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雄按：这里说的是伏气发作而形成的春温，不是冬春季节感受外邪所致的风温。所以说是太阳病，因为太阳经是少阴经的表。另一处说：发汗以后，身体像被火灼一样发热的，称为风温。这种灼热是由于发汗造成的，由此可知是误用了辛热药物发汗。仲景又进一步说：风温发病时，寸口、尺部的脉都浮，自汗出，身体沉重，多睡，鼻息必然鼾响，说话困难。这些都是误用发汗法耗伤津液以后出现的变证，并不是温病本来就有的症状。接着说：如果误用了泻下法，就会两眼直视、不能排尿；如果误用了火法，面色会发黄，病情严重时会像惊痫发作一样，时时【原文“时”后缺字，句意不完整】；如果再用火熏，一次错误的火法尚且会使病程拖延一些时日，第二次再误用就会缩短寿命。这也只是详细说明了误用泻下法、火法后出现的变证，并没有说风温本来会出现哪些症状。雄按：这里说的是温病误用发汗法后，热邪极盛而生风，所以称为风温，这是内风。它不是冬春季节感受外邪所致的风温。陈氏不知道有伏气所发的春温病，勉强引用这些内容来作证明，原本可以删去。然而，疾病发生于体内还是体外虽然不同，证候属于温病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姑且保留这些内容，作为后学类比参考的依据。由此仔细参究，就可以知道风温属于燥热之邪；燥邪按五行归于金，燥热归入阳明，所以肺和胃是温邪必然侵犯的部位。还可以领悟到，风温是燥热性质的疾病；燥会损伤阴，热会损伤津液，因此疏泄热邪、调和阴液，也是治疗风温病确定的法则；违背这一点就是逆治。因此我不顾越俎代庖，在仲景没有文字说明的地方寻找说明，在仲景没有提出治法的地方探求治法，把证候和治疗分别叙述并列成条文；后人是理解我还是责怪我，大概就在这里吧？雄按：外感温病，仲圣虽然没有论述，但叶氏已经详细讨论过了。风温证见身体发热、怕风、头痛、咳嗽、口渴，脉浮而数，舌苔白，这是邪气在表。应当使用薄荷、前胡、杏仁、桔梗、桑叶、川贝之类的药物，以寒凉之性疏解表邪。杨氏说：前胡、桔梗，一降一升，用来疏泄肺中的邪气。这个说法确实好，但桔梗应当少用。原文自注：风属于阳邪，不夹带寒邪的就是风温。阳邪必然损伤阳络，所以会头痛、怕风；邪气郁滞在肌表，肺胃在内部相应受病，所以出现咳嗽、口渴、舌苔白；邪气停留在表，所以脉浮而数。表邪尚未解除的，应当先解表；但所用的方法不同于伤寒证使用麻黄、桂枝。雄按：何西池说：辨别痰的方法，古人认为黄色而黏稠的是热痰，稀薄而白的是寒痰；这只是说其大概，不能拘泥于此。从外感病来说，伤风咳嗽时，痰随着咳嗽吐出，次数频繁而且量多，颜色都稀薄发白；如果误当作寒证治疗，多半会导致病情困顿。这是因为火邪旺盛，壅滞逼迫肺气，因而频繁咳嗽、频繁吐痰；痰停留的时间不长，所以还没有变成黄色黏稠罢了？等到火邪衰减、气机平和，咳嗽逐渐停止，吐出的痰变成半天才有一口，反而呈黄色而黏稠。这是因为火邪不再向上壅滞，痰能够停留较久，受到火气煎熬炼化所造成的。所以，黄色黏稠的痰，说明火气已经缓和而且较轻；稀薄发白的痰，反而说明火气急迫而旺盛。这些情况都应当使用辛凉药物疏解，而不宜使用温热药物；由此推及内伤病，也同样如此。谁能说稀薄发白的痰就一定属于寒呢？总要在临床诊察时仔细审察，再结合脉象来判断，自然就能看清楚。风温证见身体发热、咳嗽、自汗、口渴、烦闷，脉数，舌苔微黄，这是热邪在肺胃。应当使用川贝、牛蒡、桑皮、连翘、橘皮、竹叶之类的药物，以寒凉之性疏泄里热。这是温邪从内部侵袭的情况：肺热，就会咳嗽并出汗。胃热，就会口渴、烦闷。舌苔由白转黄，是风邪从火化，所以应以清解、疏泄肺胃之热为主。雄按：舌苔黄色但不太干燥。杨氏说：所以条文中说“微黄”，也体现了斟酌。治疗就应当这样。如果舌苔虽黄而且已经干燥，那么桑皮、橘皮都嫌燥，应当改用栝蒌、黄芩，这样或许不会进一步损伤津液。风温证见身体灼热、口大渴、咳嗽烦闷、说胡话如同梦中呓语，脉弦而数，干呕；这是热邪灼伤肺胃，风火在体内旋动。应当使用羚羊角、川贝、连翘、麦冬、石斛、青蒿、知母、花粉之类，以疏泄热邪、调和阴液。这是温邪侵入肺胃的经络，灼伤阴津，引动木火，所以出现烦躁、口渴、呕吐等证候；应当赶快疏泄经络中的热邪，或许就不会发生风火相互助长、窜入包络的危险。雄按：既然咳嗽并且胸闷，麦冬还不能立即使用，因为嫌它滋腻。汪氏按。徐洄溪认为，麦冬能够使肺气壅满。所以它不适合用于实证咳嗽。难道是因为口大渴吗？已经有知母、花粉，足以承担滋润止渴的作用了。木火向上冲逆而导致干呕，那么青蒿虽然能清解少阳，却嫌它药性上升。应当去掉这两味药，加上栀子、竹茹、枇杷叶，这样就妙了。杨氏说：对药物的议论细致到了极微小的地方，读者不能草率地读过。风温证见身体发热、咳嗽、口渴、泄泻、舌苔黄、说胡话、胸中痞闷，脉数；这是温邪由肺胃向下侵犯大肠。应当使用黄芩、桔梗、煨葛、豆卷、甘草、橘皮之类，以升提、疏泄温邪。大肠与胃相互连接，又与肺相表里；温邪向内逼迫，向下侵犯大肠，就会泄泻。治疗时应当清解、疏泄温邪，不必专门针对泄泻治疗。按《伤寒论》说：“泄泻而说胡话的，是肠胃中有干燥粪便，应当使用大承气汤。”这是实热在体内结聚，逼迫津液向下运行，必然还会兼见舌头干燥、舌苔黄而有刺，以及腹部胀满疼痛等证候，所以可以用泻下法攻下干燥粪便以驱除热邪。如果温邪导致泄泻，是风热在体内逼迫；虽然有说胡话这一症状，仍然是无形的热邪蕴积在中焦，并不是有形的胀满邪气盘结在体内，所以使用葛根升提，而不能任意使用硝、黄泻下驱逐。汪氏按。即使升提，也是不适合的。

译雄按：伤寒属于阴邪，还没有传入腑而化热，最担心邪气下陷，治疗必定升提、温散，并且有不可过早使用泻下法的告诫。温热属于阳邪，火邪必然克制肺金，所以首先侵犯肺；火性炎热向上，很难向下运行。如果肺气能够正常肃降，把邪气转移到腑而排出，这正是疾病的出路，怎么可以妄用升提法呢？杨氏说：小儿患疹，必然泄泻，这与此处的情况完全相同。所以温病多有发疹的；如果误用升提法，邪气就会进入肺络，必然喘鸣而死？既然说应当清解、疏泄邪气，不必专门治疗泄泻。何况还兼有咳嗽、胸中痞闷的证候，难道是葛根、豆卷、桔梗所适宜的吗？应当改用黄连、桑叶、银花。必须知道，泄泻不一定是因为寒证，滋润性的药物也多半可以使用。仲圣用猪肤、白蜜治疗温病泄泻，《寓意草》论述肺热泄泻最为详细，学医的人应当用心研究。况且伤寒与温热，邪气虽然不同，却都属于无形之气。伤寒出现干燥粪便，并不是气结，而是寒邪化热，津液耗伤，糟粕被炼成干燥粪便罢了。温热病大便不闭结而容易治疗，是因为脏腑的热邪转移到腑，邪气有向下运行的道路；这就是所谓腑气通畅，脏气就安定。假如大便闭结，热邪灼伤胃中津液，日久以后难道会没有形成干燥粪便、应当泻下的证候吗？只是伤寒的大便不宜过早通下，所以必须等邪气进入腑，才可以泻下干燥粪便。温热病由肺传到胃，虽然不像疫病那样可以不忌讳过早泻下，却以大便通畅为好，应当使用清凉药物，所以形成干燥粪便的较少。我回忆嘉庆己卯年春天，先父患温病而大便自行泄泻。当时杭州各位名医都遵从陶节庵的著作来治疗伤寒，不知道所谓温证是什么；见到他泄泻，全都使用柴胡、葛根升提，升提没有效果，有的人说这是“漏底证”，渐渐改用温补药物，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几乎就要无法救治了。父亲的朋友翁七丈，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好像是“立贤”两个字。于是推荐浦上林先生前来诊视。浦先生年纪很轻，诊察完毕就说：这是温证，恐怕是误当作伤寒治疗，服用了太多温燥药物吧？幸好大便自行泄泻不止，热势还有宣泄的途径；否则早就化为灰烬了，哪里还等得到今天呢？随即使用大剂量的犀角、石膏、银花、花粉、鲜生地、麦冬等药，嘱咐煎成三大碗，放在床榻前频频灌服。药还没有煎好时，先榨取甘蔗浆，任意饮用。各位亲属长辈看到药方后，彼此对视，拿不定主意；幸亏金履思丈坚持煎服这些药，直到一周时服完，病情出现好转，于是逐渐痊愈。当时（雄）。我当时刚满十二岁，听到这番话便记在心里。过了二年，先父去世，我外出谋生，听说浦先生因为善于使用清凉药物而受到众人非议，于是转而学习景岳之学，并以擅长温补著称。为了顺从别人而背离正道，实在可惜啊！我钻研温热病，实际上是浦先生启发了我。浦先生如今还在世，只因他远迁乡间，我竟一直没有抽空前去向他请教疑义，实在引以为憾；把这件事附记在这里，姑且表达我的感激和仰慕之意。风温证见热病久治不愈、咳嗽、嘴唇肿胀、口渴、胸闷、不知饥饿，身上发出像受寒时鸡皮疙瘩一样的白疹，自汗，脉数；这是风邪夹带太阴脾湿，发作而成为风疹。杨氏说：白疹是肺胃湿热所致，与脾没有关系，也与风没有关系。使用牛蒡、荆芥、防风、连翘、橘皮、甘草之类，以寒凉之性疏解。风温本来停留在肺胃；如果太阴脾原本就潜藏湿邪，风热之邪与湿热相合，缠绵不解，即使日子已经很久，仍然停留在气分，从肌肉向外到达皮毛，发作而成为白疹。因为风邪与阳明经的营热相合，就会发斑。与太阴经的湿邪相合，就会发疹。还有一种情况是，病久以后中气虚弱，气分大亏而发白疹；必然脉微弱、气短乏力，多半形成死证，不能不知道。汪氏按：前一种说法，是白得像水晶的白【原文“白”后缺字】；后一种说法，是白得像枯骨的白【原文“白”后缺字】。雄按：白疹就是白【原文缺字】。虽然夹有湿邪，久治不愈而从热化，并且有出汗、口渴、脉数，似乎不能再用荆芥、防风发汗解表。杨氏说：这种湿邪也不一定要使用橘皮的燥性。应当改用滑石、苇茎、通草。杨氏说：精确恰当。这样就符合用寒凉药物疏解的治法了。如果出现虚弱的表现，应当用甘缓的药物来滋养气和津液。风温证见身体发热、咳嗽、口渴、胸中痞闷、头部和眼睛胀大、面部发出水疱疮，这是风毒向上壅塞阳络。应当使用荆芥、薄荷、连翘、元参、牛蒡、马勃、青黛、银花之类，以清热散邪。这就是世俗所说的大头病，古人用三黄汤作为主方治疗。然而风热壅滞不散，导致经络之气不能通畅，头肿得像斗一样，终究不如仿照普济消毒饮宣通经络、清涤热邪更好。汪氏按：药方附在第九十五条。风温证见身体大热、口大渴、眼睛发红、嘴唇肿胀、呼吸粗重、烦躁，舌绛红、牙齿干燥如板，痰咳，甚至神志昏迷、说胡话，泄泻黄水；这是风温热毒深入阳明营分，是最危险的证候。使用犀角、连翘、葛根、元参、赤芍、丹皮、麦冬、紫草、川贝、人中黄，解毒并托出斑疹，间或有人能够活下来。杨氏说：葛根、麦冬都与这个证候不太相合。这是风温热毒壅塞在肺胃内部，侵入营分，上下内外到处充斥，肆意逆乱。如果毒邪不是很重，或者患者体质强壮，仍然可以挽救；否则必然败坏。风温毒邪刚发病时，就出现身体发热、口渴、眼睛发红、咽喉疼痛、卧起不安、手足厥冷、泄泻、脉伏；这是热毒壅塞于内，络气受到阻遏。应当使用升麻。杨氏说：凡是涉及咽喉疼痛的证候，一使用升麻，邪气就会进入肺络，必然喘鸣，声音像拉锯一样；陈氏想必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用黄芩、犀角、银花、甘草、豆卷之类，升提并疏散热毒。这是风温毒邪壅塞于阳明气分的证候。杨氏说：仍然是肺病。这就是仲景所说的阳毒病，五日之内还可以治疗，到了七日就不能治疗了。趁着邪气侵犯气分、尚未进入营阴的时候，所以可以用升提、疏散法治疗而痊愈。风温证见身体发热、自汗、面色发红、神志迷乱、身体沉重而难以翻身，多睡，鼻息鼾响，说话困难，脉数；这是温邪向内逼迫，阳明的精液被劫夺，神志机能不能运转。使用石膏、知母、麦冬、半夏、竹叶、甘草之类，疏泄热邪、救护津液。鼻息鼾响、面色发红，说明胃热极其旺盛。人体的阴气依靠胃气来滋养，热邪在体内灼烧，胃液干枯，阴气又凭借什么来渗灌各个阳经、滋润各条经络呢？所以筋骨松弛，关节和肢体的运动失常，应当赶快使用甘凉药物清热、滋润津液，或许还有救。雄按：应当加用西洋参、百合、竹沥。

译风温证见身体发热、痰咳、口渴、神志迷乱、手足【原文缺字】，形状像惊痫发作，脉弦而数；这是热邪劫夺津液，肺金受困而肝木旺盛。应当使用羚羊、川贝、青蒿、连翘、知母、麦冬、钩藤之类，以息风清热。肺属金而畏惧火，依靠胃津的滋润濡养，凭借肃降的作用来灌溉百脉。热邪在体内旺盛，胃津被劫夺，肺失去了所依赖的滋养。木是火的母，火这个子能够使母亲更加旺盛；火旺而金受困，木就无所畏惧，反过来欺凌自己所不能胜过的金。所以筋脉失去滋养，风火在体内旋动，发生【原文此处缺字】惊痫，在所难免；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发痉。所以治疗以息风清热为主。雄按：可以加用元参、栀子、丝瓜络。风温证见发热、口渴、烦闷，神志昏沉，不认识人，不说话如同尸厥，脉数；这是热邪蕴积在体内，窜入心包络。应当使用犀角、连翘、焦远志、鲜石菖蒲、麦冬、川贝、牛黄、至宝之类，疏泄热邪、通利经络。热邪极盛，与三焦相火相互助长，最容易向内窜入心包，扰乱神明，闭塞经络，以致昏迷不语，样子像尸体；俗话说发厥。闭塞的应当开通，所以以芳香开窍、辛散为要务。热邪极盛，三焦相火相互助长，最容易向内窜入心包，扰乱神明，闭塞经络；这虽然是喻氏的话，但治法却是用芳香开窍、辛散。然而热邪到了极点，就像水汽一样，烟雾尘埃弥漫遮天，蒙蔽心胸，使人不知不识，如同人在烟尘中行走，口鼻都干燥；不从两方面同时治疗，就不能消散它的势头。如果再进入温热之处，人就会因燥闷而死。况且温热病多带有燥邪，辛香药物全都偏燥，燥与热相争，立刻就会显出败象。况且心神是被热邪蒸迫包围，并不是被闭塞。有形之邪和无形之邪，治法大不相同。遇到这种病，每每已经到了病情败坏的时候，所以前人不能探究其中的实情。现在把薛生白先生的一种治法补列在后面。汪氏按：这其实是在驳斥芳香开窍、辛散的治法。而另立一种治法，与本书旨趣不同；大概这一条应当是别人附加的赘语，并不是本书原文。取极其精纯的雄黄一两，研磨得极细，放入铜勺中。另取研磨并提炼干净的牙硝六钱，用微火熔化，搅拨均匀，直到像水一样时。杨氏说：雄黄多而牙硝少，怎么能够搅拨得像水一样均匀？“两”字和“钱”字，其中必定有一个是错误的。赶快把澄清的液体滤入碗中，粗渣不要，凝结定形；这是炼丹家秘传的制作方法。凡遇到前面所说的证候，先取陈年雨水十碗，取出其中一碗，煎木通一钱、通草三钱，再倒入九碗冷水中。再取犀角磨入三钱，也可以边磨边加入；每碗约二三分。再把制成的雄黄挑取二三厘放入碗中，冷服。时时服用，能够在三日内全部服完的，必然会吐出数碗清痰而痊愈。杨氏说：根据这种用法，应当是黄一分、硝六分。十人中可以救活七八人。因为这种证候死亡的时间拖得最久，而医生没有别的办法，往往把生死交给天命，只用牛黄清心罢了，怎能不令人长叹！雄按：炼制雄黄的方法，【原文此处缺字】见《知不足斋丛书》所收《游宦纪闻》。卷四。薛生白《湿热病篇》。雄按：江本、吴本都作《湿温》。雄按：这篇最初见于舒松摩重刻的《医师秘笈》，后来传说是薛氏所作，章氏便依从这一说法加以解释；而江白仙本把它附在陈氏作品之后，吴子音的《温热赘言》又把前篇与本篇合为一人的著作，却没有标明是哪一个人所著，只说“寄瓢子述”。况且前篇末尾有“现在把薛生白先生的一种治法补列在后面”等话，那么本篇也不是薛氏所著了。江本所补充的那一种治法，又没有“薛生白”三个字；而且本篇所载张友樵治疗酒客的医案，只称“我诊治”。各人的说法都不相同，无法核实，姑且存疑，留待博雅之士考订。一、湿热证。雄按：既感受了湿邪，又感受了暑邪。这就是湿温，也有湿邪长期潜伏而转化为热的情况。喻氏认为这是三种气相合，即夏季地气已经温热，又加上天上的暑气。起初怕冷，后来只发热而不怕冷，出汗，胸中痞闷，舌苔白（吴本在“舌白”下面有“或黄”二字），口渴却不想大量饮水。雄按：甘露消毒丹最为精妙。吴本虽然出现在江本之后，但两本没有多少差异。所附的酒客医案说是他的老师所治疗，似乎比江本更可信。所以引用这个医案作证明时只依据吴本，江本则从略。原文自注。这一条就是湿热证的纲要。湿热病多属于阳明经和太阴经。章虚谷说：胃属于戊土，属阳；脾属于己土，属阴。湿土之气会召引同类，所以湿热之邪起初虽然从外部感受，最终还是归入脾胃。中气充实，病就在阳明；中气虚弱，病就在太阴。外来的邪气伤害人体后，必然随着人体自身的气而发生变化。例如风寒在太阳经，就会怕冷；传入阳明经，就转变为发热而不怕冷。如今暑湿相合形成的邪气，如果人体阳气旺盛，就随着火气转化而归入阳明；如果阳气虚弱，就随着湿气转化而归入太阴。病在这两经的表层时，多兼有少阳三焦。雄按：这两句是从吴本补入的。病在这两经的里层时，常兼有厥阴风木。因为肝、脾、胃所处的位置彼此接近。少阳和厥阴共同主管相火。少阳之气从肝胆上升，流行于三焦，就称为相火。阳明、太阴之中湿热内郁，郁积得越重，少火就全都变成壮火，充斥于表里上下，肆意逆乱。医经说：少火能够生气，壮火反而会耗食气。少火，是阳气和平而产生的生气，也就是元气；壮火，是亢盛阳气所形成的暴烈之气，所以反而会耗食元气。“食”就像“蚀”一样；外邪郁积得太重，使阳和之气全部变成亢盛暴烈之气，充斥全身。所以这种证候最容易出现耳聋、干呕、发痉和发厥。暑湿之邪蒙蔽清阳，就会耳聋。在体内扰乱肝、脾、胃，就会干呕并发痉厥。而纲要中没有提到这些症状，是因为上述各证都是湿热病兼见的变化情况，不是湿热病必然出现的常规证候。必然出现的证候列在纲要中，是为了让人能够辨认，不至于与其他疾病混淆；那些兼见的变证，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都是不能确定的。如果反而把这些变证列出，便会使人迷惑。起初怕冷，是阳气被湿邪阻遏而怕冷，终究不同于寒邪伤及体表所导致的怕冷。湿属于阴邪，起初阻遏阳气而使人怕冷；一旦与暑邪相合，又兼有阳邪，终究不像寒邪那样纯属阴邪，所以怕冷不会那么严重。后来只发热而不怕冷，是因为郁积而化热，反而会怕热。

译雄按：后来湿邪郁积而化为热，所以反而怕热；这就是所谓六气都能从火而化。何况又与暑邪相合，就更容易化热。热邪旺盛于阳明，就会出汗。章氏说：热在湿邪之中，把湿气蒸化为汗。湿邪蒙蔽清阳，就会胸中痞闷。湿邪在体内旺盛，就会舌苔白。湿热交互蒸腾，就会舌苔黄。雄按：看这句话，那么纲要中“舌白”下面应当有“或黄”二字。有热，津液就不能上升，所以口渴；有湿，饮入的水液停留在体内，所以不想饮水。章氏说：以上这些都是纲要中所列出的必然出现的证候。然而，这里所说的表，是指太阴、阳明的表，并不是太阳的表。湿热邪气归于脾胃，并不像风寒邪气停留在太阳经那样。雄按：根据这一点，前文“病在太阴”下面必定有脱漏的文字，应当从吴本补入。太阴的表是四肢，也是阳明；阳明的表是肌肉，也是胸中。四肢从脾胃获得气，肌肉由脾胃所主管；如果从脾胃的关系来区分，那么胃是脾的表，胸是胃的表。所以胸中痞闷是湿热病必然出现的证候，四肢倦怠、肌肉烦疼也必然同时出现。这就是湿热在脾胃表层的证候。之所以不涉及太阳，是因为太阳是寒水之腑，主管全身的表。雄按：肺像天，天包在大地外面而处于上方；膀胱像水，水环绕大地的下极而处于下方，所以二者都是全身的表。风属于阳邪，首先侵及肺经；寒属于阴邪，首先侵犯膀胱。只是湿属于中土之气，胃是中土之腑，所以由胃承受湿邪。杨氏说：这条注释情理奇特而至为精当，所谓言语一定要惊人，终究还是要合乎情理。风寒之邪必然从表进入，所以属于太阳。雄按：陈亮师说：风邪从上部侵入，肺与皮毛相合，所以桂枝证会有鼻鸣、干呕。湿热之邪从表伤人的只占十分之一二。章氏说：这是湿邪随着风寒侵伤体表，阻滞阳气而转化为热，如仲景条文中的麻黄赤小豆汤证就是这样；从口鼻进入的则占十分之八九。暑热熏蒸的气，必然从口鼻进入。阳明是水谷汇聚之海，太阴是湿土之脏，所以多由阳明、太阴受病。湿邪较轻而暑邪较重，就归入阳明；暑邪较少而湿邪较多，就归入太阴。膜原在外与肌肉相通，在内接近胃腑，是三焦的门户，实际上是全身半表半里的部位。雄按：这与叶氏《温热篇》第三章的论述相合。邪气从上部受入，直接趋向中部，所以疾病多归于膜原。章氏说：外有经络，内有五脏六腑，膜原处于其中，是内外交界的地方。凡是口鼻、肌肉所受的邪气，都归于这里；它是三焦的门户，又接近胃口，所以膜原的邪气必然经由三焦进入脾胃。杨氏说：仔细推究这句话，那么膜原就是人体脂肪内部的膜。然而邪气从鼻进入，必先到肺；从口进入，必先到胃，为什么说必然归于膜原呢？这是无法解释的地方。如果说在内的邪气必然经由膜原向外到达，在外的邪气必然经由膜原进入内部，那么似乎就说得通了。总之，湿热病不但与伤寒不同，而且与温病也大不相同；温病是少阴、太阳同时患病。这是仲景所论述的伏气所发春温；至于叶氏所论述的外感风温，又是另一种情况。雄按：这条注释知道有少阴、太阳的温病，那么它与前篇风温条文中极力说明不是伏气所发的论述，断然不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即使按照文义来看，前篇也比不上这里。吴氏为什么要把它们合并为一家，江本又一定要强行删改使之相合，难道不是自己暴露了伪妄吗？汪氏按：前篇自序自称姓名为祖恭，却没有说还有这一篇。本篇又没有自序，可见它不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梦隐对这一点的辨析是正确的。湿热是阳明、太阴同时患病。起初受病于膜原，最终归入脾胃。纲要中没有说脉象，是因为湿热证的脉没有固定形态，有时洪，有时缓，有时伏，有时细，各随证候而出现，不拘泥于一种形式；所以不能用一种固定的脉象来束缚后人的认识。阳明热盛时出现阳脉，太阴湿盛时出现阴脉，所以都各随证候表现出来。湿热证中，阳明必然兼有太阴；这不只是因为知道脏腑相连、湿土之气相同，还应当与温病必然兼有少阴相互类比。少阴之气不收藏，水火在体内灼烧，风邪从外侵袭，表里相互呼应，所以成为温病。这就是医经所说的冬天不收藏精气，春天发为温病；生活优裕、嗜食肥甘的人多有这种情况。至于冬天受寒，称为少阴伏邪，到春天从太阳发出而成为温病，生活贫苦、常食粗食的人多有这种情况。这些情况都必然兼有少阴。如果是外感风温，邪气从上部受入，又应当另作讨论。太阴内伤，湿邪和水饮停聚，外来的邪气再次侵入，内外相互牵引，所以形成湿热病。脾的作用是替胃运行津液；脾受伤而不能正常运化，湿邪和水饮就会停聚，所以说脾虚会产生内湿。雄按：这里说的是本来内湿就旺盛的人。暑邪侵入后，容易停留不去，于是形成湿温病。这些都是先有内伤，之后又感受外来的邪气，并不是从腑传到脏的意思。如果湿热证没有夹杂内伤，中气充实，病情必然较轻。雄按：内湿不旺盛的人，暑邪没有可以依附的地方，即使患湿温，治疗也容易痊愈。有的人先因湿邪致病，后来又因饥饿、劳累而发病，也属于内伤夹湿，是标证和本证同时存在。不过，劳累疲倦损伤脾气属于不足，湿邪和水饮停聚则属于有余。雄按：脾受伤而湿邪聚集，怎么能说是有余呢？大吃大喝会使脾困倦，过度安逸会使脾气滞塞；脾气困滞而缺少健运的能力，水饮就会停留，湿邪就会聚集。与因饥饿而脾气衰弱、因劳累而脾气困乏相比，前者尤其不足，而这里仍然有余。后人把“饥饱劳逸”改成“饥饱劳役”，不仅辨证不清楚，在字义上也不相合。所以内伤和外感哪一种多、哪一种少，哪一种属实、哪一种属虚，还要在临证时权衡判断。二、湿热证：怕冷而无汗，身体沉重，头痛。雄按：吴本在下面有“胸痞腰疼”四个字。这是湿邪在表分。宜用藿香、香薷、羌活、苍术皮、薄荷、牛蒡子等药。如果没有头痛，就去掉羌活。雄按：吴本没有藿香、香薷、薄荷、牛蒡子，有葛根、神曲、广皮、枳壳。原文自注。下文都仿照此例。身体沉重、怕冷，是湿邪阻遏卫阳的表证；头痛必然夹有风邪，所以加羌活。羌活不只是胜湿，也用来祛风。杨氏说：湿邪宜用淡渗法，不宜专门使用燥湿药；头痛属于热，不必牵强地牵涉到风邪。这一条是阴湿伤及体表的证候。章氏说：怕冷而不发热，所以属于阴湿。

译雄按：阴湿证所以可以用香薷、苍术、羌活来发散表邪。假如暑邪较盛，这三味药都是禁用的；章氏既然知道这是阴湿，只因看到其中使用了香薷一味，就把这一条当作暑证的确实依据，完全是误把湿热当成暑邪。所以他论述暑病，连篇累牍，全都是捕风捉影的言论。日月五星的运行还有有形的依据，尚且难以凭空推断，何况太极本来无形，空谈毫无意义；明明近在眼前却舍近求远，反而误导后人。现在大略删去这些内容，以免增加迷惑。三、湿热证。雄按：吴本在下面有“汗出”二字。怕冷发热，身体沉重，关节疼痛。雄按：吴本在下面有“胸痞腰”三个字。疼痛，这是湿邪在肌肉，不能【原文句末“不为”后缺文】。雄按：吴本作“可”。通过发汗而解除。宜用滑石、大豆黄卷、茯苓皮、苍术皮、藿香叶、鲜荷叶、白通草、桔梗等药。不怕冷的，去掉苍术皮。雄按：吴本这一句作：“汗少恶寒者，加葛根。” 条文中没有荷叶、藿香、通草、桔梗。有神曲、广皮。” 这一条的外在症状与上一条相同，只是单独出现汗出这一点不同，又增加了关节疼痛；这是湿邪刚开始侵犯阳明的表，随即清解胃脘之热，是不希望湿邪郁积化热向上蒸腾，而希望湿邪通过淡渗向下排出。这是阳湿损伤体表的证候。因为怕冷少而发热多，所以属于阳湿。雄按：吴本下面有两句：“然而药物采用渗利法，那么小便不利就可想而知了。” 汪氏按：这两句是别人附加的评论。四、湿热证：三四日后就出现口噤，四肢牵引拘急，严重时角弓反张；这是湿热侵入经络和脉道之中。宜用鲜地龙、秦艽、威灵仙、滑石、苍耳子、丝瓜藤、海风藤、酒炒黄连等药。雄按：吴本没有这一条。这一条是湿邪夹带风邪的证候。风属于木气，风一动木气就张扬；侵入阳明的经络，就会口噤。窜入太阴经，就会拘挛。所以药物不只是祛除湿邪，更要着重息风。一方面风药能够祛湿，另一方面风药能够疏理肝气。选用地龙和各种藤类药，是希望它们宣通脉络。十二经络都有筋相互联系，邪气由经络伤及筋，就会螈【原文缺字】、拘挛、角弓反张。筋由肝所主管，所以筋病必定应当舒调肝气。雄按：地龙完全可以不用，加上羚羊、竹茹、桑枝等也可以。伯氏说：地龙、灵仙、苍耳、海风藤，似乎过于走窜，不如羚羊、竹茹、桑枝等更为妥当，或者加钩藤也可以吗？有人问：仲景治疗痉病，原本有桂枝加栝蒌根汤和葛根汤两张方剂，难道适合古代而不适合今天吗？如今的痉病与厥证相连，仲景没有提到厥证，难道《金匮》中有文字遗失吗？我说：不是这样。药物是根据疾病来使用的，病因既然不同，治疗方法自然也不同。汪氏按：不只是这一点，徐洄溪已经说过：《金匮》治疗痉病的各方，见效的极少。伤寒的痉病从外部而来（指由外风导致），证属太阳（口噤就属于阳明，意义详见本论），治疗以发散外邪为主；湿热所致的痉病从内部发生（指由内风导致），波及太阳，治疗以息内风为主。这是因为三焦与肝胆共同主管相火（少阳生气产生于肝胆，流行于三焦，称为相火）；中焦湿热不解，里部热邪就会旺盛，少火全都变成壮火。火气一动就会生风，于是筋脉拘挛而脉象紧急；风一助长，火就炽盛，于是神志错乱、精神迷蒙。雄按：假如再投用桂枝、葛根来助长风势，就会像火烧原野一样无法挽救。体内的气随着风火向上炎升，只升不降。雄按：治疗温热诸病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个道理。正常的运行规律完全丧失，于是形状像尸厥，这正是《内经》所说的“血和气一同向上奔走，就成为大厥”。向外窜入经脉，就形成痉病；向内侵入膻中，就成为厥证。痉和厥同时出现时，如果正气还留存一线，气就会重新返回而得以生存。如果胃津不能支持，厥证不能恢复，就会死亡。雄按：喻氏说：人的先天真气，就是胃中的津液。所以治疗温热诸病，首先应当顾念到这一点。董废翁说：胃中的津液没有耗尽，这个人就不会立即死亡。这些都是亲眼见到过的经验之言。无奈世人既不知道温热病是什么病，更不知道胃液是什么东西，使用温散、燥烈的药物毫无顾忌，实在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所以痉病和厥证往往相互关联；伤寒的痉病既然是从外部而来，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雄按：这里的痉就是螈【原文缺字】，吴鞠通辨析得非常详细准确。暑月的痉证与霍乱出自同一根源：风由火而生，火随着风转动，侵犯阳明就会呕吐，侵害太阴就会泄泻，这就叫作霍乱。邪气窜入筋中，就会使筋脉拘急；流入经脉络脉，就会使身体反张，这就叫作痉。只是痉证多有昏厥，霍乱则较少出现昏厥。这是因为痉证中风火之邪闭塞郁结，郁结后邪势更加猛烈，难免逼乱人的神明，所以多有昏厥。霍乱之邪从体表向外泄散，泄散后邪势便在体外得到解除。雄按：这里应当作“越”，是说邪气不至于沿着经脉运行，所以较少出现昏厥；这就是痉证与霍乱的区别。然而痉证的邪气滞留在三焦，三焦属于火化之地，风邪得到火势便更加炽烈，于是逼入膻中而突然昏厥。霍乱的邪气走入脾胃，脾胃属于湿化之地，邪气因湿而停留，就会浸淫到各条经脉，使筋脉拘挛。火邪郁结就会昏厥，火邪窜行就会筋脉拘挛；这也是痉证和昏厥遗留下来的祸害。痉证的筋脉挛结，是湿热生风所致；霍乱的转筋，是风邪来克制湿邪所致。雄按：这是木克土的道理。痉证是邪气由经脉影响到脏腑而出现昏厥，霍乱则是由脏腑影响到经脉而出现筋脉拘挛，总的来说，都是湿热和风邪扰乱清浊之气，使升降失常造成的。湿邪多而热邪少，风邪就会乘虚进入脾土，于是发生霍乱。

译雄按：霍乱以湿邪多、热邪少为常见情况。我从幼年起就见过这种病流行，死亡接连不断；但听当地父老说，过去这种病十分少见，近来却经常发生。我在道光戊戌年编成一篇专门论述此病的文章刊行于世，此后这种病屡次流行；不过一定要在夏季炎热极盛、干旱酷暑的年份，病情才会严重。它从夏末秋初开始，一直到立冬以后才停止。既然暑气炎盛，湿气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文“贝缘”疑有讹误]如今人们体内积蓄湿邪的很多，暑邪容易深深潜伏；等到某一天突然发作，就会发展到家家户户、村村相传，像疫病一样迅速蔓延。医生们都不知道其中的根本原因，随手胡乱使用理中、四逆等方，实在令人叹息！我每次治好这种病，必定问病人说：在病情突然发作以前，难道竟然一点痛苦都没有吗？有的人说：发病前几天，先感觉手心脚心发热。有的人说：发病前看见所有东西都红得像火一样。唉！这难道不是暑热潜伏在体内、将要发作时，先显露出来的征兆吗？咸丰年间，这种病盛行，经我治疗的没有一个不活下来；可是世人不加考察，动不动就用姜、附把人治死，难道不是很令人痛心吗？[原文“乎杨云”处层次及标点有疑]杨云：道光元年，京畿各省这种病大规模发作，一发生转筋便死亡；京城里的棺木甚至全部卖光，只好用席子裹着尸体下葬，最终也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病。民间传说吃西瓜就会死亡，所以西瓜非常便宜。我当时十一岁，便每天和同学一起尽情吃西瓜，最终并没有什么事。如今读到这篇论述，才知道医学的浅陋并不是只有今天才有。热邪多而湿邪少，风邪就会乘三焦而发为痉厥。昏厥后不能苏醒的，就会死亡。这是因为胃中的津液已经枯竭，火邪盘踞在内。转筋进入腹部的，就会死亡。这是因为胃中的津液在内里耗竭，风邪独自强盛。这样看来，胃中津液所关系到的事情，难道不是非常重大吗？雄按：这个道理由喻氏首先阐发，叶氏又加以充分阐述，实在是各种疾病生死的关键，在温热等病中尤其重要。然而这些道理明明已经说得很清楚，鞠通、虚谷论述霍乱时仍然没有认识到，何况其他人呢？治疗昏厥证使用辛味药开通，是为了泄去胸中无形的邪气。干霍乱使用探吐法，是为了排出胃中有形的积滞。然而，邪气虽然已经泄出，胃中津液却不能上升，热邪就会更加炽盛。采用探吐法而胃中津液不能向四方布散，风邪就会更加猖獗，最终形成死亡的征候，这一点不可不知。雄按：这一条是原书自注，明确把湿、热两种邪气分别说明；章氏却妄自逞强，认为湿热就是暑邪，强行把两种邪气合为一种，还把《难经》所说的湿温、热病合并为一种病证。大概是因为他没有读过越人的著作。现在我已将原注释中的相关内容全部订正，并附记在这里，以请教各位医家。五、湿热证：高热，口渴，舌苔黄或舌质焦红，发生痉挛，神志昏迷，说胡话或无故发笑；这是邪热灼伤心包，营血已经耗损。适宜使用犀角、羚羊角、连翘、生地、元参、钩藤、银花露、鲜菖蒲、至宝丹等药味。雄按：吴本没有“银花露”。汪按：应当采用吴本的版本。这是因为花露清澈灵动、芳香而滋润，用来治疗热病很是适宜。但其中有湿邪积聚的人，终究会觉得不适宜。上一条说的是痉，这一条说的是厥。温邪、暑邪本来首先损伤阳气。雄按：这是说邪气刚刚侵入人体时，一定先侵犯阳分而损伤气。等到热邪发展到极盛，就会逼入营阴。雄按：即使夹有湿邪，日久也已经随热而化；在气分不能清解，必然会发展到逼入营分。这样津液就会耗损，阴分也会受到损害；心包被灼伤，神志就会昏乱。用药应以清热救阴、泄去邪气、平息肝风为主要任务。雄按：神志昏乱、胡言乱语，是即将发生昏厥的征兆。六、湿热证：发生痉挛，神志昏迷，发笑而举止狂妄，脉象洪大、数而有力；使用开泄法无效的，是湿热蕴结在胸膈，治疗宜仿照凉膈散。如果大便数日不通，是热邪闭塞凝结在肠胃，治疗宜仿照承气汤稍稍攻下的法则。章氏说：“说宜仿照，说明只能参考；说稍稍攻下，是教人仔细审察、谨慎施治，不可鲁莽地使用攻下泻法。” 因为暑湿之邪黏滞，必须通过化气来缓慢攻治，不同于伤寒化热后形成的燥结，需要用咸味、苦味药猛烈攻下使其排出。雄按：吴本没有这一条。这一条说的是阳明经腑的实热，或者向上结聚在胸膈。或者向下结聚在肠胃。清热、泄去邪气，只能驱散经络中流窜的热邪，却不能清除肠道中蕴结的邪气。所以，阳明经的邪气仍然要借助阳明作为排出的通路。阳明实热证，舌苔一定呈老黄色，有时还兼有干燥。如果舌苔仍带白色而且滑润，就是湿邪偏重，并夹有阴邪。如果腹部胀满，不得不使用下法，必须辅用二术来健脾燥湿；否则脾气受伤而下陷，下利不止，就会转变为危重证候。这是因为湿邪偏重属于太阴证，必须扶助脾气。雄按：舌苔白而滑、不口渴，腹部虽然胀满，这是太阴寒湿，哪里可以考虑使用下法？只宜用浓朴、枳、术等药温中化湿。“阳明经的邪气借助阳明作为排出通路”这一句话，实在是治疗温热病的关键要诀。因为阳明以下行为顺，邪气既然侵犯了阳明，虽然不能鲁莽地使用攻下泻法，却绝对不应截断它的排出通路。所以温热病出现自行泄泻时，都不可妄用收涩、升提的方法。杨云：注文的语气极其郑重，孟英的辨析驳正尤其精细，这两种说法都应当参照研究。汪按：凡是轻率地使用补益、收涩药的人，都是不懂得邪气必须有排出通路这个道理。七、湿热证：高热，烦躁口渴，舌质焦红或舌体卷缩，出现斑疹，胸部痞闷而自行泄泻，神志昏迷、痉挛、昏厥；热邪充斥于体表、体内和三焦。适宜使用大剂量的犀角、羚羊角、生地、元参、银花露、紫草、方诸水、金汁、鲜菖蒲等药味。雄按：吴本没有银花露、方诸水、金汁。其中有丹皮、连翘。这一条是痉厥证中最严重的情况：上部有胸闷，下部兼有热性泄泻，又有斑疹、痉挛、昏厥，阴阳两方面都已经困顿；当务之急是单独清除阳明的热邪，救护阳明的津液。恐怕胃中津液一旦不存，病人就会因体内火邪自焚而死。雄按：这是治疗各种温热病的真正要诀，医生应当牢牢记住。方诸水民间通常用蚌水代替，但腥浊之气太重，最好使用竹沥。这种证候紫雪、神犀丹都可以使用。八、湿热证：寒热交替，像疟疾一样。雄按：吴本在此句下面还有“舌苔滑白，口不知味”八个字。湿热之邪阻滞在膜原。适宜使用柴胡、浓朴、槟榔、草果、藿香、苍术、半夏、干菖蒲、六一散等药味。雄按：吴本没有柴胡、槟榔、藿香、菖蒲，但有神曲。

译疟疾是由暑热潜伏在体内，又被秋凉束缚在体外而形成的。如果夏季腠理大开、毛孔疏通，怎么会形成疟疾呢？而寒热发作有固定的时间，像疟疾发作一样，这是因为膜原属于阳明的半表半里之处；热邪和湿邪阻滞，使营气和卫气相争。病证虽然像疟疾，却不能和疟疾用同样的方法治疗，所以应仿照吴又可达原饮的治法。这是因为一种是外来的秋凉束缚，另一种是内在的湿邪阻滞。膜原处在半表半里，就像少阳位于阴阳交界处一样；营气和卫气从内部的脾胃产生，脾胃被邪气阻滞，营卫之气就不调和，于是出现寒热交替、类似疟疾的证候。九、湿热证：数日以后，胃脘中稍有闷感，知道饥饿却不想吃东西，湿邪蒙蔽缠绕在三[原文至此缺字，疑为“三焦”]。雄按：这里应当作“上焦”。适宜使用藿香叶、薄荷叶、鲜荷叶、枇杷叶、佩兰叶。雄按：《离骚》说“缝纫秋兰来佩戴”，所以称秋兰为佩兰。如果药店里出售的佩兰，是“奶酣草”一类的植物，[“奶酣草”名称存疑]就不能入药。汪按：兰就是省头草，《离骚》中的兰，就是本草中的兰，都不是今天所说的兰花；前人对此已经辨析得非常明确，不必再怀疑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香草。古人所取的都是叶子的香气，而不是花的香气；如今的兰花叶子实际上并不香，显然不是古代所说的兰。医生怀疑古代药物中的兰、蕙，正如儒者[句意未完，需结合下句及底本复核]。怀疑古代食物中的[原文“HT”为乱码或缺字，无法据此确定译意]。这些都是不懂得古今变化的人。芦尖。雄按：就是芦根，选用芦尖是取其宣通畅达的作用。冬瓜仁等药味。雄按：吴本没有这一条。这是因为湿热已经解除，只剩余邪蒙蔽清阳，胃气不得舒展；宜使用极其轻清的药物，以宣通上焦阳气。如果使用药味厚重的方剂，就与病情不相符合了。雄按：章氏说轻剂专门为吴地人身体虚弱而设，这是没有察明病情的说法。有人问：湿热盛行、疫气流行时，应当服用什么药来预先消除它？预先消除这种病患。我说，叶讷人《医案存真》中记载其高祖天士先生的一则医案说：天气郁闷潮湿时，常把枇杷叶的绒毛擦净，放在锅中炒香，再泡水饮用，取其芳香而不燥烈、不受秽浊之气侵扰，可以避免夏秋时令疾病。此外，建兰叶、竹叶、冬瓜、芦根，都有清肃肺气的作用，所以是治疗温热、暑湿病的重要药物；肺胃之气清肃下降，邪气自然就无从容纳。其他药物恐怕会滋生后患，即使方名很好听，也不可试用；饮食应当清淡，远离酒色，这尤其是重要的事情。这一条必须与第三十一条参照阅读；第三十一条说的是病初实邪，所以适宜用涌吐、泄下的方法，使用这里所说的轻剂就不相合了。还必须与后面一条参照阅读；治疗方法有上焦和中焦的区别，临证时应当仔细审察。邪气解除以后残留的邪气属于虚证，刚开始发病时则属于实证；上焦靠近心，所以会有烦闷、胡言乱语，中焦离心较远，所以没有这些症状。如果舌苔发黄、邪气旺盛，也有发生胡言乱语的。十、湿热证：刚开始发热，出汗，胸部痞闷，口渴，舌苔白，湿邪潜伏在中焦。适宜使用藿梗、蔻仁、杏仁、枳壳、桔梗、郁金、苍术、浓朴、草果、半夏、干菖蒲、佩兰叶、六一散。杨云：这些药都可以使用，但必须选择其中一两味与证候相合的药来用，不必一并使用。等药味。雄按：吴本在“胸痞”下面写作“不知饥”，在“口渴”下面写作“不喜饮”，把“舌白”写作“舌苔滑白”，并且没有杏仁、苍术、浓朴、草果、半夏。浊邪向上侵犯，就会胸闷；胃中津液不能上升，就会口渴。病在中焦气分，所以大多使用能够开通中焦气分的药物。雄按：这样用药也太多了，很不像薛氏的手笔。这一条证候多有夹食的情况，舌根会出现黄色，宜加栝蒌、楂肉、莱菔子。汪按：这一条恐怕也是后人附加的评论语。十一、湿热证：数日以后。雄按：吴本在这句下面有“胸痞”二字。自行泄泻，小便赤色。雄按：吴本作“涩”。口渴。雄按：吴本在这句上面有“身热”二字。湿邪流注于下焦。宜用滑石、猪苓、茯苓、泽泻、萆[原文此处字形不完整]、通草等药味。雄按：吴本没有泽泻、通草，但有神曲、广皮。下焦属于阴，由太阴所主管；阴道虚弱，所以自行泄泻；水液化生的源头滞塞，所以小便发红；脾不能运转津液，所以口渴，总的来说都是太阴湿邪偏盛造成的。湿邪滞留在下焦，所以专门采用分利湿邪的方法治疗。但兼有口渴、胸痞的证候时，必须辅加桔梗、杏仁、大豆黄卷，以开通泄散中焦和上焦。源头清洁，水流自然就会清澈，这一点不可不知。雄按：据此看来，本条中的“胸痞”二字，应当按照吴本增入才是。至于“源清流洁”这些话，又不像原书自注的文法，实在令人怀疑。汪按：这篇文章中有不少后人的评论语在传抄时混入了原书自注。这几句话也是后人附加的评论语。以上三条，都是湿邪重而热邪轻的证候。湿热之邪不是从体表侵入的，所以不能按照表里来区分，只能说是从膜原这一中间道路侵入；虽然没有表里之分，也仍然有浅深的不同，应当加以辨别。但并不是没有三焦可以辨别，这就像刘河间治疗消渴也分三焦一样。热是上天所产生的气。雄按：这明确说明热就是暑的意思，章氏为什么要曲解而另作解释？湿是大地所产生的气；热得到湿就更加炽盛，湿得到热就更加横行。雄按：热得到湿，就会郁滞遏制而不能宣散，所以更加炽盛；湿得到热，就会蒸腾向上熏蒸，所以更加横行。这两种邪气相互结合，所造成的病证最多。丹溪说过：湿热致病的情况，十种中有八九种。所以疾病繁多而且复杂苛重的时节，没有比夏季最严重的了。无形的热邪蒸动有形的湿邪，平素体内有湿热的人容易患湿温；如果误用发汗法，就会使湿热混合为一体，形成死亡的证候，这就叫作重证。湿和热彼此分离时，病情较轻而发展缓慢；湿热两者合在一起时，病情较重而发展迅速。章氏说：所以应当用开泄法来分解、清泄热邪；如果误认为是虚证而使用补法，就会闭塞气机而死亡。湿邪多而热邪少，就会向上蒙蔽、向下流注，应当分三焦分别治疗。调理三焦的气机，使湿邪分别从下排出。湿热都重，就会下部闭塞、上部壅滞，三焦也就全都困阻了。应当开泄湿邪、清除热邪，这两种方法兼用。这就像《伤寒论》中所说的二阳合病、三阳合病一样。这是因为太阴属于湿化，三焦属于火化；有湿而无热时，只能蒙蔽清阳，或者阻滞在上焦，或者阻滞在中焦，或者阻滞在下焦；如果湿热一合，身体中原本微弱的火气就全都化成壮盛的火邪，而三焦的相火，难道还能有不起而肆虐的吗？雄按：湿热一合，阴邪已经随阳邪化热，竟然如此猖獗，何况热多湿少呢？所以这里没有说“热多湿少”，并不是文章有所缺漏。因为热多湿少时急于清热，这是不必言明的。所以邪气充斥于上下，内外都受到煎熬，病势最为酷烈。

译雄按：说“酷”、说“烈”，都是暑邪威势的称谓。再加上木火同气，表里分别主管，又引动肝风，痉挛和昏厥很快就会发生。雄按：津液亏虚的体质，夏季常有肝风突然发动、因煎熬而昏厥的证候；这是说身体不能耐受暑气的煎熬，这个名称可以说是形容得非常贴切。胃中的津液能有多少呢？它能够供应这种相互争逐的消耗吗？雄按：不能辨别暑证是否夹有湿邪，却动辄使用温燥药来劫夺津液的人，应当以这些话为鉴。至于为什么一定归属于阳明，是因为阳明是水谷汇聚之海；鼻子吸入气，口中摄取滋味，都归于阳明。邪气从口鼻进入，就必然要经过阳明这条道路。雄按：肺、胃、大肠之气彼此相通，研究温热病的三焦传变时，以这一脏二腑最为重要。肺的窍在鼻，吸入的邪气先侵犯肺；肺经的邪气不能解除，就会传入胃，这叫顺传。不仅邪气由脏传到腑是顺传，而且由上焦传到中焦，顺着气机向下流传，也明显是顺传。所以温热病大便不闭结的容易治疗，因为邪气有排出的通路。如果邪气不向下传入胃，而是内陷于心包络，就不只是由一个脏传到另一个脏，而且邪气还由气分进入营分，病势又深入了一层，所以叫作逆传。因为叶氏没有明白说出顺传的经路，世人大多误解逆传的道理，我已经冒昧地在本条后面作了注释，读到这里可以证明我的管见并非妄说。汪按：鼻是肺的窍，鼻所接受的气必定先进入肺；这里说都归于阳明，不免是梦隐措辞上的毛病。加上“肺经的邪气不能解除，才传入胃”这句话来解释，意思才圆满妥帖。邪气刚进入阳明时，早已先损伤了胃中津液；后来邪气在三焦中盛大，又要取用胃中津液来资助自身，掌管生命的人难道能不替阳明加以顾虑吗？雄按：这不只是对湿热病而言，风寒化热以后也必须顾及这一点，何况温热病呢？有人问：木火同气，热邪盛就会生风，以至于发生痉挛、昏厥，这个道理固然如此。然而有些湿热证，表里都极其发热，却不发生痉挛和昏厥，这是为什么呢？我说：风木之气被火热引动，是因为木气素来旺盛；木气旺盛又是由于水亏，所以能够引动火邪而生风，反过来焚灼木气，以至于发生痉挛和昏厥。如果水气旺盛，足以制约火气而滋生木气，就不会发生痉挛和昏厥。肝阴先已亏损，内外之邪相互引动，两个阳气相互煽动，于是发生变化。雄按：吴本作“劲”张。如果肝肾素来充足，体内又没有热邪，火热之邪怎么能够招引肝风呢？雄按：喻氏说：遇到温暖炎热的天气却感觉不到热，才是平常健康的人。这是因为阴气不虚的人不怕暑邪，暑邪也不容易侵入；即使侵入，也不至于病情严重，这就像水田不怕干旱一样。阴虚的人一见太阳就害怕，即使身处深宫之中，无形的暑气反而也容易侵入；更有甚者，尚未等暑邪侵入，就会自行形成昏厥。杨云：虚损的根源，一句话就揭示出来了。试试看产妇和小儿，一旦出现高热，便形成[原文缺字]；这是因为产妇失血以后，以及小儿属于纯阳体质，阴气尚未充足，所以肝风容易发动。雄按：原文没有涉及产妇，现在按照吴本把产妇和小儿并列论述，更加周密。然而妇科医生不知道失血后容易发生痉证，往往称为产后惊风，喻氏驳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儿科医生一见发热，就把柴葛解肌汤当作家常便饭，起初根本不追究为什么发热；表热没有清除，柴葛解肌汤就不停使用，即使肝风已经发动、[原文“螈”后缺字]已经形成，仍然用祛风药助长其暴虐，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是叶氏所说的切忌劫伤肝阴、耗竭胃汁。杨云：痉厥的证候，世人都不知道它的原因；如今经过这样详细剖析，已经像白日一样清楚了。有人问：也有一些人平素阴气亏虚，患湿热病，甚至斑疹显露于体表，到了傍晚说胡话、神志昏迷，却不发生痉挛和昏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病邪只是盛在阳明的营分，所以从上脘向胸中熏蒸，于是到了傍晚说胡话、神志狂乱；邪气不在三焦气分，肺金就没有受到拘困，肝木有所畏惧，尚不敢兴起而发挥作用。至于斑属于阳明，疹属于太阴，也是两个营分的热邪极盛；只要不牵涉三焦，就不会与风木之气相互引动。若出现痉厥，必定是胃中津液已经完全枯竭，损耗到心营，肝风也随之发动，而这个人早已没有生存的可能了。雄按：这一段是从吴本采补的。由此看来，庸医治疗温热病，妄用柴葛解肌汤竭力耗损胃汁、煽动肝风，真是不用刀刃也能杀人。只有在凉润方剂中稍稍辅助使用，也许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十二、湿热证：舌头全体发白，口渴，湿邪滞留在阳明。宜使用辛味药开通，如浓朴、草果、半夏、干菖蒲等药味。所说舌白，是指舌苔白；如果舌苔滑而且口不渴，就属于太阴证，宜用温法治疗。雄按：舌苔白而不渴，必须询问大小便；大小便不热的，才是适合使用温法的确切证候。又按：这一条与第十条证候相似，吴本没有这一条。杨云：湿邪盛而热邪轻的证候，刚开始时本来可以暂时使用这类药物来开通湿邪；一旦发现湿邪已经开解并化热，就应立即改用清热法。如果拘泥于把这当作经常使用的方法，就错了。注文中补充说明要审察大小便这一层，尤其周到。这是湿邪极盛的证候；口渴是津液不能上升，并不是有热邪。辛味药宣泄太过，就可以转变为热，这是因为它属于阳明的湿邪；开泄之后阳气上升，热邪就会透出。而此时湿邪还没有蕴积成热，所以要重用辛开药，使上焦得以通畅，津液得以下行。阳气上升，津液就能化生，从而得以上输下布。十三、湿热证：舌根白，舌尖红，湿邪渐渐化热，残余湿邪仍然滞留。宜用辛味药宣泄，并辅以清热。例如蔻仁、半夏、干菖蒲、大豆黄卷、连翘、绿豆衣、六一散等药味。雄按：吴本没有这一条。这是湿热各占一半的证候；在燥湿药中辅以清热药，也同样是为了保存阳明的津液。上面两条都根据验看舌象来使用药物，是临证时的重要要诀。这是因为舌是心之外在表现；浊邪向上熏蒸心肺，舌苔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叶氏《温热论》辨析舌象最为精细详尽，应当合起来参看。雄按：还应当参看《准绳》。十四、湿热证，刚开始就胸闷、不省人事，神志昏乱而大声呼叫疼痛；这是湿热阻闭了中焦、上焦两个部位。宜使用草果、槟榔、鲜菖蒲、芫荽、六一散，各味都要重用。或者加皂角，用地浆水煎服。雄按：吴本没有这一条。淦按：这一条很像痧证，最好使用灵验痧丸。六一散含有甘草，必须谨慎使用。这一条是湿热都很盛的证候，但祛湿药多、清热药少，是因为病邪刚开始就闭塞，不得不以辛味药疏通、开闭为当务之急，而不想用寒凉药使气机凝滞。雄按：芫荽不如改用薤白；如果能够配用栝蒌、栀、豉，就配用它们。

译十五、湿热证：发病四五天，口大渴，胸闷得像要绝气，干呕不止，脉细而数，舌头光滑如镜；这是胃中津液受到劫夺，胆火向上冲逆。宜用西瓜汁、金汁、鲜生地汁、甘蔗汁，研磨后服用郁金、木香、香附、乌药等药味。雄按：吴本作西瓜白汁，是说不取瓜瓤中的汁，而是把瓜肉捣成汁。并没有金汁、甘蔗汁。这是营阴素来亏虚、木火素来旺盛的人；木气乘犯阳明，耗损阳明的津液，幸好没有饮邪，所以一方面清除阳明的热邪，另一方面疏散少阳的邪气。不煎煮药物，是取其药气完整。舌头光滑没有舌苔，是津液枯竭而不是浊邪壅滞；反而胸闷得像要绝气，是肝胆之气向上冲逆，所以用各种汁液滋养胃中津液，用辛香药散解逆上的气。雄按：凡是治疗阴虚气滞，都可以仿照这种方法用药。杨云：这个医案举例精当，能够这样旁通理解，才算是善于读书的人。雄又按：有一则治疗饮邪所致疼痛的医案，应当参看。俞惺庵说：嘉善有一个人，胸部胀满、胃脘闷塞，各种治疗都没有效果；一瓢用续随子煎汤，再研磨沉香、木香、檀香、降香、丁香服用一个月，泻尽水饮而痊愈。汪按：续随子必须把油去尽，否则会误伤人。去油的方法是：用木床榨取以后，还应当隔着纸反复重压，换纸多次，才能把油去干净。十六、湿热证。雄按：吴本在下面有“身热口苦”四字。呕吐清水，或者痰多；湿热留滞在体内，木火之气向上冲逆。宜用温胆汤加栝蒌。[原文末尾“栝蒌、雄按：吴本作‘黄连’”疑有断句或层次问题；按字面保留为栝蒌，并记录异文。]碧玉散等药味。这是因为素来有痰饮，而且阳明、少阳两经同时患病，所以一方面涤除痰饮，另一方面降逆；与上一条同样是呕吐，但治疗方法不同，正应当合起来参看。碧玉散就是六一散加青黛，用来清除肝胆之热。上一条是津液枯竭而引动肝胆之火，所以干呕。这一条是痰饮郁阻肝胆之火，所以呕吐清水。十七、湿热证：呕吐、恶心不止，昼夜不停，甚至难受得想死；这是肺胃不和，胃热转移到肺，肺不能接受邪气。宜用川连三四分、苏叶二三分，将两味煎汤，分口小口服下，呕吐立即停止。肺胃不和，最容易导致呕吐。胃热转移到肺，肺不能容受邪气，邪气又返回胃中，所以必须用川连清除湿热，用苏叶疏通肺胃；服用后立即痊愈，是因为肺胃之气非靠苏叶不能通畅。药量分数很轻，正好治疗上焦的病。雄按：这个方子只有两味药，药量还不到一钱；这不仅说明治疗上焦宜用小剂量，而且轻药竟然可以治好重病，这就是所谓“轻可去实”。结合后面一条来看，这是因为气贵在流通，却被邪气扰乱了。气的运行周遍受阻滞，失去了清虚灵动的功能，反而让人感觉像有实邪。只有使用轻清的药剂，正气才能宣通，邪气才能潜消，阻滞自然就会通畅。假如使用药性厚重的药物，不仅会超过病位，使疾病不能祛除，而且无病的地方反而先受到攻伐。章氏说轻剂是为吴地人体质薄弱而设，大概还没有明白治病的道理。川连不只是治疗湿热，还取其苦味来降下向上冲逆的胃火。苏叶味甘而辛，气味芳香，疏通、下降、调顺气机，是它独有的长处；但药性温而能发散，所以虽然与黄连并用，仍减少用量几分加以节制，可以说这个方子配伍得简约而有法度。世人不知道各种气机逆冲向上都属于火的道理，治疗呕吐时，动辄使用姜、吴茱萸、丁香、桂枝等药，都是粗疏的医生。我用这个方法治疗妊娠前期的恶心呕吐，效果很好。十八、湿热证：咳嗽，昼夜不得安宁，甚至气喘不能入睡；这是暑邪侵入肺络。宜用葶苈、枇杷叶、六一散等药味。雄按：吴本在“咳嗽”下面有“喘逆、面赤、气粗”六个字，但没有“甚至”这一句。人们只知道暑邪损伤肺气会使肺虚，却不知道暑邪滞留肺络会使肺实；用葶苈引导滑石，直接泻去肺邪，病自然就会消除。吴子音说：我的老师张友樵曾治疗一个嗜酒的人，夏季痰多咳嗽、气喘，夜里不能平卧；服用寒凉药和开气药都没有效果，有人主张使用人参、麦冬等药。老师诊察他的脉，右寸脉数而实，判断这是肺实而不是肺虚；如果给他服人参，就会立即死亡。于是给他服用这个方子，煎服后立即痊愈。第二年他又感受外来邪气，肺气被壅塞阻遏，喘咳再次发作；医生有人给他使用葶苈，服后没有效果，反而烦闷、汗出。老师诊察他的右寸脉浮而数，见口渴、怕热、冷汗自出、气喘急促、烦闷，说：这是热邪壅滞在肺内，肺气郁结到了极点，所以逼迫汗液向外排出，并不是气虚导致的自汗。服用葶苈后反而烦闷，是因为肺热极其旺盛，与苦寒药相互格拒。肺最忌气机向上逆行，本来应当用苦味药泄降它。但肺又需要宣散，所以还应兼用辛味药来发散；给他服用一剂麻杏甘膏汤，肺气得以通畅，喘息停止，汗也收敛，各种证候都平息了。杨云：我曾治疗一个嗜酒的人，患严重气喘，用《金鉴》中的苏葶丸治愈了。这与上面的情况相同，都是湿热向上壅滞的证候。至于医案中所说服药后病情反而加重，是因为外感邪气束缚了肺热；使用这个方子降肺气，反而会使外感邪气内陷，病情更加严重。麻杏甘石汤正是祛除外感、清解内热的方剂，所以很快痊愈。张氏用药是对的，但立论高深而不切合实际，不是用来教导后学的方法。十九、湿热证：十多天以后，大体病势已经退去，只有口渴、出汗，骨节[原文至此句意未完]。雄按：吴本有“隐”字。疼痛。雄按：吴本在下面有“不舒，小便赤涩不利”八个字。残余邪气滞留在经络中。宜用元米（就是糯米）汤浸泡白术，隔一夜后去掉白术，再煎煮米汤饮用。病后湿邪还没有完全消尽，阴液却先受到损伤，所以口渴、身体疼痛。此时救护津液就会助长湿邪，治疗湿邪又会劫伤阴液；遵循仲景麻沸汤的方法，只取药气而不取药味，作用于阳而不损伤阴，再辅以元米汤养阴除湿，使两方面的长处兼得。杨云：煎煮方法精妙，注文也解释得明白。汪按：这个身体疼痛的证候，是湿邪滞留的确切证据。这样看来，口渴未必不是湿邪在体内泛滥而引起饮水。然而津液也必须顾虑。用木类药物治疗湿邪，不采用煎煮而采用浸泡的方法。既巧妙，又周全。雄按：使用沙参、麦冬、石斛、枇杷叶等药味，用冬瓜汤煎服也可以。汪按：使用冬瓜很灵妙。宜加丝瓜络。二十、湿热证：数日以后，出汗而热不退，有时发生痉挛，忽然头痛不止；这是营阴大亏，厥阴的风火之气上升。宜用羚羊角、蔓荆子、钩藤、元参、生地、女贞子等药味。雄按：吴本没有女贞子，有白芍。杨云：白芍不如女贞子。湿热损伤营分，肝风向上冲逆，血不能濡养筋脉而发生痉挛；风气上升到头顶就会头痛。热气已经退去，只有木气独自张扬，所以发生痉挛而不昏厥。用药应以平息风邪为标治，以滋养阴液为本治。

译雄按：蔓荆子不如改用菊花、桑叶。杨云：蔓荆子最没有用，替换成的药物很好。汪按：枸杞子也可以使用，不必担心它滋腻。二十一、湿热证：胸部痞闷而发热，肌肉稍有疼痛，始终不出汗；这是腠理被暑邪从内部闭塞。雄按：吴本没有这四个字，作“气机拂郁，湿热不能达外”。杨云：吴本胜过原本。宜用六一散一两、薄荷叶三四分。雄按：吴本作“三、四十片”。用热水浸泡后调服，立即发汗而病解。古代贤人曾禁止湿病发汗；但这个证候如果不使其微微出汗，病就一定不能消除。既有不可发汗的重大禁忌，也有必须得汗后才解除的治疗方法。临证治疗的人应当知道如何根据情况变通。吴氏说：这是湿热蕴积阻遏，气机郁滞而不能宣通，所以宜用辛凉之药解散。出汗后浇水沐浴的人，最容易患这种病。如果再有头痛、怕冷，就应当使用香薷温散。章氏说：湿病本来就不是一概禁止发汗，所以仲景有麻黄加术汤等治法。只是寒湿在表时，治疗应当发汗使其解除；湿热在里时，必须清热利湿。如今是暑湿闭塞在腠理，所以用滑石使毛窍通利。如果闭塞在经脉中，就应当使经络通畅，这一点可以明白了。汪按：吴本的薄荷用量较多。这样就不是微微发汗了。二十二、湿热证：按照相应方法治疗，数日以后，或者呕吐，或者泄泻，有时二者同时出现；这是中气亏损，升降功能相互违逆。宜用生谷芽、莲心。雄按：应当是莲子。扁豆、米仁、半夏、甘草、茯苓等药味；病情严重的，使用理中法。雄按：吴本没有这一条。如果可以使用理中法，一定是由于寒凉药服用过量造成的。升降功能相互违逆，治疗应当调和中焦，就像治疗霍乱使用六和汤一样。如果太阴脾气困惫严重，中气不能支持，就非用理中法不可。突然出现呕吐、泄泻，更应当仔细审察脉象和证候，看是否又感受了其他邪气，或者损伤了饮食。雄按：也有因愤怒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必须调和肝胃。二十三、湿热证：十多天以后，左关脉弦而数，腹部时常疼痛，时常便血，肛门热痛；这是血液内里干燥、热邪传入厥阴的证候。宜仿照白头翁汤的方法治疗。热邪进入厥阴而发生下利，即使不便血，也应当遵循仲景治疗热利的方法。假如热邪竟然逼入营阴，怎么能不用白头翁汤凉血而驱散邪气呢？假如热邪进入阳明而发生下利，即使不便血，也应当效法仲景治疗下利、谵语的方法，使用小承气汤。雄按：章氏说小承气汤是治疗厥阴热利的；如果热邪进入阳明而发生下利，应当使用黄芩汤。这是因为他不知道《伤寒论》中有文字简略或错误的地方。原文说：下利而说胡话，是因为有燥屎，宜用小承气汤。既然有燥屎，就是太阴转入阳明的证候，与厥阴没有关系了。湿热进入阳明而发生下利，原本应当遵循黄芩汤的治法；其中有燥屎而说胡话的，也不是没有这种证候，那么小承气汤也可以援引这个例子使用。二十四、湿热证：十多天以后，尺脉数，下利或咽痛，口渴、心烦；下焦津液不足，这是热邪直接侵犯少阴的证候。宜仿照猪肤汤凉润的方法治疗。同样是下利，因为有厥阴、少阴的区别，所以药物有寒、凉的不同。也就是说，厥阴证宜用寒药，少阴证宜用凉药。但少阴证有便脓的情况，不可不仔细审察。二十五、湿热证：身体发冷，脉细，出汗泄泻，胸部痞闷，口渴，舌苔白；这是湿邪损伤少阴的阳气。宜用人参、白术、附子、茯苓、益智等药味。雄按：吴本没有这一条。杨云：这类证候固然存在，但这篇文章论述的是湿热，却夹杂写入寒湿，又不明白指出是药物误治造成的，岂不是自己扰乱了条文的体例吗？这一条是湿邪损伤阳气，按理应当扶助阳气、驱除湿邪；口渴属于少阴证，怎么可以妄用寒凉药呢？津液出于舌下少阴经的廉泉穴，所以凡是少阴受邪，津液不能上升就会口渴；但如果胸痞、舌白，应当加浓朴、半夏或干姜，恐怕人参、白术太过壅滞气机。口渴是湿邪阻遏阳气，津液不能化生并上升，并不是因为有热邪。雄按：这是湿热病中的类似证候，实际上属于寒湿。所以它会损伤人的阳气。有时湿热证治疗不合适，只是一味清热而疏于化湿，也会发生这种变化。但如果出现口渴兼身体发冷、脉细、汗出、舌白等各种证候，固然属于阴证，宜用温法；还必须察看大小便。如果小便赤而短少，大便热而且气味极臭，仍然是湿热蕴伏的阳证，即使表面显出虚寒的假象，也不可轻率使用温补药。章氏所说湿邪阻遏阳气、津液不能化生而造成的口渴，又属于太阴证而不是少阴证了。二十六、暑月病：刚开始时，只怕冷，面色发黄，口不渴，精神疲倦，四肢懒动，脉沉而弱，腹痛、下利；这是湿邪困阻太阴的阳气。宜仿照缩脾饮，病情严重的，采用大顺散、来复丹等治法。雄按：吴本没有这一条。暑月是阳气向外泄散、阴气在内耗损的时节，所以热邪会损伤阴液，阳明津液会被消耗，宜用清法、凉法。雄按：这是治疗暑病的正法要诀。太阴已经困顿，湿浊弥漫，宜用温法、散法。雄按：凡是寒湿致病，即使在暑月，也忌用凉药，应当舍弃时令而根据证候治疗。古代贤人虽然知道分别辨证论治，可惜不能划分清楚、厘清界限，又创立了“阴暑”等名称，给后来的学习者造成了不少误导。徐洄溪说：天上有阴暑，人间也有阴热。一句话就说中了要害。汪按：如果夏天有阴暑，那么冬天难道就应当有阳寒吗？假如冬天患病，医生却说这是阳寒，治疗应当使用凉药，没有人不会嘲笑这种荒谬说法；可是“阴暑”这个名称却沿袭了几百年，积非成是，实在难以纠正。古代的治法最为详尽，医生应当以此为鉴。仲景说，自行泄泻而不口渴的属于太阴证，因为脾脏有寒；如今湿邪偏重、怕冷而不发热，就是太阴证中的寒湿。如果还出现四肢发冷、脉细，就必须采用姜、附、理中法。二十七、湿热证：按照相应方法治疗后，各种证候都退去了。只是闭上眼睛就惊悸、梦中惊恐，说明余邪留在体内，胆气尚未舒展。宜用酒浸郁李仁、姜汁炒枣仁、猪胆皮等药味。雄按：吴本没有这一条。“滑”可以作为标志；郁李仁的药性最为滑利。古人治疗惊病后肝系滞塞而不能下降、始终闭目不睁的情况，使用郁李仁使肝系下降并消除滞塞。这里借用这个方法，实在是因为湿热之邪留在胆中；胆是清虚之府，主收藏而不主泄泻，所以虽然病证已经消退，留在体内的邪气却没有去除。睡眠时阳气运行到阴分，胆热在内扰动，肝魂便不得安宁。

译用郁李仁泄去邪气，再用酒来推动它；酒气专门归入胆。枣仁味酸，能够入肝安神；用姜汁炮制后，既能安神，又兼有发散邪气的作用。肝的性质喜欢清凉、疏散，枣仁和姜汁都太温，似乎应当酌情加入凉性的药物。雄按：这个解释很正确。例如黄连、山栀、竹茹、桑叶，都可以作为辅助药物。二十八、湿热证：曾经用开泄、攻下的方法治疗，危险证候都已平息，唯独神志思维不清，疲倦少语，不想进食，小便次数多，嘴唇和牙齿干燥；这是胃气不能输布，肺气不能宣散，元神大为亏损。宜用人参、麦冬、石斛、木瓜、生甘草、生谷芽、鲜莲子等药味。雄按：吴本没有这一条。汪按：百合似乎也可以使用。开泄、攻下使邪气排出，危险证候虽然都平息了，但正气也受到严重损伤，所以现在出现的证候多有气虚的表现，按理应当清补元气。如果使用滋腻、滞碍的滋阴药，距离痊愈就远了。雄按：这是肺胃气液两方面都虚的证候，所以宜用清补法；不仅滋腻的阴药不可用，而且也不同于脾虚时适宜守补、温运的治法。杨云：区分得极其清楚。二十九、湿热证：发病四五天，忽然大量出汗，手脚发冷，脉细如丝或几乎不能触及，口渴，茎中疼痛，但起身、坐下都自如，神志清楚、说话响亮；这是汗出过多，卫外的阳气暂时亡失，而湿热之邪仍然凝结，一时之间表里不通，所以脉象伏藏，并不是真正的阳气外脱。宜用五苓散去掉白术，加滑石、酒炒川连、生地、[原文“皮”字前疑缺药名]等药味。雄按：吴本没有川连、生地。这一条的脉象和证候全都像阳气亡失的征候，唯独从患者的举止和神气中发现了真实情况，唉！这就是医生可贵之处在于有识见的原因。从口渴、茎中疼痛，可以知道邪气凝结。从神志清楚、说话响亮，可以知道这不是阳气脱失的证候。雄按：这一条原书注文很像评论赞语，章氏却认为是原书自注，实在令人怀疑。至于卫外阳气暂时亡失，必定是误用发汗法造成的；湿热仍然凝结，阴液已经受伤，所以用四苓加滑石引导湿邪向下，川连、生地清火救阴，[原文“皮”字疑为药名残缺]固护卫气，用法相当周密。杨云：把方剂的用意阐发得精确恰当。汪按。这条注文也应当是后人附加的评论语。而且这种证候世上少见，更何况是阳气亡失、正气脱尽的证候。起身、坐下都自如。神志清楚、说话响亮的人。也不少。据此来辨别证候，似乎并不十分明确。只是口渴、茎中疼痛，是阳气亡失时所没有的症状。三十、湿热证：发生痉挛、神志昏迷，唯独脚冷、阴部收缩；下体是受到外来的寒邪侵袭，仍然应当按照湿热来治疗，只用辛温药物煎汤熏洗。杨云：仍然按照湿热来治疗是对的。用辛温药熏洗，难道不会使湿邪更加严重吗？这不只是治疗下部而遗漏了上部。汪按：熏洗似乎没有大的妨碍，但未必有益。阴部收缩是厥阴在体外的表现，加上脚冷，完全像虚寒证；但仔细观察本证，没有一项属于虚证，这才知道是寒邪侵袭下体，使一时之间营气不能到达。这个证候不仅不是虚寒，也不能与上热下寒相类比。仍然按照湿热来治疗，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发生痉挛、神志昏迷，是邪气侵犯肝和心。如果邪气沉重而向内闭塞，厥阴之气将要断绝，必然出现阴囊收缩、脚冷，舌头也卷缩，这是邪气深入、病情垂危的证候。本来并不是虚寒证，如今说是由外界寒邪侵袭造成的，临证时更应当详细察问。雄按：这一条正文颇有语病，恐怕不是生白的手笔。三十一、湿热证初起：高热，口渴，胃脘闷塞，烦闷不舒[原文“懊”后缺字]，眼睛想闭，时常说胡话；浊邪蒙蔽闭塞上焦，宜用涌吐、泄散法。使用枳壳、桔梗、淡豆豉、生山栀。没有汗的，加葛根。这一条应当与第九条参照阅读；第九条属于余邪，治法应当轻清疏散。余邪没有清除干净的，自然不会有高热、说胡话等证候，必定与病初邪势沉重时的形状不同。这一条是浊邪蒙蔽闭塞上焦，所以烦闷不舒[原文“懊”后缺字]、胃脘闷塞。眼睛想闭，是肺气不得舒展。时常说胡话，是邪气郁结在心包。如果使用轻剂，病一定不能消除。经典说：病邪在上部，应当使其越出；使用栀豉汤这类涌吐、泄散的药剂，引导胃脘的阳气向上，打开胸中的表层，邪气就会从呕吐中散去。如果舌苔薄而清白，说明邪气还没有凝结，可以用吐法使其散去；如果舌苔厚而有根，说明浊邪瘀积凝结，就必须重用辛温开通、苦寒降泄之法。如果用了吐法却使邪结不能排出，反而会导致气机上逆而变成其他病证。雄按：这个解释非常正确。病在上焦，浊邪尚未凝结，所以可以用宣越的方法使其排出；如果已经凝结在中焦，哪里还可以引导它上吐呢？不只是湿热病证使用吐法应当谨慎，即使是适合用吐法治疗的痰饮证，也有辨别是否适宜吐法的关键。赵恕轩《串雅》说：适合用吐法的病证，必须观察痰的颜色。把痰吐在墙上，等痰干以后，如果仍有光泽，像蜗牛的涎液一样，无论痰属于哪一经，都可以用吐法。如果痰干以后没有光泽，就千万不要使用吐法。那一法是通过检验痰渍来判断，这一法是通过观察舌苔来判断，使用吐法的人应当懂得辨别。又按：何报之说：张子和治病，不论是什么病证，都用汗、吐、下三种方法取得疗效，这其中是有深刻道理的。因为各种疾病不是属于热，就是属于寒；寒邪使气机不能运行而停滞，热邪也会使气机壅塞而不能运行。气机不能运行，就会出现热郁、痰生、血液停滞、饮食积聚等，各种东西都阻塞在体内。人体的气血，以通畅为贵而不以闭塞为贵；如果不用汗、吐、下三法，又凭什么使它通畅呢？所以祛除邪气本身就是补益正气；邪气去除后，正气自然会恢复。只需用平淡的饮食调养，不到几天，人的精神就会振作起来。所以妇女不能怀孕的，施行这种方法后就能怀孕，这是阴阳调和通畅的缘故；男子的阳道也会突然振作起来，这难道不是明显的验证吗？后世医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而不敢使用，只把温补看作稳妥的方法，结果杀人无数，真令人叹息！汪按：何报之所说，是依据倒仓法而言的。三十二湿热证：月经恰好来潮，出现高热、口渴、胡言乱语、神志昏迷、胸腹疼痛；有的舌上没有苔，脉象滑而数，这是邪气陷入营分。适宜使用大剂量的犀角、紫草、茜根、贯众、连翘、鲜菖蒲、银花露等药味。雄按：世人只知道小柴胡汤这一种方法，却不知道分别辨治伤寒、温病和暑病，这是为什么呢？淦按：茜根不如改用丹皮、赤芍。热邪侵入血室，并不只是妇女才会发生。男子也有这种情况。不但要凉血，还必须解毒。但必须使用重剂。这样才可以取得疗效。张仲景说，阳明病下血而胡言乱语的，这是热邪侵入血室。这句话就是指男子而言。所以没有说月经恰好来潮。三十三热证：上下出血，或者汗中带血，这是毒邪深入营分，四处窜行，想要向外泄出的表现。适宜使用大剂量的犀角、生地、赤芍、丹皮、连翘、紫草、茜根、银花等药味。雄按：以上四条，吴本没有。丹皮虽然能够凉血，但气味芳香而有疏泄之性，能够发汗；只有血热兼有瘀滞时才适宜使用。它又容易引起呕吐，胃气虚弱的人不要使用。

译热邪逼迫而导致上下出血、汗血，病势极其危重，却还没有立即败坏，这是因为毒邪随着血液排出，生机正在这里。应大量服用凉血解毒的药剂，以救护阴液并排泄邪气；邪气解除后，出血自然就会停止。血止以后，必须服用参、[缺字]，这样调理善后才可以。汪按。善后调理还应兼顾养血。汗血，就是张氏所说的肌衄。《内经》说：热邪在体内过盛，应当用咸味、寒性的药物治疗。方剂中应当增加咸寒药味。不知道这个说法是谁注的，但也很有道理。汪按。可以加入牡蛎，并且有止汗的功效。不必担心它具有收涩之性。这条注释是后人附加的。其他条文中，评论的话没有掺入原来的注释。这里却都与原注合并在一起了。因此已经无法分析区分。雄按：这一条原文只说“热证”，是感受暑热而没有夹杂湿邪的病证。暑热之气极容易损伤营分，所以会出现这种病证。章氏却说：这一篇所说的湿热，就是暑邪。既然如此，这一条不称作湿热而称作热，又是什么病呢？寒、暑这两种气，《易经》已经用往来、对待的关系来说明了。后世那些任意逞强、凭主观臆想发表议论的人，真是连寒热都没有弄明白。辛甫说：辨析得很准确。三十四湿热证：经过七八天，口不渴，声音发不出来，饮食也不拒绝。雄按：吴本有“二便自通”这句话。默默无言，神志昏迷，服用辛香凉泄、芳香逐秽之药，都没有效果，这是邪气侵入了。雄按：吴本在下文有“手”字。厥阴经，主客之邪混合侵入。适宜仿照吴又可的三甲散：醉地鳖虫、醋炒鳖甲、土炒穿山甲、生僵蚕。雄按：吴本没有这一味药。柴胡、桃仁泥等药味。暑湿最先损伤阳分，但病久不愈，必然会波及阴分；阴阳两方面都受到困阻，气机迟钝，血行滞涩，暑湿之邪也就不能向外排泄。雄按：根据章氏的说法，这段文字是薛氏的自注；然而它反复把暑、湿两种邪气并列说明，用来解释湿热病证。如果说暑邪本来就包含湿邪，那么“暑”字下面所说的湿，又是什么东西呢？一笑。我是担心后学迷惑，所以不知不觉说得有些烦琐了。于是邪气深入厥阴，使络脉凝滞瘀阻，少阳的一阳生发之气也因此不能萌动。生发之气只能下降而不能上升，心神受到阻遏，灵气不能流通，所以神志不清，昏迷而默默无言。破除气滞、疏通瘀血，这样络脉就会通畅，邪气也就能够解除。海昌许益斋说：这一条就是伤寒门中百合病一类的病证；赵以德、张路玉、陶浓堂认为这是心病。徐忠可认为这是肺病。本篇又提出从厥阴论治的方法，这是因为全身经脉同出一源，病邪可以使各处都发生病变，元气不能布达，邪气停留不去。于是遵循张仲景的方法，使用性质特殊而灵动的药物：鳖甲能够进入厥阴，用柴胡引导它，使阴分中的邪气全部通达于表。虫类药物能够进入血分，用桃仁引导它。使血分中的邪气全部向下排泄。穿山甲能够进入络脉，用僵蚕引导它，使络脉中的邪气也随着风气化解而消散。这是因为病程日久，气机迟钝，血行瘀滞，不是拘泥于通常的方法就能治愈的。汪按：这里有神志昏迷这一症状，可知它不是百合病，所以与百合病不同；治疗百合病，归根到底应当从治肺入手才是。三十五湿热证：口渴，舌苔黄而有刺，脉弦而缓，阴囊收缩，舌头僵硬，胡言乱语，昏迷而不认识人，双手抽搐，这是津液枯竭、邪气滞留。适宜使用鲜生地、芦根、生首乌、鲜稻根等药味。如果脉有力、大便不通，也可以加入大黄。雄按：吴本没有这一条。汪按：首乌味涩，似乎不妥。胃中津液已经受到严重损耗，热邪盘踞体内，如果不以滋润、通下的方法排泄邪气，就不能使邪气外达。因此仿照承气汤的例子，用甘凉药代替苦寒药，正是担心胃气受到损伤，胃中津液不能恢复。三十六湿热证：发生痉挛，手不停地向空中摸索，神志昏迷而无故发笑、胡言乱语，舌苔干燥发黄并有刺，或者转成黑色；大便不通的，是热邪闭塞凝结在胃腑。适宜使用承气汤攻下。雄按：从这一条往下的十一条，是从吴本补入的。手向空中摸索这一症状，古代贤医认为不是大实证，就是大虚证。虚证则神志涣散，将有神气脱绝的危险。实证则神志受到邪气逼迫，所以多有躁乱错妄的表现。如今舌苔黄、有刺而干涩，大便闭塞不通，显然是热邪在体内凝结，阳明腑热已经形成。如果只顾清热、疏泄邪气，只能散去络脉中流窜的热邪，却不能清除胃中蕴积凝结的邪气，所以要借助承气汤来疏通下焦通道。不过，如果舌苔没有干燥、发黄、起刺，就不能使用此方。雄按：第二十八条有曾经使用开泄、攻下的方法来夺邪之文，可见湿热病本来就有可以攻下的病证。只是湿邪尚未化为燥邪、腑中实邪尚未凝结的，不可以攻下罢了！如果攻下，就会腹泻不止。如果已经燥结，就应当赶快攻下，否则污浊之邪熏蒸上冲，神明被蒙蔽闭塞，肠道腐败，津液灼伤，就无法挽救；与伤寒病攻下不怕稍迟相比，这样更会迅速走向死亡。杨氏说：这是通透精辟的论述。承气汤使用芒硝和大黄，是为了驱除阳明经的燥火实热，本来并不适合湿热邪气内滞的病证。然而胃中的津液被热邪消耗，甚至出现手向空中摸索、躁乱不安，舌苔干燥发黄并起刺，此时胃热极其旺盛，胃中津液已经将要耗尽，湿火转化成燥火，所以用承气汤攻下。所谓承气，就是借此承接一线尚未完全消亡的阴气。湿温病到了这种地步，也真是危险了！汪按：治疗温热病与治疗伤寒病不同，但温热病的坏证却多与伤寒病相同。雄按：董废翁说：外感邪气既然不能从原本应当通达的腑中透达出去，就必然向内侵入并沿着空隙游走。在十二脏腑之中，只有胃是水谷汇聚之海，上面有口，下面也有口，最为虚空而且容易容纳，所以各种邪气都能进入其中。邪气进入，胃就成为实证；胃成为实证，津液就会枯竭；津液枯竭，人就会死亡。杨乘六说：这句话已经把外感病导致死亡的根本原因说尽了。那些肆意使用辛燥药剂、耗伤津液而缩短病人寿命的人，正是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理。我认为凡是治疗外感病，都必须先审察胃中津液的盛衰。如果邪气逐渐化热，就应当先滋润胃腑，使其能够流通；这样热邪就有出路，津液自然不会受到损伤，这才是善于治疗。如果等到病势危急、焦头烂额时才依靠承气汤，难道不是没有及早采取预防措施吗？杨氏说：陈修园自称读《伤寒论》几十年，才悟出“保存津液”这四个字，但他用药仍然偏于辛燥，不知道他所悟出的道理究竟体现在哪里？有了孟英反复申明这个道理，迷惑的人或许可以大彻大悟了。汪按：这条中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要害。杨氏的评论也很精妙。保存津液，确实是治疗温病、暑病各种病证的重要任务。但并不是只依靠承气汤紧急攻下这一种保存津液的方法。三十七湿热证：高热、口渴、自汗、身体沉重、胸闷痞塞，脉象洪大而长，这是太阴的湿邪与阳明的热邪相合。适宜使用白虎加苍术汤。

译发热、口渴、自汗，是阳明的热邪。胸闷痞塞、身体沉重，又兼见太阴的湿邪。脉象洪大而长，可知湿热滞留在阳明经，所以使用苍术白虎汤来清热散湿；但这仍然是热邪偏多、湿邪偏少的病候。雄按：徐氏说：暑邪不夹湿邪时，禁用苍术。张仲景使用白虎汤，是为了清除阳明经无形的燥热。胃中津液枯竭的，就加入人参以滋生津液，称为白虎加人参汤。雄按：血虚的，我加入生地。精虚的，加入枸杞。有痰的，加半夏。使用它没有不产生显著疗效的。身体一向有痹气的，加桂枝以疏通络脉，称为桂枝白虎汤；但它的实际用意在于清除胃热。所以后世医家治疗暑热伤气、身体发热而口渴的，也使用白虎加人参汤。发热、口渴、汗出不止，四肢关节烦热疼痛的，也使用白虎加桂枝汤。如果兼有胸闷痞塞、身体沉重，就在白虎汤中加入苍术，以调治太阴的湿邪。如果兼有寒热往来，就在白虎汤中加入柴胡，以散去半表半里的邪气。雄按：我治疗暑邪炽盛、发热口渴、汗出不止而胸痞胀满、气机阻滞的病证，用白虎加厚朴，疗效极好。这些都是阳明热盛，同时兼见其他病证，所以用白虎汤清热，再根据各自的病证分别加减用药。杨氏说：这个论述非常圆融灵活，可以从中领悟古方加减使用的方法。如果不是发热、口渴、汗出不止而且脉象洪大的，就不能使用白虎汤；辨证和察脉，最应当详细审慎。雄按：发热、口渴、汗出不止而脉象虚弱的，适宜用甘味药来滋养肺胃津液。汪按：如果大汗淋漓，脉虚，身体发凉而不发热，口中滋润而不口渴，就是阳气亡失、正气脱陷的证候。不使用人参、附子来回救阳气，就不能挽救。洄溪的医论说，阳气尚未亡失，就用寒凉药止汗；阳气已经亡失，就用温热药止汗。其中的转变只在极其细微之处，必须加以辨别。说得精细而详尽了。学习医术的人应当用心研究这一点。三十八湿热证：湿热损伤元气，四肢困倦，精神减少，身体发热，呼吸气粗，心中烦躁，小便发黄，口渴，自汗，脉象虚弱。李东垣用清暑益气汤作为主方治疗。同样是发热、口渴、自汗，但如果脉象虚弱、精神疲倦，就是中气受到损伤，而不是阳明郁热。清暑益气汤是李东垣创制的，方中药味很多，医者应当在临证时斟酌取舍。雄按：这种脉象和病证，本来适宜用清暑益气的方法治疗；但李东垣的方剂虽然有清暑之名，却没有真正清暑的作用。看看江南仲治疗孙子华的医案、程杏轩治疗汪木工的医案就可以知道，所以临证时必须斟酌取舍。汪按：洄溪讥讽清暑益气汤用药杂乱，确实恰当；这里说它没有真正清暑的作用，更加准确。我每次治疗这类病证，总是使用西洋参、石斛、麦冬、黄连、竹叶、荷秆、知母、甘草、粳米、西瓜翠衣等，以清除暑热、补益元气，没有不随手取得疗效的。汪按：这个方子比李东垣的方子更为妥当，但黄连仍应斟酌使用。三十九暑月热邪损伤元气，气短，疲倦乏力，口渴，汗多，肺气虚而咳嗽。适宜使用人参、麦冬、五味子等药味。汪按：徐洄溪认为，麦冬、五味子是咳嗽病证的大忌，只有不咳嗽的人才可以使用。这就是《千金》中的生脉散。这与第十八条同属于肺病，但呼吸气粗与呼吸气短有所区别，因此肺实证与肺虚证各不相同；实证应当泻，虚证应当补，这是确定的道理。然而方名叫作生脉散，就可以知道这是热邪损伤元气、脉象虚弱将要断绝的病证。汪按：脉象虚弱是明确的验证；如果脉弦而数，哪里可以轻易试用呢？雄按：徐洄溪说：这是暑病之后保存津液的方剂。看方剂下所列的主治病证，没有一个字是在治疗暑邪；庸医却用它来治疗暑病，错误实在太严重了。它命名的意思，就是从复脉汤中取用人参、麦冬两味，因为要止汗，所以加入五味子。近世医家不论什么病都使用这个方子来收敛、闭住邪气，因而杀人无数。使用这个方子的人，必须详细审察邪气是否存在，不能迎合世俗，把它看成治疗暑病的方剂。四十暑月乘凉、饮用寒凉之物，阳气被阴寒之邪遏制，皮肤却发热，阵阵怕冷，头痛、头重，自汗、烦躁、口渴，或者腹痛、呕吐、腹泻。适宜使用香薷、厚朴、扁豆等药味。汪按：香薷只适用于暑月受凉而没有汗出的情况。有汗的应当谨慎使用。这是由于为了避暑而感受了寒湿邪气，虽然发病在暑月，实际上却不是暑病。古人不说是暑月感受寒湿，而称为阴暑，以致后人混淆迷惑，造成的贻误非常严重；现在特意加以纠正。之所以使用香薷的辛温之性，是为了散去阴邪，使阳气向外发越。使用厚朴的苦温之性，是为了祛除湿邪，使阻滞的气机通行。扁豆味甘而性淡，能够行水、调和中焦。如果没有恶寒、头痛等表证，也就没有必要取用香薷的辛香走窜之性。如果没有腹痛、呕吐、泄泻等里证，也没有必要取用厚朴、扁豆来疏解滞气、调和中焦。如果发热、口渴严重，就加入黄连以清暑，称为四味香薷饮。减去扁豆，称为黄连香薷饮。如果湿邪在里偏盛，腹部胀满、泄泻，就去掉黄连，加入茯苓、甘草，称为五物香薷饮。如果中气虚弱、气怯，汗出很多，就加入人参、[缺字]、白术、橘皮、木瓜，称为十味香薷饮。然而香薷的使用，总是针对寒湿邪气从外侵袭而设。杨氏说：古人也说过，夏月使用香薷，就如同冬月使用麻黄一样。不能用它来治疗不夹杂寒湿的暑热病。大致参照我的拙见。汪按：十味香薷饮所用药物也太杂了。四十一湿热内滞太阴，郁积日久而成为滞下，其症状是胸闷痞塞、腹痛、下腹坠胀窘迫、脓血稠厚黏滞，里急后重，脉象软而数。适宜使用厚朴、黄芩、神曲、广皮、木香、槟榔、柴胡、煨葛根、银花炭、荆芥炭等药味。汪按：柴胡、葛根终究令人觉得不妥。凡是疾病，身体发热、脉象数，都是常见的表现。只有痢疾出现身热、脉数时，病情必定较重。

译古人所说的滞下，就是今天所说的痢疾。这是由于湿热邪气伏藏在太阴，阻遏气机，使太阴失去健运之职，少阳失去疏通条达之性；热邪郁积、湿邪蒸腾，肠道传导失常，蒸结成败浊的脓血，向下流注到肛门，所以里急后重、气机壅滞而不能畅行，仍然频频想要排便，却又排不出来。损伤气分就排出白色脓液，损伤血分就排出红色脓血，气血同时受损，就会红白相杂地排出。湿热盛极，痢疾就会出现五色相杂。汪按。从前有人说，红痢属于热证，白痢属于寒证，这是错误的说法。痢疾大多 都是由暑热引起的。由寒邪引起的，一千例中也难有一例。只有红色属于血分、白色属于气分，才是确定的结论。所以用厚朴祛除湿邪、运行滞气，用槟榔使逆气下行、破除结气，用黄芩清除庚金肺气中的热，用木香、神曲疏解中焦气机的滞塞，用葛根升举下陷的胃气，用柴胡升发土中的木气。汪按：蛮升无益而有害。热邪侵入血分而出现便血，就用银花、荆芥进入营分清热。汪按：地榆炭、丹皮炭也可以使用。如果里热旺盛，应当用黄连清热。如果实邪很盛而疼痛，适宜增加大黄以驱逐邪气。从前张洁古创制芍药汤治疗血痢，方中使用当归、芍药、黄芩、黄连、大黄、木香、槟榔、甘草、桂心等药味。之所以以芍药命名此汤，大概是因为下血必定要调治主管藏血的脏腑，所以把芍药作为君药；不只是要借它在中焦抑制肝木，也要依靠它收敛肝气、调和阴分。然而芍药味酸而有收敛性，终究不适合湿热内蕴的人服用。汪按。芍药甘草是治疗痢疾腹痛的良方。它与湿热并不相妨碍，不必疑虑。如果遇到痢疾日久、中气虚弱，而适宜用芍药、甘草来调和中焦的情况，恐怕就难以承受黄芩、黄连、大黄的苦寒，以及木香、槟榔的破气作用。如果痢疾刚开始发作，湿热正盛，白芍的酸味会收敛而留滞邪气，绝对不能使用。汪按：初起时使用也没有妨碍，并不会留滞邪气，这一点我已经屡次验证过了。这个方子虽然是古人已经验证过的成方，我却不敢把它作为后学应当遵循的典范。雄按：呕吐恶心的人忌用木香。汪按。里急后重不是用木香就不能消除。如果确实需要，就用木香，同时辅以能够止呕的药物。没有表证的，忌用柴胡、葛根。汪按：即使有表证，也应当谨慎使用。因为胃以下行才是顺势；滞下是污浊之物想要向下排出而气机却停滞。若夹杂使用升提药，浊气反而会上冲而引起呕吐恶心。汪按：本应当升清降浊，如今反而升举浊气，难道不是大错吗？至于张洁古芍药汤中的桂心，尤其应当审慎使用。如果热邪在体内旺盛，即使有黄芩、黄连、大黄加以制约，也恐怕会有药性过于横行的危险。至于芍药的酸味，不过是在苦味中兼有酸味；考察《本经》，它原本主治血痹、破除坚积、寒热、疝瘕，是收敛肝气、破除血中气结的药物，张仲景对于腹中胀满疼痛的病证也多使用它。所以太阴病脉弱，病人又接连自行排便，如果本应使用大黄、芍药，就应当减量，因为胃气虚弱，容易被药物扰动。大黄能够打开阳分的结滞，芍药能够打开阴分的结滞；对于能够自行排便的人应当减量，那么对于想要排便却受阻不畅的痢疾，正适宜使用它们。杨氏说：非常正确。芍药汤治疗湿热泄泻，屡屡有奇效，其功效全在芍药；但桂心也应当去掉，这样更为妥当。汪按：用白芍打开结滞，再辅以甘草调和中焦。一定不会妨碍胃气。这是治疗痢疾必用的药物。不只是治疗血痢。何况白芍的酸味，即使对于咳嗽病证尚且不必忌讳。那么治疗痢疾使用它，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四十二痢疾日久损伤阳气、脉象虚弱而滑脱的，使用真人养脏汤，加甘草、当归、白芍。脾阳虚的，应当在补益的同时兼用温法。但方中使用木香，必定是因为腹痛还没有停止，所以兼用它疏解滞气。使用当归、芍药，必定是因为阴分已经亏损，所以兼用它们调和营阴。汪按：如果确实是虚寒滑脱，固然适宜使用温补收涩之法。如今既然说阴分已经亏损，难道还可以胡乱使用温燥药物来加速其死亡吗？不过，痢疾虽然属于脾病，日久却必然会传及肾，因为肾是胃的关口，主管下焦，并且在下方二阴开窍。汪按：所损伤的是…… 这是肾阴的问题，并不是肾阳的问题，胡乱助益肾阳有什么好处？何况火是土的母气，要温补土中的阳气，必须补益命门之火。如果虚寒严重而且滑脱，就应当加入附子以补阳，不能再混入滋阴药物。汪按。虚寒滑脱，确实适宜使用人参、附子、粟壳。然而却忘了本篇专门论述的是湿热病。雄按：看这一条，似乎不是一瓢所写；其中的注释也断然不是本人自注。汪按：也应当是后人附加的评论。叶香岩说：夏季炎热，暑气都浮越在体外，所以是万物繁茂秀美的时节；如果过多食用寒凉之物，就会使暑热郁闭，不能向外透达。汪按：也有不食寒凉之物却患痢疾的。食物味厚，是内伏之火[缺字]炼成的积聚。损伤血分，就成为红痢；损伤气分，就成为白痢；气机停滞不行，火气逼迫肛门，就成为里急后重；邪气滞留大肠，就成为腹痛。所以张仲景用攻下药使其通畅，刘河间、朱丹溪用调和血分、疏理气机的方法治愈；这是因为当时节气不能使邪气发越，到秋天收敛于内，便形成了痢疾。汪按：也有在夏月就发痢疾的。这个道理非常明白，怎么能错误地认为是寒证，而使用温热药物呢？我历经四十多年验证，治疗痢疾只用疏理、推荡、清火的方法，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我见过服用温热药而死亡的人很多。汪按：我一生治疗痢疾，必定遵循叶氏的论述。只有曾经误服温补收涩药物的，多半无法救治。其余的没有不治愈的。同道之人，千万不要被张景岳的书误导，以致害人。汪按。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地劝告了。只是世上那些尊奉张景岳的人，一定不肯相信和遵从。聂久吾说：痢疾过早使用补药，会把邪热闭塞在体内；时间久了，正气已经虚弱而邪气仍然旺盛，这时想用补益收涩来治疗，就会助长邪气；想用清热攻下，又会使泄泻更加严重，往往导致无法救治。汪按：即使侥幸不死，也必然形成休息痢，终身不能痊愈。徐洄溪说：夏秋之间的痢疾，总是由湿热积滞引起，与伤寒三阴证的泄泻不同。汪按：学医的人一定要记住。后世医家竟然使用温补药物，杀人无数，令人触目伤心。尤拙吾说：痢疾和泄泻，病因病情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同。泄泻多由寒湿引起，寒就应当温，湿就应当燥；痢疾多由湿热形成，热就应当清，湿就应当利。

译虽然泄泻也有热证，但终究是寒证多于热证；痢疾也有寒证，但终究是热证多于寒证。因此泄泻日久，必然损伤阳气，于是产生肿胀、喘促、胸腹胀满等变化。痢疾日久，必然损伤阴分，于是出现虚烦、痿弱、不能行动等病证。痢疾过早使用收涩法，湿热流注，多半会形成痛痹。泄泻过度疏利，导致中气虚弱而不能恢复，多半会形成脾劳。这些都是我亲自经历验证过的，并不是凭空臆说。有人问：热证就清热，寒证就温补，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同样都是湿邪，有的采用利湿法，有的采用燥湿法，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寒湿证，是寒邪由湿邪产生，所以适宜用苦温药物燥化其中的湿邪。湿热证，是湿邪由热邪化生，所以适宜用甘淡药物（如滑石一类）。汪按：茯苓、通草也属于这一类。） 从下部利湿。因为燥性药物大多偏热，利湿药物大多偏寒；小便通利，热邪也会自行排去；温暖中焦，寒邪也会随之消散。寒湿证必定以中气虚弱为根本，不能再使用清热利湿之法；湿热郁积大多会形成毒邪，也不适宜再用温燥药物助长它。综合各家的论述来看，可以知道痢疾日久损伤阳气的病证极为少见；既然如此，使用真人养脏汤就必须慎重审察。还说要把滋阴药杂入其中，难道没有听说痢疾下利过多会亡阴吗？必须知道，阳气脱失也是由于阴液先亡、阳气失去依托，就像灯盏中的油，油干了，火也就熄灭了。汪按：辨析得清楚明白，或许可以避免误害病人。四十三痢疾日久损伤阴分，虚坐努责的。适宜使用熟地炭、炒当归、炒白芍、炙甘草、广皮之类。里急结滞而想排便，坐了很久却仍然排不出来，称为虚坐努责。凡是里急结滞，大多属于火邪；火性传导运行极快，郁积在大肠，使人窘迫而想排便，却仍然排泄不畅。所以在痢疾类病证中，常用黄芩清火，病情严重的用大黄驱逐热邪。如果痢疾日久而血虚，血不足就会生热，也会急迫地想排便，但坐了很久却排不出来。这种热是由血虚产生的，所以治疗应以补血为主。里急结滞与里急后重不同：里急结滞是急迫地想排便，后重是肛门有沉重下坠感。里急结滞有虚实之分：实证是火邪有余，虚证是营阴不足；里急后重也有虚实不同：实证是邪气壅滞于下，虚证是气虚而下陷。所以治疗里急结滞，有清热和养阴的不同方法；治疗里急后重，则有行气和升提补益的不同方法。虚证和实证的辨别，不可以不弄清楚。汪按：辨析精细而恰当，每一句都如金玉一般珍贵。雄按：审察确定是痢疾日久、气虚下陷的，才可以参用升提补益之法。如果初发痢疾而不夹杂风邪，或痢疾日久却不是由于气虚下陷，柴胡、升麻就不能轻易使用；所以喻氏所说的“逆流挽舟”，尧封斥责为虚妄之法。四十四暑湿从内侵袭，出现腹痛、呕吐、泄泻、胸闷痞塞、脉象缓，这是湿浊阻滞在太阴。适宜使用缩脾饮。这是暑湿浊邪损伤太阴之气，使脾土的运化功能不能宣通，太阴受到困阻，所以用芳香药涤除秽浊，用辛温燥药化解湿邪。雄按：虽然说是暑湿从内侵袭，实际上是暑邪轻微而湿邪旺盛的病证。所以用药如此。汪按：这里有脉缓这一表现可以作为依据。所以适宜使用温热药物。四十五暑月过多饮用寒凉之物，寒湿留滞体内，水谷不能分别，出现上吐下泻、四肢发冷、脉象伏，适宜使用大顺散。暑月过分贪凉，寒湿从外侵袭的，有香薷饮可用。寒湿从内侵入的，有大顺散可用。呕吐、泄泻、四肢发冷、脉象伏，是脾胃的阳气被寒湿蒙蔽，不能向上升发，所以适宜用温热药物调理脾胃、疏利气机、驱散寒邪。不过，广皮、茯苓似乎不可缺少。这就是张仲景治疗阴寒邪气内侵所致霍乱、使用理中汤的意义吧。大致参照我的拙见。雄按：这一条明确说，暑月过多饮用寒凉之物，寒湿留滞体内，水谷不能分别而发生呕吐、泄泻的，适宜用大顺散治疗。这是治疗暑月的寒湿病，并不是治疗暑邪；读者不能草率对待，以免造成错误。如果四肢发冷、脉象伏，同时兼有舌苔黄、烦躁口渴、小便赤、大便污秽等症状，就是暑热致病；误用此方，灾祸很快就会发生。汪按：洄溪论述大顺散的话，见第五卷本方条下。四十六肠痛、泄泻、胸闷痞塞、烦躁、口渴，脉象数而大，按下去却空豁无力的，适宜使用冷香饮子。这不只是湿邪损伤脾，也兼有寒邪损伤肾；烦躁、发热、口渴，极像阳邪致病。只是脉象数而大，按下去空豁无力，由此可知烦躁口渴等症状是虚阳向外浮越，并不是热邪在内扰乱。所以将此方冷服，使药物咽下之后，寒气已经消散，药物的热性才开始发挥，这样药性与病气之间才不至于相互格拒。雄按：这种病证也应当详细审察。如果是虚阳外越，口渴时必定不喜欢饮水，舌色必定淡白，或者红润而没有干燥、黄黑、燥裂的舌苔；大小便必定稀溏而色白，不会污秽赤色。如果不仔细观察，造成的误治必定很多。○《医师秘籍》只记载了前面三十五条，江白仙本和《温热赘言》在三十五条中只选录了二十条，却多出后面的十一条，而且编排次序彼此不同，无法据此订正；偶然在友人顾听泉学博那里见到抄本。《湿热条辨》说：从前得到的抄本，是吴地人陈秋[缺字]赞府所藏的，虽然没有另外的发明，但四十六条全部列出，难道原稿的次序本来就是这样吗？现在就依从这个本子，使学医的人能够窥见全貌！又按：喻氏说：湿温这种病证，其中就潜藏着疫疠之邪；一个人感染，就成为湿温；一个地区的人都感染，就成为疫疠。杨氏说：下面论述治疗疫病的方法，纲领已经具备，学医的人应当在这里用心研究，或许可以避免歧途纷杂的困惑。我认为这就是张仲景所说的清浊之邪相互侵中的情况。石顽也说，时疫的邪气都是从湿土郁积蒸腾中产生的。土地是承受、容纳万物的地方，平时各种污秽之物无所不容；正值邪气蒸腾时，便与瘴雾之毒没有不同。有的发生在山川原野，有的发生在河流、水井、沟渠，人接触到它们后，都从口鼻流入膜原，进而到达阳明经脉，而且右侧的脉象必定比左侧更盛。因为湿土中的邪气会同类相从而侵犯胃，所以右手脉象旺盛。阳明位于太阳之里、少阳之外，是三阳经的中间通道。所以刚开始感邪的一二日内，邪气侵犯膜原，只觉得后背微微怕冷，前额头晕胀，胸膈痞满，手指酸麻；这是时疫发作的先兆，与伤寒一感邪就发热头痛不同。三日以后，邪气乘表气虚弱而向外发作，就会出现昏沉发热、头部出汗，或者咽喉肿痛、皮肤发斑等病患；邪气乘里气虚弱而向内陷入，或者夹杂饮食积滞，就会出现呕吐气逆、胸脘痞满、胃中嘈杂、失血、自己泄泻、吐蛔等病患；如果这个人平素津液枯少，又兼有停滞，就会出现胡言乱语、发狂说话，舌苔黄黑、大便不通等病患；平素阴液亏损，就会出现头面红热、脚和膝部反而发冷。

译雄按：这两种表现，也有不属于阴虚，而是胃中浊气向上熏蒸、肺被热邪壅塞，不能使肺气清肃下行所导致的。到了夜间发热的病患。如果出现喘息、呃逆、冷汗、烦躁不安、抽搐[缺字]等症状，都是误治所导致的。因为伤寒的邪气是从表传入里，温热的邪气则是从里达到表。雄按：这里说的是伏气发作而成为温热病；如果是外感风温、暑热，则都是上焦先受到侵袭。疫疠邪气从阳明这一中间通道，随着表里虚实的不同而发作，并不按照经络的传变次序；因为邪气已经伏藏在中间，不能一发作就全部排尽。雄按：夏季的湿温、秋季的伏暑，病机都是这样，但治疗方法有所区别。有的出汗后热势消退，过了二三日又重新像原来一样发热。有的攻下后里证缓解，过了二三日又出现表热。有的表证缓解后又出现里证。总是由于邪气伏藏在内，所以屡次攻下、屡次发作，不能归咎于调养失当，或再次感受风寒、饮食不慎。汪按：这确实是经过实际阅历才说得出的话。从外部解除邪气，没有比香豉、葱白、连翘、薄荷之类更好的；从内部清除邪热，没有比滑石、黄芩、黄连、山栀、人中黄之类更好的；向下攻夺邪气，没有比芒硝、大黄之类更好的。如果出现发热、自行泄泻，就适宜使用葛根、黄芩、黄连。雄按：葛根应当谨慎使用，我改用滑石、银花比较妥当。汪按：适宜使用绿豆。胸膈痞满，就适宜使用枳实、桔梗、香附。雄按：桔梗升提之性太强，必须少用；香附过于燥烈，应当斟酌使用。我则认为，厚朴主治湿邪造成的胀满，石菖蒲主治痰邪造成的痞塞，贝母主治郁结，都很精妙。汪按：使用制香附没有妨碍。呕吐、呃逆的，适宜使用藿香、黄芩、黄连。雄按：热邪炽盛的，用竹茹、枇杷叶代替藿香。鼻出血、便血的，适宜使用犀角、丹皮；发斑、咽痛的，适宜使用犀角、牛蒡；亚枝说：发斑、咽喉糜烂的，适宜使用锡类散吹敷。烦躁、口渴、汗多的，适宜使用知母、石膏；病愈后因饮食或劳累而复发的，适宜使用枳实、栀子、淡豆豉；汪按：适宜加入竹茹。再根据病证加用葳蕤、茯苓、丹皮、芍药之类。汪按：葳蕤应当谨慎使用。这些都是综合配伍的药物。而香豉、人中黄又是治疗时疫的专药，因为它们能够总括性地解除温热病和流行于当时的内外热毒。顾雁庭说：喻氏治疗疫病以解毒为主，也就是吴又可专用大黄、叶氏兼用银花和金汁的意思，都是这个道理。雄按：松峰所用的青蒿、绿豆，也同样是这个意思。应当知道，这些病证虽然有内外的不同，但无一不是火毒造成的祸患。绝没有使用辛温药发散的道理。我常见偏僻乡村没有医药的地方，热势极盛时任意饮用凉水，往往汗出遍身而病就解除。汪按：古人也有饮凉水过多会害人的告诫，必须知道。还有把鲜车前草捣汁饮用的，效果非常好。这难道不是适宜使用寒凉药、不适宜使用辛热药的明显验证吗？顾雁庭说：脉象和病证本来不一定需要大寒药，但服用大寒药似乎有害，最终却没有受到伤害的，是疫病。脉象和病证可以使用温补，但一用温补药便开始似乎安定、后来逐渐不安的，也是疫病。雄按：疫病证候都属于热毒，只是有轻重的区别罢了。间或有人服用温补药而得以生存，必定本来就不是疫病，只是偶然在疫疠盛行之时患病，于是也被误认为是疫病。或者热邪并不严重，却过多服用寒凉药，也应当用温补药使其恢复；但这不是治疗疫疠的正法，学医的人要加以辨别。汪按：服温补药而得以生存的，是暑月乘凉、饮用寒凉之物而感受寒湿的病证。这与感受热毒的病证大不相同，所以这样说。本来就不是疫病。读者不要因为字面而损害原意就可以了。所以一切风燥、辛热之药，都不能使用。我常见庸医使用羌活、独活、柴胡、前胡、苍术、白芷、川芎、防风之类，导致火气向上逆行，亢盛的热势更加严重。这是因为风燥药的药性都向上升散，就像炉冶得到鼓风铸造之力一样；使用厚朴、半夏、槟榔、青皮、木香等耗伤气的药物，又会使胸膈痞满更加严重。汪按：庸医见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指认为虚证。这就是拔苗助长的做法。雄按：吴又可的达原饮，必须是湿邪旺盛而热邪轻微的病证才可以使用，不能拘泥于此，把它当作固定法则。如果攻下的证候已经具备，却迟疑不敢攻下，反复使用黄芩、黄连而没有效果，这与扬汤止沸没有区别。至于发狂、胡言乱语，舌苔焦黑，而大便自行泄泻，病证属实而脉象虚弱，不能攻下的，雄按：清热、救护阴液，有时也可以治愈。至于烦热、痞闷、冷汗、喘促乏力、四肢厥冷，六脉虚微，不能承受补药的，都难以设法治疗。时疫的变证很多，不能一一详尽说明，姑且陈述大概如此。雄按：小儿出痘，多半夹杂疫疠之气而发作。伍氏认为痘毒藏在脾经，正与这里的论述相合；所以费氏专门讲论痘疫，以救治不寻常痘证中的偏差，他的功劳很大。后人没有察知这一点，指责他偏重使用寒凉药物，大概是不知道痘证与疫病相同之处。审察确定是疫病，就必须遵循他的治法；吴又可也曾论及此事，近来只有王清任知道这一点。我认为麻疹也有因疫疠之气而发作的，所以治疗方法也与温热病相近。学习儿科的人，对于温病、热病、暑病、疫病等各种病证及其病因，难道可以不细心研究吗？汪按：治疗痘证专门使用寒凉药物，终究不是正规的做法；痘证本来就与斑疹不同。这里说的是费氏的治法。只是用来救治不寻常的痘证。由此可知，寻常的痘证不能一概施用这种方法。如果把费氏的方法奉为治疗痘证的固定法则，而把托法等各种方法置之不用，这又是大错了。就像温热病本来最忌讳温补，但病情变化万千，到了坏证阶段，却与伤寒坏证没有不同，有的必须用温补来挽救。同样不能拘泥于一种方法。然而难道可以把温补奉为治疗温热病的固定法则吗？

译又按：李东垣说：脾胃因劳役而患病，饮食又失去节制，疾病拖延日久；等到事情停息、心情安定下来，又吃得过饱，病就会大大发作。此前壬辰年改换年号，京城戒严，到三月下旬，被敌人围困了整整半个月；解围以后，城中百姓没有患病的，万个人中也没有一两个；已经患病而死亡的，接连不断。京城城门共有十二处，每天各门运送出来的尸体，多的有两千，少的也不少于一千。像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三个月。这一百万人，难道都是感受风寒、受到外邪损伤吗？大体说来，人处在被围困的城中，饮食失去节制，劳役受到损伤，这些不用说也能知道；由于早晨饥饿、晚上饱食，起居没有规律，寒温失调，动辄经历两三个月，胃气早已长期亏虚。一旦饮食过量，又感受外邪而伤身，如果调治失当，或误用发汗法，或误用攻下法，就会变成结胸、发黄。后来又用陷胸汤、茵陈汤等攻下，结果没有不死的。这类病起初并不是伤寒，却因误治而变成类似真正伤寒的证候，这全都是药物误用造成的罪过。因此，我把平生亲自试验过的疗效写成《内外伤辨惑论》一篇，说道：俞惺斋说：这就是所谓大规模战争之后，接着发生大规模疫病。看了这段论述，才明白劳役、饥饿和饮食过饱等内伤的病源；它确实属于内伤。像这样的疫病，不应该用寒凉、攻泻的方法，而应该用温补调养的方法。如果使用白虎汤、承气汤、达原饮，正是犯了李东垣所斥责的错误。考察当时是金天兴元年，只因蒙古军退兵才改年号。不久又发生疫病，医生、僧人、道士和经营园圃的人借机抬高棺材价格而牟取暴利，朝廷命有关官署加倍征收税赋来补助国用。百姓生活在那个时候，难道不是苦到了极点吗？如果是太平盛世，百姓都安逸快乐，衣食温饱，即使有劳役或饮食失节的人，也不过是操劳辛苦之辈；假如不兼受外感，也不会很快发病。因此，这样的疫病绝不会发生，符合李东垣内伤学说的疾病也非常少。只是衣食饱暖后容易产生淫欲，凡是安逸享乐的人，真阴常常有所耗损，所以在外感病中，反而阴虚证并不少见。又记载：罗谦甫说，总帅相公年近七十，南征经过扬州时，俘虏了一万多人，并从中选取四名容貌美丽、年龄接近及笄的少女，安排在身边。我说：新近被俘的人，惊恐忧虑之气积聚在体内，再加上饮食失节，大多会患病；靠近他们时，邪气还会传染，危害最大。何况总帅年纪大、元气弱，更应当谨慎。总帅不听，到腊月出兵回师时遇上大雪，新俘虏的人受冻挨饿，都患了头痛、咳嗽、腹泻和腹痛，多数因此死亡。正月到达汴京后，相公因参加贺宴，几次纵情饮酒，于是发病。脉象沉、细而弦，每跳三四下便停一次，所见证候与新俘虏的人没有差别，三天后就死了。《内经》说：乘着年份运气虚弱，遇到月份气运空虚，又失去了时令的调和。因此感受邪气，邪气就会深入骨髓，难道能不畏惧吗？俞惺斋说：考察喻氏论述疫病时引用张仲景《辨脉篇》中“寸口脉阴阳俱紧”的一节，阐明了其中深奥的道理。他说，清邪侵犯上部，从鼻子进入人体的阳分；浊邪侵犯下部，从口进入人体的阴分。邪气在阳分，就会发热、头痛，颈项强直、颈部拘挛。邪气在阴分，就会足部和膝部逆冷，大小便失去控制而自行排出。大体说来，伤寒之邪从人体外部逐层侵入，所以依次传入六经。疫邪从口鼻进入，所以直达三焦；三焦彼此混杂，导致内外不通，因而出现口腔溃烂、侵蚀牙龈，声音嘶哑、咽喉阻塞，痈疽化脓、便血，脐部跳动而疼痛等变化。治疗方法是：在尚未发病以前，预先服用芳香、扶助正气的药物，使邪气不能进入。如果邪气已经进入体内，就应把驱除秽浊作为首要原则。这与吴又可的论述暗中相合，和李东垣、罗谦甫所说的因劳累、疫病、忧虑、惊恐以及受冻挨饿而致病的情况，完全不同。然而各自都有充分的道理，医生必须详细察看病因，认真参照脉象和证候来施治。汪氏按语说：根据这些论述，就知道疫病的病因并不单一。绝不能拘泥于一个方剂来概括治疗所有疫病。只是说，因病而死的人，其病气、尸气与不正之气以及种种恶秽相互混合，交错凝结、互相熏蒸；人处在其中，没有空隙可以躲避，于是没有人不生病，这确实是各种疫病共同的情形。从前崇祯十六年八月至十月，京城发生大疫，许多人突然死亡，医生和祈祷都来不及。后来有外省人来到京城，能够辨认这种证候；他们看见患者膝弯后有筋脉肿起，若呈紫色便无法救治，若呈红色，立即刺破放血就可以免除祸患。他们用这种方法救活了许多人，疫病也逐渐平息。这也是医生应当知道的。因为血一流出，疫毒就向体外泄出，所以能够得以活命。按语：又有一种叫羊毛瘟的病。患者心前、背后出现黑点，像虼蚤斑一样，就是这种病。用小针挑刺黑点处，就会有毛发样的东西出来，必须挑出、拔净才能痊愈。又据《辍耕录》记载：元朝伯颜平定宋朝以后，搜集了几十车大黄，装满后运走。回师经过淮河时，被俘掠的百姓和投降的士兵，以及从北方来的大军，都患了疫病；用大黄治疗后，救活了很多人。《宋元通鉴》记载：书中叙述耶律楚材消灭西夏的事情，那么大黄确实是治疗疫病的良药。吴又可在《温疫论》中称赞大黄是起死回生的神丹，原来并不是凭空捏造。这样说来，李东垣、罗谦甫两家的学说，也不能作为战乱之后发生疫病时固定不变的治疗法则。汪氏按语说：李、罗二人的学说虽然不是固定不变的法则，但也不能不知道。近年所见的病例中，有不少符合李、罗二人的说法；不过，说它们不是治疗正疫的法则是可以的。医家大多各自阐明一个方面，关键全在于善于读书的人能够融会贯通。因为当今世人认为，治疗疫病一定应该使用温热药剂。这固然属于谬论。然而如果说疫病绝对不能使用温热药物，那又是拘泥不化的见解。关键在于随着证候施治，把药用得恰当。雄氏按语说：《续医说》记载：王宇泰说，圣散子方因为东坡先生为它作序，从此天下人把它视为神方。宋末辛未年永嘉发生瘟疫，服用这个方剂而受害的人，多得无法计算。我读《石林避暑录话》说：宣和年间，这种药在京城盛行，太学生尤其深信不疑，因而杀人无数，医生便立即废止了它。从前苏东坡贬居黄州时，当地靠近江边，多低洼潮湿；黄州居民所感受的病邪，有的因感受湿邪而发病，有的因长期遭受雨水浸泡而得病，所以服用此方大多有效。正因如此，它才流传于世，却留下了无穷的祸害。弘治癸丑年，吴中疫病大规模流行，吴县县令孙磐命医生配制圣散子，分发到各街道，并把药方刊印流传。病人服用后，十人中几乎没有一个能活下来，大多都狂躁昏乱而死。唉！孙公的本意原是救活百姓，却不知道圣散子方中有附子、良姜、吴萸、豆蔻、麻黄、藿香等药，都属于性味温燥之品，反而会助长热邪；不死还等什么呢？如果不辨证而一概施治，杀人比刀剑还快；如果有人能够广泛宣讲这个道理来告诫世人，也算是仁者的一种表现。

译我认为疫病大多属于热邪，像老君神明散、务成萤火丸、仓公辟瘟丹、子建杀鬼丸，都属于应当禁用的方剂。假如只喜欢行仁而不喜欢学习，轻率地把这些方剂传给别人，它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完呢？汪氏按语。一是说辨证。一是说好学。这些都应当特别注意。这类温燥的方剂，本来是用来治疗寒湿的，却拿来治疗燥热。难怪会杀人。根据这个道理反过来观察。就知道遇到寒湿证候时，却使用治疗燥热的方剂，给患者服下，也一定会杀人。所以传播方剂的人，对于那些不是药性轻淡、平和稳妥的方剂，千万不要妄自传播。否则，即使有益，也一定会有害。以苏东坡学识广博，尚且有误信圣散子的事情，何况学识在他之下的人呢？如今的士绅先生们，只是涉猎医书，没有经过临床诊治，就轻率地著书立说，大多显得不知分寸。汪氏按语说：洄溪关于涉猎医书、误导他人的论述，都说得十分切中要害。卷四。余师愚《疫病篇》。雄氏按语：《鸡峰普济方》论述外感各种疾病时说：一年四季之中，寒、暑、燥、湿、风五种气相互搏结，善于变化而产生各种疾病。现在就五种气中分别辨析清浊，那么暑、燥属于天气，是清邪；风、寒、湿属于地气，是浊邪。既然如此，那么仲景所说的“清邪中上”，就不只是雾露之气了；况且书籍流传经过战乱和火灾之后，也难免有散失遗漏的遗憾。否则，疫病既然是重大的病证，圣人立论怎么会如此简略呢？后世贤者论述疫病，各自都有精深的义理，也都本于仲景关于清邪、浊邪相互侵犯的宗旨。如果只是受到暑、燥之类的清邪侵犯，这就是淫热所致的病，治疗方法又和嘉言、吴又可的主张不同。汪氏按语说：必须知道，本篇是专门治疗燥热之疫的。学习医术的人牢记这一点，自然就不会误用方药了。后人从来没有谈到这一点。只有秦皇士说：燥热疫邪，首先侵袭肺和胃。所以时令流行的热病，如果出现嘴唇焦裂、口渴不止，应当使用白虎汤。可惜他的话说得不够详细。暑就是热。燥就是火。连金石都承受不住这种流动炽烈的灼烧，何况人的身体并不是金石所成呢？徐后山《柳崖外编》中曾说：乾隆甲子年五六月间，京城酷暑，冰价涨到每斤五百文。因热而死的人数也无法计算。九座城门每天运出的棺材有一千多具。纪文达公又记载说：乾隆癸丑年，京城发生大疫。用张景岳的方法治疗，大多死亡；用吴又可的方法治疗，也没有效果。桐乡冯鸿胪星的姬妾呼吸将要断绝，桐城的医生给她投入大剂量的石膏药，药一用上便痊愈了。沿用这种方法的人，救活的人数无法计算。道光癸未年，我乡的郭云台编纂《证治针经》，特意采用纪文达的记载，用来补充治疗疫病的一种方法。然而纪文达没有详载自己的姓名，读来令人惆怅。过了五年，毗陵人庄制亭在长芦任官时，重新刻印了《疫疹一得》。这部书刊行后，才知道纪文达亲眼见到的那位医生，原来就是余师愚先生。原书最初刻于乾隆甲寅年，但世上很少流传，如果不是庄氏，这部书几乎就要失传了。汪氏按语。余氏把亲自试验过的经验写进书中。阐发了前人没有阐发的道理。并不是凭空妄作。无奈当时世人都推崇温补。余氏的书不是他们愿意听闻的。偶尔有相信余氏论述的人，又不询问病证是否属于燥热，就随手妄加施治，以致误害患者。这样一来，议论余氏的人就更加集中矛头攻击他了。这就是余氏的书，在当时不能流行的原因。然而这难道是余氏的过错吗？从前王白田先生撰写《石膏辨》，极力批评石膏，认为因使用石膏而受害的人很多。哪里知道误用石膏会杀人，善于使用它就可以救人呢？我读了这部书，虽然其中纯正与瑕疵相互夹杂，但它独自辨识出淫热之疫，另辟蹊径，确实补足了前贤未能达到的地方，足以称为张仲景的功臣。我不自量才疏学浅，节取其中内容加以删改润色，编纂成《温热经纬》。卷四　余师愚疫病篇。论疫病与伤寒相似而又不同。疫病初起时，有些证候像伤寒的太阳证、阳明证。但太阳证、阳明证的头痛，不会严重到像头被劈开一样。疫病的头痛却像被劈开一样，头部沉重得抬不起来。伤寒通常没有汗，而疫病则下半身无汗、上半身有汗，其中头部的汗尤其多。头部是诸阳经的首要部位，火性向上炎烧；毒火盘踞在体内，五液受到它的煎熬，热气向上蒸腾，就像蒸笼上方熏蒸出来的露水。所以头部单独汗出特别多。这又是头痛虽然相同，但出汗情况却不同。有的表现像少阳证而呕吐，有的表现像太阴证而自行腹泻。少阳证的呕吐，胁肋一定疼痛；疫病证候的呕吐，胁肋却不疼痛。这是因为体内有潜伏的毒邪，邪火侵扰胃部，毒气向上冲逆，所以反复频繁地发作。太阴证自行腹泻，腹部一定胀满；疫病证候自行腹泻，腹部却不胀满。大肠主管传送，热邪下注于大肠。有的排泄恶臭污浊之物，有的从旁边流出清水样液体，有的一天腹泻多达几十次。这又是证候不同而病情相同。卷四　余师愚疫病篇。论斑疹。我每次论述热疫时，都说它不是伤寒。伤寒不会出现斑疹。有人说：热疫不是伤寒，这当然是对的。至于说伤寒不会发斑疹，那么古人为什么又说，伤寒的热邪尚未进入胃部，却过早使用攻下法，热邪便乘虚进入胃部，所以会发斑；热邪已经进入胃部，却不立即攻下，热邪无法泄出，也会发斑呢？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回答说：古人把温热病都统称为伤寒，所以《内经》说：热病属于伤寒这一类。《难经》分别论述五种伤寒，《伤寒论》辨别五种伤寒的治疗方法。既然说热邪进入胃部，那么即使不是温热邪气，也必定是寒邪转化为热，所以可以用白虎汤、三黄汤、化斑解毒汤等方剂，以寒凉之法清解。如今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因而既误害自己，也误害别人。至于大的称为斑，小的称为疹。红色的，是胃热到了极点，十人中有五人死亡、五人存活；紫黑色的，是胃部已经腐烂，十人中有九人死亡、只有一人存活。我判断生死，并不依据斑的大小或颜色是否紫黑，总要以斑疹形态的松浮还是紧束作为依据。如果斑一出现，便松散、活泛、浮在皮肤表面，红的像朱砂点在纸上，黑的像墨涂在皮肤上，这是毒邪松散外现的表现，即使紫黑成片也可以存活；如果刚出现时虽小得像粟粒，却紧束而有根，像脚踩在针尖上，又像箭射中靶心一样，这是毒邪有根、凝结不散的表现，即使不呈紫黑色也会死亡。如果能够细心审察，在松浮与紧束之间辨明情势，就能在临床诊察的片刻决定生死；到那时才会相信我的话并没有错。卷四　余师愚疫病篇。论治疫病。