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

译将其束之高阁，视如糟粕，抛弃得如同废弃的帽缨。这是因为遵循常规有余，而考察辨析不足。元明交替之际，凭借八股文选拔人才，古代学术几乎断绝。而在明朝三百多年间，各地的优秀才俊，被科举程式所困，把讲解八股的章句当作经学，把类书当作广博见闻。漫漫长夜无尽，仰望天空昏暗不明，真是可悲啊！在当时，难道没有明智通达的人、有志向见识的士人吗？然而他们都受困于所习得的技能，以求取富贵，这就是儒者中少有通才、学问多显鄙陋俗气的原因。

译我们的世祖章皇帝手握天命符瑞，承受图籍预言，平定乱世，恢复正道，讨伐罪人，抚慰百姓，以武德平定四海，以文治垂范千古。顺治十三年，敕令大学士傅以渐撰写《易经通注》，因为《永乐大典》繁杂冗长、粗陋浅薄，于是刊正其错误，补全其缺漏，编成此书，颁行给学官。圣祖仁皇帝继承皇位，削平残余势力，亲自征讨西番，平定三藩之乱，永远清平天下。然而，他在处理万机政务之余，潜心于古代典籍，愉悦于文艺著作，阐发五音六律的精微，考察八线九章的术数，天赋睿智，学问宏深，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康熙十九年，敕令大学士库勒纳等人编纂《日讲四书解义》；二十二年，敕令大学士牛钮等人编纂《日讲书经解义》；三十八年，奉敕撰写《春秋传说汇纂》；五十四年，又敒令大学士李光地等人撰写《周易折中》；六十年，又敒令大学士王顼龄等人撰写《书经传说汇纂》，又敒令户部尚书五鸿绪等人撰写《诗经传说汇纂》。凡是皇帝亲自编纂的群经，都兼采汉宋先儒的学说，参考异同，务求最恰当的解释，远承千年的学术传承，成为万世不可更改的经典。世宗宪皇帝处于太平盛世，天下安宁，天未亮就寻求治国之道，深夜仍读书不倦，虽然早年通晓佛家三乘之学，但向来重视儒家七经。即位之后，立即刊行圣祖钦定的《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都在卷首加上御制序文。又编定圣祖的《日讲春秋解义》。雍正五年，皇帝亲自编纂《孝经集注》，折衷各家言论，编成重大训诫，推究武王、周公达孝的源头，探究天地明察的道理，所以能契合孔子、曾子的思想，权衡纯正与驳杂。至高宗纯皇帝在位六十年，长久施行教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方面成就十全，文德方面广布四海，财富与地相当，资源与天相比，崇尚盛德日益更新，多文日益丰富。乾隆元年，诏令儒臣排纂圣祖的《日讲礼记解义》；十三年，钦定为《周官义疏》《仪礼义疏》《仪礼义疏》；二十年，大学士傅恒等人奉敕撰写《周易述义》《诗义折中》；三十八年，大学士傅恒等人奉敕撰写《春秋直解》。对于《易经》，不涉及虚无缥缈的学说和术数之学；观察卦象则取互体以阐发古义；对于《诗经》，依据毛亨、郑玄的注解，追溯孔子门徒传授的渊源，事情必有证据，义理必有本源，主观臆断的学说一概不取；对于《礼记》，以郑康成为宗。探求孔颖达、贾公彦的精微之处，综合各家儒者的同异，本于天地，治理国家，规范百姓，治法完备。对于《春秋》，采撷三家之精华，斥责董仲舒的迂腐谬误，阐发孔子的本意，确实是百代君王的大法。经学之外，考订石鼓文，辨明大昌碑，用修之非，刊刻石经，洗刷开成石经、广政石经的陋弊，又在太学刻印御制说经文，这些都是治经的津梁，论古的枢要。所谓悬挂于日月，鲜明如丹青。于是，背着书箱的士人，负笈求学的学子，都知道崇尚实学，不追求空谈，在六艺的园囿中遨游，在仁义的大道上驰骋。我们的皇上广布文教，崇尚经术，登上明堂，坐在清庙，依次听取群臣奏报得失，天下民众，仰慕风范，顺应潮流，欣然兴起道义而改变习俗，家家怀有克让的风气，人人传颂康哉的诗歌。多么伟大啊，多么兴盛啊！这是因为历代圣君相继，文明随着时势变化，尊崇汉儒，不废弃古训，所以四海九州，勤奋学习、等待请教的人，都沐浴在菁莪的雅化之中，汲取古义的精髓。士大夫中的杰出人才，青紫官服充满朝廷；穿着儒服的大学者，弦歌之声在民间流传。背着书箱追随老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上不绝。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

藩绾在吴郡向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两位先生读书授经，明了象数制度的本源，声音训诂的学问，才知道经术第一次败坏于东晋西晋的清谈，第二次败坏于北宋南宋的道学，元明以来，这条道路更加晦暗，直到本朝，三惠之学兴盛于吴中，江永、戴震等人在歙县相继兴起，从此汉学昌明，千年的阴霾，一朝复明。闲暇时整理本朝诸儒中为汉学者，编成《汉学师承记》一书，以备国史采择。唉！三代的时候，辅佐治理各种事务，必定推举德高望重的鸿儒；魏晋以后，左右国家，都从科举中选取人才。经明行修之士，命运偶合时机到来，得以在朝廷任职；如果命运乖违时运不顺，纵然学问穷尽书圃，思虑极尽人文，没有不被抛弃在草泽之中，终老于田园的。甚至饥寒交迫，毒虫叮咬皮肤，求取官职无门，带着遗憾进入冥界，虽然千年以后，人们哀怜他们不遇，哪里知道当时根本没有过问他们的人呢？因此，这本书记载在高位的人则简略，记载在山林中的学者则兼记高风，不是任情褒贬，肆意抑扬，而是悲叹他们与麋鹿共处，等待草木一同凋零。

阎若璩[张弨 吴玉搢 宋鉴]

阎若璩字百诗，祖先住在太原县西寨村。五世祖开始住在淮安。祖父世科，是明朝万历甲辰年的进士，官至布政司参议。父亲修龄，是郡学生。若璩出生，世科喜爱他，常常抱放在膝上，抚摸他的头顶说：“你相貌文雅，

译这一代儒者，是用来光大我们宗族的人吗？”若璩生来口吃，性格迟钝。六岁进入小学，读书一千遍也不能背诵。十五岁那年，冬夜读书，遇到艰涩难懂之处，心中愤懑无法入睡。更漏四响，天气极冷，他坚持坐着深思，忽然心中开朗，从此聪慧异常。这一年，他补入学官弟子。当时的名士如李太虚、方尔止、王于一、杜甫于皇，都放下辈分与他交往。若璩研究经史，寒暑不辍。他曾汇集陶贞白、皇甫士安的话，题写在住所的柱子上说：“有一样东西不知道，就认为是深深的耻辱；遇到人就询问，很少有安宁的日子。”他的志向就是这样。二十岁时，读《尚书》到古文部分，就怀疑二十五篇是伪作。潜心研究二十多年，才完全找到其症结所在，写了《古文尚书疏证》。他论述中最精辟的一点，是说《汉书·艺文志》记载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得到古文《尚书》，孔安国用来考订二十九篇，多出十六篇。楚元王传也说“逸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出这些书。西汉时期看到的古文篇数就是这样，而梅赜所献的却增加了二十五篇，这是篇数不合。杜林、马融、郑玄都传授古文，根据郑玄的说法，增加的是《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帝之歌》《嗣征》《黄宝》《汤浩》《咸有一德》《伊训》《肆命中》《原命》《武成》《旅�》《冏命》十六篇，因为《九共》有九篇，所以也称二十四篇。现在晚出的书没有《汨作》《九共》《典宝等篇，这是篇名不合。郑康成注《书序》，在《仲�之诰》《太甲》《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都注为“亡”，而在《汨作》《九共》�典宝》�肆命》等篇都注为“逸”。逸，就是孔壁书。康成虽然说是从张恭祖那里受书，但他的书赞说：“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也喜欢这门学问”，那么他的渊源出自安国是很明显的。现在晚出的书与郑玄的名目互相不同，它真的是安国的旧本吗？又说：古文从孔氏传下来，只有郑康成所注的得其真；今文从伏生传下来，只有蔡邕石经所刻的得其正。现在晚出的书“宅嵎夷”，郑玄作“宅嵎昧谷”；“郑作柳谷”；“心腹肾肠”，郑玄作“忧肾”。阳劓刵斀黥，郑玄作膑宫劓割头庶黥，与真古文已经不同了。石经残碑遗字见于洪适《隶释》的五百四十七字，用现在的孔书校对，不同的很多。碑文说高宗享国百年，与现在书中的五十有九年不同。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文则以传叙为次序，那么与今文又不同了。然后才知道晚出的书，既不像古文也不像今文，不是伏生也不是孔氏，是别为一家之学者。班孟坚说司马迁从安国问故，所以《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等篇多古文说。许慎《说文解字》也说，它称书孔氏。现在用《史记》《说文》与晚出的书相校，又很不合。安国注《论语》“予小子履”，认为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不说此出《汤诰》，也不说与《汤诰》小异。那么“予小子履”等语不是真古文《汤诰》，这是确定的。他注“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句，在《论语》中说：“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微子、箕子，来则用之。”在《尚书》中说：“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他的诠释相差如此之大，难道是一人的手笔吗？又说：古代没有夷族之刑，即使苗氏的暴虐，也只是肉刑罢了。有这种刑罚是从秦文公开始的。伪造古文的人偶然看到荀子有“乱世以族论罪，以世举贤”的话，就把它窜入《泰誓》篇中。无论纣的恶行不像这样严重，而轻易给三代以上加上惨酷不德的刑罚，是多么不仁啊！荀�说：“�誓不及五帝。”《司马法》说：“有虞氏戒于国中，夏后氏誓于军中，殷誓于军门之外，周将交刃而誓之。”当虞舜在上，禹纵征有苗，怎么会有会后誓师之事？这也不足信。《司马法》说：“入罪人之地，见其老弱，奉归无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药医归之。”三代用兵以仁为本，像这样，怎么会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之事？既读陈琳檄吴文说：“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锺会檄蜀文说：“大兵一发，玉石俱碎。”乃知当时自有这等语，那么此书出于魏晋间，又是一个佐证。又说：《武成》篇先书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后继以癸亥、甲子，已是为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不是今文书法。《洛诰》称乙卯，《费誓》两称甲戌，这是周公、伯禽口中之词，指此日有这事罢了，难道是史家纪事的例子吗？又说：“《书序》《益稷》本名《弃稷》，马、郑、王三家本皆然，大概别是一篇，中多载后稷与契之言。”扬子云《法言·孝至篇》说：“合稷契之谓忠，�合皋陶之谓嘉。”子云亲见古文，所以有此言。晚出《书》析《皋�谟》之半为《益稷》，那么稷与契初无一言，子云难道是凭空捏造的人吗？他辨孔传之伪说：“三江入海

译未曾进入震泽，孔安国说长江从彭蠡分出为三股，共同流入震泽，这是错误的。」金城郡是汉昭帝时设置的，安国死于汉武帝时期，而《古文尚书》传文中却说「积石山在金城西南」，这难道不是后人伪造的证据吗？「传文的义理大多与王肃的注相同，这是孔安国剽窃王肃，而不是先有孔安国的说法而王肃采纳它。」汉代儒者解释六宗，各人说法不同，王肃回答魏明帝时采用了《孔子家语》中「孔子说所宗奉的有六项」的话，王肃以前未曾听说过，而伪《古文尚书》传文中却已经有了，这不是孔安国剽窃王肃又是什么？他的论述可以说是真实可信且有证据可查的。

译康熙元年，（阎若璩）开始游历京城。合肥的龚鼎孳尚书为他宣扬声誉，因此他名声大振。不久改回太原原籍，成为享有官府供给膳食的生员。昆山的顾炎武游历太原，将他所撰写的《日知录》拿来与他探讨，阎若璩当即修改订正了几条。顾炎武内心十分折服。不久，阎若璩出游巩昌，与秀才陈寿善在一个晚上共同创作了七言绝句一百首，命名为《陇右倡和诗》。康熙十七年，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落第，留在京城，与长洲的编修汪琬反复辩论诘难。汪琬撰写《五服考异》，阎若璩纠正其中的错误。汪琬虽然改正了，但依然坚持旧说，对人说：“阎百诗有老人在世，却喋喋不休地谈论丧礼吗？”阎若璩听说后说：“王应麟曾说，夏侯胜擅长解说礼服，即关于丧服的礼仪。萧望之以礼服教授皇太子，那么汉代并不以丧服为忌讳。唐朝的奸臣认为凶事不是臣子应当谈论的，删去了《国恤》一篇，有见识的人批评他们。研究经学的学者，怎么能拾取那些奸臣的余唾呢？”昆山的赞善徐乾学问道：“在史书中有证据，在经书中也有证据吗？”阎若璩说：“查考《杂记》，曾申问曾子说：‘哭父母有固定的声音吗？’曾申是曾子的次子。《檀弓》记载子张死了，曾子正逢母亲去世，穿着齐衰孝服去哭他。孔子去世时，子张还活着，这在《孟子》中有记载。子张去世时曾子才为母亲服丧，那么孔子在世时曾子的母亲还在世是可以推知的。《礼记》所载《曾子问》一篇，正是他母亲在世的时候。”徐乾学赞叹佩服。康熙三十一年，阎若璩从福建客居归来，徐乾学邀请他到京城，作为上等宾客。每当诗文写成，必定请他裁定，说：“阎先生学问有师承法度，不是吴志伊等人所能比及的。”合肥的李天馥也说：“诗文不经阎百诗勘定，不可以轻易给人看。”等到徐乾学因《尚书》事回归故里，奉敕修撰《一统志》，在洞庭东山开设局所，后来又移到嘉善，最后回到昆山。阎若璩都参与其中。阎若璩精通地理之学，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然于胸。他曾说：“孟子说读书应当论及那个时代，我说还应当论及那个地方。年少时读《孟子》书，怀疑滕定公去世派然友到邹国，询问孟子为何迟缓不及事，等到长大亲自经历那个地方才知道。所以滕国城在今县西南十五里，旧邾城在今邹县东南二十六里，相距仅百里，所以早晨出发晚上到达，早晨见孟子晚上就返回复命了。”于是撰写《四书释地》六卷，《释地余论一卷》，又依据《孟子》七篇，参酌《史记》等书，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晚年后名声更加显赫，学者称他为潜邱先生。世宗在潜邸时亲手书写，将他延请至京城。握手赐坐，称呼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索要观看他所著的书，每进献一篇，没有不称赞好的。病重时，请求移到外面，挽留不住，于是用大床作为车舆，上面施加青纱帐，二十人抬着他出去，移居到城外十五里，如同躺在床席上，感觉不到自己在移动。去世时，享年六十九岁，时间是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世宗派遣官员料理他的丧事，亲自制作挽诗四章，有“三千里路为余来”的诗句。后来写文章祭祀他，其中有说：“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主旨深远言辞宏大。”阎若璩以生员身份受到圣主特别的知遇，可以说获得了稽古的荣耀了。

平生擅长考证，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反复穷究，一定要得到解答才罢休。曾经对弟子说：“从前在东海公府邸夜里饮酒，公说：‘今天早上值日记录起居注，皇上问古人说‘使功不如使过’，这句话自然有出处。’当时不能回答。我举出宋代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篇章中有秦穆公任用孟明的事情，但不知道这句话出自哪本书。”过了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唐高祖因为李靖逗留，下诏斩他，许绍为他请求而免死，后来率领军队攻破开州蛮，俘虏五千，皇帝对左右说：‘使功不如使过，果然如此。’认为就出自这里。又过了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任劝更始使者不要斩杀太守说：‘夫使功不如使过。’章怀注：‘像秦穆公赦免孟明而任用他，称霸西戎，才知道完全出自这里。’学问真是无穷无尽，尤其不可以没有寿命啊。天性多否定少肯定，词科五十人中，只赞许吴志伊的博览，徐胜力的强记而已。像李天生说他杜撰故事，汪琬说他私造典礼。他所信服的人有三个：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然而评论钱谦益则说：‘这位老人春秋笔法不足以作为准则。’评论黄宗羲则说：‘黄宗羲的门徒粗略对待《待访录》，指出其中的错误不一而足。’指摘《日知录》一卷，见于《潜邱札记》中。藩听说后，顾君千里说：‘曾见过初印亭林所刊《广韵》，前面有校刊姓氏，列有受业阎若璩的名字，那么阎若璩曾经执贽在昆山门下。然而阎若璩所著书中不称亭林为师，难道亭林死后就背离他的老师吗？’所著《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潜邱札记流传于世。儿子阎咏也能写文章。

同时山阳有个叫张弨的人，字力臣，隐居于商贾之中，师从昆山顾炎武，潜心

译力臣之后有吴玉搢，字藉五，号称山夫。他考证古书中文字的差异，选取字体中假借通用的部分，按韵部编排次序，各自注明出处，为之辨析论证，著有《别雅》五卷。他也痴迷金石，与力臣爱好相同，作《金石存》十卷。乾隆年间他游历京师，秦大司寇秦蕙田将他延请至味经轩中，校定《五礼通考。后来他以廪贡生的身份担任凤阳训导，去世。

又有安邑人宋半塘，传承潜邱的学问。半塘名銮，字符衡，世代居住在运城。他生来聪慧，善于读书。乾隆甲子年在乡试中举，戊辰年考中进士，经铨选授任浙江常山县知县。三年后调任鄞县，在鄞县任职七年，因廉洁能干升任广东南雄府通判，代理连州知州，又代理澳门同知，又代理潮阳县知县。他所到之处都有良好的政绩声誉，士人百姓建立生祠歌颂他的遗爱。他因父母年老告老还乡，行囊中没有多余财物，只携带了几千卷书。归隐田园后，他的弟弟某担任确山县令，写信招他前往，他到达确山，死在官署中。半塘对经术研究精深，尤其精通小学，他认为潜邱的《古文尚书疏证》文辞铺陈而不典雅，于是重新辑录《尚书考辨》四卷。他曾经说：“经义不明白，是因为没有研习小学。不研习小学，那么形声就无法辨别，而训诂就没有依据了。《说文解字》是小学的祖本，选取它加以疏解，治经的人大概会有所凭借吧？”他采集经史、方言、《释名》、《玉篇、《广韵》、《水经注等书作为《说文解字疏》，内容详赡辨析广博。又增加附益和假借，完备三门。如水部的“沛”字，本是辽东的水名，附益训释为泽，假借训释为大、为仆，这些都见于经传。如果见于史书的，如《汉书·礼乐志》中的“神哉沛”，颜师古注：“沛，疾也。”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中的“沛然改容”，颜师古注：“感动。”又《大人赋》中的“沛艾赳”，注：“张揖说：沛艾駊騀也，那么称之为备。”这是宋氏一家的学问。所谓附益，是《说文》中没有这个训释，用经注的训释来附益它，所以叫附。至于假借的例子与附益没有两样，又不是通借的借，推测当时必定有一种说法来处理它，只是无法得知了。他又著有《易见》《尚书汇钞》《汉书地理考、《诗文集》藏在家中。他的儿子宋葆淳，字帅初，又字芝山，乾隆甲午年为优贡生，癸卯年考中举人，担任隰州学正，按例授任国子监助教。他学问渊博通达，擅长诗古文辞，生性喜爱金石，隶书、行楷、山水画都进入能品，传承家学。当时阳城人张古余太守与芝山交好，太守名敦仁，“古余”是他的字。乾隆甲午年考中举人，乙未年考中进士，戊戌年补应殿试，以知县任用，如今担任吉安府知府。他在学问上无所不窥，深通经术，尤其精通天文历算，是北方的儒者。

胡渭[黄仪 顾祖禹]

胡渭，起初名渭生，字胐明，又字东樵，世代是德清人。曾祖父胡友信，是明朝隆庆戊辰年进士，担任广东顺德县知县，有政绩声誉，擅长古文，与归有光齐名，世人所称的思泉先生就是他了。父亲胡公角，是天启甲子年举人。渭生十二岁时丧父，母亲沈氏带着他躲避寇乱在山谷间，虽然遭遇颠沛流离，仍然手不释卷。十五岁成为县学生，考试成绩高等，充任增生，屡次赴省参加乡试没有考中，于是进入太学。他曾在益都冯文毅公家中做馆师。渭潜心研究经义，尤其精通舆地之学。昆山的徐尚书徐干学奉诏修撰《一统志》，在洞庭山开设馆所，延请渭与黄仪、黄子鸿、顾祖禹、景范、阎若�、阎百诗分郡纂辑，因此得以博览天下郡国的书籍。又与子鸿等人观摩切磋关系良好，学问更加精进。

渭素来研习《尚书·禹贡》，认为伪孔安国传、孔冲远以及蔡沈在地理方面都有疏漏错误。比如三江，应当以郑康成的说法为主；庾仲初的话不足相信。浮于淮泗，达于河，河应当从《说文》作菏。荥波既猪，波应当从郑康成本作播。梁州的黑水与导川的黑水，不可混淆为一。他因脚疾居家，广泛查考典籍，以及古今注释，考证其异同而折中处理。依据经文立论，分章别句，写成《禹贡锥指》二十卷。锥指，取《庄子·秋水》篇中“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的意思，是说所见范围很小。他又认为《禹贡》的山川没有图就不明白，而汉永平年间赐给王景的图，以及晋司空裴秀的图都已失传。宋程大昌的《禹贡山川地理图》世间没有传本，而合沙郑氏东卿的《禹贡二十五图》世间也很少见到，而且对于郡国山川未能精审，先儒旧说中与经文不同的不能厘正。于是依据九州五服、导山导水的文字，用地志、《水经》来证明，参看传纪，计算里程画方格制成图四十七幅，古今水道山脉条分缕析，如同聚米画沙，就像亲身经历过亲眼目睹一样。汉唐以来河道迁徙，虽然不是《禹贡》的旧貌，但关系到民生国计，所以在导河一章中，备考历代决溢改流的踪迹，论述近日淮河黄河的形势。说清口不利，海口更加堵塞，加上淫雨洪涝，而淮河上游一时同时决口，洪泽等湖冲荡高

译黄河堤坝，靠人力在仓促间难以支撑，必定会决口山阳、高宝等湖泊，导致淮南海口的沙土淤塞更加严重，造成的灾祸尤其猛烈。近日治理黄河，却是阻挡它不让其向北，而是让它向南流入淮河，只是为了方便漕运罢了。向南流动并非黄河的本性，向东冲决、向西溃口，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这算不上是治理黄河和漕运。假如会通河有时不使用，那么黄河就可以向北流，事先告诫百姓，凡是田地、房屋、坟墓处于水流冲击地带的，全部迁移到其他地方，官府供给迁移费用。两岸的堤坝增高加固，再在低洼处修筑遥堤，使得洪水到来时能够左右漫溢，水流宽缓而不紧迫，然后顺从黄河的自然流向，决开金龙口注入张秋，向东北经由大清河流入渤海，就不需要耗费人力了。这种说法堪称卓越的见解，难道是那些不通时务的迂腐儒生所能做到的吗？

译曾有人说，《诗》《书》《礼》《春秋》都不可没有图，只有《易》不需要图。六十四卦的上下体、六爻的卦画本身就是图。八卦的次序方位，乾坤三索出震、齐巽二章已经说尽了。哪里会有先天、后天的区别呢？河图的图像，自古没有流传，从哪里去推测议论？洛书的文字见于《洪范》的五行九宫，起初并不是为《易》而设的。著有《易图明辨》十卷，又说《洪范》是古代圣人传授的，如同日月附着在天上，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而偶尔有昏暗闭塞之处，是先儒曲解的说法造成的危害。汉代儒者关于五行的传述专门主张灾异，用盲史矫揉造作的说法扰乱常伦有序的经义，这是第一种危害。洛书的本文完整地存在于《洪范》中，宋代儒者创立了黑白点、方圆体、九十位的说法，书却变成了图。并且说《洪范》的道理与《易》相通，刘牧把九当作河图，十当作洛书，蔡元定又互换它们的名称，这是第二种危害。《洪范》原本没有错简，而宋代儒者任意改窜，把“庶征王省惟岁”以下移到五纪的传中，把“皇极敛时五福”到“其作汝用咎”以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合并为五福六极的传，这是第三种危害。著有《洪范正论》五卷，又著《大学翼真》七卷，论述格物致知的意义，解释“在邦畿”章内原本没有缺文，不需要补缀。他的议论端正，可以说是通达的儒者了。

康熙己卯年，因为再从侄胡会恩在京城做官，于是再次游历京城。礼部尚书李振裕、侍讲学士查昇都认为他是当代儒学宗师。不久，因年老多病回乡。查昇供奉内廷，闲暇时把《禹贡锥指》进呈给皇上，皇上阅览后嘉奖他。询问他的年龄籍贯，回答说：“浙江人，六十多岁，是礼部侍郎胡会恩的叔叔。”康熙四十二年，皇帝法驾南巡，胡渭撰写《平成颂》一篇，献给行在，有诏书嘉奖，召他到南书房直庐，赐给饮食和书扇。又御书“耆年笃学”四个大字赐给他，禁直诸臣都说这是一时的旷世盛典。康熙五十三年正月九日，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黄仪，常熟人，笃信古学，对于经史中的地理以及各家舆地书籍，无不深入研究。他说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载的各条河流，只说它们的源头和入海口，而中间经过的地方无法得知。只有《水经注》详细记载，然而不绘图阅读就不能在心里明白。于是反复寻究玩味，每条水各画一图，如某水出自某县，向某方向流，经过某县某方向，到某县与某水汇合，在某县流入某水，无一不具备。阎若璩见到后，不忍放手，赞叹说：“郦道元，是千古以来第一个知己啊！”

顾祖禹，无锡人，迁居常熟，客居在钓渚渡，依附范九鼎，后来住在胶山黄守中家。父亲顾柔谦，字刚中，精通史学，著有《山居赘论》一书。顾祖禹少年时秉承家训，不从事摘取概括，经史都能背诵如流水。喜欢远游，足迹遍天下，无所遇合，归来后闭门著书。撰写《历代州域形势》九卷，《南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一百十四卷，《川渎异同》六卷，共一百三十卷。又用开方法绘制地图四卷，名叫《读史方舆纪要》。凡是《职方》《广舆》等书，承袭讹误，都一一驳正，详细记载山川险要及古今战守的痕迹，而景物名胜都略去不载。读他的书，可以不出门而周知天下的形胜，研究地理的人没有能超过他的。世人所称的三大奇书，这是其中之一。其二则是梅文鼎的《历算全书》，李清的《南北史合钞》。然而《合钞》是别人容易做到的，李书尤其嫌疏漏，怎么能与顾氏、梅氏的书并称鼎足呢？

张尔歧，字稷若，自号蒿庵先生，济阳人。少年时是县里的诸生，谦逊好学，擅长古文辞，著有《天道论》《中庸论》《笃终论》。

译（他）享年五十九岁。昆山顾炎武游历山左地区，与尔歧交好，阅读他的著作并为之作序，亲手抄录一本收藏在山西祁县所设立的书堂中。顾炎武曾写信给汪琬称赞道：“尔歧的学问，以先儒为根本，立言简明恰当。”又在与友人讨论师道的信中说道：“唯独精通三礼，卓然成为经学大师，我比不上张稷若。”他被顾炎武推崇敬重到了这样的地步。尔歧闭门著书，因此世上没有人了解他。他一生的交往游历，除了顾炎武之外，就只有长山刘友生、乐安李象先、关中的李中孚、王宏撰这四人罢了。他所著的书籍有《夏小正传注》一卷，《吴氏仪仪礼考注订误》一卷，《弟子职注》卷，《老子说略》二卷，《济阳县志》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闲谈》二卷，《春秋传议》尚未完成。晚年他超然于世俗之外，不与世人交往，自己撰写墓志铭后去世。

译马骕[王尔膂]

马骕，字宛斯，又字骢，是山东邹平人。顺治己亥年考中进士，在京师等待吏部选拔任用，凭借才华和声望被任命为顺天府乡试的同考官。后来担任淮安府推官，不久因官职裁撤，改任灵壁县知县，政绩良好。在任上去世，当地士人和百姓都痛哭哀悼，并且向上天呼号说：“希望世世代代奉祀他。”于是得到朝廷的公文，将他列入名宦祠祭祀。马骕幼年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他聪慧敏捷，记忆力强，对于书籍没有不深入研究的，尤其偏爱《左氏春秋》，将叙事体改为编年体，梳理头绪，条理贯通，著成《左传事纬》，共数万字。又选取从太古以来到秦朝灭亡的历史，综合经史诸子百家，加以归纳编纂，辅以图表考证，参酌其他史料，著成《绎史》，分为五部分：一是太古三皇五帝，共十篇；二是夏商西周三代，共二十篇；三是春秋十二公时期的时事，共七十篇；四是战国春秋至秦亡，共五十篇；五是外录，记载天文地理、名物制度等，共十篇。合计一百六十篇，每篇为一卷。这本书最为精妙，当时人称他为“马三代”。顾炎武读了这本书，赞叹道：“这是必定能流传后世的著作。”康熙四十四年，仁皇帝南巡，到达苏州，有一天垂问马骕所著的书籍，命令大学士张玉书寻找原版刻本。第二年四月，派人携带二百两白银到邹平，购买刻版送入内府。

同时有王尔膂，字襄哉，号止安，又号泡斋，是山东掖县的秀才。他研读经书推崇汉学，认为郑夹漈说汉人穷究经义反而导致经学消亡，这话大错特错。汉代儒者有家法传承，七十子的大义，依靠汉代才得以保存。穷究经义而导致经学消亡，应当是在魏晋以后。因为荀爽、虞翻的《易》学被王弼扰乱，马融、郑玄的经书被伪孔氏所亡佚，贾逵、服虔的《春秋》被杜预混淆。幸存下来的，只有毛亨、郑玄的《诗》学，何休的《公羊传》，郑玄的《三礼》罢了。穷究经义应当以毛亨、何休、郑玄为主，然后参考六朝、唐、宋、元、明各代儒者的观点，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折衷，大概就可以了。他论述读史，以正史为主，而以野史旁证。如《前汉书》《后汉书》之外，有荀悦、袁宏的《两汉纪》；《三国志》之外，有萧常的《续汉书》、谢陛的《季汉书》；《晋书》之外，有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南史》《北史》、《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隋书》之外，有许嵩的《建康实录》；《新唐书》之外，有刘煦的《旧唐书》、范祖禹的《唐鉴》；《五代史》之外，有尹洙的《五代春秋》、范垧的《林禹吴越备史》、句延庆的《锦里耆旧传》、马令和陆游的《南唐书》；《宋史》之外，北宋有王禹偁的《东都事略》、曾巩的《隆平集》；南宋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梦莘的《北盟会编》、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元史》之外，有苏天爵的《名臣事略》。所有这些书，都应当相互参证考订，以了解其得失，他也是一时的学者。

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

惠周惕[惠士奇 惠松崖]

惠周惕，字符龙，又字研溪，是江苏吴县人。祖先居住在扶风，远祖元佑迁居洛阳。靖康末年，以文林阁学士的身份跟随高宗皇帝车驾前往临安，家在湖州。生下惠善，分为四支：叫四七，叫廿一，叫三八，叫小一。三八支后七代传到惠伦，才开始迁居吴县东渚村。五代传到惠洪，惠洪活到一百零五岁，就是吴地所称的百岁翁。惠洪生惠万方，惠万方生惠有声，惠有声生惠周惕。惠有声字朴庵，是明代岁贡生，与同乡徐枋交好，以九经教授乡里，尤其精通《诗经》。研溪先生少年时传承家学，又跟随徐枋、汪琬学习，擅长诗歌和古文辞。成年后，受困于贫困，游历四方，与当代名士交往。秀水人朱彝尊极力称赞他，文名更加显著。康熙辛未年考中进士，选拔为庶吉士，因为不熟习满文，改任密云知县，在任上去世。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及《研溪诗文集》。

儿子惠士奇，字天牧，晚年自号半农老人，是研溪先生的儿子。研溪先生梦见东里杨文贞公来拜见，不久就生了先生，于是用文贞公的名字给他命名。十二岁时，就能写诗，有“柳未成阴夕照多”的诗句，被前辈激赏。二十一岁成为秀才，不参加省试，有人问他：“胸中没有学问，何必去考试呢？”于是立志努力学习，早晚不停，于是博通六艺九经，诸子百家以及《史记》《汉书》《三国志》都能背诵。曾经与名流宴饮聚会，座中有难为他的人说：“听说你熟读《史记》《汉书》，试着背诵《封禅书》。”先生朗诵终篇，不漏一字，众人都惊服。戊子年乡试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选拔为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编修。癸巳年、乙未年会试，两次担任同考官。圣祖曾经问朝廷大臣：“谁擅长写赋？”阁学蒋廷锡以华亭人王顼龄、仁和人汤右曾及先生三人回答。后来己亥年正月，太皇太后升祔礼成，受命祭祀炎帝陵、舜陵，按旧例祭祀使臣必须是学士以上才能列入名单，先生以编修身份承受宠命，确实是异数。庚子年主持湖广乡试，冬天受命督学广东。雍正元年癸卯年，命令留任三年。曾说汉代蜀郡偏僻简陋，文翁守蜀，选拔子弟入学，派遣俊士张宽等人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