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

译纪昀任贵州都匀知府，以四品官职留任，晋升为侍读学士。因事获罪，被发配到乌鲁木齐效力。到达戍所时，发现单身遣戍人员在五年内累积达到六千人，他替都统起草奏稿，获得皇帝旨意减免释放为民。辛卯年被召回，授任编修。乾隆三十八年提拔为侍读，任命为四库全书馆总纂官。丙午年授任侍读学士，充任文渊阁直阁事，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己亥年提拔为詹事，随即晋升为内阁学士。壬寅年授任兵部右侍郎，仍兼任直阁事，改任而不空缺原职，这是特殊的恩遇。又转任左侍郎。甲辰年充任会试副考官，主持武会试贡举。乙巳年晋升为左都御史。丙午年转任礼部尚书，充任经筵讲官。戊申年赐准在紫禁城骑马，充任武会试正考官。壬子年京畿地区发生水灾，他奏请截留南方漕粮一万石，设立十个粥厂赈济饥民，救活无数人。嘉庆元年丙辰年充任会试正考官，转任兵部尚书。己未年充任武会试正考官。癸亥年六月，因八十岁寿辰，皇上派遣官员携带宫廷珍玩赏赐给他。这一年他上奏说：“妇女突然遭受强暴，被捆绑受辱却不屈服而被杀害的，按律例没有表彰。臣认为持刀赴死，其志向与坚守节操被杀的人没有不同。如同忠臣烈士誓死不投降贼寇，即使被捆绑控制，虽被迫跪拜，能说是向贼寇屈膝吗？请敕令交大学士、九卿、科道官共同商议，与未被污辱者略微区别对待，酌情给予表彰。”大学士保宁等人议奏，如果凶手在两人以上，明显是身体孱弱难以支撑，与强奸被杀者一体给予表彰，交各督抚勘明情形，请旨定夺。皇帝批准。乙丑年正月，奉旨调任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封太子少保，管理国子监事。十五日在任上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奉旨：纪昀学问渊博通达，办理《四库全书》始终其事，十多年间，非常出力。由翰林院逐步升任正卿，为官五十多年。今年正月，刚刚提拔参与内阁政务，晋升赐予宫衔，突然听说去世，深为痛惜。加恩赏赐陀罗经被，派遣散秩大臣德通带领侍卫十人前往祭奠，并赏赐库银五百两办理丧事。任内的处分，全部予以撤销。应得的抚恤典制，查照条例具奏，赐给祭葬，赐予谥号文达。

译公对于书籍没有不通晓的，尤其精通《周易》，极力驳斥图书说的谬误。《四库全书》的提要、简明目录都出自公之手。大到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的书籍，他的评论都能探求深奥、阐明幽微，言辞明白，道理正确，见识和功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以说是通儒了。公胸怀坦率，生性喜欢诙谐幽默，有陈亚那样的名声。然而乍一听他的话，似乎接近玩笑，过后思考，却是名言。公一生的精力都凝聚在《提要》一书中，又喜欢写稗官小说，却懒得著书立说。年轻时偶尔有撰写，现在藏在家中，因此世间没有流传。现在摘录公所作的《戴氏考工记图序》一篇，来了解大概情况。

序言说：戴君东原起初为《考工记》作图，图后附上自己的解说而没有注释。乾隆乙亥年夏天，我初次结识戴君，认为他的书很奇特，想把它付梓印刷。过了半年，戴君才为我删取先后郑玄的注释，而自己确定解说，作为补注。又过了半年，书完成，仍然命名为《考工记图》，遵循他最初的命名。戴君对我说：“从前丁卯、戊辰年间，先师程中允拿出这本书给齐学士次风先生看。学士一见就感叹说：‘真是奇书啊！’现在再次遇到您认为这本书奇特，可以没有遗憾了。”戴君深明古人的小学，所以他的考证制度字义，是汉朝以来儒者所不能及的。以此来探求圣人遗留的经典，发明之处独多。《诗经》三百篇，《尚书》二十八篇，《尔雅》等都有撰述。他自认为担心成书太早，而唯独对于《考工记》却说：“这是仅次于经书的，考证虽然困难，但要得到详尽就足够了。”我用戴君的说法与昔日儒者的旧训参互校核，毂末的“轵”，明确它应当是“軿”，不能与舆人的“轵”“轛”两个名称混淆。现在的字书连“軿”字都没有。车人“彻广六尺以鬲长”，车宽应当相等，两辕之间六尺，旁边加上辐内六寸，辐宽三寸，绠寸合左右共二尺，那么大车的彻也应当是八尺。文字讹误“八”为“六”。“弓人胶三锊”，一弓的胶不能超过两有十铢，二十五分铢的十四，正应当是三锾。这些都是记文的错误，汉儒已经不能纠正了。后郑说“轸舆后横木”，戴君却说：“辀人说轸间左右名轸的证据。加轸与轐，弓长庇轸轸方象地，前后左右通名轸的证据。”辀人“任正衡任”，郑认为应当是軓与衡，而说軓是舆下三面材，輢式所树立的地方。戴君却说：“这是下应当兔围轴围，抒发其意。如果是輢式所树立的地方，应当记载在舆人，现在辀人为之，大概不对。”郑认为戈“胡句倨外博”是胡上下，戴君说：“这不应该与已倨、已句字义不同。”郑引用许叔重《说文解字》及东莱称证明“锾锊数同”，戴君却说：“锾的假借字作垸，锊的假借字史记作率，汉书作选，伏生尚书大传作馔，数小大相差悬殊，合为一是不对的。”戟刺长短没有文字记载，郑氏既然没有提及，贾公彦说：“大概与胡同六寸。”戴君却说：“戈一援，戟二援。中直援名刺，与枝出之援同样长七寸有半，寸刺连内，为一直刃通长尺有二寸。如同戈的直刃，通长尺有二寸。”桃氏为剑，中其茎，设其后。郑解释“设”为大，说从中以后稍大。戴君说：“不应该与‘设其旋’‘设其羽’之类意义不同。”后说剑环在人所握之下，所以名后，与剑首对称。锺的钲间没有文字记载，郑认为与鼓间六等而合。舞广四，为锺长 sixteen。戴君却说：“锺自铣至钲，自钲至钲，敛杀以二，准诸句股法。钲间八，钲间亦八，这是锺长十六。”舞者其上覆，修六，广 four。大概锺羡的尺度，不应当在锺长之数。玉案以承枣，没有人详细其制度。戴君引《棜禁》及《汉小案》，确定其有四周而局足。庐人“句兵，欲无弹”，“刺兵欲无蜎”。郑都解释为“掉”。戴君读“弹”如“夗蜎”之“蜎”转“掉”也。“蜎”摇“掉”。他补正郑氏注的精审类如此。其他如因为嘉量论黄锺少宫，因为《玉人》土圭，《匠人为规》识影论地与天体相应，寒暑进退，昼夜长短之理，辩天子诸侯之宫，三朝三门宗庙社稷所在，详明堂个与夹室的制度，申井田沟洫之法，触事广议，使古人制度之大及其礼乐之器，昭然复见于今。这是书对于治经所取得的益处，固然巨大。戴君不喜欢驰骋其辞，只保存所是，文略又于《辀人》龙 flag、鸟旟之类，《梓人》笋虡，《车人》大车、羊车之类，图不具其言曰：“思而可得者微见其端，要留以待后学治古文者的致思可也。”这确实得到了论著的体例。我独自忧虑守章句的儒者，不知引伸，胶执旧闻，

译沾沾自喜地摆弄他的嘴舌。因此论述它的大意，把它作为序言的开头。

译同时，有一位叫翁覃溪的先生，也致力于汉学研究，收藏金石碑版文字，著有《经义考补》《两汉金石文字记》等书，流传于世。翁先生名方纲，是大兴人，乾隆丁卯科举人，壬申恩科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散馆后授任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来因年老多病，以学士身份辞官归乡。

邵晋涵

邵晋涵，字与桐，号二云，是余姚人。祖父邵向荣，是康熙壬辰科进士。父亲邵佳鈗，是增广生。邵君生来聪慧异常，少年时多病，左眼略有残疾，但读书能十行并看，终身不忘。乾隆乙酉年，在本省乡试中考中举人，主考官是钱竹汀先生。过了六年，在礼部会试中考取第一名，赐进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皇帝下诏编纂《四库全书》，金坛人首先将邵君的名字上报，召他到京城，授任翰林院庶吉士，担任纂修官。过了一年，授任编修，后来在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御试中，名列二等，升任右中允，接连升迁至侍讲学士，兼任文渊阁直阁事。他读书无所不读，但非法的书不放在身边。他曾说：“《尔雅》是六艺的津梁，而邢昺的疏浅陋，于是另外撰写正义，兼采舍人、樊光、李巡、李巡、孙炎等家的注解，有不详细的地方，从其他书中摘录补充。现在的学者都舍弃邢疏而尊崇邵氏正义了。”在四库馆时，《永乐大典》中记载有薛居正的《五代史》，于是汇集编次，缺失的部分用《册府元龟》等书补充，从此薛史得以重新流传。钱竹汀先生闲谈时说：“《宋史》纪传在南渡之后，不如东都时期有法度，宁宗以后，又不如前三朝粗略完备。不仅事迹不详，就连褒贬也失去了真实。”邵君听后认为很好，选取熊克、李焘、李心传、陈均等人所撰写的书以及宋人的笔记，撰写《南都事略》，以续接王偁的书，言辞简练而史实增加，正史也比不上它。邵君曾参与修撰国史，馆中收藏先朝史册数以千计，总裁询问某件事，他回答说：“在某册第几页。”一百次中不超过一次错误，大家都惊讶地认为他是神人。他的著述还有《孟子述义》《谷梁正义》《韩诗外传考》《皇朝大臣迹录》《輶軒日记》《南江文集》，都实事求是，对学者有益。邵君在京城时，靠教授学生来维持生计，不去拜访权贵之门，所以在清贵的官署中徘徊二十多年，而官职只到四品。邵君年轻时跟随山阴的文蔚、刘文豹、童二树交游，熟习蕺山、南雷的学说，对于明末党祸的起因、宦官乱政以及唐王、鲁王两王的始末，从容谈论，往往超出正史之外。自从邵君去世，南江的文献就失传了。

任大椿

任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是兴化人。做诸生时，与同县的侍鹭川一起吟诗唱和，艺林称道他们。乾隆壬午科举人，三十四年己丑科二甲第一名进士，授任礼部主事，转任郎中，陕西道监察御史，担任四库全书馆纂修官。子田与戴震（东原）同榜考中举人，于是熟习听闻他的论说，潜心研究汉儒之学，著有《弁服释例》十卷，《深衣释例三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学鉤沈》二十卷，《子田诗集》四卷。当时有归安的丁小疋，名杰，说曾经著有一部《字林考逸》，稿本存在子田那里。子田窃取他的书并署上自己的名字，写信遍告同人，一时传为笑谈。然而子田似乎不是窃取别人书的人，现在他的族弟兆麟又采集了一百五十多条作为《考逸补正》。

兆麟，字文田，是震泽籍贯，诸生，被荐举为孝廉方正。曾注释《夏小正》，依据郑仲师的《周官注》，将“主夫出火”一条移到三月，又将“时有见稊始收”一条移到五月，又补入“采芑”“鸡始乳两条。王光禄礼堂作序认为确实恰当，无与伦比。弟子中以经术著称的，有山阳的汪廷珍，字瑟庵，《十三经义疏都能背诵无遗一字，询问经史中的疑难问题，应答流畅无阻。义乾隆丙午科举人，己酉恩科在胡长龄榜中以第二名及第，现在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胡长龄，字西，又字印渚，是通州人，博览群籍，解说经书以康成为宗。乾隆癸卯科举人，己酉恩科第一名及第，现在官至兵部侍郎。

洪榜

洪榜，字汝登，又字初堂，是歙县人。十五岁时，补为县学庠生。乾隆乙酉年，被选拔，与兄长洪朴一同应召试。梁文定公梁国治当时任安徽学使，评价他的赋说：“辞藻如玉石般精美，则弟弟胜过兄长；文章气势如风云般磅礴，则哥哥优于弟弟。”洪朴被授予中书，而洪榜未能考中。但因文章被梁文定公赏识，于是跟随他游学至山西。不久考中乾隆戊子科举人，丙申年应天津召试第一名，授任中书舍人。去世时，年仅三十五岁。

洪榜年轻时与同郡的戴东原、金辅之交往，精通经学，著有《明象》一书未完成，终于《益卦》。依据郑康成的《易赞》作《述赞》二卷。他解释《周易》的训诂，本于两汉，行文如先秦。又通晓声韵，撰写《四声均和表》五

译《示儿切语》一卷。江永所切的字有六百一十六个，这本书增补了一百三十九个字。又用见、溪等字母标注在《广韵》的条目上，在每个字上面确定喉、吻、舌、齿、唇这五音。大概这本书推崇江永、戴震两家的学说并加以详述。他一生著述很多，都没有完成。有《周易古义录》《书经释典）《诗经古义录》《诗经释典》《礼十七篇》《书后》《春秋公羊例》《论语古义录》《初堂读书》《初堂随笔》《许氏经义等书。他留心奇门遁甲之术，因为认为这些论述触犯造物主的忌讳，在生病时把所著的书都烧掉了。只有《新安大好纪丽》早已刊行。他为人修身端正，待人真诚，以孝悌友爱闻名于乡里。他一生的学问之道，信奉戴震。戴震所作的《孟子字义疏证》，当时的读者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只有洪榜认为其功绩不在大禹之下。他撰写《东原先生行状》，记载了戴震与彭进士尺木的书信。笥河先生见到后说：“可以不必记载。”戴震值得传颂的不在于此。洪榜于是写信辩驳。现在行状中没有记载这封信，是戴震的儿子戴中立删去的，并非洪榜的本意。洪榜当时在苏州，见到这本书，感叹说：“洪君可以说是捍卫道统的儒者了。”现在把他的文章录在下面。

译文说：“洪榜叩头，笥河先生阁下：先前我撰写状文陈述戴先生的生平事迹，让他的遗孤戴中立叩拜在阁下的门前，请求为他的墓石撰写志铭。最近承蒙当面训示，认为状文中所载戴先生答复彭进士的书信可以不必收录。性与天道的奥义，本不可轻易听闻，哪里想到在程朱理学之外，竟然还有其他的论说呢？戴氏值得传颂的地方，并不在此。洪榜听闻您的命令，连连应诺，因敬畏您的尊贵，不敢有推辞。退下来后想到，阁下如今是学者的宗师，并非虚名，您的旨意大略有三点：其一，认为程朱是大贤，立身行事卓越超群，他们所建立的学说不能再有异同，怀疑您是顺着缝隙奋笔疾书，加以讥讽嘲笑，夺取彼方的观点而给予此方；其二，认为治经的学者贵在有家法，汉学自汉学，宋学自宋学，现在既然已经详究名物度数，精通训诂考据，就不可以再涉及性命之旨，反而陈述自己的短处以掩盖长处；其三，或许认为儒生可以勉力成为圣贤，但不能通过学习达到，因为那些刻苦稽古、守残篇而认为是深奥闻道的人，知道德行并没有溢美之词，必定有过分的言辞。大概阁下的旨意出于这三点，仰见阁下论学的严谨，措辞的谨慎。然而恐怕阁下尚未完全考察戴氏论述的用心，以及我表彰戴氏的意图，如果让我因此获罪，不能最终没有辩解。戴氏与彭进士的书信，并非诋毁程朱，正是纠正陆王的过失；并非纠正陆王，而是驳斥老庄佛释的邪说；并非驳斥老庄佛释，而是驳斥后来的学者，实际上信奉老庄佛释却表面上装作儒家，援引周公孔子的言论进入老庄佛释的教义，用老庄佛释的相似之处扰乱周公孔子的真谛，并且都附会于程朱之学。阁下说程朱是大贤，立身行事卓越超群，难道只有程朱是大贤，立身行事卓越超群吗？陆王也是大贤，立身行事卓越超群，即使老庄佛释也是大贤，立身行事卓越超群。正因为如此，使得后来的儒生小辈闭口不敢说，宁可怀疑周公孔子，也不敢怀疑程朱，而那些才智稍过人的，则又附会援引程朱之学以进入老庄佛释。那些老庄佛释，幸好汉唐的儒者抵斥排拒了他们。现在论者却说先儒所抵斥排拒的，只是老庄佛释的粗浅部分，而其精微部分即使周公孔子的微妙旨意也不过如此。如果真的老庄佛释的精微部分即使周公孔子也不过如此，那么为什么产生于内心，发用于行事，却如此谬误乖戾呢？况且周公孔子的书籍都在，如果得到正确的解释，都不可以强行贯通。如果程朱听到后来学者的言论如此，知道一定会急切地纠正它。那么戴氏的书信，并非故意制造异同，并非顺着缝隙讥讽嘲笑，并非想要夺取彼方给予此方。这非常昭彰明白了。至于说治经的士人应当有家法，不是宋学就是汉学。心性之说，贾逵、马融、服虔、郑玄所不详述，现在作为贾逵、马融、服虔、郑玄学者的也不得详述。谈论性谈论心，也不是从宋代以后兴起的。周末诸子以及秦汉之间著书立说的人，大多涉及，他们的言辞虽然不同，其意图终究没有太大差异，都是为了劝勉学习、建立教化罢了。只有老聃、庄周的书籍，才有冲虚之说，真宰之名，不寄托于事，不通过学习，称为返归性情而恢复本初。魏晋之间，这种学问盛行，而各种佛书流入中原，也恰好在这个时期兴盛。这些书本来浅薄虚妄，不值得说，译者夹杂老庄的旨意，缘饰其说，大畅玄风。唐代傅奕曾经说过这件事。然而不敢将其纳入儒家书籍。到了韩愈，极力驳斥佛老，写作《原道》等书，使学者清楚地知道佛老二氏的错误。而当时佛家的学说深入人心，于是又有柳宗元之类的人，说韩愈所指责的是其表象，愤恨其外在而遗漏其中，好比知道石头而不知道蕴藏的玉。那些不可斥责的，往往与《易经》《论语》相合，不与孔子异道。这种说法一出，后来的学者往往持这种说法来探求《易经》《论语》，而所谓的《易经》《论语》，则专用魏王弼的注与何晏的集解。这些人本来深通老释，其学说也杂糅两家，这自然会有相合之处。历经唐末，直到宋初，这种议论纷纭固结而不可解。于是阅读《易经》《论语》的人，往往先从事于佛老二氏，因而就用他们在二氏所得的精微之处来解说《易经》《论语》。所以苏轼作《六一居士集序》说：‘新学用佛老的相似扰乱周孔的真谛，识者担忧它。’宋熙宁以后，这种弊端日益加深，至于王阳明的学说流行，则直接用佛书解释《论语》《孟子》了。那些贾逵、马融、服虔、郑玄当时大概没有这种弊端，而现在的学者束发受书，谈论理谈论道，谈论心谈论性，所谓的理、道、心、性之辞，都是六经孔孟的言辞，而他们之所以为理、道、心、性的学说，往往杂糅老释的旨意。如果他们的学说果然正确，就将跟随他们阐发它。如果他们的学说果然错误，那么治经的人本来不可以沉默而已。如果让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生在这个时代，那么也不可以沉默而已。前面两种说法，阁下如果详细考察，也会知道戴氏并非偏私于他的学问而由我表彰，我也并非偏私于戴氏。至于闻道的名声，不可以轻易许人。就像圣贤不可通过学习达到，如果阁下以此为虑，这还存有后来儒者的见解。孟子说圣人，是人伦的极致，首阳山的义士。孔子称赞说：‘古代的贤人。’圣贤不可达到，大概就在这里。”

译罢了。尽管如此，怎么可以自我放弃呢？至于那些高谈阔论、见解深远的人，被称为懂得大道；那些不尚空谈而亲身践行的人，被称为未曾听闻大道。至于那些研习经书训诂的人，被称为儒林；那些阐明人性天道的人，被称为道学。这本来就是戴震先生所不谈论的，而榜文所期望阁下加以表彰的，也不在于此。戴震先生论述人性天道，没有比他在论述孟子的书中更为完备的了，而他给这本书命名的，叫做《孟子字义疏证》罢了。既然如此，那么它并非阐述性命的大旨，只是训诂而已，只是名物度数而已。总之，戴震先生的学问，对于六经和孔孟的言论功劳极大，使得后来的学者不再心神驰骋于高深玄妙之处，而在人伦万物之间明察秋毫，这必定是从戴震先生开始的。只请阁下裁断察验罢了。

译榜弟梧，字桐生。乾隆庚子年被召试中书科，庚戌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编修，官至沂州府知府。他博古通今，兼长诗词书法。榜同乡中有位汪莱，字孝婴，是沈某的密友。他是优贡生，经大学士禄康推荐修撰国史天文志，议叙以教官任用，选任石埭县训导。他深研经学，十三经的注疏都能背诵如流，而且能心领神会其义理。有人拿疑难问题问他，他能触类旁通，毫无阻碍。他尤其擅长历法算术，精通中西之术，著有《衡斋算学》，刊行于世。他与元和人李尚之激烈争论开方题解，以及秦九韶的立天元一法，意见不合，于是如同仇敌，终身不相见。唉，太过分了！然而当今的学者，大江以南，只有顾君千里和孝婴二人而已，哪里能多得呢！孝婴的朋友中有位歙县人罗子信，名永符，丁卯年乡试中举，辛未年考中进士，选任庶吉士。他善于读书，通晓经史，擅长诗古文，也是一位瑰奇之士。洪莹，字宾华，甲子年举人，己巳年恩科第一名及第，授予修撰。他淹通经史，五经都有撰述，也是歙县人。

汪元亮

汪元亮，字明之，又字竹香，元和人。做诸生时，有文名。与同郡余古农、老师薛香闻在城东结诗社，傲视旁人，不可一世。乾隆壬午年，与戴君东原一同乡试中举，彼此亲近友善，于是潜心研究经义及六书之学。平生论学问，推崇东原；以及程君易畴；论诗文，推崇古农师。多次参加公车应试不第，靠教授生徒自给。跟随他学习的人多考中科第离去，而他以孝廉终老。这是命运啊！年轻时得了狂疾，忽好忽犯，发作时不省人事，日夜叫骂，缠绵近二十年。所有著述，在病发时都投入火中烧毁，仅存诗古文而已。

孔广森[李文藻 桂馥]

孔广森，字众仲，又字撝约，又字巽轩，曲阜人。十七岁时，考中乾隆戊子科举人。辛卯年，考中进士，官任检讨。不久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补官。他淡泊世情，陈情归家奉养父母。忽然遭遇家难，被诉讼所累，带病奔走于江淮河洛之间，匆匆忙忙没有欢愉。不久，又遭遇祖母与父亲丧事，竟因哀伤过度去世，享年三十五岁。

他少年时向戴东原学习经学，研究三礼及公羊春秋之学，能写篆隶书，进入能品，尤其擅长骈体文。汪明经中、孙观察星衍极力称赞他。他为戴氏遗书作序说：

遥想乐游讲艺，在石渠拜访太傅；元日谈经，在重席侍坐中。当时玉羊已远，金虎初开。担任学官的共十四家，阐述稽古的成书数万字。至于五行六沴的征兆，确定君阳武三科七缺的法度，弊狱。淮南士人若通经，都能致用。推究其传授，本属参商；叙述其世年，未背离昌阙。因此祖述前师，沿袭后叶。北方戎马不能屏弃视月的儒生，南国浮屠不能改变经天的义理。学问有优劣，是时势使然；经典有显晦，是命运使然。五君晚出，非汉博士所传；千年相沿，废弃郑司农之注。纵横异说，另创先天；颠倒圣文，全部更改后定。只是腐儒炫示，容易谬误骊黄；末士明经，原本追求青紫，只遵甲令，粗知帖括之词，谁能庚言绍继先民之作？敏而好学，信而好古，只在戴君身上见到。已君因梅姚售伪，孔蔡谬悠，妄称壁下之书，猥有航头之字。《古文》一卷，只出西州；《小序》百篇，旧名北斗。正谟摄诰历经黄序而仅存；月采丰刑遭遇赤眉而已烬灭。于是或误引伊训，滋生元年正月之疑；强执周官，推演五服一朝之解。譬如争年郑市，本自两非；议瓜骊，良无一是。因此翦除假托，折衷群淆，遵循五三目录四七，撰写《尚书义考》未成，成《尧典》卷。又因要闻五际，尚论四家。《毛传》孤行，是觞源于牟；《郑笺》破字，每毫采于辕婴。无不假声注文，以意逆志，诚为古训之所式，多识之所资。虽然其篇冠以叙，择焉不精；有的说托诸西河，有的说造诸东海。然而嗣衿贻玖，何必欲色之音？交阯罗鸳，实为陈古之刺。撰写《毛郑诗考正》四卷，另撰《诗补传》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君进入书局时，西京客史夙善徐生；东观中，文遂分淹礼，于是取忠甫识误，德证释文，竭力求豕亥之差，期望恢复鸿都之旧。互相参检，颇有整齐。削除康成长衍之条，退去丧服厕经之传，撰写《仪礼正误》卷。郑斤粤镈之篇，备遗事，职穹盖星弓之教，首列巾车。《九经》《九纬》，营国有方；五沟五涂，奠水有。寻筵既度，遂知洛邑朝圭。〇未悬，孰辨营邱夕？以至肆悬舞甬，五等琚璜，槐里樽空，椎成剑。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真；

译汉代的铭文，何尝全是伪作？谌镒所绘制的纹饰，梁聂所修订的条目，如果没有参校考证，怎能争胜比美？于是撰写《考工记图》两卷。古代用冕服祭祀，用弁服上朝；祭祀时衣服镶边，上朝时衣服用布。蔽膝的形状像带子，形制不同于直方形。鞋的颜色跟随下裳，次序区分于彩绘刺绣。在周代的祭坛上宴享天帝，大裘褪去了繁露的华丽；鲁国禘祭嫌用王者的旒冕，用璪饰和丹鸡来祈祷。等级威严昭然，文采质朴兼备。道学兴起而儒林衰微，性理之学兴盛而曲台礼制断绝。齐、秦崇尚武力，无人能识别名称；殷、夏的圆形纹章，又怎能考证？追溯积水中增加的冰，显示先祭河后祭海的礼仪。于是撰写《学礼》篇一卷，置于文集十卷之首。况且一阴一阳是道，见仁见知是性，通晓六经是学，辨析万事是理。如果说理具足于心，那么师法智者的人就能获得；如果说学问遗忘了形象，那么悟得寂静的人就能领先。哪里能粗略窥见语录，就夸口知晓天道？排斥王阳明，就自称希圣；相信洛学党派的尽善，怀疑孟子的不纯。他们的学说空洞，见解浅陋。大概推演郑玄关于生质的训诂，诵读《周雅》中教木的笺注。所谓承受天命，秉持常道所好。孔子的提法可以查验，汉代的学问并非讹误。于是撰写《原善》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册，《大学中庸补注》各一卷。先生的学术，这些是其主要方面吧？郭璞曾说：“《尔雅》是九流的津渡，六艺的钥匙。”在虎闱学习小学，未束发就知晓书籍；阅读豹鼠般的奇书，不下席就能观览古事。所以辨析言语的乐趣，对应三朝；奠基的文章，询问五始。至于不同地方的语言，隔代的词汇，都是转注的旨归，也是《凡将篇》的遗绪。于是撰写《尔雅文字考》十卷，《方言考证》十三册。书教有六类，最多的是谐声，许慎无双，只传《说文解字》。至于分部平仄，声母区分见溪，官方认为狭窄。羊戎的自为，天子圣哲；梁武帝所不信的，古人韵缓，只属于雏形，后世音繁，确实精于引墨。先生审察清浊，引导源流，旁通反切纽结，发掘周沈的旧闻，上协《诗经》《楚辞》，采纳顾江的新义。于是撰写《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册。于是辨析韵脚的余暇，留观百家；研究音韵之下，雅爱屈原。认为娀台访女，近于窈窕的遗声；湘水采摘芳草，延续榛苓的逸响。郑玄注解而未详，辨析《招魂》附会而不可核实的《汉书·艺文志》名从主。人为屈原赋注四册，自从畴人分散，邹衍大失居所，九章中，落昧商高积矩之言，三角函数从西方传来，窃取师氏旁要之算，而耳听下士之言，穴见小儒之见，不知五五开方，就轻视九九贱技，哨壶斗五，律管径三，朱熹以此存疑，季通以此强说，未知纪步，怎能读《宅经》，未晓倨句，怎能治《上舆记》。于是撰写《九章补图》一卷，《原象》一卷，《古历考》两卷，《历问》两卷。昔日赵商质疑礼制，先求五服之方，景伯接受《诗经》，即涉七州之地，先生山川能说，郡县成图，郦道元的故籍证明其由来，褫昆渤今流，条其脉络，于是撰写《戴氏水经注》四十卷，《水地记》一卷，《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卷。呜呼！先生的著书可谓广博了，先生的见道可谓深刻了。假使延长寿命，实现志向，下安轮于都尉，授梯几于鸿儒，雍宫未建，命曹褒以定礼仪，大予将成，诏宋登而持节位，虽然再辩论卿讼阙，公羊未必能明，子骏移送书信，逸礼难其置立，而太山郡将对先生北面称师，上蔡通侯西行受业于先生，那么何汤既贵，辎车方赐于五更先生上从游，录牒庶多于万计，哪里料到阴堂告祲，圆石镌名，一部经书的写定没有年份，三年的琼瑰已梦，清明卷佚，长封下马陵，通德人亡不待，嗟叹蛇年，然而《太玄》覆瓿，终遇桓谭，都养陈谋，更加尊崇伏胜，郑乡绝学，倘若千百载而重兴，戴氏遗书对于十三经有所补益，悲怀逝者，延伫将来。

译广森对戴震的学问研究精深，所以能够探究义理的本源。他的言论符合古义，世人只是欣赏他文辞的工巧，这恐怕是不对的。著有《大戴礼记注》十三卷、《仪郑堂文集》二卷。

继涵字荭谷，乾隆庚辰科考中举人，辛巳年考中进士，官至户部郎中。他的儿子广栻，是戴震（东原）的女婿。继涵对三礼研究精深，校刊了《微波榭丛书》。他是广森的叔父。

同时有李南涧，名文藻，字素伯，又字茝。他的祖先从枣强迁到益都，于是成为益都人。文藻天资聪颖俊朗，十三岁时跟随父亲远游曹家亭，写了一篇游记，模仿《赤壁赋》，见到的人认为他是神童。二十一岁补为县学秀才。乾隆己卯年考中本省举人，第二年考中进士。很久之后参加吏部铨选，任广东恩平县知县，三年任期届满，升任桂林府同知。不到一年去世，在任期间有政绩，广东人至今称颂他。他生性喜欢博览群书，不从事世俗的学问，藏书数万卷，亲手校对，红笔黑笔不离手。又喜好碑刻文字，游历所到之处，学宫、寺庙、道观、岩崖、石壁，必定停车搜索访求。有个仆人叫刘福，善于拓印，带着纸墨跟随，有所发现就全部拓印下来。又有一个仆人，忘了他的名字，因为拓印摩崖石刻，失足掉下悬崖而死，文藻痛哭他。生平喜欢称道别人的善行，表彰隐逸的德行，如济阳张处士稷若、元和惠征君定宇、婺源江君慎修，寻访他们的遗书刊行，名为《贷园丛书》。德州梁鸿翥，年老穷困却笃志好学，每月必定诵读九经一遍，乡里人把他看作痴人。文藻一见就认为他奇特，为他宣扬名声，于是闻名于世。

曲阜桂馥，字未谷，也精通小学。乾隆己酉科举人，庚戌年进士，选任教授，保举知县，补任云南永平县知县，死在任上。擅长篆刻，世人看重他的技艺，将他比作文三桥。著有《许氏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札朴》十卷。

近日山东学者以郝君懿行为杰出人物。懿行字恂九，栖霞人，嘉庆已未年进士，官任主事，著有《山海经注》，这是实事求是的学问。像近世那些剽窃肤浅的人，怎么能和他相提并论呢？栖霞还有牟廷相，字默人，在钱大昕（覃溪学士）担任山东巡抚之后，会见莱阳赵君曾，才知道他研究今文《尚书》。赵君字北岚，乾隆已酉年举人，分发到江苏，以知县任用，生性好古钱及金石文字，治经学今文《尚书》、三礼、左氏《春秋》，也是山东的杰出人物。还有济宁进士许君鸿盘，字渐逵，安徽候补同知，精通地理之学。亡友凌君次仲极力称赞他，后来见到他所著《雪帆杂著》一册，都是辨驳地理的说法，不在顾祖禹、顾炎武之下。他论述内地及外裔的山川，了如指掌，大概是四方经纬洞悉于胸中，所以不发表肤浅的言论。在京师与戴君金溪谈论他的《雪帆杂著》，金溪说：“许君曾担任指挥，当时被当作俗吏看待，是看轻了许君。”还有胶州王夏，字蜀子，号大村，县学秀才，喜欢写诗，与高密诗人李少鹤兄弟友善，好学且笃信古道，尤其精通经学，他的议论多能发现前人所未发现的。所有著述秘不示人，在赵君北岚处见到他所作的《释稷》一篇，贯通经传，义理明白文辞通达，可以说是通才了。

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

陈厚耀

陈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四十五丙戌年进士，学问渊博通达，跟随梅征君鼎学习历算，于是通晓中西之术。李相国光地推荐陈厚耀通晓历学，被召见，用三角形让他求中线，又问弧背的尺寸。陈厚耀写札子进呈，符合圣意。不久因为探望亲人请求回乡。戊子年，特命来京。己丑年五月，皇帝驾临热河，到密云，命他写笔算式进呈。过了一会儿，拿出御书笔算，问知道此法吗？回答说：“皇上此法精妙简便，臣的方法不可用。”皇上谕示说：“朕将教你，你细心思考等待朕问。”第二天，又问说：“你能测量北极出地的高下吗？”回答说：“如果把仪器测量日影长短，用检八线表可以得到高度，这是二分所测的方法。如果其余节气，又有加减的方法，然而也不准确，因为地上有蒙气差，用人眼观看有卑高映小为大的差异缘故。”又问：“地周三百六十度，依照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二百里，地的周长是多少？地的直径是多少？”奏道：“依照周尺，地周九万里；今尺七万二千。以围三径一推算，地直径二万四千，以密率推算，应当得到地直径二万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零。”皇上又问：“地圆出自什么书？”回答说：“《以髀算经》曾经说过。”问：“怎么知道它是圆的呢？”回答说：“《职方外纪》西人说绕地过一周四匝都有人居住，所以知道它是圆的。而且东西测日影有时间差，南北测星有地差，都与圆形相合，所以更加知道它是圆的。”

当时陈厚耀因为母亲年老不忍离开，于是就任教职，得到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