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

译本朝汉学师承记卷八

黄宗羲

黄宗羲，字太冲，是余姚人，忠端公黄尊素的长子。他生来聪慧异常，幼年读书，不从事科举应试之业。十四岁时，补为博士弟子员（秀才）。当时魏忠贤把持朝政，残害清流。黄尊素遭到罗织罪名，死在诏狱中，家族面临覆巢毁卵的危险。黄宗羲奉养祖父和母亲，以孝顺闻名。他读书直到深夜，便伏在枕上低声哭泣，不敢让父母知道。思宗（崇祯帝）即位后，他带着铁锥，写好奏疏进京申诉冤情。到达京城时，魏忠贤已经死了，朝廷下诏抚恤死于魏党之难的人，追赠官职三品，给予祭葬，荫庇一个儿子做官。于是黄宗羲到宫阙谢恩，上疏请求诛杀曹钦程、李实。因为黄尊素被削去官籍，是曹钦程奉魏忠贤旨意弹劾所致，而李实则是造成丙寅年党祸的首恶。皇帝下旨，命刑部迅速查办。崇祯元年五月，会同审讯许显纯、崔应元，在法庭对质时，黄宗羲拿出袖中的铁锥，刺向许显纯，鲜血流满全身。许显纯自称是孝定皇后的外甥，律法有“议亲”（因亲属关系减免刑罚）的条款，请求从轻发落。黄宗羲说许显纯与魏忠贤勾结作恶，忠良之士都死在他手中，几乎颠覆国家，应当与谋逆同罪，按谋逆论处。即使是像亲王朱高煦那样的人，尚且不免被杀，何况是皇后的外亲呢？最终判处两人斩首。当时曹钦程已列入逆案，而李实辩解说原来的弹劾奏疏不是他写的，而是魏忠贤拿了他的印信空白文书填写，所以墨迹在朱印之上，又暗中送给黄宗羲三千两银子，请求不要质对。黄宗羲立即上奏说：“李实今天还能公然行贿，他的辩词哪里值得相信呢？”在对质时，也用铁锥刺了他。然而丙寅年的祸患，确实是因为空白文书填写而得以减死。案件审结后，黄宗羲与一同遇难者的子弟在诏狱的中门设祭，哭声如雷，传到宫中。思宗感叹说：“忠臣的孤子，朕的心为之悲伤。”黄宗羲与吴江周延祚、光山夏承椎、牢子叶咨、颜文仲，以及应时而死的两人，都是那些在狱中死去的君子。思宗怜悯他们的忠孝，没有治他们的罪。黄宗羲在京城时，殴打崔应元的胸部，拔掉他的胡须，回家后烧掉胡须并祭奠。在黄尊素的木主前，才办理丧事。父亲冤情昭雪之后，日夜研读《十三经》、《二十一史》以及百家九流、天文历算、道藏、佛藏的书籍，无不深入研究。黄尊素遗命以蕺山刘宗周（谥号忠正）为师，于是跟随他学习。又约定吴越地区向学的六十多人，共同侍奉讲席，极力排斥陶奭龄援儒入释的邪说。弟弟黄宗炎，字晦木；黄宗会，字泽望，都负有非凡的才能。黄宗羲亲自教导他们，都成为了儒者。

崇祯年间，再次起用阉党逆臣，大家都希望得到录用。而在朝诸臣，有的推荐霍维华、吕纯如，有的请求恢复涿州人的官服。等到周延儒出山，特别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马士英以阮大铖为外援，阉党势力又兴盛起来。即使是东林党人中，如钱谦益因退隐闲居日久，也相附和了。只有南都太学的诸生，仍坚持清议，于是以阮大铖观望南明朝廷中心生异变为由，作《南都防乱揭文》。宜兴陈贞慧，宁国沈寿民，贵溪吴应箕，芜湖沈士桂，共同商议署名。东林子弟首推无锡顾文端公的孙子顾杲，受难诸家推举黄宗羲，缙绅则推举周镳。阮大铖怀恨在心，壬午年入京，周延儒想推荐黄宗羲为中书舍人，黄宗羲极力推辞不就，于是南归。甲申年（1644年）之难，弘光帝（赧王）在南京建国，阮大铖骤然得势，于是按揭文名单逮捕一百四十人，想要全部杀掉。当时黄宗羲忧虑国势难以支撑，去南都上书，而祸事发生。同邑有阉党的人，纠集刘宗正公及三位弟子。三位弟子是：都御史祁彪佳，给事中章正宸，以及黄宗羲。于是与顾杲一并被逮捕，逮捕令尚未发出，而清军已至，得以幸免。

南都投降后，踉跄回到浙东时，刘宗周已死节。鲁王监国，孙嘉绩、徐汝霖率领一支军队画江而守。黄宗羲纠集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跟随各军在江边。人们称他们为“世忠营”，黄竹浦是黄宗羲居住的乡里。黄宗羲请求像唐代李泌那样，以布衣身份参军，不被允许。授职方司员外郎，不久因柯夏卿、孙嘉绩等人交章论荐，改任监察御史，仍兼管职方司事务。总兵陈梧从嘉兴的乍浦，乘船到余姚，纵兵大肆抢掠。鲁王职方正中行县事，集结兵民击杀了他。陈梧的军队大声喧哗，有人想罢免正中的官职以安抚各营。黄宗羲说：“乘乱以济私欲，导致众怒，这是贼人。正中守土为国，保护百姓有什么罪？”监国听从了他的意见。这一年编撰《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行于浙东。马士英从南京逃脱，在方国安营中，想要入朝。朝臣都说应当杀他。熊汝霖担心他挟持方国安为患，说：“现在不是杀马士英的时候，让他立功自赎。”黄宗羲说：“您是无力杀他罢了。《春秋》中的孔子，难道能对陈恒用兵吗？但不能说他不该杀。”熊汝霖非常惭愧，谢罪。写信给总兵王之仁说：“各位为什么不破釜沉舟决战，从赭山直趋浙西？却每天在江中放船击鼓，意在自守。小小的三个府，供养十万军队，怎么能长久坚守呢？”总兵张国柱乘船到达时，各军大惊。朝廷商议想封他为伯，黄宗羲对孙嘉绩说：“如果封他为伯，那么张国柱会更加横行，况且以后有功的人怎么对待？”

译者？」请求任命他为将军，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他又极力请求西进的策略。孙嘉绩将自己统领的士兵全部交给他，与王正中合兵，得到三千人。王正中是王之仁的侄子，以忠义自勉。黄宗羲与他深交，使得王之仁不因私意干扰军务，所以其他军队与王之仁有嫌隙，都不能供给粮饷，而黄宗羲的军队唯独不缺食物。查继佐军队发生叛乱，他披头散发连夜逃跑，投奔黄宗羲，在床下叩拜。黄宗羲出来安抚他的部众，于是与查继佐一同西行，渡海驻扎在潭山，烽火遍布浙西。太仆寺卿陈潜夫率军同行，尚宝司卿朱大定、兵部郎中吴乃武都来会师。商议从海宁进攻海盐，进而进入太湖，招揽吴中豪杰，百里之内，牛酒每天送到，直抵乍浦，约定崇德的孙奭作为内应。恰逢清军已经戒严，无法前进，又商议再次起兵，而王正中的军队在江边溃败。黄宗羲逃入四明山，连结山寨以自固，残兵跟随到达的有五百多人，驻扎在杖锡寺。他微服秘密出山，想要打探监国的消息，为扈从做准备，告诫部下不要轻举妄动。部下不遵守节制，骚扰山中百姓，百姓暗中焚烧了他的山寨，部将茅翰、汪涵战死。己丑年，听说监国在海上，于是与都御史方端士前往投奔。晋升为左佥都御史，再晋升为左副都御史。当时正派遣使者拜授山寨各营军官，黄宗羲说各营中强大没有谁比得上王翊，内心忠于王室也没有谁比得上王翊，应该优厚他的爵位，让他统领各营来捍卫海上。朝臣都认为正确。不久清军包围健跳，城中危急得很，恰逢荡湖援军赶到，得以幸免。当时熊汝霖、刘中藻、钱肃乐都已死去，黄宗羲失去军队没有援助，与尚书吴锺峦坐在船中讲学，推算欧罗巴历法罢了。

译黄宗羲跟随鲁王流亡时，他的母亲还居住在故乡。章皇帝下诏，凡是前朝明朝的残余势力不顺从命令的，就登记他们的家属上报。黄宗羲听说后，担心母亲获罪，向监国陈述实情，得到允许，便改换姓名回到钟峦。坐着三板船送行三十里外，在波涛中痛哭告别。这一年，监国从健跳来到翁州，又召黄宗羲作为冯京第的副手，请求向日本长崎岛借兵，未能如愿。黄宗羲作《式微》的诗，来感动将士，于是回到甬上。这时，大帅治理浙东，凡是名列名册且与海上势力有牵连的人，就立即铲除。黄宗羲虽然闭门隐居，但位列高官，江湖侠士大多来投奔他。侍郎冯京第在杜岙结寨，正是黄宗羲的旧部。大帅早已听闻这些事，黄宗羲的名字与冯侍郎一起悬挂在通衢大道上示众。有人向大帅告发，首先列出黄宗羲的名字，追捕更加紧急。黄宗羲逃匿于草莽之中，东躲西藏，多次濒临危险，但仍然带着帛书招揽婺州镇将，派遣使者入海告警，命令他们防备，却未能成功。弟弟黄宗炎与冯京第勾结的证据确凿，被抓获，行刑的日子已定。黄宗羲秘密前往鄞县，用计救出了他。慈水寨主沈尔绪遭遇祸难，牵连到黄宗羲，大帅派人四处搜捕，黄宗羲便带着家属潜伏在海角草丛间苟且偷生。等到海上的战事平息后，圣祖仁皇帝如天般仁慈，不再追究前朝跟随流亡的人。黄宗羲才奉养母亲返回故乡，恢复蕺山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跟随他学习的人有数百人。他曾经说，明朝人讲学，沿袭语录的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本，束书不读，只从事空泛的谈论。学者必须先穷究经书，经术是用来治理世事的，这样才不会成为迂腐的儒生。又说，读书不多，无法验证道理的变通；读书多而不求诸内心，又成为虚伪的儒生了。所以接受他教诲的人，不陷入讲学的弊端，不说障蔽迷雾般的话。他的学问在东南盛行，当时有南姚、江西二曲的称号。二曲，就是李中孚。

康熙戊午年，下诏征召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先寄诗给黄宗羲，怂恿他出山。黄宗羲和韵作答，表示不出仕的意思。叶方蔼询问黄宗羲的门人陈庶常锡嘏，陈锡嘏回答说：“这是要逼迫先生成为谢叠山那样的人啊。”这件事于是作罢。不久，下诏命令叶方蔼与同院学士徐元文监督修撰《明史》。黄宗羲出身世家子弟，家中有十三朝实录，又熟悉掌故。叶方蔼与徐元文又推荐黄宗羲，于是与前大理寺评事兴化人李清一同被征召。诏令督抚以礼敦请派遣，黄宗羲以母亲年老和自己老病为由推辞。叶方蔼知道无法招致他，于是请求下诏让浙江巡抚抄录黄宗羲家中所著有关史事的书籍，交给史馆。徐元文又延请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及鄞县处士万斯同参订史事。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弟子。黄宗羲戏答徐元文的信说：“过去听说首阳山的两位老人，把孙子托付给姜尚，于是得以三年吃薇菜，面色不败坏。现在我派遣儿子跟随您，可以安置我了。”

黄宗羲的学问出自蕺山，虽然是姚江学派，但以慎独为宗旨，以实践为主，不恣意谈论心性，堕入禅门，是姚江学派的诤友。又认为南宋以后讲学家空谈性命，不讲究训诂，教人解说经书则推崇汉儒，立身处世则推崇宋学。又说过去贤人辟佛，不查阅佛书，只是肆意谩骂，譬如用兵不深入险地，不能剿灭鲸鲲。于是阅读佛藏，深明其说，所以极力排斥佛氏，都能击中要害。国难时，遗老以衣钵隐藏踪迹的很久，有的继承法统上堂讲经，黄宗羲说：“这是不甘做异姓的臣子，反而做了异姓的子弟。”宗会晚年喜好佛教，黄宗羲与他反复辩论，极力说明其不可行。大概对于异端的学说，即使有托辞逃避的人，也不允许稍有宽假。

黄宗羲性格耿直，在朋友中大多不随便赞同。除了周囊云一人之外，都有微词。在南都时，看见归德侯陈朝宗每次宴饮都用妓女劝酒，黄宗羲说：“朝宗的父亲还在狱中，却如此放荡吗？我们不说，就是损友。”有人说：“侯生性格不耐寂寞。”黄宗羲说：“人如果不耐寂寞，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当时的人都赞叹为至理名言。等到选编明文，有人说应当黜落方域的文章，黄宗羲说：“姚孝锡曾经仕金，元遗山最终把他列入南冠之列，不把他当作金人，是推究他的本心。朝宗也是这样的。”于是知道黄宗羲论人严厉，也未尝不宽恕。

平生勤于著述，年过八十，仍然勤勉不停。所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宋儒》《元儒学案》《易学象数论六卷》，辨明河洛方位图说的错误；《授书随笔》一卷，是阎若璩问《尚书》而回答的；《春秋日食历》一卷，《律吕新义二卷。年轻时选取余姚竹管肉孔均匀的，截成管吹奏，知道十二律的四清声，于是著了这本书。《孟子师说》四卷，因为蕺山有《论语》《大学》《中庸诸解，唯独没有《孟子》，以旧闻于蕺山的说法，集为一书，所以名为师说。《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弘》《隆武纪年》一卷，《永历纪年一卷，《鲁纪年》一卷，《赣州失事》一卷，《绍武事纪》一卷，《四明》

译一卷，《海外痛哭记》一卷，《日本乞师记》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记乱》卷，《赐姓本末》一卷，《汰存录》卷，都是纠夏考功的《幸存录》。《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公历假如一卷，《回历假如》一卷，以及《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术算》《测圆要》等书。又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岩纪游》《匡庐游录《病榻随笔》《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可与十五朝国史互相参证。《续宋文鉴》《元文钞》用来弥补吕祖谦、苏轼两家选本的缺漏。《思旧录》《姚江琐事》《姚文略》《姚江逸诗》《自著年谱》《明夷待访录》两卷，《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卷，《蜀山集》四卷，《诗历四卷。又分为《南雷文定《南雷文约》，合起来共四十卷。《明夷留书》一卷，论述辅佐君王的方略。昆山的顾绛见到后赞叹说：“三代那样的治世可以复兴了。”他又想修撰《宋史》但没有完成，只留下丛目补遗三卷。黄宗羲以古文自命，有志于修撰《明史》，虽然没有参与修史，但史局遇到重大事件、疑难事件，必定咨询他。他论说文说：“唐代以前句子短，唐代以后句子长；唐代以前用字华丽，唐代以后用字质朴；唐代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代以后如平原旷野。从唐代以后是文章的一大变革，然而文章的美丑并不在于此。所改变的是辞藻而已，所不可改变的，即使历经千古也如一日一样。”这个论断足以扫除近来人模仿字句的陋习了。晚年喜爱谢翱《晞发集注》。冬青树引用《西台恸哭记》，大概是悲叹谢翱身世苍凉，也是以此自伤吧？

译康熙戊辰年冬天，在忠端公墓旁营建自己的寿穴，中间放置石床，不使用棺椁。子弟们对此感到疑惑。于是撰写《葬制或问》一文，援引赵邠卿的先例，告诫众人不得违背他的命令。他自认为亲身遭遇国家危难，希望身体迅速腐烂，不愿公开说明原因。去世那天，遗命只用一床被子和一条褥子，就穿着平时所戴的角巾和深衣入殓，于是没有用棺木直接下葬。享年八十六岁，门生私下谥号为“文孝”，学者们称他为“南雷先生”。

顾炎武

顾炎武本名绛，乙酉年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他为亭林先生。顾家是江东的名门望族，五代时期从吴郡迁到徐州，南宋时迁到海门，后来又回到吴下，于是成为昆山人。他的祖先在明朝正德年间，有工科给事中、广东按察使司佥事的凑溱，凑溱的弟弟济，济的儿子、刑科给事中济生，济生的儿子、兵部侍郎广志，侍郎的儿子左赞善绍芳以及国子生绍芾。绍芳的儿子是官荫生同应，同应的第二个儿子就是炎武。绍芾的儿子同吉早逝，娶了王氏，尚未成婚就守节，让炎武作为同吉的后嗣。炎武出生时双眼瞳孔双瞳，中间白色边缘黑色，看见的人都觉得奇异。他读书一目十行，性格刚直孤介，绝不与世俗之人交往，只与同乡的归庄交好，一同加入复社，当时有“归奇顾怪”的说法。母亲王氏在炎武襁褓中就抚养他，抚育他并守节，侍奉婆婆孝顺，曾断指治疗婆婆的疾病。崇祯九年，巡抚王一鹗向朝廷请求表彰，朝廷批准。乙酉年夏天，母亲王氏六十岁，躲避战乱到常熟，对炎武说：“我虽然是妇人，但也受过国家的恩惠，如果有大的变故，必定以死殉国。”这时炎武正接受昆山知县杨永言的征召，与嘉定诸生吴其沆、归庄一起起兵，奉故郧阳巡抚王永祚跟随夏文忠公到吴江，东授炎武兵部司务的职务，未能成功。杨永言逃跑，吴其沆战死，炎武与归庄逃脱。母亲王氏绝食而死，遗言后人不要侍奉两个朝代。第二年，福建使者到来，以职方司的职务征召炎武，他考虑到母亲尚未安葬，推辞不去。第二年几乎卷入吴胜兆的祸乱，安葬母亲的事完毕后，打算去海上，道路受阻不能前行。庚寅年，有仇家想陷害他，他假装成商人从嘉禾逃到京口，于是前往金陵，拜谒孝陵，改姓名为蒋山佣。甲午年寄居在神烈山下，遍游沿江一带，以观赏山川的胜景。有三代仆人陆恩见炎武久不回家，投靠乡里豪强。炎武第四次拜谒孝陵回来，对陆恩管束很严，陆恩想告发炎武通海，于是急忙逮捕他，列举他的罪行，把他沉入水中。陆恩的女婿某人又投靠乡里豪强，图谋报复，用千金贿赂太守，告发炎武通海，不把他交给司法部门审讯，而是在奴仆家中殴打他，情况非常危急。有人向钱谦益求救，钱谦益要求炎武自称是他的门生才答应帮忙。那人知道不可能，但怕失去时机，于是私下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他。炎武听说后，急忙索要推荐信还回去但没有得到，在通衢大道张贴揭帖以自辩。钱谦益听说后说：“宁人怎么这么急躁！”当时有位路舍人泽溥，是故相文贞公路振飞的儿子，寄居在洞庭东山，认识兵备使者，为他申诉冤屈，这件事于是得以化解。于是第五次拜谒孝陵，于是向北出发，在章邱长白山下开垦田地。戊戌年，遍游北都，拜谒长陵以下各陵，绘图并记录。第二年，再次拜谒十三陵，想到江南山水还有未游览的，又返回。第六次拜谒孝陵，向东游览到会稽。第二年，又向北拜谒思陵攒宫，从太原、大同进入关内，又向北走到榆林。康熙甲辰年，与李因笃一同拜谒攒宫，写文章祭祀。前往代州开垦田地，常说马援、田畴都是从塞上立业，想居住在代北，说：“如果我的沼泽中有千头牛羊，那么江南就不值得怀念了。”但又苦于那里寒冷，只开创基业，让门人掌管。丁未年到淮上，第二年取道山东进入京师。莱黄培的奴仆姜元衔告发他主人的诗词悖逆案，牵连很多人。又有人把吴人陈济生所辑的《忠节录》指为炎武所作。炎武听说后，奔赴山左，自己请求拘禁勘问。李因笃向有权势的人告急，亲自前往历下解救他。案件释放后，又进入京师。第五次拜谒思陵，从此策马往来河北各边塞十多年。丁巳年，第六次拜谒思陵，之后才在华山阴定居。他曾对人说：“遍观四方，只有秦人崇尚经学，尊重处士，坚持清议，而华阴处在关河的要冲，虽然足不出户，却能看见天下的人，听到天下的事。一旦有警报，入山守险，不超过十里远。如果志在四方，一出关门，也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于是定居在那里。王征君山史筑斋邀请他。炎武在华下置田五十亩，供给早晚饮食，又吃沙苑蒺藜觉得甘甜，说：“吃这个久了，不吃肉不喝茶也可以。”大概是用蒺藜苗佐餐，用蒺藜子代替茶，所以有这样的话。朝廷开设《明史》馆，大学士孝感熊赐履主持馆务，写信招炎武，他回答说：“愿意以死谢公。”戊午年，词科诏书下达，各位公卿争着想招致他。炎武写信给在京师的门人说：“刀绳都在，不要催我死。”第二年，大修《明史，各位公卿又想推荐他，于是写信给叶学士讱庵，请求以身殉国，得以免除。有人说：“先生何不也听任别人推荐一次？推荐了不出去，名声会更高。”他笑着说：“这就是所谓的钓名。今

译妇人失去了依靠的丈夫，便应坚守从一而终的节操，至死内心也不产生邪念，哪里是为了让人知道呢？如果说，何不让人强行送聘礼来，而自己极力拒绝以表明自己的节操，这种事我从未听说过。”昆山的宰相徐元文兄弟是顾炎武的外甥。徐干学在未得志时，顾炎武曾救济他的困乏。等到徐家显贵后，写信邀请顾炎武南归，为他买田置宅，顾炎武拒绝前往。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往年我孤苦无依，在风雨中飘摇，如今亲戚显贵，直上云霄。我想回到孔子的车驾下，却担心靠近梁鸿的灶台。况且我这位大夫尚未见到君子，在渭水边徘徊度过余生，也就足够了。”庚申年，他的妻子在家中去世，他寄诗挽悼而已。次年他死在华阴，享年六十九岁。他没有儿子，自己立侄子顾衍生为继承人。学生护送灵柩归葬。高弟吴江人潘耒收集他的遗著，作序并传布于世。

译撰写书籍，有《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吴韵补正》一卷、《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求古录》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日知录》三十卷，以及《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这两部书，尚未完成。顾炎武留心经世致用的学问，游历所到之处，用两匹马两头骡子载着书跟随自己，到了西北险要关塞、东南海边角落，必定呼叫老兵退役士兵，询问当地情况，如果与平时所听到的不符，就翻开书检查核对。他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汇集了天下的地理志书、历代史籍，以及小说笔记、明朝十三朝实录、公文邸报之类，凡是有关于朝政民生的，斟酌古代贯通当今，多方面推演互相印证，不从事空谈，期望达到实际应用的目地。《肇域志》则专门论述山川要害、边防战守的事情。大概顾炎武周游西北，将近三十年，边塞亭障，都经过亲眼目睹，所以能说得清清楚楚。

晚年专心致力于六经，精深研究深入探究，居住在华阴。有邀请他讲学的人，他推辞说：“近来李二曲因为讲学获得名声，于是招致逼迫，几乎导致惨死。虽然说威武不能使其屈服，然而名声成为牵累，就已经太过分了。况且东林党的覆辙，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有求文章的人，他告诉那人说：“文章如果不关乎经术政事，就不值得写。”韩文公韩愈振兴了八代以来的衰颓文风，如果只作《原道》《谏佛骨表》《张中丞传后叙》《平淮西碑》，而一切阿谀墓志铭的文章都不写，难道不确实是高山北斗吗？在关中谈论学问说：“各位是关学的余绪，张横渠、吕蓝田的教导，以礼为先。”孔子曾经说：“用文献丰富我的知识，用礼制约束我的行为。”而刘康公也说：“百姓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因此有动作、礼义、威仪的准则来确定命运。”那么君子做学问，舍弃礼还有什么途径呢？近来讲学的老师，专门以聚集门徒树立旗帜为心思，而他们的教化不严肃，正忙着应付茅鸱般的指责还来不及，哪里还问其他呢？

顾炎武生性孤傲，不合时宜。身体本是南方人，却喜欢居住在北方。曾经对人说：“本性不能坐船吃稻米，却喜欢吃麦子骑马。”又说北方人，整天吃饱了饭，不用心思考；南方人，整天聚在一起，说话不涉及大义，喜欢耍小聪明。当时的人认为他的评论切中南北学者的弊病。曾经到京城，东海两位学士邀请他晚上饮酒，他发怒说：“古人饮酒占卜白天不占卜夜晚，世间只有淫奔、纳贿两件事都是在夜里进行的，哪有正人君子夜里出行的呢？”他如此狷介嫉俗。对于同时代的各位君子，虽然推崇黄宗羲、李二曲的苦节，推崇黄宗羲的经世之学，至于讨论经学评论历史，也不苟且苟同。

节甫说：“传记写成之后，有客人问我：‘明朝一代，局限于性理之学，沉溺于八股制义，没有一个人知道阅读古代经书注疏的。自从黄梨洲起来振兴颓败的风气，顾亭林继承他，于是治学的士人知道学习古代经义了。所以阎百诗、胡胐明各位君子都推崇南雷、昆山。现在你不为他们作传，难道不是数典忘祖吗？’我说：‘黄梨洲是刘蕺山的学问，矫正良知的弊端，以实践为主；顾亭林是文清的子孙，辨明陆王学派的错误，以朱子为宗。所以两家的学问都深入宋儒的内室，只是认为汉学不可废弃罢了。多有骑墙的看法，依违的言辞，哪里是真正有真知灼见的人呢？’客人说：‘两位凭借瑰丽奇特的资质，负有经世之才，希望被当世任用，垂留功勋名声于后代。读书论道，重视大端，疏略末节，难道像抱残守缺的俗儒、寻章摘句的世士那样吗？’然而黄氏驳斥图书的谬误，知道《尚书》古文的伪托；顾氏审察古韵的细微，补充《左传》杜注的遗漏。能做举世不做的事，难道不是豪杰之士吗？本朝各位儒者探究六经的深奥旨意，与两汉风气相同，两位确实开启了先河。菜瓜祭祀饮食之人，芹藻释奠瞽宗，这是不忘根本的意思。况且璩的《四书释地》曲意维护朱子，胡胐明的《洪范正论》直接讥讽刘向，在这里采用宽假的条件，在那里严格逾越界限的辨析，难道是有心偏袒吗？’我说：‘甲申、乙酉的变故，两位在波浪砺滩之上策名，在榛莽穷谷之中藏身，不顺从天命，强行挽回人心，发出蛙黾的愤怒，奋起螳螂的手臂，用乌合之众抵挡王者之师，没有不失败的。等到故土变成焦土，横流毒浪之后，还自认为是东林党的党人，还效仿谢翱在西台的恸哭。虽然是前朝的遗老，如同周室的顽民，应当列入名编熏胥的条目，怎么能进入儒林传呢？’客人说：‘你的说法太固执了！我们祖宗参赞化育的功绩，体察生成之德，不但没有加以诛戮，而且招引他们来，所以突围的猛兽得以遁迹山林，漏网的长鲸也得以在江海间呼吸。这是自古未有过的宽仁厚泽。我们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在乙酉这一年不废除留都的位号，唐王、桂王两位君主都并列为窃据；续编即钦定《明史，也仿照宋

译按照甲戌、乙亥年史书的体例，已经大字特书、郑重记载了。因此祁彪佳、熊开元都有列传，考察这两位的事迹，他们属于同一类人。如今你不尊崇圣人至公无私的心意，却发表拘泥牵强的议论，这是见识多么狭隘啊！我说：“唉，我错了！”于是退下来搜集整理这两位的事迹，写成一卷书，附在史册之后。

译经师经义目录

易

鲁人商瞿子木从孔子学习《易经》，经过五代传授到齐国的田何。田何之后，有施氏、孟氏、梁邱氏的学说。施氏，即施雔；孟氏，即孟喜；梁邱氏，即梁邱贺。又有京氏的学说，京氏即京房，他从梁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焦延寿曾经向孟喜请教《易经》，孟喜死后，京房认为焦延寿的《易经》就是孟氏的学说。翟牧、白生不同意，都说不是这样。那么京氏的学说，实际上出自焦赣，擅长灾异之说，并非孟氏的《易经》，这是显而易见的。又有费氏的《易经》，费氏名叫直，原本依据古字和古文《易经》，没有章句，只用象、象、系辞、文用来解说上下经。成帝时，刘向主持校勘书籍，考证《易经》认为各家学说都祖述田何，大义大致相同，只有京氏不同。又用中古文《易经》校勘施氏、孟氏、梁邱氏的《易经》，有的脱漏了“无咎”、“悔亡”等字。只有费氏的经文与古文相同。京兆人陈元、扶风人马融、河南人郑众、北海人郑玄、颍川人荀爽都传授费氏《易经》。沛人高相研究《易经》，与费氏同时，他的《易经》也没有章句，专门解说阴阳灾异，自称出自丁将军。传到高相，丁将军即丁宽，他从田何学习《易经》，这就是高氏《易经》。汉朝初年设立《易经》博士，杨氏博士，杨氏字叔元，是田何的弟子。宣帝以后设立施氏、孟氏、梁邱氏的《易经》博士，元帝又设立京氏《易经》博士，费氏、高氏《易经》博士。民间传授之后，汉朝费氏兴盛而高氏衰微了。永嘉以来，郑玄、王弼两家注本列入国学。到南齐，研习《易经》采用郑玄的义理，隋唐开始专门推崇王弼。到汉朝、晋朝诸儒的注本都亡佚了，只有唐朝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广泛采纳诸家学说，如孟喜、京房、马融、郑玄、荀爽、刘表、宋衷、虞翻、顾绩等略存一二。于是卦气、六日七分、爻辰、飞伏、交互、消息、升降、纳甲之变等半数可见的体例，借此可以推寻。无奈王弼、韩康伯的清谈，程颐、朱熹的理学固结人心，有的诋毁为穿凿附会，有的斥责为邪说，先儒的古义被弃如土梗。《易经》本是卜筮之书，秦火未焚之前，商瞿受《易经》以来，传授不绝。那么汉儒的学说以商瞿为祖，商瞿的学说就是孔子的言论。唉，孔子的言论可以称为穿凿附会、邪说吗？大概《易经》自从王辅嗣、韩康伯的书流行二千多年，无人阐发。汉朝时的师说以及东吴惠氏起来导其源流，疏通其脉络，于是三圣的《易经》昌明于世，难道不是千秋复旦吗？国初老儒也有攻击王弼注本、抨击陈抟图书的人。如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虽然辟斥陈抟、邵雍的学说，而以纳甲动爻为伪象，又称赞王辅嗣注本简当，没有浮泛之义。黄宗炎的《周易象辞》《图书辨惑》，也极力辟斥宋人图书之说，可谓不遗余力了。然而不宗汉学，都不是笃信之士。只有毛奇龄的《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卜书》《易小帖》《四书》颇为宗奉旧旨，不杂芜杂之词，但把变易、交易作为伏羲的《易经》，在反易、对易之外，又增加移易作为文王、周公的《易经》，牵强附会，不顾义理，只求辞藻取胜而已。凡此诸书，不列入此目录。《易图明辨》十卷[胡渭撰写]《易说》六卷[惠士奇撰写]《周易述》二十三卷，《易汉学》八卷，《例》二卷，《周易本义辨证》五卷[惠栋撰写]《易述赞》二卷[洪榜撰写]《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遍[张惠言撰写]《易音》三卷[顾炎武撰写]

尚书

《尚书》有两部：一部是今文，由伏生传授；一部是古文，由孔安国传授。书本原本有一百篇，孔子为之序。遭遇秦朝焚书，到汉朝只有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一《尧典》，将《舜典》合为一篇；二《皋陶谟》，将《益稷》合为一篇；三《禹贡》；四《甘誓》；五《汤誓》；六《盘庚》；七《高宗彤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范》；十二《金縢》；十三《大诰》；十四《康诰》；十五《酒诰》；十六《梓材》；十七《召诰》；十八《洛诰》；十九《多士》；二十《无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顾命》，将《康王之诰》合为一篇；二十五《吕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秦誓》。又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献上去，共二十九篇。伏生作《尚书传》四十篇，传授给同郡张生。张生传授给千乘欧阳生，欧阳生传授给同郡儿宽，儿宽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世代相传。到曾孙欧阳高，称为《尚书》欧阳之学。又有夏侯都尉从张生受业，传授给族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授给族子夏侯胜，为大夏侯之学。夏侯胜传授给从子夏侯建，别为小夏侯之学。于是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直到东汉，相传不绝，这就是今文《尚书》。汉武帝时，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得到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字阅读，都增加十六篇：《舜典》一，《汨作

译《诗》

《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都出自子夏。齐诗，由齐人辕固生所作，其传注号称“齐诗”。鲁人申培公从浮邱伯那里学习《诗经》，以《诗经》作为训诫，因此用来教学，没有传注疑难的就空缺，号称“鲁诗”。燕人韩婴推究《诗经》的含义，作内外传一万字，号称“韩诗”。毛诗，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喜好它。徐整说：子夏传授给高行子，高行子传授给薛仓子，薛仓子传授给帛妙子，帛妙子传授给河间人毛亨，毛亨在家为《诗经》作故训传，传授给赵人毛萇。毛萇担任河间献王的博士，因为不在汉朝朝廷任职，所以没有列入官学。另一种说法：子夏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魏人李克，李克传授给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授给根牟子，根牟子传授给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授给鲁人毛亨。《汉书·儒林传》说：毛公是赵人，研究《诗经》担任河间献王的博士，传授给同国人贯长卿，贯长卿传授给延年，延年传授给虢徐敖，虢徐敖传授给九江人陈侠。有人说陈侠传授给谢曼卿。三种说法不同，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后汉郑众、贾逵传授毛诗，马融作注，郑玄作笺，于是毛传大行其道，而齐、鲁、韩三家就废弃了。魏王肃又阐述毛传，非难郑玄，王基驳斥王肃，申述郑玄，孙毓作《诗评》，评述毛、郑、王肃三家的同异，而偏向王肃。陈统又驳斥孙毓，申述郑、王两家，郑、王两家互相抨击，都依据毛传。从汉代到五代，没有不依据毛公而另立说法的，有的。自从欧阳修《诗本义》开始，在经义上毫无益处，专门追求新奇罢了。欧阳修开启了妄乱的头绪，于是攻击小序的人不止一个，攻击大序的人也不止一个。至于毛传郑笺则被抛弃如粪土了。到了程大昌的《诗论》，王柏的《诗疑》，变本加厉，斥责为异端邪说也可以。本朝崇尚实学，考据古学的士人崛起，然而朱鹤龄的《通义》，虽然极力驳斥废弃小序的错误，却又采纳欧阳修、苏辙、吕祖谦的说法，大概是喜好广博而不纯正的人。朱鹤龄与同乡陈启源商讨《毛诗》，陈启源又著《稽古编》三十卷，惠栋极力称赞它。这本书虽然推崇郑学，训诂声音以《尔雅》为主要依据，草木虫鱼以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准绳，可以说是专门名家了。然而解释“西方美人”，就盛称佛教东传始于周代，甚至说孔子贬低藐视三皇而唯独尊崇西方圣人；解释“捕鱼的各种器具”，说广泛杀害物命，安然不知奇怪，不是大觉悟因果的文字。无法挽救，妄下断语，说伏羲必定不制作网罟，唉，可以说是怪诞不经的言论了。用佛说来解释经典，晋宋之间往往有这种情况，然而都是袭用其说而改变其面貌，没有明目张胆像这样的。顾震沧的《毛诗类释》，多有凭空臆造的话，不是专门之学，也在删汰之列。《诗说》三卷[惠周�撰]《毛郑诗考正》四卷[戴震撰]《诗本音》十卷[顾炎武撰]《诗音表》一卷[钱坫撰]《诗说》三卷[惠周惕撰]《毛郑诗考正》四卷[戴�撰]《诗本音》十卷[顾�武撰]《诗音表》一卷[�坫撰]

《礼》

秦朝坑儒焚书，礼经残缺损坏，汉朝兴起，鲁人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就是现在的《仪礼》。而鲁人徐生善于礼仪容止，景帝时，河间献王喜好古学，得到古礼献给他，古文礼五十六篇，记一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那十七篇与高堂生相同，而文字多有不同。有人说，河间献王开辟献书之路。有李氏献上《周官》五篇，丢失冬官一篇，于是悬赏千金也得不到，取《考工记》来补它，就是现在的《周礼》。《礼记》，本来是孔子门徒共同撰写所听到的作为此记，后人各有增减。《中庸》是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制定，《月令》是吕不韦撰写，《王制》是汉代博士所作。陈邵《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减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戴圣删减《大戴礼》为四十九篇，这就是《小戴礼》。后汉马融、卢�考订各种同异，附在戴圣篇章上，去掉其繁重及所叙述简略的而流传于世，就是现在的《礼记》。传授《礼经》的，从瑕邱萧奋传授给东海孟卿，孟卿传授给同郡后苍及鲁瑕邱卿。那古礼经五十六篇，后苍传授十七篇，所余三十余篇交给书馆，名为《逸礼》。后苍解说礼，号称后苍《曲台记》。传授给闻人通汉及戴德、戴圣、庆�，由此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庆�传授给夏侯敬，又传授给族子咸。大戴传授给徐�，小戴传授给桥仁、杨荣。新莽时，刘�为国师，开始设立《周官》经。杜子春从刘�受业，传授给郑兴父子，这是《士礼》《周官》传授源流。庆氏《曲台》其失传已久。传授《礼记》的，马融、卢植、郑康成，从晋到唐，《三礼》都用郑注。到了宋儒潜心理学，来不及深究名物度数，所以在礼经上无可置喙，然而一定要攻击汉儒，于是就在《周礼》中指摘其好引谶纬而已。南宋

译此后，才开始篡改经文，补写亡佚篇章的说法便兴起了。《士礼》十七篇文辞古奥难懂，宋代儒者畏惧其难以阅读，另外没有不同的学说。直到敖继公才开始怀疑《丧服传》不是子夏所作，而在注释中暗中攻击郑玄，巧妙地寻求胜过前人。于是郝敬的臆断、奇龄的“我”说便产生了。延佑年间的科举制度，《易》《诗》《书》《春秋》都采用宋代儒者的新说与注疏相互参酌，只有《礼记》专门使用注疏。到了陈澔撰写《集说》一书，不遵从郑玄的注解，于是谈论《礼记》的人都趋向浅显而不探究古义了。到了本朝，如万斯大、蔡德晋、盛百二虽然对礼经研究深入，但有的采用古注，有的参杂妄说，我都不予采纳。方苞等人则更不值得提了。《周官禄田考》三卷（沈彤撰）、《禘祫说》二卷（惠定宇撰）、《周礼疑义举要》七卷（江永撰）、《考工记图》二卷（戴震撰）、《弁服释例》十卷（任大椿撰）、《车制考》一卷（钱坫撰）、《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监本正误》一卷、《石经正误》一卷（张尔岐撰）、《仪礼小疏》一卷（沈彤撰）、《仪礼释宫谱增注》一卷（江永撰）、《仪礼管见》四卷（禇寅亮撰）、《仪礼正讹》十七卷（金日追撰）、《仪礼图》六卷（张惠言撰）、《礼经释例》十三卷（凌廷堪撰）、《深衣考》一卷（黄宗羲撰）、《明堂大道录》八卷（惠定宇撰）、《礼记训义择言》八卷、《深衣考误》一卷（江永撰）、《深衣释例》三卷（任大椿撰）

译附录《三礼总义》《礼说》十四卷（惠士奇撰）；《礼经纲目》八十五卷（江永撰）；《礼笺》十卷（金榜撰）。

春秋时期，孔子作《春秋》，为之作传的是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以及邹氏、夹氏。邹氏没有师承，夹氏有目录而无书，都不显于世。流传于世的是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左丘明作传，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吴起；吴起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吴期传授给铎椒；铎椒传授给虞卿；虞卿传授给荀况；荀况传授给张苍；张苍传授给贾谊；贾谊传授给他的孙子贾嘉；贾嘉传授给贯公；贯公传授给小儿子长卿；长卿传授给张敞和张禹；张禹传授给尹更始；尹更始传授给他的儿子尹咸以及翟方进、胡常；胡常传授给贾护；贾护传授给陈钦、刘歆。从尹咸和翟方进那里学习左氏学的刘歆，传授给贾徽；贾徽传授给他的儿子贾逵；贾逵奉诏列举公羊、谷梁不如左氏的四十件事，上奏朝廷。又作《左氏训诂》。于是郑衆、马融、服虔都成为左氏学的学者。到汉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上奏《左氏》，才立于学官，于是盛行于江东。东汉中兴时期采用服氏注，后来专用杜氏注，而诸家的注就废弃了。传授公羊学的，有胡母生、董仲舒；董仲舒传授给褚大、嬴公、段仲温、吕步舒。嬴公传授给孟卿和眭宏；眭宏传授给严彭祖、颜安乐。从此公羊学有严、颜之学。几代相传到孙宝，后汉何休为之作注。传授谷梁学的，瑕邱江公从鲁申公那里受学，他的学问逐渐衰微。只有荣广、浩星公两人从他那里受学。蔡千秋、周庆、丁姓都从荣广那里学习谷梁学。蔡千秋又师事浩星公，为学最为笃实。汉宣帝即位，听说卫太子喜好谷梁学，于是下诏让蔡千秋与公羊学家一起讲说，皇上认为谷梁学的解说好。后来又选拔十名郎官跟随蔡千秋学习，恰逢蔡千秋病死，征召江公的孙子为博士。下诏让刘向学习谷梁学，想让他辅助博士。江博士又死了，于是征召周庆、丁姓待诏，让他们最终教授那十人，十多年后都明习谷梁学。于是召集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在殿中大会，评议公羊、谷梁的同异。萧望之等多数人遵从谷梁学，从此谷梁学大盛。又有尹更始师事蔡千秋，传授他的学问，又为《左氏传》作章句十五卷。继承他的是唐固、縻信。到隋朝时，谷梁学采用范宁的注。这时左氏学大行，很少人学习另外两家。到唐朝，赵匡、啖助、陆淳开始废弃传注而直接谈论经文，于是三传被束之高阁，这是《春秋》的一大厄运。宋代诸儒解说《春秋》，都只是啖、赵的子孙罢了。本朝研究左氏学的，有吴江朱氏、无锡顾氏；而鹤龄杂采邵宝、王樵的说法，却不采纳贾逵、服虔、震沧的《大事表》。虽然精审，但实际上是以宛斯的书为蓝本，而且不知道著书的体例有不必作表的也作表，甚至像江湖术士的书，用七言诗作为歌括，不值一笑，这里就不著录了。宋代以后崇尚文章，研究左氏、公羊、谷梁竟成为绝学。阮君伯元说：孔君广森深通公羊学，然而没有见到他的书，不敢著录，我仿照这个做法。《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顾炎武撰）；《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马骕撰）；《春秋长历》十卷，《春秋世族谱》一卷（陈厚耀撰）；《左传补注》六卷（惠定宇撰）；《春秋左传小疏》一卷（沈彤撰）；《春秋地理考实》四卷（江永撰）。

附录《三传总义》《春秋说》十五卷（惠士奇撰）。

《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以及当时人的言论，或者是弟子相互交谈而接续听到的孔子的话语。郑康成说：是仲弓、子夏等人所撰定的。汉朝兴起，传授的有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三家。传授鲁《论语》的，有龚奋、夏侯胜、韦贤、韦贤的弟弟韦元成、扶卿、夏侯建、萧望之。齐《论语》则有《问王》《知道》两篇，共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中，章句比鲁《论语》多。传授齐《论语》的，有王吉、王卿、贡禹、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古《论语》出于孔壁中，共二十一篇，有两篇《子张》，次序与齐鲁不同。孔安国为之作传，马融也作了注。张禹从夏侯建那里学习鲁《论语》，又从庸生、王吉那里学习齐《论语》，择善而从，号称《张侯论》。包咸、周氏都作了章句。郑玄依据鲁《论语》、张禹、包咸、周氏的篇章加以考证，对齐《论语》和古《论语》作了注。魏何晏又作了集解。梁、陈时期，郑注、何注都立于学官。唐朝则专用何注，而郑注就亡失了。到南宋朱熹才开始将《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合为四书，盛行于世。凡是四书类及经总义类都附在此处。《四书释地》一卷，《四书释地序》一卷，《四书释地又续》二卷，《书释地三续》二卷，《四书释余论》一卷（阎若璩撰）；《乡党图考》十卷（江永撰）；《孟子字义疏证》三卷（戴震撰）；《论语后录》五卷（钱坫撰）；《论语骈枝》一卷（刘台拱撰）。

附录《经总义》《九经误字》一卷（顾炎武撰）；《九

译《经古义》，十六卷，惠定宇撰；《羣经补义》，五卷，江永撰；《经义杂记》，三十卷，臧琳撰；《古经解钩沈》，三十卷，余古农撰；《经读考异义证》，卷数不详，武亿撰；《经传小记》，三卷，刘台拱撰。

译《尔雅》一书，张揖说：“《释诂》一篇，是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有人说孔子增补，子夏完善，叔孙通增益，梁文补入。”汉代研究此学的儒者，有犍为舍人、刘歆、樊光、李巡、李巡、孙炎，后来采用郭璞的注，而各家的注都失传了。凡是《方言》《释名》《小学》等书，都附在后面。《尔雅正义》二十卷[邵晋涵撰写]，《方言疏证》十三卷[戴震撰写]，《释名疏证》八卷，《释名补遗》卷，《续释名》一卷[江艮庭撰写]，《小学钩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卷[任大椿撰写]，《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桂馥撰写]，《别雅》五卷[吴玉搢撰写]。

附音韵：《音论》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顾炎武撰写]，《古韵标准》四卷，《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江永撰写]，《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五卷[戴震撰写]，《四声均和表》五卷，《示儿切语》一卷[洪榜撰写]。

古代六籍五经，礼乐并重。周朝衰微，礼制崩坏，音乐衰微。等到秦朝焚书，音乐的遗存典籍扫地而尽。汉朝兴起，制氏凭借雅乐的声律，世代担任乐官，能记住其铿锵鼓舞的节奏，却不能说明其意义。后来乐人窦公献上了乐章。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作《乐记》，与制所传的相差不远。内史丞王定传授它，授给常山王禹。汉成帝时，禹任谒者，献上《乐记》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到《乐记》二十三篇，与禹所献的不同。其道逐渐衰微。魏晋以后，典章废弃。即使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的二十三篇，也已不复存在。于是就成了绝学。本朝诸儒兴起，搜求旧闻。虽然乐制已经消亡，但论述音律的人，寻求周尺、汉尺的遗存，推究审律审音的宗旨，使二千多年中断的学术脉络，在宇宙间彰明，这不确实是继往开来的伟业吗？像这类著作，不可磨灭。因此另立一类，附在卷末。《律吕新论》二卷，《律阐微》十卷[江永撰写]，《律吕考文》六卷[钱塘撰写]，《燕乐考原》六卷[凌廷堪撰写]。

家父在撰写《汉学师承记》之后，又认为传记中所载各家撰述，有不完全关乎经传的，有虽然关乎经术但不纯正的，于是选取专门论述经术且本于汉学的书，仿照唐代陆元朗《经典释文》传注姓氏的体例，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在《汉学师承记》之后，使治实学的人有所取资，寻其宗旨，大概不至于混淆莠草与禾苗，把砆石当作美玉。著录的大致有四条原则：一、言论不关乎经义小学，意旨不纯正于汉儒古训的，固然不著录；二、书虽存其名而实际上未完成的，不著录；三、书已行于世而未及见到的，不著录；四、其人尚存，著述仅附见于前人传记之后的，不著录。凡在此例，不想滥登，固然不是凭主观意见取舍。既然承命撰写，我就缮录，因不揣浅陋，在末尾写明其义例。嘉庆辛未年十月十六日，男钧谨识。

古代国家有巡守、封禅、朝聘、宴飨、明堂、宗庙、辟雍的礼仪，天子广泛召集众儒，讲议典礼，损益古今之宜，推究所学以合乎世用，根底在于六经，效法四代，先王制作的精义，可以考察而知。自从后世儒者把读书当作玩物丧志，义理与典章区分为二，度数文辞被弃若弁髦，笺传注疏被束之高阁，更甚者，肆意发挥其创获之见，著为一家之言，缀合王肃的浅薄之词，抛弃郑玄的深奥之论，末学肤受，后世更加迷惑，经学逐渐衰微，大概有七百年了。本朝汉学昌明，超越前古，阎百诗驳斥伪书，孔梅定九确定历算，胡朏明辨明易图，惠定宇阐述汉易，戴东原集诸儒之大成，著作宏富，显于当代，专门之学，在此最为兴盛。至于经史词章、金石之学，贯穿博通，无不精通，则是顾宁人导之于前，钱晓征及家父继之于后，可谓千古一时了。如果那些矫诬之学，震惊耳目，举世沿袭，不知其非，如汪钝翁私造典故，其他古文词支离抵牾，体例破坏，方靈皐以时文为古文，三礼之学等同于自郐以下，毛西河肆意讥评，譬如秦楚之无道，王白田依据汉宋，比作春秋之调人，恶莠乱苗，似是而实非，如果不是大儒，谁有能辨别的？我乡江先生博览群籍，通晓作者之意，闻见日益广博，义据更加严谨，汇论经生授受之旨，辑成《汉学师承记》一书，将来采录于柱下，传之于其人，先生名山之作，固当附此不朽。或者如司马子长《史记》、班孟坚《汉书之例，撰次叙传一篇，列于卷末，也足以屏除后世儒者拟议规测之见，尤其可以与顾宁人、钱晓征及家父后先辉映。喜孙奉手受教，服膺多年，被命作跋，不能固辞，谨以所闻质诸座右。

译不知道先生认为我这话算不算说得对呢？

译嘉庆十七年五月七日，后学汪喜孙题记。

跋二

右边这部《国朝汉学师承记》共八卷，附录《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共一卷，是清代江藩所撰。庆幸的是，当今时代经学兴盛明达，清朝定鼎之初，顾炎武、胡渭、阎若璩诸位先生崛起，远承两汉儒者的遗绪，学风笃实淳厚，恪守师承法度，承前启后，私下受教者众多，这确实是宋、元、明以来所未有的。江藩特意撰写此书，将清代经师的学问、品行、出处、著述及绪论收录其中，搜集完备无遗漏，确实是盛大的事业。阮元《定香亭笔谈》称：“元和惠栋，经学冠绝天下。江藩从惠氏弟子余萧客那里完全得到了他的真传。”《洪北江诗话》也称他的学问有师承法度，《珠湖草堂笔记》则称这部书极有史家的体裁。江藩长期在阮元幕府中，阮元撰写《国史儒林传》草稿，第一次以顾炎武居首，第二次以黄宗羲居首，而这部书将两位先生编排在卷末，是因为纯粹尊崇汉学，这也可见其体例严谨。然而，如王昶侍郎的传记，以及他因王昶以五言、七言诗章立门户，讥讽他“道广”一事，《洪北江诗诂》称王昶所选的诗一律以声调格律为标准，其弊病在于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随人的长处，也有微词，哪里像江藩所说的那样呢？又如在洪亮吉的传记中，以及洪亮吉出示所作古文，指摘他用典错误，纠缠强辩一事，《北江诗话》则称江藩过毕沅墓道诗曰：“公本爱才勤说项，我因自好未附刘。”也隐约自显身份，可惜他因饥寒所迫，学问不能精进，这就俨然成了报复之师了。从前司马迁撰写《郦生传》，不记载郦食其游说高祖封六国后裔以保全天下之美，是为了成就佳传；又在《留侯世家》中见到这一点，是记载其实情。这类事情纵然不是凭空捏造，也应当记录在小说等书中，罗列在本传中，无论违背史例，也正好证明其修养不纯。但终究是上下二百年间的一大著作，谈论汉学者决不可少的书，读者略去其小疵即可。咸丰甲寅年夏五月初一，南海伍崇曜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