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尚论篇》卷首 喻昌撰写 论述张仲景《伤寒论》的大旨 东汉张仲景撰写《卒病伤寒论》十六卷，当时百姓都依靠它得以保全性命。此书流传后世，光辉如日月，早晨升起后又在翌日升起，万古长明，也未尝不可。可惜百姓不幸，到了晋代，前后不过相隔两个朝代，《卒病论》六卷已经无法再见；即使《伤寒论》十卷，想来也只是经历兵火劫难后，靠读者口授才残存下来。因此篇章次序先后错乱，好在还有三百九十七条治法、一百一十三首方剂的名目可以作为校正依据。太医令王叔和又掺入自己的意见，编纂成书，共二十二篇。后人感念他的功劳，称他为仲景的门徒。然而，记述者的明察终究比不上著作者的圣明，只使后来的学者从小学习，直到白头也不能真正理解。即使贤能之士不断出现，最终也没有谁能摆脱王叔和的藩篱，追溯仲景学术的源流。于是偶然窥见一斑的人，各自发表一点心得，像庞安常、朱肱、许叔微、韩祇和、王实之类，并不是没有互相阐发，但不过只是王叔和的功臣，尚未成为仲景的功臣。如今世上流传的《仲景伤寒论》，其实是宋代秘阁臣林亿校正、宋人成无已注释的书。林亿不辨朱紫、不分菽粟，认为从仲景到现在八百多年，只有王叔和能够学习仲景；其中如葛洪、陶弘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等人，都比不上王叔和。又有传说称成无已注释《伤寒论》十卷，深得长沙先生仲景的秘旨。却不知道林亿、成无已两家过分尊信王叔和，常常把后出的文字置于经典原文之前，把王叔和辅助、阐翼仲景的话也混编成仲景的著作，其他内容更不用说了。比如第一卷《平脉法》、第二卷《序例》，文字本来就不够典雅驯正，却反而把它们列在开头，以致圣人的言论次序错乱。这样所谓的校正、所谓的诠注，实在是仲景的不幸，也是医学道术的大灾难。元代泰定年间，程德斋撰写《伤寒论法》，其中尤其有许多不合经典之处；本朝王履把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合并起来，也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仲景的书非常平易明白，本来没有深奥隐僻之处，只是王叔和掺杂自己的意见，才使客体反而压倒主体，使仲景创立治法的本意沉晦不明。王履想把《伤寒例》放在前面，六经病放在其次，类似伤寒的病再放在后面；至于杂病、杂脉、杂论以及与伤寒无关的内容都略去，共得到二百八十三条，并把“法”字改成“治”字，称为“二百八十三治”。虽然用心很深，但全无卓越见识，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万历年间，方有执撰写《伤寒条辨》，一开始便删去王叔和的《序例》，很能体现尊重经典的宗旨；但未免过于激烈。不如按照“爱礼存羊”的办法，保留原文而加以驳正，辨明是非后，功过自然清楚。至于其余太阳篇三篇，改正王叔和旧说，把风邪、寒邪伤害营卫的情况分别归类，其中见识高超，超过前人；此外没有领会立言宗旨的地方仍然很多。大体说来，这是一部历经一千多年、似明似昧的书。现在要把它取来重新考论，使日月之光照耀宇宙，必须先提纲挈领，再详细说明各项条目，这才是最恰当而不可改变的准则。冬、春、夏、秋，是四时的次序；冬天受寒，春天受温，夏秋受暑热，是四时中各种主病的大纲。把三百九十七种治法分别列在大纲之下，仲景的书才成为完整的全书。仲景对于冬天伤寒这一门，立法比春夏秋三时更加详尽，大概是因为春夏秋虽然时令不同，但受到外感的道理相同，所以可以把治疗伤寒的方法交错运用。仲景在自序中说，学者如果能探寻他所汇集的内容，就能理解大半，可见由此推演、触类旁通，治疗各种疾病都有余力，何况同样属于外感病呢？因此，春季伤温、夏季伤热，实际上都是以冬月伤寒为纲领。至于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经为纲领；太阳经中，又以风邪伤卫、寒邪伤营、风寒同时伤营卫为纲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纲混杂在具体条目之中，就无从寻求和贯通，只觉得这部书残缺难读。如今大纲既已确定，再详细考察各项条目，才知道仲景书中的法度严密森然；不但治法中还有治法，方剂中也还有治法。全书的关键和精微之处，才能逐一点明。读后心境开朗、见识清楚，不再被从前师说所迷惑；渐渐沿着这条道路登堂入室，仲景的光辉更加显著，而我也深感欣慰。后人或知我有罪，或知我有功，我又何必计较呢。论述仲景《伤寒论》，先辨析王叔和编排次序的过失 我曾看到王叔和把扁鹊、仲景、华元化等先贤的脉法汇集成一部书，名为《脉经》。对于仲景的《伤寒论》，他尤其加以探究，本来应该把其中隐微之处全部贯通，充分阐明创立治法、制定方剂的根本宗旨，以便启发后人信从才对。可是他在汇集脉法时，间或又汇集证候，彼此既不相合也不贯通；这还可以说是汇编书籍的常态。至于编写《伤寒》全书，若只是苟且简略、粗疏草率，仍然不是作者的本意，那我就无法理解了。比如开头先列《序例》一篇，后面又牵连许多冗长多余的话；该列与不该列的内容，其他篇章都有，唯独遗失了精华所在的《平脉》篇，却妄自加入自己的见解。总的说来，就像把精美锦缎剪碎，再缀上破败棉絮，使后世盲目无知，再也无法看到华美的文章。拘泥于编排成书，连仲景著书的大意及师承源流，从头到尾都不叙述一句，明明采用了商人囤积奇货的手段，致使黄帝、岐伯一脉的学术完全断绝。后世迷迷糊糊地沿袭到今天，所谓千古疑团，没有比这更难破解的了。如今想直接追溯仲景著作的全部精神，就不能不先彻底查明王叔和的问题。太阳经的证候已经分头排列，后学者尚且难以下手，他又插入温病、合病、并病、少阳病、过经不解病，使读者更加茫然。这就好比五谷虽然是食物中的珍宝，假如不分别种植、分别收获，而把它们混种混收，很少有不使耕种者和食用者感到困扰的。比如阳明经，随意把仲景偶然提出的一段问答列在篇首，纲领倒置，先后错乱，而且没有抓住要点。至于春季温病、夏季热病的证候，本应另立纲领，专门命名成篇，他却茫然不知。这样重大的关键一旦错了，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热的旨意就全被遮蔽，导致后人误把冬月的方剂用于春夏，反过来责怪古方不能治疗今天的疾病，这是谁的过错呢？至于霍乱病、阴阳易、差后劳复等证候，不过是各条目中的内容，却另立篇名，与六经并列，这岂不是轻视重要内容，反而重视次要内容吗？仲景之道，世人只知道因为王叔和而显明，哪里知道它也正是因为王叔和而坠落呢。论述仲景《伤寒论》，先辨析林亿、成无已校订注释的过失

译王叔和对于仲景的书，没有考察其大意，便擅自编排、补缀，还保留了一线可以发现疑问的痕迹。看篇首的话，说痉、湿、暍虽然同属太阳经病，却认为应当另行论述，这是一个证据。看篇中的话，说疾病来势急迫，仓促之间查考脉证难以得到要旨，所以重新汇集那些可用与不可用的方剂和治法，这是又一个证据。看篇末补缀的脉法，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仍是仲景旧文，下篇则假托仲景之名流传，这说明他还没有达到颠倒大乱的程度，也是一个证据。只是他不露出补缀的痕迹，反而把《平脉》原名改作《辨脉》，暗中颠倒一个字，这就是我讥讽他僭越窃取的原因。至于林亿的校正、成无已的注释，却把脉法列为第一卷。按照仲景自序所说，《平脉辨证》是《伤寒卒病论》，合计十六卷，那么脉法确实应当列在篇首。但晋代承接汉代，仲景遗书尚未湮没，王叔和补缀的文字不敢混入正文，只暂且附在后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见识。林亿、成无已两人没有察觉，竟把它编到篇首，从此就像羚羊挂角一样无迹可寻，哪里还能辨别哪些是仲景的话，哪些是王叔和的话呢？不过这种混杂还隐蔽而难以识别。《序例》一篇，明明是王叔和所撰，为什么竟列在第二卷？难道认为没有《序例》，仲景的书就不能明白吗？即使这些话没有弊病，也没有把后出的序言置于经典之前的道理，何况其中牵引冗长多余的文字，横插入不相干的内容，优点不过一寸，瑕疵却超过一尺，他们凭什么如此推崇相信，导致后来的学者画蛇添足、买椟还珠，使光辉灿烂的圣人言论千古失色？这两家为王叔和张目，使他成名，正如迎合权贵、逢迎上意一样，实在无法逃脱责任。至于注释的错误，十处有六七处；他们既然已经把精髓看成糟粕，又怎么能指望他们阐发精微的道理呢。驳正王叔和的《序例》王叔和的《序例》流传学习已久，深入人心。我本想删去它，但坊间刻本流行，难以遮掩众人耳目，所以姑且保存原文，同时驳正其中的错误，以确定应当尊奉的宗旨。这并不是故意攻击前代贤者，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阴阳大论》说：春天气候温和，夏天气候暑热，秋天气候清凉，冬天气候寒冷，这是四时正常之气的次序。冬季严寒，万物深藏；君子使形体内守严密，就不会受寒。若冒犯、接触这种寒气而发病，才称为伤寒。受到四时之气的侵袭，都能导致疾病；之所以把伤寒称为毒，是因为寒气最容易形成杀伤人体的厉害之气。引用《内经》，足以看出大意；但加入一个“毒”字，就为后面的错误打开了端绪。寒邪侵入人体后立即发病，叫作伤寒；没有立即发病的，寒毒就藏在肌肤之中。寒邪由肌肤侵入。劳苦之人，寒邪藏在肌肤中是有可能的；至于经常享用厚味、冬天不能藏精的人，寒邪甚至可能藏在骨髓中。因此不能用一种情况来概括。到了春天，就转变成温病。“变”字用得荒诞怪异，令人惊骇。假如说春气已经转为温暖，那么疾病发作时就不应再称为伤寒，而应把病名改作温病，这样才合理。到了夏天，就转变成暑病。这句话尤其没有根据。暑病是夏季新近感受暑邪而得的病，哪里有冬天伏藏的寒邪到春天不发作，却到夏天才发作的道理呢？假如说时气已经转为炎热，外邪的名称也应随之改变，称为热病，这才合理。暑病，就是热邪到了极盛，程度比温病更重。这句话更是多此一举。假如冬季伏藏寒邪，到了春天仍未发作，可知邪气本来较轻，哪里会反而比温病更重呢？这种错误起源于杨操。他认为劳苦之人春夏多患温热病，都是冬季触犯寒邪所致，而不是由于时令之气运行变化所致。《内经》只说冬天受寒，春天必然患温病，从未说夏天必然患暑病；只说夏天受暑，秋天必然患疟，也从未把冬春牵连进来。它的意思大概是：春季的疾病起始于冬季，秋季的疾病起始于夏季。这些关键之处没有弄清楚，所以把温病、热病并列起来，又说暑病比温病更重。凡是时行病，春季本应温暖却反而大寒，夏季本应炎热却反而大凉，秋季本应清凉却反而大热，冬季本应寒冷却反而大温。这是非其时而出现了某种气候，因此一年之中，老少患病大多相似，这就是时行之气。还没有说明伤寒，就先说明异常之气；借客病来取代主病，似乎还说得过去。但伤寒的要领完全没有提出来，整篇文章只有客病而没有主病，实在不可以。如果要观察四时正常之气致病以及时行疫气的规律，都应当依据斗历来推算。九月霜降以后，天气应逐渐寒冷；临近冬天时严寒，到正月雨水节以后就应当缓解。之所以称为雨水，是因为冰雪融化而成为雨水。到了二月惊蛰节以后，天气逐渐和暖；接近夏天时大热，到了秋天便转凉。从霜降以后到春分以前，凡是接触霜露、身体感受寒气而发病的，称为伤寒。冬季出现不合时令的温暖，叫作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不相同；冬温又有发病先后、邪气相互重叠，也有轻重不同，所以治疗方法各异，证候见于后文。这里铺陈自己的意见，说明异常之气有轻重不同，与仲景原文没有关系，何况所说还有错误。“证如后章”是指篇末所说的温疟、风温、温毒、温疫，这是最无见识的地方。后来各家却偏偏把它奉为祖法，难道不是因为找到了可以依托的说法，便把它传为可信之言吗？这真是以紫色夺取朱色，以郑国的音乐扰乱雅乐。详细辨析附在《序例》之后。立春节以后，如果没有突然的大寒，也没有冰雪，却有人因高热而发病，这属于春季阳气发动，使冬季伏藏的寒邪转变为温病。归根到底还是说寒邪“转变为温病”，真是由邪僻淫妄的念头产生的说法。春分以后到秋分以前，天气突然寒冷的，都属于时行寒疫。这正是春温、夏暑、秋湿三种气候分别主导疾病的时期，为什么完全不加以叙述，反而反复铺陈夏秋的异常之气，扰乱正常规律？难道春夏秋三时本来没有主导疾病的正常之气，还是仲景的论述中根本没有可寻的纲领？由此可见，医学之事从晋代起就已经失去了应当尊奉的宗旨，何况今天呢。

译三月、四月有时突然寒冷，这时阳气还弱，被寒气挫伤，所以发热较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经旺盛，被寒气挫伤，发热就较重；七月、八月阳气已经衰退，被寒气挫伤，发热也较轻。这种病与温病、暑病相似，只是治疗方法不同。这里把阳气被突然的寒气挫伤作为发热轻重的依据，正好与前面说暑病重于温病的观点相矛盾。王叔和从未明确论述温病、暑病。这里说异常之气所致的病与温病、暑病相似，只是治疗不同；那么温病、暑病究竟像什么，又该怎样治疗呢？其中的疏漏太多了。每十五天出现一个节气，四时之中每一时有六个节气，四乘六就是二十四节气。但气候也有应当到来却没有到来的，有尚未到来却提前到来的，也有到来而过于猛烈的，这些都会形成致病之气。只是天地的运动与静止、阴阳的鼓动交感，各自正常地形成一种气，所以春季的温暖可以成为夏季的暑气，秋季的清凉可以成为冬季的严寒。这里只是扩展敷衍《内经》的文字，并没有领会其大意。因此，冬至以后，阳爻上升，阴爻下降；夏至以后，阳气下降，阴气上升。这是《复》《姤》两卦的含义，放进《序例》中并不贴切。这就是冬至、夏至这两个至日，是阴阳相合的时候；春分、秋分这二分，是阴阳分离的时候。这是分至的含义。《内经》说，到了至日，气候相同；到了分日，气候有别，何等明白。刚换成“合”“离”两个字，便显得惊怪可疑。阴阳相互交替变化，人就会因此生病。《内经》说阴阳相互错杂，变化便由此产生，何等圆融灵活。如今只把“错”换成“交易”、把“生”换成“变病”，意思便难以理解。温病、暑病的说法难道就是由此而来的吗？这也就是所谓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应天地刚柔变化的道理。《内经》说，养阳应当用凉、寒的方法，养阴应当用温、热的方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顺从阴阳的根本。这一精妙道理，本应合并起来疏释说明。小人一旦冒犯、接触这种气，就必然遭受突然的病患。必须知道毒烈之气停留在哪一经、会发作成什么病，再详细辨察并取治。前面说寒毒藏在肌肤，这里又说不知道它停留在哪一经、发作成什么病，并不是故意自相矛盾；实际上这是把温疟、风温、温毒、温疫作为开创性的祖说。后人谁能辨明这不过是一场糊涂说法呢？因此，春天受风，夏天必然发生飧泄；夏天受暑，秋天必然患疟；秋天受湿，冬天必然咳嗽；冬天受寒，春天必然患温病。这是必然的规律，怎么能不仔细审察明白呢？这是因受到四时正常之气而致病的情况。但《内经》先说冬天受寒、春天必然患温病，然后才依次说到伤风、伤暑；春夏秋三时的疾病，大多起始于冬季，秋冬两时的疾病，大多起始于夏季。可是飧泄和咳嗽还兼有内在因素，只有伤寒、伤温、伤暑才是外感证候。仲景领会了这个意思，所以以伤寒立论，同时把温病、暑病也严密地包含在内，绝不是没有理解就任意著述。王叔和引用经文时，只按春夏秋冬排列，和世俗的看法完全没有区别。这种歧路纷纷出现，根源由来已久。伤寒发病后，病情每天有浅深变化，应据此施用方药。如今人患伤寒，有的起初没有及时治疗，有的治疗不合病情，有的拖延日久才去求医，医生又不按病情发展的次序治疗，于是不能切中病情。都应当根据当时的情况灵活调整、制定方剂，没有不奏效的。我现在搜集仲景旧论，记录其中的证候、诊脉、声音、面色以及针对病情的确切方剂，凡有神奇效验的，都准备记录下来，以防备世间的急病。仲景的书，王叔和只说是搜集而来，由此可知他并没有在梦中神游般地体会仲景的精神。因此他没有窥见作者的本意，也没有实际阐明仲景的宗旨，谁还会说王叔和是仲景的门徒呢。此外，各地土地的温凉、高下不同，物产的性质刚柔不同，人的饮食起居也各不相同。因此黄帝提出四方情况的问题，岐伯列举四种治法的能力，以此教导后贤，启发他们尚未明白的地方。医生面对疾病，确实应当同时从这两方面仔细审察。仲景继承黄帝、岐伯的学术，却把述说当作创作，另有独到的见

译解。王叔和凡是引用《内经》的文字，都不是其中的关键要旨，又怎么能阐明其中十分之一呢？凡是感受寒邪而患病，都会转变为热病；热势即使很重，也不一定会死。若同时感受寒邪而发病，就必然会死。寸脉、尺脉都浮，是太阳经受到病邪，通常在一二日发病；因为太阳经脉向上连于风府，所以出现头痛、项部疼痛、腰脊强硬。寸脉、尺脉都长，是阳明经受到病邪，通常在二三日发病；因为阳明经脉夹着鼻子，联络于眼睛，所以身体发热、眼睛疼痛、鼻腔干燥，不能安卧。寸脉、尺脉都弦，是少阳经受到病邪，通常在三四日发病；因为少阳经脉沿着胁部，联络于耳，所以胸胁疼痛而耳聋。这三经都已受病，但病邪尚未进入腑，可以用发汗法治疗。寸脉、尺脉都沉细，是太阴经受到病邪，通常在四五日发病；因为太阴经脉分布于胃中，联络于咽部，所以腹部胀满、咽部干燥（原文“磕干”字样疑有讹误）。寸脉、尺脉都沉，是少阴经受到病邪，通常在五六日发病；因为少阴经脉贯穿肾脏，联络于肺，并系于舌根，所以口燥、舌干而口渴。寸脉、尺脉都微而缓，是厥阴经受到病邪，通常在六七日发病；因为厥阴经脉沿着阴部器官，联络于肝，所以心中烦闷、阴囊收缩。这三经都已受病，病邪已经进入腑，可以用泻下法治疗（原文“已人于府”疑为“已入于腑”）。把“入腑”和“未入腑”分别说明，只是稍微改动了《内经》原文所说的“入藏”，这里反而更加精确。如果同时受到寒邪，第一天太阳经受邪，又与少阴经同时发病，于是头痛、口干、烦闷胀满而口渴；第二天阳明经受邪，又与太阴经同时发病，于是腹部胀满、身体发热、不想吃东西、说胡话；第三天少阳经受邪，又与厥阴经同时发病，于是耳聋、阴囊收缩、四肢厥冷，水和饮料都不能下咽，神志不清，六天就会死亡。如果三阴三阳、五脏六腑都受病，营卫运行不畅，脏腑闭塞不通，就会死亡。这种病的阴证、阳证同时出现，传经时阴阳两经也同时传变，于是邪气弥漫充斥，按理三天就会死亡。但必须等到水浆不能入口、神志不清，才说明营卫运行不畅、脏腑闭塞不通；再过三天，阳明经的经脉才开始断绝。这里引用《内经》的精微旨意来说明两感病，次序非常精当。如果不是同时受寒，也没有传经，没有再感受其他异常之气，那么到第七天太阳病衰退，头痛稍有减轻；第八天阳明病衰退，身热稍稍停止；第九天少阳病衰退，耳聋略能听见；第十天太阴病衰退，腹胀减轻而恢复正常，便想吃喝；第十一天少阴病衰退，口渴停止但舌头仍干，随后打喷嚏；第十二天厥阴病衰退，阴囊舒展，小腹稍稍下垂，邪气全部离去，病人精神清爽、神志清楚。从“凡是受到寒邪，就会形成发热病”到这里，都是《内经·热论篇》的原文。王叔和只增加了“也没有传经”八个字，便造成许多牵强之处。如果超过十三天，且不论寸脉、尺脉怎样，只要脉象下陷，就非常危险。寸脉、尺脉深陷，说明正气衰微，不能承载邪气向外排出；经脉已经传遍而病情仍不间断，确实是危险的征候。如果又感受其他异常之气，转变成另一种疾病，就应当按照原来病情败坏的证候来治疗。仲景对于坏病根本没有另立治法。太阳经出现坏病，只要知道犯了哪一种错误，就仍按太阳经原有的治法治疗；少阳经出现坏病，只要知道犯了哪一种错误，就仍按少阳经原有的治法治疗。哪里有又增加异常之气，却可以使用太阴、少阴两经各种治法的道理？由此可见，王叔和根本不明白“坏证”应当怎样解释，却教后人遵照他的办法使用，真是一盲引众盲，一起走进火坑，可悲啊。如果阴阳两部脉都旺盛，再次受到寒邪，就会转变为温疟；阳脉浮滑、阴脉濡弱，再遇风邪，就会转变为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再遇温热之气，就会转变为温毒，温毒所致的病最为严重；阳脉濡弱、阴脉弦紧，再遇温气，就会转变为温疫。由此说明冬天受寒，春天发为温病时，脉象会发生变化，方剂和治疗应当依照相应的法则。王叔和每次论述伤寒，都一定插入异常之气，想

译借此显示自己的见解。等到论述异常之气时，又借用《难经》的意思，自作聪明地随意拟定四种变化，疑神疑鬼，逐渐变成妖妄之说。《难经》虽然说伤寒有五种，问的是脉象是否会变化；所谓“变”，就是辨别，即通过辨脉来确定证候。假如王叔和稍微说得平易一些，只说冬天受寒，到春天再次受寒，阴阳两部脉都旺盛的，名为温疟；冬天受寒，到春天又遇风，阳脉浮滑、阴脉濡弱的，名为风温；至于温毒、温疫，也都依照道理来说明，那么即使所拟定的病名和次序不合规范，根本大关也还不至于错误。可是王叔和为什么偏偏不肯说得平易呢？后世只知道王叔和为《伤寒论》作《序例》，不知道他其实像草野奸雄一样自称为王、擅自称帝。因此晋代以后谈论医学的人，所谓师承正统，大多都是伪托。现在把论述春温大意和温疫大意的两篇移出，附在《序例》之后，详细内容记载在《春温》卷中。凡是人患病，不能及时治疗，只是忍耐疾病、希望它自行痊愈，最终就会形成顽固难治的病。小儿和妇女尤其容易因此加重。时令之气不调，便应当及早说明病情，寻找邪气的来路；邪气还在腠理时，及时治疗，很少有不痊愈的。患者如果忍着不说，过了几天才告诉医生，邪气进入脏腑，就难以控制。这是家中有人患病时应当预先考虑的重要事项。凡是煎煮汤药，不要避开早晚；一旦察觉患病片刻，就应立即治疗，不要等待早晨或晚上，这样病就容易痊愈。如果稍有迟延，疾病就会传变；即使想消除治疗，也一定难以奏效。服药不按照方法，任意违背老师的教导，就不必再治疗了。这难道是巴地的下里之音，竟然举国上下都来附和吗？凡是伤寒病，大多由风寒引起。起初风寒在表，进入里部后就不会自行消散。没有经过温暖覆盖而能够自然消散的，也不在应有的证候治疗范围内。若打算攻邪，仍应先解表，然后才可以攻下。如果表证已经解除，而里邪仍未消散，但没有出现大满，仍有寒热往来，病就不会除去。如果表证已解，而里部不消，腹部大满大实，坚硬且有燥屎，就可以攻下，即使已经四五天，也不至于造成祸害。若本来不宜攻下却立即攻下，里气虚弱，热邪内陷，挟热而发生泄泻、烦躁，病情变化将不可胜数；轻者病势困重，重者必然死亡。王叔和行文软弱而纠缠，但像这一段这样深入合乎医理的论述，后人确实还不能相比。只是后人不善于阅读，常常遇到阳明经二三日出现应当攻下的证候，就拿它作为借口，拖到六七天才攻下，结果病人枯槁而无法救治的很多。这又能责怪王叔和什么呢？阳气旺盛、阴气虚弱，发汗就会死亡，攻下就会痊愈。引用《难经》的话却没有把意思说清楚，最容易迷惑人。它的意思是说，阳邪不能解除，向下进入阴分；阳邪侵犯阴分，就形成阳盛阴虚，所以可以攻下而不能发汗。但前面说这三阴经的邪气进入里部，可以攻下，这在道理上很精确。这里却只说阳盛阴虚，于是阳邪也可能仍在原来的部位、尚未进入腑中，这一点还不能确定，怎么能断定可以攻下呢？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前面所说“腹部大满但仍有寒热，不可攻下”的说法，就与这里自相矛盾了。阳气虚弱、阴气旺盛，发汗就会痊愈，攻下就会死亡。阳虚阴盛，多有邪气直接侵入阴经的证候；发汗就会痊愈，哪有说得这样容易的？它的意思是阴邪侵犯阳位，形成阳虚阴盛，所以可以发汗而不能攻下。但外邪刚进入阳分，终究不能简单看作阴盛。《难经》有问有答，既然是表病，为什么不把里部的情况解释清楚后再引用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神丹怎么可以误用发汗，甘遂怎么可以任意攻下？虚证、实证的治疗方向相差千里，吉凶的关键立即就会产生不同结果，哪里是容易的事？何况桂枝汤一进入咽喉，若属阳盛就会死亡。风邪进入卫分，就成为阳邪在体表炽盛。仲景使用桂枝汤来解除、疏散肌表的邪气，正是自然合理、不可更改的良法，为什么反而编造这种危险的说法？难道是误把寒邪进入营分也看成阳盛吗？寒邪进入营分，只是阴邪在体表炽盛，所以仲景对于脉浮紧、无汗的情况禁用桂枝汤，认为应当使用麻黄汤。即使误用桂枝汤，也未必就立即形成死证；把它说成一咽下便死亡，等同于砒霜，实在是妄加严重化。王叔和完全没有领会仲景的宗旨，难怪后人只会跟着错误的声音附和。承气汤进入胃中，阴气旺盛的人就会死亡。这是把《难经

译》所说“阳虚阴盛，攻下就会死亡”的话，演绎后套入承气汤，专门用来迷惑人。邪气直接侵入阴经的证候，总的趋势是阴盛阳虚；传经型伤寒的证候，总的趋势是阳盛阴虚；疟疾的总趋势是阴阳交替地偏盛偏虚；内伤病的总趋势是阴阳各有偏盛偏虚。这些情况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必强行作同样的解释。生死的关键往往只在片刻之间，观察身体衰竭的程度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计算日数？阴阳虚实相互错杂，征候极其细微；发汗、催吐、攻下等治法彼此相反，造成的祸害又来得极快。然而医术浅陋狭窄的人茫然不知病源，治疗因而错误，使病人死亡，还自称这是病人的命数。直到今天，冤死的魂魄仍充塞阴间道路，死尸遍布荒野。有仁心的人看到这些，难道不感到悲痛吗？凡是两感病同时发作，治疗有先后次序；发汗解表与攻下治里，本来就是不同的治法。但执迷于妄想的人，竟把神丹和甘遂合在一起服用，声称既能解除表邪，又能祛除里邪。话说得巧妙，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却违背医理。聪明人的举措，必定反复审察而谨慎行事；愚人的行动却粗野草率，必定果断而急迫。病情安危的变化，哪里可以这样欺骗、混淆？世上的读书人只顾追求一时的迎合和荣耀，却看不见倾覆危亡的后果；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守护根本。道理就在自身附近，又何必到远处寻找呢？两感病的治疗有先后次序，发汗解表与攻下治里本来不同；这个说法非常正确，可惜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凡是发汗，都应当温服汤药。方剂虽然说每日服三次，但如果病情严重、汗出不畅，就应当缩短服药间隔，半天内可以服三次。如果药力与病情相抵触，马上就会有所感觉。病重者，一天一夜应当观察完整一个昼夜；如果服用一剂后证候仍在，就应当重新煎制原方继续服用。有人始终不肯出汗，服用三剂才解除；如果仍然不出汗，就是死证。凡患时气病，到五六天口渴想喝水，但喝不了很多，这时不应给水。为什么呢？因为腹中的热邪还少，不能消化水液，反而会因此给人造成新的病。到了七八天口渴很重、想喝水，仍应根据证候给水；但每次都应让他喝得不足，不要任意让他喝到满足。比如他说能喝一斗，只给五升。如果喝水后腹部胀满、小便不利，或者气喘、呃逆，就不能再给水。突然大汗出，是病将自行痊愈。凡是患病后反而能够饮水，这是病将要痊愈的表现。不明白病情的人，只听说患病喝水就能自愈，遇到轻微口渴便强行给水，因而造成的祸害无法计算。时气病饮水后，能否消化水液，应当根据情况决定给不给，不能勉强给予；其中有先后次序。凡是患病后出现厥冷，脉搏跳动快而有力；服用汤药后脉搏反而变慢；浮大脉减弱变小；起初烦躁而后来安静，这些都是病情将要痊愈的征象。凡治疗温病，可以针刺五十九个穴位。全身穴位共有三百六十五个，其中三十六个穴位用灸会有害，七十九个穴位针刺会造成灾害，并且可能刺中骨髓。这里引用《内经》五十九刺的方法，用来治疗温病的内在病变。凡是脉搏每四次减弱一次的，三天死亡；正常人呼吸四次，病人的脉搏才搏动一次，叫作四损。脉搏每五次减弱一次的，一天死亡；正常人呼吸五次，病人的脉搏才搏动一次，叫作五损。脉搏每六次减弱一次的，一个时辰内死亡；正常人呼吸六次，病人的脉搏才搏动一次，叫作六损。脉盛而身体寒，是伤寒所得；脉虚而身体发热，是伤暑所得。阴阳两部脉都旺盛而大汗出后热仍不退的，会死亡；阴阳两部脉都虚而发热不止的，会死亡；脉搏忽疏忽数的，会死亡；脉搏像绳索转动一样的，当天死亡。说胡话、身体微热、脉浮大、手足温暖的，可以生存；手足逆冷、脉沉细的，活不过一天。这些都是伤寒热病的证候。把损脉引入伤寒论，是极大的错误。仲景遵循《内经》论述热病的旨意，撰写《伤寒论》，明确以《内经》为准则，王叔和本来可以不作《序例》。即使想附带引用《内经》原文，阐明切要之处，以便后学，也就足够了。他却插入异常之气，铺陈繁琐文字，究竟是什么用心？难道因为仲景没有写到，便想像炼石补天一样填补缺漏吗？如果这样，完全可以另立一家之言，另行编排在书后，任由人们选择是否遵从。如今他却制造不合经典的说法，混乱正常的纲常；至于经常的大义，却一句也不提。凭这些内容笼络英才，把贤者全都收入自己的门下，结果使医学传授的道路陷入一千年的漫漫长夜。有志于登堂入室、学习仲景的人，难道能不彻底冲破王叔和的藩篱吗？

译论述春温的大意，并辨析王叔和所谓四种变化的荒谬 喻昌说：关于春温， 《内经》说：“冬天受了寒，春天必定患温病。”又说：“冬天不能藏精，春天必定患温病。”这是说明温病发生根源的总论。《伤寒论》说：“太阳病发热而口渴，却不怕冷的，叫作温病；如果发汗以后，身体反而灼热，叫作风温。风温发病时，阴阳两部脉都浮，自汗出，身体沉重，常常嗜睡，鼻息必然鼾鸣，说话困难。如果误用下法，小便不利，出现直视、遗尿；如果误用火法，轻则面部微微发黄，重则像惊痫一样，时常抽搐；如果用火熏灼，第一次错误治疗尚且会拖延病期，第二次错误治疗就会加速死亡。”这是说明温病形成大势的总论。仲景把冬天不能藏精所致的温病称为风温。阴阳两部脉都浮，正是因为少阴肾与太阳膀胱一脏一腑同时发病，所以两部脉都浮。发汗后身体反而灼热，自汗出，身体沉重、嗜睡，鼻息鼾鸣，说话困难，这些都充分显露出少阴的本证，就不能再按照太阳病来治疗。何况脉浮而自汗，若再发汗，就是医生把病人治死了。因此，风温证绝对不能发汗；即使误用下法或火法，也会损伤经气、耗尽阴精，都是医生加速病人死亡。第一次错误治疗、第二次错误治疗，都会加速死亡。由此可见，无论东海还是西海，心意相同、道理相同；无论先圣还是后圣，所遵循的原则都是一致的。后人没有察觉这一点，只可惜仲景有论而没有列方，哪里知道详尽严密的治法，全都具备于太阳、少阴各经的论述之中呢？晋代王叔和没有深入探究仲景精微的含义，反而凭空编造没有根基的说法，妄自分立温疟、风温、温毒、温疫四种变化。他没有想到，时发时止才叫疟，疟病并不是外感温病的正常类型。春季木气主风而气候温暖，“风温”本来就是温病的名称。疾病久治不愈，热邪炽盛，叫作温毒，这也是原有疾病中的变证。至于温疫，则又多了一种气，是温气兼有疫气，并不是通常的温病。现在先辨析温疟。温疟正是冬天不能藏精所致的病候，只是感邪较轻，所以只形成疟病。黄帝问：“温疟寄居在哪个脏器？”岐伯回答说：“温疟是在冬天受到风邪，寒气藏在骨髓中；到了春天，阳气大量发出，邪气不能自行外出。等到遇上大暑，脑髓多次受到灼热，肌肉消瘦，腠理开泄，或者有所劳作，邪气便同汗一起排出。这种病藏在肾中，邪气先从内部向外发出。这样的人阴虚而阳盛，就会发热；阳气衰弱时，邪气又返回体内，进入后阳气虚弱，阳虚就会发冷。所以先热后寒，叫作温疟。”由此可见，温疟是因为冬天不能藏精，寒邪得以进入肾中；也可见温疟遇到温暖时尚不容易发作，必须遇到大暑、大汗才会发作。王叔和反而以再次感受寒邪来立论，难道他没有读过《内经》吗？还是思考得太不深入了？现在再辨析风温。春季时令本来温暖，又正值风木当令，“风温”二字本来不能分作两种病。凡是温病，都属于风温。例如初春地气尚未上升，不能说是湿温；天气还微寒，不能说是热温；时令和暖，也不能说是温疫。温病所以发病，关键全在风。试看仲景论冬季的正常病候，以寒邪总括，那么春季的正常病候，当然应当以风邪总括。风没有固定形态，在八方就随八方而变，在四时就随四时而变：春风温暖，夏风炎热，秋风凉爽，冬风寒冷，这是自然规律。王叔和因为仲景在温病条文中反复提出“风温”，便认为这是另一种疾病，却不知道仲景在温病中另有深意：冬天不能藏精的人，两肾之间早已暗暗生风，再受到外风引动而发病，必然具备少阴证候，所以在“温”字上加一个“风”字，用来区别于太阳经的温病。王叔和妄称这是再次感寒、再次发生变化，以至后人作赋说：“风温、湿温，若发正汗就危险，病情凶恶而难治。”又说：“既然知道风温汗出不止，就应当用汗防己。”这只是隔靴搔痒，哪里还保留了疾病本来的面目？现在再辨析温毒。温病中有温毒，就像伤寒病中有阳毒、阴毒一样。伤寒并没有因为有寒毒就另立一种病名，那么温病怎么能因为有温毒就另立一个名称呢？何况温毒也有阴阳之分：太阳温病久治不愈，凝结形成阳毒；少阴温病久治不愈，凝结形成阴毒。王叔和不知道风温属于阴邪，所以只把温毒指作阳毒，导致后人沿用黑膏、紫雪来治疗阴毒，造成的惨痛后果比刀刃伤害还严重，这种祸害至今仍未停止。至于温疫这一证，另行详细辨析。详细论述温疫，以破除最大的疑惑。

译喻昌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春天不会有反常的酷热，夏天不会有潜伏的寒气，秋天不会有凄厉的风，冬天不会有令人苦恼的雨，甚至百姓不会夭折，万物不会发生灾病，太和之气充满天地之间，哪里还会有所谓温疫呢？然而《周礼》记载，举行傩礼来驱逐疫病，由方相氏掌管，可见温疫的由来，古代早已有之。乡里举行傩礼时，孔子穿着朝服，以诚敬之心前往，大概是因为把巨大的形象装扮成傩神，不过是模仿它的形貌；圣人使正气充满其中，让疫气暗中消散，这才是调和天地、养育万物的实际功效。古人在元旦汲取清泉，饮用芳香药物；上巳日采集兰草，以芳香之气熏染身体，都是为了再次洗涤污秽。东汉张仲景撰写《伤寒论》，是想阐明冬季寒邪、春季温邪、夏秋暑热之邪的正常规律，因此不能把疫病一并纳入其中，以免与通常的治法混淆；但是其中的至理已经全部具备于脉法之中。王叔和没有加以详细阐释，却说人体反复感受寒邪，会转变为温疫；又说春天本应温暖却反而大寒，夏天本应大热却反而大凉，秋天本应凉爽却反而大热，冬天本应寒冷却反而大温，这都是在不合时令的时候出现了相应的气候，所以一年之中，无论老幼，所患疾病多有相似之处，这就是时行之气。他又说，冬温之毒与伤寒大不相同；冬温还分先后，病邪彼此重叠，有轻有重，治法也不一样。又说，从春分以后到秋分以前，天气突然寒冷的，都属于时行寒疫。大概是把春夏秋三季归为寒疫，把冬月归为温疫，所以又说：三月、四月有时突然寒冷，那时阳气还弱，被寒邪折伤，发热病情还较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经旺盛，被寒邪折伤，发热病情就重；七月、八月阳气已经衰弱，被寒邪折伤，发热也较轻。后人遵循这些说法而扩大其含义，说春天感受清邪，邪在肝；夏天感受寒邪，邪在心；秋天感受热邪，邪在肺；冬天感受温邪，邪在肾，种种说法接连出现，整个世间仿佛都陷入了狂乱。唉！疫邪来临，如果果真是寒邪折伤阳气，乘着人体所胜之处而直接侵入精神魂魄所藏的部位，那么人早就没有活着的同类了。还有人说，疫邪没有形状、声音和气味，只有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域才可以这样称说；因此一年之中，老幼无不患此病，而患伤寒的百人中不过一两个。按照这种说法，治法不是疏通里部，就是说表邪不能透达；不是通过战栗发汗，就是说疾病不能解除；越是摹仿这种说法，距离真实情况就越远。究竟他们所说的疫病，仍然只是伤寒、伤温、伤暑热等正常病证。所谓疏通里部，说明过早使用了攻下法；所谓战栗发汗，说明表邪治疗失当；这只足以暴露自己的失败罢了。四时不正常的气候之邪，被人感受后因此发病，起初并不称为疫；由于疾病导致死亡，病气与尸气混合，再加上不正常的时气，才形成疫病。因此鸡瘟导致鸡死亡，猪瘟导致猪死亡，牛马瘟导致牛马死亡，推及人类，为什么偏偏不会如此呢？所以在饥荒、战争灾祸之时，疫病盛行，大多以春夏交替时最为严重，因为温、暑、热、湿之气交互凝结、相互蒸腾，人在其中没有缝隙可以躲避。患病之人承受这种邪气，汗出淋漓；一个人的病气就足以充满一间屋子，何况病人连床相接、门户相连、境内相通，共同酝酿出的邪气更加严重，再加上出户的尸虫、遍路的腐尸，焚烧柴木、覆盖席子，弃尸于沟壑、投尸于悬崖，各种恶臭污秽之气向上污染苍天清净之气，向下败坏水土和物产之气。人受到这些邪气后，上则亲近上部，下则亲近下部，疾病随着同类归聚，这是必然的趋势。比如民间所称的“大头瘟”，就是头、面、腮、颐肿胀得像瓜瓠一样；所称的“虾蟆瘟”，就是喉部痹塞、声音嘶哑、颈部筋脉胀大；所称的“瓜瓤瘟”，就是胸部隆起、胁部胀起，呕吐汁液如血；所称的“疙瘩瘟”，就是全身红肿，发出像瘤子一样的肿块；所称的“绞肠瘟”，就是腹中鸣响、干呕，水样大便也排不通；所称的“软脚瘟”，就是大便清稀、泄出白色物质，双脚沉重而难以移动。小儿出痘疮尤其多见。以上这些疫病证候，若不明白治法，全都归之于劫数和气运，实在令人悲伤惋惜。大体说来，瘟疫、痘疹，古代没有流传下完整的治法；由于没有圣人之言加以裁定取舍，所以才掉进王叔和设置的陷阱，甚至还不如根据民间所见摸索疾病的形状，反而可以由名称推求其含义。幸而我喻昌略微窥见了仲景学说的一端。《平脉篇》中说：寸口脉的阴阳两部都紧，按常理应当是清邪侵入上焦，浊邪侵入下焦；清邪侵入上部，称为“洁”；浊邪侵入下部，称为“浑”；阴分受到邪气侵袭，称为“栗”。这二百六十九个字，阐明的深奥道理，完全不是《伤寒论》中已有的内容，而是在论述疫邪侵入的门户以及疾病变化的总规律，正如赤文绿字、开天辟地的宝贵符书，只是人们自己不能识认罢了。篇中的大意是：人的鼻气与天相通，所以阳分受到雾露之邪侵袭，称为清邪；清邪从鼻息向上进入阳分，进入后就会发热、头痛、项强、颈部拘挛，正与民间所称大头瘟、虾蟆瘟的说法相符合。人的口气与地相通，所以阴分受到水土之邪侵袭，就成为饮食中的浊味；浊邪从口舌向下进入阴分，进入后患者必先出现内在寒栗，足膝逆冷，大小便失常，清稀大便下坠不爽，脐部悸动而疼痛，正与民间所称绞肠瘟、软脚瘟的说法相符合。但是，从鼻、从口侵入的邪气，都必先停留并聚集在中焦，然后依次分布到上焦和下焦。因此中焦受到邪气而得不到治疗，中焦失治，胃中就会形成浊气，营卫运行不通，血液凝滞不流；这种酿成的变化就会显现在中焦，民间所称的瓜瓤瘟、疙瘩瘟等证候，就是如此。此外，还有阳毒形成痈脓、阴毒使全身青紫等证候，都是三焦各部邪气所致。如果三焦邪气混合为一，内外不通，脏腑之气受到熏蒸；上焦郁闭，就会口腔溃烂、不能进食。若卫气先行通达，借助热力运行于经络脏腑，就会形成痈脓；若营气先行通达，因而牵引外邪，使人打喷嚏，声音嘶哑、咽喉堵塞，热邪壅滞不能运行，就会下血，颜色像猪肝一样。但是营卫已经逐渐通行，所以还不是危重的征候。若上焦的阳气与下焦的阴气彼此不能接续，那么脾气就难以独自运化，于是五种津液向下流注，下焦不能闭合，生命就难以保全。伤寒之邪，先运行于身体背部，随后运行于身体前部，再运行于身体两侧，从外部轮廓逐步向内侵入；温疫之邪则直接运行于中部，流布于三焦。上焦属于清阳，所以清邪由此向上侵入；下焦属于浊阴，所以浊邪由此向下侵入；中焦是阴阳交界之处，清邪和浊邪都必须在这里分开。病势严重时，三焦邪气彼此混杂，向上运行到极处便转而向下，向下运行到极处又转而向上。因此出现声音嘶哑、咽喉堵塞、口腔溃烂、不能进食的，也会向下出血，血色如猪肝，并不是固定只在上焦而不到下焦，或只在中下焦而不到上焦。伤寒邪气侵入体表外部，所以一用解表法就会消散；疫邪运行在身体中部，所以单纯解表不能消散。伤寒邪气进入胃腑，就会腹部胀满、大便坚硬，因此可以使用攻下法；疫邪停留在三焦，弥漫而不能收束，攻下之后还会重新聚合。这与治疗伤寒表里证的各种方法有什么关系呢？可叹千年来人们一直昏昧不明。现在姑且用圣人的言论加以裁定，那么从前的迷误，难道不能像冰遇阳光一样完全消释吗？在尚未发病以前，预先饮用芳香的正气药，使邪气不能侵入，这是最好的方法。邪气已经侵入后，应当立即把驱除秽邪作为第一要务：上焦如雾，宜向上升散以驱邪，并兼以解毒；中焦如沤，宜疏通以驱邪，并兼以解毒；下焦如沟渠，宜疏决以驱邪，并兼以解毒。营卫已经通畅后，要乘势继续追逐并拔除邪气，不要让它暗中滋长。各种

译详细订定的方剂，记载在《春温方》之后。有人问：春、夏、秋三季的蒸腾之气可以形成疫病，难道冬温反而不是疫病吗？我说：冬季气候过于温暖，肾气不能闭藏，因而发生疾病，这与冬天不能藏精所致的春温完全相同。这样看来，如果当时只有春气而没有冬气，三种气就能相互蒸腾而形成疫病；但如果突然刮起北风，蒸腾之气就会化为乌有。因此，东南地区冬月患正常伤寒的人少，患冬瘟和痘疮的人最多；西北地区从秋、冬到春季都常患正常伤寒，却很少有温疫、痘疮之患。这是为什么呢？西北地势高、土地干燥，即使春夏之气也难以上升，何况冬月寒气凝结；东南土地低洼潮湿，是雾露聚集之地、蛇龙潜藏之所，温热之气经风播散后尚且可以忍受；假如早晚都没有风，水中的鱼、衣服中的虱子尚且会被吹扬起来，何况人呢？蒸腾之气中本来夹杂各种秽气，再加上病气、死气，不分老少，一接触就会出现相同的病状。此时偏偏没有北风，所以这些气越积越多、越发猛烈；即使有南风，也只能送来热气，不能带来凉爽。太平盛世所谓解除忧愁、增加财富的和风，在战乱荒年反而成了传播邪气、散布秽气的因素。王叔和说夏天本应大热却反而大寒就是疫病，哪里知道大寒正是消除疫气的时机呢？所以疫邪炽盛，只有北方才能承受。诗中厌恶进谗言的人，想把他放逐到北方，以熄灭其贪欲，分析这个道理十分精当。乡绅万吉人在营造坟墓时，触动了所谓五雷惊蛇之地，引发土瘟，壮年人患疫病，年幼者患痘疮，一夜之间突然死了五个人。我让人在墓地北面挖井二丈深，投入猪头、馒头和蒸饭，赶快引导土气向下收敛，随即封闭井口，便得到平安而没有损失。这是我偶然试用杨会的秘法，并非自己的心得。范文正公镇守饶州时，冬季发生温病，属吏请求祈祷降雪，范公取薄冰放在座位上，默默坐了很久，瑞雪漫天而降，不久积深三尺。蝗虫、盗贼和疫鬼还能藏到哪里去呢？由此可见，前代儒者把深藏不露的道理寄托在凝冰之中，借凝冰作为象征，已经把大地摄入清冷的境界，这难道不是法王般的见识和手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