写《周易述》一书，专门推崇虞仲翔，参以荀爽、郑玄诸家的义理，概括其旨意为注，推演其学说为疏。汉学断绝了一千五百多年，至此才重新彰显。书即将完成时，先生病重，于是缺了鼎至、未济十五卦以及序卦、杂卦传两篇。孔氏正义依据马融、陆绩的说法，认为爻辞是周公所作，与郑学的观点不同。他们所坚持的是，明夷六五说“箕子升”，六四说“王用享于岐山”，都是文王之后的事。先生独自能辨析这一点。对于明夷之五，他说：“箕子应当从古文作其子”，古音亥也作萁。刘向说：“今易其子作荄兹”，荀爽据此立说，读萁子为荄兹，其亥、子与兹文字不同而音义相同。《三统术》说：“该阂于亥，孳萌于子”，亥亥也是同物。五本是坤，坤终于亥，干出于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所以说“其子之明夷”。马融是俗儒，不识七十子传《易》的大义，读其为箕，大概是涉及《彖传》而讹误五为天位。箕子是臣，却当君位，违背《易》例，太严重了！谬种流传，始于西汉博士施仇，读其为箕。蜀人赵宾阐述孟氏之学，认为箕子明夷，阴阳气无箕子。箕子是万物方荄兹。赵宾依据古义驳难诸儒，诸儒都理屈。于是施仇、梁邱贺都嫉妒他。孟喜、施仇、梁邱贺同师田王孙。孟喜未显贵时学问最高，孟喜所传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从王孙那里得到，而梁邱贺厌恶他，说没有这事，话传到皇上耳中。宣帝于是以孟喜改师法中梁邱之谮为由治罪。施仇、梁邱贺嫉妒孟喜，并波及赵宾。班固作《孟喜传》，也用了施仇、梁邱贺的片面之词，都不是实录。刘向《别录》还遵循孟学，所以马融、俗说、荀爽独知他们的错误，复用赵宾的古义。而晋人邹湛以漫衍无经批评他。大概魏晋以后经师道丧，王肃诋毁郑氏，而禘郊之义乖谬；袁准毁蔡服，而明堂之制消亡；邹湛讥荀谞，而《周易之学晦暗。郢书燕说，一倡百和，何必怪后世纷纭呢？对于升之四，他说：“文王”爻辞，都依据夏商之制。《春秋》引《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州。”服虔说：“尧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尔》说：“梁山，晋望也。”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为晋望，明显梁、岐都是冀州之望。此王指夏后氏受命祭告，不是文王。他解说《干》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说文》“元”从一，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万物。《干》之初九，积善在下，阳气始生，东方为仁，所以说善

译（这是）君长的德行。阴阳交合而后通达，《乾》卦的九二爻，应当上升到《坤》卦的五位成为天子，所以《文言传》再次论及君王的德行。《易经》凡是说“亨”的，都是指乾坤二卦相交。《乾》卦六爻中的二、四、上爻位置不正，《坤》卦六爻中的初、三、五爻位置不正，《乾》卦变化、《坤》卦化育，六爻都归于正位，形成两个既济卦，所以说“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就是利，正就是贞。《易经》凡是说“利贞”的，都是指爻当位，或者变化后得正，或者刚柔相互交换。只有既济这一卦六爻都正，所以说“刚柔正而位当”。《杂卦传》所说的“既济定也”，就是这个意思。卦具足四德（元亨利贞）的有七个：乾坤变化而成两个既济卦；屯卦三爻变革，四爻变化都成为既济卦；随卦三、四爻易位成为既济卦；无妄卦三、四爻易位，上爻又变化而成既济卦；临卦二爻上升居五位，三爻又变化而成既济卦，所以都说元亨利贞。它论述占筮的方法说：“《易经》称天下的变动，贞定于‘一’。所以卦爻的变动，一爻变则正，两爻变则惑。”京氏的筮法，一爻变的称为九六，两爻以上变的称为八。晋公子得到贞屯悔豫，都是八，这是三爻变，不称为屯之豫，而称为八。穆姜遇到艮之八，这是五爻变，不称为艮之随，而称为八。这就是所说的贞定于“一”。七，是蓍草的数；八，是卦的数。蓍草圆而神妙，卦方而明察。神妙用来预知未来，明察用来储藏过去。预知未来是卦尚未形成的状态，储藏过去是卦已经形成的状态。所以不说七，而说八。《春秋》内传和外传中没有占筮得到某卦之七的说法，因为七是蓍草的数，卦尚未形成。

译又因研习《周易》而领悟明堂制度的法则，撰写了《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大致认为《说卦》中“帝出乎震”的“帝”，是指五帝，位于太微垣之中，五德依次更替以形成四季。圣人效法天道，建立明堂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明堂设有五室四堂，室用来祭祀上天，堂用来颁布政令。君王秉承天命统御万物，分别在各个方位处理政务，这就叫做明堂。《月令》就是现在所传下来的《月令》。古代的圣人，活着时有配享上天的德行，死后有配享上天的祭祀，所以从太皞以下历代都称为禘。太皞以木德王，炎帝以火德王，黄帝以土德王，少皞以金德王，颛顼以水德王。君王在明堂举行盛大的享祀之礼，称为禘。在郊外祭祀祖先则在南郊举行，禘、郊、祖宗这四大祭祀总称为禘，是因为禘祭的是祖先所从出的本源。郑玄注《礼记·大传》中“不王不禘”，以及《诗经·长发》中“大禘”的笺注，都说郊祀上天，这是将郊祀称为禘。《周颂·雝》的序言说“禘祭太祖”，郑玄笺注说“太祖指文王”，这是将祭祖称为禘。刘歆说“大禘则终王”，这是将祭宗称为禘。董仲舒说：“天地是祖先所从出的本源。禘祭，是祭祀祖先所从出的本源，所以四大祭祀都蒙受禘的名号。禘礼上溯远祖，旁及已毁的宗庙，下及功臣。圣人处于天子的地位，举行配享上天的祭祀，推演人道以承接天道，于是天神降临，地祇出现，人鬼感应，因此阴阳调和，风雨适时，五谷成熟，草木茂盛，万物得以顺利生长，没有灾害，这就是所谓的既济安定。先儒都认为明堂上有灵台，下有辟雍，四门设有太学。颍容《春秋释例》说：‘太庙有八个名称，肃然清静，称为清庙；举行禘祫之礼，排列昭穆次序，称为太庙；告朔行政，称为明堂；举行飨射之礼，供养国老，称为辟雍；观测云气，望测祥瑞，称为灵台。其四门的学校，称为太学；其中的正室，称为太室；总称为宫。’卢植注《礼记》也说：‘明堂就是太庙，与灵台、辟雍在古代制度中都在同一处所，近世才不同，分为三处罢了。’而晋代袁准著论反驳这种说法，是不明白古代的制度。君王会见诸侯，或巡视四岳，则设有方明。方明，是仿照明堂的制度，也称为明堂。荀子所说的‘在塞外建筑明堂以朝见诸侯’，战国时齐国有泰山明堂，就是方明。《周书》说‘朝见诸侯则在明堂，觐见诸侯则设立方明’，所以虞舜禋祭六宗而觐见四岳群牧，《周礼》设立方明而觐见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即明堂六天之神，郑玄说是上天主持盟誓的神，这是不对的。自从明堂的制度不再详备，禘礼也就废除了。郑玄知道圜丘、方丘是禘祭，却不知道是明堂。六帝王肃，又错误地依据鲁国的禘祭，将禘改为宗庙之祭，没有配享上天的内容。这就是魏明帝之所以汉朝四百多年废除没有禘祀的原因。禘祭施行于明堂，明堂的法度本源于《周易》。《中庸》说至诚可以赞助化育，与天地并列为三，这就是明堂配享上天的意义。又有《易汉学》七卷、《易例》二卷，都是推演古义，针砭世俗之说。

在《尚书》方面有《古文尚书考》二卷，认为孔壁中发现的古文多出十六篇，其中有《九共》九篇，析分为二十四篇，郑康成所传的二十四篇，就是孔壁真正的古文，东晋晚出的二十五篇与《汉书》不符，可以断定是伪作。唐人指责郑康成所传的是张霸伪造的，是荒谬的。今文《泰誓》三篇，其大略见于太史公的书中，太史公从安国询问故实，应当可信。唐人尊崇信奉晚出的《泰誓》，而认为今文《泰誓》是伪作，也是不对的。

在《春秋》方面有《左传补注》六卷，自序说：曾经见过郑康成的《周礼》注、韦宏嗣的《国语》注，纯粹采纳先儒的说法，最后才加上自己的意见，让学者审察其异同。杜元凯《春秋集解》，虽然根本于前代修撰，但不注明其说法，而且他的议论偶尔与诸儒相违背，于是乐逊的《序义》、刘炫的《规过》等书就出现了。现在摘录经传，附上先世的遗闻，宗奉韦、郑的遗说，前代修撰者不掩盖，效法乐、刘的意思，有失误必定规劝，而对于古今文的同异辨析尤其详尽。说他的注秦穆姬属贾君，采用唐尚书的说法，以贾君为申生的妃子。令尹蔿艾猎，采用《世本》的说法，认为是叔敖的哥哥。同盟于亳城北，采用服虔的本证，证明亳是京的讹误。堑防门而守之广里，采用《续汉书》及京相璠的说法，以防门广里为地名。吴句余，采用服虔的说法，认为吴子余祭万者二人，采用吴仁杰的说法，二人应当为二八。臧文仲废六关，将废训为置，读如《公羊传》废其有声者之废，都是前人所未曾说到的。又说《公羊传》有严、颜二家，蔡邕石经所确定的，是严氏《春秋》；何邵公所注的，是颜氏《春秋》。石经《公羊传》末尾说：‘桓公二年颜氏有所见异辞云云’，‘僖公三十年颜氏言君出则己入’，现在何本都有这些内容。又说：‘颜氏无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词也’，现在何本也有这些内容，由此知道何所注的是颜氏本。郑

译郑玄为《三礼》作注，引用《隐公二年》的记载，难道就在此处吗？《隐公三年》记载登戾之事，《桓公十一年》记载迁郑之事，而“鄙留”的记载都与何休不同，却与石经相同，大概郑玄所依据的是严氏的本子。又说：应劭在《风俗通》中称谷梁子是子夏的门人，杨士勋认为谷梁子从子夏那里受经。查桓谭《新论》说：“《左传》流传于世，遭遇战国时期逐渐衰微，后来一百多年，鲁人谷梁赤为《春秋》作传，内容残缺简略，多有违背和失误。”那么谷梁子并非亲自从子夏那里受经。古人亲自受业的称为弟子，辗转传授的称为门人，那么谷梁子对于子夏，就像孟子对于子思一样。所以魏人糜信注《谷梁传》，认为谷梁子与秦孝公同时代。杨士勋说谷梁子作传，传给孙卿，孙卿传给鲁人申公，申公传给博士江公。查孙卿是齐愍王、齐襄王时的人，相当于秦惠王时期，那么他在谷梁子之后。孙卿所注的书，论述天子宗庙的数量以及赙赠、襚含的意义，阐述《春秋》中赞许胥命而反对盟诅的观点，不涉及三王之事。诸侯相见，仁者留守，都本于谷梁子的学说。他所说的传给孙卿，是可信的。《隐公元年》传：“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僖公二十二年》传：“有了过错而不改正，这才叫过错。”《僖公二十三年》传：“用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这就是抛弃了他的军队。”现在这些都在《论语》中，《谷梁传》所载，与《仪礼》中的《士昏礼》、《士丧礼》等两篇记文相合的尤其多。所以郑康成说：“谷梁子善于阐释经义。”

译他论述《论语》说：孔子说“传述而不创作”，在《鲁论》中可以看到。“《乡党》”这一篇，一半是礼经的内容。“《尧曰》”几章，是全书的训诫典章。谈论君臣关系，则说“别人的话不废弃”；讥讽没有恒心，则引用“南国有言”。对于“善人”和“为邦”，则说“这话真是对啊”。对于“隐居行义”，则说“我听说这话，素绚”、“唐棣逸时可诵”。关于“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这些都是胥臣多闻所传述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是文王官人所记录的。“克己复礼”，左氏认为是古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管子》认为是古语[见《小问篇》]。“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是周志的遗文[今《逸周书》就是周志，在《程典篇》]。“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周任的遗言。由此推论，圣人难道是凭空创作的吗？

他论述《尔雅》说：“《释诂》、《释训》，是周公所作，用来教导成王。所以《诗经》称‘古训是式’，汉代称为故训，又称为诂训。诂训，就是雅言。周代的古训，仲山效法它；孔子的雅言，门人记录它。世俗的儒生不相信《尔雅》，于是仲山的古训、孔子的雅言，都不存在了。”

他又撰写《九经古义》十六卷，讨论古字古音，以广博异闻，纠正俗学。又因为范蔚宗的《后汉书》缺略遗误，《范书》流行后，《东观汉记》、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等诸家的书都亡佚了，于是他从《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中取材，作《后汉书补注》十五卷。他所有的撰述，如王文简公《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盛行于世。评论者认为胜过任渊的注、山谷李壁的注、荆公的诗注。《周易本义辨证》五卷，《太上感应篇》注二卷，也经过好事者刊刻。只有《山海经训纂》十八卷，《九曜斋》笔记二卷，《松崖笔记》二卷，《松崖》文钞二卷，世间没有刊本。又有《诸史会最》《竹南漫录》，都未成书。卒于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享年六十二岁。先生晚年，卢运使见曾将他延请至邗上，如《雅雨堂十种、《山左诗钞》《感旧集》，都是先生亲手审定的。

同时与先生友善的有沈彤、沈大成。沈大成字学子，号沃田，华亭人，有《学福斋集》。受业的弟子中最知名的，是余古农、同宗艮庭两位先生。如王光禄呜盛、钱少詹大昕、戴编修震、王侍郎兰泉，先生都拿着经书问难，以师礼侍奉他们。钱少詹为先生作传，评论说：“宋元以来，解说经书的书盈屋充栋。高明的蔑视抛弃古训，自夸心得；低劣的抄袭别人的话，据为己有。儒林的名声，徒然成为空疏藏拙的地方。只有惠氏世代坚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其深厚。比拟汉代的儒生，应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等人不能及。”

沈彤

沈彤字冠云，一字果堂，是吴江县的诸生。康熙、雍正年间，何学士焯以制义倡导学者，四方跟随他学习的弟子著录的有四百多人。弟子中只有陈季方、陈少章和沈彤最知名。季方擅长文词，少章精通史学，沈彤唯独以穷究经书为事，考核先儒的异同而寻求其正确，写文章不崇尚词藻，抒发心得自得而已。应博学鸿词科，因为奏赋到半夜，来不及写成诗，没有被选入。有人推荐他修撰《三礼》及《大清一统志，议叙得到九品官，他以不仕为耻，于是回到吴江，闭门治经，勤勉终年。群经都有撰述，尤其精通礼学，著有《周官禄田考》三卷。因为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俸禄尚且不够”的疑问，所以详细考究周制来与他辩驳。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积算特别精密。又因为《仪礼》古人嫌它难读，自唐代贾公彦后，只有朱子、李如圭、张淳、黄干杨复五人专门攻治《士礼》，著有《仪礼小疏》，可惜未成书，只有《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士丧礼》《丧服传五篇，每篇附以监本刊误，卷末又如《左右异尚考》一篇。他的学说以康成、公彦为宗，兼采元代敖继公的注，然而抨击君善的占十分之七，采纳他学说的占十分之二三罢了。沈彤著述谨慎，不轻易下笔，所著如《尚书小疏、《春秋左传小疏》，仅有数十条，与近日士大夫急于成书，蹈卤莽灭裂的讥讽相比，有天壤之别了。他的书流传于世的，除《周官禄田考》《仪礼小疏外，有《吴江震泽二县志、《果堂集》十二卷。沈彤年老无子，穷困而死，享年六十四岁。

藩以前在京师，有夫已氏问我

译“叔嫂之间没有丧服吗？”我回答说：“根据礼经，叔嫂之间确实没有丧服。”考察《奔丧》篇说：“没有丧服却设立哭位的，只有叔嫂，以及妇人因降等而无丧服的情况，只穿麻衣。”郑玄注解说：“虽然没有丧服，仍然穿着吊丧的衣服，加上麻衣，袒露左臂，束发为位而哭。”那么叔嫂之间的丧服，就是吊服加麻、袒免，下葬后就除去，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大功之服。那位姓夫的人来自鄞县，万充宗将《叔嫂有服辨》一文给我看，我大笑说：“你墨守郑玄的学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怎么能算是精通礼学的人呢？”万充宗的文章，是依据晋代成粲的说法而曲解《丧服传》。他说丈夫为兄弟服丧，妻子降一等，以此证明叔嫂之间有大功之服，并认为郑玄不能解释，贾公彦勉强为之解释。我心里知道他的说法是谬误的，但无法回应。南归之后，我读《仪礼》小疏说：“丈夫为兄弟服丧，妻子降一等，郑玄在上文经文的注中说：‘兄弟犹言族亲也’。这里的兄弟意义相同，所以不再重复。贾公彦说：‘妻子跟随丈夫为他的族亲服丧’，即上文经文中丈夫的各位祖父母见于缌麻章，丈夫的世叔父母见于大功章，丈夫的兄弟之子不降等，嫂叔又无服。现在说跟随丈夫降一等，记载那些未明确列出的，应当是丈夫的从母之类吧？”彤认为这一条是总结上文经文，并非专门记载那些未明确列出的。丈夫的姑姊妹见于小功章，贾公彦却遗漏了。至于说从母之类，那么有丈夫的从祖父母、丈夫的从父姊妹之类，都是以小功而降为缌麻。还有丈夫的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以及丈夫的从祖姑姊妹出嫁者之类，丈夫都为他们服缌麻，妻子都降等而无服，都包含在其中了。从母，是母亲的女性兄弟，所以也可以称为兄弟。这可以解开成粲的症结，止息万充宗的狂言。并且我惭愧自己不能潜心寻讨传文及郑玄、贾公彦的说法，以至于被那位姓夫的人驳倒，才知道果堂研习礼学的精审如此。唉，先辈用心缜密，哪里能赶得上呢！

译我称先生为古农先生。

先生名萧客，字仲林，别号古农，是吴县的平民。先生五岁时，父亲在广西做幕僚，一去不返，母亲颜氏教他读《四子书》和《五经》，晚上则让他学习《文选》以及唐宋人的诗文。十五岁时，先生精通《五经》，便知道空谈性理之学对经术毫无补益，想要研读汉唐的注疏。家中贫穷，无法藏书，苕溪书棚的徐姓主人赏识先生，有一天先生到书棚借《左传注疏》，一个月读完便归还了书。徐姓主人惊讶他读得这么快，问：“你读得熟了吗？”先生回答：“是的。”徐姓主人随手翻开一卷，让先生背诵，从头到尾没有错误。徐姓主人非常惊骇，说：“你是个奇特的人。”于是赠送给他《十三经注疏》《十七史》《说文解》《玉篇》《广韵》。从此先生闭门研习经史，博览群书。他生性嗜好古籍，听说有珍本异书，必定徒步前往借阅，即使奔波五六十里也不觉得劳累。因为郭璞注《尔雅》时采用了旧注却掩盖了原作者的名字，先生认为这是窃取他人善行、不知羞耻，于是采集注疏及《太平御览》等书中犍为舍人、孙炎、李巡的旧注来加以阐释。书还没有完成，先写成了《注雅别钞》八卷。专门批驳陆佃《新义》《埤雅》以及罗愿《尔雅翼》的错误，同时也涉及蔡卞的《毛诗名物解》。礼部尚书沈德潜看到他的书，屈尊与他交往。二十二岁时，先生拿着《注雅别钞》向惠松崖先生请教。惠先生说：“陆佃、蔡卞属于王安石的新学，人人都知道他们的错误，不值得辩驳；罗愿不是宋代的大儒，也不必辩驳。你读书著书，应当致力于那些重大而深远的问题。”先生听后神色惊动，于是拿着拜师礼接受教诲，自称弟子。吴县朱文游藏书之丰富，在吴门首屈一指，聘请先生教读，让先生住在滋兰堂中，得以遍读四部书籍。先生又曾在玄妙观阅读道藏，在南禅寺阅读佛藏，平时手里总拿着一本书，不停止阅读，白天时间不够就用夜晚来补充。因此视力受损，什么也看不见，有人传授方法，让他在暗室中静坐，眼睛蒙上蓝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之后，眼睛虽然能看见了，但读书只能读大字本而已。直隶总督方观承听到他的名声，聘请他到保定，编修《畿辅水利志》。闲暇时游历京城，与朱笥河先生、纪昀、胡高望交好，他们都认为先生的学问介于顾炎武和顾炎武之间。因为眼疾复发，举荐歙县人戴震代替自己，于是南归，在乡里以经术教授学生，闭着眼睛口授学生，盛况空前。这时江筠孝廉也因眼疾教读，当时的人都称他们为“盲先生”。同郡中以经义、诗古文词相互辩论的人，有薛家三先生、汪爱庐先生、彭绍升进士、汪元亮孝廉，上下议论风发，如泉涌一般。薛家三先生说：“鬼谷子是纵横家，舌上有锋刃，不可抵挡。”先生相貌奇特雄伟，头顶有两块肉角，眉毛稀疏眼睛大，嘴巴宽大胡须多，像车辙和皮革一样。家中悬挂着鬼谷子的画像，所以同社中戏称他为鬼谷子。乾隆年间，诏令开设四库馆，征召四万名才俊担任校勘工作。有人将山阴人童钰和先生的名字上报给金坛，因为一个是诸生，一个是平民，不符合惯例，最终没有推荐。先生贫病交加，再娶无子，四十七岁去世。他那些牢骚不平之气，往往寄托在美人香草上，表现在歌咏中，哀音微弱，有屈原的遗意。

先生生平著述很多，《尔雅释注》《雅别钞》，他后悔是少年时的作品，不给人看。《文选音义》，也后悔是少年时的作品，但早已刊行，于是另外撰写《文选杂题》三十卷。又有《选音楼诗拾》若干卷。先生深谙《文选》之学，因此将他的楼命名为选音楼。病重时，将《杂题》诗集交给弟子朱敬舆。朱敬舆将其视为枕中秘宝，因此学者很少知道。只有《古经解钩沈》已收入四库经部。当时戴震说这本书有钩而未沉的，有沉而未钩的。然而沉而未钩，确实如戴震所说。如果说钩而未沉，则是戴震的妄言。现在考核这本书，难道有这样的情况吗？只有皇侃的《论语义疏》，这本书出自撰写《钩沈》之后，且是足利的伪作，怎么能说是钩而未沉呢？我是先生的受业弟子，听先生说：《钩沈》一书，汉晋唐三代经注中亡佚的，本来打算全部采集。因为乾隆壬午年四月得了虚损病，生命危在旦夕，急于成书，于是取旧稿录成付梓。至今感到遗憾，我的精力衰退了，你能完成它，也是经籍的幸运。我自先生去世之后，家中多故，奔走四方，雨雪满途，饥寒切身，不能专心致志从事编辑。今年已经五十岁，忽然老了，感叹谋生之难，犯了不习之罪，辜负了老师的教诲，能不悲伤吗？

我称先生为江艮庭先生。

先生名声本，字涛，后改字叔澐。他的祖先居住在休宁的梅田，后来迁到苏州，又迁到无锡，再回到吴下，于是成为吴县人。年轻时与哥哥江筠孝廉同学，不从事科举应试文章，读《尚书》，奇怪古文与今文不相似，又奇怪孔安国的传庸劣，而且非常支离，安国所作不应该这样。三十五岁时，拜同郡通儒惠松崖征君为师，读到惠先生所著的《古文尚书考》及阎若璩的《古文疏证》，才知道古文及孔传都是晋代人伪作。于是汇集汉

译儒家的学说以注解二十九篇为主，汉代注疏不完备，便旁征博引其他书籍，精心研究古代训诂，编成《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附带补正义理九条，辨识伪字一条。《尚书集注音疏》的前后序言及外编一卷，即是《尚书经师系表》。经文、注疏全都用古篆书写。怀疑伪古文《尚书》的始于宋代的吴才老，朱熹之后，吴草庐、郝京山、梅鷟都未能抓住关键。直到本朝阎若璩、惠栋两位征君所著的书籍，才揭露了伪造的踪迹和剽窃的根源。至于刊定正经经文、阐明古注，他们都没有涉及。先生出现并集其大成，难道不是伏生、孔安国、马融、郑玄的功臣吗？

译他辩驳《泰誓》说：《泰誓》在今文和古文中都有。汉代儒生都诵读研习它，马融、郑玄都为之作注。自从东晋伪古文出现，就有了《泰誓》三篇，世间没有具备独到眼光的人，于是大家一致信奉，认为这是孔壁古文，因而称此为今文，反而怀疑今文《泰誓》是伪作，因此今文《泰誓》逐渐衰微以至于亡佚。然而今文《泰誓》中记载了“火流谷至”的事情，且没有那些传记中引用的语句，所以马融虽然为之作注，也不能没有怀疑。现在暂且完备地记录马融的说法并加以辩驳。马融在《书叙》中说：《泰誓》是后来才得到的，考察它的文字似乎浅显直露。又说：“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而同辞。”以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至，以谷俱来，举火神怪”，这难道不在孔子所不谈论的范围内吗？又《春秋》引用《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用《泰誓》说：“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胜。”孟子引用《泰誓》说：“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荀子引用《泰誓》说：“独夫纣。”《礼记》引用《泰誓》说：“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过；纣克予，非朕文考有过，惟予小子无良。”现在的《泰誓》都没有这些话。我见到的《书》和《传》很多，所引用的《泰誓》而不在《泰誓》中的很多，不再全部记录，略举五件事来阐明，也就知道了。马融的这个说法在《正义》中辩驳说：考察马融的意思，是因为《泰誓》不是伏生所传，所以怀疑它罢了。马融难道没见过伏生的《尚书大传》吗？《泰誓》中“维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等语。《大传》既然引用了它的文字。它之所以没有传下来，大概是伏生年老，或许有遗忘，除了所得的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记忆其全文，所以如此。《大传》引用“九共”说：“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无傲。”引用“帝告”说：“施章乃服，明上下能录其词句而不传其全文，这是他不能记忆的明显证据。”那么《泰誓》虽然不出自伏生，也不能说不是秦火之前伏生所藏的旧文了。况且《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文章。计算伏生之书二十八篇，三分《盘庚》则为三十篇，加上孔氏多出的二十四篇，才五十四篇，加上《泰誓》三篇，正好五十七篇。没有《泰誓》就不符合这个数目。又李颙《集注》《尚书》，在此《泰誓》中辄引孔安国曰，那么孔氏古文也有此篇，孔安国且作传了。而两汉诸儒备见今文古文的，未曾怀疑《泰誓》有今古文之异，那么今文《泰誓》同乎古文，又可以知道了。马融唯独因为它后得而怀疑它，那么五十四篇哪里可信呢？如果他所称八百诸侯不期而会，那么娄敬劝说高帝时曾讲过这话。司马子长也将其文录于本纪了，不是已经信而有征了吗？又如火流为雕，以谷俱来，这是符命的应验，如同龟书、马图之类。孔子系《易》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记载孔子的话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那么符瑞之征，圣人尚且希望遇到，却以火流谷至为神怪，说这是孔子所不谈论的，难道这是通论吗？况且《思文》之诗不也说：“贻我来麰，帝命率育。”这就是以谷俱来的意思。马融也将斥《诗》为荒诞吗？不然，《诗》则信之，书则疑之进退皆无据了。马融又以《书传》所引《泰誓》很多，而怀疑此《泰誓》都没有。又考察《汤誓》篇，传自伏生，后来又出于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节，但“予小子履敢用玄牡”等语，载于《墨子·兼爱》篇，而在《汤誓》中没有其文。所以孔安国注《论语·尧曰》篇，不敢断言《汤誓》之文，而说“墨子引《汤誓》，其词若此”。又《墨子·尚贤》篇引《泰誓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在《汤誓》中也没有。然而说《汤誓》有逸文可以，说《汤誓》为伪书，则不可以以此相类比，《泰誓》也是如此。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不独如此，《大传》引《盘庚》说：“若德明哉，汤任父言卑应言。”引《无逸》说：“厥兆天子爵。”现在《盘庚》《无逸》都在，而都没有这些话。经与传都出于伏生，不应传录其文，经反而遗漏其语。那么伏生既传之后，欧阳、夏侯递有师承尚且不能没有缺漏，何况《泰誓》经灰烬之余，百年而出，反而怪它有遗逸吗？况且传记诸书，人人都能见到。如果想要伪造，必定不敢张空弮以自吐其胸臆，也不敢出神奇以骇人之观听，将摭拾典籍以补缀，依据谊理以为干城，以求售

译后世，就像那个伪托的孔安国所做的那样。怎么肯故意留下这种破绽，来招致后人的议论呢？大概是因为当时确实有这样的事，史官依据事实直书，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才有“火流谷至”的文字；等到后来，文献残缺不全，传承的人只是守着残存的篇章而不敢补缀，所以没有那些传记中所引用的语句，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郑玄的说法，我认为不对，所以作这篇辨析。这又是阎若璩、惠栋两位先生所没有涉及到的。

译先生精通文字训诂之学，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根本宗旨，《说文》中没有的字，必定寻求假借字来代替。他平生不写楷书，即便是与人往来的书信，也都写成古篆体。看见的人惊讶地认为那是天书符箓，世俗的儒生往往讥笑他，但先生毫不在意。他曾撰写《六书说》一篇，亲自书写并刻在石头上，其中关于转注的解释，以五百四十部作为建立类别的依据，认为每一部中凡是属于某类的字都跟随该部首，属于意义相通、互相承受的关系，这确实是前人未曾阐发的见解。又著有《恒星说》一卷，文中未予收录。他喜欢创作北宋风格的小词，也用篆书书写。先生性格刚直不阿，不羡慕荣华富贵，交往的朋友如王光禄鸣盛、王侍郎兰泉、毕制军沅，都看重他的品行，而先生从未因私事去求他们，因此当权者更加敬重他。嘉庆元年，皇帝下诏开设孝廉方正科，江苏巡抚费淳首先推举先生，赐予六品顶戴。先生享年七十八岁。晚年因为性格不合世俗，举动常与时代相悖，取《周易》中“艮背”的含义，自号艮庭，学者称他为艮庭先生。

我年轻时跟随古农先生学习，先生去世后，我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如同进入大海，茫茫无边无际。先生教导我研读七经三史以及许氏《说文》，后来又跟随先生学习惠氏《易读书》，有疑问就向先生请教，先生指点讲解，常常直到深夜四更，仍然讲论不停，真可谓教诲人不疲倦啊。先生的儿子镠，字贡庭，是诸生；孙子沅，字铁君，是优贡生，世代传承他的学问，弟子有几十人。元和顾广圻、长洲徐颋最为知名。顾广圻字千里，号薲邑，是诸生，天资过人，没有不读的书，经史小学、天文历算、地理之学，没有不精通的，又能写诗、古文、骈体文，当今海内学者没有人能超过他。徐颋字述卿，嘉庆甲子年考中举人，乙丑年以第二名考中进士，现在担任翰林院编修。先生老友中与他交往亲密的有钱宫詹大昕、褚部郎寅亮，宫詹另有传记。

褚寅亮，字搢升，号鹤侣，又字宗郑，是长洲人。乾隆十六年被召试中举人，授任内阁中书，官至刑部员外郎。他与钱宫詹大昕是同科好友，深通经学，研究礼经几乎三十年。他曾说宋代人解说经书喜欢标新立异，把古代注疏看得像泥土草芥一样。只有《仪礼》一书属于朴学，空谈义理的人无法措辞，而朱熹、勉斋、信斋又崇信它，所以郑玄的学问没有被异说混淆。到了元代吴兴人敖继公撰写《集说》，虽然说是采纳先儒的话，其实除了注疏之外都是逞一己私意。专门研究郑氏学问的人，苦于注疏难以阅读，而喜欢敖书的平易，于是敖书盛行于世。大概敖继公的意思不在解经，而是有意与康成（郑玄）立异，只是他善于立言，含蓄不露，好像无意于排斥攻击，所以人们陷入他的玄妙之中而不觉悟。至于他的解说有不通之处，甚至改窜经文，勉强迁就他的意思，这几乎到了无所忌惮的地步了。他著有《仪礼管见》四卷，他解说中最精妙的，比如《乡饮酒记》中“北面者东上”，敖把“东”改为“西”，褚寅亮驳斥他说：注文明言统属于门，门在东边，那么就不能以西为上。《乡射记》中“胜者之弟子洗觯，升酌南面坐，奠于丰上，降袒执弓，反位”，敖认为“袒执弓”一句是衍文，褚寅亮驳斥他说：胜者的弟子就是射宾中年少的人，因为他是胜方，所以袒露手臂拿着弓，不是衍文。《燕礼》中“胜觚于宾”，敖把“觚”改为“觯”，褚寅亮驳斥他说：凡是献酒用爵的，酬酒就用觯。燕礼中宰夫主持献酒，既然不用爵，那么酬酒也不用觯了，怎么能把觚改成觯呢？《大射仪》中“以耦在还，上射于左”，敖依照《乡射》改为“于右”，褚寅亮驳斥他说：上射的位置在北，下射的位置在南，这是乡射和大射相同的，只是乡射的位置在楅的西边，从楅向西，那么北就是右；大射的位置在楅的东边，从楅向东，那么北就是左。敖把它们等同起来，混淆了东西的区别。《丧服记》中“公子为其妻縓冠”，敖把“縓”改为“练”，褚寅亮驳斥他说：练冠的缘饰也用縓色装饰，所以《闲传》说“练冠縓缘”，就其本质来说叫练冠，就其缘饰来说叫縓冠，母亲地位重所以说其本质，妻子地位轻所以说其缘饰，并非有两种不同的帽子。《士虞礼》中“明齐醙酒”，敖认为“醙酒”是衍文，褚寅亮驳斥他说：注明言有酒没有醴，根据下文普遍进献醙酒，也专门说酒而不提醴，怎么能妄解明齐为醴，就删去经文呢？《特牲馈食礼》中“三拜众宾，众宾答再拜”，敖把“再”改为“一”，褚寅亮驳斥他说：“乡饮酒礼中，众宾答一拜，是因为大夫是主人；有司彻礼中答一拜，是因为大夫是祭主。这是士的礼仪，怎么能用那些情况来类推呢？”

褚寅亮精通天文历算之术，尤其擅长勾股和较相求等各种方法，著有《句股广问》三卷。钱少詹撰写《三统术衍》，褚寅亮校正刊本中的错字，比如“月相求六扐之数”一句，“六扐”应当是“七扐”。“推闰余所在，加十得一”一句，“加十”应当是“加七”。少詹佩服他的精审。他早年研究公羊何休的学问，撰写《公羊释例》三十篇，认为三传中只有公羊传是汉学，孔子作《春秋》，本意是为后世君王制定法度，诋毁公羊传的人，实际上是违背经旨。又因为何邵公（何休）说礼

译商朝的制度，有时王的制度与周礼不同，于是撰写《周礼公羊异义》两卷。又著有《十三经笔记》十卷，《诸史笔记》八卷，<《诸子笔记》两卷，《名家文集笔记》七卷，收藏在家中。乾隆四十年，因病请求辞官回家，乾隆五十五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